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的资料

《阿Ｑ正传》·“鲁迅人学”·阶级论

《红楼梦》第一回里，曹雪芹自叹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将此诗看作鲁迅对《阿Ｑ正传》的自叹，也不无道理。《阿Ｑ正传》无疑是《红楼梦》之后，中国文学中蕴藉最为深厚的伟大作品，问世70多年来，经无数代研究家的无数次解读，似乎仍未“解其中味”。试再作一次探险……

《阿Ｑ正传》是“鲁迅人学”的艺术结晶，绝非阶级论的产物。

《红楼梦》、《阿Ｑ正传》这样的伟大作品，之所以能够耐得住多少代研究家的无穷解读，始终难“解其中味”，就在于这些作品绝非那种短视作家从一己功利出发写出的只有短期效应的浅薄之作，一旦功效过去即“味如嚼蜡”，无可品鉴，而是曹雪芹、鲁迅这样的伟大作家，从哲学人类学、亦即人学的高度，在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范畴内，对人类的根本性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天才观照和哲理反思，从而创造出的由不朽形象所构成的艺术精品。因此，从人类学的哲学本体出发，作非功利性、超越性读解，往往能契合作家的原意出解出些“其中味”来；从一阶级、一政党、一集团的狭隘政治功利出发，企图把这种读解化为达到目的之工具，则只能把原作“腌制”在先验的理论框架中，引申出“扭曲”的观点。例如50年代，毛泽东在《十大关系》中说阿Ｑ是“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1936年11月7日又在给周扬的信中说：鲁迅表现农民着重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农民斗争之故。周扬也认为毛泽东对鲁迅不足之处的见解是很深刻的。其实，这两位堪称中国现代智者的人，是在狭隘阶级论的错误思维中解读《阿Ｑ正传》，对鲁迅产生了误读，把鲁迅最深刻的思想看成了不足之处。

《阿Ｑ正传》是对阶级和阶级矛盾进行了真实的反映，但是与狭隘的阶级论观点、特别是后来被推向极端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其一是鲁迅虽然对阿Ｑ这样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农民和浮浪农工寄予了同情，却并没有站到他们的立场上去，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们的好恶为好恶，而是从一种超越阶级的人学立场出发，对阿Ｑ们的是非观、好恶观以至整个精神世界进行了更为严厉的冷静批判。

其二是鲁迅在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范畴内对未庄的出路和阿Ｑ的命运作了宏观反映，并非把视野局限在农民革命的短期进程中。在未庄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即使阿Ｑ推翻了赵太爷，掌握了未庄以至县城的大权，就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么？会实行什么“民主主义”么？不会的。只会把赵太爷专政改为阿Ｑ专政，其结果可能是更残酷更黑暗更糟糕！

据许广平回忆，鲁迅说过“《阿Ｑ正传》还可以续写，就是从小D身上发展，但是他不像阿Ｑ”，而是要“作为被压迫者抬头典型”来写。鲁迅可能产生过以小D为伏线续写《阿Ｑ正传》的想法，但是他对农民“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的极为深刻的认识又阻止他去续写，他只能履行从黑暗面入手“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一历史使命。

总之，倘若不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封建落后的精神文化，无论什么政党和个人上台掌权，引进什么新的方法和技术，都只能照旧恶劣，造成畸型的恶果。

《阿Ｑ正传》所体现的“鲁迅人学”的主要方面

《阿Ｑ正传》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了“鲁迅人学”：

(一) 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是群体觉悟的前提。

鲁迅继承了中西人学的精华，主张“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破恶声论》)。这些深刻的命题，直接来源于西方的尼采与中国的章太炎，而且概括得更为精辟，表述得更为简劲了。

而《阿Ｑ正传》则恰恰形象地体现出了“鲁迅人学”的这一观点。小说中的所有人物，从阿Ｑ到小D、王胡再到赵太爷、赵秀才、假洋鬼子、赵司晨以及赵白眼再到吴妈、邹七嫂、小尼姑、老尼姑以至未庄的闲人、城里跟随阿Ｑ游街上刑场的看客，全部精神低下、没有个性，得意时妄自尊大，看不起一切人；失意时自卑自贱，连虫豸都不如，只能靠“精神上的胜利法”维系心理的平衡。他们全然没有人的尊严，不尊重别人，也不尊重自己，浑浑噩噩，愚昧颟顸。试想由这些人所组成的群体能够觉悟吗？

不以个体精神自由为前提的社团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等等往往会滑向非常危险的道路。希特勒党的全名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法西斯”一辞原义乃是“社团”、“集体”。

以阿Ｑ这样的个体为基础所组成的群体，也只可能是昏庸、落后，甚至是法西斯性质的。要实现群体的觉悟、民族的觉醒，就必须从启发个体的精神自由入手。这就是《阿Ｑ正传》对人们的启悟。

(二) 阿Ｑ是“末人”的形象，从反面给人们提供了一面明镜：

鲁迅从早期就受到了尼采哲学的深刻影响，后来他逐渐扬弃了尼采所说的“超人”的概念，不再提了，然而对“末人”的命题却始终坚持，经常进行发挥。《由聋而哑》一文就有这样的分析：“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样，可看尼采所描写的…末人?。”又说反对介绍国外思潮、翻译世界名作的人，是“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他所谓的“末人”，就是一种耳目闭塞、精神枯涸的渺小的人，而阿Ｑ就恰恰是这样的人。他无知无识、毫无独立意志，社会上时髦的看法就是他的看法，流行的习俗就是他的习俗，样样合于圣经贤传，处处事事从众媚俗。这面镜子从反面告诉我们：千万别做这样的人！鲁迅后期描写的阿金同样也是一个“末人”的形象，她轧姘头，招巷战，当洋奴，惹是非，全然不知人间有羞耻事。鲁迅“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实质上同样是从反面告诫中国女性应该怎样做人。在《故事新编》的《采薇》里，鲁迅还塑造了一个小丙君府上的丫头阿金姐，也是喜欢搬弄是非、制造谣言。据曹聚仁回忆，鲁迅曾对他说：《采薇》中阿金“是很重要的；他创造了阿金，就等于创造“阿Ｑ”，阿金也和阿Ｑ一般普遍地活着的。(《鲁迅年谱》)这说明以“末人”形象从反面教育人们应该怎样做人，是鲁迅一贯采用的手法，也是“鲁迅人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深入到人的精神机制中去，概括出精神胜利法这一人类的普通弱点，为人类认识自己做出独特的贡献：

阿Ｑ最突出的特点是精神上的胜利法，这一概括是鲁迅的独创，世界上其他作家都没有作出过这样警拔的概括，更没有塑造出体现这一精神特点的活生生的典型形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能够进入世界典型形象画廊的人物，只有阿Ｑ一个。阿Ｑ在精神上所达到的深度是极少见的，只有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奥勃洛摩夫等几个屈指可数的艺术典型能与之并列。这是鲁迅在“人类心灵方面的新发现”，大大推进了人类对自身普遍弱点的认识，也是对世界人学宝库的独特贡献。

《阿Ｑ正传》和“鲁迅人学”的现代意义

《阿Ｑ正传》已经问世76年有余，鲁迅也已经逝世62年了。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过去了这么多年，《阿Ｑ正传》和“鲁迅人学”不仅没有过时，还不断对人们产生新的启悟呢？

这就引出《阿Ｑ正传》和“鲁迅人学”的现代意义问题了。

在回答一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环顾左右而言他，谈谈宗教起源和价值问题。世界上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已经创立一、两千年了，但却始终兴盛不衰，深入人心，不断焕发现代性的光辉。个中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三大宗教都从人类的

黑暗和苦难入手，以创始人的牺牲和受难，慰藉人们渴求摆脱堕落世界的悲凉之心，设计出了种种适合各种人的赎罪方法和途径，使所有的人都有希望脱胎换骨达到新生的彼岸世界。而且这三大宗教的共同点是都对被侮辱被损害的穷苦大众寄予了无限同情，对专横跋扈的富人予以了谴责。这样在没有消灭贫富差别、存在黑暗和苦难的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人类必定需要宗教。从黑暗和苦难面切入的思维方式，又使这三大宗教本身大大增强了深刻性和哲理性，从而更使其符合现代人的思考特点，不断向形而上的抽象的哲学境界升华，永葆强大的生命力。

在钻研宗教学典籍中，我尤其对希伯来人创立的犹太教神学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这一神学最伟大的著作即《圣经》，其中包括犹太教的《旧约》和后来基督教先知增加的《新约》。无论《旧约》还是《新约》，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其相应时代的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被奴役者的心声。而且创作《圣经》所有文字的人们----古代希伯来人的先知几乎全都是其时代的出身微贱者，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被奴役者向人类未知的神圣的上帝发出求救的呼吁，对压迫者、剥削者、奴役者发出抗议、诅咒和要求报复的仇恨之声。希伯来人的神----耶和华就是一个心血如火、疾恶如仇的复仇之神。不断阅读祖先留下的《圣经》的犹太人，内心的革命之火永远不会熄灭。相反，不断阅读《论语》或老庄的中国人，内心却是最缺乏革命火焰的。

由环顾左右而言他到回归本题，我不禁感到鲁迅先生很像古希伯来人的犹太先知。当然，鲁迅血管里肯定没有犹太人的遗传因子，我们不必去进行这类荒唐的考证，然而我直感到浙东的复仇精神与希伯来人的耶和华之神颇为相通，地球上毫无直接联系的不同界域、不同民族的人完全可能具有类似的精神气质，这是人类史所证明的，毋庸置疑。鲁迅的浙东复仇的精神气质，加上他少年丧父、家道中落、身为长子、承担重任的特殊经历和沿续到中年的不幸婚姻、长年患肺结核的病体，都使他锤炼、陶冶出了与犹太神教先知们相类似的性格特征，从人类黑暗和苦难面切入的特殊思维方式和对被压迫者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又使他的思想和作品具有宗教式的哲学深度和为受难者而牺牲的高尚的人格魅力。这一切……尊个性而张精神”、注重个体精神自由的启蒙逻辑结合在一起，使得“鲁迅人学”和鲁迅的主要作品《阿Ｑ正传》、《狂人日记》、《孤独者》、《野草》以及诸多“人史”杂文等等，具有了永远不会消失的现代意义。《呐喊》、《访惶》、《故事新编》是中国现代小说开端和成熟的标志。作品以“表现得深切”、“格式的特别”开创了小说现代化的特征。鲁迅的伟大人格、深邃思想、强烈忧愤、崇高情怀、精湛艺术都凝聚其中。

《访惶》从《祝福》开始到《离婚》结束，收录了1924年至1925年间的11篇小说。当时《新青年》内部产生分化，有很多战友中途变节，鲁迅先生的处境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他自己也承认《彷徨》中的小说“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但他仍真诚地看取“人生”，摒弃了传统文学中的“瞒”和“骗”，深入大胆地表现了“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尤其是他敏锐地感悟到了文化启蒙者与国民之间无法沟通的新的历史悲剧以及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参与者未能走出历史怪圈的自身悲哀。他的作品不愧是中国社会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面镜子，不愧为现代文学的典范。有人这样评价说，没有读过“鲁迅”，就不能算是读过中国文学；不能理解鲁迅，就不能理解中国文化，不能理解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成就和价值。

在鲁迅之前，中国小说史上还没有真正塑造农民形象的作品。鲁迅的最真情始终倾注在农民身上，但他更重于挖掘旧中国农民的精神残疾和国民性格中的奴性。这在《访煌》中也有深刻的体现。

首篇《祝福》以绍兴农村除夕迎神“祝福”为背景，描写了善良勤劳的劳动妇女祥林嫂的人生悲剧。

在旧历的年底，鲁镇人正欢乐地忙着“祝福”的时候，祥林嫂却寂寞地死在街头的雪地里。

说起来，祥林嫂本不是鲁镇人，她年轻时嫁给比自己小10岁的丈夫。死了丈夫后，由卫老婆子介绍来到鲁镇，在鲁四老爷家当女工。那时她二十六七的年纪，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和十多岁的小叔子。她是偷着逃出来的。不久，婆家就派人查得她的下落，乘她淘米时把她抬了回去，转卖到深山里。婆婆要用她再嫁换得的钱给小叔子娶亲。祥林嫂执意不从，甚至在拜天地时用头猛撞香案，但求死不得。后来，她生了一个取名“阿毛”的胖小子。可好景不长，她的第二个丈夫贺老六得伤寒死了，儿子又在门外剥豆时遭了狠，于是大伯把她赶出家去，走投无路的祥林嫂只得又回到老主人家。鲁四老爷嫌她伤风败俗，不吉利，所以特地嘱咐四婶在祭祖时不让祥林嫂动手。镇上的困人不但不同情她的遭遇，反而拿她的痛苦当笑柄。和祥林嫂一块帮工的柳妈对祥林嫂说，因为她嫁过两个男人，死后到阴司里阎王只好将她的身子锯开平分给两个死鬼男人，这使祥林嫂非常害怕。她听信柳妈的劝告，虔诚地用一年的工钱到土地庙捐了一条“千人踏，万人跨”的门槛为自己赎罪。此后，她满以为可以消除人们对她的歧视，摆脱精神上的折磨，谁知道，封建礼教仍容不得她，给了她新的致命的打击。“你放着罢，祥林嫂。”祭祖时节，四婶仍不让她插手。这次祥林嫂的变化非常大，她彻底绝望，一蹑不振，仿佛变成一个木偶人。不到半年，头发花白，干活也远不如从前了。于是被鲁四老爷打发走，沦为乞丐。她虽然百无聊赖，只差一死，但心理上的矛盾依然折磨着她：她既希望人死之后有灵魂，好与儿子团聚，又怕真有地狱，自己死后也不得安宁。为此，她向人们询问灵魂和地狱的有无，得不到确切的答案，她只得带着这种既希望又恐惧的矛盾心理无声无息地死在别人的“祝福”声中。

末篇《离婚》里的农村妇女爱姑具有和祥林嫂不同的性格。她倔强泼辣，富有反抗精神，丈夫姘上小寡妇要离弃她，她就整整闹了3年，最后婆家不得不清出“和知县大老爷换帖”的七大人来调停。爱姑以为欺压她的只是丈夫“小畜生”和公公“老畜生”，却不知她真正的对头是封建势力。作品着重描写了七大人会见爱姑的场面，从周围气氛，从爱姑的心理感受中，刻画了七大人这个矫揉造作的地主形象。七大人玩“屁塞”，吸鼻烟，使爱姑感到高深莫测。在不可言状的精神压力下，爱姑由优势转到劣势，由充满幻想、讨个说法转到孤立无援、完全屈服。

《祝福》中的祥林嫂，《离婚》中的爱姑，原来都曾有光辉的人格，但经过重重打击，终于变成奴隶中的一员。在她们生命沉沦的悲剧背后汹涌澎湃的是作者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封建统治的强烈悲愤和无情批判。同时，作者还着眼于对农民麻痹守旧、愚昧落后的严峻剖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作品呈现一种冷峻的风格。

除了农民，鲁迅对知识分子了解最深切。在《访惶》中，他着力描写了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一类是灵魂腐朽的新老国粹派分子，如虚伪冷酷的鲁四老爷（《祝福》），不理解新文化的四铭先生（《肥皂》）以及标榜为新艺术改名而骨子里依然陈旧的高尔础（《高老夫子》）。另一类是在歧路和穷途中徘徊的知识分子。典型作品有《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本来是敏捷精悍、热心改革的青年，是反抗旧世界的先锋。但曾几何时，他步入了重返故道的颓唐，“你看我们那时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他只能教点“子曰诗云”，做些“无聊的事”，既没有能力自拔于这样的生活，也没有能力自拔于这样的思想。在孤独中无可奈何地像一只停在一个地方的苍蝇，飞了一圈又回来落在原地，清醒地注视着自己在模模糊糊、敷敷衍衍、随随便便中消亡。

《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牟，幼年失母丧父，老祖母抚养他长大、念书。但当祖母染疾去世之后，村里的族人强迫连星用旧式习俗殡葬祖母，同时有人又开始打祖母身后那点可怜的财产的主意。世态的炎凉与人情的虚伪使魏连殳深受刺激，他推有沉默，并以沉默作为武器同他憎恶的世界、人世相对抗。在丧葬仪式上，“他却只是默默地，遇见怎么挑剔便怎么改，神色也不动”。连殳在享有这

“孤独”的优越感的同时，也在体味着这“孤独”的痛苦。“忽然他流下泪来，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爆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是怎样的一种悲痛！其实他原本心地善良、尊老爱幼，但一直郁郁不得志。他“出外游学”，回到S城后却只能到中学当历史教员。他是“吃洋教”的新党，他所接受的现代教育使他的言行思想都不合圣经贤传，他的“古怪”的行为，“没有顾忌的议论”，在村人看来“确是一个异类”。就连街上一个小孩都拿了一片芦叶指着他道：“杀！”于是，他便亲自造了“独头茧”，把自己与世人隔绝开来。可是他又不能真正与社会隔绝。因为他常写文章针砭时弊，卫道士们便用流言小报攻击他。后来他供职的学校又解聘了他。社会之大，却没有魏连殳的谋生之路。由于不堪生活和心理上孤独的重负，他“最终躬行于自己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当了军阀部队中一个师长的顾问，每天与一些守旧分子和酒肉朋友吃喝玩乐，吟诗作赋，以此作为自己的“胜利”！周围的人们趋奉他，颂扬他，但“交运之后”的魏连殳不曾“阔”多久，便背负着心灵的创伤寂寞地离开人世。人枪的“魏大人一双黄皮鞋，一项金边的草帽”，“腰边放着一柄纸糊的指挥刀”，而且从“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脸色”判断，大约始终不曾真的“阔”过！“他在这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这可笑的死尸”，至死，他仍是那样一副玩世不恭、冷嘲世界的“尊容”！这种抛弃理想走向“实际”的做法还能算一种胜利吗？也许这只是一种表面的胜利，是失败者变态见理支配下的一种畸形的反抗。

吕纬甫、魏连失无疑是“五四”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刻画最为成功的“孤独者”形象。鲁迅既写出了他们觉醒后摸索道路的艰难，又写出了无路可走的悲哀，还以自省自剖的态度给予他什深刻的理解，并以人类历史演进的高度对先行的“精神世界之战士”的悲壮心理体验给予肯定。但是对于他们身上暴露出来的软弱颓唐的弱点，则持严肃的批判态度。

