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
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包括生产、流通和消费等领域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以前那些由于民族、国家、地域等因素所造成的阻碍日益减少，世界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生产全球化。举例而言，美国波音公司生产的波音客机，所需的450万个零部件，来自6个国家的1500家大企业和1.5万家中小企业。波音公司所完成的不过是科技的设计、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和产品的最终组装而已。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40％的产品是由跨国公司生产的。
———贸易全球化。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国市场逐渐融为一体，并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展，世界市场容量越来越大，各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也日益增大。
———金融全球化。各国金融命脉更加紧密地与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迅速扩展的跨国银行，遍布全球的电脑网络，使全世界巨额资本和庞大的金融衍生品在全球范围内流动。
———投资全球化。国际投资中资本流动规模持续扩大。1995年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总额达到了2.66万亿美元，是1945年的130多倍。资本流向从单向发展为双向，过去只有发达国家输出资本，现在发展中国家也对外输出资本，包括向发达国家输出。
———区域性经济合作日益加强。区域经济组织遍及全世界，如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许多区域集团内部，都实现了商品、资本、人员和劳务的自由流通，使得区域内能够合理配置资源，优化资源组合，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经济效益。
经济全球化的成因
经济全球化的成因涉及到国家经济体制、企业趋利动机与技术进步等三个因素。下面让我们分而论之：
1、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消除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体制障碍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只有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本国经济的运转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封闭经济由于缺少外部资源、信息与竞争，而呈现出经济发展的静止状态。计划经济体制则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全、不充分、不对称和激励不足问题，而导致资源配置与使用的低效率。所
以，不管是传统的封闭经济，还是起源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由此而造成的各国在经济体制上的趋同，消除了商品、生产要素、资本以及技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流动的体制障碍，促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2、微观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推动了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发展众所周知，商品与要素的价格在世界的不同地区是不可能完全相等的。这种地区性差价的存在被人们称之为“区位优势”，而区位优势则为企业提供了进行全球性套利的空间，于是，便有了对外投资、技术转让，以及企业生产过程的分解与全球配置。正是企业出于套利动机的这种全球性扩张，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
3、信息技术的进步降低了远距离控制的成本企业的活动半径是与其所有权控制的成本负盈相关的。即：远距离控制成本低，企业的活动半径就大，从而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就高；反之，则相反。远距离控制的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在信息经济时代的今天，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与网络经济的诞生，使得这种成本大幅度下降，以致，从理论上来讲，对于一家有能力进行全球扩张的企业来说，它的活动范围可以达到世界的任何地方。
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特征产生于比较。为了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我们就必须将其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行比较。
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核心要素是主权国家，一体化的实现是通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谈判，公平分配一体化的成本与收益来实现的。
但是，与地区经济一体化不同，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要素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个人与企业，它是在各国经济体制趋同与信息技术进步背景下，通过企业的跨国投资与全球性套利来实现的。因此，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个自发的市场机制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存在谈判的机制，所以，其成本与收益的分配是由市场竞争来决定的。正如我们在国际市场经济中看到的那样，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财富分配必定是不均等的。1997年发生在东亚的金融风暴足以证明这一点。
经济全球化的效应
经济全球化的效应主要有二：其一是财富再分配的效应；其二是通货收缩效应。由于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自发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因此，在市场竞争机
制的作用下，国际竞争力较弱国家的财富必然会被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国家再分配。
