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佛学关系浅说(佛教与文学作业)

苏轼与佛学关系浅说

有漢一代，思想之變創，略有三端，儒、道、佛是也。儒以規範，忠信孝悌，人循而禮儀成；道以修養，無為有為，人篤故境界寬；佛以勸誡，色空無智，人行則心境純。一代之學術，如魏晉玄學、唐宋佛學，無不取資道、佛，往往得益，關涉一代思想、文化之習氣。

宋代文学家苏轼，化俗为雅，以俗为雅，是他思想性格和文学创作的显著特点：

一、先来看苏轼的一篇文章，《醉僧图颂》：人生得坐且稳坐，劫劫地走觅什么。今年且屙东禅屎，明年去拽西林磨。【禅宗谓日用行事中如屙屎送尿，无一而不为禅。“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

二、苏轼不仅以文笔为能事，还喜欢调戏别人。有文献记载了一则他和僧人佛印的低俗故事：他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对举，比如“时闻啄木鸟，疑是扣门僧”，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的聪明。佛印听后，淡淡地说：这就是我何以“僧”的身份与你相对而坐的理由了。

小结：1、与僧人交游，是苏轼涉佛的一方面。2、另外，他研读和抄写了很多佛经，如《楞严经》《华严经》《楞伽经》《莲花经》《华严经》《般若》《涅槃》《宝积》《圆觉》《金刚经》等。3、第三，在他的文集中，有很多文章是涉及佛

学的，以文体论，如铭、记、颂、赞、偈、赦文、斋文、祝文、疏文等。可以说，苏轼在佛学上的造诣是集大成的，佛学贯穿了他的一生，是他的思想源泉之一和心理状态的体现。

浅谈儒道佛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浅谈儒道佛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内容摘要：对于我国文化及其整个社会有着重大影响的主要有儒家、道家、佛家。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我们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现在有一种偏见，一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其实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中国文化在悠悠五千的历史长河中得到了卓越的进步与完善，中国古典文学更是文人的智慧的体现，优秀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灵魂，推动着社会的常卓发展。关键词：儒学；道学；佛学；文化；历史；影响一、儒学孔孟荀是主要代表人物，是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派而出现的。西汉董仲舒批判吸收了先秦秦汉其余诸家学说，使儒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主要表现形式是经学。理学家出入佛老，返归六经，创建了宋明理学，主要表现形式即为理学从梁漱溟到杜维明，他们的时代课题是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复兴儒家文化传统，希望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乃至全球文明中继续发挥她应有的作用与影响。中国的儒学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这对中国的文化和文学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仁、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修身、治国、平天下之理论贯穿于整个思想之中，万事以人为中心强调了人的主观动能性。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体系，它的目的是使人达到一种高度社会化的人格境界，这是通过“修齐治平”的过程实现的，最终达到“君子”、“圣人”的境界，儒家文化是包含了一套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规范在内的庞大的体系。儒家的思想所传授的不外都是“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者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儒家经典不仅只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体，儒家学说不止是在中国，在东南亚世界也是占有重要的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了周围的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大多都受到了儒家的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到了至今都还是很明显的儒学的历史发展。二、道学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等特点，这使得道教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古人所谓“杂而多端”。在包罗万象的文化体系中，神仙理论（或生死观）可以说是道教的核心内容。但在道教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对长生成仙或者说对解脱生死的看法是有所变化的。大体而言，可分为从汉魏时期重视肉体成仙到隋唐偏重精神解脱，再到宋元时期的性命双修理论。道家哲学首先摆脱了儒家社会哲学的道路，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天道运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

第四章苏轼及其文学家族

第四章苏轼苏轼受到欧阳修的提携，又与曾巩、王安石等皆有交往，并对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人的文学创作给予了指导和帮助，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他统合儒释道思想，形成既热爱生活又超脱达观的人生态度，对当时及后世文人具有极大影响。他的诗歌笔力纵横，穷极变幻，间之议论，富有理趣，使宋诗的风貌更加突出。他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拓展了词的艺术表现力，确立了词体的若干新的审美类型。在词的发展史上，苏轼对词体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苏轼的文学成就，尤其得益于其父苏洵、弟苏辙的教育与扶助，父子三人都以其杰出的文学才能为中国文学增添了光彩，而其子迈、迨、过俱善为文，尤其是苏过的识见与文学才能非常突出。眉山苏氏文学家族的杰出创作成就，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多见的盛事之一。第四节苏轼词风作为中国文化进程中不多见的杰出人物，苏轼在哲学、绘画、文学等诸方面取得了众多成就。从文学的文化生态而言，苏轼的突出文学贡献，是历史选择的必然。苏词作为苏轼最有创造性、

