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自诉的标准

我国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自诉的标准、范围和主体

曹琪律师

近几年来，我国开展了对知识产权的大规模且持续不断的保护运动，保护力度越来越大，保护措施越来越多，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就是其中最有效的措施之一。我国对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就是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对知识产权犯罪进行追究，以打击知识产权犯罪活动，保护和恢复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刑事诉讼程序分为公诉和自诉两种。所谓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公诉，就是人民检察院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代表国家对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诉讼活动。所谓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自诉，就是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以自诉人的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诉讼活动。对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公诉，随着打击知识产权犯罪活动的深入，其国际国内影响已越来越大，可谓世人皆知。但对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自诉，则还刚刚处于起步阶段，被害人运用刑事自诉手段保护知识产权的案件尚不多见。因此，为了发挥自诉在保护知识产权中的重要作用，有必要对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自诉问题进行探讨。限于篇幅，本文仅就我国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自诉的标准、范围和主体问题进行探讨。

一、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自诉的标准与范围

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自诉的标准是指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达到什么程度可以由被害人提起自诉。关于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自诉的标准，我国司法解释已有明确规定，但其规定存在一些缺陷，需要进行修改。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知识产权自诉案件在被害人可以自诉的案件中，属于“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一类[①]。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都明确规定，自诉案件中关于“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包括“侵犯知识产权案（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这就表明，并不是所有

的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案件都可以提起自诉，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就不能由被害人自己提起自诉，而必须由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提起公诉。至于什么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与刑法的规定并不协调一致，人为地造成了司法的困惑和认定标准的混乱。从我国刑法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来看，并没有所谓“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之说。刑法规定的标准只有“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和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造成重大损失和造成特别严重后果”之分。除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要求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才构成犯罪以外，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要么情节严重就可以构成，要么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就可以构成，要么造成重大损失就可以构成。而且，在这些一般情节下，都是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同时，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表明，自诉案件只能是对被告人依法应当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案件，反之，被害人就无权提起自诉，而应当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根据这一标准，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公诉与自诉的标准也应如此加以认定。也就是说，对司法解释关于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自诉范围的规定应当加以修改，具体修改方案为：将“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修改为“但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除外”，这样就可以使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与刑法的规定协调一致，也便于对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自诉范围的准确认定。

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自诉的范围是指哪些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可以由被害人以自己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在明确了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自诉的标准后，我们就可以根据上述标准，结合刑法的规定，确定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自诉的具体范围。笔者认为，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自诉的具体范围应当是：

1、刑法第213条规定的情节严重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知识产权解释》第1条规定，所谓“情节严重”，是指具有下列三种情形之一：（1）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或

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的；（2）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如果高出这些标准之一，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不能自诉。

2、刑法第214条规定的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件。根据《两高知识产权解释》第2条规定，所谓“销售金额数额较大”，是指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如果高出这一金额就属于销售金额数额巨大，不能自诉。

3、刑法第215条规定的情节严重的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案件。根据《两高知识产权解释》第3条规定，所谓“情节严重”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1）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二万件以上十万件以下，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的；（2）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两种以上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一万件以上五万件以下，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三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如果高出这些标准之一，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不能自诉。

4、刑法第216条规定的假冒专利罪案件。假冒专利罪的构成以情节严重为条件。根据《两高知识产权解释》第4条规定，所谓“情节严重”，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1）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2）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3）假冒两项以上他人专利，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4）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如果没有达到其中的任何一种情形，就不构成犯罪，也不能自诉。

5、刑法第217条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侵犯著作权罪案件。根据《两高知识产权解释》第5条规定，所谓“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是指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所谓“有其他严重情节”，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1）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的；（2）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复制品数量合计在一千张（份）以上五千张（份）以下的；（3）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如果高出这一标准，就属于“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不能自诉。

6、刑法第218条规定的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案件。该罪以“违法所得数额巨大”为构成要件。根据《两高知识产权解释》第6条规定，所谓“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是指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如果未达到十万元，则不构成犯罪，也不能自诉。

7、刑法第219条规定的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侵犯商业秘密罪案件。根据《两高知识产权解释》第6条规定，所谓“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是指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五十万元以下的情形。如果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达到或者超过二百五十万元，就不能自诉。