经济全球化的通货收缩效应根源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总供给的增加。例如，当中国、前苏联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通过经济转型而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时，尽管世界的总需求增加了，但是世界总供给会增加得更快。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
制下，这些国家仅仅是在为本国居民而生产，而当它们进入国际分工体系之后，它们将为整个世界而生产，因而其供给必定会随着生产力的解放而增加。随着世界总供给的增加，物价就会下跌，通货便会随之收缩。
但是，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来区分两种不同的通货收缩：一种是因为供给增加而引起的通货收缩，它是属于那种好的通货收缩；另一种则是因为需求下降而引起的通货收缩，它是属于那种不好的通货收缩。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既有好的通货收缩，又有坏的通货收缩。哪种经济体可能面临好的通货收缩？哪种经济体又可能面临坏的通货收缩呢？这将取决于该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的第一种效
应的作用过程中，是属于再分配型的经济体，还是属于被再分配的经济体。例如，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风暴中，东亚国家显然是属于那种被再分配的经济体，因此，它们所面临的通货收缩也就必定是属于那种坏的通货收缩。
几点结论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从经济全球化的成因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所以，对于一个已经走上开放经济道路的国家来说，它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全球化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取更多的利益，降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成本支付。
2、一国要想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增加获利、减少损失，关键在于提高国际竞争力。
3、在竞争力不能迅速提高的情况下，较好的控制方法是控制经济的对外开放度。然而，选择这样的策略是有约束的。我们的观点是：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是抵御经济全球化冲击的最有效方法
远古以来的人类历史，是一部多样文化发展，即不同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的历史。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各个民族、国家或地区联系的增加，闭塞的、彼此隔绝的历史，愈来愈成为世界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因彼此交往的增加，使其文化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下碰撞、交流或交融，更加充满朝气和生机，更加绚丽多彩。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人们都能真切地感觉到中国文化、希腊文化、印度文化、希伯来文化、
阿拉伯文化和非洲文化等文化传统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所谓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和“世界邻居（our global neighbourhood）”，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或终止世界文化多样发展的历史进程，恰恰相反，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在“全球”范围的接触和交往，为世界文化的多样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148票赞同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即反映了这一客观事实。然而，近年来，西方一些学者无视这一客观现象，极力宣扬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全球化”也必将随之而来，预言未来将实现“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国内有一些学者也附和这一论调。那么，“文化全球化”这种论调的实质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所谓“文化全球化”，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为美国在全球推行其霸权主义政策服务的，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在我国国际贸易中，常常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壁垒。其有既有关税壁垒：即以关税来限制进出口。也有非关税壁垒：以其他的一些非关税的措施来限制进出口。
非关税壁垒形式多样,且更为隐蔽。根据美国、欧盟等主要WTO成员贸易壁垒调查的实践，主要可分为以下13类：1、通关环节壁垒；2、对进口产品歧视性地征收国内税费；3、进口禁令；4、进口许可；5、技术性贸易壁垒；6、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7、贸易救济措施（即包括对进口产品实施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8、政府采购中对进口产品的歧视；9、出口限制；10、补贴；11、服务贸易方面的壁垒； 12、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措施13、其他壁垒。其中国际贸易中的文化差异虽未明确的列入非关税壁垒之列，但它却对国际贸易的交易起到了同样的限制效果。并且显得更为隐蔽。
由于“国际贸易”这项行业从事的是国际间的贸易，各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都有极大的差距，也必然造成了国家之间的极大的文化差异。以中国为例，同是一个国家，但各个省区的文化亦有很大的不同。南方人喜吃稻米，北方人则喜食面食。南方人爱吃海鲜，北方人则不是。既使是同一个省区，同一个县市也亦
不可能存在相同的习俗，文化。而相离了数个国家，甚至是太平洋、大西洋。那样的话，文化之间的差异自然不言而喻。
国际贸易中的文化差异总纳而言，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语言的差异。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达思想,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一种特殊而又普遍的社会现象。语言是文化的根本。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开展国际间的贸易活动,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转换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导致了不同语言之间交流转换的困难,从而影响到了国际商务交往。
