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历史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全中国思想刚刚解放，作家积压在心中的十年郁闷希望一吐为快，这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为代表。伤痕文学虽然感情上比较饱满，切中人心，直抒胸臆，但从艺术上来说未免粗糙，这就为紧接着出现的寻根文学、先锋派等文学流派的出现做了铺垫。事实上，其后出现的意识流、寻根文学、先锋派和新写实主义等，从广义上说，都可以称之为先锋文学。先锋文学的集中出现，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土壤。八十年代中后期探索性的作品大量涌现，是中国当代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对以往文革遗风的一种反拨和革命，是对“老三篇”式的高、大、全文学的一次反动。在时代精神上也契合了改革开放学习西方文明和先进思想的社会思潮，这种进步思潮反映到文学中来，便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学革命，这种革命首先表现为形式上的革命。中国当代作家们尤其年轻的一代，他们不满以往的传统模式和八股传统，希望学习西方文学借鉴西方作家的技巧，并与本国的文学创作相结合，探索出一种适合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表现形式。这种努力表现为一大批新老作家在形式上不断探索，主要采用新瓶装旧酒的方式。比如王蒙的早期小说，以及以池莉《烦恼人生》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等等，总体上这个时间的小说，在内容上创新的同时，更多的是在形式上，借鉴西方早已出现的先锋小说和新潮小说的形式，多数以形式的创新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革新既体现在语言上、叙述风格上，也体现在故事结构、文体等方面，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中国当代作家和当代文学集中向外国同行学习的时期，作家们力图在形式上寻求一种突破，一改以往传统单一的叙述方式和刻板的表现形式，改变以往文以载道以及高大全的文学观念，各种形式不断涌现，流派纷呈。意识流、先锋派、新写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一并包收并容，并在中国当代文坛进行某种形式的复制和实验，文坛和读者对这种探索表现出相当的宽容、支持与欢迎，这使八十年代的文学实验和文学创作形成了文革后的第一个高峰，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取得了从来没有的自由，真正可以称得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时期的文学革命是与当时的全社会思想解放运动相吻合的。但回过头来看，这种对西方文学技巧文学形式的学习，基本上还是囫囵吞枣式的生吞活剥，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并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就其本质来说，还是一种形式上的革新和风格上的变化。但它对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思维的冲击却是巨大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中国作家第一次开始学会以开放的眼光来认识世界文学，意识到自己与世界的差距，同时也开始以世界的眼光审视当代文坛和当代文学创作，文学开始有了创新的意识，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可以称得上一次文学上的革命。虽然还带有幼稚学步的成分。

当代汉语言文学的改革是与中国社会特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时代在文学身上打上了鲜明的烙印。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创作局面，在九十年代兴起的全民经商的大潮中，很快土崩瓦解。经济基础再一次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文学也逐渐从过度的繁荣兴盛逐渐走向式微。这表现为文学形式上的探索越来越少，而且也越来越与现实脱节，以往那些繁复的文学形式已经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摒弃，甚至在评论界也鲜有喝彩，许多杂志开始转向，读者的热情日渐低迷。真正在文坛坚守的作家已经越来越少，一些人下海经商，读者的阅读兴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阅读取向也更趋理性，更加现实。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社会与读者在生活中也发生了变化，文学也开始让位于经济，文学回归到它本

来的位置。具体表现为早期的实验性的各种风格流派的文学创作渐渐淡出文坛，有的很快销声匿迹，一些曾经红极一时的作家也昙花一现。当代丈坛的这种嬗变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其一，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已经开始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经济建设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当代文学完成前一阶段的历史使命后，开始回归本源，成为真正茶余饭后消闲，文学功能也不再盲目夸大。其二，随着中国对外立体开放，外国文学翻译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时期，以往那种资源短缺的现象早已成为过去，各种风格流派的外国古典和当代作品充斥大小书店，曾经给人耳目一新的当代文学各种探索之作各种风格的作品在这里都能找到源头，似曾相识。随着对外开放，大量以往很难看到的外国文学作品，甚至一些禁止出版的小说也大量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所以那种早期拿来的东西已经没有新鲜感。其三，经过多年的改革，读者的阅读兴趣也因为现实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化，他们要求更加务实更加贴近生活的作品，能满足他们休闲娱乐的需要，而不是要在文学中接受教育，或者迷失在形式的迷宫中。这种客观的现实，给当代文学的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些都客观上给当代文学带来了潜在的影响，引起作家的思索。中国读者经过一段狂热以后，也趋向理性，他们希望读到的是反映他们生活，能为他们接受的真正有内容的作品，而不是形式上的花花苹草。这些反映到创作中，就是风格的转变。总之，从九十年代开始，这一转变已经十分明显。这呈现两种变化，一个是内容上，开始以现实生活为主，更加贴近现实，反映中国人尤其当下读者关心的话题，在形式上，或者说在风格上，开始以现实主义或者说写实主义为主，那种过渡的形式主义已经被基本摒弃，早期那些热中于形式的作家也变得门庭冷落，最终不得不放弃初衷，向读者靠拢。这主要体现在一大批早期实验探索形式的青年作家，纷纷改弦易辙，重新回归传统。格非的《欲望的旗帜》、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苏童的《米》等都基本回归了现实，与早期的风格相去甚远。就连王蒙、莫言、刘恒、韩少功、林白、方方等人的小说也都体现了这种变化。这可以以莫言的红高梁系列和刘恒、刘振云、张炜等人的后期小说为代表，虽然作家和评论家们都不屑于重拾现实主义这个标签，事实上，在骨子里，当代作家们已经整体上回归了现实主义，或者说现实主义传统。他们开始意识到，文学无论怎样创新，还是不能离开生活，还是不能离开故事的内核，还是要讲故事，要让读者喜欢。当然这种回归并不是简单的在历史原有基础上的踏步，不是对历史的简单的回归，而是体现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这种回归打上了新的烙印。这种转变形成的原因也有几方面的因素，一方面，读者对以往那种形式上的奢华而内容空虚的作品已经失去兴趣，评论家对此模仿也从当初的喝彩转向批评，人们需要一种在吸收西方先进创作技巧创作成果基础上，更加民族化更加中国传统并能与世界传统相融合的真正创新之作，而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另一方面，全社会进入一个市场经济时代，这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对全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最为深刻的影响，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一切不符合市场与价值规律的东西都受到了挑战，虽然文学属于一种精神产品，但其外在形式也在日渐商品化，受到经济的制约。首先是文学杂志因为订数下降而大量停刊转行，出版社更是把图书作为一种商品，努力追求效益的最大化，那种流于形式内容空洞而没有读者的小说即使是知名作家的作品也难以出版，作家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开始走下神坛，那种早期一篇作品定终身，拿文学作为敲门砖的好事已经成为过去的神话。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本人，也开始在这股大潮中反思何去何从的问题。作为社会人，他们也要生存发展，于是只能在创作独立与适应社会变化方面寻找一种结合点，达到一种和谐。这些无疑都反映到作家的选材与风格上来。他们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顺应潮流，接受现实，适应读者，另一种是自绝社会藏诸名山，显然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无法把文学作为个人的东西，与现实妥协是最

