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言摘要

“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言

编者按：自从2019年教育部实行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始，有关“高考”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之间的矛盾时常被诉诸报端，高考与基础教育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高考改革到底如何进行才能达到“双赢”的结果？类似的问题是许多人感兴趣的话题，西南大学教育学院的部分师生对此也比较关注，并为此专门举行小型学术讨论会，现摘录部分与会人员的发言如下：

唐启秀：我认为，“高考”受到“炮轰”等种种不公平对待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对“高考”的误读。“高考”是“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简称，还是“高中学生结业考试”的简称？在笔者看来，“炮轰者”是基于后一种理解，而它本真的涵义应该是前者。从1984年开始，教育部研究高考科目设置改革就认识到：高考的任务是为大学选拔新生，而高中则既要为大学输送新生，又要为社会培养劳动后备力量。为了有效地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全面引导中学的教育教学，全面提高教育质量。1983年，国家教委首次提出，“毕业考试要和升学考试分开进行，有条件的地方可试行高中毕业会考”，1990年8月，在《关于在普通高中实行毕业会考制度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会考的目的是“为了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加强教学管理，推动教学改革，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给中学教学以正确的导向”。

从以上的政策文件可以清晰地看出：“高考”的主体功能不隶属于基础教育，而是服务于高等教育，它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中学的育才，而是为从中学选材，为了大学育才；“高考”不应该是衡量高中“素质教育”的“试金石”，“会考”才是其有效的检测手段；“高考”不是高中教育的“指挥棒”，而是高等教育的“开路先锋”；“会考”不是高中可有可无的“鸡肋”，而是中学教育的“令旗”；从教育测量学理论讲，“高考”是常模参照测验（即选拔性考试），“会考”是标准参照测验（即水平考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考试。所以，把“会考”的责任加给“高考”是“高考”不能承受之重的关键。

潘新民：我国高考制度自1977年恢复以来，为高校、社会选拔了大批人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弊端也不断显现出来，最突出的就是高考成为了学校、老师、学生、家长的指挥棒，考什么，教什么；不考的，就不教，即使开了，也是被挪做“它”用。这种“应试教育”的倾向，使素质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尤其是在高中难以推行。这样的情况，在实施新课改的今天也同样普遍存在着，音、体、美、综合实践活动课等等安排在课程表上仅仅是为了应付上面来检查而已。面对这些情况仿佛“罪魁祸首”就是高考，只要取消了高考一切都好办了，而对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举措显然不具有可行性，高考还得承担着为高等学校选拔人才的职责。取消不行，只有改革，如何改？？怎么改？这是关键性

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于高考制度改革有这样一种倾向：高考改革应该与基础教育课改相配套，课改怎么改，高考就应该怎么改，高考改革应该与课改看齐。面对这些呼声，不禁有个疑问：我们所批的考什么，教什么的“应试教育”不对，那么教什么，考什么的“应学考试”就对了吗？？显然这些提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我国的基础教育本身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其主要功能是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奠定基础，强调基础教育的这种独立价值，并不否定基础教育也担负着为高等教育提供合格生源的任务，这也是基础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但是，它是以提高整个民族素质的根本价值为基础和前提，这也是为什么提出在基础教育实施素质教育的目的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础教育主要应该是育人，而不是为选拔做准备。无论是“应试教育”还是“应学考试”都忽视了基础教育这一根本的价值所在。那么怎样改革既能保证在基础教育阶段更好的贯彻、实施素质教育，又能够保证为高等教育输送合格人才呢？下面谈谈一些很不成熟的想法。

1. 强化会考考试的作用。目前素质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实施，仍具体表现在一些相关课程的设置上。由于高考不考，这些科目遭受“冷落”,这就需要强化会考考试的作用。会考注重的是基础知识，会考所考查的内容是基础教育阶段的一些基础知识，它注重的是对学生基础教育阶段所学知识的理

解、掌握、运用情况的考查，而高考则注重的是选拔，是为更高一级的学校选拔人才。高考作为一种选拔性考试，它所瞄准的应该是高校的培养目标，所选拔的应该是具有高校所需要的素质的人，而不应该把其作为基础教育阶段的阶段性目标实现与否的评价标准。正是由于现在把高考作为了基础教育的一个，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标准，使基础教育走入了很多的误区，素质教育难以推行。而会考的作用是为了衡量一个高中生是否具备了高中毕业的资格，它才是基础教育的成功与否的一个评价标准，应该强化会考的作用，去积极的引导素质教育的实施。

2. 高考招生工作社会化。学生在高中阶段完成学业并获得毕业证书后，即与所在学校脱钩，由教育部一组织考试，成本可以由自己报名交纳的费用承担。学生在高中阶段学习，无论是数、理、化还是音、体、美成绩都必须合格，否则拿不到毕业证，而拥有毕业证则是参加高考的前提条件。这样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就能得到有效遏制。

3. 高考考试打破分科制，弱化其指挥棒的作用。现在我国很多地区正在推广实施的“3+x”高考方案，以前“3+2”考试方案，高中就实行文理分班，而针对于这个高考新方案，高中又实行混合编班，个人感觉它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了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基础教育不可只向高考看齐。打破高考明确的分科考试，其考试内容可以借鉴公务员考试的模块，强调诸如：写