2.宗教的差异。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它包括指导思想,组织,行动,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宗教是一种对社群所认知的主宰的崇拜和文化风俗的教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自从人类成为一种群体活动的生物,成为具有社会性的群体以来,宗教就是作为具有培养和加强人的社会性作用的一种重要的社会行为而成为社会的必需。
3.社会习惯的差异。社会习惯是在长时期里逐渐养成的,一时不容易改变的行为、倾向或社会风尚。它不仅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价值观,而且会影响到人们的工作和思维模式。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深入,带动了跨国公司的发展。一个成熟的跨国公司必定是一个了解目标国文化的公司,一个注重文化差异的公司。
4.政治哲学的差异。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政治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和作用。国际贸易由于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开展的,因此必然要受到政治哲学的影响和作用。
5.社会结构的差异。社会结构是某一社会制度的基本成分之间有组织的关系。社会结构包含社会分层,并且伴随着阶级等级和种性等级。社会结构极大地影响着国际贸易的运行和跨国公司的目标市场定位。
6.教育的差异。教育作为文化的一个分支,通过改变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或营销方式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如果一国国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和程度较低,则其比较优势更多地向劳动力密集型倾斜。但若一国重视教育,公民受教育水平较高,则该国技术先进、创新能力强,比较优势主要为技术密集型或资金密集型。
面对以上各类的差异，作为一个外贸人员，我们必须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1.培养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意识是指商务人员对文化差异的理解并作出适当反应的一种商务意识。换言之,反映国际贸易者本土文化的价值观的行为标准已不能满足跨国公司发展的需要了。国际化的企业运作的各个环节,如国际营销、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机制等都需要较高的跨文化意识。因此,从事国际贸易的人员必须拥有基本的跨文化意识。
2.掌握跨文化商务技巧。跨文化商务交往中应当具备的能力有对文化和组织的理解力、适应能力、建立关系能力、系统和多视角的思维能力、态度、敏感性、
语言能力、文化影响下的决策能力、外交能力和跨文化能力[3]。这些能力与国际贸易的成功与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这些能力需要在商务环境中得到磨练,实践经验和大量的在职培训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对于在职人员来说,应该加强相关能力的培训;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商务人才来说,应加强跨文化商务交往意识的培养,同时学校应提供相关的课程以及实践机会。
3.在策略制定上注重文化的融合。一个跨国公司跨国投资经营时,往往需要融合三种文化:自己国家的文化、目标市场国家的文化、企业的文化。只有注重文化的融合,才能深入地适应市场,进而拓展市场。肯得基早期推出了“墨西哥鸡肉卷”,在该产品投入市场后不久,肯得基又推出了一款融合了中国文化的“老北京鸡肉卷”,该产品添加了中国传统的甜面酱、葱丝等原料,因此销量可观。同样,
摩托罗拉公司制定的中国投资战略强调管理本土化、配套产品国产化。同时还大力支持中国的公益事业,因而在中国市场上获得成功
4.加强文化交流与展示。进行多层次、多形式的文化交流与展示,是一个了解文化差异的有效途径。它不仅有利于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还有力地推动了经贸合作,已成功举办的中法文化年就是一个展示文化、交流文化的平台。2006年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内容和形式不断创新,“相约北京”联欢活动、上海国际艺术节、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等项目已经形成品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四海宾朋。继中法互办文化年之后,中俄互办“国家年”再次掀起两国文化交流的热潮。驻法国、德国、毛里求斯等中国文化中心工程进展顺利,成为文化交流的亮点。
5.在国际贸易中注意文化的变迁。任何文化都不是一滩死水,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变迁。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然而咖啡文化则相对受到冷落。但改革开放以来,在过去被认为是“小资情调”的咖啡文化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咖啡吧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街小巷,咖啡也进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所以,国际贸易者必须适时改变贸易策略,以适应文化变迁后的新特点。
摘要：由于文化现实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所以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和运用也存在着差异。通过分析文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提出了有效利用文化差异来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的途径。
关键词：文化差异；国际贸易；影响
1 文化与文化差异
英国学者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明确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人类的各种各样机会中的文化状况，在其可能按一般原理加以研究的范围内，是一个适合于研究人类思想和行动的规律的课题。”他对文化的描述成为一个里程碑，为文化的研究开拓了更加广阔的视野。此后中西学者开始对文化的内涵及其涵盖范围展开了广泛的探讨，他们对于文化的阐述大致有以下几种：
