毒品盐酸曲玛多辩护词
贩卖毒品盐酸曲玛多一案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福建坤朗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XXX亲属的委托，征得被告人同意，指派我们作为其涉嫌贩卖毒品犯罪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案卷材料，认真研究了证据和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今天又参加法庭调查，听取了公诉人的意见，对本案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贩卖毒品的定性没有异议，对指控被告人情节严重有异议。现根据本案的事实结合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指控被告人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向黄XX贩卖盐酸曲玛多，属于非法经营，依法不应当认定为贩卖毒品。
黄XX属于个体药店经营者，被告人向黄XX出售盐酸曲玛多，是因为黄XX药店经营需要。
盐酸曲玛多属于国家管制的二类精神药品，根据刑法规定毒品包括这类国家管制的精神类药品。是否所有的以牟利为目的贩卖管制类精神药品都认定为贩卖毒品，辩护人认为应根据案件客观情况加以区分。因为国家管制类的精神药品具有特殊性，在实践中临床上使用较多，大多用来缓解特殊患者无法忍受的身体疼痛，这种被做医疗用途的只能认定为药品。
从贩卖毒品的犯罪客体上看，贩卖毒品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贩卖使毒品流向社会吸食毒品的人员，损害了公众健康。结合本案分析，如果被告人贩卖曲马多片是给吸毒人员，为了满足“瘾君子”的购买需要，就应当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而被告人是将这些管制类精神药品卖给黄XX个人药店，这个药店也曾经通过正规渠道进过
盐酸曲玛多。
药店将药品卖给特殊患者用于治病，这种贩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贩卖毒品罪的犯罪客体是不同的。
根据国家对精神药品管理的有关规定，经营盐酸曲玛多此种国家管制的二类精神药品，应有许可证并经过批准，被告人XXX无经营盐酸曲马多的许可证，他的买卖行为属于非法经营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2015〕129号《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七）条，关于非法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的定性问题的规定指出：“行为人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贩卖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的，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行为人出于医疗目的，违反有关药品管理的国家规定，非法贩卖上述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二、被告人贩卖盐酸曲玛多的行为，依法不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２０００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关于“向多人贩毒或者多次贩毒的”，“可以”认定情节严重而非“应当”。
在《刑法》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中，毒品数量是贩卖毒品罪量刑的重要标准。
《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规定将毒品数量作为贩卖毒品罪量刑的重要标准。
司法解释除了对毒品犯罪中的“其他毒品数量大”、大麻“数量大”的标准作出了明确的的规定外，还在第三条规定了“可以”认定为情
节严重的几种情形，这里的规定是“可以”而非“应当”。结合本案，辩护人认为：
首先，从数量上看。根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第三款第4项的规定，“氯氮卓、艾司唑仑、地西泮、溴西泮（即第二类精神药品，盐酸曲玛多也属于第二类精神药品--辩护人注）不满100千克的”（即100公斤）为“其他少量毒品”。
被告人持有和贩卖的分别是片状和胶囊状的版装或瓶装盐酸曲玛多。每1粒为50毫克，每版（瓶）10粒重量为500毫克，那么2000版（或瓶）的重量才为1千克（即1公斤）。本案中，查获的和出售的总累计数量大约为1千克（即1公斤）左右。是“其他少量毒品”上限的1/100（一百分之一）。也就是说，被告人持有和贩卖毒品的总重量为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少量毒品”上限的1/100。
其次，盐酸曲玛多属于第二类精神药品，与海洛因的折算比例为1/10000。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关于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数量标准的参考意见》、《关于依法查处第二类精神药品违法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规定：“对于刑法、司法解释和本意见没有明确规定量刑数量标准的其他类型毒品，应当充分考虑其瘾癖性、戒断性、社会危害性等因素，可以参照毒品换算比例进行量刑，国家第二类精神药品与海洛因的折算比例按10000：1计算”。
所以，我们不应当千篇一律地不考虑贩卖毒品数量和种类，只要贩卖毒品三人或者三次就认定为情节严重，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我们认为这种机械地、片面地理解司法解释的规定，而忽略刑法本身规定的对毒品犯罪进行量刑的重要标准——毒品数量，有违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本意，将造成量刑失衡现象。
三、本案毒品数量中，占较大比例的是在被告人家中扣押的盐酸曲玛多，没有流入社会，没有产生贩卖毒品所达到的社会危害程度。
贩卖毒品罪属结果犯，必须有一定完成的交易行为，对于被告人住处扣押的盐酸曲玛多，被告人没有实施贩卖行为。而且即使推断被告人可能贩卖，也不排除被告人可能会卖给药店和其他用于医药用途的非吸毒人员。
四、被告人自愿认罪，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都较小，有以下从轻处罚情节，望合议庭合议时予以充分考虑。
第一，被告人以前从无犯罪记录，是初犯，具有酌定从轻情节。根据本案案卷材料的证据证实，被告人在涉嫌本案犯罪之前，从未受过任何刑事和行政处罚，显系初犯偶犯。
第二，被告人实施贩卖毒品的属于国家第二类精神药品的“其他少量毒品”。该药品有的是买给药店，还有少量贩卖给吸毒人员，还有部分在其家中被查扣没有流向社会，其社会危害性明显较小。
第三，被告人实施贩卖毒品的数量，是“其他少量毒品”上限的1/100。根据刑法规定：贩卖毒品数量达到“其他少量毒品”上限100千克，是三年有期徒刑。被告人贩卖毒品的数量，仅为“其他少量毒品”上限的1/100，综合考虑全案的其他情节，建议判处6个月以内的刑罚。
此致
上杭县人民法院
辩护人：戴永生、李永祥 2016年1月26日
