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国际法的主体

第五章：国际法的主体

国际法主体(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是国际法的基本问题之一。当代国际法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参与和影响国际法的制订、实施和发展的实体在范围上不断地扩大。它们既包括国家、国际组织也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甚至个人。尽管这些实体都能以其行为对国际关系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实体都是国际法的主体，从而直接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和承担国际法上的义务。1因此，确定哪些实体具有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国际法主体的地位是如何取得的，构成国际法主体地位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仅为国际法理论所关注，2同时也为国际法实践所重视。

第一节：国际法主体的概念

“法律主体”一词是法学领域中的一个通用概念，用来确定和说明在一个特定的法律制度中，哪些实体可以被赋予法律人格（legal personality），即具有承受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能力的地位（status of being capable to bear legal rights and duties in a given legal system），从而成为法律规则的直接针对者（direct addressees of the rules of law），也就是说，其行为直接受到法律规则的支配。凡是被赋予法律人格的实体，就是这个法律制度的主体。

按照这样的理解，所谓国际法主体，亦称国际人格者（international persons），是指那些被赋予国际法律人格（international legal personality）的实体。这里，所谓“国际法律人格”是指在国际法制度中承受权利和义务的能力（capacity to bear rights and duties under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3这种能力不仅包括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和承担国际法上的义务，如主权国家在外国法院享有国际法上国家豁免的权利，承担国际法上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义务，而且还包括国际法上的行为能力，如缔结条约、因实施不法行为而承担国际法上责任，通过提出国际赔偿请求来维护其国际法上的权利，等等。4总之，在国际交往中，凡是那些能够在国际法律关系中扮演直接的角色，即直接享有国际法上权利和直接承担国际法上义务，从而，其行为直接由国际法所支配和调整，其权利和义务直接从国际法产生的那些实体都是国际法的主体。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国际法主体概念的含义，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

1 Malcolm N. Shaw, International Law, 5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t 176-177。

2正如布罗姆斯（Broms）所指出的，在国际法制度中，构成该法律制度主体的条件是什么，一直是学界中备受争议的问题。Bengt Broms, Subjects: Entitl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in Macdonald and Johnston (eds.), The Structure and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Law, Martinus Nijhoff, 1983, at 383。

3 Bin Cheng （郑斌）, Introduction to 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Mohammed Bedjaoui (ed.), International Law: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 UNESCO, 1991, at 23。

4参见李浩培著《国际法的概念和渊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6页。国际法院于1949年做出的“对在为联合国服务中所受损害的赔偿问题”咨询意见将国际法主体定义为“一个具有国际权利和义务能力而且还具有通过提起国际求偿来维护其权利能力的实体。”参见the Case of Reparations for Injuries Suffer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CJ Report, 1949, at 179。布朗利（Brownlie）认为，凡是被国际习惯法所承认的一类具有权利和义务能力以及提出国际赔偿请求能力并且能使其被赋予这些能力的实体，都是国际法律人格者，即国际法主体。参见Ian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6th ed., Oxford

题：5

首先，国际法主体所具备的权利和义务能力必须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权利和义务能力，这些国际法权利和义务必须为国际法主体所直接享有和承担。因此，某一实体如果仅仅具备一国国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能力，则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当然，这一点并不排除某一实体既是国内法的主体，同时也是国际法主体的情势。6在国际法主体问题上之所以需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国际法与国内法虽然在某些具体的规则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内容，但是它们必竟是两个对等的、互不隶属的法律秩序，相互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方面，国际常设法院在1926年“波属上西里西亚某些德国利益”案中做了清楚的阐述。法院认为：“从国际法和作为其［司法］机关的本法院立场上讲，国内法同法院判决和行政措施一样，仅仅是表达国家意志和构成国家行为的事实。”7因此，某一实体在一国国内法中被赋予法律人格的地位并不必然导致该实体在国际法中也享有国际法律人格的地位，反之亦是如此。8

其次，国际法主体在国际法中直接享有的权利和承担义务必须是严格意义的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权力，而非一般国际法的规则或条约规定为某一实体所带来的利益或造成的负担。虽然国际法主体与国际法规则的受益者或受惩罚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两者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某些人可以根据一般国际法规则或国际条约受到保护，例如，国际法上关于保护人权的规定使个人受到保护，但是，这并不当然意味着作为这些规则受益者的个人因此被赋予了国际法律人格。9同样，某些人因为国际法的规则受到惩罚，例如国际法上关于惩治海盗罪、战争罪的规定使实施这些罪行的个人受到刑事制裁，但是，这也并不当然意味着作为这些规则惩罚对象的个人因此而被赋予了国际法律人格。这样来说并非是出于

5郑斌，注3引书，第25－31页。

6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04条的规定，联合国“于每一会员国之领土内，应享受于执行其职务及达成其宗旨所必需之法律行为能力”（该条英文为：The Organization shall enjoy in the territory of each of its Members such legal capacity as may be necessary for the exercise of its functions and the fulfillment of its purposes. 强调

符号为笔者所加）。此条规定被认为赋予联合国在其会员国领土内国内法主体的地位。同时，联合国作为一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也是一个国际法主体。

7. PCIJ, Ser. A, No. 7, at. 19.

8.郑斌教授提醒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六条和1966

年《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十六条的规定。前者规定：“人人于任何所在有被承认为法律上主体之权利。”该条的英文原文为：“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recognition everywhere as a person before the law.”后者规定：“人人在任何所在有被承认为法律人格之权利。”该条的英文译文为：“Everyone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cognition everywhere as a person before the law.”这两条规定的中文译本分别引自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6年6月第2版，第147和173页。郑斌教授认为，如果从这两条规定中得出个人是或应是国际法主体的结论，那是错误的。因为从1966年《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2条的规定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上述两条规定的真正意图。盟约第二条第1款规定：“本盟约缔约国承允尊重并确保所有境内受其管辖之人……一律享受本盟约所确定之权利。”（Each State Party to the present Covenant undertakes to respect and to ensure to all individuals within its territory and subject to its jurisdiction the rights recognized in the present Covenant….）该款规定明确表明，盟约所列举的各项权利是缔约各国在国际法上承担义务使其在缔约各国的国内法保证得以尊重的权利。因此上述两条所规定的权利是国内法上的权利而非国际法上的权利。郑斌，注3引书，第28页。