根据刑法和《两高知识产权解释》的规定，上述七种情况都属于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因此，这些案件都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自诉的范围。被害人可以就这些案件依法提起自诉，要求人民法院追究这些犯罪案件中的被告人之刑事责任。但是，我们必须明确，这些案件并非只能作为自诉案件处理，因为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存在两种例外：其一，如果被害人不愿意自诉而向公安机关控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作为公诉案件进行侦查；其二，人民法院受理自诉后发现自诉人提起自诉的证据不足，案件可以由公安机关受理的，可以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从而使案件转化为公诉案件。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由自诉案件转化为公诉案件后，知识产权权利人作为被害人尽管仍然属于当事人的范畴，但他在诉讼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他只是控诉一方的诉讼参与人，只能以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身份参加诉讼活动，而不能再以自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活动。

二、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自诉的主体

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自诉的主体范围涉及自诉人的确定和被告人的确定两个方面的内容。无论是自诉人还是被告人都是知识产权犯罪自诉案件不可或缺的主

体。因为自诉作为一种诉讼活动，必须存在控辩双方当事人，既要有控诉的主体，又要有被控诉的主体。可以说，控诉的主体就是积极的主体或主动的主体，被控诉的主体就是消极的主体或被动的主体。

所谓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自诉人，就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积极主体，是指有权依法对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被告人提起自诉的人。毫无疑问，被害人是当然的自诉人。所谓被害人就是自己的知识产权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可能是自然人，也可能是单位。对于自然人成为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自诉人，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部门都不存在争议。但对于单位能否成为自诉人，则存在不一致的看法。笔者认为，单位完全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自诉人，“单位可以作为自诉案件的被害人提起自诉”[②]。首先，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不仅仅是指被害自然人，单位同样能够成为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实践中，犯罪行为侵害单位合法权益的情况不在少数；其次，在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单位被害人的数量其实远远大于被害自然人的数量，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是单位，而非个人；其三，单位被害人完全有能力行使自己的自诉权，以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追究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对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单位被害人的自诉权应当给予其与被害自然人同等保护的地位。在单位作为被害人的情况下，单位就是当然的自诉人，其法定代表人可以代表单位出庭进行诉讼活动，也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活动。

在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自诉中，除被害人本人和被害单位自己以外，其他个人或者单位能否提起自诉？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应当由被害人本人和被害单位本身提起自诉。但这只是一般原则，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有例外。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这种例外可以有下列两种：第一，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8条规定，被害自然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第二，单位被害人分立的，分立后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位都有权提起自诉，成为共同自诉人；单位被害人与其他单位合并的，合并后的单位也有权提起自诉，成为自诉人。

显而易见，在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自诉中，只有自诉人是不够的，还必须明确被告人。否则，自诉就无法进行。所谓知识产权自诉案件中的被告人，是指被知识产权自诉人指控实施了知识产权犯罪行为而起诉到人民法院，并被要求人民法院对其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无论是自然人还是单位，都能够成为知识产权犯罪自诉案件中的被告人。自然人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符合自诉条件的，只要被害人提起自诉，就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犯罪自诉案件中的被告人。单位在我国依法能够成为犯罪主体。刑法第31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刑法第220条规定，单位犯刑法第213条至219条规定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规定的相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处罚。依照这些规定，在单位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时，法律规定的是双罚制，也就是既惩罚单位，也惩罚犯罪单位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因此，如果被害人对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提起自诉，则被告人除了单位以外，还应当包括这些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问题在于，在知识产权单位犯罪的自诉案件中，被害人能否只起诉犯罪单位，而不起诉犯罪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或者只起诉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而不起诉单位？对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可以说是找不到任何法律依据。笔者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应当从刑事诉讼法关于自诉的立法旨意中去寻找答案。国家规定自诉制度的目的在于将追究犯罪的部分权利赋予被害人自己行使，由其自己决定是否起诉，如何起诉，包括确定起诉的对象。在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自诉中，尽管刑法规定对单位知识产权犯罪实行双罚制，但并没有规定自诉人在起诉时必须既起诉单位，又起诉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笔者认为，在对单位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自诉时，被害人有权只起诉单位，而不起诉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但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即只起诉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而不起诉单位。这是因为，在单位犯罪案件中，单位是主要的犯罪主体，被指控为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的自然人只是单位犯罪的附随主体。[③]先有犯罪单位这一主要主体，才可能有自然人这一附随主体。如果被害人只起诉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而不起诉单位，就会导致这种起诉缺乏存在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起诉了单位这一主要主体，才能起诉其附随主体，这应该是明摆的道理。那么，为什么被害人可以只起诉单位而不起诉其附随主体呢？这是因为，在单位知识产权犯罪中，单位是主要主体，在起诉主要主体单位后，是否起诉其附随主体，被害人应当有选择的权利，或者称自由裁量的权力。既然如此，被害人就完全有权放弃追究附随主体的刑事责任，或者同其和解。