突破性的文学体裁，形成其独成风貌。一、诗词一体的词学思想在苏轼之前，范仲淹、柳永、欧阳修等人已经在词的创作中开始突破词的体式传统，而在词的题材、内容、思想感情、词调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与当时很多词作者如晏几道、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等人一样，苏轼对此有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形成了对于词体的新的认识。他认为词是诗之一种，“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继勉之。”（《与蔡景繁书》）因此，赞许词体向诗体靠拢的创作风格：“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耳。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也。”（《与陈季常书》）又言：“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书》）。虽然他对柳永词“句法”颇为不屑，但又对柳永词中“不减唐人高处”的句意予以肯定，又曾经对秦观词因为向传统词靠拢而表现为内容含量少、景致简单的做法表示批评。凡此种种，都表现出苏轼有明确的以诗为词的创作认知和创作态度。与苏轼同时代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秦观、李清照、胡仔、王灼等人都有相关评论。苏轼把对词体的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落实到了他的创作上，为其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可以说，词至苏轼，方“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胡寅《题酒边词》），解放词体，开拓词境，提高了词的品格，使词摆脱了附庸地位而蔚为大观，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

苏轼书论与书法艺术中的佛教思想探析

苏轼书论与书法艺术中的佛教思想探析关键词：苏轼书法禅意在宋时期，于文化艺术领域卓有成就者比比皆是，然而苏轼、黄庭坚和米芾则别开生面，并将宋朝书法艺术推向了“尚意”高峰。由于佛道思想盛行，许多文人士大夫热衷于学佛、参禅，再加上统治者的倡导儒、释、道三教并举,苏轼的生活理念、诗文创作及书法观念也都受到了这种大环境的影响。苏轼从小受家人及其所处环境的影响而信仰佛教，二十岁后多与僧侣来往。平时常抄写佛经，研习佛理，有不少与佛教有关的诗文传世。在书法方面也写了不少与佛教有关的书法作品及书法理论，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苏轼书论与书法艺术中的佛教思想。一、以书而做佛事在佛教中，为弘扬和传播佛法，许多佛教信徒都会抄写佛经。而这种写经也是佛教信徒们修习佛道的一个重要修法，即“以文字而作佛事”。《放光般若经·不和合品》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书持讽诵般若波罗蜜者，便具足五波罗蜜及萨云若已，当知是为佛事。”所以以往许多“古贤士大夫，栖心大乘，每以笔墨而作佛事。”对于这一修法，苏轼也是极为主张的。宋代高僧惠洪说到苏轼：“东坡居士，游戏翰墨，作大佛事，如春形容，藻饰万象。”这里说到的“游戏”是佛教用语。在佛经中，“戏”是“自在”、“无碍”之义。而“游戏”常与“自在”连用，称“游戏自

在”，或“游戏神通”、“游戏三昧”。洪法师在这里说的“翰墨” 可能不单单指书法，但绝对是包含书法的。苏轼擅书画，然而苏轼再绘画上作佛事，似乎有些难以理解。因为苏轼在绘画开文人画之先锋，多以枯木竹石为题材，难能与佛事有什么关联。所以在这里我们理所当然的要思考到其书法上边去。苏轼曾经书写过不少佛经，今有《心经》、《华严经破地狱偈》与《金刚经》等传世。在江谦的《复阳斋丛刊之三东坡禅学诗文要解》里收录了苏轼写的许多的赞文、偈语等。在书写佛经时，古人往往先焚香、沐浴、静心，书写时怀恭敬心。苏轼虔信佛法，其当时书写佛经时必定也是以恭敬心、清净心书写。我们从其所写的《金刚经》就可以看出，其书一丝不苟，无一错漏之处，且平静而有庄严之象，这是佛法对其影响下的结果。然而在他其他的作品中也能见到类似的风格的作品，比如《赤壁赋》、《祭黄几道文》、《洞庭松寥赋》等等，都属于平和、安静一路，极似《金刚经》的风格。我们再看苏轼在《书若逵所书经后》的这段话：怀楚比丘，示我若逵所书二经。经为几品，品为几偈，偈为几句，句为几字，字为几画，其数无量。而此字画，平等若一，无有高下、轻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画之中，已现二相，而况多画！如海上沙，是谁磋磨，自然匀平，无有粗细？如空中雨，是谁挥洒，自然萧散，无有疏密？咨尔楚、逵，若能一念，了是法门，于刹那顷，转八十藏，无有忘失，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教应对苦难的三种方式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教应对苦难的三种方式姓名：左文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指导教师：罗成琰 20030501

摘要ｙ６６３８７２文学是人类言说苦难的诗学方式，宗教是苦难世界的人们幻想幸福的意识形态。对苦难的共同关注是佛教文化价值观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首要契合点。在随缘中承担苦难、在还灭消解苦难、在度化中救赎苦难这三种佛教应对苦难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阐释佛教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间关系的新视角。＋文章以佛教“三三法印”、“四圣谛”及禅宗理论为宗教理论背景，来论述佛教应对苦难的三种方式对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同时通过对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中带有佛教色彩的如鲁迅、沈从文、丰子恺、废名、许地山、施蛰存、李叔同、苏曼殊、徐志摩、汪曾祺、史铁生、马原、余华、阿来、阎真等作家及其作品的个案分析和系统梳理来论述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对佛教应对苦难的三种方式在价值观上的选择、亲近与背离，在这种双向互动的论述中，文章认为，因为对苦难及应对苦难的方式的共同关注，佛教获得了现实层面的可行性和终极层面的永恒性，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因此获得了一种可贵的人本主义品质。菩提之花与缪斯之光必将在未来继续照亮人们选离人生苦难、重返精神家园的漫漫旅程。关键词：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佛教苦难随缘还灭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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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及现代意义