9. 例如，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2款规定：“本盟约缔约国承允遇现行立法或其他措施尚无规定时，各依本国宪法程序，并遵照本盟约规定，采取必要步骤，制定必要之立法或其他措施，以实现本盟约所确认之权利。”这一规定清楚地表明，该盟约的缔约国在该公约下所直接承担的国际法上的义务之一是采取必要步骤，制定立法或采取其他措施，使盟约规定的权利在缔约国国内法中得以实现，而那些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的个人，只是缔约国在该公约所直接承担的国际法上的义务的受益者。

对个人是否可以成为国际法主体的问题报有成见，而是强调，只有那些能够享有和承担严格意义的国际法上权利和义务的实体，才是国际法的主体。

再次，国际法上的权利与义务既可以产生于国际习惯法规则，也可以产生于国际条约的规定。国际法的主体必须是这些权利与义务的直接享受者和直接承担者。换句话讲，国际法主体必须是相关国际法规则的直接针对者（direct addressee of the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这里，所谓“直接针对者”就是指国际法规则意图直接规范和调整的对象。国际法中的有些条约的规定，出于文字结构的需要，其直接针对的对象似乎容易引起误解。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七条规定：“在本公约的限制下，所有国家，不论为沿海国和内陆国，其船舶享有无害通过领海的权利。”从该条字面的规定上看，无害通过一国领海，似乎是所有国家的船舶直接享有的国际法上的权利。其实，这条规定直接针对的对象仍然是国家，它只不过是以省略的方法规定沿海国直接承担国际法上的义务允许一切国家的船舶无害通过自己的领海。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个法律制度中，哪些实体能够具备承受权利和义务的能力，即成为法律的主体，并非是事先规定好的 (pre-ordained)，而是取决于相应法律制度的规定和立法者的意愿；10亦非基于先验的推定(apriority)，而是基于在特定的法律制度中实际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具体情况。11因此，法律主体的概念具有相对性、灵活性和多样性的特点。12也就是说，法律主体的地位可以赋予不同种类的实体，每个实体可能享有不同的权利和承担不同的义务。法律主体的概念并不要求被赋予法律人格的实体一定具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例如，在国内法制度中，法律的主体就包括个人（自然人）、法人和国家及政府机关等不同类别的实体，这些不同的法律主体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在国内法制度中享有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

就国际法制度而言，哪些实体可以成为国际法主体，国际法并没有规定一个固定的限制，唯一标准就在于这个实体是否具有国际人格的地位，也就是具备承受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的能力。这样来看，能够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实体应当是多种多样的，而非单一的。同时，不同的国际法主体在国际法制度中的法律地位也各不相同，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社会的性质和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因此，国际法主体的范围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国际关系不断演进而发展的。

第二节：国际法主体的类型

10例如，在奴隶社会，奴隶就不具备法律人格，因此，就不能成为法律的主体，而只是法律的客体。

11正如国际法院“对在为联合国服务中所受损害的赔偿问题”咨询意见中所指出的那样，虽然《联合国宪章》并未明文赋予联合国国际法律人格的地位，但是法院“经考察［会员国］委托给该组织（即联合国）的职能和其工作人员执行其任务的性质所具有的特点”，得以发现会员国有意赋予该组织国际法律人格的根据，那就是为实现会员国创立该组织的意图，即该组织的宗旨和目的，该组织必须具有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能力，包括通过提出国际赔偿请求以维护其权利的能力。据此，法院得出结论：“十分清楚，该组织对其工作人员行使一定程度的职能性保护的能力，是宪章的必然意图。”参见the Case of Reparations for Injuries Suffer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CJ Report, 1949, at 174。

12因此，作为一个特定法律制度中一种法律地位，任何实体的法律人格都可以按照立法者的意愿被赋予、被拒绝或被撤销。这种情况并非是由法律主体的概念本身所造成的，而是由特定社会及其法律制度性质所决定的。郑斌，注3引书，第24－25页。

一般说来，主权国家和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代表了正常类别的国际法主体。

1、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s）

国际法作为一个现实的法律制度只是在众多主权国家存在并彼此发生交往的基础上才得以产生和发展。尽管今天国际法规范和调整的范围不断扩大，但是，在当代国际法律关系的舞台上，主权国家仍然扮演着处于支配地位的角色。13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国际法规范和调整的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主权国家是国际法最主要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具有承受国际法上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的能力，国际法的全部原则和规则都适用它们。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主权国家是完全的国际法主体，也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国际法主体。14鉴于主权国家的这种独特地位，本章辟出专节详细阐述作为国际法主体意义上的国家。

2、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在当代国际法体系中，主权国家并非是国际法的惟一主体。除了主权国家以外，国际法主体还包括不同类型的非国家实体，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国际组织。这里的国际组织是指政府间的（inter-governmental）国际组织。这类国际组织或者具有一般的政治目的（如联合国），或者是具有专门领域的职能（如国际民航组织）；或者是全球性的（如世界贸易组织），或者是区域性的（如美洲国家组织）。国际组织的大量增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按照2004-2005年《国际组织年鉴》的统计，常规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目多达245个。15这些国际组织在范围、结构和职能方面虽然差异巨大，但是，它们都是国家通过多边条约创立的。为了使这些国际组织能够有效地行使其职能，创立这些组织的多边条约，或以明示的方式，或以暗含的方式，都赋予它们国际人格，使其成为国际法的主体。实际上，由于国际组织在今天的国际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当代国际法体系中，国际组织作为国际法主体的重要性仅次于主权国家。16

以往，传统的国际法学者大都认为只有主权国家才是国际法的主体。17至于国际组织，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世界上第一个一般性的政治组织--国际联盟--是否具有国际人格，从而具有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能力，始终没有得到确定的回答。18这个问题直到国际法院于1949年“对在为联合国服务中所受损害的赔偿问题”的咨询意见中才得到明确的解决。

13. 弗里德曼（Friedmann）教授认为，坚持这一立场的基本原因在于，“今天的世界是在国家共存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任何根本性的变化，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有通过国家才能发生。国家掌握着对人民和领土的合法权威。只有根据国家的权力、特权、管辖范围和造法能力，才能决定领土范围和管辖权、官方行为的责任，以及国家间共处的许多问题。国家作为国际关系和法律主体的这一基本的首要地位，只有在作为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国家实体被并入世界国家的情况下，才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并最终被取代。”Wolfgang Friedmann,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 (1964), at. 213，转引自Ian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6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at 58.