作、公共基础知识、能力测验等，使高考对于基础教育失去指向性，弱化其作为指挥棒的作用，而又可以完成对高等教育人才的选拔。具体的考试内容，得集中一批专家好好的研究，可以肯定的是，不经过基础教育的诸如能力的训练是不会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从而使基础教育与高考有机结合。

4.打破高考“一考定终身”。我国高考“一考定终身”，对于学生而言压力可想而知，发挥失常的事情也很多。以前我国也实行过，春、秋两季高考，不过春季的考试只是一般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的补录而已。我们可以借鉴美国高考在适当的时间距内多次考试，成绩择其优。

姚小兰：高考制度自1977年恢复以来，为高等院校输送了一大批人才，其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这一制度发展到今天，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近几年来，要求改革高考制度的呼声越来越强。因为人们普遍有一种意见，认为高考是指挥棒，当前应试教育的弊端，学生负担过重、压力过大，都是源于高考，因此高考制度必须改革。我觉得，得出这样的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应试教育是一个表面现象，应试教育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就是青年的出路问题。追求升学，追求学历，说到底是追求一个好的职业。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所以我们不能将高考制度作为众矢之的。

高考制度应该改革，使其符合社会和时代的需要。高考制度

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高考科目设置是改革中的一个难点。虽然高考科目设置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给高校一定考试科目自主权，从而有助于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但在现行高校录取体制下，几乎所有高校对高考科目设置改革都未表现出应有关注，他们关注的只是考试成绩是否能反映出考生真实水平，如何能吸引到优秀生源。至于录取时高校自主权如何具体体现，如果让高校在一定的范围内选择考试科目数，他们往往选择最少的，以便吸引考生。与此相反，中学对高考科目设置改革表现出极大关注，因为中学完全是被动式地接受科目设置改革给教学组织带来的影响，他们首先不希望考试科目设置的改革给教学组织带来结构性冲击，其次希望实施一次改革后一定要稳定数年，否则中学的教学会处于难以适从的状态。

目前我国实行的几种考试科目设置方案有：“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3+X”和“3+大综+1”方案。我认为应将“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这一方案稳定几年，这一方案是原来“3+2”方案的改进，但由于适当增加了考试内容(生物与地理)，又调整为综合科目，因此给考试内容的改革释放了空间。此方案的最大特点在于对中学的教学影响最小，同时由于都是必考科目，按四科总分求取，对录取体制及高校招生没有任何影响。对科目设置的几点思考：没有必要在设置新的科目上下功夫，重要的是把对学生学习能力的要求和考试内容结合起

来，加大考试内容的研究，用考试内容来引导学生学习、生活；要保持一定时间的稳定性；和高中现有课程设置基本吻合。

张芳欣：我认为高考和会考应各司其职。高考的目的是为高等学校选拔人才，会考是基础教育的水平测试。目前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情况下，两者都需要改革。对于此改革，我有如下见解：高考的科目改革方案：3+1+1，“3”指的是语、数、外；第一个“1”指的是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后一个“1”指的是报考专业大学指定的学科。从录取角度看，高校录取除分数外，学生发表的文章创造的发明及社会实践活动等，都可以做为录取的依据。除书面考试外，对部分学生还要辅以相应的面试，给学生提供全面展示能力的机会。对于会考，则可以采取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综合活动。这里的“综合活动”包括音、体、美和学生所获得的各种荣誉。

季媛媛：把素质教育难以推行归罪于高考，是目前社会上的一种倾向。人们普遍认为，高考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基础教育的一切工作都是在围绕高考转。因此，认为只有改革高考才能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针对如何改，人们提出了诸如改革高考科目设置、改革高考内容、改革高考形式以及改革录取方式等措施。其中，科目设置的改革是焦点，考试内容的改革是难点也是重点。归根结底，提出这些改革措施目的是要让高考适应基础教育的改革，配合基础教育改革来实

施素质教育。实质上，基础教育和高考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各有自己的任务和目的。把素质教育难以推行归罪于高考是有失偏颇的。

素质教育得不到很好的落实与推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而不能仅仅把原因归结为高考制度的不合理。高考的任务是为高等院校选拔合格的人才，而基础教育的任务是要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为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奠定基础。从二者的任务来看，基础教育承担着提高学生素质的重任。因此，应该更加明确基础教育的任务，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升学预备教育，为高等学校培养合格人才；另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就业预备教育，例如对学生进行职业培训、就业指导等，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高素质的劳动后备力量。

诚然高考制度有其不合理的地方，但是企图通过改革高考制度来推进素质教育也是不现实的。我们不能只看到高考与基础教育之间互相矛盾的一面，还应该看到其相互促进的一面。在改革高考制度的同时也要加强基础教育的改革，同时建立相关的配套改革，使高考这一选拔制度更加合理、更加完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高考制度改革，解决的只是人才选拔的问题，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等教育供求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些根本的问题，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常秀娟：利用考试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这是国际公认的原则，高考也不例外，但高考又与普通的考试有很大不同，它不仅仅是教育评价的工具，更为重要的还是选拔的工具。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高考强制性的实现了社会分工。有学者指出，高考竞争的实质是考生在未来社会中社会经济地位的竞争在教育领域内的表现形式，我觉得这个提法很是具有说服力。