浅析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及现实意义摘要：佛教自东汉明帝时期传入我国，至今已有漫长的2000多年的历史，在历史长河中虽曾经历三武一宗的法难，但直至今日，佛教依然相当兴盛。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关键词：佛教中国影响现实意义正文：佛教于公元前六世纪诞生在印度次大陆，西汉时期传入中国，与中国固有文化发生冲突和融合，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博大精深，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以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为辅的文化格局。这种文化格局几乎贯穿于整个中国封建时代。佛教自东汉明帝时期传入我国，至今已有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历史，其对中国所发生的影响，对中国是深远而广泛的，一直到今天还在发生作用。本文就文化艺术以及道德这两方面的影响作较为详细的解析，并结合自身观点谈谈佛教对中国的现代意义。一、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影响佛教的一大影响表现在文学艺术上，佛经浩如烟海，仅《大正藏》便收录了一万多卷经文。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深受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佛教的传入，佛经的翻译带来大量的外来词汇，如般若，意识，禅那，摩诃，三摩地，丰富了我国汉字词汇。唐代诗人中如王维深受大乘维摩诘经的影响，田园诗富有禅意。宋朝的三苏他们的词赋洋溢着禅的味道。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至于音乐方面，公元三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二、佛教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除了对中国文学思想等有直接间接影响外，对社会风尚习惯亦有潜移默化之功。中国原有的儒家信仰，是着重于现实人生的建设，无暇推究生前与死后的问题，对于生前死后以及形而上的宇宙本体，都是存而不论。纵然讲到善恶的补偿及惩罚问题也只寄望于个人的后代子孙，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其实，从现实的史实上看，寄望于子孙的果报是不可靠的。因此，自从佛教传入之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观，为中国民间带来了新兴而有力的希望。佛教给我们指出了生死轮回的问题，均由各自负责；善恶报应的问题告诉我们，一切行为均由各自负责，善报属于自己，恶果也属于自己，现生不报，来生必报。这一点鼓励了人们，要积极地去除恶。这一观念，对于千百年来的中国民心社会的安定与影响之大之深，实在无法估量。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甚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孝道为本。佛教之传入，益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因为儒家论孝，不过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佛教言孝，不仅侍奉供养，继其志，展其业，更要使其止恶行善，进而了生脱死，离苦得乐。”佛教孝道之提倡，确可令社会充满孝敬与亲善，而人心之向善，前途之幸福，亦可指日可待。所以说，佛教之孝，不止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抑亦可以敦风化俗，有助于道德之发扬。三、佛教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意义根据佛教界的说法，佛教是关切人生、以人为本、帮助他人获得心灵拯救的宗教。尤其中国佛教更是具有积极入世，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人文主义精神，他通过教育和引导人自修、自悟、自证、从而在精神上得到自我解放，因此，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是啊，走遍天下，哪儿找得到长角的兔子呢？这正是中国佛教的积极入世精神。

中国古代文学史苏轼

第四章苏轼一、人生观及创作道路 1.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祖父苏序，父亲苏洵，其弟苏辙。一生被贬至三地：黄州、惠州、儋州。 2.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 3.苏门六君子：上述四人外，还有陈师道、李廌 4.人生态度：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一方面，儒家的执着专注，佛家的空幻虚无，道家的率性自然，非常奇妙地统一在苏轼一生的生命实践中，但传统儒学主导着苏轼人生的基本方向，在苏轼深层的思想意识的逻辑结构中，儒、道、佛互为一体，相互映照感发，形成了多元自足的实践体系；另一方面，他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苏轼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脱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二、苏轼的文 1.苏轼的文学思想：文、道并重，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 2.苏轼的文道观：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泛指事物的规律而不仅仅是儒家之道，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该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文风。因此，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这使苏轼的古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 3.苏轼散文总的艺术特色：“辞达”：当行即行，当止则止，少有芜词累句。（2）“通脱”，有圆活流转、错综变化和自然真率之美，善于用比喻，多形象思维，