辩护词(贩卖毒品罪改判非法持有毒品罪)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张某父亲张某某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辩护人，出席法庭参加诉讼。为履行辩护人的法定职责，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据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评议时斟酌并敬请采纳：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某贩卖毒品罪定性错误，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只构成并应当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贩卖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指明知是鸦片、海洛因或者其他毒品，而非法持有且数量较大的行为。”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本质在于非法贩卖，行为人的目的明确，具有营利性；后者的本质在于单纯持有，行为人目的模糊，具有不可求证性。 （一）被告人张某主观方面没有贩卖毒品的故意，不具备“贩卖毒品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贩卖毒品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且是直接故意，即明知是毒品而贩卖。因此其主观方面有两个要素构成，其一，行为人明知是毒品而买进或卖出的；其二，行为人买进毒品的目的是出卖，具有意图关联性。 本案证据证实张某确实是在明知是毒品的情况下，向李某买进了该毒品，之后将其放在自己家的垃圾篓里，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张某购买毒品的主观意图是为了出卖给他人获取非法利润。相反，张某的行为目的具有潜在的多种可能性和不可求证性，而张某本人则一再供述，“他本人是吸毒者，看到这批毒品价格便宜，就想买回来自己吸食。”因此，被告人张某主观方面没有贩卖毒品的故意，其行为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特征相一致。 （二）本案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符合该罪的立法精神。 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禁毒的决定》，设立了"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这一规定在1997年《刑法》中得到体现，法律之
四川朱某某犯受贿罪一审辩护词
四川朱某某犯受贿罪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朱某辉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朱某辉的一审辩护人。经过今天的庭审，辩护人对案件有了清楚的认识，现发表以下辩护词，恳请合议庭予以斟酌并采纳。 一、辩护人对指控受贿罪的罪名有异议的辩护词。 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系国家工作人员，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理由如下： 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担任的职务为三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老窖股份公司）产品研发中心主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简称老窖销售公司）产品部副部长、四川优派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优派公司）总经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本意见所称“国家出资企业”，包括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独资企业，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该规定将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独资企业与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并列规定，实际上间接说明了刑法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仅限于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并且该《意见》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也可以得到推断：“在国有
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在卷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老窖股份公司是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老窖销售公司为股份合作制公司，优派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三家公司均非国有独资企业，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国有公司，因此被告人不属于刑法意义上国有公司中的工作人员。 而要认定被告人是否是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应当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及《意见》中第六条的规定“经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提名、推荐、任命、批准等，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来认定。具体而言： 1、被告人担任研发中心主任职务时不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辩护词。 证据卷第4卷第9-10页，泸州老窖发【2007】118号文载明“根据工作需要，经公司研究决定，聘用朱某辉先生任产品研发中心主
制造毒品罪辩护词
关于李某制造毒品、非法持有毒品案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XXX的委托，担任李某制造毒品、非法持有毒品案二审阶段的辩护人。现根据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作如下辩护意见，恳请法庭考虑采纳： 一、对一审法院认定李某制造毒品的罪名没有异议。 二、对一审法院认定李某系杨某制造含甲基苯丙胺液体21135克、含甲基苯丙胺固体3393.98克原料即麻黄素提供者与事实不符（一）辩护人认为，目前检察机关并未直接查获被告人李某向被告人杨某提供麻黄素的具体数量，因此直接参与麻黄素交易的被告人李某与被告人杨某对于数量的供述对案件的认定应当起着关键的作用。 1、李某在向办案机关供述中仅供述共向被告杨某提供2公斤麻黄素。在一审庭审中李某当庭认可其向杨某提供9—10斤麻黄素，二审庭审中李某当庭陈述中表示?具体数量记不得了，大约是13—14斤?。 2、杨某在向办案机关的供述中提及其从李某处获得的麻黄素数量约为10公斤，每公斤价格大约为1万元，大概花费为12—13万元。在一审庭审中向法院供述李某向其提供的麻黄素约为3—5公斤，二审中被告人杨某表示记不清被告人李某向其提供了多少麻黄素，但大约为4.5公斤。
