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音乐美学思想探微——《4分33秒》带给我的思考
墨子的美学思想
墨子的美学思想 先秦是中国美学的奠定时期，儒道两家美学对立又互补，影响中国美学几千年。在这美学空前繁荣的舞台上，生于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墨子，以“求天下之利”为目标，提出了“非乐”的审美主张，代表了小生产者利益。这是先秦音乐美学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观点，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 “美”这个概念在墨子那里有着复杂的内涵，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审美意识。 （一）美的本质 墨子是在他所谓“非以其名，以其取因为”的“取实予名”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来看待“美”的本质问题的。他认为客观上存在着“美”之实，然后才有所谓“美”之名。如说：“有文实也，而后谓自；无文实也，则无谓也。不若敷与美，谓是，则是固美也；谓也（他），则是非美，无谓则报也。”（《墨子·经说下》）这是说，譬如花，我们称花为美，因为花固美，即实有其美，如果花本身就无有其美，我们就不能称花为美，而应该称它为别的什么。这也就是取事物的美之实，予以“美”之名。无“美”的客观存在，也就没有“美”的概念。由此可见，墨子是把“美”看作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从审美客体的角度来把握美，这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美学观点。同时，墨子认为人是具有审美能力的，能够认识美与不美，能通过自身的感官对审美对象做出美与不美的判断，“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墨子·非乐上》）。如果我们不过于苛求我
们两千多年前的古人的话，那么，墨子对美的这种认识无疑是深刻的。（二）美的含义 关于美的具体内容和含义，《墨子》文本中并没有做具体的规定和说明。但通过对《墨子》文本的考察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墨子的“美”是从伦理学和美学意义上使用的。从伦理学意义上，墨子认为“美”即是“善”，所以，我们称墨子伦理学意义上的“美”为“善美”。例如《墨子·尚贤上》：“美章而恶不生”。《墨子·经上》称：“誉，明美也，??诽，明恶也。”这里所谓“美恶”也就是“善恶”。从美学意义上，墨子认为，“美”指事物的外在形式或事物形象的美丽、美观、漂亮。例如《墨子·亲士》说：“西施之沉，其美也”。“君子服美则益敬，小人服美则益骄”（孙诒让《墨子闲话·墨子佚文》）“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丑赢，不足观也。”（《墨子·非乐上》）“面目佼好者，此非可学（而）能者也。”（《墨子·尚贤中》）这里的“美”都是指事物形貌或形式的美观，它与“青黄刻镂之饰”（《墨子·亲士》）的“饰”具有直接相关的意义和作用。 可见，在墨子那里，善“美”是伦理学范畴，饰“美”则属于美学范畴。墨子是如何处理饰“美”与善“美”的关系的呢？如果说孔子能够把二者联系起来看待，那么，墨子在很大程度上有把二者对立起来看待的倾向。由于墨子主张尚“用”而不尚“文”，同时又提倡“节用”，他自然会比较看中作为“善”的“美”，而相对轻视作为“饰”的“美”。墨子认为“美”的文饰对于社会生活没有什么好处，并加以否定和反对。墨子认为人们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如宫室、衣服、
浅论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和”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其美学思想博大丰富。“和”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与精神在美学领域里的集中体现，贯穿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核心思想，构成了传统音乐特有的气质和艺术魅力。“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涵义，不同的时代、社会对其有不同的解释。 内容摘要：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其美学思想博大丰富。“和”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与精神在美学领域里的集中体现，贯穿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核心思想，构成了传统音乐特有的气质和艺术魅力。“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涵义，不同的时代、社会对其有不同的解释。 关键词：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审美意识“和” 中国传统音乐绵延几千年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它是一定音乐思想特殊本质的集中体现，是音乐思想意识的结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对其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习惯，决定了中国古代先哲奉行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思维方式，将矛盾双方作为一种内在的和谐，即中华文化传统“和”的精神。“和”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与精神在美学领域里的集中体现，贯穿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核心思想。