佛教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有着久远而辉煌的历史，是最早的世界性宗教，所以中华自古以来，就有信奉佛教的记载。佛教创始者为印度的迦毗罗卫国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知错就改，随时改变错误的信仰，即是佛教。不脱离实际的、发展的、辩证的思维，是佛教徒的思维。所以，佛教的特点是：既自由思想，又理性科学。根据查阅相关资料得知，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年代，是有不同说法的。其中大家公认的是汉明帝遣使西域求佛之说。也有学者考证，秦始皇也曾派使者前往印度取经，佛学因此传入中国。所以应该说，佛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秦朝而盛行于汉代。佛教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谓是深刻而久远的。首先是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包括中国文人、中国文学语言、中国文学体裁、和中国文学思想。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文人的影响上。进而才有了对其余各项的影响，实际上是一个“因果”关系。我所知道的，受佛教影响的文人有王维、王羲之、白居易、苏轼和冰心等人，当然，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受佛教影响的文人不计其数。这些文人之所以与佛教结下缘分，主要有涉足了佛教或者结交了名僧。他们因与佛教结缘，为中国文坛留下了许多不朽的篇章。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学语言的影响，在于为中国文学语言增添了大量新的词汇。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有“当头一棒”、“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心心相印”、“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清规戒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恍然大悟”、“临时抱佛脚”、菩萨心肠”……在文学创作上面，增添了生动形象的一笔。然后就是，佛教文化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佛教经典中有许多故事与传说，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它们为中国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比如我喜欢看的电视剧《搜神传》，就讲述了很多有关佛教的神话故事。介绍了诸如“六道轮回”、“十八层地狱”和“修炼成仙”一类的佛学典故。而且，中国四大名著和《儒林外史》，这些旷世之作，可以说或多或少，与佛教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取材。尤其是《西游记》贯穿全篇的线索就是佛教的取经活动。可以这样说，佛经故事为中国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再就是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主要有书法、绘画和雕塑。与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大致相同，基本上，艺术作品的取材和创作元素都来自佛教。我们家乡的桃雕艺术，大部分的创作题材都是来自佛教，比如“十八罗汉”和“弥勒佛”。佛教够在东方地区好多国家广泛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佛教本身的宗教思想与东方文化的吻合。

佛学对苏东坡的影响解读

佛学对苏东坡的影响摘要：苏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的作品、思想、人格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并与儒家、道教思想融合，构建起卓然独立的思想和人生境界。关键词：苏轼，佛学，禅宗思想中国佛学在文学作品的表现，多是通过禅宗悟道之思想而反映。禅宗祖师会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以求达到这种境界，称为开悟。其核心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意指透过自身实践，从日常生活中直接掌握真理，最后达到真正认识自我。苏轼自命为“居士”，自称“洗心归佛祖”（《和蔡景繁海洲石室》），他的禅话被收入禅门语录，他本人也被看作是临济宗黄龙派慧南弟子东林常总的法嗣（陈中浙著：《苏轼书画艺术与佛教》），而苏轼的人格和人生确实与佛家的影响有着深切的关联。（一）对内容素材的影响苏轼经常将佛典禅语作为诗文的素材，其作品中比比皆是，以下仅举几例用得比较巧妙的。 “水垢何曾相受, 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 尽日劳君挥肘。轻手, 轻手, 居士本来无垢。”——《如梦令》即是用词来说明《维摩经?佛道品》“八解之浴池, 定水湛然满。布以七净花, 浴此无垢人”的道理, 喻一切本自清净。这和六祖慧能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表达的是同一种道理，即“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身想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也就是说，一切皆空。色即空，空即色。作为尘世人，苏轼是参透了这些本真的。来去本无一物，所以就算是“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但“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断肠处，仍有月明如水。