被告人李某向被告人杨某提供麻黄素，被告人杨某向其支付报酬，双方衡量麻黄素价格的方式是称重。因此，麻黄素具体的重量直接关系到双方的经济利益，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李某表述其在向被告人杨某出售麻黄素前均会进行称重，按照每斤1万元的价格向被告人杨某出售麻黄素。其向办案机关、一审法院、二审法院的供述与被告人杨某的供述差别不大（均在4.5公斤左右），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李某向被告人杨某提供麻黄素的数量约为4.5公斤。 （二）被告人任某、黄某、张某虽然参与了部分物品的接收，但从未进行过称重、检验，并不清楚被告人李某向被告人杨某提供的是什么。 1、被告人任某在向办案机关的供述中称2014年8月向被告人杨某提供了四公斤麻黄素，对于麻黄素的总重量其并未进行称重，但估计约为12000克。在一审庭审中其供述被告人李某大概向被告人杨某提供麻黄素十公斤左右，在二审庭审中供述其并未对运送的物品进行检查，里面有一些瓶瓶罐罐，还有一些估计是麻黄素，但具体多少麻黄素被告人任某并未称重，也未见到被告人李某或被告人杨某称重，因此对具体数量其实是并不知情的，所有的数量均系其猜测得出的。 2、被告人张某虽然参与过接收物品，但在二审中陈述其并未直接打开包装看过包装里面的物品具体是什么。 3、被告人黄某在向办案机关、一审法院所供述的?他一般四五天就来一次，来的时候就会拿四五条（一条就是一公斤）来，其他的配料也要顺带一起带来，都是一件一件的送来，最后12月份的时候
辩护词 辩护意见 (运输毒品罪 法律援助案件)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依**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辩护人通知，****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荆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本案被告人王**的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开庭之前，辩护人认真查阅了本案卷宗，会见了被告人，刚才又参加了法庭调查的全过程，对于案情已有了全面的了解。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王**系受胁迫参加犯罪，系胁从犯。 被告人王**系因欠下被告人冯**债务并受其胁迫而参与本案。被告人王**于2013年只身一人前往缅甸，本欲做生意，赚点小钱养活正在读研究生和高中的两个子女，与家中老母。但却一时不慎进入赌场，输光了所有的钱。在这种情况下，找被告人冯**借了2000元，同时将相关的证件押在被告人冯**处。由于无法归还借款，被告人冯**要求王**帮其运货，并在宾馆向其出示断手照片威胁被告人王**。被告人只身前往异乡，没有任何亲朋好友的支持，孤立无援，同时带去的钱又用光了，精神已经非常脆弱。之后又受到了人身威胁，另一方面还要担心家人受到牵连。可以理解被告人是身处怎样的绝境下被迫运输毒品的。故被告人王**在本案中是胁从犯，运输毒品实非本人所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
罚。 二、被告人王**的主观恶意较小。 被告人冯**要求王**运输毒品时，没有告知其是毒品。被告人王**以为其要运输的物品仅仅是违禁品，其行为仅仅是普通的走私行为，并没有意识到是运输毒品，也没有意识到其行为的危害性。 同时，被告人王**事后对自身行为悔痛万分，在本案进入司法程序的过程中甚至都一直不愿意联系家人，害怕这样的消息会对伤害自己的亲人，一个人在异地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由此可见，被告人王**的主观恶意极小，应当酌情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较小。 被告人王**在公诉人所指控的整个运输毒品犯罪过程中，从出发时间，运输工具、运输路线、资金费用，接毒品，包装毒品，伪装藏匿毒品等一系列犯罪行为，均受他人的直接指使和安排。王**不是毒品的所有者、买家或者卖家，目的只是为了赚取报酬而为他人运输，在整个作案过程中只是充当了一个被人利用的“马仔”角色，起从属和辅助作用，被告人供述都能充分体现以上案件事实。《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明确表明：“毒品犯罪中，单纯的运输毒品行为具有从属性、辅助性特点，且情况复杂多样。部分涉案人员系受指使、雇佣的贫民、边民或者无业人员，只是为了赚取少量运费而为
唐玲等涉嫌贩卖毒品案二审辩护词
唐玲等涉嫌贩卖毒品案二审辩护词 尊敬的省高院有关领导及本案合议庭法官: 我们受唐玲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指派，在唐玲涉嫌贩卖毒品案中担任唐玲的二审辩护人。从侦查阶段介入本案至今，我们对本案的案情已十分清楚，尽管唐玲家庭环境相当困难，但是本着律师的职业道德以及负责的态度，我们仍接手二审的辩护。我们深知二审法官的高尚职业操守，相信你们一定会秉公办案，而不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现我们在一审辩护词的基础上，发表以下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法官一并审阅。 我们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对唐玲量刑畸重。美沙酮作为一种新型毒品，同时长期被戒毒机构和吸毒者作为戒毒药物使用，有别于其他毒品。而其量刑标准究竟应如何计算，目前《刑法》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规定，但至今为止，以国内发生的类似案件判决结果来看，其刑期都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认为一审法院不应机械的依据《刑法》第357条第2款和《关于审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指导意见》来量刑，而应依据美沙酮口服液中所含美沙酮的数量来计算。并且一审法院虽然表示采纳了对唐玲酌情从轻的意见，但在量刑时却并没有得到体现，且唐玲的量刑与犯罪情节更恶劣的刘XX量刑相同，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应改判唐玲较刘XX夫妇更轻的刑罚。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定性准确，但对唐玲量刑过重。 唐玲涉案贩卖美沙酮口服液触犯了我国刑法，依法应予惩处。但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量刑时应考虑到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和行为社会危害性。本案中，从这三方面来讲，一审对唐玲判决的15年有期徒刑，量刑畸重。 首先，美沙酮作为一种新型毒品，其毒性极低，并长期被戒毒机构和吸毒者作为戒毒药物使用，其性质完全有别于其他毒品。 美沙酮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在世界上多个国家作为戒毒药品使用，使吸毒者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并减少共用针具带来的艾滋病等疾病传播。在我国，目前除北京、广东被国家批准使用“美沙酮”替代疗法用于社区戒毒外，还有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等五个省区都在使用，而且这种治疗方法也正在被大力推广。 根据《全国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国家管制的刑法为明确规定数量标准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的量刑数量，在有关司法解释出台前，审理这类案件时，应由有关专业部门确定涉案毒品的毒效、有毒成分的大小和多少、吸毒者对该毒品的依赖程度，决定对被告人适用的刑罚。 本案美沙酮口服液虽然属于国家管制的麻醉药物，但口服液中美沙酮含量极低，毒性小，鉴于其亦毒亦药的特殊性，其社会危害性并不大，不会对公共利益造成较大威胁，与其他麻醉药品也有较大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其犯罪性质的恶性程度较轻，从轻处罚。 其次，“美沙酮口服液”的量刑标准究竟应如何计算，目前《刑法》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规定，一审法院不应机械的依据《刑法》第357条第2款和《关于审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指导意见》来量刑的。 《刑法》作为惩处犯罪的根本大法，但其规定仍然是相当笼统的，并且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也导致其滞后性。对美沙酮这类新型毒品犯罪，应在不违反《刑法》的基础上，参照其他具体法律法规。 《刑法》第357条第2款规定：毒品数量以查证属实贩卖的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但根据立法意图，我们可以推断出，此处的毒品所指的是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使人形成瘾癖的化学物质本身。而之所以规定为不以纯度折算，是因为海洛因等毒品的种类较多，其中的所含制毒物的数量也不同，为了严厉打击犯罪，统一标准，才做此规定。又根据