14. 李浩培，注4引书，第5页。

15. 参见《国际组织年鉴》http:// https://www.360docs.net/doc/d310311051.html,/statistics/organizations/types-oldstyle_2003.pdf

16. 李浩培，注4引书，第10页。

17. 苏联学者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仍然认为国际组织不是国际法主体。中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周鲠生先生在其《国际法》一书中也持有相似的观点。而今天，国际组织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已被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法学界所共识。

该案的主要事实是，1948年9月17日，联合国派往巴勒斯坦调停巴以冲突的代表瑞典人贝尔纳多特伯爵（Count Bernadotte）在耶路撒冷执行职务时被极端的犹太人组织暗杀。19当时，以色列国已经成立，但尚未加入联合国。暗杀发生的地点在以色列政府的有效控制范围内。联合国在对贝尔纳多特的家属给予抚恤后，有意向对此起暗杀事件负有国际责任的以色列政府提起国际赔偿请求。然而，联合国对这一赔偿请求是否具有国际法上的根据存有疑义，故按照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3日通过的第258（III）号决议，请求国际法院对这个问题提供咨询意见。20

国际法院在咨询意见中认为，提起国际赔偿请求的权能（competence to bring an international claim）是诉诸国际法所承认的习惯方法来确立、提出和解决赔偿请求的能力（the capacity to resort to the customary methods recognized by international law for the establishment, the presentation and the settlement of claims）。主权国家毫无疑问具有这种能力。一国可对另一国提出国际赔偿请求。这种赔偿请求所采取的是两个在法律上平等、形式上相似且都是国际法直接主体的政治实体之间的赔偿请求方式。这种赔偿请求可通过谈判的方法解决，如果谈判不成，则可在双方同意的条件下，诉诸国际裁判机关裁决。然而，联合国作为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是否也具有这种能力则取决于其是否被《联合国宪章》赋予了国际人格。法院注意到，对于这个问题，《联合国宪章》并没有明文的规定。因此，法院就需要从联合国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来考虑这个问题。21

在此问题上，国际法院首先指出：“在任何法律体系中，法律主体在其性质或其权利的范围方面并非一定是同一的，它们的性质取决于社会的需要。纵观其全部历史，国际法的发展一直受到国际生活的影响，而国家集体活动的进步增加，已经产生了某些非国家实体在国际层面上行为的事例。这一发展的顶点就是在1945年6月建立了其宗旨和原则都详细地规定在《联合国宪章》中的一个国际组织，但是，为了实现这些宗旨，则必须赋予其国际人格的地位。”22

为了进一步论证联合国在其成立后的实践中确实是一个国际法主体原因，法院指出，联合国宪章并不满足于它所创建的联合国组织仅仅是一个为实现宪章宗旨和目的而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它还为这个中心配置了机构并且赋予这个中心特殊的任务。联合国宪章还确定了会员国与联合国有关的地位，例如要求每个会员国对联合国采取的任何行动给予协助，给予联合国在各个会员国的领土内为行使其职能所必须的法律行为能力以及特权和豁免，等等。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联合国负有重要的和广泛的政治任务，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间友好关系和实现国际合作以解决经济、社会、文化或人道性质等各种问题；它采用政治

19. 有关该事件的详细报道，参见Donald Neff, Jewish Terrorists Assassinate U.N. Peacekeeper Count Folke Bernadotte, https://www.360docs.net/doc/d310311051.html,/backissues/0995/9509083.htm

20. The Case of Reparations for Injuries Suffer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CJ Report, 1949, at 174.

21. 法院注意到，国际人格的概念是一种学说上表达方式，时常引起争议。法院在其咨询意见中使用这一概念是为了说明联合国是否作为一个能够从其会员国所承担的义务中获益的实体，即一个有能力向其会员国主张权利实体。引书同上。

的手段与会员国开展交往。此外，1946年《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还在联合国与签署国之间创设了权利和义务。这一公约只有在国际层面上以及在具有国际人格的缔约方之间才能正常运行。23

在法院来看，联合国会员国意在使联合国组织行使并享有，而在事实上也正在行使并享有，相关的职能和权利。这些职能和权利只有在具有很大程度的国际人格以及在国际层面上的行为能力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这也就是说，作为国际组织的联合国，如果没有国际人格，不是国际法主体，它就无法行使为实现宪章规定的宗旨和目的而给予它的各种职能。因此，法院的结论是，联合国组织是一个国际人格者。但这不并等于说它是一个国家，当然它不是一个国家；也不等于说它的法律人格以及权利和义务与国家的相同，更不等于说它是一个超国家。这里所说的只是，联合国是一个国际法主体，具有国际权利和义务能力，因此它具有通过提出国际赔偿请求来维护其权利的能力。24

在确定了联合国是一个有别于主权国家的国际法主体的基础上，国际法院进一步认为，联合国的国际人格属于客观的国际人格。因为，“50个国家，代表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有权依照国际法产生一个具有客观国际人格的实体，连同提出国际赔偿请求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被会员国自己所承认的人格。”25既然联合国的国际人格具有客观的性质，它在国际法上就具有针对任何法律上或事实上的政府提出国际赔偿请求的能力，而不论该政府所代表的国家是否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所以，尽管联合国向以色列提出国际赔偿请求时，以色列尚未加入联合国，但是法院认为这一国际赔偿请求在国际法上仍然是有效的。在国际法院发表该咨询意见不久，以色列向联合国支付了54，628美元的赔偿金。

国际法院的上述咨询意见，不仅确认了联合国组织所享有的国际法主体地位，而且该咨询意见所阐述的理由还可以用来解决各类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否具有国际法主体地位的问题。

3、非国家实体（non-state entities）

由于国际交往的需要，某些非国家实体（non-State entities），在特定范围内或者为了特定的目的，也被赋予国际人格，具有国际法主体的地位。

1）法律上近似国家的政治实体（Political entities legally proximate to states）。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但泽自由市。这类实体往往都是多边或双边政治解决办法所导致的产物。26