作为一种审美品格，“和”构成了传统音乐特有的气质和艺术魅力。“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涵义，不同的时代，社会对其有不同的解释。笔者将古代不同时期对音乐思想“和”的阐释作一梳理和简要述介。 “和”概念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和同之辩”的论争。《国语·郑语》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断，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这里说明了在听觉感知上，只有不同的乐音组织相配才能生产美的音乐，相异的音乐组合在一起就能产生好听的音乐。这是从音乐审美的角度对“和实生物”规律的体验和理解。 春秋时期晏婴是一位大政治家、思想家，他对音乐有精辟的见解，曾说：“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将音乐各种特征的“相成”“相济”都归属到音乐审美的和谐统一之中。晏婴在谈音乐诸要素之间的谐和时，并没有忽视音声与人心的谐和关系。“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只有“和”的音乐才能使君子听了产生心平气和的感情。 先秦时期儒家学派倡导礼乐思想，对音乐所看重的主要是它的社会教化作用。他们对“韶”一类的雅乐推崇备至，认为“中和”的音乐是最能移风易俗具有教化作用的，讲究借中和的音乐修身养性。孔子认为思想的审美朴素之美，简朴之美，含蓄之美，是自然与人心的交融，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的，这同他的“中庸”哲学思想是一致的。 道家倡导“天地之和”的思想。老子崇尚朴素自然，追求平和；庄子认为主客体和谐产生美感，以内心纯朴自然性情的复归作为乐的实现，用乐调调和阶级矛盾，追求人类平衡，认为合乎其理想社会的乐，是具有自然无为，平和恬淡属性的“乐”。
儒家、道家、法家的音乐美学思想
儒家、道家、法家的音乐美学思想 本文作者：发论文找360期刊网网址：https://www.360docs.net/doc/d5244010.html,/ 摘要：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其美学思想博大丰富。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对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体系在与西方所谓专业音乐体系的对照与比较中，呈现出了鲜明而特有的审美特征。纵观整部美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音乐发展其问出现过入、道、墨、法、佛、阴阳等诸多美学流派，但大体都被儒道两家所包融、吸收而失却独立存在的价值，儒道两家美学思想从先秦产生至今，始终贯穿音乐发展中。 关键词：传统美学思想儒家道家墨家 一、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善、和 儒家的音乐理论对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孔子认为思想的审美朴素之美，简朴之美，含蓄之美，是自然与人心的交融，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的，这同他的“中庸”哲学思想是一致的。荀子认为音乐在动荡年代可以鼓舞前方将士英勇善战，而在和平环境中又能使人们以礼相代。在音乐内容与艺术形式上，儒家的音乐理论把内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艺术形式的美，则放在第二位。中国传统的音乐审美以“和”为中心，对我国的音乐家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儒家的音乐理论还把音乐家艺术看成是一种认识真理的途径。 《乐记》是儒家的音乐家美学思想的代表着作。《乐记》论述了音乐的本源：“凡间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用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音乐是由间组成，其根源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情受到外界事物的激动，“物动心态”，是原始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乐记》提出了自己的音乐美学思想，如书中写道：“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乐情篇》）。就是说，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这就给我们一启示：在当代的音乐教学中，专业的音乐人才固然需要但通过音乐教育培养、扩展音乐素质，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更为重要。 孔子认为音乐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善”和“美”。凡合于所谓仁德者为善，表现平和中庸者为美，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音乐审美标准之一。推崇以歌颂舜的文德为内容的《韶》乐为尽善尽美的艺术，把表现武王伐纣的《大武》评为尽善未尽美的艺术。孔子认为音乐家反映人们的痛苦和欢乐情感要有节制，不应该超越中庸之道的论理准则。强调形式与内容要统一，推崇“乐而不淫，衰而不伤”的雅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俗乐“郑卫之声”，“恶郑声之乱雅也”，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偏见。 荀子（约公元前313——公元238年）荀子在哲学上主张性恶论“，认为人的生性的恶习的必须教育才能变善，因为更加强调礼乐教育的重要性，是人的必然需要。他主张音乐从实际出发，并随着时代前进而发展变化，但在音乐思想上仍有崇雅贬俗倾向。 二、道家的音乐美学思想：自然、天人合一 道家音乐美学思想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的音乐文化揉合到了一起，它的核心是自然、虚静，渴望达到”大音希声“的境界。道家倡导”天地之和“的思想。老子崇尚朴素自然，追求平和；庄子认为主客体和谐产生美感，以内心纯朴自然性情的复归作为乐的实现，用乐调调和阶级矛盾，追求人类平衡，认为合乎