涉嫌受贿案辩护词
涉嫌受贿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八桂律师事务所受被告人徐炳松及其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徐炳松涉嫌受贿一案的二审辩护人。 接受委托之后，本辩护人本着对事实和法律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阅读了案卷材料，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徐炳松。现就被告人徐炳松不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南市初字第12号刑事判决所提出的上诉理由，简要地阐述本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如无不妥，请依法采纳。 (一)初审判决认定徐炳松于1995年12日收受周卫东的30万元证据不足 初审判决认定徐收受周卫东30万元的主要证据是：徐炳松于1998年5月18日的亲笔供述; 周卫东的口供;梁英等人的证言。然而，上述证据存在以下疑点： 1、被指控的30万元没有来源。原审起诉书提供的证据显然已被一审庭审质证，以及初审判决后辩护人所提供的新证据所动摇和推翻。 证据显示：1995年从梁英处提取的较大款项只有两笔：一笔是12月2日的30万元;另一笔是12月3日的40万元。然而，辩方有较为充分的证据显示：第一笔30万元已由港商黎思人收取;第二笔40万元已借给梁全勇。 这样，公诉人指控的言之凿凿的30万元贿赂款便成了无水之源。 2、被告人徐炳松于1998年5月18日所做的书面供述，据徐炳松在多种场合所作的反映：是被有关办案人员诱供、逼供所成，因而导致徐的供述与周卫东的口供在细节上基本一致。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徐炳松所讲，其可能性未能完全排除。理由： (1)判决书虽然认为徐的供述在先，周的供述在后，但无可否认，这仅仅是表面化的证据才如此。实际上，如果没有一定的证据线索，中纪委不可能对徐采取隔离审查措施的。因此，说徐的口供在先，周的口供在后，显然违背常理。 (2)况且，徐作了第一次书面供述之后，立即以种种方式翻供，并且早在律师介入之前就已作了翻供。这就完全排除了被告人规避法律惩罚的可能。 (3)被指控的30万元的来源不具备，且作为旁证的证人证言前后不一致。 (4)书面供述后面写有“重写”二字，说明被告人在中纪委“双规”期间写的书面供述不止一份，而且不少于一份的供述肯定不完全相同(否则就没有必要重写了)。应当将被告人所有的书面供述都在庭上出示、质证，以辨别不同的供述熟真熟假。 (5)本案实际上主要凭被告人的口供来认定这30万元，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只要重口供不重证据的现象存在，就很难排除诱供、逼供的可能性，从而就不能排除冤、假、错案的可能性。 3、本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先后五次会见了被告人，苦口婆心地劝说被告人在二审期间改变态度，争取从轻处罚，均受到徐的断言拒绝，并且双泪长流，很自然地流露出委屈状。
辩护词(贩卖毒品罪)
贩毒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阳江市法律援助处的指派，并征得本案被告人梁献同意，指派本律师作为其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本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参加庭审，现根据本案的事实以及法律的有关规定，现就本案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梁献贩毒罪名无异议，但对贩毒数量有异议。 1）在江城局石湾北路梁献出租屋缴获的毒品不应该计算在贩毒数量里，因为持有不等于贩卖，公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该毒品必然用于贩卖；梁献是吸毒人员，虽经二次强制戒毒，都不能戒除毒瘾，完全有可能将其全部吸食。 2）关于指控梁献在被抓获前几天卖给同案被告黎国栋50克冰毒问题，根据黎国栋堂上供述，明确表示该毒品是梁献暂放其处的，公诉人认为，黎国栋在法庭对着法官供述不可信，难道对着公安人员的供述就可信吗？按“事实存疑时应当适用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该采信黎国栋堂上供述；再说，即使是非法买卖，也需双方合意。因此，并未达成毒品交易，梁献想将该50克海洛因卖给黎国栋，但交易并不成功，没有将毒品卖出，故犯罪形态应为犯罪未遂。 3）根据以上两点，结合公诉人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审情况，辩护人认为，认定梁献贩毒罪数量应该是：2013年4月初卖给李国栋5克海洛因，2013年清明前卖给黎国栋冰毒20克，卖给梁计再冰毒9克，合计44克海洛因或冰毒。法院应以此数量对梁献定罪量刑。 二、梁献有法定或酌定的从请处罚情节
1）梁献被公安抓获后，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有关犯罪事实，且供述稳定，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开庭时当庭认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在对梁献量刑时，应该因此轻处10%。 2）梁献无固定工作、收入，也没有其他劳动技能，又是毒品的瘾君子，无法摆脱对毒品的依赖，为了有足够的钱供其吸毒，无奈之余，铤而走险贩卖毒品，其行为具有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期待可能性。 3）梁献为吸毒人员，不是毒品来源，也没有参与毒品走私活动，不是毒品犯罪重点打击对象。 4）梁献此次贩卖毒品犯罪时间短，贩卖的毒品并没有真正流入社会，社会危害性不大，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予从轻处罚。 5）法不外乎人情，梁献女儿只有5岁，如果能够让其在成年之前和父亲一起生活、享受天伦之乐，人间美事也。 综上所述，纵观本案全部事实，本案应当和有组织贩毒案件相区别对待，被告梁献认罪态度好且有悔罪表现，请法庭查清事实，从本案实际情况考虑，依照“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为原则，对被告梁献在法定量刑的基础上减轻处罚。以上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考虑采纳。 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沛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涉嫌受贿案辩护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八桂律师事务所受被告人徐炳松及其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徐炳松涉嫌受贿一案的二审辩护人。 