2）共管（Condominium）。共管是指国际共管的领土。在共管领土内，当地政府只是以参加国际共管国的代理人身份行使其职能，因此其权利和义务都是有

23. 引书同上。

24. 引书同上。

25. 引书同上。

26. 国际常设法院认为但泽市具有国际人格。但是，就其与国联和波兰的特殊关系而言，则存在着例外。这类特殊的关系是条约所创设的，即根据凡尔赛条约第100至108条的规定，国联对但泽市行使监督的职能，而波兰则被赋予控制但泽市对外关系的职能。因此，但泽市实际上类似一种被保护国的地位，其法律

限的。

3）国际化领土（Internationalized territory）。广义的国际化领土包括如但泽市等其特殊地位由条约所创设并受国际组织保护的自由市。这些自由市被赋予特殊的法律地位，具有国际人格者所要求的足够独立和法律能力。但是，有的国际化领土，虽然被条约赋予特殊的地位，并不具有国际人格。需要注意的是，一主权国家之内的某一地区可能被国际条约赋予某些自治的权利，但是不一定导致其在国际层面上成为一个单独的国际人格者。

4）即将获得独立之前由联合国管理的领土。某些被联合国划为处于非法占领的地区符合迅速向独立过渡的标准，并在取得独立之前由联合国监督成立一临时的过渡性管理机关。例如纳米比亚在争取独立的最后阶段就处于由联合国安理会根据435号决议（1978年）所建立的临时过渡机关管理之下。1999年东帝汶人民要求结束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非法占领。联合国根据安理会第1272号决议（1999年）在东帝汶建立了过渡权力机关，为东帝汶最后取得独立开展准备工作。该机关具有完全独立的立法和执法权力。在举行选举之后，东帝汶于2002年取得独立。

5）国家代理机关（Agencies of States）。此处，国家代理机关是指具有国家授权、同时在形式上享有单独的法律人格并在国际层面上具有相当行为能力的实体。属于这种情况的往往是某些联邦制国家中的组成成员。根据这些国家的宪法，联邦成员在国际层面具有一定的缔结条约的能力。从国家内政的角度，这些联邦成员可被视为联邦国家的代理机关。此外，几个国家可以根据相互间协议创立一联合机关并授权该机关行使诸如监察、立法甚至司法性质的权力。国际共管就是这种类国际法主体的最典型者。

4、特殊类型的国际法主体

1) 非自治人民（Non-self-governing people）。联合国宪章第11章下的非自治领土的人民具有国际人格者的地位，但是这是一种特殊的国际人格者。“民族解放运动”这一政治术语并不一定与法律范畴的术语（如国家、政府等）相对应，但是它可以主张代表非自治领土人民，可以成为民族自决的单位可以构成以交战团体或叛乱团体。这一主张得到有关国家的单独承认或国际组织的集体承认。

2) 民族解放运动（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长期遭受西方殖民统治的广大亚非地区，掀起了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解放运动通常都具有特定的组织和领导机关并以实现民族独立和建立主权国家作为目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国际关系并被赋予一定的国际法权利和义务能力。

3) 正处于形成国家过程中的领土实体。（states in statu nascendi），如尚未取得独立的民族独立的领土实体。这些领土实体在取得国家资格以后，其获得独立前的行为（如缔结条约），仍应被赋予法律的效力。

4) 一国内战期间形成的叛乱团体和交战团体（insurgent communities,

belligerent communities）按照传统的国际法，如果一国发生内战，交战双方各自占据一定的地区并以公开、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从事斗争，胜负一时难分时，第三国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可以宣布承认交战中非政府一方为交战团体。交战团体被赋予一定的国际法权利和义务能力，例如，按照国际武装冲突法的规则从事武装斗争并对其控制的地区内所发生的事件负有国际责任。

5) 所谓“自成一类”的实体（Entities sui generis）。国际法上有一种领土实体，既不是主权国家，同时为了国际关系的需要，又被赋予一定的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能力。西方学者将这样的实体称为国际法上“自成一类”的实体。

由于不同的国际法主体在国际法制度中的地位各不相同，为了便于研究，学术界把国际法主体的类别可被分为原始的（original）国际法主体和派生的（derived）国际法主体；一般的（general）或客观的（objective）国际法主体和特殊的（special）或个别的（particular)国际法主体。

主权国家是国际法的原始（original）的主体，具有承受国际法上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的能力，国际法的全部原则和规则都适用它们。主权国家的国际法原始主体地位来自于国际法制度本身的性质和结构。而其他类型的国际法主体则属于派生的（derivative）国际法主体。27派生的国际法主体或者是由于主权国家之间缔结的条约而产生（如国际组织），或者是由于符合国际法所承认的某种情势并为主权国家承认或接受而产生（如一国内战中的交战团体）。绝大部分派生的国际法主体只是部分的国际法主体，国际法只是按照它们的性质和职能部分地适用于它们，因此，它们也只享有国际法上部分的权利并承担国际法上部分的义务。这类国际法主体或者不能参加国际法的制定；或者虽然能够参加，但其所制定的国际法仍然须经主权国家同意或批准才能生效。28无论是原始的还是派生的国际法主体，都具有国际法律人格，在国际法制度中都具有权利和义务能力。所不同的只是这种权利和义务能力的程度和范围。29

除了把国际法的主体分为原始的和派生的两大类别以外，国际法院于1949年在“对在为联合国服务中所受损害的赔偿问题”的咨询意见中还提出一个所谓“客观的国际人格”的概念。在该咨询意见中，国际法院认为，联合国的50个创始会员国，代表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有权依照国际法产生一个具有客观的国际人格的组织，即指联合国。这里，客观的国际人格是指不仅仅是它们（指联合国会员国）自己所承认的国际人格。

5、个人是否可以成为国际法主体的问题

如上所述，国际法的主体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国际关系演进而发展的。因此，就某一实体是否可以成为国际法主体的问题而言，国际法并没有固定的限制，关键在于这个实体是否被赋予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能力。目前，个人还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法主体地位。但是，在某些特殊领域，确有个人或非