嵇康《声无哀乐论》中的音乐美学思想
兰台世界２０１２·９月下旬 嵇康为我国魏晋时期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和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同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一道被世人称作“竹林七贤”，其中嵇康和阮籍的成就最高。嵇康所处的社会动荡不安，司马集团和曹氏集团争夺政权而进行异常激烈的斗争，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但不能施展自身的才华，而且担忧自己的观点影响性命安全。因此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嵇康更是推崇老庄哲学尤其是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以此表明自己不愿出仕，同时也表达自己不愿与司马集团合作的政治态度。他从虚无缥缈的境界中寻找精神寄托，用饮酒、佯狂等方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作为魏晋名士，嵇康酷爱音乐，擅长弹奏古琴，尤其以弹《广陵散》这首绝唱而著名。同时，他还擅长创作。其作品《长清》、《短清》、《长侧》、《短侧》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被一起称为“九弄”，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一组著名的琴曲。在音乐美学方面，嵇康及其作品也是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除了《琴赋》，他还著有《声无哀乐论》，该文集中体现了其音乐美学方面的思想。 一、《声无哀乐论》产生的背景 在嵇康所处的魏晋时期，虽然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比较混乱的时代，但是这一时期的思想却是异常活跃。这一时期无论是对我国的思想史还是对美学史以及艺术史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在这一时代，很多具有美学意义的作品被创作出来，比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本文谈到的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它们不仅在当时具有美学价值，在中国的整个美学发展史上都占据重要的地位。当时道教和佛教、老庄和刑名的学说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并改变了儒家学说独统天下的情况，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争鸣。在这些不同思想的碰撞中，玄学慢慢演变成了一种主流。作为一种新的思想，它是在当时特殊的时期运用复古的理论形式将先秦道家表现出来。和之前的儒家学派所强调的中庸和稳定不同的是它更加注重强调思想的变化和运动。在这一时期的文士们从对儒家学派的尊崇转变为对道家思想的推崇。这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回归，而是在各种思想的碰撞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学术思想———玄学。这也使得魏晋时期的美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回到了老庄所提倡的美学。至正始时期，士族清谈的局面已转入玄学义理的研究［１］。嵇康相关的音乐美学思想也是孕育并成长于这种玄学思想中，其重要理论代表作品《声无哀乐论》也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之一。长期以来，《乐记》就被视为传统音乐美学的经典，它在音乐美学理论方面占据统治地位。但当他发现司马集团利用《乐记》作为其政治工具来教化百姓，就公开对“立六经以为准“进行否定和批判，在《声无哀乐论》中表达了自己主要的音乐美学观点，并将其作为对抗《乐记》的旗帜。 二、《声无哀乐论》美学思想探源 总体上说，魏晋时期士人的人格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们在官场上是以儒家的纲常伦理来维护对封建统治的忠诚，在清谈场上他们则是高扬道家的自由和自然人性论的雅士。他们将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区别得至为明显［２］。 而嵇康所追求的是各方面的超凡脱俗，不愿意向世俗低头。因此，在《声无哀乐论》中他提出了“心之与声，明为二物”的观点，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音乐是没有被赋予社会相关的内容，特别是没有融入人的情感。他认为音乐在美学方面的主要 特点是“和谐”二字，其本源也是来自天地间的“阴”和“阳”二气。对于嵇康所提出的“声无哀乐”这一观点是出自什么地方，在学术界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国学大师汤用彤说：“阮嗣宗《乐论》曰：‘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性，体万物之生也。’ 中散之义根本与步兵同。综上言之，嵇氏盖托始于名学而终归于道家，其论证本亦用忘言得意之义也。”［３］ 由此可见，汤用彤认为嵇康的 《声无哀乐论》完全出自道家。在音乐理论家杨荫浏看来，嵇康这一 论点是来源于儒家学派而非来自于道家思想。