（1）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综合体，概括人类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全部物质与精神财富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
（2）人类精神现象或观念形态的总和。
（3一个社会的传统行为形式或全部社会遗产。
（4）人类艺术活动及富有仪式性的民俗活动的概括。
综上所述，所有这些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的文化现实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5）化差异。
由于文化现实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所以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和运用也存在着差异。人们对文化范畴的理解和运用的范围越来越广，角度越来越多，并各有各的侧重点——社会学家注重各民族的文化遗产，社会学家关心人们的文化行为，人类学家则着眼于不同的群体在精神与习俗上的差异。
2 文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2.1 文化差异性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
从国际贸易理论上看，由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推导出的文化差异性恰好在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中找到了生存的空间。“比较优势”一词本身包含两个内容。一是“比较”。比较就是差异性，是独特性。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客体在某一方面进行的对比。有差异性或独特性才有可比之处。“优势”的核心在于“优”字。它说明比较客体在该对比层面上的强势地位。如果从二维层面更为深入地对其加以解释，“比较”包含了横向差异性和纵向相对性。横向差异性从静态的角度寻找国与国之间(比较主体)在可比内容(比较客体)上存在的我有你无，你有我优的差异。它是某一时点上的对比。资源禀赋论中所说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资本存量上的差异等都属于横向差异。而纵向相对性则是从动态的角度出发，以一国资源禀赋存量可变为前提，比较本国在不同时期所具备的比较优势。
因为差异的存在，才有了交换的需要。按照比较优势在二维层面上进行分析：从第一个层面看，文化的民族性产生了横向上的差异。在强烈的文化差异下，人们产生了对异域文化的需求，即希望从外来文化中获取本民族文化中稀缺的元素以满足自己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的需要。比如说中医用药，讲求辨证，它把人体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对某处病痛的医治往往从其他部位人手，这样疗效可能较慢，但可以去根治本。而西医用药多采用局部分析的办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以急性病的发作，用西药治疗见效快。两种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不同的医治方法，各有利弊。但人类共同面对的疾病使得遵循不同医药文化的医药产品被相互需求。从另一个层面看，文化的时代性产生了纵向相对性。提出这样的说法，是因为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交流中不断融合新的内容，形成新的文化，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
2.2 文化普遍存在于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和新兴的服务贸易领域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文化较为普遍地存在于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和新兴的服务贸易领域。
（1）在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领域，文化商品一直是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就有了同中东、欧洲贸易往来的“丝绸之路”。大量的丝绸，瓷器和茶叶被运往地中海沿岸的国家以及欧洲诸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文化产品更是铺天盖地。在追逐降低产品成本的竞赛已经穷途末路的情况下，人们开始普遍地在商品中加入文化的因素，获取新的价值增殖。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在2001年中，文化产品(包括广播电视节目、电影动画片和故事片、印刷品、出版物、表演艺术、音像制品、娱乐、会展等)的出口达700亿美元，超过了汽车和航天产品的出口。在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中，以物质文化表现的货物贸易竞争将更为激烈。
摘要：国家间文化制度差异可以成为专业化分工和比较优势产生的原因之一，且这种差异并不会随着贸易的开展而消除，贸易不能促成国家间文化制度的融合，其巩固国家间文化制度差异，即使存在替代性文化制度均衡来且向这种均衡的转变是帕累托改进的；向优等文化制度转变可能发生分配影响，在可能性条件下，雇员在封闭条件下可以通过转变获得福利提升，而雇主则相反。
关键词：文化，制度，不完全合同，贸易
Theoretical Mode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and Difference of Cultural and Inst itution
Abstract: different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among nations may be one of the basis of specialization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se difference may not be eliminated by trade. Trade may fortify the difference of preexisting cultura l-institutional equilibra and impede Pareto-improving transitions. The distribu tional impact to superior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differs from the impact of t he removal of barriers to trade such that under plausible conditions the welfar e of workers is enhanced by a cultural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but not by trad e integration, while the reverse is true for employers.