27. 李浩培，注4引书，第5页。

28. 引书同上。

29. 引书同上，第6页。

政府组织被相关的国际条约赋予了一定的国际法权利能力。例如在人权保护领域，联合国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任择议定书就规定，议定书缔约国承认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有权接受并审查在该国管辖下的个人声称为该缔约国侵害公约所载任何权利的受害者的来文。在此前提下，凡声称其在公约规定下的任何权利遭受侵害的个人，如对可以运用的国内补救办法，悉已援用无遗，得向委员会书面提出申请，由委员会审查。再如，1949年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日内瓦四公约都含有认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一非政府组织在发生国际武装冲突的场合有探视战俘和被拘禁者的权利，并且确认该组织基于人道原因有提议采取额外措施以确保冲突受害者获得保护和援助的权利。上述这些权利是主权国家通过国际条约直接赋予个人或非政府组织的权利。这些权利不同于个人或非政府组织因为国际法的某些规定（包括条约和习惯国际法）所获得的好处或利益。因此，在这些领域个人的确被赋予了国际法主体的地位。

第三节：国家（State）

1、国际法上国家的概念

不同的学者对于国家的概念给予了不同的界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国家概念。地球上一定地域内定居并成立和组织政府的人民的集合体。30

国家作为国际法原始的和客观的主体，原则上具有下列排他的和一般的法律特征：

1）国家具有国际法上从事各种合法行为的完全权能（competence），包括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参加国际法规则的制定、缔结条约、享有管辖豁免

等。这种权能具有国家主权的属性。

2）就其内部事务而言，国家在国际法上的完全权能表现在《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项中，即本质上属于国家的任何国内管辖事项不受外来干

涉。但是，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受国际法规范的拘束。这一原则的

真正含义在于国家对其内部事务有着完全的管辖权，不受另外一国的控

制。

3）不论是在一般情况下，还是在特殊情况下，只要未经国家同意，国家均不受强制性的国际诉讼、管辖及争端解决方法的支配。

30. 国际法上法律人格（legal personality）与国家资格（Statehood）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法律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只是法律人格的正常结果但不是国家资格的最终证据。例如，一傀儡国可以具备一单独的法律人格所具备的一切条件，但实质上只不过是另一国家的代理人。需要注意的是，国际法上国家的存在不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国际法上的国家资格标准是由法律所规定的。否则，国际法上国家的存在就会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文献和著述不是很多。原因在于，尽管这一问题非常重要，但国家资格的问题并非是经常导致国际争端的起因。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大量的国际争端涉及的是国家是否存在的事实而非关于国家资格的法律标准。其次，大量的文献都是关于国家主权和平等这类更加宏观的概念，因此，只是突出了国家资格的附带问题而非国家资格的起源和继续问题。最后，在国际关系中，许多具体国际争端的政治法律性质是由政府承认所引起的

4）在国际法制度中，所有国家主权平等，即国家在国际法上平等地享有主权。这一原则为《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一项所确认。国家主权平等原

则不仅部分地重申上述三项原则，同时也是上述三项原则内在逻辑的必

然结果。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是一项法律原则，而非道德原则。国家有强

有弱、有大有小。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不可能是平等的。但是国家在国

际生活中的实际差别并不意味着国家在国际法上没有平等的地位和身

份。

5）上述各项原则是不可被损抑的。国际实践表明，当对上述原则表示疑虑时，国际裁判机关一般倾向作出有利于国家行动自由的决定。也就是说，

未经国家同意，不得推定对国家主权加以限制。

上述五点构成了国际法意义上国家概念的核心以及国家在一般国际法中享有特殊地位的本质。在国际法的语境中，凡“国家”一词，初步所指，就是具备了这些基本属性的领土实体。因此，“国际法上的国家”所指的并非仅仅是一个地球表面的某一地方，而是一个法律概念。在今天的世界上，任何想要成为主权国家的领土实体，必须在国际法上具备这些基本属性。虽然非国家实体也有缔结条约的能力，但是没有缔约权却是某个实体不是国家的结论性证据。如果一个领土实体无法对其行为承担国家责任，这也是这个实体不能成为国家的结论性证据。一个实体如果不是国家，就会被拒绝加入只有国家才能成为其成员的国际组织。因此，非因政治上的原因被拒绝加入这样的国际组织成员，也是这个实体不能成为国家的结论性证据。

2、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构成要件

1933年拉美国家订立的《蒙特维迪亚国家权利与义务公约》第一条规定：国家作为国际法人格者应具备下列条件：

1）定居的居民（permanent population）

2）确定的领土（defined territory）

3）政府（government）

4）与他国交往的能力（capacity to enter into relations with other states）。

上述关于国际法上国家标准的简要列举，经过适当的修改，通常为国际法学界所采纳，即一般认为一个领土实体只要具备下列构成要件就是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

1）定居的人民

2）确定的领土

3）作为社会统治机关的政府

4）国家主权

国家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但是，国家存在的事实与一棵树在地球上存在的事实有着本质的区别。国家的创立和存在必须符合国际法的标准。国际法为国家的创立和存在也规定了法律标准。因此，当一个领土实体只有符合这一法律标准时，

才能成为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即主权国家。只有在此意义上，国家的存在是一个事实的说法才是正确。也就是说，国家的存在是一个符合国际法上国家标准的事实。只有在此前提下，“国家在事实上的存在就是在法律上的存在”这一说法才有意义。

然而，上述四个要件只不过是进一步考察一领土实体是否成为国际法意义上国家的基础。国际事件证明，并非所有这些条件都是强制性的。在实践中，确定一个领土实体是否为国家法意义上的国家，还必须以更深一步的标准作为根据。许多学者强调独立是国际法上国家标准中的决定一项。任何对独立的限制只有以国际法为根据才是合法的。独立不等同于形式上的有效国家机关，即政府的运转。国际法上政府与国家是本质不同的概念。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两者不能混淆，尽管在正常情况下，混淆两者几乎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但是，一名义上的国家是否受到外国控制，是确定其是否为一国际法上的国家不可忽视的证据（如满洲国）。

一般而言，如果一个领土实体满足了上述四点要素，特别是主权要素，就被认为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从而成为完全的国际法主体。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四项要素只是国际法上国家构成的最基本条件。如果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一个领土实体只要表面上满足这四项要素就可以成为国际法上的国家，则是把国家产生的复杂背景，过于简单化。国家在国际法上存在是一种事实，但是这种事实是国际法上关于国家的标准在实践中运行的结果（the consequences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law）。因此，国家在国际法上存在同一棵树在地球上的存在决不能同日而语。在确定一个领土实体是否成为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时，除了要以上述四项要素作为基本的出发点和标准以外，还必须认真考量其他重要的因素。例如，这个领土实体是如何主张自己的；这种主张是否得到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认同，尤其是联合国实践的认同；该实体在国际组织中的席位如何等等。