高考之所以成为教育的“指挥棒”，在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是不足为奇的。它作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分水岭”的观念在人们的心中已经根深蒂固，就如同封建社会中的科举考试一样。大部分人都认为，高考作为教育的“指挥棒”，导致了“应试教育”的出现，阻碍了“素质教育”的进展，是我国教育领域出现种种弊端的罪魁祸首，要解决这些教育问题，推进素质教育，必须要进行高考制度改革。表面上看，这一因果关系成立，但我们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深入本质，寻找高考制度与基础教育产生矛盾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位教师曾指出，在教育中，学校关注的是课程和方法，家长关注的是知识和技能，社会关注的是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上述三个主体中，按所属关系来看，学校和家长属于社会，是社会的分子，在双方有利益冲突时，学校和个人利益要求应让位于社会；依立场关系来看，社会和学校应有相同立场——集体立场，家长则是个人立场，但事实表明社会和学校

并没有在立场上达成一致，甚至也是对立的。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从现实目标上讲，学校更倾向于同家长达成协议、结为同盟，与社会（也就是国家）对教育的要求产生冲突。对于高考的态度也可以这样来定位。要求对高考制度进行改革，就是个体（家长、学校）和社会（国家）教育价值观发生冲突的体现。高考只是一种考试形式，高考制度却是被政策化了的东西，体现了宏观层面的社会的教育价值观，反映了社会对受教育者的期望；但高考制度在发挥作用的时候，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而发生偏差，且与个体（家长）的教育价值观发生了碰撞。当两种教育价值观无法协调时，高考制度改革的呼声便响起。

现实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满足所有教育者接受高等教

育的要求，只能通过高考进行选拔；现实的国情也决定了我们无法消解两种教育价值观的冲突，只能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进行基础教育改革，以缓和高考和基础教育的冲突。龚道明：当今一些人认为高考制度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不利于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化，高考制度加重了学生的负担，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高考强调学业成绩的终结性评价，忽视对学生素质的综合性评价，高考成为素质教育的一大暗礁。

但是人们忽略了重要的一点是：高考是选拔性考试，是为高校选拔人才，适应高校的培养目标。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决

定了教育的发展规模，不可能普及高等教育，注定每年有许多高考身生被挤下“独木桥”。基础教育是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从理论上说高考制度和素质教育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所以不能将基础教育自生出现的问题全赖在高考制度的身上。高考考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学生就成了片面发展。换句话说，高考是不是要考全部内容学生就学得多，这样学生就是全面发展了呢？显而易见答案是否定的。因此基础教育的问题关键是出现在自身。高考落榜的学生对高考抱怨最多，高考升学率较低的学校的教育者对高考不满的最多。学校领导者眼中就只有高考的存在，忘却了自己这个阶段教育的真正培养目标是什么。这样又谈何学生素质教育的发展呢？如果真正抓好了学生的基础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的多方面能力，难道还怕学生高考考不好吗？因此不要让高考裹成“小脚”，寸步难行。大呼为学生“减负”，难道我们就不应该为高考“减负”吗？

当然高考制度还不完善，需要改革。但决不是说让高考完全为基础教育服务而失去自身本来的目的。比如说我们也可以采用全国统一考试与高校自主进行第二次考试相结合；取消高考考试大纲，让课程目标不再成为摆设，高考以课程目标要求为准。这样教师能真正为学生的发展而教，学生为自己的发展而学。

总之，基础教育的发展在于自身，不能将自身出现的问题赖

在高考的头上而推卸一切责任。这样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的。

解广夫：基础教育阶段的任务是对人的基本素质进行培养，高考是为高等院校培养人才进行有效的选拔的。高考作为以前＂应试教育＂的指挥棒，是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基础教育改革难以进行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它的指挥棒的作用是很难消减的。它为什么能成为＂指挥棒＂，我认为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社会、家庭的，以及我们自古以来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也是我们职业技术教育很难进行的一个原因，而且对于广大的农村学子来说，高考对他们无疑显得更加的重要，在我们“二元”社会形态没有打破的情况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进入大学他们就可以进入城市生活，找到更好的工作，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因而对他们来说具有社会分层的作用。２００４年的＂南京之痛＂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高考改革是必要的，因为它没有真正体现学生的能力，关键是我们怎样改？改什么？高考制度就我国目前的国情来说，是不能取消的，但是我们的高考制度确实存在着弊端，我们确实需要改革，但是高考改革不能围绕着削弱它的指挥棒作用进行。在高考改革中，我想其中的关键是我们对人才观的认识问题，不能是我们学什么就考什么！也就是说它的改革不能围绕着素质教育进行。

另外我们把过多的责任归于高考。高考是为大学培养高级的专门人才，而进行的选拔性的考试，它不具有对高中阶段的评价功能，但是由于高中会考制度的取消，我们所进行的高考制度改革却让它承受了本不应该承受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