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礼德与系统功能语法

韩礼德与系统功能语法

韩礼德（M. A. K. Halliday,1925--），英国语言学家。1925年出生于英格兰约克郡里兹，青年时期在英国伦敦大学主修中国语言文学，获得学士学位。1947年至1949年到中国北京大学深造，导师为罗常培先生；1949年至1950为攻读现代汉语转入岭南大学，跟随王力先生学习。回国后，跟随剑桥大学弗思（Firth）教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55年完成了对用我国14世纪北方官话译述的《元朝秘史》一文的语言学分析，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韩礼德先后在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耶鲁大学、布朗大学和肯尼亚内罗毕大学任教。1963年韩礼德担任伦敦大学语言学教授，主持多项对英语研究和教学工作，1973年到1974年担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员，1974年到1975年任英国埃克塞斯大学教授，1976年移居澳大利亚筹建悉尼大学语言学系并担任系主任，1987年12月退休。

韩礼德是伦敦学派的主要成员，又是"新弗思派"的领袖。他的学术思想，受弗思和马林诺夫斯基影响很深，在60年代后期，他接受了布拉格学派的"功能句子观"和美国S.拉姆的"语言层次和体系"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学说。韩礼德的代表性著作有《语言功能探索》（1973）、《语言的系统和功能》（1976）、《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1978）和《功能语法导论》（1985/1994/2004）。韩礼德坚持从系统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批评乔姆斯基的纯形式理论。世界各地围绕着韩礼德已形成了一支系统功能语法学家的队伍，他的理论对我国语法研究的影响也已日渐加深。

从韩礼德对语言学和语言的一些基本观点，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贯穿于他的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核心，最主要有六点：

1、纯理论功能的( metafunctional )思想

韩礼德认为语言的性质决定人们对语言的要求，即语言所必须完成的功能。尽管这种功能千变万化，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纳为若干个有限的抽象的功能，这就是“纯理功能”或“元功能”，这是种种语言用途所固有的。纯理论功能包括三方面：

（1）语言是对存在于主客观世界的过程和事物的反映，这是“经验”（experiential）功能，或者说关于所说的“内容”的功能。在语言中还有“逻辑”（logical）功能，即以表现为并列关系和从属关系的线性的循环结构的形式出现，由于两者都是建立于说话人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经验，与其功能相比较是中性的，因而可统称为“概念”(ideational) 功能。

（2）语言是社会人的有意义的活动，是做事的手段，是动作，因此它的功能之一必须是反映人与人间的关系。这个纯理功能称为“人际”(interpersonal) 功能。

（3）实际使用中的语言基本单位不是词或句，而是表达相对的来说是完整思想的“语篇”（text），上述两种功能部分最后要由说话人把它们组织成语篇才能实现。这就是语篇（textual）功能。语篇功能使语言和语境发生联系，是说话人只产生与语境相一致的语篇。

上述三种功能用通俗的话可转述为“观察者”的功能（指说话人对主客观世界的观察）“闯入者”的功能（只向他们灌输自己的思想）和“相关”功能（指语篇的完整性、一致性、衔接性）。韩礼德认为心理语言学可能会强调概念功能，社会语言学会强调人际功能，但他本人坚持这三个纯理功能是三位一体的，不存在主次问题。

2、系统的思想

韩礼德不同意索绪尔等把语言单单看作是一套符号的集合。在他看来，语言不是所有合乎语法的句子的集合，因而语言不能用解说这样一个集合的规则解释，而是用意义的有规则的源泉——意义潜势来解释。其次尽管弗思是韩的导师，在把系统看作潜势还是具体化的问题上，韩礼德倾向于叶姆斯列夫的观点：结构是过程的底层关系，是从潜势中衍生的，而潜势可以更好地用整合关系来表达。这就是说，韩礼德的系统的思想把语言系统解释成一种可进行语义选择的网络，当有关系统的每个步骤一一实现后，便可产生结构。

尽管如此，韩礼德对语言是“系统的系统”的观点是承认地。这与他和弗思的语言多系统论的观点一致，也与他的系统网络的观点一致。系统存在于所有语言层次，诸如语义层、语法层和音系层，都有各自的系统表达本层次的语义潜势。

3、层次的思想

当代语言学的两大思潮中，语言是多层次的系统还是单层次的系统是分歧的一个重要标志。韩礼德和系统功能语法归属多层次的一方。他的多层次的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语言是有层次的，至少包括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这得益于叶姆斯列夫的观点。叶姆斯列夫在解释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个包括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的符号系统时，提出了这实际上包含内容、表达和实体三个层次，因而语言不完全是索绪尔所说的单个符号系统，而是在各个层次间具有相互关系的系统。

（2）各个层次间存在“体现”的关系（realisation），即对“意义”的选择（语义层）体现于对“形式”（词汇语法层）的选择；对“形式”的选择又体现于对“实体”（音系层）的选择。用俗话说，“能干什么”体现于“能意味着什么”；“能意味着什么”体现于“能说什么”。可见，体现的观点不同于结构主义的单层次的组合观点不同于结构主义的单层次的组合观点，即语言是由小单位依次组成大单位。这里韩礼德对叶姆斯列夫的层次体现的方向性作了一些修正。叶姆斯列夫认为在上的层次是对下一层次的体现，如内容是表达的体现，表达是实质的体现，而韩礼德认为每个在下的层次是对上一层次的体现，因为从功能上来看，语义层应该居上。