3、台湾是否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

请参考人民日报2000年6月5日署名文章：《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国际法》https://www.360docs.net/doc/d310311051.html,/GB/paper464/728/88440.html

4、国家主权问题

国家主权，通常被认为是国际法所确认的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威（authority）。国家主权是国家在国际法上存在的要件之一。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人类社会组织，其基本特征，就在于国家主权。近代国际法就是在主权国家之间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在确认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国家主权构成了整个国际法体系的基础。

主权概念的形成和发展

近代主权的概念是16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J.博丹首先在他1577年出版的名著《论共和国》中作为一种政治学理论提出来的。按照他在所下的定义，主权是

国家对内统治的“绝对和永久的权力”。在博丹看来，主权除了受神法、自然法和万国公法的拘束外，不受任何其他的限制。博丹提出主权学说的目的在于从理论上论证当时法国君主专制的至上权力，从而加强君主地位，以消除封建割据和宗教争纷，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定。这一学说的提出推动了当时欧洲从封建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转变进程，对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同时也为近代国际法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下，教皇掌握着精神权力，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掌握着世俗的权力。这种情况既不可能产生国际法，也不需要国际法。只是在欧洲出现了一系列独立的不相统属的民族国家之后，才有了对旨在调整它们之间关系的国际法的需要。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标志着近代国际社会的出现和国际法的诞生。会上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中世纪的等级制度，第一次确认了所有与会国主权独立和平等的地位。从此，国际法开始作为国际关系上的现实势力规范和调整国家的国际行为。

17和18世纪，卢梭和洛克关于社会契约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主权概念。根据这一思想，国家是建立在其与国民订立的契约基础上，通过这一契约，人民授权政府管理国家，而国家则有义务保护人民。这一思想为18世纪法国大革命中提出的人民主权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使欧洲普遍建立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并以资产阶级的民主制代替了专制君主制。原来作为专制君主最高权力的主权概念发展成为人民主权概念。1791年的法国宪法明确规定，主权是一完整的、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侵犯的整体；主权属于国家，任何集团和个人均不得据为己有。这样人民主权的思想就同国家主权的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大大丰富了国家主权的内容。至此，主权概念完全和原来君主至上的理论脱离了联系，而单纯成为国家的属性。

国家主权原则与国际法

在国际法上，国家主权原则意味着国家有权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和对外事务。具体来讲，国家主权具有两方面的特性，即对内最高和对外独立。就对内而言，国家主权原则的含义在于国家有权自主决定自己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文化制度及生活方式，对自己领土内的一切人、物和事件享有排他的管辖权（依国际法享有豁免者除外），除了接受国际法的拘束外，不受任何其他更高权威的命令强制。就对外而言，国家主权原则的含义在于国家有权独立开展对外交往和处理国际事务，包括订立条约、缔结同盟、派遣和接受外交使节、参加国际组织、进行国际交涉和提出国际求偿等，并在国际关系中享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不受任何外来干涉和控制。国家主权原则上述两个方面的特性是相互关联且密不可分的，因为如果国家不是独立的，便要服从外来干涉和控制，从而失去其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自由，因此也就不再是主权的国家。由此可见，国际法上，国家主权的根本标志就在于独立。独立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意义。在积极的方面，它表现为国家除了按照国际法行事以外，在处理对内和对外事务中，不从属于任何任何其他权威的任何形式的强制或命令。在消极的方面，它表现为在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或任何方式干涉本质上属于一

国主权范围内的事项，也不得以任何手段强迫他国接受自己的意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此外，在法律上，独立还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代理、不可减损的性质。一国要么是独立的，即主权的，要么是非独立的，即非主权的，二者必须居一。因此，以独立作为其根本属性的国家主权在国际法上是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代理、不可减损的，而在同一个国家内，只能存在一个主权；同时，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也只能有一个政府代表国家行使主权，不得有任何其他权威行使具有行使主权的任何权利。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国际法上，独立和主权两个词往往用于同一意义。独立国家就是主权国家；国家丧失了独立也就丧失了主权。这一点已在国际实践中得到充分的证明。正如胡伯尔法官在1928年“帕尔马斯岛仲裁案”中指出：“国家关系中，主权意味着独立。独立是一国在地球上某一部分以排斥任何其他国家的方式行使国家职能。”安奇洛蒂法官在1931年常设国际法院“奥德关税联盟案”中也指出：“独立是一国根据国际法所处的正常情况。独立还可以被描述为主权。主权的含义是在该国之上，除国际法外，不存在任何其他权力。”因此，一个小国，虽然在国力上无法同一大国抗衡，但是前者只要不在法律上从属于后者，就是一个主权国家。同样，不论一国在国际法上承担的义务范围和程度如何，只要这些义务不使该国置于他国权力的支配之下，该国就是主权的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并非是一项绝对的权力。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所有国家都是主权的并且在法律上又都是平等的。因此，国家在行使自己主权的同时，还负有尊重他国主权的义务；只有在相互尊重各自主权的前提下，国家才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主权。如果任何国家都因为自己是主权的就可以在国际关系中为所欲为，国际社会就无秩序可言。

此外，国家主权与主权的行使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虽然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代理、不可减损的性质，但这不等于国家主权的行使不受到限制。事实上，为了保证国际交往的秩序，所有国家都必须同等地受到国际法的拘束，这样国家在行使主权方面就必然受到国际法的限制。例如，根据国际法，一国外交人员在他国领土内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这样，接受国属地管辖权的行使就要受到限制。其次，国家为了进行国际合作，成立和参加国际组织，并且按照国际组织章程承担义务，从而在行使主权方面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当联合国安理会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决定采取相应办法时，所成员国都有义务相互协助，以执行安理会所决定之办法。再次，国家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订立条约承担某种义务，例如在多边贸易条约体系中承担最惠国待遇义务，缔约国便不得就关税税则事项自由地决定对另一缔约国的差别待遇。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所举的种种限制只是国家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对行使主权的限制，而不是对国家主权本身的限制，这种限制本身就是国际主权的表现，是行使国家主权的正常结果，因而既是正常的，也是合法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原则不断受到西方学者的非难和攻击。他们把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对立起来，认为国家主权原则的概念与国际法的目的是不相容的。这种非难和攻击，或者出于对国际法上国家主权原则的曲解，或出于改变当代国际法性质的企图，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站不住脚的。作为当代国际法制度中的一项根本原则，国家主权原则与国际法是并行不悖的。一