《伤逝》是鲁迅用诗歌的手法写的推一的一部爱情小说。当时多数小说都是描写青年男女怎样争取婚姻自由的，而鲁迅却以此为起点，写男女主人公在幸福结合以后发生的悲剧，写他们战败的悲剧。涓生和子君都是“五四”时代的知识青年，起初他们在北京求学，涓生住在会馆里，子君寄居在她叔父家。两人为了争取恋爱自由的权利，大胆冲破礼教和家庭的束缚勇敢地结合在一起。为此他们经受了种种打击和诬蔑。子君的叔父将她赶出家门，跟她断绝关系。社会上的闲人对他们讥笑和非议，甚至在他们新婚之初，没人愿意租给他们住房。这一切，都没把他们难倒。尤其是子君，她决然地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她卖掉了自己仅有的一点首饰资助涓生，在吉兆胡同建立了他们的小家庭。从此，涓生每天到局里去做事，子君则在家料理家务。暮春，他们过了一段幸福安宁的日子。

但是这种宁静的幸福是短暂的。新的打击很快又来了。双十节前夜，涓生被局里解聘，这使他们失去了惟一的经济来源。涓生一边登广告寻找工作，一边替人抄写、译书，以维持生计。但收入无几，生活渐渐困窘到几乎断炊的地步。与此同时，涓生面对着一个发生很大变化的子君。婚后，子君得到了生命的依托，感到十分满足。“她胖了，脸色也红润起来”，而且祝酒在日常生活琐事里，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贤妻良母。涓生希望找一个屋子安静地写书，而于君却时常养巴儿狗和油鸡。涓生希望和子君谈理想、谈文学，而于君生活的全部意义只是为了“吃了筹钱，筹了吃饭”。平庸怯懦的子君使困窘中的涓生感到平淡和幻灭，两人心灵产生了隔阂。涓生对子君虽不无怜悯，但又觉得对她已无爱可言，为了保持自己的人格、个性，冬夏之交的一天，涓生终于说出要和子君分别的话。涓生的这种做法是为了追求更远的理想，他面对自己说：“我用真实换来我空虚的存在。”但这却使子君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她终于出走，在父亲烈日般的严威和旁人赛过冰霜的冷眼下，她带着无爱的凄凉死去；涓生则在空虚中写下悔恨和悲哀，用“遗忘”给子君送葬。这个带着深刻精神创伤的悲剧究竟是什么因素酿成的呢？是因为他们没有把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和对社会解放的追求结合起来，没有将人生的意义和个人的爱情结合起来，还是因为经济的桔据、性格的冲突、因袭的重担？这是作者留给我们的思考。

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两个典型的艺术形象。子君像是灰暗氛围中一棵破土而出的嫩芽，给人一种清新、充满生气的感觉。从子君身上，我们看到争取女性解放的曙光以及她是怎样悲惨地走向那没有墓碑的坟墓。涓生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但又在探索道路的知识分子代表，特别是他在心灵上展现的痛苦和矛盾，具有深刻的哲理意义。在艺术上，鲁迅借助第一人称和复沓回旋的表现手法，创造了富有悲剧色彩的氛围，使整个作品一直回荡在低沉、悔恨的格调之中。

鲁迅（1881～1936）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881年9月25日诞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鲁迅小说的精神世界

鲁迅的意义在现实和读者的不断阅读和解释中被创造出来。鲁迅思想及其传述思想情感的语言符号已成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独特性与丰富性的证明。阅读鲁迅不仅需要对其进行语言的和历史的意义还原，更需要有精神灵魂的撞击和生存意义的拷问，并在"撞击"与"拷问"中实现思想的去蔽和生命的自觉，在尽可能真实理解鲁迅的前提下，能大胆而真诚地直面自我的现实和人生，在"鲁迅与自我"的双面审视里实现阅读的意义循环，读鲁迅即读自我和现实，在阅读人生和现实中阅读鲁迅，又在阅读鲁迅中理解自我和现实。接近鲁迅思想和文学的最便捷而恰当的方式就是读他的作品，在他的作品里体验"吃人"的"无物之阵"，理解那颗真实而丰富的灵魂。

（一）我们对鲁迅的态度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思想"和"文学"都有专名人的生命和思想的意识观念和社会制度。人是社会的目的，而不是社会的工具，一切文化和文明都是人所创造而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如果背离这一点，多么高深的文明和高级的社会形式都有不合理性，都值得怀疑和改造。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现代主义思想给了鲁迅以启示，只不过它们是以反叛神权和宗教，建立世俗社会和人的思想为目标。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套以"官本位"和"礼"文化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人要么是"官"的奴隶，要么是"礼"和"理"的物化对象，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所以，现代思想启蒙就是以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争得做人的地位和价值为目标。鲁迅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先觉者和建设着，他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反叛思维和战斗精神建筑了现代思想文化大厦，把"先行着"的悲剧性和荒诞性体验提升到生命存在的价值高度，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贡献了最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品格。

鲁迅的文学是精神的"反叛"与生命"挣扎"的文学，是的意义，是独特的精神和语言存在。他是传统文化和人性的勘探者，是现代思想的建筑师。他的思想与文学、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都是一体的，他创造了现代社会精神文化，并成为其重要的一环或结构，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在由传统向现代思想和文学的转变过程中，鲁迅是一座界碑，他的启蒙思想和立意"深切"、格式"特别"的文学具有现代思想和文学的革命的原型的意义。他关注人的思想的觉醒和社会、民族的解放，大胆实践和推动中国文学的意义和文体形式变革，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反思、批判中国历史的"非人道"现象和传统文化的惰性力量，提倡思想的"立人"和"致人性于全"主张，认为思想启蒙和社会的变革"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人是社会的主体，是文化的根本，"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敏，任个性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才是社会变革的当务之急。"立人"即要实现人的意识觉醒相精神的独立，释放人的生命能量，怀疑和反叛一切制约人的生命和思想的意识观念和社会制度。人是社会的目的，而不是社会的工具，一切文化和文明都是人所创造而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如果背离这一点，多么高深的文明和高级的社会形式都有不合理性，都值得怀疑和改造。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现代主义思想给了鲁迅以启示，只不过它们是以反叛神权和宗教，建立世俗社会和人的思想为目标。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套以"官本位"和"礼"文化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人要么是"官"的奴隶，要么是"礼"和"理"的物化对象，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所以，现代思想启蒙就是以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争得做人的地位和价值为目标。鲁迅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先觉者和建设着，他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反叛思维和战斗精神建筑了现代思想文化大厦，把"先行着"的悲剧性和荒诞性体验提升到生命存在的价值高度，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贡献了最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品格。

鲁迅的文学是精神的"反抗"与生命"挣扎"的文学，是为了争取做人的资格：生存、温饱和发展的"反叛"，对生命体验的"彷徨"、"孤独"和"绝望"的"挣扎"。它所显示出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彻底性、生命体验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正是鲁迅思想和文学的魅力所在，也是区别他人具其独特价值的地方。他在文学中所表现的"改造国民性"主题和"绝望的抗战"体验也是2O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上最有价值深度的母题之一。要"立人"，就要进行思想的启蒙，就要反叛"非人"的思想和"吃人"的社会制度，就要揭露"吃人者"的把戏和"被吃者"的人性弱点。鲁迅对传统思想和礼教制度，从汉语表达的方式到伦理道德的面具，从人的潜意识到社会制度都进行了深刻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对沉默的国民灵魂也进行了真实的去蔽。

（二）鲁迅的主张

鲁迅创作小说抱着"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主张，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用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所以，他始终关注"病态社会"里有精神"病苦"的人们，表现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苦痛和麻木的灵魂。

《狂人日记》揭示了"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弊端和狂人"被吃"的心理恐惧、害怕和绝望；

《药》表现的是华老栓们的精神的荒芜与愚昧；

《孔乙己》表现了"看客"的冷漠和无聊；《故乡》表现的不是乡村的诗意，而是少年朋友闰土在物质贫穷的背后更有精神的贫困和麻木；

《阿Q正传》更是描摹病态人生的精神病态的雕塑；

《示众》就是让"看客"的精神病态来"示众"；

《祝福》里的祥林嫂的"死"与传统文化有关，更与她自身因"相信"而产生的心灵恐惧有关。

《呐喊》、《彷徨》为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所可能遇到的思想屏障和精神阻力提供了丰富的形象展示，揭示了中国社会和人生的思想病症和病因。思想启蒙者的鲁迅用小说揭示病态人生显露出思想的深刻与独特，还有他丰富的历史感受和生命体验。这些感受和体验进入小说，不但有表现外面世界的"复杂"与"真实"，还有内面世界的"真切"和"深刻"。鲁迅思想和文学的不可替代与深刻，除有"风沙扑面"的社会历史底蕴，还有复杂而独特的个人体验，并且这鲁迅的体验进入了他的文学，《孔乙己》和《示众》里的"看与被看"，何尝没有他少年时代的经历和"幻灯片事件"留下的刻骨铭心的感受。《祝福》里在"祥林嫂"的故事外，还设置了"我"的故事，祥林嫂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的故事里，二者交织在一起。"我"，一个离家的精神流浪者，在回到家乡的短暂时间里，听说和看到了祥林嫂的故事，直至她的死，"我"显然脱不了干系，至少精神上不可能轻松。"我"在祥林嫂死亡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软弱无助不也是对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关系的质疑么？我"的赶快离开不过是先救出自己，从此也就不可能有了生活的"懒散"和"舒适"。鲁迅不是在"文学与社会历史"单一的对应关系中写作小说，而是从个人体验、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的深层结构里建立起复杂的意义关系。

鲁迅是创造文学新形式的先锋，他借鉴西方文学形式，转化传统文学手法，经过自己不断的创新和实验，开创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形式。在他看来，"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坟·论睁了眼看》）。所以，他主张"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二集序》）。大胆吸收异域的文学营养是鲁迅小说的艺术经验。他吸收了西方文学表现心理的多种手法，如对梦境、感觉、潜意识和变态心理的描写。

如《狂人日记》有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表现狂人复杂的心理感受，《阿Q正传》也大量表现了阿Q心理的潜意识与显意识，如对革命成功的想象性满足，从自卑到自尊的心理转化，阿Q精神胜利法的实质就是以主观心理上的想象和虚构的胜利去代替和转化现实客观世界的真正失败，阿Q始终处在心理与现实、主体与客体、想象与真实的世界之间，他从失败到胜利的心理转化也是小说艺术

的精彩之笔。

小说《肥皂》、《伤逝》、《白光》、《兄弟》等都大量使用了心理描写手法，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心灵的深度。鲁迅还吸收了西方文学的象征和隐喻技巧，并且形成了自己的象征意象系统，如《狂人日记》里"月亮"与"夜"，《药》里的"药"，同时作品的主题也是象征的、隐喻的。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人，他的"病情"、"病况"毫无意义，他是怎么发狂的，该如何去医治，对小说的主题都不是很重要。狂人是一个象征符号，没有现实的对应物，他"发狂"的心理感受……先觉者"的清醒思考合二为一，只有从艺术的象征与虚拟性上才可能完全理解狂人形象的寓意和小说的象征主题。《药》也是象征小说，它采用明暗两条线索，设置有两个故事，表面上是写华老栓买人血馒头做药给儿子治病，暗地里隐藏有先觉者夏瑜被害的故事，二者借助有"象征"意义的"药"连结起来，表现了先觉者和被启蒙者的双重悲剧，传达了一个象征性的主题：什么是医治华夏民族的精神药方？

《孔乙己》也有象征，它所设置的"看与被看"结构本身就是一个象征，其中有一个细节。写孔乙己极高兴和自豪地告诉小伙计，"回"字有四种写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象征，表现孔乙己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悲剧意义。一般语言有语义、语音和语法，语言文字形状对语言意义并无多少影响，即……回"字有四种写法，它的意义还是一个，用法也没有改变，读音也是一样。语形是汉字书法的居所，就语言的意义而言，但它却是最边缘性的，改变不了语言本身，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因拥有自己的一套语言和文字，并守住其意义，而拥有自己的话语特权。他们以创造话语意义为天职，以使用语言符号为手段，确立社会和人的价值意义，从而也确立了自身的意义。如果他们在对语言的基本元素：语义、语音和语法的运用和阐释上变得无所作为，也证明了他们自身已逐渐被社会边缘化而陷入意义的漂浮状态。当孔乙己为自己知……回"字的多种写法而沾沾自喜时，象征他生存意义的无根状态和喜剧性命运已昭然若揭，读者已了然于心。可以说，鲁迅使用的这一"回"字与其他小说中的"药"、"风波"、"祝福"、"肥皂"、"故乡""示众"和"离婚"都有象征的意义。

（三）具体的例子

"示众"是小说《示众》里的中心情节，它表面上写实，多用白描，描写在"盛夏"的"酷热"里，牲畜与飞禽就只能发出生理上的"喘气"，比牲畜和飞禽高级的人却耐得住暑热立在十字路口观看穿"白背心"男人的"示众"。他们"仰起脸"，伸着"脖子"，"挤"进"挤"出，寻看"、"研究"着"看"，"相互""看"，不断发出"好看"、"多么好看"的赞叹声。他们没有姓名，没有自我，没有精神和思想，只有"四肢"、"五官"上的差别和感觉，只有年龄、面相和性别的不同。有"小孩子"、"秃头老头子"、"穿白背心的男人""红鼻子胖大汉"、"老妈子"、"胖脸"、"椭圆脸""长子"、"瘦子"和"猫脸"的不同，但他们都是"看客"是没有自我意识和精神灵魂的无聊的、冷漠的看客，这一点他们是相同的。人能区别于动植物的，是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是意识的高等动物，有独立精神的思想者和行动者。我们实在看不出《示众》里的"看客"与一般动物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区别，也许他们是一群能站立的动物，不同的是可能能够忍受和抑制生理上发出的热的反应而不……舌头"，鼓"肚皮"地去"看"。人与人的区别在于有自我意识和精神情感，而他们的不同却是生理自然和性别差异，他们有"类别"，而无"个性"有动作而无"思想"，有"外形"而无"情感"。他们所做的"挤"、"说"、"指点"、"叫喊"、"喝彩"都是直接出自生理的简单反应，都是为了"看"，而没有经过内心的触动和意念。可以说，他们是一群有"人形"而无"人心"的动物，是受着"好奇"与"无聊"驱使的生活旁观者，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小说写了一个片断，主要情节是"看客"们"看"示众，读完以后才发现小说的寓意却是把"看客"们拿来"示众"，让"看客""示众""看客"表演着他们的"看"读者看出了"看客"们的"看"的悲哀与沉痛，反过来一想，扪心自问：我也是其中的一个"看客"么？小说的寓意和目的就实现了。在这里，"示众"和小说《示众》都是象征的。

小说《离婚》也有其象征和隐喻性。小说的表层故事是写爱姑找夫家去"离婚"，实际上是写她要在老爷、大人和洋少爷们面前去"评理"、"出气"，证明自己婚姻的合"礼"、合法性。她的目的并不是要"离婚"，是因她的丈夫"小畜生"在外面姘上了小寡妇，她认为自己15岁就用"花轿"抬到施家做媳妇，……三茶六礼"的定礼，平时"低头进，低头出"，严守妇道，"一礼不缺"。而丈夫却在找了小寡妇。要赶她出去。她为此而"不平"，要找人评说道理，甚至想"给他们一个颜色看"。由此可见，爱姑的本意并不是想与夫家闹离婚，而是争得自己"做媳妇"的位置，她不过是在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位置而奋斗。更有意味的是，爱姑自认有理，所依据的是自己的婚姻和行为合乎传统的"礼"，殊不知她丈夫的找小寡妇也是合乎"礼"的，"礼"让女人有节操，守妇道，但并没有限制丈夫"妻妾成群"的梦想，只不过"礼"中规定了她的"妻"的地位，"小寡妇"是"妾"的位置而已。妻妾之分不过是名份、称呼的不同，要以丈夫的意见和妻的忍耐程度为前提，一旦丈夫不愿意，他……休妻"，或者是妻的大吵大闹，更为丈夫的"休妻"提供了口实。爱姑自认是有理和礼的，小畜生的行为也是合"礼"的，这些"礼"都是由男人们设置而服务于他们自己的，并且，"礼"的背后是权力，是"知书识理"者的专利，解释权握在他们手上。所以，小说写到爱姑要找老爷、大人们去评理和说礼，想从他们那里获得"理"的支持。结果是老爷和大人们的"理"都是一样的"同理""走散的好"，赞同夫家的"离婚"，休掉爱姑。爱姑从"不平"到"后悔"，再心存感激，还"谢谢慰老爷"，爱姑的心理防线被击破而垮塌，她在懵懵懂懂中承认……理"的高深和"礼"的不可评说。"礼"是男人的护身符，也是知识者和权力者的把戏，由他们所确立，也由他们去判定，合礼与非礼并没有固定的一个标准，如果要说有的话，就是男人中心和权力至上。爱姑自认有"理"，也合乎"礼"，但她不知"礼"的标准是双重的，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礼"之理也是不可讲的，更不会由女人们去"品评"和"论说"，连她的父亲和兄弟们也不知"礼"的深浅，因为他们不"知书"，没有多少文化，"礼"是写在书上的，是有知识的特权，连庄木三、爱姑们所知的"礼"也是经"知书"者所说，再由他们去"信"，去做的。他们有理说不清，只好……武力""打架"，"拆"了施家的灶。连进过"高门大户"，有威望的庄木三到了城里的"大人"面前，也变得一言不发。难道他先是知道"礼"之"理"的不可说的么？至少他在"威严"而"知书识理"的大人们面前，是无话可说的了。