Keywords: culture, institution, incomplete contract, trade
由于投入要素质量和商品产出存在差异使得商品生产和分配需要通过合同来确定，但现实经济中由于信息供给和分配不同质、雇员劳动努力程度及相关配套性服务的复杂性使得期望通过完全合同来界定显得不够现实，为此可以引入不完全合同，而在不完全合同与完全合同框架下，经济主体所生产的商品可界定为透明商品与不透明商品。
制度，特别是制度所涉及到的合同环境，其不同会影响到商品生产成本。对不透明商品来说，雇员工作职业道德或“讲真话”等社会规范的广泛认可，可以方便商品生产和交易。因此，如果国家间偏好制度优异可以导致不完全合同下的成本节约，进而使其可能成为某个国家在商品生产和分配中获得比较优势，那么就可以成为国际贸易产生的独立原因。
文章构建了一两个国家/两种产品模型，制度作为内生要素存在，雇佣关系可由行为规范和合同确定，且认为合同供给差异，也就是提供完全合同或不完全合同是由国家间制度差异确定的，同时社会偏好的变化可以归结为由国家间文化差异确定，实际上，对于一特定国家，不同文化可以表现为不同偏好，主流偏好差异可能导致国家间交易惯例不同，而不同偏好得益又取决于经济体的合同分配。
由此，我们构建简单模型，表现如下：
一、封闭条件下的文化制度均衡
假设经济体由雇主和雇员构成，雇主雇佣雇员去生产透明商品和不透明商品；市场完全竞争性表现为商品价格外生给定，生产中只有一种投入要素—劳动，且其可在产业间自由流动，但存在国家间流动的障碍。每个雇员被赋予一单位劳动，这种劳动在生产中表现为两种形式：低质量的努力水平（）和高质量努力水平（），高质量努力水平代表高产出；雇佣关系是雇员与雇主之间单次交互的随机对并由合同管理。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高质量努力水平无法由合同确定。
对不透明商品生产而言，雇员提供的努力水平更为紧凑，表现为不透明商品产出增加需要使用更高而不是更低质量水平的努力。令和代表使用一单位高质量或者低质量努力水平所带来的产品产出，其中。由此可以得到：
（1）
雇主期望利润最大化，雇主提供给雇员两类合同：完全合同（）和不完全合同（）。提供
完全合同雇员可以得到固定补偿， >0，且这种补偿恰好可以补偿其低质量努力水平所耗费的成本， >0，雇主提供完全合同必须支付成本， >0，作为监督与合同履行成本，这是型雇主；对不完全合同，为简单起见，假设雇主支付给雇员其交易合同所列明产出的一半且不对雇员进行监督，这是型雇主。
雇员也包括两种类型：互利型（）和自私型（）。型雇员完全自利，不管雇主提供的合同类型均选择低质量的努力水平；对型雇员来说，不完全合同的供给通常表达出一种对其的信任信号，在此条件下，雇员会选择高质量努力水平，产生成本， > ；而当被提供完全合同时，互利型员工会认为雇主不信任或试图剥削他们，其结果会产生一种主观成本进而抵制合同，无产出发生，按照卡梅隆在1998年提出的经验博弈，第二行动者可能会放弃某项较大得益以避免参与到这样一个交易过程，在这种交易过程下第一行动者可以确定获取很大得益。因此我们假定型雇员为避免提供型合同的雇主能够获取较大得益，而放弃改变角色所获得的较大得益。同时假定型雇员被提供完全合同所导致的主观成本与其在接受合同条件下雇主所获得利润成比例，比例为。
经济主体消费一种由两种商品构成的复合商品，为简单起见，假定复合商品由一个单位透明商品和一个单位不透明商品组成，价格对消费比例不产生影响。分别为透明商品和不透明商品的价格，则，。
由表1，和代表部门雇主所获得的利润和雇员所获得的效用，。得益矩阵如表1表示，由于劳动要素可以在部门间流动且两类商品都生产，那么封闭条件下高质量努力水平与低质量努力水平所带来不透明商品的产出必须等于透明商品的产出，否则则会导致要素的跨部门流动，也即 = ， = ，其中代表封闭条件下。我们假定雇主和雇员按照得益来更新其合同和偏好，就是说按照内部部门间竞争均衡价格来更新。
为排除文化制度差异不导致均衡发生，进一步假定：
；
>