接受委托之后，本辩护人本着对事实和法律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阅读了案卷材料，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徐炳松。现就被告人徐炳松不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南市初字第12号刑事判决所提出的上诉理由，简要地阐述本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如无不妥，请依法采纳。 （一）初审判决认定徐炳松于1995年12日收受周卫东的30万元证据不足 初审判决认定徐收受周卫东30万元的主要证据是：徐炳松于1998年5月18日的亲笔供述；周卫东的口供；梁英等人的证言。然而，上述证据存在以下疑点： 1、被指控的30万元没有来源。原审起诉书提供的证据显然已被一审庭审质证，以及初审判决后辩护人所提供的新证据所动摇和推翻。 证据显示：1995年从梁英处提取的较大款项只有两笔：一笔是12月2日的30万元；另一笔是12月3日的40万元。然而，辩方有较为充分的证据显示：第一笔30万元已由港商黎思人收
取；第二笔40万元已借给梁全勇。 这样，公诉人指控的言之凿凿的30万元贿赂款便成了无水之源。 2、被告人徐炳松于1998年5月18日所做的书面供述，据徐炳松在多种场合所作的反映：是被有关办案人员诱供、逼供所成，因而导致徐的供述与周卫东的口供在细节上基本一致。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徐炳松所讲，其可能性未能完全排除。理由：（1）判决书虽然认为徐的供述在先，周的供述在后，但无可否认，这仅仅是表面化的证据才如此。实际上，如果没有一定的证据线索，中纪委不可能对徐采取隔离审查措施的。因此，说徐的口供在先，周的口供在后，显然违背常理。 （2）况且，徐作了第一次书面供述之后，立即以种种方式翻供，并且早在律师介入之前就已作了翻供。这就完全排除了被告人规避法律惩罚的可能。 （3）被指控的30万元的来源不具备，且作为旁证的证人证言前后不一致。 （4）书面供述后面写有重写二字，说明被告人在中纪委双规期间写的书面供述不止一份，而且不少于一份的供述肯定不完全相同（否则就没有必要重写了）。应当将被告人所有的书
毒品案件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成都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被告人xxx被控贩卖毒品罪二审一案,四川蜀航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xxx之母xxx的委托并指派本律师担任xxx二审辩护人,为充分履行辩护职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本律师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本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公诉机关指控xxx贩卖毒品罪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xxx构成贩卖毒品罪, (一)、一审判决认定xxx贩卖毒品,但其依据的证据只有xxx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 1、xxx的有罪供述的真实性没有查明。 一审庭审中,被告人xxx陈述称公安机关讯问时存在逼供、诱供情况,称其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不属实的,拒绝认罪。对此,一审法院没有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依法查明xxx有罪供述的真伪,就以xxx的有罪供述作为主要证据认定被告人xxx构成贩卖毒品罪,其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 2、本案缺乏关键的物证或相关鉴定结论。 xxx没有吸毒史,没有接触过毒品,至于哪一类毒品是什么样子的,xxx根本不认识。仅凭xxx 供述称送毒品进监室,就认定其送进去的就一定是毒品,这显然属主观臆断。并且xxx的有罪供述所称的送东西进监室的时间、次数等前后陈述均不一致,其中一次供述称自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能是毒品。对毒品来源,xxx的供述也前后不一致,毒品从谁手中购买,购买到的到底是不是毒品等都无法确认。 3、相关证人证言不能形成证据锁链。 证人xxx与xxx、xxx等人本身就是被羁押对象,其与xxx存在利害关系,其中田留忠还与xxx 有过矛盾,这些证人的陈述无论是吸食毒品的时间、次数、毒品的包装等都说得不一致。刘松涛说的是两三次、时间是2010年3-4月份,还有xxx、xx、xxx等人一起吸食,xxx说的时间是2010年5-6月份,xxx是2009年12月份才开始与xxx羁押在一起,其陈述的2010年3月份后才开始与xxx熟悉,xxx根本说不清楚具体时间,xxx根本没有看到过所谓的毒品。这些证人证言作为间接证据,但存在多处不一致,无法形成证据锁链。 4、看守所岗哨严密,监控密布,xxx无作案条件。 看守所是岗哨、监控最为严密的地方,其管理制度非常健全,管理监控极为严格,从外面传递物品进入监室门口须经过三道以上的岗哨进行严格的检查,xxx根本无法携带违禁物品靠近监室的。如果xxx存在违规违法行为,必然被执勤武警、值班警察、管教等发现,监控也会摄录下其违规违法过程。但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出示看守所内部人员、警察、武警、管教等的任何证人证言,更没有提供相关监控视频、音频资料。 但一审判决却认定公诉机关出示的指控证据“来源合法、相互关联、能证明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据此认定上诉人构成贩卖毒品罪。对此,本辩护人不能认同。 《刑诉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因此,本辩护人认为认定xxx贩卖毒品犯罪行为还存在很多无法排除的疑问,证据无法做到确实充分。仅凭xxx自己的有罪供述就草率认定其构成贩卖毒品罪,违背上述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并应根据“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宣告xxx无罪。 (二)、一审判决认定xxx贩卖毒品,但没有查明毒品的种类、毒品数量、毒品来源及涉案毒品的真假。 1、涉案毒品的种类、数量没有查明,无法做到“罚当其罪”。 法律、有关司法解释对不同的毒品的定罪量刑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一审判决没有查明xxx 到底贩卖了那一类毒品、到底贩卖多少毒品、这些所谓的毒品的来源、存不存在假毒品的可
辩护词(王世飞走私运输毒品案)
辩护词（王世飞涉嫌走私运输毒品案） 审判长、审判员： 王世飞涉嫌走私、运输毒品案，重庆东和律师事务所已接受被告人亲属的委托，指派李晓红律师作为其辩护人。开庭前辩护人查阅了本案所有的卷宗材料，多次会见了犯罪嫌疑人，结合刚才的法庭调查，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世飞犯走私、运输毒品罪的定性没有异议。 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世飞与金述庆共同走私、运输毒品183.94克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被告人王世飞与金述庆的行为不能构成共同犯罪，应该根据两被告人体内携带的毒品数量来确定犯罪数量。因此，被告人王世飞走私、运输毒品的数量应为91.91克。本案中，被告人王世飞与金述庆其分别受一个绰号叫“勇哥”（指陈在勇）的毒贩指使，帮助“勇哥”等人实施运输毒品，从而获得一定报酬，是“勇哥”等人运输毒品的帮助犯，被告人王世飞与指使其运输毒品的“勇哥”等人，被告人金述庆与指使其运输毒品的“勇哥”等人分别构成共同犯罪，但被告人王世飞与金述庆则不构成运输毒品183.94克的共犯。尽管被告人王世飞与金述庆在本案中运输毒品在时间与空间上具有紧密联系，具有诸多共同点，甚至二被告人均受同一主犯指使，但这不能得出被告人王世飞与金述庆为共同犯罪的结论。并且，被告人王世飞与金述庆的上家老板“勇哥”把毒品麻古装入他们体内后，两被告人各自运输，各自承担运输的90多克毒品的风险和根据自己的运输毒品的多少获取各自的报酬。因此，从被告人王世