在单位作为被告人的知识产权犯罪自诉案件中，谁将代表单位出庭接受审判，这也是探讨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自诉时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就单位犯罪的诉讼程序作出配套规定，没有规定由谁代表犯罪单位参加诉讼。对此，理论界观点不一，存在法定代表人说、诉讼代理人说、诉讼代表人说三种学说。通过对这三种学说的分析，我们就可以解决单位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单位被告人的诉讼代表人如何确定的问题。

法定代表人说认为：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法人可通过其法定代表人参加诉讼活动。因此，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主管人员亦可代表单位参加诉讼活动，即使该法定代表人及其他主管人员同时为单位犯罪案件中的自然人被告人，其仍可一身兼二职，同时作为自然人被告人和单位被告人参加诉讼活动，从而可以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④]笔者认为，在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由于刑法规定的是双罚制，因此，单位犯罪主体身份具有双重性，如果犯罪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主管人员既是自然人被告人又是单位被告人的代表，就极易造成角色的混乱，而且由于个人与单位之间在案件事实上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利害关系，自然人的趋利避害心理会使得犯罪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极有可能为维护个人利益而忽视、损害单位利益，甚至不惜以牺牲单位整体利益为代价换取自己利益的保全，最终难以充分全面的维护单位的合法权益。可见，法定代表人说非但不利于诉讼程序的简化和诉讼效率的提高，反而由于法定代表人身份的双重性给诉讼过程造成混乱，不利于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而且，我国刑法中单位犯罪与法人犯罪不能完全等同，有些单位并不具有

法人资格，其负责人不能称呼为法定代表人[⑤]，因此，法定代表人说无法解决这一实际问题。

诉讼代理人说主张将刑事诉讼代理制度进一步扩大到单位犯罪诉讼程序中，即在确定单位为被告人后，由单位选任或委托与案件事实无任何利害关系的诉讼代理人代表单位参与诉讼，以实现对单位整体利益的有效维护。[⑥]诉讼代理人说对于弥补法定代表人说的缺陷，完善对单位诉讼权利的保障，有其积极的意义。但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在理论上尚有重大疏漏。其一，刑事诉讼中的代理，是指代理人接受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名义参加诉讼，由被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的一项诉讼活动。[⑦]刑事代理是与辩护相对应的，是用以维护被害人、自诉人和附带民事当事人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刑事诉讼法确立刑事代理制度的立法宗旨是基于被害人诉讼权益的维护，以实现控辩双方的对等与制衡。如果犯罪单位可委派或委托诉讼代理人代表单位参与刑事诉讼，那么诉讼代理人实际上已成为辩护职能的承担者。而诉讼代理与辩护的诉讼利害关系正好相反，刑事辩护适用于公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刑事代理适用于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人和附带民事当事人。很显然这已与刑事诉讼法设定诉讼代理的立法宗旨完全相背离了。其二，在单位犯罪中，单位作为刑事诉讼中独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与刑事诉讼活动，享有充分的辩护权，并有权委托一至两名辩护人，以更有效的协助其行使辩护权，维护单位利益。辩护权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专属的诉讼权利，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针对指控进行辩解，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种诉讼权利。[⑧]基于诉讼代理人说，诉讼代理人作为单位知识产权犯罪自诉案件被告人的代表，代表犯罪单位参与刑事诉讼，自然亦可代表单位再行委托辩护人，此时诉讼代理之上亦存在辩护，无疑这已从根本上使辩护与代理归于一致，以至根本背离了立法设定诉讼代理的目的与价值追求。