他在自己的巨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从《乐记》里面找出“大乐与天地同和”等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而古代音乐研究专家吴毓清则认为，杨荫浏先生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要想探究“声无哀乐”这一思想的历史源头，应该是比儒家学派的创立和《乐记》在时间上都要早很多。《吕氏春秋》、《左传》、《国语》等几部古籍都是保存了我国上古时期的音乐思想记载。在这一类古籍的众多记录中可以看出，在我国的上古时期，先民们最早开始对音乐的了解和认识就是在于它的自然属性，而不会去了解和探究它的社会属性。先民们在当时就是把音乐的自然属性叫做“风”和“气”。当然，上古时期的很多音乐往往和神话故事、宗教性的仪式等相联系，形成了音乐和宗教紧密联系起来的自然和谐音乐观［４］， 这就是早期的礼乐思想，后面《吕氏春秋》等作品将其部分吸纳并结合当时背景做了一定的加工润饰。因此就有了《吕氏春秋·大乐》中的“声出于和，和生于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以及“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里面没有关于音乐的社会属性，也没有人的情感成分，有的只是“天”和“地”，“阴”和“阳”。因此如果真的要探究嵇康“声无哀乐”的历史渊源，应该说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所表达的音乐美学思想，可以说是他对上古时期音乐观点的一种回归。 三、《声无哀乐论》美学思想的历史意义 从先秦时期到汉朝，儒家学派的音乐观念就在音乐美学思想方面占据了统治地位。尤其是到了汉朝，董仲舒更是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长期以来，在音乐方面，《乐记》作为先秦儒学的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强调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社会的密切联系，被统治阶级用来为文治武功服务。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提出的观点 嵇康为我国魏晋时期著名音乐家和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同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一道被世人称作“竹林七贤”，其中嵇康和阮籍的成就最高。其所著《声无哀乐论》集中体现了其音乐美学方面的思想。 嵇康《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思想 嵇康《声无哀乐论》中的音乐美学思想 □ 湖北师范学院张骥 摘要关键词文博考古 ＷＥＮＢＯＫＡＯＧＵ ９２
从《乐记》《声无哀乐论》比较儒家、道家的音乐美学思想
从《乐记》《声无哀乐论》比较儒家、道 家的音乐美学思想 从《乐记》《声无哀乐论》比较儒家、道家的音乐美学思想 先秦诸子音乐美学思想在整个古代音乐思想史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影响了随后整个封建社会的音乐文化基础，是我们在探讨民族特色的音乐美学体系时非常值得研究、借鉴的一笔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乐记》和《声无哀乐论》是中国音乐美学史上两朵重要的奇葩，它们分别代表了儒家和道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对这两部著作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看出儒家，道家不同的音乐美学观点，还可以由此窥见音乐的本质、社会功能、音乐与知觉者的关系以及我国古代音乐美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先秦儒家美学思想及其集大成者《乐记》 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音乐以及整个古代音乐思想史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乐记》便是一本集中体现了儒家音乐美学的论述，因此它是先秦儒家美学思想集大成者。 《乐记》一书讨论了音乐的各个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音乐是一种情感的艺术 关于音乐的本质，《乐记》中有着精辟的论述，肯定了音乐是表达情感的艺术。音乐有着深刻的艺术性，感情深厚的音乐可以打动人心，反之一个社会的音乐也可以反映国家的盛衰。《乐记》关于音乐本质的论述，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2.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思想感情 《乐记》认为，音乐是表达情感的事物，它和礼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人修身养性的重要途径。音乐和社会伦理想通，不同的人对音乐的要求不一样，不同的音乐表达不一样的思想感情，不同思想感情的音乐对人的作用和影响也各不相同。 3.礼乐是治理国家的方法之一 《乐记》主张使音乐与治理朝政、端正社会风气、礼治、伦理教育等相配合，为统治者的文治武功服务。[2] 《乐记》作为儒家思想论著，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的一面。作为一部音乐美学著作，又有抽象概括问题、寻求一般规律的特点即绝对面。这就是它音乐美学理论的价值所在。 二、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独创性名作《声无哀乐论》 《声无哀乐论》立足于老庄的哲学理论，来阐述声无哀乐即音乐不能表达人喜怒哀乐的情感这个命题。全文涉及音乐本质、音乐审美感受、音乐功用等一系列问题，是一篇在思想上自成体系的音乐美学论著，以秦客问、东野主人答，来回八次问答而完成。它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论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