飞体内查获的毒品是91.91克，王世飞走私、运输毒品的数量只能依据其体内查获的数量来确定。因此，被告人走私、运输毒品的数量是 91.91克，而不是183.94克。 三、被告人王世飞与金述庆的行为应属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并且到达缅甸后怀疑运输的可能是毒品后，不想运输了，想回家，但受到陈在勇与其他毒犯的威胁，迫不得已才运输的，应属于胁从犯，依法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8】324号）第三条，运输毒品罪的刑罚适用问题中明确规定：“对于运输毒品犯罪，要注意重点打击指使、雇佣他人运输毒品的犯罪分子和接应、接货的毒品所有者、买家或者卖家。······毒品犯罪中，单纯的运输毒品行为具有从属性、辅助性特点，且情况复杂多样。部分涉案人员系受指使、雇佣的贫民、边民或者无业人员，只是为了赚取少量运费而为他人运输毒品，他们不是毒品的所有者、买家或者卖家，与幕后的组织、指使、雇佣者相比，在整个毒品犯罪环节中处于从属、辅助和被支配地位，所起作用和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小。因此，对于运输毒品犯罪中的这部分人员，在量刑标准的把握上，应当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和前述具有严重情节的运输毒品犯罪分子有所区别，不应单纯以涉案毒品数量的大小决定刑罚适用的轻重。 对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确属受人指使、雇佣参与运输毒品犯罪，又系初犯、偶犯的，可以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也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因此，本案中被告人王世飞的行为与其幕后的组织、指使、雇佣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辩护词
遇到刑事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www.360docs.net/doc/ce6602827.html,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辩护词 如大家所知，只要行为人涉及毒品，就可能构成毒品犯罪，比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容留他人吸毒罪，以及非法持有毒品罪等。那么，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我们辩护人应当从哪些方面为被告人辩护呢，下面，赢了网小编马上为大家说明。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颐海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赵XX的委托，指派本所王XX、郝兴利两位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律师接受委托后进行了阅卷，会见了被告人，并参加了庭审，在此基础上，辩护人已基本了解案件事实，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辩护人对公诉方指控被告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性质不持异议。 二、被告人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1、根据最高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而本案的事实是：2017年3月31日，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下，被告人于X给被告人赵XX打电话说要购买冰毒，被告人赵XX于4月1日凌晨在前来送冰毒的过程中被抓获。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赵XX的行为应当属于“犯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2、根据最高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因“数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本案中，被告人因自己吸食而非法持有毒品21.7克(黄色晶体)，因犯意引诱而持有20克毒品(白
色晶体)，属于《座谈会纪要》中的“数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具有酌定从轻情节。 1、本案因特情介入，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一般都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毒品一般也不易流入社会，其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在量刑时，应当加以考虑。 2、通过辩护人在庭审中当庭对被告人的发问，证实被告人是因身体健康原因而非法持有毒品，被告人持有毒品是为了减轻身体病痛，因此，从被告人持有毒品的原因、动机、目的等情节，都可以反映出被告人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小，请求法庭酌情从轻、减轻处罚。 3、从被告人的讯问笔录可以看出，被告人对于自己的组织卖淫的犯罪事实坦白认罪;庭审中，被告人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也是当庭自愿认罪;根据《刑法》以及最高院印发的《人民法院最高量刑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被告人具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三、被告人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 《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
金某贩毒案件的辩护词
金某贩毒案件的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浙江震远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并征得其同意，指派我作为金某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庭前我阅读了相关案卷，会见了被告人。根据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今天法庭调查的结果。现就本案部分事实和量刑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考虑。 一、辩护人对起诉书认定被告人金某第一起贩卖毒品定性和数量有异议。 (一)，起诉书中认定被告人金某贩卖毒品海洛因数量为0.09克，但对其包内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5克是否也认定为贩卖毒品的数量不明确。但辩护人认为在其包内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5克（9包）不应当认定为被告人金某贩卖毒品数量。 1，从证据角度来说，在被告人金某包内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5克认定为贩毒数量的证据不充分。 (1)，根据被告人金某供述可知，2014年1月8日下午15时许，被告人金某通过朋友即证人胡某的介绍从证人张某处购买毒品海洛因约3克左右。2014年1月9日下午14时许，被告人金某将前次从证人张某处购买毒品中部分（即海洛因0.09克）又贩卖给证人张某。可见，首先，毒品交易的双方是被告人金某和证人张某，在被告人金某包内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5克和贩卖的毒品海洛因0.09克均来源于证人张某，证人张某是其上家。
