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南昌起义纪实——党知识党课讲稿(25页)

八一南昌起义纪实

1927年的中国，风刀霜剑，群芳凋零。

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满怀着热忱和希望，与国民党合作开启了大革命的大幕。然而，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烽火未息，国民党反动派就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果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付诸东流，共产党人的鲜血染红中国。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失败的大革命，亦是中国共产党人认清革命目标的新起点。

这一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奔向南昌，拿起了枪杆子。

中国革命的“苦力”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举行。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包括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

会议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国民党进行全面改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国共两党经历了许多曲折，终于走到了一起，拉开了大革命的序幕。

毛泽东后来提到国民党“一大”时说：“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我们帮他办好……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做‘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三十九年老是失败。”

国民党在败退台湾之后，曾出了一部《国军政工史稿》书，在里面酸溜溜地反省当年国共合作：“中共分子争事不争权。愿在政治部中多做事，而将握有实权之党代表职位尽量让与国民党党员；你不干我干。凡某一政工职务为国民党党员所不愿为，不屑为或不能为者，他们欣然接受，全力为之；表现能力，表现服务精神，劳苦毁誉在所不计。”

无论怎么看，这些话都更像是在夸奖中共肯吃苦——事实上就连共产国际派给孙中山的顾问鲍罗廷也说：“中共是中国革命中的苦力。”

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中国共产党甘为革命的苦力。中国共产党人，是那样满怀希望和理想，热情地加入国民党，将国共合作视为革命的大道。那时的国民党，确实有着和共产党相同的时代目标：反帝反封建，打倒列强、除军阀。大革命高潮由此掀起，北伐，东征，工农运动蓬勃兴起……

在中共的帮助下，国民党省、市一级的地方党部日渐健全，许多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省市级党部负责人，得到了实质的锻炼。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创立，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广东等省的农民运动逐渐发展起来。

英才辈出的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1924年11月，刚从欧洲回国的周恩来就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的到来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共中央派他回国负责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二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的大力推荐。张申府一共推荐了15名在国外读过书的优秀共产党员，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周恩来。

26岁的周恩来英气逼人，朝气蓬勃，一到任就大刀阔斧地着手改革。他参照苏联创建红军的经验，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同时，他注重传授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开设政治课，聘请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熊雄、叶剑英等人担任政治教官，请毛泽东来军校教课。

那时的周恩来，就已经展现出了非凡的人格魅力。黄埔学生虽有国共之分，但周恩来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敬重。1926年4月，在周恩来受“中山舰事件”波及辞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时，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胡宗南却不避嫌，前去送行。虽然他年长周恩来3岁，仍称周恩来“您永远是我的老师”，为蒋介石留不住这位杰出人才而惋惜。

周恩来的努力，使原来近乎于空壳的政治部，很快就做得有

声有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都由共产党人直接领导。而周恩来制定的政治工作制度，后来在国民革命军中得到了大力推广。

1927年，北伐开始，北伐军之所以能所向披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共产党人的政治工作，让这支军队区别于“当兵吃粮”的旧军队，有了最基本的目标和信念——打倒列强、除军阀。国共分裂后，大量担任党代表的共产党人离开了国民革命军，也带走了这支军队的灵魂。由黄埔军校校长出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虽然借此收罗了大批称其为“校长”的嫡系门生，却让这支军队倒退回了忠于某个人的旧军队之路。

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但是中国革命的“苦力”，也是革命的“马前卒”、“急先锋”。

北伐军中，叶挺独立团是个“另类”。说其“另类”，不只是以团长之名冠名的独特番号，更在于其领导机制。北伐军普遍是由国民党人掌握军事领导权，共产党人则在部分军队中担任辅助性的党代表，负责政治工作。唯独叶挺独立团，团长叶挺是一位共产党员。

1925年，叶挺从苏联回国，正逢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将领陈铭枢、张发奎邀他加入军队，30岁的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当团长就要当独立团团长。口气虽大，却不狂妄。