苏轼哲学思想

从苏轼的文学作品看他的哲学思想苏轼简介：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自号道人，世称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宋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进士。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所谓?诗必李杜，词必苏辛?由此可见苏轼在文学界的地位，但是苏轼的文学不仅仅是文学，他的文学中包含着更深层次的哲学。先概括地说苏轼的哲学可谓是?融通三教?，也就是对国人影响最大的?儒，释，道?三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介绍苏子最先接触的儒教思想。佛苏轼接触和学习儒家思想主要是父母家教以及古代的各种圣贤书，他的儒教思想核心为?忠君爱国??以民为本??慎思笃行?和?止于至善?。在他的思想里忠君就是爱国，这也是古代人的思想限制所在，苏轼生活的时代并不是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的时代，而是一个发展的时代，虽然也少有战事，但基本是和平的，所以他的诗词中强烈的爱国主义的作品不多但是情感也是很强烈的，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一首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西北望，射天狼?就是表达苏子对灭亡西夏的雄心壮志。下面我们来说一说?以民为本?体现在那首诗中。看这首《山村五绝》他是怎样为民请命的：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是说一个老人拄着拐杖带着吃食领着孙子去城里交?夏税?和?秋税?，还要数次去请贷并偿还青苗钱，缴纳助役钱，结果劳作整年而手无分文，但是农民要在城里白白耗费半年的时间，唯一的收货就是跟着去的儿童学会了城里的口音。这首诗很明显是批评当时的青苗法和免疫法，自然成为?乌台诗案?的?重要证据?。这也直接的显示了苏轼以民为本，重视民生，敢于进言的传统士大夫形象。除了政治方面的表现，还有?纯文学?方面的，在写诗作文方面，他对自己的作品（办公公文除外）要求尽善尽美，他描写老农，文人，豪士和自己的生活都相当细致到位，一下子就抓住了事物本质。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诗从肺腑出，出则肺腑愁?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仅要求自己的作品细致准确还要传神，文学或者艺术作品最终的不就是传神吗？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论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论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记得，我非常崇敬季羡林先生曾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章里，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作为一位著名学者他本人并不信佛，但他对印度文化和佛教，以及中国佛教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即便是一个佛教徒也提不出的深刻见地和学术观点。比如，他说，真正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社会的各阶层，把宗教意识带给中国人的是从印度输入到中国来的佛教。我们简直可以说，要想了解中国文化，最少应该了解从印度传出来的佛教思想。不了解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否则，我们无法写出什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语言学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季先生的评价可谓公正精辟。但他老人家也要求我们对于这样的研究“更要细微、具体、事实求是地加以分析，期能作出比较正确的论断”。佛教自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博士京口授浮徒经，以及后来的汉永明帝梦金人，派遣使臣迎取佛像、传教士传教，翻译最早的佛经《四十二章经》、修建洛阳白马寺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许多人并不十分了解，佛教传入中国并不是直接从佛陀的故乡尼泊尔和印度进来的，而是从今天的中亚，西域传播而来的。其传播路线有二条：一条是北传路线是通过阿富汗、巴基斯坦、新疆的喀什、和田、吐鲁番、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进来的；一条是南传线路，既通过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的海上线路。初传佛教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翻译佛经，和如何适应中国化的问题。魏晋南北朝以来，佛经逐渐被翻译成了汉文，但是要想让人们理解和读懂、听懂这些外来的异族思想，首要的任务就是如何用汉语文化的习惯解释佛教的名词概念，如何让我们原有的道家和儒家思想接纳外来的佛教，让其本土化、民族化，这一过程经过了二三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佛教的传入由于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所以在魏晋六朝时期发展的非常迅猛。通过修建各种大规模的石窟寺，如克孜尔石窟、伯孜克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天龙山石窟等，创作了难以记数的佛教石刻造像，全国各地兴建了大小不一的寺院，大量的佛经翻译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佛教建筑的传承就不可能留下这麽多文化遗产，中国历史上的雕塑艺术，基本上就是佛教的雕塑艺术。壁画艺术也是如此。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对道德的说教色彩较重，而对形而上的思考较少，逻辑性差，我们的古代哲学不但有浓郁的道德说教，也有很多的诗意，直观而且唯美，这种理解很难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加以解释。佛教进来后，特别是佛教的唯识、般若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理性，对宋明理学的心性概念，对中国哲学中的思辨精神的提升都有重要的影响。又如为了方便给一般不识字的普通信众讲说佛经故事，由此产生了宝卷、讲俗等，后又发展成为通俗的小说；唐宋时期的诗人、词人和画家很少没有不受佛教文化影响的，尤其是宋朝的文人画也受到佛教思想和佛教绘画的影响；敦煌壁画采用了西域的画法；禅宗有南北之分，书法以禅宗的标准来进行区别也有南北之分，书画家董其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大书法家都抄写过佛经《华严经》、《心经》等，王羲之就是一例。魏晋南北朝时期译经和写经的过程，不仅大大提升了中国的书法艺术的水平，而且也刺激了古代音韵学的发展；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的传统节日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元宵节也是跟佛教有关的节日，是释迦麽尼降服众妖魔的日子，世界通明一体，灯火辉煌象征着世界的光明和美好；佛教的音乐，在历代也被统治阶层所重视。隋炀帝收入宫廷的礼乐《九部乐》之中，就有不少是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朝的音乐，尤其受到了佛乐和胡乐的影响。佛教音乐使人听后会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受，今天在民间还是很盛行，特别是五台山、峨眉山的佛教音乐依然非常的盛行。

佛学与中国文化论文

本科生课程论文论文题目：佛学与儒家生死观念的相互影响课程名称：佛学与中国文化任课教师：付优专业：戏剧影视文学班级：戏剧影视文学学号：222013308022019 姓名：尹楚文 2014年12月20日佛学与儒家生死观念的相互影响