其次，被告人金某购买毒品是为了吸食，而不是为了贩卖。其三，被告人金某贩卖的毒品海洛因0.09克给证人张某也有其原因在内，毕竟其毒品来源于证人张某（包括被告人金某贩卖的毒品海洛因0.09克），因为证人急需要少量毒品，被告人金某为了更容易笼络证人张某，增加其一条毒品来源的途径。因此，其贩卖毒品本身比较消极，其本意不是为了获利，主要是担心双方关系破裂，其贩卖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2)，根据证人张某的证言可知，第一次笔录（2014年1月9日10点30分），证人张某主动到派出所反映情况即有人贩卖毒品，并愿意配合公安机关将贩毒人员抓获。证人表示其对贩毒的深恶痛绝，并向公安机关提供贩毒的电话号码。第二次笔录（2014年1月9日15点40分）证人为了引诱被告人金某贩毒而所做的准备工作以及整个交易过程。第三次笔录（2014年1月9日19点40分）证人在2014年1月8日与被告人金某没有见过面。2014年1月7日下午15时左右，证人张某通过朋友即证人胡某的介绍认识卖给其毒品的被告人金某，并互留号码。证人胡某告知被告人金某是贩毒的，以后买毒品可找被告人金某。证人张某主要是陪证人胡某过来的，其与被告人金某没有毒品交易。整个过程均是被告人金某和证人胡某双方交流，证人张某在小区外面等待，对被告人金某和证人胡某交流内容不清楚。由此可见，首先，被告人金某贩卖毒品是特情引诱产生的贩卖故意。其次，2014年1月7日下午15时左右，不管是否是存在贩毒交
二审辩护词 张庆民毒品犯罪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各审判员： 受本案上诉人张庆民亲属的委托，由我担任其涉嫌犯贩卖、运输毒品罪一案的二审辩护人。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上诉人张庆民死刑立即执行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或无期徒刑；现结合刚才的法庭调查，根据本案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第一、一审判决上诉人张庆民死刑立即执行，量刑偏重，辩护人认为上诉人张庆民罪不至死，理由如下： 1、一审判决仅凭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因一时糊涂替同案犯邹仲亨、禹凯开脱罪行，便彻底否定上诉人张庆民在整个案件的认罪态度是不符合案情事实的。上诉人张庆民自侦查阶段起，便毫无保留地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即便如一审判决错误认为上诉人认罪态度差，但一审判决一方面是以上诉人在侦查阶段供述的全部事实作为定案证据，一方面又彻底否认上诉人的认罪态度，属于自相矛盾。其实，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欠考虑地糊里糊涂地替同案犯邹仲亨、禹凯开脱罪行；因此，无论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做如何认定，不得彻底否定上诉人的自愿认罪态度和坦白行为。 2、本案一审被告人王强多次贩毒合计数量达到1366.4107克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上诉人是第一次贩毒且数量仅为其三分之二即993.379克为何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比前科，均有前科。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情况下，上诉人既然在贩毒次数、数量上均没有第一被告人多，特别是贩毒次数就足以证明其社会危害性远远超过了上诉人；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比第一被告人还重的极刑，显然量刑偏重。 3、一审判决对第五被告人邹仲亨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对上诉人张庆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不当区别对待。一审判决认定同案犯邹仲亨犯贩卖、运输毒品罪的数量、庭审态度均与上诉人相同，唯
辩护词(贪污受贿罪)
辩护词 [提要]：犯罪构成要素，是一个行为被认定为犯罪所必需具备的基本特征，且缺一不可。关于滥用职权罪，本案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XXX有“滥用”之主观故意，亦未充分证明有滥用职权之客观行为，犯罪构成要件四缺二，何以定罪？关于贪污罪(5件)和受贿罪（4件），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对于该部分也应当依法不予认定。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XX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XXX、XXX律师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依据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关于滥用职权罪，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未能充分证明XX主观上滥用职权之故意 滥用职权罪主观上重点要突出的是“滥用”二字，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本案事实并非如此。XX2014年9月14日亲笔供词及其多次供述均证实，在X县政府组织XX局、XX局、XXX局、XX委等部门召开的会议上，就配套资金不足的问题，XXX书记已经明确指出，钱是没有的，“XXXXX”。具体到XX站XXXXX的翻新改造方案而言，并不是XXX、XX私自决定，而是在领导指示做“技术操作”的前提下，向XX局汇报后由两位局领导在开会时做出的决定。XXX200XX年10月30日、200X年元月1日两份工作笔记及揭先阶的供述都以不同的形式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印证。并且去XX电机厂也
是由XX局领导带队前往考察。可见，公诉机关指控称XX、XXX阶“不经批准，擅自同意”翻新改造方案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庭审中我们得知，更新改造项目的资金由三部分组成，其中县一级配套资金XX%，对应金额为XX余万元。正是因为这部分资金的缺口，才导致“进行技术操作”（县政府组织会议上XX讲话）。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套全新电机市价XX余万元，招投标文件中给出的底价却只有XX万元，试问，以近乎一半的价格如何能买到全新的电机？X县政府、XX局做出这样的决定尚且可以被原谅、不被追究，奈何给忠于履职的基层公职人员扣上这么大的一顶“黑锅”？ 要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故意，不能仅凭主观臆断，还要结合其认知能力。XX不过是一名XX站的站长，上有建管办、县XXX 局、县政府三级领导。“官大一级压死人”。就XX的职务地位和认知能力而言，水利局和县政府的会议决定是足够权威的。在领导明确表态后，XX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正确履行职务，从不曾想过要私自变更设计方案，况且这样做与已无任何利益。 另外，旧设备折价款XXX万元打到水利局账户、旧电机按照县政府协调会议的决定交给XXX、X厂监工XXX向XXX局局长汇报监督情况等一系列客观事实已经足以证明，在翻新改造方案的实施过程中都掺杂着上级领导和部门的参与、默许，XX的整个行为都是正常的履职行为，丝毫体现不出主观上滥用职权的故意。 （二）滥用职权行为何在，公诉机关未充分举证 1、对于被告人XX有怎样的滥用职权具体行为，公诉机关未尽到充分举证的义务。