由此可知{ }是联合盈余最大化的结果。但是并不能保证{ }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下持续遵守，因为{ }也渐进稳定。
表1：雇员与雇主的得益矩阵
雇主/合同雇员/偏好
注：纯策略纳什均衡分别为{ , }和{ , }。
令表示雇主前一时期提供不完全合同的比例，则型和型雇员的期望得益为：
+ （2）
以代表前一时期雇员中型雇员的比例，则雇主在不完全合同与完全合同中的预期得益为：
（3）
预期收益函数由图1看出：
图1：封闭条件下R型和S型雇员与I型和C型雇主的预期得益
假定雇员和雇主分别根据前次对方行为策略做最优反应来周期性更新其偏好和行为策略。随着新进人口的社会化，经济主体所秉持的偏好随着宗教、学校教育及其他因素影响而发生改变，但是个体不会在已知的雇佣合同下从事其文化革新，则这种更新过程为：
在每一时期开始，经济主体根据其所处地位随机化选择其文化模式：比如雇员A有机会观察雇员B行为策略并且了解B的得益，如果雇员B与A采用同样策略，则A不作更新；相反，假如B采取不同策略，A比较B改变策略前后得益，如果改变策略后B可有最大得益，那么A会以与B得益差异β (>0)倍的概率转换其行为策略，否则保持自身策略不变。这一进程可得出复制动态方程4：
（4）
其中是时间变量，其稳定状态：令 =0和 =0，可得：
=0，当 =0， =1，则
=0，当 =0， =1，则 = （5）
所产生的动态系统如图2所示，箭头表示复制动态方程的平衡调整。在和表示文化制度均衡。其中是稳态的，但其为鞍点：很小的对或的偏离是不能够自我修正的。存在两个额外的不稳定点，{ }点和{ }点，是无意义点。渐进稳定的状态是{ , }和{ , }也就是{1,1}和{0,0}。由方程5可知，和的临界值是雇员和雇主对{0,0}逼和{1,1}均衡的偏离成本去除以总成本。
图2：文化制度演变相图
在这个决定性体系中，初始状态决定在这两种渐进稳定状态中哪种状态发生。当然制度可能通过雇员或雇主中一类或两类阶层的代表通过采取一组新的规则来改变，但非合作转变（代表着分散化的、自下而上的转变）也是可能的。为了解这一进程，比如存在偏好和合同发生偶然性改变，且这种改变是非最优的，假定以概率近似最优概率更新，以概率表示雇员在两种行为模式中随机化选择其行为策略，雇主随机化选择其合同供给。偶然性改变可能归结为实验故意、误差或者其他原因。可以是外生给定的或者相互依赖的。比如实验故意、误差的可能性很小，而对现状最优反应偏离的成本很大。
对这个进程的可能性解释为：产生扰动的马尔科夫进程是遍历性的，所以从长远来看，均衡{ }和{ }都发生，伴随着对这两类均衡引力盆的非正常转变，即假定很小时，在缺乏系统水平的外生扰动下，即使中度规模的人口增加和偶然性非最优的文化制度均衡都将持续较长时间，且系统在较大的引力盆中将持续更长时间。因此假如，均衡{ }相较于{ }可能持续更长时间，如果{ }是风险主导型均衡，那么{ }为风险缺乏型均衡。
二、文化制度的比较优势
假定世界经济包括两个国家，1和2，在诸如劳动禀赋、技术、需求函数方面是相同的，除
了基于不同历史所导致的文化制度差异，其结果表现为两个国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同，两个国家在不同产品的生产上具备比较优势。
图3：国家1和2的PPF图
假定国家1接近于{ }均衡，国家2接近{ }均衡。由图3，因为 > ， > ，可知国家1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都有绝对优势。封闭条件下每个国家仅存在一个相对价格，使得两种商品的产出比等于其边际转换率之比。从而和，其中，分别为封闭条件下的相对价格。则：
（6）
由此可见，国家1在不透明商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国家2在透明商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考虑到贸易条件，在两个国家封闭相对价格下严格下降，专业化分工和国际贸易得以产生。在给定生产可能性边界下，国家1将完全专业化生产和出口不透明商品，而国家2将完全生产并出口透明商品。