一、以佛教的生死轮回说来补充，充当儒家道德教化的新佐证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能在中国生根发芽，流传千年，与其理论的深刻精致是分不开的。严格来说，它所探讨的主要是人死后的问题，关于死后的世界的描述吸引了芸芸众生。佛教的许多观念与儒家倡导是孑然对立的，如佛教宣称人生虚幻，鼓励人出家修行，这在倡导以孝为先，积极面对人生责任义务的儒家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上一直是佛家和儒家思想的争斗。但是，佛教的很多理论，日渐深入人心，这些理论恰恰又能为儒家的很多主张提供佐证。因此，在世俗层面，在对社会人生的理解上就存在儒佛并存混用的局面。尤其是佛教的业报轮回观念。（一）佛教的生死轮回理论，为个体“行善从德”提供了功利性依据佛教的生死轮回理论认为：人的生命并不是只有一次，而是有新一轮生命的继起。但是来世并不一定是人，要在六道也即天、人、阿修罗、恶鬼、畜生、地狱中轮回。这种轮回是无休止的。也没有规律可循，到底在哪一道中重新轮回。佛教认为，一个生命死后来生要生于何道，不是命定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做人是的行为决定的。做人时多行善事，死后会生于善道，做人时多行恶事，死后会生于恶道。要看你今生的所作所为，即佛家讲的“业”。这种由生前行为的善恶决定下世生于何处的理论叫做“因果报应”。轮回也是因果报应的结果。从佛教的立场看，生命是为了受报和还愿而存在的。过去许的愿，一定要实践承诺；过去造的业，必须要受报。因此，生命是因为因果的事实而存在。佛教的这一理论,是对儒家学说的补充。儒家把人的贫富、贵贱、寿夭归结为气秉不同，与任梦在现世的作为无关。儒家只是让人们按照人的本性去做，不计得失，而佛教从另一个角度则看到了人们造善业的功利性结果：我今天的积德行善是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会在下一阶段的人生正落得好的去处。即一定会有好报。元代的《三教平心论》中极力阐述了佛教的这种影响他说“释氏社教，非与儒相背驰，故释氏化人，亦与儒者无差等。儒者阐释诗书礼义之教，辅之以行政威福之劝，不过欲天下迁善而远罪耳。固然而又赏之而不劝，罚之而不惩，耳提面命，而终不率教者。及闻佛说为善有福，为恶有罪，则莫不舍恶而趋于善，是释者之教，亦何殊于儒者之教哉？”在他看来，尽管儒佛均劝善止恶，有益于社会的治化，但佛教在某种意义上比儒家更有效。因为“小人不畏刑，而畏地狱。若使天下之人，事无大小，以有因果不敢自欺其心，无侵陵争夺之风，则岂不刑措而为极治之世乎？” （二）佛教的业报轮回理论，为现实社会“义命不符”提供了前世姻缘儒家高举道德的旗帜，让人行善积德，宣称德福一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但现实生活中，好人不得好报，坏人、做恶之人飞黄腾达的现象随处可见。儒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回应就非常无力，有的学者就把这种情况归结为某些人天生的命好，秉受的是代表富贵的精而良的气。而佛教的这一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理论，就给现实生活中的福德不一致以较好的解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定的因，必定带来一定的果，所造的业，必然有果报。当时没有表现出来，会在下一阶段的轮回中体现出来，人要想未来有好的结果，就要在现世努力造善业，这个善业也是儒家一直倡导的。佛教的这一理论就给现世中许多德福不一致的现象找到原因，即这些人在前世做了善业，所以在今生得到了好的果报。这是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解释。佛教的一整套关于轮回报应的理论虽然没

苏轼与岭南文化

苏轼与岭南文化摘要：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新党再度执政，以“讥斥先朝”为名弹劾苏轼。苏轼随后被贬至英州，途中再贬至惠州。又于绍圣四年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苏轼被贬岭南已是北宋后期，苏轼是我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他的人生思想成为后世中国文人竞相仿效的对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的人生模式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设计。苏轼在流放岭南这种瘴疠之地时，但却并没有就此沉沦于自怨怨人，更没有像此前流放这里的文人一样卒于流所，而是采取了随缘委命、持中变通的思想取向，迅速转换角色。一方面他充当了岭南文化的改造者并对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方面，岭南文化也熏染了他，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人生理想，也因此才有他北归途中“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豪壮之语。关键词：苏轼，岭南，文化，影响苏轼作为一代文化领袖，在流放岭南期间，对岭南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岭南文化固有的特性也某种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苏轼人生思想的最终形成和圆熟。这种文化巨子和地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他在岭南生活了七年有余。在这七年里，他自觉充当了中原赵宋文化的传播者和岭南文化的改造者，对岭南文化的许多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讲学明道，普及教化。赵宋文化以文官制度为基础。肇始于隋代的科举制度在这时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就这一制度本身来说，除了为历代王朝造就一批又一批的官僚外，更重要的，它还造就了一个经由科举教育培养出来的士人阶层或者说文化阶层，并在此制度框架下对整个士人阶层的思想、价值观、知识结构发生着塑造作用。而苏轼正是这种文化培育出的一代杰出人物之一。因此他自然而然地首先想到了讲学明道，普及教化。他曾考察过儋州的办学情况，在儋守张中的支持下，会同海南后学，捐钱作屋，名之曰“载酒堂”，作为文化传播的驿站。他热心培养后学，许多学子也不惧政治迫害，浪大风急，路途艰险从他学习。 2、推广先进技术和文化。苏轼还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知识、生活经验带到了岭南。他把中原的先进农具秧马介绍到了岭南。广州近海，饮水咸苦，他同道士邓守安一起积极张罗将蒲涧山滴水岩的泉水引入广州城，解决了市民饮水困难。儋州百姓以溪水做饭，很不卫生，他知道人们挖井，饮用井水，等等。作为杰出文学家、书画家和学者的苏轼，在被贬岭南之前早已声名远播，其诗文不仅在中原一带广泛传诵，而且在高丽、辽国等地也拥有众多读者，对北宋制下的岭南的影响自不待言。 3、移易民俗中落后的部分。对岭南文化习俗的落后部分，苏轼尽力劝说以官吏、儒生、僧道等为代表的地方文化阶层加以改易，积极倡导先进文明的民风。海南人烟稀少，气候炎热，人们获取食物相对容易，长期以来形成了重渔猎，喜经商，轻农业的民风。苏轼《和陶?劝农》诗序云：“海南多荒亩，俗以贸易为业，……。予既哀之，乃和陶渊明《劝农》诗，以告其有知者。”他认为汉族人能做的事，黎族人也能做。