毒品案件辩护词
毒品案件辩护词 毒品案件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委托，指派我作为本案被告人袁XX的辩护人。作为本案袁XX的辩护律师，已经注意到，控方对被告人刘XX进行了采用携带的方法非法运送罪的有罪指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我认真查阅了案件材料，会见了犯罪嫌疑人袁XX。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2003年5月13日，凌晨6时袁XX在岳阳车站出站口被值勤民警抓获，袁XX携带毒品是事实，被告人供认不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五小项的第四款之规定：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运输毒品的人已跑了，袁XX被利用了，已经暨成事实，运输了毒品。 8月20日，我在长铁公安看守所会见了被告人袁XX，在会见犯罪嫌疑人的笔录中，问：”你到广州只说是去玩，知道是运毒品吗？”答：”不知道，知道的话我就不会去，我当时不知，问蔡X是毒品吗？”蔡X说不可能，你带回去是一千元钱，莫管莫问，去时有蔡X和田X，回时是我们三个人。而起诉书上，本院认为：被告人袁XX无视国家法律，明知是毒品而采用携带的方法非法运送。本辩护人认为有不妥之处。说明袁XX主观上没有运输毒品的故意，是过失犯罪，而是被利用了，到岳阳后，要他带毒品的二人跑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综上所述，只有对案情事实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正确的认定犯罪性质，必须搞清楚被告人是不是主观故意犯罪，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如果不是故意犯罪的话，应根据犯罪的情节从轻，减轻处罚。请审判长，和法院能考虑本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谢谢。 辩护人：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月圆 2003年8月26日
贩卖毒品罪辩护词
贩卖毒品罪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XXX律师事务所接受张某某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杨秀强作为被告人张某的辩护人,本律师接受委托后认真查阅了相关案卷、会见了被告人,参加庭审。现辩护人结合案件事实与法律,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参与共同犯罪,构成运输、贩卖毒品罪持有异议。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张某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参与共同犯罪同时构成运输毒品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应予以认定。 一、被告人张某的行为不构成与王某等人的共同犯罪。 1、《刑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按照这一规定,构成共同犯罪,在犯罪主观方面,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即要求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决意参加共同犯罪,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在犯罪客观方面,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即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是指向同一的目标彼此,互相配合,结成一个有机的犯罪行为整体。 2、根据该起犯罪中各被告人在侦查阶段所作的《询问笔录》,以及各被告人在庭审中所作的供述,均可证实,被告人王某到四川购买毒品时,只是带张某去四川玩,并没有告诉张某要去购买毒品。王某在和其他人预谋时,张某并不知情。 到达四川后,在毛某家中,王某、张某、毛某等人共同吸食毒品。在试了毒品的质量挺好之后,被告人张某“想买些毒品回东营,挣点钱花。”也就是在这时,张某才有了购买毒品的犯罪故意。但张某的犯罪故意,只是想自己从王某处购买毒品,并不是和王某共同购买毒品。 所以,被告人张某没有参与王某等人贩卖毒品的预谋,也没有形成和王某等人共同贩卖毒品的故意,张某实施犯罪的故意内容和王某等人并不同。被告人张某没有与王某等人共同贩卖毒品的故意。 3、根据被告人王某、毛某、蒋某等人的供述,在王某购买毒品的整个过程中,被告人张某都没有参与。 购买毒品前,在毛某家吸食毒品的行为,不能解释为共同犯罪的行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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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森祥受贿案 被告人高森祥，男，50岁，原系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行长。 1990年8月10日被逮捕。 被告人高森祥受贿案，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该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1988年6月至1990年7月，被告人高森祥在担任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简称中信分行行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批准为企业贷款或为企业担保贷款过程中，收受他人贿赂现金及实物折款共计港币1723万元，人民币6303万元，美金5000元。 具体受贿事实如下 1989年3月，中国正信集团化工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泛信磁电厂总经理陈民先向被告人高森祥提出，要求中信分行为其在香港的320万美元贷款提供不可撤销的银行担保，可给港币100万元的好处费。 高森祥同意后，于3月6日签发了银行担保书。 陈民先得到贷款后，从中提出30万美元汇给其合资股东香港永诚行经理陈剑帆，让陈剑帆从中在香港支付给高森祥港币100万元。 陈民先告知高森祥，可在陈剑帆处取款。 同年5月间，高森祥去香港，陈剑帆给了港币20万元。 高森祥利用陈剑帆的香港身份证将该款存入银行，并亲笔在存款单上签了陈剑帆的名字，将存款单带回深圳，自己保存。 半个月后，陈剑帆将存单从高森祥处取出，带到香港为高森祥保存。 1989年6月至1990年6月，被告人高森祥又先后从陈剑帆处取港币10万元、美金5000元。 1988年12月至1990年1月，被告人高森祥在为陈民先批准贷款人民币2790万元、美金760万元和为其担保其它贷款的过程中，先后收受了陈民先贿赂的港币12万元、人民币8000元。 1989年1月至1990年6月，被告人高森祥应广东茂源公司经理兼上星实业股份公司董事长梁思荣的要求，批准为茂源公司和上星公司在中信分行贷款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