明智的选择。走下神坛的文学，开始渐渐回归到其本来的位置上。这种转变始于九十年代，完成于新千年之初。这种转变事实上也有深刻的内存外在因素。首先是社会现实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文学开始回归本源。读者也渐趋理性，他们要求看到的是真正的文学创作，希望得到的是精神的享受，而不是导师。其次，从世界文坛看，文学创作也基本上都回归到现实主义这个大旗下，从西方著名作家的小说创作到好莱坞大片，像《英国病人》、《冷山》、《兄弟连》等等，甚至《廊桥遗梦》这样的爱情小说，近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的《河湾》、《耻》等等，都基本上是一种对现实的回归，作家追求的是扎实的内容，但不盲目追求形式的繁复，这也是对中国文学的一个警示，或者说是一个世界文学趋势。九十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及整个大环境的转型，当代文学对此也相应地做出了反应。作家开始从早期浮躁盲目中走出来，全社会对文学本身的认识与评价也渐趋理性，作者不再仅仅寻求在形式上的翻新，他们认识到真正被读者认可，并能经受考验的，还是作品质量本身。随着全社会欣赏水平的提高，读者也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仅靠华而不实的形式上的所谓创新已经很难赢得读者，更无法赢得市场。价值规律再一次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于是作家们开始认真对待这种转变，并作出相应的反应。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文学更加泛社会化，更加适应读者的口味，更体现出对读者的人性关怀。当代中国文学的回归也是十分明显的，如铁凝的《大浴女》、阿来的《尘埃落定》、贾平凹的《怀念狼》、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檀香刑》、王蒙的《青狐》、池莉的《水与火的缠绵》，以及二月河、唐浩明的历史小说，都可以看作是当代文学传统回归的最明显的标志，这些小说大多以内容扎实著称，形式上也日趋平实，真正体现为一种现代化的中国传统中国风格，很易于为读者接受并理解。

文学传统的回归以及风格的日趋平实，是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当代文学的一个整体走向，除了上述社会因素影响之外，网络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网络文学对自号正宗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波。自从网络出现后，以往的神圣而不可攀的发表变得轻而易举，相比传统媒体，网络影响似乎更大，成名也更快，流传速度与广度都是传统的文坛无法比拟的。网络为更多的作者提供了一个更易于攀登的平台，他们很容易实现文学的梦想，而且在创作内容与形式上更不受限制，基本是“我手写我口”，比起传统文坛，网络文坛为作者提供了更大的创作自由更大的创作空间，基本上可以随心所欲。网络对传统文学的挑战是十分强大的，迫使传统文学做出一定的改变。传统文学不得不适应新的阅读环境。九个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学总体上体现了一种文学价值的回归，与读者要求趋同。更加贴近读者更加注意故事，体现了一种对读者的人文关怀与阅读关怀。一方面早期先锋派小说逐渐淡出文坛或者改弦更张，有的干脆放弃了创作，另一部分则回到传统，开始认真考虑读者的接受问题，反映的内容更加贴近当下现实人生。那些曾经下海的作家也纷纷上岸，他们此时更带着丰富的生活经历，他们的小说一改早期的内容空虚的做法，开始以自己下海的经历为主，反映改革大潮对人们的影响以及人生际遇。另一部分作家则向历史寻找新的突破，并用新的历史观来看待历史，以唐浩明和二月河为代表，在这里，历史不仅有它本来有的样子还有它应该有的样子。历史小说获得了比以前更大的突破，人物也开始血肉丰满，是历史的也是真实的。它们的成功也就是一种证明。作者更多的不是在形式上的翻新，而是寻找在内容上的突破，内容上的创新。经历前一段时间的试验与市场检验，当代作家们终于明白一个道理，作品的内在品质对于一部小说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而形式只是为内容服务的，并不能凌驾于内容之上。一个生动的故事，扎实的内容，鲜活的人物，这对小说来说才是最为重要的。有一点对今天所有的作家来说，都是相同的，即他们再也无法忽视市场，虽然他们并不公开承认这一点，事实

上，他们还是自觉不自觉地跟着市场的节拍起舞。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当代文坛这种市场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显，这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