论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 作者：任晓梅。（作者单位：洛阳大学师范学院音乐系） 我国的音乐美学思想可追溯到二千八百年前的西周。在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人们对“美”的认识和审美意识也在逐渐深化，形成的以孔子为代表的独特的儒家学派的音乐美学思想体系，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研究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对于领悟现代音乐美学思想以及利用音乐的教育作用来提高当代青年人的思想素质和道德修养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春秋战国时期，在音乐方面，儒家学派与墨家、道家所持的观点不同，但儒家观点占主流。孔子（公元前511年—公元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时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中国音乐、文化史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孔子一生极其重视礼乐教化并一生积极躬行，其谈仁、谈礼、谈信等都影响了二千多年来的中国人的心灵。而其谈音乐则较少为人所注意。其实，孔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音乐家，他不仅懂得声乐韵律，而且会弹古琴，吹笛吹箫。他经常唱歌弹琴，以音乐表达情意和感受。孔子虽然没有建立非常系统的音乐理论，但他对音乐理论极其有研究，所形成的音乐思想已成为后人的宝贵财富，并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如在理论上他强调音乐的政治作用，要求“乐”与“礼”相配合，以巩固国家统治。 孔子的音乐思想主要集中在《论语》中。在政治上崇尚“以政以德”，提倡“礼治”，重礼、乐的政治作用，强调音乐从道德上能感化人。他曾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关于礼。”孔子承认音乐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以“善”和“美”来评价音乐，凡合乎所谓仁德者为善，表现平和中庸者为美。推崇以歌颂舜的文德为内容的《韶》乐为尽善尽美的艺术，把表现武王伐纣的《大武》评为尽善未尽美的艺术，“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这是著名的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故事。孔子认为音乐家可以反映人们的痛苦和欢乐，但在感情上必须受到节制，不应该超越中庸之道的伦理准则。强调形式与内容要统一，“推崇”了“乐而不淫，衰而不伤”的雅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俗乐“郑卫之声”，“恶郑声之乱雅也”，不免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偏见。孔子认为，音乐美是作为一种艺术的范畴来与“善”（道德范畴）相对应的，而道德范畴所包括的，是大家所熟悉的“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伦理学说，音乐以艺术的形式帮助道德实施其教化作用，道德同时也渗透进音乐，使音乐在“美”的基础上，融合“善”，达到“美善合一”，于是便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音乐审美标准之一。孔子在美学方面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以“美善合一”的主张奠定了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其“美善合一”的观点，是深刻而成熟的音乐美学观点。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音乐思想，还相当完整地表现在《乐记》一书中。《乐记》代表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论述了音乐的本源：“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即音乐的起源是人的心灵受到外物的刺激，而以声音表现出来。音乐的作用在于“和”，即作用于人的情感；《乐记》在强调礼与乐的结合时认为“乐也者，情之不可变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关乎人情矣”。这样音乐在政治的指导下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也足以说明儒家强调音乐社会功能的特点。《乐记》提出了音乐艺术相关的许多问题。如：音乐的成因和特征、音乐与国家政治的关系、音乐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音乐的审美作用、音乐的教育作用、音乐的社会功能等。这种音乐美学思想，有的内容和审美标准到现在仍还是适用的，如《乐记———乐情篇》中写道：“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就是说，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乐记》作者主要是为巩固封建统治、维护统治阶级秩序的需求，利用音乐作为端正社会风气使整个社会和谐一致，达到王天下的目的。美善的统一是儒家美学思想所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对美与善的认识与追求标志着古代中国人审美意识的成熟。 孔子还有两个著名的观点，一个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这里孔子是把诗、礼、乐作为人生修养的三个互相关联和依赖的方面或层次来看待的：首先，以诗来激发和引导人的审美感性，培养想像力与创造力；其次，以礼来规范和塑造人格品性，培养道德意识；最后，无论是创造力的激发还是道德人格的培养都要靠音乐来完成。