（3）根据体现的观点，我们又可把语言看作一个多重代码系统，即由一个系统代入另一个系统，而后又带入另一个系统。

4 功能的思想

对“功能”这个术语有不同的理解。在传统语法中，词汇和句法的区别有时可以“形式”和“功能”的区别表示。此的不同形式和类别属词法，词在句子中的“功能”属句法，如“主语”“宾语”“补语”等所表达的都是句法功能。在这个基础上，又把功能的概念扩大到大于词的单位，如在“The old man met his former classmate in Beijing ”一句中“The old man ”和“his former classmate ”叫名词性短语，因此它们起“名词”的功能。

弗里思（Fries,1962）等人在结构主义语法中，把功能与“结构意义”或“语法意义”相联系，因而表示语法或结构关系的词称为“功能词”。

韩礼德的功能思想术语义分析的概念。与前面所讲的纯理功能不同，这里所说的功能是形式化的意义潜势的离散部分，即构成一个语义系统的起具体作用的语义成分；

除及物性系统外，语气系统包含“语气”和“剩余成分”等功能成分；主位系统包含“主位”和“述位”两个功能成分；信息系统包含“已知信息”和“新信息”两个功能成分。

语言“用途”不等同于语言“功能”。用途指在实际情景类型的语境中，从语言系统的选择项中进行选择，因而它是一个价值概念。但语言用途千变万化，难以一一描述，而语言的个个语义系统却可以由有限数量的语义功能成份组成。

韩礼德有关及物性系统的语义功能与菲尔默（Fillmore,1968）格语法理论和切夫（chafe,1971）理论中的语义成分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采用“施动格”“工具格”“与格”“使役格”“方位格”等语义成分，后者采用“施动者”“被动者”“裨益者”“经验者”“补足者”等语义成分。但根本的差别在于：菲尔默和切夫把这些成分放在转换语法的深层结构的理论框架内研究，而韩礼德不承认深层结构，认为语言的及物性从表层即可描写。其次，菲尔默和切夫对语义的分析嘎然中止，韩礼德则坚持及物性仅是语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概念功能部分中尚有语态和表示肯定和否定的归一性。此外，人际部分和语篇部分中的各个语义系统均可表示语义。最后，菲尔默等强调格语法中各个成分的普遍性，韩礼德则认为对及物性系统的描写因语言而异，不一定强求一致。

5 语境的思想

韩礼德关于语境的思想可上溯至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1925）。通过对土著民族语言的观察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一种语言基本上植根于说该语言的民族的文化、社会生活和习俗。不参照这些广泛的语境便难以正确理解语言，这对于研究当代的话的语言更重要，表述离开情景语境就没意义。

弗思（Firth，1957）发展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认为情景语境和言语功能类型的概念可抽象为纲要式的结构成分，从而适应于各种事件。这种情景语境的内部关系可描写为：

①参与者的有关特征：人物、人品

（a）参与者的言语活动

（b）参与者的非言语活动

②有关事物

③言语活动的影响

在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思的基础上，韩礼德曾用迂回的办法进行阐述。他指出如果人集中注意的是语言系统的形式问题，如语法和词汇，那么，这方面的相互关系完全可在语言内部解决，但若把语言系统当作整体

考虑，那就必须从外部来确定对语义系统进行区别的标准，即属于同一语义类型的语言材料是否具有同一意义标志。对此，有的以文字系统作为理想化标准，却忽视了语调的差异；有的以概念系统作为标准，即根据两个概念的异同进行区别，但无法说明概念系统或语义系统本身的异同又是怎样区分的。可见，语义是语言和语言之外的某种东西的交叉。这后者便是社会语境或情景。情景分析法和情境意义与其它层次的分析法和意义的区别在于：（1）前者涉及有关世界的非语言特征（2）说话者和听话者都要掌握有关文化的非语言部分。

最后，韩礼德认为像“社会语境”“环境”“相互交往”等概念与“知识”和“思维”在理论上是同类型的。相互交往之能理解知识，不亚于知识之能解释相互交往。

6 近似的或盖然的思想

韩礼德从信息理论汲取了“近似的”（approximative）或“盖然的”（probabilistic）思想。语言固有的特征之一是盖然的，这种规律特征在人们选择词汇时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从英语中选择表示“人行道”的词汇时，有人好用“sidewalk”，有人好用“pavement”；

在拼写表示“颜色”的英语词时，一些人采用color的拼写方式，一些人采用“colour”。这样人们只能从相对频率来掌握其使用范围。

对此，韩礼德进一步指出很少有人把盖然的原则类推到对语法系统的描写上。“I shall go”，“I will go”与“I’ll go”间就存在一个盖然率问题，对同一陈述可用主动语态，也可用被动语态。这也可用近似值表明。近似值高的未标记的语言中存在“程度多少”的现象不是因为有些形式不符合语言，而是语言基本特征决定的，因为语言首先是约定俗成的，在使用中又不断演变。

近似的或盖然的思想表明：要掌握不同形式项目的使用，便要精确地区分语义和特定情景语境的关系。例如：尽管主动语态的近似值高，在科技论文中被动语态的出现频率会有所提高。

以上情况说明，对一个语义项目分类时，应该按精密度（delicacy）的阶，由一般趋向特殊，越分越细，给每个选择点的可选项给以近似值。同样，对相应的词汇语法项也给以近似值。因此这一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说明不同语域间的差别很可能就是它们在词汇语法层上的盖然率的不同，而这又受限于所要表达的不同语义的精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