当运输成本和其他贸易障碍移除时，国家1不透明商品的相对价格上升，而透明商品相对价格下降；国家2透明商品相对价格上升，而不透明商品相对价格下降。进而，，其中，，两个国家专业化生产的商品相对复合商品而言更有价值，意味着国家1在贸易条件下用一个单位不透明商品可以比封闭条件下购买更多的复合商品；国家2在贸易条件下用一个单位的透明商品可以比封闭条件下购买更多的。因此，正如预期，，，两个国家商品的产出价值都将增加，而在复合商品中仍旧保持不变。
三、贸易对文化制度的影响
由上面可知，文化制度差异是比较优势产生的原因，使得两个国家可以通过专业化和贸易获取福利，但贸易开放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制度环境？即是否开放后国家间不同的文化制度均衡将持续？经济一体化是否更有可能促使不同文化制度的融合？也就是说，是否一体化
能够消除一个或两个国家的临界值？假如不能，则在一体化情况下，均衡{ }和{ }将持续，但是否贸易可以降低对现行合同和偏好的偏离成本，进而促成另一种文化制度的融合？
图4表示贸易所导致的两个国家各成员预期收益的变化。图A横轴值1附近表示型雇主数量，横轴值0附近表示型雇主数量；图B横轴值1附近表示型雇员数量，值0表示型雇员数量。
图4：贸易后R型和S型雇员及I型和C型雇主的得益变化
表2给出了经济主体贸易前后的均衡得益。
表2：贸易前经济主体贸易均衡得益
国家贸易前雇员得益贸易后雇员得益贸易前雇主得益贸易后雇主得益
1
2 0 0
由此，贸易一体化并没有消除专业化分工的文化制度差异基础，贸易后的临界值仍旧保持在单位区间且贸易增加了两个国家不同行为主体对现行文化制度的偏离成本。偏离成本的增加表现为增加，表示贸易增加了用一个单位专业化商品购买的复合商品数量。
表3表示贸易所导致的对现行状况的成本增幅，表示从封闭转向开放时的变化。
事实上偏离成本增幅不仅仅阻止了偶然性转变所导致的实验或误差，同样增加了个体和企业创新的选择压力，只要创新要素构成低于和的临界值。由方程4可以看出，当时，贸易增加了( ) 和( )；而当时，其增加了( ) 和( )。因此贸易并没有导致从{ }到{ }均衡的非合作转变，尽管国家2福利可以通过这种转变得到提升，因为{ }文化制度在两种商品上都表现出绝对优势。
表3：贸易导致的偏离现存文化制度惯例的成本增幅
均衡
个体 { , }
{ }
雇员
雇主
除了增加不去创新和选择压力之外，但贸易可以提高创新要素数量来产生由{ }均衡向{ }均衡的转变。考虑到贸易的影响，在和上增加，的结果是清楚的：贸易增加了互利型雇员数量，促使型雇主采用型合同来更好回应。
（7）
原因在于：虽然从雇主角度看，两类均衡的偏离成本都增加，但贸易对国家2的{ } 均衡的偏离成本更高（由表3，右下值高于左下值）。国家2在完全合同下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不受贸易所导致的产出增加的影响，贸易对型雇主配比型雇员对雇主利润的影响要高于型雇主配比型雇员，即。其结果，提供型合同的雇主预计会配比型雇员只有在前次遭遇更大数量的型雇员时才愿意放弃型合同而转向型合同。同样国家1的型雇主预计配比型雇员则只有在前次遭遇较大数量的型雇员才有可能转向型合同。
贸易对的影响从总体上看不出，但是在可能性条件下，其可能伴随着一体化而增加，因此：（8）
从公式8可以看出，当且仅当时，。假如与提供高质量努力水平所带来的效用扭曲相比，高质量努力水平所带来的产出增加足够大；或者与完全合同下雇佣劳动力的成本相比，使用低努力水平足够小（意味着互利型雇员被提供完全合同所带来所谓潜在剥削的主观成本足够小），所以不能够决定贸易对的影响，因为不能够决定哪种贸易影响对员工的效用扭曲更大。（可以从表3左上和右上看出）。
四、贸易、分配冲突和非效率文化制度均衡的持续性