方面，国际法就是在确认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性质表现为各主权国家经过协调所取得的同意，因此，国家主权是国际法赖以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国际法的根本作用就是对国家行使主权的范围和手段进行调整和规范，因此，只有依照国际法，国家主权才能具有法律的意义，国家主权的正常行使才能得到法律的保障。事实上，国际社会中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意放弃或削弱自己的主权。

主权原则的发展

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国家主权原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关系实践中不断得以充实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1945年《联合国宪章》、联合国通过相关决议和1970年联合国《国际法原则宣言》的规定之中。《联合国宪章》在序言中重申了“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并在第一条规定“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为联合国宗旨之一。第二条规定的联合国及其会员国所应遵循的七项原则中，第一项就明确规定：“本组织系基于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将主权原则列为各项原则之首，说明该原则对国际法的极端重要的意义。该条第七项又进一步规定：“本组织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196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自然资源之永久主权》的决议，其中宣布，“各民族及各国家行使其对自然财富与资源之永久主权”，“各国必须根据主权平等原则，互相尊重，以促进各民族及各国家自由有利行使其对自然资源之主权。”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又重申了这一原则，即“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这样，主权的行使就从传统的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宣言》（简称《国际法原则宣言》）更加详细阐明了国际法上主权原则的内容。这一内容的中心思想是各国主权平等，即：各国不问经济、社会、政治或其他性质有何不同，均有平等权利与责任，并同为国际社会平等成员。根据宣言规定，主权平等尤其包括下列要素：1、各国法律上一律平等；2、每一国均享有主权的固有权利；3、每一国均有义务尊重他国的国际人格；4、国家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受侵犯；5、每一国均有权利自由选择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6、每一国均有责任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

从《国际法原则宣言》对国家主权原则的解释规定中不难看出，只有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点，才能正确理解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原则。国家享有主权，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但同时，每个国家均有尊重他国主权的义务，都不得借口行使自己的主权而侵犯他国的主权，只有相互尊重主权，才能使国家主权原则得到切实的保障。

第四节：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传统的国际法学把国家在国际法上的权利区分为基本的权利和派生的权利。所谓基本的权利是指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人格者所固有的权利。根据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理，一国享有基本权利的同时，也负有尊重别国基本权利的义务。

国家基本权利的概念源于自然法学说。早期的国际法学受到自然法学说的支

配，认为国家的基本权利如同个人的基本权利一样都是属于一种天赋权利。国家存在的事实必然导致国家的基本权利。从19世纪起，实在法学派发展成为国际法学中占优势的学派，国家的基本权利源于自然法的观点被摈弃，而代之以国家的国际人格说。国家的基本权利被认为是与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人格者的观念密切相联系的，承认一个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人格者，就包括承认它在法律上具备一定的基本权利。这种观点主张国家基本权利是绝对的、永久的权利，以区别那些从明示或默示协定中产生的相对权利。

国家的基本权利，在本质上，是和国家的主权不可分的。国家基本权利就是从国家主权引申出来的权利。国家既有主权就当然具有一定的基本权利。否定国家的基本权利就等于否定其主权。因此，一切国家在享有国家基本权利上是没有差别的。而派生权利则是行使国家基本权利的结果，因此，各国享有的派生权利是不同的。

目前，不少西方学者由于对于国家主权的概念持批评的态度，进而怀疑国家基本权利的概念是否在国际法上有存在的必要。然而，正如《奥本海国际法》所指出的：“国家基本权利的概念本身，如果不为掩盖违法或纯粹的政治主张所滥用，就意味着应该尊重国际人格基本权利的相应义务，并且使这种义务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基本权利的观念如果是这样，则是有益的，而非多余的”。

在国际实践中，国家基本权利的概念从来未遭到排斥。相反，一些重要的国际法文书都肯定了国家基本权利的存在。1949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草拟出《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这个草案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权威的国际法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至于国家基本权利的内容包括那些，学者们的看法则不尽一致。但是，独立权、平等权、自保权和管辖权属于国家基本权利的看法则是普遍的。

1、独立权（right of independence）

如前所述，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表现为国家的独立权和平等权。独立权是指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本国对内和对外的事务而不受他国控制和干涉的权利。例如，一国可以自由地确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从事各种国际交往包括订立条约和缔结同盟等。其他国家对此不得干涉。与独立权所对应的是国际法上的不干涉原则。（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

不干涉原则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项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宪章的这一规定是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的角度强调了不干涉原则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意义。的确，不干涉原则业已成为当代国际法上的一个公认的基本原则。这是每个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必然结果。

国际法对干涉有着严格的定义。按照国际法的定义，干涉是指一个国家对另

一个国家的事务所采取的强行的（forcible）或专断的（dictatorial）干预。这种干预旨在干预国对被干预国强加某种行为或结果。这种干预由于其强行的或专断的特点，剥夺了被干预国对其所管辖的事务的控制和处理，从而导致对其独立的侵犯。

干涉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武力干涉、政治干涉、经济干涉。干涉的形式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隐蔽的。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但无论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实施，都是为国际法所禁止的。

典型的干涉包括：

1）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常常采用所谓经济制裁的办法，来迫使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国家的要求改变它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乃至意识形

态。

2）支持一国的反对派，颠覆该国的合法政府，包括在国外为该国的反对派提供各种支持和训练。1986年，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诉美国的“军事和

准军事活动案”中判称，美国向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组织提供支持，

因此构成了美国对尼加拉瓜的干涉。这种干涉是国际法所禁止的。

干涉的实质是对国际法上属于一国的内政，即国内管辖范围内的事项，进行干预。这种干预往往是个别国家单方面实施的。需要说明的是，一国国内管辖事项是指该国未受国际习惯法规则和条约规则限制范围内的事项。如果一国依条约和国际法习惯法规则承担了国际法上的义务，这种义务就不属于一国国内管辖范围内的事项了。对这类义务的违反，相应的国家有权进行交涉和干预。这种情况不属于国际法所禁止的干涉。