孟子的文学思想

论孟子文学思想孟子作为孔子之后的儒家著名代表人物,其思想体系基本继承孔子的“仁”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孟子的文学批评思想则向着文学的接受和批评方面发展,这一点和孔子有所不同。在文学接受和批评方面,比较著名的是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知言养气”和“同乐”“同美”思想。一、“以意逆志”说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重要的文学接受思想。《孟子·万章上》中,孟子针对咸丘蒙对《诗·小雅·北山》理解上的偏颇,提出了“以意逆志”的文学读解方法: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 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显然,咸丘蒙对《诗·小雅·北山》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两句诗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这不正确之处,按孟子的意思,就在于他没有抓住诗人之志,而是断章取义地理解诗句,那自然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孟子认为,此诗的关键之处是“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诗·小雅·北山》),即孟子所说的“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因为这首诗是讽刺国王任用大夫劳逸不均,善恶无别的,因此,诗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绝对不是以实言之,而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就如同《诗·大雅·云汉》中所说的“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一样,并不是实指,而是一种虚夸。 “以意逆志”的方法虽然是针对《诗经》的正确理解而提出来的,但是孟子也把它应用到其他文学作品的接受上。《孟子·尽心下》云: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尚书·武成》所述为武王伐殷之事,事成之后,武王具体描述了牧野之战的残酷场面:“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孟子对这样的写法并不满意,认为会“以辞害义”,所以他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主张,这里并不是不要《书》,而是要对《书》中所描述的情景进行具体分析,不可盲目相信《书》中所写的一切,所以他说:“吾于《武成》,取其二三册而已矣。”不可信者不取。关于“以意逆志”,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其一是指说诗者心中之意,如赵歧注云:“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1](P393)朱熹注云:“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这里的“意”,应该属于读者阅读作品时所产生之意。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必然产生对作品的理解,以其对作品的理解去探讨作品的本意,即赵歧、朱熹所说的“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其二是作者作品之意。苏轼云:

浅谈苏轼诗歌与佛教

浅谈中国诗歌与佛教姓名：夏琳班级：09级本科3班学号：2009401008 摘要：当人们步入中国古代诗苑会惊奇地发现：佛教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远起魏晋，近至晚清，历代士人皆有咏寺院、佛理、禅机之诗，而历代诗僧也多有写社会、生活、自然之作；上达帝王，下至庶民，工诗者多涉佛教经义，佛门中亦不乏传世之作。关键词：佛教、诗歌、文化、创作正文：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在社会生活中，诗作为一种带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心智之果，已经很深地渗透到各阶层人们的精神之中，成为他们理解生活，净化情操或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重要载体。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无一例外地在诗歌的王国中打下了烙印；或者反过来说，就反映中国文化而言，诗歌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而佛教是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一种外来宗教，几乎与中国的文学走向自觉同步。儒家、道家、佛教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体。即佛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还必须了解中国佛教。正如赵朴初所指出的：“不懂佛学就不能全面弄懂中国文化”。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本名悉达多·乔达摩，佛教徒尊称其为“佛”或“世尊”。佛的意思是觉悟者。相传，佛祖29岁出家苦修，立志为众生寻找解脱痛苦之路，后来在菩提树下静思觉悟而成佛。古印度佛教有许多派别。从释迦牟尼传教到其涅槃后一百年内，佛教影响虽然逐渐扩大，但教义却没有多大改变，史称这个时期的佛教为原始佛教。而后佛教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后又分为18部派，史称这个时期的佛教为部派佛教。在大众部中又生出一个派别，认为以往佛教只重个人解脱，是小乘佛教，而他们的教法如同一条大船可以普度众生，故称大乘佛教。佛教开始只在恒河两岸流传，到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约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时代，开始传播到印度各地，并影响其他国家：向西传到希腊、埃及，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向东传到中国、日本和朝鲜。7－8世纪，佛教在印度开始衰落，而在中国等地却获得长足发展。佛教的基本思想包括四谛说、缘起论、业报轮回说和三法印等理论，其最根本的思想是一切皆苦、一切皆空。佛家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对中国文学发生重大影响。一是直接的影响，即佛教徒创作文艺作品，宣扬佛教的思想；一是间接的影响，即非佛教徒创作的有关文艺作品包含着佛教思想。这种重大影响的集中表现是从内容和形式上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文体，新的意境，新的内容。例如佛教经典的翻译，逐渐形成了一种融汇梵文的新文学即翻译文学。其中很多佛经译本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如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主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一部宏伟壮阔、想象瑰奇、文学色彩极浓而受到历代文人喜爱的佛经经典，日本有学者赞其为英国的宗教小说《天路历程》。