因此，经济一体化并不会破坏，甚至可能巩固原有导致专业化和贸易的文化制度差异，即使存在表现绝对优势的替代性文化制度均衡，且向此类均衡的转变可以是帕累托改进的。贸易阻碍了不同文化制度融合，因为其提升了非正常偏好和合同下故意或偶然性实验的成本，在可能性条件下，其增加了文化和制度革新要素的数量，从而导致了向高生产率均衡的分散化转变。
模型持续性非效率的原因在于偏好形成与合同供给的分散化特征及不同行为策略与合同供给不匹配所导致的协调失效。但不同文化差异的持续及非效率可能是一更普遍性结论，甚至在放松文化制度各项通过非合作动态变化这一前提。
假定，存在协调和转换成本，雇员与雇主之间关系可以促使其由一个纳什均衡点向另一个纳什均衡点的转变，很容易看出处于劣等文化制度的国家，比如模型中的国家2，其在封闭条件下通过实行转换可以获取相对开放条件下更多福利，因为国家2可以通过实行这类转变而达到国家1在封闭条件下的福利，但是这类转变可能消除国家1和2之间的文化制度差异，其结果贸易利益也会消失。因为国家1和2在封闭条件下的收入鸿沟超过了国家1在封闭条件下而国家2在开放条件下的收入差异，贸易壁垒的移除因而削弱了实施这种转变的预期收益。
注意到向更优文化制度均衡的转变可能导致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分配的不均等。因为其效用在{ }均衡下，不管有无贸易壁垒，为零；而在{ }均衡下可以获取正效用，国家2雇员可能在向{ }均衡的转变中获取收益。但是国家2雇主则从贸易和专业化中获取收益并因此在{ }均衡中获取较低收入，因为在后种专业化和贸易并不会发生，因为文化制度转变消除了国家间专业化分工的基础。开放后，雇主可能反对文化制度转变，即使其可能在封闭条件下通过这种转变中获取收益。这可以从图4中得到解释。由图B.2可以看出，雇主在贸易条件下
{ } 均衡时得益为，高于在封闭条件下{ }均衡时的得益，甚至后者还高于封闭条件下{ } 均衡的得益。
参考文献：
[1]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8).
[3]平新乔.微观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4]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 Acemoglu, Daron, Antràs Pol, and Elhanan Helpman. 2005. Contracts and the D ivision of Labor. NBER Working Paper 11356.
[6]Arrow, Kenneth J. 1971.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valuation of Social Effects and Externalities. In M.D. Intriligator (Ed.) Frontiers of Quantitative Economi cs.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7]Dixit, Avinash K. 2003. Trade Expansion and Contract Enforce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1(6).
[8]Cameron, Lisa. 1998. Raising the Stakes in the Ultimatum Game: Experiment al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Economic Inquiry, 37(1), pp. 4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