小说设置了两个场景，在"船上"和在慰老爷"家里"，乡村村民和知书识理的老爷们对"离婚"有着不同的看法和反应。淳朴的乡民自有公道，不断说"对对"，为爱姑的勇气而佩服，赞赏庄木三一家的行为。但老爷们却不讲公道话，虽"知书"但不识常理。"离婚"在小说里是一个事件，也是一个象征符号，它本身是指对一种秩序和关系的拆解和分离，小说《离婚》背后却隐喻着对"礼"之"理"的双重性和权力性的嘲讽；"礼"是不可讲，不可说的，实是无理的。爱姑的"离婚"也成了一个自我反讽，她不想离而被"离"，她从大"闹"而"恭恭敬敬"，从大"吵"而被"炒"，所有的努力结果都转向了自己，你说就是你错，你闹就是你的不对，在"礼"面前，哪有爱姑说话的权力？"礼"是不由讨论的，不知爱姑在被"离婚"，被以"九十元"物化后是否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鲁迅小说也带来了中国小说叙述方式上的革命，他巧妙而精心地选择叙述者，在隐含作者和叙述者间设置距离，形成叙述的反讽，在读者、隐含作者和人物之间取消间隔，把主体情绪融入叙述，产生一种诗性化的抒情效果。相对于传统情节化小说，鲁迅创造了现代心理小说和象征小说。在艺术上，《孔乙己》看与被看"叙述视角的设置，《示众》象征寓意的"突转"，《伤逝》和《故乡》的抒情性回忆视角，以及《阿Q正传》等作品对杂文等非小说文体的大量引入都有"创新"和"革命"的意义。

鲁迅小说的语言也有创造和实验性，他对语言有"洁癖"，追求语言的节俭、含蓄和凝练，善于巧妙使用动词和副词。当然，在表达情感的繁复与痛苦时，他也不吝啬使用语言的冗长与重复。含蓄、凝练是鲁迅小说的主流，复沓、冗长、象征的笔墨也时有所见，二者交替、混合，各有所长。

《故事新编》是鲁迅创作的一部寓言小说，也是一部不像小说的小说。它收有8篇小说，从1922年到1935年，鲁迅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中取材加以自由演绎，"新编"而成。它以反时空、反逻辑、反理性的创作方法大胆地进行小说的文体实验，把杂文笔法、戏剧程式、故事演义混在一起，把历史人物与现实场景、英雄事迹与世俗生活、客体对象与自我感受融注为对历史、文化意义的解构，对现实、生命的复杂体验。整部小说是"反讽"的，也是象征的，它的每一篇都有自己的不同意义，从第一篇的《补天》到最后一篇的《起死》又构成一个整体的意义，分开是独立的，合起也是一部大小说。它的意义也是连贯、统一的，它在对历史上的创造者、英雄、名家和圣人的生存状态与意义关怀的悲剧性和荒诞性的表现，既刨了中国历史……"祖坟"，又敞露了人与文化的无意义性。鲁迅是绝望的，但又是反讽、喜剧性的。他站在文化"废墟"边上发出"笑"，坐在"坟"中间做小说的"游戏"。他从来没有享受到这样的潇洒、从容和幽默，他有庄子式的思维，有儒家"内圣外王"的境界，更有存在主义者的超越意识，体现的却是一个现代思想者和文学家的"怀疑""反叛"、"抗争"和"创造"精神和智慧。有了《故事新编》，中国就有了另一种历史，有了另一种文化，也有……大"小说，有了真正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和寓言小说。鲁迅是现代中国小说的开创者和建设者，他的小说不仅仅只是语言的文体形式，而是文化的、思想的、情感的和语言的变革、综合和创造。它是立体的、圆柱体的世界，不是平面的、直线的图形。阅读鲁迅需要积累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有较深的社会阅历和人生体验，有自己的审美鉴赏力，否则，对读者自己是一种负担，对鲁迅也是一种伤害。

我看鲁迅小说

鲁迅是如此独特，如此博大，以至于人们对他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单就他的文学创作而论，从他还在世的时候开始，赞扬的固然居多，但也不是没有异议的声音，比如阿英就对他的野草提出质疑，而还有人说阿q的时代已经过去。到了共和国时期的前三十年，由于鲁迅被政治化，人们在没有学术自由的情况下对他的研究当然也只有象封建时代学者对四书五经的研究或者象当时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一样，只有颂扬的义务，而没有自由批评的权力，直到七八年以后，在文学领域终于有了相对较为自由的批评空间，人们开始对过去的文学史进行重新的审视，而对鲁迅的怀疑和攻击一直没有断过，就我了解的来讲，对他的文学成就的质疑可以分别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和王朔为代表（据说有个乌烟瘴气鸟博士葛红兵，为二十世纪文学写了一分悼词，其中对鲁迅进行了酷评，本来这种鸟人的文章我根本没有兴趣看，但为了今天这篇文章我在google上搜来看了一下，一贯喜欢酷评和胡说八道的我都受不了了，居然有比谢有顺更乱七八糟的批评家，前不久我处于对谢《十部作品，五个问题》的愤怒写了一篇批驳文章，现在我以谢有顺为参照，象他一样胡说八道或者更胡说八道的文章我就不作出回应性批评，为那样的投机和疯癫症患者浪费时间真不值得。他们比王朔还流氓得多，因为王朔至少还自称是流氓，没有装出一幅悲痛欲绝的义愤面孔，虽然不讲逻辑，但比前面提到的两位还象人样一些，本来，我早该对这些批评作出回应，但一方面考虑到不能因为这些垃圾浪费时间，二来是因为他们的目的并非为了文学批评，不过是为了引人注目为了出名，你如果关注他就正好中计了，你批得越厉害他越高兴，现代这个社会的人怕的不是人骂他，而是人们不理他，越多人骂他他越高兴，至于骂他婊子或者流氓他是不在乎的，就是这篇文章我也不是为了批驳他们，而是在正面立论的过程中顺带给他们两耳光而已，正好也把他们作为批评的靶子）。夏志清对鲁迅的质疑主要是认为鲁迅不该把那么对时间用在毫无价值的杂文上，而且从小说的角度来说，认为鲁迅不该把文学作为工具，太干预生活了，具体到阿q正传则认为它结构呆板。总之，在他眼中，张爱玲和钱钟书都是了不得的人物，而鲁迅则不过如此；虽然大家说对王朔的批评当不得真，实际上他也的确不是严肃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但他提到鲁迅没写长篇的问题却不仅是他一个人对鲁迅的批评，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就连鲁迅的崇拜者也觉得没有一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史诗性作品好象真是一个缺陷，所以他们千方百计进行辩护，说鲁迅本有写长篇的打算，只是因为后来忙于写杂文进行战斗才没有写，而钱钟书则认为鲁迅不适合写长篇，《阿q正传》写得长了点，都就已经不太好了。

总的来讲，对鲁迅的散文的成就大家好象都没有什么怀疑，而在高层次的读者群当中，大家对《野草》推崇尤高，由于我此前已经写过一篇《我看鲁迅散文》，这里不多谈，而他的杂文放在以后来谈，这里专就他的小说分几个问题来进行论述。一是鲁迅小说和中国传统小说的关系；二是鲁迅小说和当时世界文学的关系，三是鲁迅小说和同时代作家小说的比较，四是鲁迅小说的成就和特点分析，五是鲁迅小说的现代价值；六是回应对鲁迅小说的批评。

一：鲁迅小说与中国小说传统的关系

客观地讲，如果要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文学成就进行评价的话，那么可以说散文的成就最大，而由于曹禺，老舍等人的创作，戏剧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对诗歌和小说似乎就评价比较低了，诗歌的问题是在于中国有着辉煌的古诗成就作为参照，而现代诗歌自身由于脱离了古诗传统，实际上相当年轻和不成熟；小说的情形略有不同，虽然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以来经历的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迷茫一代等深厚的小说传统相比，中国的小说传统仍然显得薄弱，但毕竟还不象新诗那样毫无基础，唐宋传奇可以视为精致的短篇小说，而以尤其明清以来，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一定程度上的城市和市民社会的形成，白话小说相当繁盛，我觉得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以《金瓶梅》，《红楼梦》，《贪欢报》等为代表的色情，言情小说；一类是《三国演义》《水浒》这样的历史英雄传奇或者演义小说，还有一类是三言二拍为代表的市民趣味的小说。那么鲁迅从这些小说里面吸取了什么吗？没有！客观地讲，我觉得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总的来讲跟传统还是一种断裂的关系，他们更多地是向欧洲的小说学习，而对传统基本没有什么继承，当然这里是仅就严肃文学的层面而言，武侠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显然例外。如果要说鲁迅的小说从中国传统小说里学习了什么的话，也只有从他高度评价《儒林外史》这个角度来看，从《孔乙几》里面很可以见到影响，一方面是对旧式知识分子的怜悯和讽刺，另一方面是在刻画人物方面并非象西方小说那样大段大段的描写，而是抓住最具特点的地方寥寥几笔传写精神。另外他曾专门研究小说史，也曾编辑过《唐宋传奇集》，他用笔的精练是否受了唐宋传奇的影响呢？

二：鲁迅小说与当时世界文学的关系

由于鲁迅的社会关怀太强烈，所以他不可能是为文学而文学的人，再加上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所以鲁迅虽然对西方刚经历了的世纪末文学思潮非常了解，但他显然不可能走那条道路，他更多地是接近俄罗斯和东欧文学，而他又曾经留学日本，对日本文学当然很了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肯定受了下面一些作家的影响，他自己曾说喜欢妥斯绥耶夫斯基，我觉得他受妥氏的影响或者说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于：一方面是对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另一方面是对人的灵魂的关注，在他的所有小说里面几乎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响，另外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安特莱夫式的阴冷"，这主要是体现在整个小说的色调和氛围上，尤其《药》，《祝福》，《孤独者》，《在酒楼上》都体现得比较明显，当然，所有的小说实际上都有这个特征。从关注小人物的不幸和专注于短篇小说来讲，是否跟契诃夫也有一定的关系呢？这还有待研究，至于《狂人日记》的标题虽然借用了屠格涅夫的小说名字，但从内容和风格来讲，他的小说与屠的明丽优美浪漫抒情倒并没有共同之处。至于日本文学，可以很明显看出来的是夏目漱石的幽默和讽刺风格的痕迹，另外他还翻译过芥川龙之介的作品，而芥川正是以短篇小说见长，关注的也是小人物，当然更多是日常生活的事件，跟鲁迅小说的史诗特征还是多少有些不同。从我目前的知识来讲，我能够发现的鲁迅可能受的外国文学的影响也就这些了。由于鲁迅一贯的现实主义关怀，所以他的小说的现代性不是特别强，承续的还是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当然象征主义的手法在他的小说中还是有应用，另外《狂人日记》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心理小说。但总的来讲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性和都市特征主要体现在穆时英，施蜇存等的小说创作上，鲁

迅的现代性还是体现在他的《野草》中。

三：鲁迅和其它现代小说家的比较和鲁迅小说的成就，特点

一般认为鲁迅是最早进行新文学白话小说创作的人，而继起者众，那么与现代文学史上的其它小说家的作品相比，他的小说有什么特点呢？

其实客观地讲，能够跟他的小说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作品真的不多，因为质量相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很难有可比性。如果硬要进行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将他的小说分成两类分别进行比较，他的小说要么写知识分子，要么写农民，那么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就写知识分子的作品而言，他的作品还可以进行区分，孔乙几代表最后的科举知识分子，而《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魏连役和吕韦圃则是写的觉醒的知识分子被旧势力吞没的例子。我们可以拿来比较的是创造社的郭沫若和郁达夫的作品，郭的小说典型的是抒写知识分子的幻灭与穷愁，这样的主题在郁达夫的小说里也有，但他还增加了年轻知识分子青春期的性压抑的描写。就艺术成就来讲，他们两位的作品都没有一部值得一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浪漫主义的写作更多的是适合于诗歌和散文，于小说则不是太相宜，容易流于滥情和肤浅，有散文化的趋向，比如法国的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录》就写得不好，雨果的小说成就也应该重新评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都没有鲁迅受挫的沉痛感，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企图改造社会受挫以后，这对近百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可以说是一个概括性的总结，而后者更多的是只关心自己。至于写农村的作品，可以对照的作品我觉得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矛盾的《春蚕》，《秋收》，《残冬》三部曲和叶紫的《丰收》为代表，他们都是写农村，而且都是进行批判和暴露，但差异是明显的，前者是从经济的角度着眼，关注的是社会的物质的灾难或者用教科书的说法叫做农村经济的破产，这本来该是历史学家来做的工作，文学不是经济学，也不是历史学，由于他们没有把着眼点放在对人的关注上，所以从文学上来讲，应该是毫无价值的，而鲁迅写农村的作品则完全是从人的灵魂入手，比如闰土，祥林嫂，阿q这些人物，关注他们的灵魂遭到戕害，被侮辱和损害，丧失尊严的现实。其实路翎的小说跟他的小说似乎有相似之处。

另一类写农村的小说可以以沈从文和废名为代表，沈是将乡村诗化，而废名则是隐逸色彩非常浓，跟鲁迅的差异是明显的。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说的话，写作的对象是什么还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同样的题材，为什么鲁迅的小说有那么大的魅力？给人的印象那么深刻？鲁迅的文笔太过独特，他的小说也太过独特，他的所有作品和他个人本身都太过独特，要说出他的魅力的原因真的是个绝大的难题，一切现成的理论都用不上。我只能追问我自己的阅读体验，把他的小说分开来说我被吸引和喜欢的理由。（他的故事新编自然也是小说，但比较独特，我现在解读得还不是太清楚，以后仔细研究研究再说）

如果要问我最喜欢鲁迅哪部小说的话，我肯定毫不犹豫地选《阿q正传》，自然，就象哪部是金庸最好的小说，人们争吵不休没有定论一样，对于哪篇是鲁迅最好的小说人们肯定也有不同看法。但《阿q正传》得到了最大多数的认同应该是事实，而且也成了世界名著。那么这部鲁迅的最长的小说到底好在哪里呢？我个人认为是他对人的深层的无意识心理的微妙而又犀利的洞察，不仅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某种意义上恐怕也可以说是世界性的人类普遍的心理弱点，另外就是他的经典的语言，当然他的语言总是独特而又给人予深刻的印象，但在本篇小说里表现得尤其突出。比如"阿ｑ真能做！""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阿……ｑ哥，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洪哥（⒒）！我们动手罢！"等最后才是他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所具有的社会史或者叫做史诗性质，当然这是纯粹从文学角度来进行的考察，其实这一点也并非不重要，我们常常把那种反映了广阔的历史社会画面的小说称为史诗性作品，比如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能够被称为史诗性作品的通常都是大部头的长篇小说，而鲁迅却以短篇小说达到了史诗的效果，应该说这跟他在短小的篇幅内容纳巨大的思想历史内容的超人能力分不开的。另外一部小说《药》也具有相同的效果。

《祝福》：有人很不喜欢这篇小说，但它揭示出的悲剧的确令人震惊，鲁迅从来关注人的灵魂，这篇小说揭示的惨剧让人触目惊心。

《药》：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在这篇小说里体现地最为明显，反映的不仅是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的问题，精英与大众重是隔膜的。

《孔乙几》：鲁迅的本来目的是要表现世人的凉薄，我却从中看到了读书人的悲哀，自尊心强却无地位，可供卖弄的惟有学问而已，可是学问在世人眼中算什么呢？

《狂人日记》：它的优秀之处不仅在于他用了日记体和精神病人的内心独白这种手法，狂人本身就是一个隐喻，是先觉者的形象，而且庸人不加分析地就认为他说出真实是一种威胁，尽管那是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东西，我们活在谎言中，还有就是对他恐惧的也多是这个社会的被奴役者，但他们不仅不理解他，反而本能地就认为他追求真实和人道是不正常，拼命地想让他从青春期的发疯状态恢复到适应社会认可社会潜规则的正常状态，果然他最后"赴某地候补矣。"可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与普通的庸众合流，从而，维护黑暗的已经不仅仅是统治者本身，而是整个社会，他们对真实和反叛本能地恐惧，就象我刚去教书的时候那样，大家都认为我书生气，迂，神，以奇怪地眼睛看着我，对我在课堂上愤怒陈词的行为觉得非常奇怪，他们认为我还不了解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读书太多读傻了，还没从吃亏中吸取教训，他们也坚信我肯定会回到正轨上来，也就是我肯定也会"赴某地候补。"于是我的狂人感，被看感，精神分裂感油然而生，我不是精英，但至少也算先觉者，被看感，荒原感油然而生，我们彼此蔑视，都觉得对方很蠢。不过我绝不加入吃人体制，我就不信没有除了发疯，就没有第三条道路。

《故乡》《社戏》：农村，童年，看戏，少蚕豆吃，怀乡情节，离乡-还乡--再离乡，当故乡已不是原来的故乡的时候，家园在何方？流离失所和漂泊，在路上于是成为永远的生存状态，因为有故乡和童年的温暖记忆，我感到了从农村社会的淳朴的亲情，与大自然的亲和到工业和后工业社会人与人的冷淡，曾经拥有过美好的东西让我在无可奈何地哀叹它的逝去时倍感忧伤和迷茫，多少次我听着罗大佑的《童年》沉入回忆中。我真不能忍受《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风波》：一代不如一代，这一句话就够了。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还不灭亡呢？

《伤逝》：魏晋时代是重情的时代，鲁迅也是性情中人，但他太深刻，朦胧而美妙的浪漫主义与他无缘，即使爱情，他也更多地看到它的无奈，爱总是被金钱左右，但当我们拥有金钱的时候我们还能找得到爱情吗？但我有什么理由要求一个女孩跟我一起贫穷呢？仅仅因为我爱她吗？月薪五千和一万之间的差别真是决定性的吗？"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多么沉痛，美妙的爱情总是幻觉，爱是乌托邦，爱重是残缺的，爱总是一场悲剧。读着她，我仿佛觉得是对自己的初恋写的祭文。青春逝去可伤，爱情逝去可伤，恋人不再纯真可伤，呜呼，唯伤而已。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孤独者》《在酒楼上》：我也曾孤独，我也曾借酒浇愁，理想，国家，改造社会，铁屋子你能打破吗？清醒者多些挣扎的苦痛而已，时间永是流逝，而同样的悲剧却在一代代知识分子身上上演，难道历史的进步独独与中国无关？难道中国真的是象黑格尔断定的是停滞的没有历史的社会？我希望历史不是宿命。

四：鲁迅小说的现代价值：鲁迅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这毫无疑问，它也反映了辛亥革命，这也没有疑问，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作品很多，为什么那些作品我们有很多都不读了呢？他的小说跟矛盾，跟老舌，跟巴金等人的作品有什么区别？或者