苏轼的文学地位和贡献

苏轼生平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洵次子，宋仁宗景佑三年（1037年1月8日）生于四川眉山纱縠行（今三苏祠内），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终年66岁。唐宋八大家之首，千古第一文人。他自幼聪慧，七岁知书，十岁能文。苏轼幼时，其父游学在外，由母程夫人教授诗书，即“奋厉有当世志”。宋仁宗嘉佑三年（1057），与弟辙同试礼。国子监直讲梅尧臣读了苏轼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顿觉“有孟轲之风”，遂将试卷交主考官欧阳修。修见轼卷，“惊喜以为异人”，拟取为第一，又疑其为门生曾巩所作，为避嫌疑，才取为第二；接着，礼部复试，又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欧阳修兴奋地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并高度褒奖苏轼“善读书，善用书”，预言苏轼文章“必独步天下”，“三十年后世人更不道着我”。苏轼兄弟遂同科进士及第。其后又同辙参加秘阁的制科考试，入三等（最高等，宋王朝建国以来制策入三等的仅二人），从此，苏轼、苏辙文章名扬天下，学者多从讲问，皇帝还自诩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他官至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曾任兵部和礼部尚书，先后出任凤翔、杭州、密州、湖州、徐州、颍州、登州、扬州、定州等地方官，他救灾治水、发展生产、抑制豪强、整顿军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苏轼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学艺术大师，他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以及他天赋的创造性，使他大大超越了同辈作家，高高处于北宋文艺的颠峰。其诗境界开阔，题材广泛，内容深刻，风格自然奔放，圆美流动。既有现实主义力作，如《五禽言》、《李氏园》、《荔枝叹》；又有浪漫主义佳篇，如《游径山》、《百步洪》，充溢着有磅礴的气概，又如《崇惠春江晚景》、《饮湖上初晴后雨》写得清新明净，华美自然，尤其是后者更成了咏唱杭州西湖的千古绝唱，正如宋人武衍《正月二日泛舟湖上》所云：“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对苏诗艺术风格的浪漫豪放评价道：“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苏轼的词一洗五代绮丽柔靡之风，启豪放词派之先河，高远清新之意境，形成了豪迈奔放的风格。他拓宽了词的题材，“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世概》），表现了全新的风貌。苏轼的婉约词同样写得真挚细腻，深沉淳厚，回肠荡气，一往情深。苏轼的散文更是平易自然，笔力纵横，挥洒自如，雄辩滔滔，使他成了继欧阳修之后北宋古文运动的当然领袖。苏轼的书法列“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在宋代书苑中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苏轼是一位画家，是中国文人画运动的发端和中坚人物。其写意和传神、常形和常理、诗画本一律等理论，广泛地为文人画派所传诵，并奉为金科玉律，影响至今。苏轼的家庭是音乐世家，三苏都是弹古琴的高手。《历代琴人传》引张右衮的《琴经?大雅嗣音》记载说：古琴世家中最著名的是眉山三苏。苏轼的博学多识还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他对中医药学很有研究。流传至今的重要医书《苏沈良方》就是将苏轼收集的医药良方与宋代另一位大科学家沉括收集的良方汇编在一起而成的。他在农业、水利、烹饪、养生等领域有极高的建树。像苏轼这样在文学艺术各个领域都有巨大成就的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真可谓“千古第一文人”，他发出的夺目光辉使整个北宋文坛为之灿然。宋神宗皇帝精辟地说：“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宋孝宗皇帝称苏轼：“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清代学者王国维认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四位诗人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而其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的影响能超越苏轼之上”。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诗人陈毅元帅吟道：“吾读长短句，最爱是苏辛。东坡胸次广，稼轩力万钧。”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委员长高度评价三苏父子：“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 苏轼忠诚报国，爱国爱民，政绩卓著，是一个深爱人民爱戴的良友。苏轼曾两度杭州为官，向朝廷力争不能废除西湖，并带领杭州人民治理西湖，使西湖得以留存至今。他还疏浚六井与运河，平抑粮价，赈灾济困，创立中国第一所公立医院——安乐坊。“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这段出自《宋史?苏轼传》的话，真实地反映了人民对苏轼的无限感激之情。他主张轻徭薄赋，富民兴国，主张严于选材，善于任用。他反对王安石激进变法，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受到新旧两党夹击，一生坎坷不平。元丰三年（1079），他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筑东坡雪堂，自号东坡居士。晚年遭贬惠州，又从惠州再贬到儋州。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还，提举成都玉局观，次年行至常州病逝，葬于河南郏县小峨眉山，追谥“文忠公”。苏轼的逝世引起朝野的巨大震动。“浙西淮南、京东、河北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杭州人民纷纷走上苏堤悼念苏轼；太学生们也在寺院举斋志哀。士大夫们写了很多祭文吊唁他。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方叔的祭文写道：“道大难容，才高为累。皇天厚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曲洧旧闻》）。祭文一出，传遍大江南，世间“人无贤愚皆诵之”。苏轼一生，在坎坷与困难中不断追求、积极进取。他以他全部独特的政治、思想、文学和艺术生活状态塑造了崇高的道德和典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智能和生命智能，展示着灿烂的人格魅力。以苏轼为代表的三苏父子，以其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和卓越的政治实践，深邃的哲学思想和高尚的人格精神，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名人文化体系——三苏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