叶挺的履历很有分量。他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陈

炯明叛变并炮轰总统府时，他率部苦战，保护孙中山和孙夫人脱险受到特别嘉奖。

但军阀混战、百姓受难，让叶挺对旧军队失去了信心。1924年，叶挺辞去军队职务，到苏联留学，期间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同年12月，经同班同学聂荣臻、王若飞介绍，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信仰三民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初上北伐战阵，叶挺独立团驰援湖南安仁，以一团之力击溃了敌军六个团，一战成名。自此叶挺独立团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先锋，从湖南杀入湖北，战无不胜。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破吴佩孚的最后要地武昌。武昌之战前后拉锯了1个月，打得异常艰苦。第四军各师、团均成立了奋勇队（敢死队）。叶挺独立团一营营长、共产党员曹渊在登城强攻时头部中弹牺牲，年仅24岁。经此一役，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叶挺，更是以团长之职破格晋升为少将，被誉为“北伐名将”。

攻克武昌后，叶挺独立团收殓了攻城战中遗留在城下的尸体，在武昌附近的洪山建立起一座宏大的烈士墓，碑文上刻上了曹渊等191位烈士的姓名。墓碑的右边，还刻上了四句话：“烈士之血、主义之花、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无产阶级的牺牲者”。

最后一句，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开始不同意写上，“太红了”。叶挺则坚持说：“在肇庆的时候，你就说我们太红了，当时我说

要红才能打仗，现在不是已经证明了吗？”

经过斗争才写上的这句碑文，最清楚地说明了叶挺独立团官兵的奋斗目标，也表明了部队的性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还只有这么一个团的军队，却已经在北伐战争中显示出她全新的革命精神和强大的战斗力，这也为后来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最初的基础。

两年后，朱毛会师井冈山，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一支红军却以“四”为番号，沿用的正是“铁军”之名。

十年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游击队编为新四军。陈毅起草的《新四军军歌》，第一句歌词就是——“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湖南当推第一”

1926年8月，北伐军势如破竹，仅用一个月就席卷湖南。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了长沙。

北伐，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大的政治资本。在这个北伐军攻克的第一个省会城市，蒋介石意气风发：“将来革命成功，湖南当推第一。”

这话在今天听来，让人难忍一笑。蒋介石也算“未卜先知”，只是他算准了“湖南当推第一”，却没算准是不是自己“革命成功”。

最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就是最著名的湖南人——毛泽东。在革命征程中披肝沥胆、浴血而来的共和国将帅中，十大元帅中有三位湖南人，十大将中有六位湖南人。

而蒋介石，却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三个月前，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发动“整理党务案”，把共产党人排挤出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有四分之一是共产党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等部长由共产党人担任。

毛泽东就是因为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辞去了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职务。但对于毛泽东来说，这并不重要，他已经找到了属于他的革命之路、未来之路。

北伐战争进行的同时，1927年1月4日，时年34岁、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深入湖南农村，开始了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实地考察。

毛泽东这次考察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足迹遍及5个县，广泛接触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干部，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毛泽东亲眼看到，农民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政权组织——农会，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泥腿子们第一次当家做主，农村大地出现了新气象。

归来后，毛泽东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大量确凿的事实，驳斥了攻击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经过这次考察，毛泽东更加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必须放手发动农民、组织和依靠农民，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

单行本，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也正是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示警：“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国民党更不消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

这并不是共产党人首次察觉国民党内部的反动倾向。在大革命的肇始之地广东，中共广东区委较早地意识到了危险迫近。他们在1926年11月给中央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不能希望新军阀能长期同我们合作，“要预备我们的力量，去组织民众，强固民众的势力。”12月，广东区委负责人周恩来更公开发文，警告人们对国民党新右派的分裂活动应当在精神上和实际工作中有所准备。然而，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却认为这类看法是“极大的极危险的根本错误”，“将发生极大的恶影响”，要求加以纠正。

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核心领导人，陈独秀原本对共产国际推动的国共合作极力反对，在共产国际的严令重压下，他虽表示服从，仍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有条件”的：孙中山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的入党办法，改组国民党。在国共合作初期，他也同孙中山爆发过直接的冲突。

然而，在国共两党的合作正式实行之后，特别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分裂活动愈演愈烈的时候，陈独秀在共产国际高压下，一味地妥协退让、委曲求全。

1926年3月，蒋介石策动“中山舰事件”，中共中央一让，接受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撤回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

5月，蒋介石推出“整理党务案”，中共中央再让，陈独秀甚至命张国焘赶赴广州，强令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职的共产党员接受“整理党务案”，担任部长和代理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

如何处理国共两党的摩擦？在中共内部不止一次地讨论过，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都担心树敌太多，孤立自己，而主张以退让求团结。甚至，他们在党内提出取缔“机会主义做官热”，限令已经当了县长的共产党人立即辞职，几度拱手让出了军权、政权。