说它更高明的地方，它超越时代的地方在哪里？这里我也说不出什么新鲜的东西，他小说技巧和语言方面的成就我就不说了，单就内容方面而论，虽然同为现实主义，他更多地是关注的人的灵魂，尤其在他写农民的小说上，而就写知识分子的作品而言，体现的则是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弱点以及先驱者的孤独感和荒原感，也就是说他关注的都不是表层的事件和社会历史的变动，不是事件史而是心灵史。从而相对来讲更容易超越具体的历史时期，这也是他最大程度地介入了历史并且没有写梁实秋意义上的普遍人性而仍没有过时的重要原因。

五：捍卫鲁迅；历来对鲁迅的文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浪漫主义的唯美文学观的人不满鲁迅居然把文学当作了工具而不是目的，从而不仅否定他的杂文，且对他的小说也不以为然，无奈到现在鲁迅的小说却并不较唯美的沈从文等的作品减色，而为艺术而艺术的新感觉派的作品却并没有多少人喜欢，可见唯美并不是一个多么了不得的艺术主张，我们看看王尔德的小说如何就可以知道，看看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录》也可以明白。我始终觉得为艺术而艺术最好还是用在诗歌领域好一些，那毕竟是一种非常态，是弃绝生活的，人生和社会都不可能唯美，而小说恰恰最接近人生，它拒绝空洞的艺术。即使从纯粹的小说艺术的角度来说，鲁迅也经得起检验，更何况鲁迅从来就不追求为文学而文学，不追求不朽的；

二是关于只写出优秀的短篇小说是不是可以称为文学大师的问题；

人们总似乎认为写长篇比写短篇更难，所以写出长篇巨著的也就比短篇小说大师伟大。长篇难在什么地方呢？是需要更多的学识吗？需要更丰富的阅历吗？是结构上更难于把握吗？是反映的社会面更广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只知道写好短篇小说或许比长篇小说更难，因为世界上的短篇小说大师明显比长篇小说大师少得多，遍览世界文学史，我也就只能找出莫泊桑，契诃夫，芥川龙之介，爱伦·坡，欧·亨利，博尔赫斯，卡夫卡（当然他和莫泊桑也写长篇，这里只说他们的短篇），鲁迅，或者可以加上蒲松龄？可见写好短篇是多么的难！如果说短篇真的在思想的深度和内容的容量上无法和长篇比的话，那么鲁迅也就打破了这个规律，他的短篇因他超人的深刻和高超的技巧居然达到了史诗效果，其思想和内容含量丝毫不逊色于优秀的长篇巨著。实际上鲁迅的所有小说加上《故事新编》加起来也许只相当于巴金的《家》那么厚，但无论巴金，老舍，还是茅盾的厚厚的小说集有哪一部能称经典呢？他们的虽然我都读了，却是忍受巨大痛苦读的！包括妄说这家伙，他的哪一篇又堪称经典呢？固然，在我记忆中，诺贝尔文学奖从来没有授予过短篇小说大师，但北欧几个老头能裁定世界文学的价值？那也太把他们当回事了！所以我对那种对诺贝尔文学奖不授予中国作家愤愤不平的人真的感到很好笑。卡夫卡，博尔赫斯，乔依斯，普鲁斯特，他们忽略的天才还少吗？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倒是获奖了，但正如他母亲所说，你别以为你获奖就了不起了，你比鲁迅还差得远，你永远都比不上他；高行建也获奖了，但他在无人的当代汉语文学圈也不过是个三流角色。萨拉马戈倒是获奖了，但他的《修道院纪事》确实不堪卒读；川端康成获奖了，但他比没获奖的三岛由纪夫差得太远！

其实从现代文学的发展趋势来看，短篇倒正应该是主流，谁还耐烦看长篇，说句对托尔斯泰不恭的话，他的《战争与和平》有几个人看得下去？当然，我不是反过来贬长篇，我的意思是重要的不是你写得有多长，而是你要写得好，他写的短篇你就只能用短篇的标准来衡量他，用长篇来否定短篇就象用诗歌来否定小说一样可笑，这倒让我想起余光中否定李金发的诗歌成就时说，你散文写得不好，所以我断定你的诗写得不好，我倒是知道他的诗肯定比余光中的伪古典好。如果以他的这个标准，屈原，李白，杜甫都完了。还有人说陈忠实的短篇写得不好，所以他的长篇《白鹿原》的价值也就可疑。我真的不明白那种论调人们还要把它当真，好象鲁迅没写长篇真的是个遗憾似的。我们受长篇的折磨还少吗？

鲁迅研究概述

1998-1999这20世纪最后的两年中，横亘近一个世纪的鲁迅研究不仅没有减势，反而显示出了更为强劲的发展势态，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一显学在未来的新世纪里必定会有更为远大的前景。

一、鲁迅“人学”思想的深入阐释

鲁迅自己到底有什么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和“三个家”等等，无论具有多么大的价值，都只是别人对鲁迅的评价，而并非鲁迅自己的思想。鲁迅研究的真正使命是挖掘和阐释鲁迅自己的而非外界赋予的独特思想，不能总在前人评价的模式中回旋，也不能总从概念出发往鲁迅身上硬套。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界一直致力于鲁迅自己独特思想的挖掘和阐释。1981年，王得后在《鲁迅研究》第5辑上发表了长篇论文《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首次提出鲁迅独特的思想是“立人”，并且对鲁迅的“立人”思想予以了系统、独到的阐释。以后，鲁迅研究的前沿学者实际上都在继续从事着这一工作。而到1997年底召开的“鲁迅…立人?思想学术讨论会”上，这一工作的宗旨就完全明确化了。

1998年，《鲁迅研究月刊》与《方法》杂志同时自第一期起连载这次会上关于鲁迅“立人”思想的讨论文章，以“立人”为总题，揭开了新一年鲁迅研究的序幕。

钱理群的《绝对不能让步》认为：“鲁迅的基本思想，他的元思想，出发点与归宿”，“就是鲁迅的…立人?思想”。“立人”“也即人的彻底解放，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人立而后凡事举”)，也是最后的归宿。”“在他看来，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民主，是必须以保障每一个具体个体精神自由为前提的；如果相反，以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剥夺与压抑来换取国家的独立，统一，富强与民主，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人国”) ----人依然没有摆脱被奴役的状态(不过是以新的奴役形式代替了旧的奴役形式)，也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走出原始的…奴隶时代?。”“尽管鲁迅终生也没有找到使中国人与人类彻底走出…奴隶时代?之路，但他最后仍然坚持(或者说又回到了世纪初的起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目标，这本身即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个人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是可能发生矛盾的，这需要彼此的协调，以至一定程度的妥协；但在终极价值层面上，在现代化的目标上，…个体精神自由?是绝对不能让步的。这是…作人?还是…为奴?的最后一条线。守不住这条线，就永远走不出…奴隶时代?，这本是本世纪现代化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王得后的《立人：革新生存的根本观念》指出：“鲁迅…立人?的思想，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根本不同于孔夫子…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鲁迅的…立人?思想，一面在发扬人的心智，做到…人各有己?；一面在改变中国传统文化规范的，不允许改变的人的生存的根本观念，而建立新的根本观念。”“人的生存，依托于物质条件；人怎样生存，却决定于生存的根本观念。…立人?成为一种独立的思想，鲁迅是一棵独立的大树，大概就是这样吧？”

高远东的《立“人”于东亚》论述了“立…人?与东亚社会之间的联系”，认为：“如何消除广泛存在于思想、制度、文化等领域的主从关系，停止奴役关系的再生产？鲁迅在现代东亚的存在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和新文化的代表，鲁迅的意义和价值或许正体现在这里。无论其旨在谋求人类尊严生活和探索精神发展可能性的…立人?思想，还是对…精神胜利法?等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以及对觉悟者命运的关注乃至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接近，我们都可以看到他苦心寻觅的身影。”

徐麟的《首在立人》着重论述了鲁迅关于个性自觉的观点，认为：“鲁迅启蒙主义的目的，并不直指向经济和政治操作，而是指向个体人格的现代化，即…个人?的自觉、自主与自决，也就是说，鲁迅想要解决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生存方式和精神基础问题。任

何一种文化存在最终的承载基础，都只能是个体人格，而任何一个民族的人文素质，都取决于它的个体成员的人格素质及其量的积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鲁迅反对政治民主化的改革，“鲁迅反对的是，以这些具体项目的改革，来排斥或取代启蒙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战略目标，即再造国民人格。这是中国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途和现实基础，而历史已不会为中国的犹豫和徘徊留下太多时间。”

为了深化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中国鲁迅研究会于1998年7月15日至18日在辽宁丹东市召开了“鲁迅的…人学?思想”学术研讨会。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漱渝在开幕词中说：“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神早向人类下过一道神谕：…认识你自己！?这个神话对于人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人是宇宙最伟大的生命，对人的哲学理解是古今中外哲学家的一个永恒主题。如果我们对人类本身都缺乏正确认识，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和彻底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切迫切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对自身的认识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歧义迭出、争议不止的问题。无怪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尖锐指出：…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所谓…人论?，就是人把自身作为对象来自觉思考的一门学问，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显示。它是文化理论的中心部分，也是人类思想史、认识史上的重要部分。作为一个为祖国、为民族殉道的…人之子?，作为一位自觉探讨人的问题的思想家，鲁迅全部文化活动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给予从始至终的关注。”“真正实现鲁迅…立人?的目标和建立…人国?的理想并不是遥不可及，而是一个历史进步和人的解放的实现过程，研究鲁迅的人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不言而喻、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法人代表袁良骏在闭幕词中说：“这次学术研讨会，是鲁迅研究一次新开拓。新的视角，新的话题，新的论断，构成了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流。当然，鲁迅的…人学?思想，并不是一个新课题。”“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拜金主义的污染下，不仅旧的国民劣根性死灰复燃，而且新的国民劣根性纷至沓来。凡此种种都不能不令我们痛心疾首！这也正是我们不能不百倍珍视鲁迅…人学?思想的原因，不能不深入研究鲁迅…人学?思想的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梦阳作了题为《<阿Q正传>·“鲁迅人学”·阶级论》的长篇发言(后来刊载在《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0期上)，他认为：“《阿Q正传》是…鲁迅人学?的艺术结晶，绝非阶级论的产物。”是“鲁迅这样的伟大作家，从哲学人类学、亦即人学的高度，在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范畴内，对人类的根本性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天才观照和哲理反思，从而创造出的由不朽形象所构成的艺术精品。”“《阿Q正传》对阶级和阶级矛盾的真实反映，与狭隘的阶级论观点、特别是后来被推向极端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其一是鲁迅虽然对阿Q这样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农民和浮浪农工寄予了同情，却并没有站到他们的立场上去，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们的好恶为好恶，而是从一种超越阶级的人学立场出发，对阿Q们的是非观、好恶观以至整个精神世界进行了更为严厉的冷静批判。”“其二是鲁迅在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范畴内对未庄的出路和阿Q的命运作了宏观反映，并非把视野局限在农民革命的短期进程中。”《阿Q正传》所体现的“鲁迅人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是群体觉悟的前提；(二)阿Q是“末人”的形象，从反面给人们提供了一面明镜；(三)深入到人的精神机制中去，概括出精神胜利法这一人类的普通弱点，为人类认识自己做出独特的贡献。而鲁迅“从人类黑暗和苦难面切入的特殊思维方式和对被压迫者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又使他的思想和作品具有宗教式的哲学深度和为受难者而牺牲的高尚的人格魅力。这一切与…尊个性而张精神?、注重个体精神自由的启蒙逻辑结合在一起，使得…鲁迅人学?和鲁迅的主要作品《阿Q正传》、《狂人日记》、《孤独者》、《野草》以及诸多…人史?杂文等等，具有了永远不会消失的现代意义。”

鲁迅人学思想的研究，也激发了中青年鲁迅研究学者的浓厚兴趣，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作出了可喜的成绩。1999年，《鲁迅研究月刊》从第3期到第5期以显著篇幅刊载了李新宇的长篇论文《鲁迅人学思想论纲》。该文认为：“作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奠基者和现代文化的立法者，鲁迅对中国现代化历史最伟大的贡献是他的人学思想。因此，不准确地把握鲁迅的人学思想体系，就不能正确地理解鲁迅。”于是从鲁迅人学思想的文化生成、鲁迅人学思想的内部构成、鲁迅人学思想的历史境遇三个方面系统、全面、深刻、独到地论述了鲁迅的人学思想，最后指出：“只要人的解放的进程没有完成，在中国，鲁迅的人学思想就永远闪闪发光，只要不相信人已经死了或者不希望这一宣告成为事实，就不会忽视鲁迅留给我们的这笔最为珍贵的遗产。”

二、鲁迅人学思想的哲学阐释

逼近20世纪末的1999年7月，鲁迅研究又取得了一项异常重要的成果，这就是王乾坤著的《鲁迅的生命哲学》(以下简称《生命》)。该书实质上是沿着鲁迅人学思想研究的线索继续深化和升华的结晶，是鲁迅人学思想的哲学阐释，是鲁迅研究学术史发展链条上的重要的最新的一环。

学术是一环扣一环地不断发展的。王乾坤没有否定前人的作用，他坦然承认自己与汪晖是相衔接的：“用…中间物?三个字作为借代，用以…标示……鲁迅个人的客观的历史地位?和…深刻的自我意识?，用以概括鲁迅的…一种把握世界的具体感受世界观?，是汪晖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但是，汪晖“没有明确地把…中间物?作为鲁迅世界的原点来肯认，来规定，因而也没有将这个命题辐射到该达到的角落和领域。”这样，王乾坤既肯定“…中间物?概念的提出，是中国鲁迅研究思路的一个转变”，又没有止步不前、就地踏步，做起重复前人模式的学术游戏，而是针对既往鲁迅研究忽视元性质或元基础问题的理论缺陷，紧紧抓住“中间物”这个鲁迅思想的原点(元点)，把汪晖的“历史中间物”概念处理成“存在论中间物”或“生存中间物”，追根求源，盘根诘底，以一种新的视野、新的话语方式和新的学术规则推动学术的发展。

他以“中间物”为鲁迅的生命轴心，以“有限”为理论切入点，打开了鲁迅的各个思想扇面，“还原”了鲁迅与古今中外精神文化的内在源渊关系：儒家以“中庸”、“圆满”为“无限之至境”和人格的“终极价值”，而鲁迅对儒家哲学的批判正是由这一点出发的，他不相信而且讨厌“圆满”的“范本”，因为“中间物”正是对“圆满”、“中庸”的反拨，他宁可“化为泼皮”，也不以“圣贤”、“善人”自塑。这从生命哲学上说，就是突现人的有限性以打破无限性、普遍性的统治。但是，又正是一个“泼皮”韧性地趋向无限，也就同时在趋向“中”，趋向“圣”。所以，鲁迅既消解了儒家的“中庸”，又汲取了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中国“固有之血脉”，成为批判与继承的成功先例。以尼采为代表的新神思宗与鲁迅的精神联系，一直是难解之谜，而“中间物”这一理论原点又显现了破解的“发窍处”：鲁迅和尼采“都从现世的有限性方面来把握人，因而把人看作现实的、中间状态的(变易的)、个性化的生命，从而对人的共性、普遍本质有一种本能的抗拒。”“他们最大的相通首先是都不留情地、终生不怠地消解终极实体”。因而，“立足大地，以轶众的意志正视和反抗绝望，这应该是鲁迅与尼采共同的悲剧人生选择。”鲁迅一生与佛保持着不解之缘，其中原由始终没有搞清，还是“中间物”这一理论原点散发出“一点灵明”：“鲁迅一一地扑灭形而上学的终极实体，认为万事无常，一切都是中间物，不承认有一种与当下对等着的独立本体和永恒的存在，从而把无限收回当下、有限，这与上述佛学的缘起存在观及中观智慧在哲学上是相通的。”的确，如果鲁迅“没有研佛的功夫，就不可能有第二视力，见人所不见，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存在论上的…绝望?和…反抗绝望?，就没有《呐喊》、《彷徨》，更不可能有《野草》。”

《生命》把“中间物”的理论原点贯彻得那样彻底，以至摒弃了一切隐匿之所。这从对《过客》的透辟分析中清晰可见：“过客”所说的“前面的声音”“源于何处？发自谁的喉舌？天？神？领袖？前驱？民族或某种集团？人民？自我？……？简括地说，是来自于…他?，

还是来自于…我?？或者说，这神圣的审判律令属于…他律?，还是属于…自律?？”这的确是鲁迅研究中一个极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经过极为严密的逻辑推论，终于得出了“声发自心，朕归于我”的结论。不仅把天才的鲁迅与以为声来自天的Talent的周扬严格区别开来，而且使《生命》本身也透发出天才的灵气。而最叫绝的还是对结尾的评析：“《过客》没有告诉我们前面是什么，而只告诉了…还是走好?----只是把这种自由自律的生存动姿写了出来，这是极其深刻的画龙点睛。不少人认为这个结尾太灰色。这才真是…未闻大道?。如果结尾如读者所愿出现一个光明的尾巴，过客也便不成其为过客，而《过客》也就不是一篇生命哲学，而充其量只是一篇优秀的社会性习作了。”“未闻大道”，是对历来诸多忽视元性质或元基础问题、没有“中间物”意识的鲁迅研究者(包括笔者自己)的恰当评语：不仅自己平庸，还要以缺乏理论凭借的空疏研究和泛泛之论让研究对象----鲁迅也一起落于平庸。《过客》结尾所显现的“无”的境界，正是生命的本真，反映了鲁迅生命哲学的真谛----“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只能把人的安慰之源从任何对象性希望中收回到“此在”，收回到自身，走就是了，“把一切外在于己的虚妄寄托或希望一一撕开，剩下的只有中间物状态的我和黑沉沉的大地。”这与《红楼梦》的结尾一样与佛教的“熄灭”观相通。曹雪芹正是把握到这种“宇宙人生本来性质”，世上遂有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红楼梦》。鲁迅和王国维也正是在这个思路上高度肯定了《红楼梦》的价值。因为其悲剧不是一种例外的社会性不幸，也不是主角个人特有的罪，而是原罪。所以，《生命》不同意“…反抗绝望?便是克服悲观主义”的说法，指出：“…克服?了绝望，也就是没有了鲁迅的生命哲学。这是因为，绝望是他消解了种种终极希望的思想成果，而…克服?即意味着向终极实体的回归，向逃难所的躲避。”像鲁迅那样敢于绝望并且“绝望地抗战”，在中国历史上罕有其匹，“空前的勇敢”的哲学注脚应该由此去寻。

