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自然观及特点

浅谈中国古代自然观

中国古代主要是指旧石器晚期到中国近代史开始之前的漫长历史。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是辉煌的，四大发明，圆周率的计算都是领先世界很多年的。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总的认识，是人们对整个世界认识的基础。中国古代，人们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普遍联系、不断运动的整体，由此形成朴素的自然观，如“阴阳说”、“五行说”、“元气说”等。古代自然观是一种有机论自然观，强调整体和联系，注重事物的变化发展，注重解释事物与现象的关系，注重的是辨证统一。第二，古代的自然观具有浓郁的思辨性质，不注重实验方法和逻辑推理。第三，它是一种经验性、实用性的自然观，讲究直观的经验的积累和服务于农业生产实际。中国古代自然观主要有：

（1）阴阳五行说

阳字本是指日光，阴字本是指没有日光。到后来，阴、阳发展成为指两种宇宙势力或原理，也就是阴阳之道。阳代表阳性，主动、热、明、干、刚等等；阴代表阴性，被动、冷、暗、湿、柔等等。阴阳二道互相作用，产生宇宙一切现象。阴阳家认为，五行按照一定的顺序，相生相克四季的顺序，与五行相生的顺序是一致的。木盛于春，木生火，火盛于夏，火生土，土盛于中央；土生金，金盛于秋；金生水，水盛于冬；水又生木，木盛于春。五行学说解释了宇宙的结构。

阴阳五行学说中的科学方面，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物对立统一的客观面貌，并能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有效的应用于实际生活中，从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得以保存和延续下来，并不断得到细致化和丰富化。在这种理论中，很少有意志论和目的论的主观臆测，而更多的是具有机械论和决定论的倾向。

我国古代医学家，在长期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将阴阳五行学说广泛地运用于医学领域，用以说明人类生命起源，生理现象，病理变化，指导着临床的诊断和防治，成为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起着极为深刻的影响。阴阳学说是以自然界运动变化的现象和规律来探讨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的变化，从而说明人体的机能活动、组织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

任何事物均可以阴阳来划分，凡是运动着的、外向的、上升的、温热的、明亮的都属于阳。相对静止的、内守的、下降的、寒冷的、晦暗的都属于阴。我们把对于人体具有推进、

温煦、兴奋等作用的物质和功能统归于阳，对于人体具有凝聚、滋润、抑制等作用的物质和功能归于阴，阴阳是相互关联的一种事物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阴阳学说贯穿在中医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用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疾病的发展发展规律，并指导着临床诊断和治疗。阴阳学说可以用来说明人体的病理变化：疾病发生是因“阴阳失调”。如“阴胜则寒”“阳胜则热”“阴虚则寒”“阴虚则热”“阴损及阳”“阴阳两虚”等病症，并且病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与此同时，阴阳学说也应用于疾病的诊断，疾病的诊断要以分辨阴阳为首务，只有掌握阴阳的属性，才能临床中正确运用。【1】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阴阳五行学说对于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对促进中医的确立起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导致中医理论的直观性、模糊性、超稳定性，这些特点阻碍了中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中医理论的出路在于保存阴阳五行理论整体性、辩证性等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走出阴阳五行的怀抱，与现代科学结合才能发展。

（2）八卦说

早在殷周时期的著作《周易》之中的八卦说，《周易》中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可以看作是宇宙的生产过程。“太极”是宇宙的总根源，也就是指元气，古人从日常生活中选取八种自然物或自然现象作为构成万物的本原。八卦中对立的卦象以刚柔相济表示事物的相互转化，蕴含着朴素辩证法思想。

（3）天人合一

在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人采用的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古代人认为，人是天（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人的行为的根据，一定要在天的行为中寻找。无论在肉体或精神方面，人都是天的副本。“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何以成之？就要通过礼乐的教养，也就是文明和文化。假如没有文明和文化，宇宙就像是一个未成品，宇宙本身也会感到不完全的痛苦。

从对以上观念的概述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自然观的思想与其对人生和社会的理解密切相关，人们对自然的理解附属于对人的理解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其中与中国的封建统治有很大的关联，古代封建统治者为天子即天之元子，天是人格化的自然界，被认为是宇宙最高的主宰，世间万物都是天地孕育的后代，天为父，所以号“皇天”，地为母，所以叫“后土”。因此，凡人皆为天之子。按照宗法制度来说，只有嫡长子才有权力继承父的遗产，因此天子就是天的嫡传子孙。还有我们知道很多古代的起义军在起义之前所做的种种：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鱼肚里挖出的“陈胜王”；东汉