随着共产党和工农阶级的壮大，由谁来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也不止一次地提出过。但陈独秀总觉得“无产阶级还很弱小”，不足以担起国民革命的重任。他曾经发文表白说，“国民革命时期不会有共产党争权的事”，共产党应首先帮助国民党赢得“二月革命”，再进行“十月革命”。

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迁就蒋介石这个阴谋家，思想根源就在这个“二次革命论”。即认为这一阶段中国还只是进行国民革命，待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共产党再进行革命，所以，在国民党统一中国前无论如何也不能破裂。

然而，正如毛泽东在后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所指出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两年前只靠几百名黄埔学生起家的“校长”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青云直上，攫得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军人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军政要职，权势炙手可热。

俗话说：“人一阔，脸就变。”蒋介石，这个曾经的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看上去革命骨子里反共的国民党新贵，在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之后，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很快就要正式“翻脸”了。

血流成河

1927年时，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已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最大的工业城市。这里有300万人口，80万工人。中共中央长期驻在这里，就是想以这里为中心开展工人运动。

1926年12月，在广州名扬一时的周恩来突然消失了。这一时期，国民党中央迁往武汉，并没有人留意周恩来的行踪。他秘密化装到了尚处于直系军阀孙传芳统治下的上海，担任了中央组织部秘书兼军委委员，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军事工作领导者。

在上海，周恩来连续组织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终于在1927年3月的第三次起义取得成功，两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迎接北伐军东路军入城。

蒋介石随后也到了上海。

此时的蒋介石不但有权，而且有钱。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已在他的控制之下，江浙财阀成了他的“金主”。反对进步的财经政策、敌视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让他们沆瀣一气。蒋介石成了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

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此时也已是“司马昭之心”。赴上海之前，在蒋介石的指挥或授意下，江西爆发了一连串针对共产党的暴力事件。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到了图穷匕见的紧要关头。

即便是此前一再迁就蒋介石的陈独秀，这时都动了罐破水洒的念头，在蒋介石抵达上海的当天上午，陈独秀准备了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他称“这个斗争比暴动意义更大”。

然而，鲍罗廷对于蒋介石的异动竟然毫无警惕，继续充当“和事佬”。刚刚踩下油门的陈独秀，只好马上又踩了刹车。更糟糕的是，陈独秀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政敌汪精卫身上。

1927年4月5日，由陈独秀起草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在《申报》发表，称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是谣言，“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弟兄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

宣言一出，许多人紧绷的神经松懈下来。蒋介石也假意表示允许上海工人组织保留武装，并派人赠给上海总工会一面写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锦旗。

在自我麻痹之后，对方又来麻痹，上海的局面似乎缓和下来，陈独秀安心地离沪赴汉。已经布置好一切的蒋介石则去了南京。

4月11日傍晚，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队长赵世炎获得密报，当晚有青洪帮组织的大批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情况紧急，让人去通知周恩来商量对策来不及了。赵世炎便以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部名义，发公函致第二十六军司令部，要求万一发

生不幸事件时给予援助。

送公函的人很快回来报告说：“二十六军不愿答复！”赵世炎心下更感不安。

第二十六军原属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起义后才编入国民革命军。与老国民革命军相比，这支部队受革命思想影响较小，所以被蒋介石派到上海，作为向工人纠察队开刀的主力。

此时，周恩来已经被扣在了第二十六军二师师部。蒋介石离沪前，下达了对周恩来下手的密令。执行人正是二师师长斯烈。

斯烈的弟弟斯励是黄埔三期学生，与周恩来有师生之谊。斯烈借着这层关系，把周恩来诳到师部“会谈”。周恩来并不是不知危险，还是勇赴“鸿门宴”。

周恩来身陷险境的消息火速传递给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他立即找到与第二十六军联络的共产党员黄澄镜，请他设法营救。黄澄镜赶到第二师师部时，房间里的桌椅已被推翻，茶杯、花瓶碎了一地。周恩来正怒视斯烈，大声斥责：“你还是总理的信徒呢。你们公然叛变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得不到好下场的。”面对斥责，斯烈不得不低头说：“我也是奉命的。”

周恩来对斯烈晓以大义，同时分析了国民党各派矛盾，揭露了蒋介石的本来面目。本就对蒋介石心存忌惮的斯烈，既被周恩来所感，也是为了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给自己留出路，最终释放了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