《生命》毫不妥协的逻辑推论引来的是哲学玄思的清明，拨清了鲁迅研究历来所存在的诸多概念和逻辑上的混乱：

个性主义往往与“利己主义”混为一谈，《生命》则明晰地指出二者迥异：鲁迅是“把倡言…朕归于我?与呼唤…群之大觉?，与解民于倒悬的道义、牺牲精神相提并论”的。“逻辑推论应该是这样的，…以己为终极?并不排斥别人，因为人各有己，都有各各的…终极?，所以每个人都有其不可侵犯的价值与尊严，因而其个人性都要受到尊重。只有明确了…人各有己?的人，才有可能把他人当一个人看待。”才能“想到他人的自己”，才能出于个性的自觉，以“流血的爱之心”付出牺牲，做到“我以我血荐轩辕”，“俯首甘为孺子牛”。而离开了个人的独立与自由的集体，则只可能是奴隶群体。这样，也就分清了鲁迅与尼采的相异处：尼采充满了贵族气息，主张剥夺那些“失败的人”继续生存的权利，难怪纳粹向他伸出了求援精神力量的手！鲁迅却是因为爱，因为“对世界的一种感同身受的悲悯，激发了绝望抗战、舍身饲虎之大勇。”所以人民热爱他。

这样，也就自然道明了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说的谬误：“在鲁迅的上辈和同代人中，宗本个性自由者不乏其人。但是，一个共同的现象是他们后来几乎都放弃了，或以各种各样的集团主义话语取代之，或以传统的逍遥偷换之。对这种先恭后倨、先扬后抑现象，论者多以救亡压倒启蒙解释之。但是，救亡何以能压倒个性启蒙？当然有耳熟能详的那些原因：一个民族处于生存危机中，其它的矛盾退居其次。但是，如果启蒙学者所奉行的自由指的是一种现代个性的独立，那么，在价值观上，它与救亡不仅不冲突，而且是其价值基石。”因为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解放是以人的解放和个性的自由、独立为基础的。“压倒”说正出于概念和逻辑上的混乱。

《生命》提醒我们说：“你反对…极左?所用的参照，与…极左?共着一个背景，同一条根。”而该书最可贵之处正在这里：不仅指出了鲁迅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些迷误性的观点，而且深掘出了这些观点在认知逻辑、思维方式上的根源，挖出了我们与“极左”的“同一条根”：“几千年传统思维定势的同化力”所造成的简单化的混乱概念与荒唐逻辑。所以该书主张“最好不用…左倾?、…右倾?之类的术语”，并反复强调：“鲁迅不是政治活动家，也不是政治理论家，他的关注点不是具体的社会运作，而是价值理性的根本性批判与重建，是…个人殊特之性?、…主观之内面精神?、…张灵明?一类的人生问题。”应该“调整研究视角”，“把本不属于他的一些讨论，从鲁迅研究中清理出去。”回想起来，确实是这样的，我们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本不属于鲁迅研究的范围，所持的标准本不是研究范围内应持的标尺，就如射击一样，没弄清靶位在哪里，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枪支，就在那里胡射一气。忽而要求鲁迅成为与自己对等的普通人，忽而又以全知全能、各个领域都超人一等的神化标准衡量他。实际上，鲁迅既不是“神”，也不是普通的俗人。“神化”鲁迅固然不对，“俗化”鲁迅也不对。鲁迅的确是一个人，但绝不是一个和我们等同的普通的俗人，他是一个超凡之人，一个人中之天才。我们总是在“神”与“俗”之间跳跃，不能得其要领，恰如其分，自己陷于混乱。而《生命》却以其哲学玄思的清明，促使我们从长期“理不清的乱麻”和“自乱”中清醒了过来。

总之，从这样的学术史视域去“玄览”《生命》，就不难看出该书反映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个性自觉、精神独立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而且包含深邃的精神文化意义，不能仅当作一部学术专著去读。

当然，《生命》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出了一条通向澄明之境的途径。王乾坤在结尾也申明他对《野草》的理解“有利于调适《野草》的阅读姿势”，“不是说，《野草》只有这些思想，只有这样一种读法。”倘若我们自此认为只有《生命》一种读法，开始在其范式中模拟、仿效，就又会重演模拟型的悲剧了。只知模仿前人是没有出息的。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先进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形式，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超越。

老实说，超越王乾坤是大不易的，恐怕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不过，我也设想了一些问题，看是否可从此切入：《生命》强调了鲁迅的苦难观，强调了他与缺乏罪感、审痛意识的中国文化的殊异性和与乐感文化的对立性，这都是很好的。然而，我们不妨也进行一下反思，如一切事物无不具有正负两面那样，苦感文化是否同样存在负面呢？鲁迅与胡适、梁实秋等英美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是否与各自不同的东西方文化背景有关？对此，是否需要进行一番统摄性的考察？……

三、其它学术成果与新视野的开拓

除了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之外，1998-1999年度还出版了其它鲁迅研究学术专著达十余种之多，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下面择其中较为突出者予以评述。

著名鲁迅研究家钱理群的三本书：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的《走进当代的鲁迅》和《心灵的探寻》，无疑是20世纪末鲁迅研究的重要景观。《话说周氏兄弟》以讲演录的通俗易懂的话语方式，透辟、清晰地讲解了鲁迅和周作人兄弟这两个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文学史上的巨人留给后人的真正的世纪思想文化遗产的真谛。特别可贵的是在讲了鲁迅的思想真谛后，又讲了周作人对他的补充以及与他的差异。例如第一讲“立人”思想，尖锐指出：“本世纪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史学家、哲学史家、文学史家，却少有独立、自由创造的思想家，特别是…别立新宗?的思想家。也就是说我们最有成就的是拿来，是继承，是在整理、重新阐释东西方传统，但在创造方面，成就却不大。”而鲁迅的“人学”思想则是20世纪中国最可宝贵的独立创造，“要重新确立…别立新宗?的战略目标，重新培养富有独立、自由的创造精神的…精神界之战士?，一切从头(从起点、原点)开始，这就是我们在接受鲁迅的思想遗产，总结百年历史时，所得出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结论。”但是，20世纪的中国却历来都希望依靠强权重建国家，而不惜牺牲“个体精神自由”，甚至公开提出所谓的“让步论”，这实质是“让”出“…作人?还是…为奴?的最后一条线”，“永远走不出…奴隶的时代?”，这我们“绝对不能让步的”。周作人的“反对…定于一尊?”的“宽容思想，对鲁迅所强调的个体精神自由思想是一种很好的补充”，而他把民族和国家排除在外的“个人和人类的立场”，又导致了他与鲁迅在实际生活中的不同选择和结

局。这样简明而又清晰的辨析是过去的论著未曾有过。《走进当代的鲁迅》是钱理群历年鲁迅研究论文的结集，分“鲁迅的当代阐释”、“鲁迅与当代青年”、“鲁迅的当代命运”三辑，对鲁迅研究的当代性作出了精辟的论述。《心灵的探寻》是作者十年前旧作的再版，充分证明这本书经住了历史的考验，具有不可磨灭的思想文化价值。

青年鲁迅研究家和散文家孙郁著的《一个漫游者与鲁迅的对话》，1998年10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推出。这本书以一个漫游者与鲁迅对话的新颖形式和娓娓谈心的随笔话语，全面、深入地解读了鲁迅的作品和思想，道出了许多真谛。例如“己身的苦乐”一章，漫游者以自己少年时代的坎坷经历与鲁迅的人生际遇相对应，感悟个性自觉的可贵。说道：“…存在?是一种神秘，有时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原态，我们常常只知道自我的一面，而有时又无法明察己身的一切。这是人类最无奈的事情。但无奈并不应使人放弃生命选择的自觉。在荆棘里走来走去，寻别一样的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与那些躲在书房中软软地向世界说几句酸话的人比，先生显得可爱得多，真实得多。你坦露着自己的胸怀，把己身之苦毫无保留地告诉给人们，且又以无畏的精神，在黑暗中挣扎着，这是天下最可爱的品格。”正是鲁迅的精神启悟着以漫游者为代表的青年，不囿于传统的观念和流行的思潮，作一个自觉的人。以这样的亲切态度和温存笔调读解鲁迅，的确比那些板着面孔进行说教的书易于令人接受。

1999年11月，吉林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刘中树主编的《东北学人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其中有两本鲁迅研究专著很值得注意。一本是张富贵著的《惯性的终结----鲁迅文化选择的历史价值》，该书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了一个新的视角，就辛亥革命前到五四前后鲁迅的文化选择意识中的重要命题：“任个人”、“张灵明”、“宗教观与科学观”、“辩证思维方式”、“文化的人类性与时代性”以及“拿来主义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等进行了深入的开掘论析，整体性地论述了鲁迅产生于本世纪初而终生坚持的充满现代性的文化选择意识的内涵、历史价值及其在未完成的社会转型期内的深刻的当代意义。全书在整体上显示了作者的很强的理论思辩能力和富于创造力的学术研究水平，令读者感到论述的理论深度与逻辑力量，从中深受启发。另一本是陈方竞著的《鲁迅与浙东文化》，该书全面、深入地论述了鲁迅与故乡----浙东文化的精神联系，显示出一种“大气”，又给人以“厚重”之感，认为鲁迅和其先师章太炎的“学术之根”都在浙东和魏晋，是“浙东地域文化的精髓与魏晋时代精神内核的同质性构合”；而章太炎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思想家，鲁迅则是中国现代社会的第一位思想家。这些论述和观点都是非常难得的。

鲁迅不仅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本质上的艺术家，语言艺术家。然而鲁迅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偏重于鲁迅思想、精神方面的探讨，而忽视了对艺术、特别是语言艺术的探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1999年5月，作家出版社推出了青年鲁迅研究学者叶世祥著的《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可以说是对这一缺憾的一个弥补。该书认为对鲁迅小说形式意义的研究，是一种“本体的召唤”，鲁迅小说实质上是“一种新的话语形式的确立”。于是，从叙述形式、时空形式、形态风貌、修辞形式四个方面对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进行了深入、独到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鲁迅的晚年也是鲁迅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的王彬彬所著《鲁迅晚年情怀》一书填补了这个空白。该书以充满激情又析理透辟的笔致，评述了鲁迅生命最后十年在上海的生活经历，驳斥了来自各方面的对鲁迅的误解和污蔑，是一本切中时弊的书。

鲁迅与同时代文化名人的比较研究是80年代以来鲁迅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1998-1999两年间又有所进展。刘玉凯著的《鲁迅钱钟书平行论》(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运用平行比较研究的方法，让鲁迅和钱钟书这两位文化大师跨越时空障碍进行精神对话：既用钱的材料“解”鲁迅，也用鲁的材料“证”钱钟书，不仅考证出鲁迅作品中一些词源，破解了鲁迅作品中的一些典故，而且比较了钱鲁二人思维方式和美学追求的异同，并对鲁迅作品中一些令人困惑、长期争议不休的问题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见解。董大中著的《鲁迅与高长虹----现代文学史上一桩公案》(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对鲁迅与高长虹从相会、合作到冲突的全过程进行了切实、详尽、深入的研究，澄清了许多长期存在的疑团，是这一课题研究中最具权威性的著作。易严著的《毛泽东与鲁迅》(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对毛泽东与鲁迅这位中国现代史上的伟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比较研究，几乎挖掘出了这一课题中所有能够找到的材料，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厚实的基础。黄乔生著的《度尽余波----周氏三兄弟》(群众出版社1998年1月版)，以清新委婉的笔调、详实丰富的史料、恰到好处的分析，评述了鲁迅与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的生活经历和相互关系，开拓出一派新的天地。

在鲁迅传记已有25种的情况下，逼近世纪末的时候又出现了两本：

一本是陈平著的《鲁迅》(长篇小说)。

这本传记由江苏文艺出版社于1998年4月出版，90万字，分上、下两部，从少年鲁迅离别故乡、乘船去南京上学写起，以前的事适当插入追叙，一直写到鲁迅逝世，是至今为止卷帙最长的鲁迅全传。

看来作者对鲁迅的有关资料还是下了很大功夫，记叙得相当全，一些琐事都写进去了。有些章节也作了小说式的描写，还算可读。但是，不能不承认这部传记总体来说是不成功的。主要根据是：

一、平铺直叙，没有进行艺术的编织和提炼，读后令人有资料长编之感，缺乏吸引力。

二、对生平琐事力图面面俱到，而对反映鲁迅精神世界和个性特征的典型作品和典型细节却忽略了，例如包含了鲁迅全部哲学的《野草》就没有正面描述，这不能不说是拣了籽麻而丢了西瓜。

三、有些章节作了小说式的描写，而多数地方流于罗列和直叙，没有达到长篇小说的艺术标准。

从中得出的教训是：要写出成功的鲁迅传，必须对鲁迅的生平、思想、著作进行一番透彻的研究，努力把握其本质特征，并以此为灵魂提炼材料，精心构思，予以艺术的表现，仅仅满足于面面俱到地平铺直叙是不行的。如果打算写成长篇小说，就更需要下一番艰苦的精神劳作，精心选择中心事件，提炼情节，设计场景，塑造人物，描绘细节，还须讲究语言，绝非可以一蹴而就的。

另一本是钮岱峰的《鲁迅传》。

这本传记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于1999年1月出版，55万8千字，是从出生到逝世评述鲁迅整个一生经历和著作的全传，也是20世纪出版的最后一部鲁迅传记。

从整体来看，钮著达到了一定水准，叙述从容、舒缓，有时也不乏生动和富有哲理的议论，作者的宗旨是“作传的客观化”，追求“和谐”，因为他认为“只有和谐才能接近历史的真实”，所以在一些地方、特别是鲁迅后期的评价上有些汲取了近来的新观念而与以前鲁迅传记有所不同的说法。例如指出鲁迅在接受中共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要进攻苏联的观点时，也受到了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翼理论批评家、包括鲁迅在内对“第三种人”的斗争确有左的倾向，但把一切归咎于左翼作家和鲁迅也是另一种立场的过激；鲁迅不是圣人，他对陈仲山、徐懋庸等人信件的处理都有欠妥之处，不同意“为他造像的后世功利主义文学家”和“终端价值定论”者的归纳等等，都有一定道理。

如果钮著早十年问世，一定会取得较大的成功。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它出现在世纪之末，在众多鲁迅传记之后，作者又缺乏鲁迅研究方面的更为长久、深厚的积累和素养，对传主的称谓也不甚合适，发表《狂人日记》之后，传主就以鲁迅之名出现于文坛，钮著却仍以周树人称之，令人感觉不适。加以在总体上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因而没有引起研究界的注意。由此也说明在已有多种鲁迅

传记行世的情况下，一方面迫切需要有新的突破，需要看到新的观念、新的内涵、新的形式的鲁迅传，另一方面这一突破又是异常艰难的，没有实现明显突破的鲁迅传实在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实在没有再行出版的太大必要了。

鲁迅研究进行了近一个世纪，论著浩如烟海，但是仍然有很多领域急待开拓，例如对鲁迅在学术领域、特别是金石方面的成就即涉及甚少，这正是当前鲁迅研究学者缺乏这方面学养的反映。而鲁迅作为一位思想家、文学家的学问根柢的重要支柱之一正是他对中国古典文化、尤其是金石学的深湛造诣，不深入到这一领域中去就不可能全面地认识鲁迅。1999年在这方面有了可喜的进展，《鲁迅研究月刊》第8期上刊登了张杰的《鲁迅与“罗王之学”》，该文对鲁迅与罗振玉、王国维“释古”学派的关系以及鲁迅本人在金石学方面的成就作了富有开拓性的极有价值的论述，展示了一派新的视野。而叶淑穗、杨燕丽所著《从鲁迅遗物认识鲁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版)，则又通过对鲁迅所收藏的古钱、人俑、古砖等遗物的细致研究，展示了鲁迅的一个重要侧面，也是一种新的开拓。鲁迅对金石学的研究和对古物的收藏是贯串一生的，这种文化趣味对他的知识结构、个性心理、审美标准、美学风格等等都有浓郁的浸染与深刻的影响，如果对这一极为重要的领域缺乏应有的研究，怎么能反映鲁迅的全貌呢？所以，随着这一空白的填补和对鲁迅在学术领域所作建树的进一步研究，鲁迅研究一定会展现新的风采。四、鲁迅研究之研究的新进展

鲁迅研究界的学术史意识是很强的，早在80年代出现了袁良骏的《鲁迅研究史》等学术史著作，世纪末的最后两年间又有鲁迅研究学术史专著问世。

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王富仁著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该书站在理论的制高点上，以鲁迅研究为中心，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进行了相当深刻的文化思考。所以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鲁迅研究的学术专著，而且是一部罕见的有关现代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历史研究著作。书中许多见解是非常独到、非常犀利的，目前出版的专门探讨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一些书籍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深度。例如关于如何理解“思想家”这个概念的问题、鲁迅之所以称得上是现代中国伟大思想家的原因以及对鲁迅研究各个学派的剖析等等，都令人耳目一新。全书主要运用的是社会历史的文化分析方法，把鲁迅研究史上出现的各种流派分成了十六七个派别，从政治态度、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学术成就等方面辨析其特征、深挖其内涵，又从历史主义的角度追述其兴起、演变、分化、衰落的轨迹，使鲁迅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清晰的历史脉络，把鲁迅研究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不足之处是有些地方尚显得空疏和粗糙，缺少学术上的更为细致的梳理和学理上的更为深入的评析。

王吉鹏、李春林编著的《鲁迅世界性的探索》(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一书，则是专门梳理和评述“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史”的专题性学术史。全书40万字，纵向从1919年的滥觞期一直到1998年的深化期贯通80年整，横向从鲁迅与俄国、苏联、东欧、德国、美国、英国一直到日本、印度涉及了鲁迅的全部外国文学接触面，无亏是一部空前系统、详尽、深入的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的专史。