诉讼代表人说主张应由犯罪单位专门委托其内部成员作为诉讼代表人参与刑事诉讼活动，但因同一单位犯罪事实而受到追究和审判的单位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得同时作为该单位的诉讼代表人。[⑨]我们赞同诉讼代表人说。由诉讼代表人代表犯罪单位参与刑事诉讼，既有利于充分维护单位的合法权益，

又避免了单位法定代表人双重身份引发的弊端，是以上诸学说中最合理的。司法实践中亦基本采纳了这一理论的合理内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8条规定：代表被告单位出庭的诉讼代表人，应当是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被指控为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应当由单位的其他负责人作为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出庭。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与被指控为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同一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人民检察院另行确定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出庭。第21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单位犯罪案件，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享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有关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上述规定表明，诉讼代表人说因其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已成为司法解释的重要理论依据，实现了理论研究的最大价值。

由于诉讼代表人是代表单位被告人参加诉讼活动，依法行使单位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履行单位被告人的相关诉讼义务（接受刑罚的义务除外），因此，并非什么人都可以作为刑事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的，只有具备一定的必备条件的人，才能成为诉讼代表人代表单位被告人参加诉讼。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代表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第一，未曾参与单位犯罪活动。如果参与了单位犯罪活动就具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性，也可能被采取强制措施，无法充分有效地代表被告单位行使诉讼权利。而且，如果单位诉讼代表人参与了单位犯罪，则其个人利益与单位整体利益之间就存在着冲突，此时诉讼代表人有可能为了个人利益而牺牲单位整体利益，不利于对单位利益的维护。因此，单位犯罪中刑事诉讼代表人必须没有参与单位犯罪活动。第二，熟悉单位的经营管理活动和基本情况。单位犯罪中刑事诉讼代表人必须是单位内部的高级职员,具有较高的职务和身份，熟悉单位的经营管理活动。惟有如此，才能保证诉讼代表人全面了解单位内部情况和案件事实，有利于诉讼过程的顺利进行和更好地维护本单位利益。第三，对单位犯罪案件的犯罪事实有一定的了解。由于单位诉讼代表人需代表单位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必然要求其对犯罪事实有一定的了解，这种了解将使诉讼代表人在刑事诉讼中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水平，结合犯罪事实，充分阐述单位的申辩理由和意见，更好地维护被告单位的合法权益。[⑩]

根据诉讼代表人必须具备的上述条件，下列人员可以担任诉讼代表人：1、被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如果被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没有被指控为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则其可以作为也应当作为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反之，经过法定程序产生的新的法定代表人应该作为单位的诉讼代表人。2、没有参与单位犯罪的单位其他负责人。在被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被指控为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且没有产生新的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则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可以作为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3、被告单位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被告单位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对单位的经营管理活动较为了解，而且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能较好保障单位的合法权益。但是应注意一点，非本单位成员的律师不能作为诉讼代表人，因为诉讼代表人不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只有本单位的成员才能代表单位参加诉讼。[11]4、符合诉讼代表人条件的其他人员。

在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自诉中，如果被告人是单位，那么，就应当按照上述原则和条件确定代表单位参加刑事诉讼的诉讼代表人，以便及时审理案件，尽早恢复知识产权权利人被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知识产权，维护正常的知识产权法律秩序。

注释：

[①] 参见刑事诉讼法第170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 1998年1月19日发布）第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9月8日起施行）第1条。

[②] 姜伟主编：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98页。

[③] 所谓“附随主体”是笔者创造的一个概念。笔者认为，被指控为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如果离开了单位这一主要主体，就不可能成为犯罪主体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被指控为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只是附随单位主体而存在的犯罪主体。

[④]卞建林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第80页。

[⑤]王桂萍吕诚著：《设立单位犯罪诉讼代理制度的探讨》，《现代法学》1998年第2期。

[⑥]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38条的规定，法定代表人是指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⑦]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⑧] 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⑨]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3-94页，李忠诚著：《试论被告法人的诉讼代表人》，《政法论坛》1995年第6期。

[⑩]夏飞明谭伟著：《试论建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制度》，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第20卷第2期。

[11]夏飞明谭伟著：《试论建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制度》，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第20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