末年张角以得仙人所赠《太平要术》，学会道法后借施送符水为名，招收徒众来起义；元末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普遍流行于黄河灾区的一个民谣，后来果然因为黄河泛滥，天下人反了等等各种形式的迷信活动。

（4）唯物主义自然观

唯物主义自然观学派的人不相信鬼神之说，摒弃所谓的“天人感应”。其中代表人有汉代的王充、魏晋时期的哲学家杨泉、南朝宋时的思想家何承天、南朝齐梁时的无神论者范缜、唐朝时期的刘禹锡和柳宗元、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等等。

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无为的结果。他认为万物是由于物质性的"气"，自然运动而生成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生物间的相胜是因为各种生物筋力的强弱、气势的优劣和动作的巧便不同，并非天的有意安排，天不是什么有意志能祸福的人格神。2. 王充认为天是自然，而人也是自然的产物，"人，物也；物，亦物也"，这样就割断了天人之间的联系。他发扬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他认为社会的政治、道德与自然界的灾异无关，所谓"天人感应"的说法只是人们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拟天的结果。3. 王充认为人有生即有死。人所以能生，由于他有精气血脉，而"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认为人死犹如火灭，火灭为何还能有光?他对于人的精神现象给予了唯物的解释，从而否定鬼的存在，破除了"善恶报应"的迷信。4. 王充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古今不异，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没有理由颂古非今。他认为汉比过去进步，汉在"百代之上"，因为汉在"百代"之后。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他把人的发声，比喻为鱼引起水的波动；把声的传播，比喻为水波的传播。他的看法与我们今天声学的结论是一致的：声是物体振动产生的，声要靠一定的物质来传播。

东汉时代，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支配地位，但与春秋战国时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学说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而其集大成者并作为"国宪"和经典的是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王充写作《论衡》一书，就是针对这种儒术和神秘主义的谶纬说进行批判。《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对

作》篇）。正因为《论衡》一书"诋訾孔子"，"厚辱其先"，反叛于汉代的儒家正统思想，故遭到当时以及后来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冷遇、攻击和禁锢，将它视之为"异书"。

但是它产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即封建国家处于统一和强大、儒学与谶纬神学相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的时期，它敢于宣布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敢于不承认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的权威挑战，并确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义体系，这在历史上是起了划时代的作用的。它对今后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诸如魏晋时期的哲学家杨泉、南朝宋时的思想家何承天、南朝齐梁时的无神论者范缜、唐朝时期的刘禹锡和柳宗元、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等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发展张载的气化论，强调“天地之化日新”，把荣枯代谢、推移吐纳看作是宇宙的根本法则。他认为任何生命体都经历着胚胎、流荡、灌注、衰减、散灭诸阶段，前三者是生长过程，后二者是衰亡过程，而就在“衰减”、“散灭”过程中已经孕育“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契机，旧事物的死亡准备了新事物诞生的条件，“由致新而言之,则死亦生之大造矣”。

中国古代自然观点的特点

总之，我国古代自然观更多讨论的是世界的本原问题和对运动规律的思辩解说，纯粹是各家的主观臆测。对事物的认识是从整体角度考虑的，注重的是辨证统一。对问题的讨论也只是泛泛而谈，不作深究。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在那时不可能出现象古希腊“原子论”那样的思想，而且这些辩证思想与我国古代自然科学没有多大的联系,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没有起多大作用，只有中医学是个例外，中国古代自然观的成分的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医理论的形成，至今仍然应用于临床研究和实践，而且其中有些是西医理论无法超越的。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因而反映这个制度要求的各家自然经济思想以及以后的演变，与西方古代的自然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而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其所说的“道”不单指自然界的道，同时也指人类社会的道。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在当时日益发展的封建等级制度下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义利思想即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

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义利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长期争辩的一个问题。儒家承认求利之心，人人皆有，因而不反对求利，但主张重义轻利，先义后利。

“百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富国思想见解或政策。

姓足，君孰与不足”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他是法家富国理论最早的提出者和实践者。赋税思想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这些都表明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公元前就有了朴素的级差地租观点。

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方面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