刘泰隆著的《历史的高峰----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精华探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一书，又是一部地域性的鲁迅研究学术史。抗日战争时期，大批文化人移居广西桂林，使该城成为抗战文化中心城市之一，被誉为“桂林文化城”。而“文化城”里最重要的文化成果之一，就是聂绀弩、欧阳凡海等鲁迅研究专家在这里写作和出版了大量有份量、有深度的鲁迅研究论著，形成了一次鲁迅研究史上的高峰。该书正是以这一特定时段、特定地域为中心，对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精华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索。可贵的是该书不仅有丰富的史述，还对《阿Q正传》、鲁迅杂文、鲁迅旧体诗等专题研究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并由当时“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扩展到了当代最新的研究成果，使全书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

学术史著作的出版，表明了一门学科在走向自觉，就如一个人、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地回顾和反思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才能逐步成熟。横亘将近一个世纪的鲁迅研究，的确极有必要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写出更为完善的学术史。

1998-1999年，还出现了一些新生代作者对鲁迅的异议，后来更有所扩大。这不值得大惊小怪，鲁迅本人就是在骂声中壮大起来的，鲁迅研究也应该在争论中发展。在新世纪里，鲁迅研究必将会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前景。

鲁迅专题

一、关于鲁迅的生平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樟寿，字豫山，1892年进"三味书屋"读书时，改名豫才。1898年到南京求学时，取学名周树人。鲁迅，是他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1．家庭的影响

绍兴的周氏家族，在清朝后期曾是一个十分兴盛的名门旺族。在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中，清军勾结英法联军击败太平军后，在绍兴大肆烧杀。周家在这场兵燹中，各房族财产损失惨重，大伤元气。鲁迅出生时，周家已从大户没落为小康，并且一直在走下坡路。1893年，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因科场案入狱，周家从此一蹶不振。

这年，鲁迅被送往母亲鲁瑞乡下的娘家避难，过了一段寄人篱下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压抑和刺激，一方面，认识到了封建阶级的腐朽和没落，认识到了社会的虚伪和冷酷，另一方面，也使他看到了农民的痛苦和不幸。紧接着，他父亲周伯宜吐血卧床，一病不起，鲁迅便开始了每日出入当铺和药店的终日奔波，更加深了他对社会的认识。

后来他在《呐喊·自序》中曾说出了自己当时的感受："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他后来的创作，无论是杂文还是小说，都受到这段生活的深刻影响。

2．进化论的影响

1898年，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受到了康梁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他读到严复译述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后，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在他的思想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成为了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观察世界、认识现实的思想武器。

1902年，21岁的鲁迅考取了官费留学日本的名额，怀着救国的理想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弘文学院是日本人专为中国留学生进入各种专门学校而开设的补习学校，既补习日语，也补习普通科学知识，学习期限为两年。鲁迅当时被编入普通科江南班），当时的东京正是中国革命党人海外活动的中心，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新小说》等报刊成为了留学生们的精神食粮。鲁迅在课余也开始接触国外的文学作品，以翻译的形式创作了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同时也与他的同乡好友许寿裳一起开始了中国国民性的探讨。

后来，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中回忆说："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1904年，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后，离开东京，去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然而，他对中国国民的缺点和病根认识越多，对自己的医学救国理想就越怀疑。

3．弃医从文

1906年，一个偶然的"幻灯片"事件，特别是那些茁壮而麻木的"看客"以及"示众"的场面，对鲁迅的一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鲁迅在《呐喊·自序》说："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从那一回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正是从那时起，鲁迅遂"弃医从文"。鲁迅的全部创作，包括杂文和小说，无论是社会批判还是文化批判，都是沿着"改变他们的精神"这一思想发展的。

在与许寿裳、周作人等筹办《新生》杂志因经费等原因而失败后，他一方面与周作人翻译外国小说，后结集为《域外小说集》（1、2），一方面介绍西方的哲学、文学思想，著有《人之历史》、《科学史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想。1909年，已经28岁的鲁迅回到国内，先在浙江当中学教员，讲授化学、生物学等课程。1911年便以当年发生的辛亥革命为背景创作了"文言小说"《怀旧》。1912年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后随部赴北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袁世凯复辟后，鲁迅陷入了幻灭，沉没于古籍。

4．新文学的旗帜

1917年，当风行一时的《新青年》大张旗鼓地发起"文学革命"时，鲁迅仍未能改变自己颓唐的心情，仍躲在S会馆里抄古碑，以排遣自己内心的寂寞。正是在这种寂寞的心情中，应新文学朋友们的邀请，几乎是同时开始了白话散文、白话小说和白话诗的创作。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于1918年发表时，他已经是将近"不惑之年"的中年人了。

在1925年的"女师大事件"和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受到极大的震动。1926年离开北京后，再也没有回到北京，也再没有任过官职。先是去厦门，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后到广州（1927年1月），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大屠杀，鲁迅要求当局营救学生未果，愤而辞去了一切职务，于同年9月离开广州定居上海，先主编《语丝》，后与郁达夫合编《奔流》，与柔石组织朝花社，再参加发起成立"左联"。在这期间，鲁迅主要以杂文为战斗的武器，直至1936年10月19日病逝。

二、关于鲁迅的创作

鲁迅从1907年在日本期间发表第一篇论文《人之历史》开始，笔耕一生，留下大量著述，主要文学作品有3部小说集、3部散文集和16部杂文集。

1．小说集

《呐喊》1923年出版，共14篇。第一篇：《狂人日记》作于1918年，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小说。前三篇：《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也是他在五四运动前创作的三篇小说。末一篇：《社戏》作于1922年。

《彷徨》1926年出版，共11篇。第一篇：《祝福》作于1924年。末一篇：《离婚》作于1925年，也是鲁迅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其中，作于1925年的《伤逝》是鲁迅惟一的一篇以青年爱情生活为题材的小说。

在这两部现实题材作品集中，最引人瞩目的人物形象主要有两类：一是知识分子形象，如狂人（《狂人日记》）、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涓生、子君（《伤逝》）、陈士成（《白光》）、孔乙己（《孔乙己》）、四铭（《肥皂》）、高尔础（《高老夫子》）等；二是农民形象，如阿Q（《阿Q正传》）、祥林嫂（《祝福》）、单四嫂子（《明天》）、爱姑（《离婚》）、七斤（《风波》）、闰土（《故乡》）等。

《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共8篇：《补天》、《奔月》、《铸剑》、《非攻》、《理水》、《采薇》、《出关》、《起死》。其中，《补天》原名《不周山》。《铸剑》原名《眉间尺》，作品中的人物"黑色人"名叫"晏之敖者"，而"晏之敖"正是鲁迅的一个笔名。

2．散文集

《野草》：散文诗集，共23篇。另有一组散文诗《自言自语》（共7篇）发表于1919年，开"独语体"散文开河。

《朝花夕拾》：回忆散文集，共10篇，1928年出版。1926年最初在《莽原》周刊上发表时题为《旧事重提》，创"闲话风"散文的传统。

《两地书》书信集，1933年出版，与许广平先生的通信。

3．杂文集

《热风》（1925）、《华盖集》（1926）、《坟》（1927）、《华盖集续编》（1927）、《而已集》（1928）、《三闲集》（1932）、《二心集》（1932）、《伪自由书》（1933）、《南腔北调集》（1934）、《准风月谈》（1934）、《集外集》（1935）、《花边文学》（1936）、《且介亭杂文》（1937）、《且介亭杂文二集》（1937）、《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集外集拾遗》。这些杂文集的命名，有的具有连续性，如《华盖集》与其"续编"，《且介亭杂文》与其"二集"和"末编"，《集外集》与其"拾遗"，还有的具有对称性，如《华盖集》与《而已集》，《三闲集》与《二心集》，《伪自由书》与《准风月谈》。了解了其命名特点，可以便于熟悉和掌握。

三、关于鲁迅的杂文

鲁迅笔耕一生，从事过多种体裁的文学创作，留下大量著述。虽然鲁迅后来所说的"五种创作"只包括三种小说和两种散文（《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野草》、《朝花夕拾》），并不包括以评论为主的杂文（转引自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上册第12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但鲁迅一生中创作得最多的仍然是杂文。

鲁迅的杂文创作大致可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杂文主要收入《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五部集子中）。他曾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对自己的杂文创作做过这样的统计：1927年以后的九年，比以前九年创作的数量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的最后三年，其数量又等于前六年。鲁迅杂文创作的数量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后三部《且介亭杂文》，堪称鲁迅杂文的压卷之作，在形式上包括杂感、短论、随笔、书信、序引题跋，以及墓志碑铭等，在内容上更涉及妇女、儿童、青年、家庭、教育、心理、道德、风习、语言、文字、现实和历史等。

1．鲁迅杂文的成就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所说的"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鲁迅周作人两人为最丰富最伟大"一语，几乎成了文学史上的定论。这对同胞兄弟虽然性格不同，文风不同，结局也大相径庭，但他们对杂文（包括小品文）这种现代新文体的创造和建立具有特殊的贡献。鲁迅的杂文博大精深，风格热烈而冷峻，以思想锐利、语言犀利著称，而周作人的小品文情趣盎然，风格平和冲淡，以感觉灵敏、见解新颖见长。在五四时期，他们不但是并肩战斗的战友，而且在文坛上的成就和声望也旗鼓相当，在现代文学史上形成了少有的令人瞩目的"日月同辉"的奇观。应该说，"周氏兄弟"在文坛的崛起，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中国作家，也加快了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的步伐。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骄傲，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灵魂。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现代小说之父；也是现代散文的开创者，中国现代杂文之父。自《新青年》1918年开辟"随感录"专栏后，鲁迅的杂文就显示出尖锐而深刻、巧妙而生动的独特个性，并且，从此之后，杂文就与鲁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了，"鲁迅"这个名字几乎就是"杂文"的代名词。有人认为，中国现代杂文基本上是由"《新青年》作者群"和"语丝派"这两个前后承接的散文流派开辟的，而鲁迅既是"《新青年》作者群"的主将，又是"语丝派"的坛主。也有人曾经将中国现代散文分理出两条不同的"语体"线索，即"闲话散文"和"独语散文"，而这两种散文创作的开山之作，正是鲁迅的《朝花夕拾》与《野草》。

在新文学初期，散文被公认为最有成就的文体，而鲁迅正是这时期散文创作最高成就的代表。而在新文学初期的小说创作中，鲁迅更是一枝独秀，不仅最早显示出新文学的"实绩"，而且在文体上进行了广泛而卓有成就的实验，成为了各种现代小说文体的先驱和榜样。也可以这么说，鲁迅小说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也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此外，自现代文学诞生的第一天起，文坛上就论争不断，而几乎每次重要的论争几乎都与鲁迅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掌握了鲁迅，也就基本上掌握了半部现代文学史。

2．鲁迅杂文的思想内容

鲁迅杂文是中国当时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记录了从新文化运动到1936年以来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是一部生动形象的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心灵变化史，一部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同时，也是鲁迅思想的直接表现，包含着他丰富的人生感悟和社会经验，他在杂文中对国民性的批判常常比他的小说更直接、更尖锐、更透彻。因此，鲁迅杂文是了解鲁迅思想、鲁迅小说等其他作品最好的参考资料。周作人后来在《关于鲁迅》一文中也认为："鲁迅写小说散文又有一特点，为别人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人吧"（周作人：《关于鲁迅》，《瓜豆集》，上海，宇宙风社，1937年）。鲁迅杂文的风格也随着时代和社会以及他的年龄的增长不断地发生变化。他的第一部杂文集《热风》中的"随感录"一方面批判封建伦理道德观、复古思想和卑劣的国民性，一方面热情宣扬民主和科学，鼓吹进步和改革，具有风格热烈的特点。《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以后的杂文，大多带有一种论驳性的特点，无论是批判一种思想还是一种现象，都讲求严密、锐利、深刻，但不再直接地表达意见，也没有了五四时期热烈的感情的色彩，风格变得深沉冷峻，措辞也时常拐弯抹角，形式也更为多样。《三闲集》和《二心集》以后的杂文，则更具有战斗性和坚韧性，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批判也更深刻、更犀利，也更不留情面。

鲁迅的前期杂文表现出较浓厚的启蒙主义思想，较多地揭露和批判社会的腐化和思想的落后。1925年的"女师大"事件和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使鲁迅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他深深地感受到了民众中蕴藏的力量，经过了漫长的求索之后，发现新的道路的喜悦逐渐取代了幻灭与彷徨的痛苦。而1927年的上海"四一二"政变和广州"四一五"大屠杀，则将鲁迅以前形成的思路完全"轰毁"："我一向是想念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三闲集·序言》）。因此，鲁迅的后期杂文也就具有更多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是鲁迅生命中最后三年的作品，堪称鲁迅杂文的压轴之作，对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3．鲁迅杂文的艺术特点

运用贴切而形象的比喻来阐明深刻的道理，是鲁迅杂文的显著特点之一。《灯下漫笔》是专门为新创刊的《莽原》周刊而写的一篇长文。1925年4月17日至24日，鲁迅组织文学青年创办了《莽原》，关于创办《莽原》目的，鲁迅后来说："我很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针对这一目的，4月22日他先写了《春末闲谈》发表于《莽原》周刊的创刊号，29日，又写了这篇《灯下漫笔》，在第二、五两期上连载。后收入《坟》。

《灯下漫笔》虽然题为"漫笔"，但文章从论点的鲜明、论据的充分、到论证的严密，都足以说明它不是一篇普通的"杂感"，而是一篇具有高度的理论性并符合文体要求的"论文"（鲁迅这时期写的许多长篇论文，都没有收在这时期杂文的集子《华盖集》中，而是专门收入1926年10月30日编定的论文集《坟》里）。在这篇总结历史经验的长文中，作者从人的本位出发，认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因此，他将中国的历史归结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并将希望寄托于青年，强调"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文章既结构缜密，脉络清晰，又酣畅淋漓，激情澎湃，把高度的理论概括性与生动的形象说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通过"人肉筵宴"来说明复古主义赞美"中国固有文明"的本质，通过"这人肉筵宴的厨房"说明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的黑暗和肮脏，再通过"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说明现在青年的使命是何等迫切和严峻。

《拿来主义》（作于1934年6月4日，同年6月7日发表于《中华日报》，署名"霍冲"，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深刻地论述了对待外国文化和外国事物应该采取的态度，既是评论精当的文艺论文，又是文辞精彩的议论散文。文章所论述的对待外国文化和外国事物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作者能在千余字的杂文中进行清楚、准确、深刻的论述，主要就得益于比喻的精彩运用。比如，巧妙地将外来事物以及本国的文化遗产比喻成一座旧宅子，然后通过人们对它的不同态度，形象地说明了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深刻道理；又比如，以"鱼翅"和"鸦片"为例，说明对待外来事物的正确方法："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档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会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这些方法既加强了文章对道理的表达，也显示了作者的联想能力和分析能力。

鲁迅的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结合，是诗化的政论，也是政论化的诗歌，不仅做到了形象性与逻辑性的统一，而且，几乎每篇都有思想的新发现，每一篇都是艺术的新创造，是对中国议论性散文的创造性发展。

《热风》中的"随感录"是近似尼采、叔本华的哲理小品，时时处处闪烁着思想家的哲理光彩。《坟》中的《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名篇，对自然、现实和历史的斗争规律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开掘，则兼有科普、史论和漫画等多种特点，创造出了"细腰蜂"、"人肉筵席"、"落水狗"和"叭儿狗"等杂文形象。《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的《战士与苍蝇》、《无花的蔷薇》又是哲理性的散文诗，《马上日记》和《马上支日记》是日记体的杂文，《北京通讯》、《上海通讯》等与《两地书》一样，则是书信体的杂文。《而已集》中的《再谈香港》，具有小说的体式，《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则做到了政治性、学术性与知识性、趣味性的统一。《三闲集》和《二心集》中的《友帮惊诧论》是揭露性的时事评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则又是纲领性的理论文献。《南腔北调集》中的《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更是从标题到形式都别出心裁。三本《且介亭杂文》历来被人们看作是鲁迅杂文创作思想和艺术的结晶，许多文章都具有总结性的特点。《关于中国的二三事》是对中国政治统治术的总结，《拿来主义》是对现代文化观念的总结，《论"文人相轻"》系列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是对文坛现状和文艺运动的总结，而《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则是作者自己对中国国民性批判的总结。正是因为鲁迅赋予了杂文以新鲜的富有活力的旺盛生命，从而使杂文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种文体。

4．《野草》与《朝花夕拾》

最能代表鲁迅散文创作成就的重要作品，除杂文外，还有散文诗集《野草》和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由于它们直接打开作者的心灵，公开了自己心灵深处的感觉、心理、情绪和意识（包括潜意识），不仅被看作是鲁迅最"个人化"的作品，而且由于它们开创了"独语风"和"闲话风"两个创作潮流和文学传统，也被看作是最能体现鲁迅作为一个"文体家"特色的作品。

《野草》（1924年9月至1926年4月间，陆续发表于《语丝》，北新书局1927年出版）是鲁迅"彷徨期"的作品，是他用象征的手法表达自己的感情、对人生和现实进行哲理思考的结果。直面现实，既直面社会的黑暗，又直面自己内心的痛苦，是《野草》的基本倾向和精神特征。

《秋夜》（写于1924年9月15日，发表于同年12月1日的《语丝》第3期）是《野草》中的第一篇作品，它通过对深秋十月晴朗夜空的景色描写，抒发了作者对现实的感受。作者的联想是从窗前的两棵枣树开始的。作者有感于枣树，是因为它们虽然落尽了树叶，枣子也被打得一颗不剩，但它最直最长的几枝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奇怪而高的天空"。将黑夜比作反动的统治者是较为常见的，但作者却反复用"奇怪而高"的夜空来比喻，曾令许多人感到费解。在这篇作品中，虽然还有"小粉红花"、"小飞虫"和"小青虫"等形象也令人费解，但枣树的战斗精神和主人公"我"的清醒意识却是大家一致公认的。表现作者冷静地看待黑暗，对现实不抱任何幻想的《秋夜》曾遭人误解，表现作者的内心矛盾和执著精神的《影的告别》更是被人指责为"悲观和虚无"。

《影的告别》（1924年12月8日发表于《语丝》第4期）的主人公是人的影子，作者借影子之口，表明了自己当时的心境："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于是，"我不如彷徨于无地"，但"我"的心里最明白自己，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将独自远行，但终将会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情绪虽然是颓唐的，但意志却是坚韧的，没有退缩逃跑，更不会投降变节。