所应注意的是，国内管辖范围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范围，而是随着国际法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范围。在当今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和国家间互赖关系日益加剧的时代，严格地属于国际法上国内管辖事项的范围，因国家承担相应的国际法上的义务，在不断地变小。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权问题原本为国家国内管辖范围内的事项。但是随着战后国际人权保护运动的发展和各国相应地承担保护人权的国际法义务，国家如何对待本国领土上的个人，不再仅仅是纯属国内管辖范围内的事项了。

其次，国际法所禁止的干涉是指那种强行或专断的干预，并以改变被干预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为目的。因此，一国如仅对另一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提出批评，或者表示关注，严格地说来，不应属于国际法所禁止的干涉。在这方面，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一国根据国际人权保护的标准，对另一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批评或关注，是否属于国际法意义上的干涉内政？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应当注意，首先，什么样的行为构成一国违反其在国际法上所承担的保护人权的义务？其次，谁有国际法上权威认定这种违反？

所谓“人道主义干涉”问题（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所谓“人道主义干涉”是指当一国发生对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大规模的、系统的和严重的破坏时，另一国有权可以单方面的进行干涉。至于当一国出现对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大规模的、系统的和严重的破坏，乃至构成对国际社会和平与秩序的威胁，从而导致国际社会集体采取行动进行干预，则不属于人道主义干涉的范畴。这方面的实践表明，国际社会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对大规模的、系统的和严重的破坏人权的国家采取集体的干预行为，在国际法上是允许的。例如，鉴于前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野蛮的种族隔离政策，经联合国安理会作出决定，由国际社会给予集体制裁，就是合法的干预。

人道主义干涉的特点表现在干涉行为的单方面性质和使用武力的性质。事实上，人道主义干涉历来都是强国为维护自己的私利而干涉别国的借口。因此，人道主义干涉从来就没有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而成为国际习惯法原则。目前，国际社会在全球和区域的基础上都建立了人权保护的机制，因此，不需要由个别国家对另一国大规模的、系统的和严重的破坏人权的情况单方面进行所谓人道主义的干涉。

国际实践进一步表明，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主张是一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主张。

（关于人道主义干涉问题，详见：李兆杰，国际法上的“人道主义干涉问题”，载于杨成绪主编《新挑战——国际关系中的“人道主义干预”》，第179－19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

2、平等权（right of equality）

《联合国宪章》第1条宣布联合国的宗旨之一就是为“发展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之友好关系”。第2条则郑重申明：“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平等之原则。” 从国际法的观点讲，国家平等是指国家在国际法面前的平等。国家平等原则由于各国的实际国力千差万别，它们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但是这种力量的不平等并不能成为否定法律上平等的理由，更不能造成大国、强国在国际关系中的特权。这一点如同在国内法中，个人财富、教育水平不等并不等导致个人在法律上的不平等的道理一样。国际法上国家平等原则的内容包括下列几点：

1）国家在国际组织中和国际会议上有平等的参加权和投票权。

2）在外交文件有使用本国文字的权利。在缔结的条约中，本国文字的文本同对方文字的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3）各国的尊严不得侵害，国家领导人不受诽谤，国旗、国徽不得被滥用和侮辱。

4）国家在外国享有司法豁免。依据“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的原则，一个国家不能对另一个国家主张管辖权。原则上，国家行为和财产以及国家

代表不受外国法院的司法管辖。

3、自保权（right of self-preservation）

国际法上认为国家享有的自保权一般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国家有权使用它的一切力量来从事国防建设，如适当的军备和武装力量，建设军事要塞和其他国防设施，同外国缔结军事互助同盟条约等。第二，国家对于外来武装攻击有进行自卫的权利。从这两方面可以看出，国家的自保权是国家保卫自己生存和独立的权利，自保权是国际法上不侵犯原则的必然逻辑结果。

对于自保权所含的第一方面权利，在国际法上没有太大的问题。第二方面的权利本来也勿庸置疑，但是，由于在国际关系史中不乏以自卫权为借口侵犯别国主权的事实，因此有必要对自卫权加以特别说明。

根据确立的国际习惯法，当一国的合法权利在遭受来自另一国的侵害时，受害国有权对加害国采取对抗措施。因此，当一国遭受另一国的武装攻击时，被攻击国就有权使用武力自卫。但是，这种自卫权的行使并非是不受限制的。早在1837年，当时美国国务卿韦伯斯就申明，行使自卫权的合法条件必须是，自卫的行为是刻不容缓的、压倒一切的、没有其他选择余地的、没有时间考虑的，而且自卫行为应当不包含任何不合理或过分的措施。作为国际法上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例外，《联合国宪章》第51条对自卫权做了明确的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理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按照宪章的这一规定，自卫权的行使限于实际遇到的外来武装攻击。这样，自卫权的行使就取决于客观的事实而不是全凭国家的主观臆测。因此只有严格遵守宪章的这一规定，才能避免对自卫权的滥用。

在尼加拉瓜诉美国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中，国际法院认为，合法的自卫行动必须是“遵守必要的标准以及因自卫而采取的措施必须是（与武装攻击）成比例的”，而且主张自卫行动的国家必须是外国武装攻击的受害者。法院正是基于这种理解，驳回了美国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是行使自卫权的主张。

鉴于现代武器技术的发展，目前，有关行使自卫权的合法性问题的辩论主要是集中在国家是否可以以行使自卫权为理由对另一国尚未实际实行但可以合理地认为迫在眉睫的武力攻击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在这方面，尚未形成一致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原则上先发制人的武装攻击是不合法的，但是并非所有情况下先发制人的的打击都是非法的。这要取决于具体的事实。当一国武力威胁的严重性使受威胁国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成为真正必要而且是避免遭受其威胁国武装攻击的唯一方法时，先发制人的打击是允许的。但是先发制人的打击比任何其他情形更需要符合必要性和成比例的条件。在现代敌对行动中，一个国家总是要等待一国对其武力攻击开始后才采取自卫行为是不合理的。

目前，合法的自卫权的行使应当满足下列条件：

1）国受到实际的武装攻击或受到被立即武装攻击的威胁；

2）对该攻击采取武装自卫属于紧迫必要；

3）自卫行为之外没有实际上其他可能的选择办法；

4）自卫行为限于阻止或防止侵犯的必要；

5）在集体自卫的情形下，被攻击的受害者曾经请求援助

4、管辖权

管辖权不仅是国家在国际法上享有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是国际法上一项基本的制度。由于国家管辖权问题在国际法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本书另辟一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