《野草》中的主人公形象也大多与"枣树"和"影"一样，都是尼采式的"孤独者"，比如《过客》中一往直前的"客"、《这样的战士》中高举投枪的"战士"、《雪》中的"朔方的雪"等等。而与这些孤独的战士相对应是弥漫在世界之上的"夜空"、"星星"，并通过两者之间对比，更显示出孤独者的勇气和决心。

在艺术手法上，《野草》较多地吸取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特点，在弥漫全书的彷徨情绪中可以嗅出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气味，在深刻精辟的哲理式格言中则可以找到尼采"箴言体"的身影，而在对黑暗和罪恶的诅咒里，似乎可以看到波德莱尔盛开的《恶之花》。《野草》的语言是精美的，《野草》的意象又是晦涩的。《野草》在文学史上曾是一把难以开启的锁，这不仅在于其中的23篇作品大多使用了繁复的比喻和象征，而且还在于反映了作者在北洋军阀黑暗统治下的思想痛苦与矛盾，写出了人的生存困境与两难选择。鲁迅将他这时期创作的小说命名为《彷徨》，也是这种心情的表现。用短小而富有诗意的抒情散文形式表现自己的复杂心情，是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的同时开始的一种创作尝试，早在1919年八九月间，他就在《国民公报》上发表过一组散文诗《自言自语》，这是新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散文诗。后来，在鲁迅的杂文中，也有许多类似散文诗式的作品。但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他自己的思想经过一次"轰毁"，终于走出了彷徨，三年后，当他为《野草》的结集出版写的"题辞"中，他这样表示了自己的解脱后的轻松之情："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朝花夕拾》是鲁迅于1926年在《莽原》上发表的十篇题为《旧事重提》的回忆散文的结集，其中包括从少年到青年时代的生活片断，但是，《朝花夕拾》不是单纯的怀旧之作，它更多地包含着作者对旧日生活的认识。在写法上，作者也保持着不拘一格的特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范爱农》以叙事为主，近似小说，而《狗·猫·鼠》、《二十四孝图》、《无常》又以议论为主，近似杂文。如果说《野草》较多地借鉴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技巧，那么，《朝花夕拾》则主要继承了中国传统散文的特点，无论是记人还是记事，都保持着墨淡情浓的特点，在平易通脱中蕴籍着沉思，表现的虽然是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所包蕴的却是中年人的思考和见识，既有深刻的传统批判，也有厚重的现实关怀，在温柔与悲伤的情调中，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平易而亲切的鲁迅。

四、关于鲁迅的小说

五四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各种体裁发展不平衡的格局。话剧从开端到成熟几乎花费了半个世纪；新诗对于传统旧诗的胜利虽然只用了短短四年，然而，它不但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涅槃过程，而且距离艺术上真正的成熟还有待时日；散文的成就最大，但是，它一开始使用的却是文学革命所反对的文言文，而且，它虽然有数量众多的名家名作，却很难找出一篇足以体现其整体成就和水平的代表之作。

只有小说，虽然起步较晚，大多比较幼稚，但是，却由于产生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创造出了一个奇迹：小说的开端，也就是它成熟的标志。这一奇迹的出现，既有鲁迅和五四文学的功劳，也有梁启超和"前五四文学"的贡献。

1．鲁迅小说与"前五四小说"

在"前五四文学"中，小说的读者是最为庞大的，影响面也是最为广大的。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小说》杂志，被视为启蒙文学思潮开始的标志（在此之前，《海上奇书》（1892）、《清议报》（1898）等报刊虽然也发表文学作品，但都是以"副刊"的形式出现的，而《新小说》则是近代第一份纯文学刊物）。这不仅因为梁启超在该刊的创刊号上发表的被视为启蒙文学理论旗帜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更重要的还在于，《新小说》出现后，才真正形成了启蒙文学创作的第一次高潮。近代文学刊物中的"四大名旦"无一例外全是小说刊物。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统计，清末明初大约出版了600部新小说，其中90%都是1902年以后创作，并在《新小说》、《绣像小说》等杂志上与读者见面的。

"前五四小说"的形式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采用通俗的市民读者所熟悉的"章回体"形式，如晚清著名的"四大谴责小说"（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和随后出现的鸳鸯蝴蝶小说等无不如此。二是采用新奇的以翻译小说为名的国外形式，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林译小说"。因此，"五四"小说的基础明显好于散文、诗歌和话剧。

1917年文学革命开始后，鲁迅在《新青年》同仁的鼓舞和支持下，将自己数十年来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思考和认识凝聚在笔尖，向整个封建传统提出了挑战。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虽然它不是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但它却是第一篇猛烈抨击封建礼教的白话小说，以足够的思想分量体现了新文学运动的实质，在艺术上成功地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表现手法，在现代文学史上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小说形态，最早显示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从此，拉开了现代小说不断推陈出新的序幕，鲁迅也因此一发而不可收，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接连发表了《孔乙己》和《药》，到1921年底以前，又接连发表了《风波》和《阿Q正传》。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至尊的崇高地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

鲁迅从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起，到1925年发表《离婚》止，7年间共计创作了25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后结集为《呐喊》（1923）和《彷徨》（1926），这些作品几乎每篇一种形式，每篇都是对现代小说形式的新创造，因而又可以称为"现代小说之父"。

2．鲁迅：被逼成思想家的文学家

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鲁迅在"弃医从文"之初，并没有想要成为一位思想家或革命家，而只想成为一位文学家。然而，当他眼看着那些体格健全而精神愚弱的国民"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而想要"改变他们的精神"时（《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实际上，已经决定了鲁迅的人生之路绝不可能是一条单纯的文学之路，他不可避免地要被自己和社会"逼上"一条思想家和革命家之路。

1917年文学革命开始时，鲁迅已经"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当时，鲁迅内心的火焰即使没有完全熄灭，也只是一团"死火"。但是，当他早就渴望的"精神界之战士"终于将要呼之欲出的时候，当这些驰骋在寂寞中的猛士向他发出了增援的呼号时，他却将这种"邀请"当作是"前驱者"向自己发出的"将令"，他内心的死火也终于被重新点燃。

1918年5月，当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之后，8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公开自己与社会决裂态度的杂文《我之节烈观》，紧接着，在这年的10月，他毅然加入了"《新青年》作家群"，加入了正方兴未艾的"随感录"创作热潮，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随感录"《随感录·二十五》。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而读者也看到了一位"从旧营垒中来"的老成持重而坚韧不拔的真正的"精神界之战士"。

当然，以文学创作来实现自己的救国理想的人远不止鲁迅一人，当时的文学家都是启蒙家，而所有的启蒙家都必然地承担着思想家的重任，这正是"五四"的时代特征。然而，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就在于他的小说与其他"五四"小说有两点重要的区别：第一，鲁迅小说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人的个性解放或家庭婚姻或革命斗争，而是中国社会变革时期最紧要最迫切的人的精神困惑和生存前景等重大问题。这主要又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狂人日记》、《长明灯》为代表的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彻底揭露和批判；二是以《阿Q正传》、《药》、《风波》和《示众》为代表的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和对愚弱国民性的探讨和改造；三是以《孔乙己》、《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和《肥皂》为代表的对"五四"前后几代知识分子的前途和道路的关注。

第二，鲁迅小说并不像"五四"前后的"前驱者"那样乐观，而是在自己的怀疑和沉思中形成了"忧愤深广"的总体特征。鲁迅小说既不像写实派小说那样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问题的揭露或对爱与美的追求上，也不像抒情派小说那样满足于自己身边故事的描写或依靠感伤情感的抒发来打动读者，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要"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3．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收入《呐喊》和《彷徨》两部集子中的25篇现实题材的小说，主要有知识分子和农民两大题材。其中，知识分子题材占14篇，真实地描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清末、辛亥革命和"五四"以后三个重要时期的精神和生存状况，是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其精神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他们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一心想求得功名，充满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作者对他们既有批判，也有同情；

第二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如《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或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或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

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以及《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一件小事》中的"我"和《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等。他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类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鲁迅希望大家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缺乏"韧性"精神和斗争策略的结果。

4．《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的主题十分明确，就是要"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作品虽然是一篇狂人的日记，却始终围绕着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不断发生的吃人现象展开，其用意就是告诉大家，在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中，其实满本都只写着两个字："吃人"！这是鲁迅对封建道德下的定义，也是他多年来思考的结果。

作品通过主人公狂人的眼睛，观察了他身边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跟着吃人。狂人为此而困惑，作者为此而愤怒："是历来如此惯了，不为以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在狂人或作者看来，这些人如果不改，最后终会被吃掉的，而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些"或者还有"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身上，因此，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作品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还表现了作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鲁迅仰仗自己先前所看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所学的医学知识，将狂人这个具有恐惧、多疑、知觉障碍和逻辑思维不健全等特征的"迫害妄想型"精神病患者，描写得栩栩如生，但作品的主旨却并不是要表现他所受到的精神迫害，更不是一篇精神病人的纪实作品，而是要借狂人之口来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狂人的形象具有"狂"与"不狂"的两重性。狂人的"狂"，一方面在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特征，一方面也在于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而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说出了当时人们不敢说或根本还没有想到的话。如同历史上凡是反抗传统、反抗社会现存秩序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疯子"一样，狂人的思维和语言常常是离经叛道的，但他的观察和结论却是丰富和深刻的。因此，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然而，鲁迅对于狂人的命运和前途却并不乐观，因此，在作品的"文言小序"中预感到了他的结局："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5．《伤逝》

在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伤逝》（作于1925年10月21日，后收入小说集《彷徨》）是惟一的一篇直接表现青年婚姻爱情题材的作品。男女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是一对受到"五四"新思潮影响，要求个性解放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相互认识后，在时代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大胆追求自由恋爱，勇敢地反抗封建道德和世俗偏见，毅然地冲出了家庭的束缚，在众目睽睽之下同居在一起。最后却因涓生得到的一张辞退信而断了生路，他们也与狂人、吕纬甫和魏连殳一样，在强大的社会势力面前，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因此，鲁迅创作《伤逝》的目的，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同类题材小说，不是为了表现青年人为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而对封建婚姻观的反抗，也不是为了歌颂当时风行一时的"个性解放思想"，而是为了指出"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探讨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一代"五四"反叛青年在冲出家庭的牢笼后如何才能走上"新的生路"。

鲁迅在写作这篇小说的两年前，即1923年12月，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过一次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一部社会问题剧，曾被译作《傀儡家庭》在中国公演，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当时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走出家庭，而鲁迅则在演讲中告诫大家："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的。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两年之后，鲁迅旧话重提，是因为他认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仍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他在《伤逝》中不厌其烦地12次用了"新的生路"一词。

在作者看来，子君是勇敢的，她面对家庭的社会的压力，大胆地发出了一个反叛者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作者借涓生的口说："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比我还透澈，坚强得多。"勇敢的爱情虽然可以支撑着她"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但是，作者通过他们大半年的自由生活的实践，告诉读者："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因为"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不然，再辉煌的爱也会枯萎、死亡。由于勇敢的子君在获得了爱情的自由后，只将爱情作为"功课"来温习，"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因此，局长给涓生的一张辞退书，就使她彻底垮掉了。作者感叹地说："真不料这样细微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

在作者看来，涓生也是勇敢的。他不仅是勇敢的子君的坚强同盟军，而且面对局长的辞退书，早已有精神上的准备。然而作者却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距离，在强大的社会势力面前，涓生毕竟是弱小的，缺乏"坚忍倔强的精神"。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但提出了问题，并且还分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不仅不能奋飞，而且"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迟早之间。"

这就是鲁迅看到的许多"五四"青年在勇敢地迈出了反抗的第一步后，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就如笼中鸟，不放不能飞，放了也飞不了。因此，作品越是接近尾声，作者所希望的"新的生路"一词出现的频率就越高。鲁迅虽然并没有能够为涓生子君们指出一条新的生路，因为他也同涓生子君们一样，只知道"新的生路还很多"，却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但是，还是顽强地勉励自己，并与涓生子君们共勉："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

6．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

如果说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主要表现了他"哀其不幸"的态度，那么，他的农民题材小说则更多地表现了他"怒其不争"的思想，更集中地表现出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特点。

鲁迅农民题材的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出了一批落后农民的艺术形象，而且还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黑暗的现实，深刻地揭示出了这些农民愚昧、麻木的精神上的创伤。鲁迅曾在《灯下漫笔》一文中指出："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因此，他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直接归纳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故乡》中的闰土、《祝福》中的祥林嫂等，都属于这两个时代。然而，也有不甘于这两个时代的人，如《阿Q正传》中的阿Q、《离婚》中的爱姑等，他们虽然也与曾经反抗过的狂人、吕纬甫、魏连殳以及涓生子君们一样，都以失败而告终，但鲁迅仍然将"创造这中国历史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作为包括自己在内的"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7．《阿Q正传》

《阿Q正传》（最初分章连载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的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是鲁迅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潜心于中国文化的历史"钩沉"的结果，最深刻最突出地表现了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和病根的认识，因此，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最辉煌的作品之一。

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阿Q的形象，挖掘出中国农民愚昧落后的原因，提示出中国人的灵魂。因此，从阿Q形象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有人"栗栗危惧"，怀疑作者是在借阿Q骂自己，或者害怕有一天终会骂到自己头上来。作品开始在报上连载不久，茅盾就断言："《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面熟。是啊，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而且，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茅盾：《通信》，《小说月报》13卷22号，1922年2月）。

阿Q是一个生活在江南小镇上的农村流浪汉（关于阿Q的身份或阶级成分，有过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他属于"雇农"，即没有自己的土地而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即打短工为生的农民。也有研究者认为，他属于城市贫民，但是，与他身份类似《风波》中的七斤却一直被看作是"农民"），他"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阿Q不但没有土地，没有家，甚至连自己的姓名籍贯也不知道，即使是在未庄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然而，他却不愿承认这个现实，总以为"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同时，"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的眼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而且，也真如茅盾所言，还具有"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第一，由于他头有几处癞疮疤，便有了许多的忌讳，"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第二，由于在争斗中总是失败，便改变策略，采取"怒目主义"，以求得精神上的胜利。谁要说"亮起来了"，他便以"你还不配……"作为还击和报复，并因此真的觉得自己的癞头疮也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了。即使是挨了打，也能找到自我安慰的办法，以为自己是"被儿子打了"。即使是自己也发现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也有妙招解脱："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什么东西'呢！？"

这种不敢正视现实，不愿承认失败的态度，和自轻自贱、自嘲自解、自甘屈辱、或妄自尊大、自我陶醉的种种表现形式，就是阿Q性格的主要特征：自欺欺人，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阿Q精神"或"阿Q主义"，由于这种表现的目的都是为了求得精神上的胜利，故又称为"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特征，通常是那些需要胜利而又无法取得胜利的人，用以维持精神平衡的一种"骗术"，常常表现在正走向没落的统治阶级的精神状态中。阿Q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怎么也会产生这种现象呢？从人类思想的普遍意义上来看，这正是被统治者接受统治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受着统治阶级支配的。"由于当时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阶级在现实中总是以这种精神上的胜利来掩盖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失败，因此，当时的中国国民便普遍如此。

具体地说，中国农民具有这种精神病态的原因还有三个：第一，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中国农民从一次次造反的失败中，错误地得出了造反没有出路的结论，而不造反又无法忍受现实和痛苦生活，只好寻求精神上的安慰，或求佛拜神，或寄希望于来世；

第二，由于自然经济的闭塞环境。中国农民长期生活在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环境中，稍有满足便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第三，由于封建家长制的家庭生活。中国农民虽然其社会地位低贱，但在家庭中却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而且越是在外面受辱受压，就越是在家庭中称王称霸。"精神胜利法"作为弱势群体的一种精神特征，不仅揭示出了中国国民性的病根，而且也揭示出了人类普遍的共同特征，因此，阿Q形象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艺术典型。

《阿Q正传》在前三章中充分表现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从第四章"恋爱的悲剧"后，阿Q的性格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第七章"革命"和第八章"不准革命"中，则集中表现了阿Q的革命，表现了以阿Q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在社会动荡时期的种种变化，在更深层面和更广泛的意义上，进一步揭示了国民性的缺陷和弊端。所以，阿Q性格中的革命要求与他的"精神胜利法"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着的。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谈到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时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阿Q的革命，是其性格复杂性的表现，也是其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封建思想的毒害下，他虽然对造反"深恶而痛绝"，但是，当赵太爷等统治者对革命感到恐慌时，他不仅开始"神往"革命，并且也要投身进去"革这伙妈妈的命"了。

阿Q的革命，作为对"精神胜利法"的反叛，实际上，正是农民从愚昧走向觉醒的开始。但是，阿Q的革命只是最初阶段的"自发革命"，只是一种想拿点东西式的革命，改朝换代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即使成功了，改变的也只是皇帝的姓氏，只是皇帝和其他少数人的身份，社会仍旧，传统的思想也仍旧。这就是中国社会不能进步，封建统治可以延续几千年的一个根本原因。

然而，辛亥革命不是阿Q的革命，不是中国农民的革命。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不但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仍然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而且即使有阿Q这样的极少数下层农民急于改变自己的地位而投身革命，也因为改良派的反对和统治者的报复而最终被拒之门外，甚至像阿Q这样成为"示众"的材料和屈死冤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阿Q越是起劲地进行革命，便越是加速他的死期的到来。正是在这个意义，阿Q的被杀，表现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也是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做出的总结。

《阿Q正传》最后一章第九章"大团圆"，表明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同时也表明了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失望。他不仅通过阿Q不为自己被抓被杀而担心，反而为自己画圆圈画得不圆而羞愧和释然，以及他在游街示众过程中，面对众多的看客，"无师自通"地喊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豪言壮语，让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了最后表演的机会，而且更通过看客们因为没有听到他们所熟悉的戏文而遗憾，深刻而沉重地表现了人们的麻木和愚昧，表现了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仍然死寂和黑暗的现实。

8．鲁迅小说的成就

鲁迅小说之所以既是现代小说的开端，又是现代小说的成熟的标志，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五四"启蒙运动和思想革命的时代要求，而且还在于它将西方小说的手法技巧与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题材、构思、心理描写，以及小说的体式和语言等方面都对传统小说进行了革命性的突破，实现了中国小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鲁迅小说最重要的贡献是题材上的突破。

中国的传统小说历来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绿林好汉的世界，即使是描写人世间的生活，也是不离其神仙鬼怪，以追求故事的传奇性和情节的曲折性为特色。然而，鲁迅的小说，大多取自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即使是表现当时社会上的重大事件，也常常是通过人们司空见惯的一些小事和生活场景来实现的。

《狂人日记》写的是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吃人本质，却只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日记来披露。《孔乙己》写的是造成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屈辱历史的科举制度的危害，讲的只是一个乡村读书人的几个片断。《药》写的是启蒙不被人们理解的悲剧，讲的也仅仅是一个"人血馒头"的故事。《风波》写辛亥革命在农村的影响，讲的却只是一场乡场上的"辫子的风波"。《阿Q正传》写的是中国人的灵魂，讲的也只是一个乡村流浪汉的生与死。小说题材的变化反映了社会风尚和时代精神的变化，而在五四时期，鲁迅将小说的题材集中于主要承担启蒙任务的知识分子和长期处于愚昧状态的农民，则具有十分突出的时代意义。

鲁迅小说在五四时期众多取材于普通人生的小说中一枝独秀，则在于它总是能够从大家熟悉的生活中发现并揭示出生活中所蕴含的"一切的永久的悲哀"（张定璜：《鲁迅先生》，《现代评论》，1925年1月号），并形成独特的冷峻风格。

在《祝福》中，作者讲述了一个在江南农村随处可见的故事，一个连自己姓名都没有的女人"祥林嫂"，丈夫祥林去世后，婆婆却行使"家长"的权利，逼她改嫁。经中人介绍，祥林嫂逃到鲁四老爷家做帮工，可还是被婆婆卖到了贺家。然而，她第二个丈夫也去世了，惟一的一个孩子也被山里的狼叼了去，她又回到了鲁四老爷家，可她却成了大家眼中的"瘟神"，一年中最重要的祭祖活动"祝福"都不再让她沾边，她只能求助于神，在庙里捐了门槛作为自己的替身，以赎自己再嫁的罪过。然而，她并没有因此而得到鲁家的宽恕，最后，她带着对灵魂是否存在的怀疑，在热烈的爆竹声中静静地死去。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祥林嫂"的故事，而且，更看到了她无论怎样反抗、挣扎，也无法逃脱的悲惨命运。她的第一任丈夫小她11岁，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可婆婆要她再嫁时，她却逃跑、以死相抗，她不愿违背"从一而终"的伦理道德。她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时，暂时做稳了奴隶，所以，不久脸色就红润了起来。可她第二次到鲁四老爷家时，却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了。一个寻常故事，经过鲁迅的讲述，却总是让人沉思，让人不安，甚至让人震惊。

鲁迅的小说常常让人震惊，不是因为它在题材上有所突破，也不是因为它在人物的心理描写上有多么细腻，而是通过心理描写配合言行描写"画"出了一个人的精神和灵魂。《药》中的华老栓的愚昧，是通过他去杀人现场买人血馒头的过程，特别是他用手摸藏在内衣口袋里的"硬硬的"银元和在现场专注在馒头上的眼神表现出来的。《肥皂》中的四铭封建道学家的虚伪脸嘴，也主要是通过他与妻子和几位同道的对话表现出来的。然而，在这些人的话语和行为中，越是具有生活阅历的人，就越是能读出更多更丰富的"潜台词"，读出人物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潜意识。这被后人们看作是中国小说向现代转型的显著特征之一，对后来的现代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迅小说最显著的特点，是他在小说体式和语言上的艺术创新。

中国传统小说是在文人的史传文学和勾栏瓦舍里的说书艺术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既重视人物的语言和行为，也重视故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鲁迅小说继承了传统小说重视人物的语言和行为的优点，却打破重视故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的常规，从西方小说那里学习到了截取生活"横断面"的方式，打破时空的顺序，而根据内容需要安排情节，并借鉴诗歌、散文和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创造出了种种不同的小说体式，如抒情诗式的《伤逝》，散文式的《故乡》，独幕剧式的《孔乙己》等。

《狂人日记》一发表，就以其"格式的特别"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它的特别，主要就在于它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中从来没有过的"日记体"。中国传统小说中，大多是笔记体和章回体，并多采用第三人称，而日记体采用第一人称，整篇作品都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作品中的语言，小序是标准的文言文，正文却是标准的白话文，其白话文概括的力度和含义的深度又绝不亚于文言文，成功地完成了中国现代小说从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狂人日记》虽然从题目和体式上都借鉴了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同名小说，但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内容上都很好地表现了中国本民族的生活、思想和意识，创造出了一种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而且，鲁迅小说在体式上总是不

断地推陈出新，正如茅盾在1923年的《读〈呐喊〉》中说的："至于青年方面，《狂人日记》的最大影响却在体裁上；因为这分明给青年们一个暗示，使他们抛弃了'旧酒瓶'，努力用新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许多人们上去试验。"

五、学习重点难点提示

1．鲁迅、胡适、周作人等文化先驱对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

这是一个带有比较性的题目，但仅止于说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的不同之处。简单地说，第一，鲁迅：主要是批判，甚至表现为一种"决绝"，一种"偏激"。要再进一步说，则是由关心引起的思考，由思考引起的焦虑，由焦虑引起的否定。第二，胡适：主要也是批判，但态度比较温和，富有建设性。第三，周作人：也是带批判性的，但很快就有所改变。鲁迅的态度是必须要了解的，也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基础。而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主要目的，则在于希望能在此基础上得以深化：我们应如何看待鲁迅的态度。

2．《狂人日记》是怎样表现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的

我们已经知道，文学革命开始时，鲁迅正躲在北京的绍兴会馆抄古碑，对传统文化有许多自己的心得，他这时应《新青年》同仁之邀并答应写作小说，一方面含有应和"前驱"之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排遣自己心中的寂寞，而《狂人日记》就是鲁迅这时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因此，直接地表达了鲁迅积压了多时的对传统的愤闷，也最能体现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通过狂人之口，说出了中国历史的本质：吃人，把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文明比喻为"吃人的筵度"，而传统中国也就成了"安排人肉筵度的厨房"。能说出当时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话，这种人也只能是"狂人"。

3．《阿Q正传》在批判国民性方面的代表性

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从《狂人日记》开始的，狂人的所见所闻其实都是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但是，以批判国民性为主要创作目的的作品，则当推他的这部代表作。有趣的是，《狂人日记》虽然如惊天霹雳，振聋发聩，人们还只是目瞪口呆，而《阿Q正传》虽然不急不躁，娓娓道来，而且充满喜剧色彩，但是，在报上刚开始连载不久，人们就开始惶惶不安，这种不安实际上一直延续到现在出现的对鲁迅"丑化"中国的指责。所以，要理解《阿Q正传》在批判国民性方面的代表性，除了应知道鲁迅在这部作品中是怎样批判国民性的（如精神胜利法和"革命"理想，以及总是摆"先前阔"和以丑为美的心理模式等），还应能够说明鲁迅是否丑化了中国人。

4．鲁迅《呐喊》、《彷徨》的主要内容（三个方面的主题）及其思想价值

在教材第18页上，这样说道：《呐喊》、《彷徨》从三个方面体现了"五四"思想革命的要求，一是对封建制度和礼教的彻底揭露和批判，如两部可以作为"纲"来读的作品《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二是关于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关注，如《药》、《风波》、《阿Q正传》和《示众》。三是关于变革时期几代知识分子道路和命运的探讨，如《孔乙己》、《在酒楼上》、《肥皂》和《伤逝》。这三个方面的归纳，既是《呐喊》、《彷徨》的主要内容，又是最能体现《呐喊》、《彷徨》思想价值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不要求大家背下这三点，而是要求大家能根据鲁迅作品中的具体内容，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5．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历史理由和现实根据

在这里，不直接说"理由和根据"，而要说"历史理由和现实根据"，只是强调一定要回到"历史现场"去看待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因为在"五四"时期传统文化正严重地牵绊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而且，鲁迅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并不是他的个人行为，而是所有的"五四"启蒙主义者顺应时代要求的一致行为。在教材这一讲的前两个单元中，有不同角度的分析说明。

6．指责鲁迅"全盘否定传统"的原因与误解

近十多年来，之所以会出现对鲁迅"全盘否定传统"的指责，其原因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方面是因为"五四"时期的鲁迅对传统确实是采取全面而彻底的否定态度的，也就是说，确实是"全盘否定"的，所以我们说，这些指责从表面上不无根据；另一方面，这些指责者并没有历史地看待鲁迅，并没有理解鲁迅在否定传统时的"语境"和真正用意，也没有真正认识鲁迅，只看到了鲁迅对传统进行的批判，而没看到鲁迅对传统的"价值重估"。而后一方面也正是产生误解的原因。

7．鲁迅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拓展所作的工作

对于鲁迅所作的这些工作，可以重点掌握教材第7-8页中所介绍的内容，如果同学们自己还有新的补充当然更好。但是，在这里，我们提出这一学习要点的主要目的，还在于要大家重视并清楚地认识到，为什么说鲁迅对传统确实是"全盘否定"的，但又不应当简单的断言鲁迅就是"全盘否定传统"的。

8．鲁迅批判国民性的苦心和特色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教材中一再强调，"重要的是理解鲁迅的用心"，"读鲁迅最好还是顾及一点历史，特别要了解鲁迅毕生从事国民性批判的苦心"。而这个用心和苦心，就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或者说是通过揭露和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找出民族衰败的病根，为中国文化的转型寻找出路。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主要特色，则在于在批判的同时又总是深沉地思考着民族的处境和命运。在教材第10页上，特别就小说《示众》对"看客"心态的揭示，来说明鲁迅批判国民性的苦心和特色。

9．鲁迅批判国民性思想的形成

这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可以做博士生论文的题目，我们不可能作全面的要求。但我们希望大家能从两个方面作一些必要的了解。一是鲁迅批判国民性思想形成的主要原因，而重点了解鲁迅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看/被看"模式的形成（涉及"看/被看"模式的作品主要有《示众》、《药》、《狂人日记》、《孔乙己》、《明天》、《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祝福》、《长明灯》、《铸剑》、《理水》、《采薇》等），可以从鲁迅在日本期间的"弃医从文"变化开始梳理；二是在鲁迅的批判国民性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主要受到哪些外国作家和学者的影响，这在教材第12页中有一些介绍。

10．鲁迅为中国文化转型和中国现代化所作的思考和一些重要观点，包括"拿来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科学主义等提出这个问题，主要在于想让大家注意到，鲁迅对于中国文化转型的思考，虽然既主张对传统进行批判，又主张对外来文化的吸收，甚至主张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但是，鲁迅并没有丝毫的崇洋媚外思想，他的《拿来主义》就是最明显的例证。这个问题是一个重点，但由于大家都比较熟悉，还不是难点。难点在后面，即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以及科学主义的态度。具体内容在教材第14-16页已有介绍，在这里，我只提醒一点供大家参考，即鲁迅在青年时代一开始就是一位"科学救国论者"，到日本是去学医学的，而他"弃医从文"正是为了改造国民的精神。因此，他肯定不会过高地评价科学对于国民精神改造的价值。

11．鲁迅《呐喊》、《彷徨》的创作基调和文学史地位

鲁迅的《呐喊》、《彷徨》的创作基调可以归纳为四个字："忧愤深广"，这不是难点，而难点在于如何理解。比如，为什么既说鲁迅的小说体现了"五四"启蒙运动和思想革命的要求，又说鲁迅的小说并非直接配合五四运动？也许可以这第说，一方面，从来没有把

自己看作是五四运动和思想革命的旗手和前驱，而仅仅是一个文学家；另一方面，在这时期的新文学作家中，大多是风华正茂的青年，而鲁迅已进入中年，他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对历史的深刻认识，都是其他作家无法相比的，因此，与这时期大多数作品"感伤"和"激进"的格调相比，鲁迅的作品就显得"深沉蕴藉"。而这深沉蕴藉中所透露出来的"苦的寂寞"，或者说内心的绝望和苍凉，则可以看作是所谓的"鲁迅气氛"。而最能代表鲁迅气氛的作品，鲁迅的弟弟周作人首推《在酒楼上》。鲁迅《呐喊》、《彷徨》的文学史地位，可以主要通过它既是现代小说的开始，又标志着现代小说的成熟，这一个在世界文学史上也罕见现象来作简要的说明。可以着重强调两点，一是内容，即"表现的深切"，二是形式，即"格式的特别"。

12．鲁迅反传统的语境、目标、态度和策略

鲁迅反传统的目标、态度和策略在教材中都有说明，在这里，我们是将难点放在"语境"上的。在学习中，可以结合鲁迅对传统的态度，围绕着鲁迅的《青年必读书》来展开，要点是"回到历史现场"，特别是当时有人重新提倡"尊孔读经"的现实，并注意理解教材第4-6页的阐述。

13．鲁迅小说对传统小说的革命性突破，在形式上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及在艺术格局和语言上的创新

教材中已作了四个方面的提示，即，第一，题材的变革。从传统小说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仙鬼怪，到鲁迅的普通人、平凡事。第二，独特的艺术想象和构思。不再是传统小说简单的说教，而是从普通平凡的人事中发现和体悟到人性、人生等带哲理性、超越性的命题。第三，灵魂的揭示。传统小说大多比较讲究情节性和传奇性，不善于刻画人物心理，而鲁迅则在刻画国人的灵魂，深掘精神上和心理上和病苦方面有所突破。第四，要局和语言的创新。在格局上，基本上不再采用传统的格式，而热衷于各种体式的创造，根据每篇作品的不同内容，几乎一篇一种新形式，其结构方式和叙述角度都与传统小说有了很大区别，更多地吸收了西方小说的优点，而在语言上也成功地完成了中国现代小说从文言向白话

论《呐喊》启蒙主义的创作特色

一、《呐喊》有着分明的启蒙主义的创作特色。

欧洲在十八世纪有过一次启蒙主义思想文化革命，它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鲁迅的启蒙主义自然从中汲取了有益的营养，但又有自己的特点。鲁迅的启蒙主义，就是反对一切封建蒙昧，以唤醒“昏睡”中的民众，提高他们的民主主义觉悟。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曾这样回顾自己弃医从文时的认识飞跃：“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并强烈地意识到“第一要著”是在改变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他那出于爱国热忱，想借文艺的力量去唤醒民众精神的启蒙主义思想，在这里表述得十分清楚。

据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回忆，留日期间他们常在一起探讨“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⑴国民性的弱点是由封建统治和封建意识的毒害造成的。鲁迅的启蒙主义中，改造国民性思想据有重要位置是很自然的。这也是鲁迅重视人的价值与社会作用的表现。

鲁迅留日期间，写过《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均收入杂文集《坟》)。从那几篇论文中，他的启蒙主义观点就已表露得相当突出。在《科学史教篇》中，他提出必须“致人性于全”；在《文化偏至论》中，他说国家能否强盛，其“根抵在人”；在《摩罗诗力说》中，他尖锐地揭露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是怎样处心积虑地推行蒙昧主义的。与儒家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相一致，道家的“绝圣去智”也是为了蒙昧民众：“老子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化社会，而世即太平”。封建统治者认为，民众愚昧，天下便可长治久安。由此可见鲁迅对封建蒙昧主义危害性感触之痛切。

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篇自述里，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讲到了自己从事小说创作的指导思想。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他的“为人生”是一种启蒙主义的“为人生”。正是出于为启蒙主义服务的需要，他在作品的取材方面，就有特殊的考虑，那就是“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也就是说，他在表现被压迫民众的不幸时，要着重揭示出他们精神上的“病苦”。

在鲁迅看来，要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首先要清除封建主义及其思想统治。封建蒙昧是我国实现民主主义革命的严重障碍。1919年，他在《随感录五十九·“圣武”》一文中说：“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发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相干。”在这里，鲁迅非常明确地告诉人们，只有在对民众的思想启蒙奏效之后，中国才会有出路；在这里，他非常形象、非常突出地强调了思想启蒙对于社会革命的重要性。革命能否取得成功，在鲁迅看来，取决于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缺少任何一种都将成为不可能。

二、《狂人日记》和《药》都对封建社会和封建传统思想的本质作了深刻的揭示。

《狂人日记》借狂人之言，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封建社会的历史其实就是一本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历史，统治者为了掩盖“吃人”的真相，就用了“仁义道德”之类的花言巧语来欺骗世人。这篇小说从根本上揭露了封建礼教与家族制度的弊害，用语又十分愤激，因而格外动人心魄。

《药》里的夏瑜是一位致力于创造新生活的民主主义革命者的形象，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这样的艺术形象甚为罕见。夏瑜对封建社会的认识既清醒又深刻。他对阿义说“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义正辞严之语并非无的放矢，那是因为阿义们受了封建传统思想的毒害，以为天下为统治者所有是天经地义的；正因为革命先驱者夏瑜明确地认识到这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所以他要劝人造反。夏瑜不仅对封建统治者及其传统思想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而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与之展开了决绝的斗争。封建统治阶级一贯不遗余力将封建秩序标榜为“仁义道德”，并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教义来禁锢被压迫民众，在《狂人日记》和《药》里，诸如此类骗人的鬼话遭到了猛烈的抨击。

《药》的启蒙主义，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民众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艺术描写上。鲁迅对夏瑜显然是怀着深深的敬意的。这样一位革命青年，在当时的社会中，为统治者所不容，是很自然的；可悲的是，他也为民众所不容，民众视他为“异类”，不仅不理解他，甚至唾骂他，对他的受难与牺牲幸灾乐祸。茶馆里的茶客们对他的遇害津津乐道，而华老栓，在得知他是个革命者，家中还有个孤苦的老娘时，居然仍“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康大叔讲自己是怎样用他的鲜血蘸成人血馒头的，完全无动于衷。夏瑜被一个亲戚告密而被捕；连他自己的亲生母亲对他和他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也是根本不理解的。在狱中还不忘劝人造反的夏瑜是一位“新主义宣传者”，而周围民众与此却“不相干”。毛泽东同志在一次纪念“五四”的讲话中说：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鲁迅在“五四”暴风雨到来的前夕就提出了革命者与民众的关系问题，他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的把握，确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