也可以这样说，智性和诗性教育主要以诗来进行，德性教育靠礼来进行，而乐则是在更高层次上对二者的融合。“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以说是孔子的审美教育思想的三个方面或阶段。另一个著名的观点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句话具体地说明了德性教育与智性教育的关系。在“立于礼”中，“礼”还没有完全摆脱外在的、强迫性规范的因素，而在这里，德性教育已完全内化为一种心理本身的要求：“道”是要达到的目标，这一目标的依据是人的内在的德性与仁爱之心。正由于有“德”与“仁”的内在心理依据，人才不把理想的“道”看成是外来的、强加的，而是从内心乐于接受它。因此，道德的要求转化为审美的快感，故“游于艺”在最后。显然，“游于艺”是最高的境界或层次，它包容了“道”、“德”、“仁”的内容，并且是实现这三者的最终途径。由于有“游于艺”的层次，“道”、“德”、“仁”才最终成为人们发自内心的要求，从而成为自由完美的人性的组成部分。这里还可以引一句孔子的话作为对上述分析的印证，那就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深知审美对人的力量，因而把它看成是教育人和人自我修养的最有效的途径。 儒家的音乐思想，一方面，充分肯定了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尤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认为音乐可以鼓舞前方将士勇敢征战，而在和平环境中又能使人们温良礼让等；另一方面，在音乐内容与艺术形式的评价标准上，内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艺术形式的美，则放在第二位。中国传统的音乐审美以“和”为中心，对我国的音乐美育和音乐发展有着较深远的影响。 二 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说：“礼者，所以立身也；乐，所以成性也。”“礼使人获得行为规范，具体培养人性，树立人格，启迪性情，启发心智，使人开始走上人性之道；乐则使人得到人性的完成。”从以上的论述来看，音乐的作用是十分强大的，使人的人性在“乐教”中完成。李泽厚又指出：“教远非传授知识，讲解义理，锻炼技艺，而重在整体人格的塑造，所以音乐（乐教）重要。乐无关知识，技艺，而直接作用于心灵，陶冶性情。”音乐已经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了，我们不禁要问：单凭一点好听的旋律就能使人的人格得以完成，它有那么大的魔力吗？李泽厚《美学三书·华夏美学》引孔安国注：“乐所以成性”，又引刘宝楠《论语正义》注：“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显然，孔子所指的“乐”，并非单纯的音乐，而仍是带有他的儒家是非道德伦理观念的“乐”，只不过是较前面的“乐”更高了一个层次。“乐无关知识、技艺”，孔子的弦外之音使我们认识到，音乐是与他的儒家学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结合起来的，同“仁”、同“善”结合在一起，初步阶段是以“诗”熏陶，接着授以礼制知识，到最后则以一种美学层面的方式———“乐教”（或者称“美育”）来潜移默化，使之成为孔子所要求的“仁”。“美”与“善”在这里已经以一种更高的层次合一了。“善”的内核与“美”的形式已经无须区分了，音乐不仅用以传情达意，还用于“传道”，孔子的儒家之道，及其圣人境界、道德心情，正潜藏在美的旋律中，所以乐能“直接感染、熏陶、塑造人的情性心灵”，已经具有“美育”的功能了。 今天，中国儒家的“乐教”思想已深深地影响着当代音乐美学思想。在二千多年后，蔡元培先生提出“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正是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之说。著名音乐史研究者黄自曾说：“作曲家作一曲，必定有所感于心故发为音。”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使更多的人致力于美学原理的研究，美学对象可以是所有现实的美，比如对感情认识的研究，对艺术美的研究，对审美心理的研究，包括对音乐美育的研究。 音乐是情感艺术，提高完善音乐教育不仅对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全民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环节，对提高国民综合素质将起到重要作用。作为每个音乐工作者，都应担负起这样的责任，在科学的美学思想指导下，充分发挥音乐在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状态，除西晋的短暂统一以外，在近四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先后存在过三十多个政权。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尖锐、礼乐制度废坏，自然给社会生产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然而在这一时期，秦汉以来的天下统一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合二为一的固定模式打破，政治文化中心开始南移，边疆地区和周边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已有长足的发展。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和建立政权，在与汉族的接触交往中，逐渐接受了汉族传统文化而开始进行汉化进程，汉民族也大量吸收了个少数民族和域外传入的各种文化因素。即以音乐而言，“天竺乐”、“龟兹乐”“康国乐”“安国乐”“疏勒乐”等西域胡乐几乎畅通无阻的涌向了中原，风靡南北，不仅带来了“胡乐荐臻”状态下的音乐文化的大融合，也为隋唐宫廷燕乐得形成奠定的基础。同时，佛教音乐也开始流行。魏晋南北朝时代打破了经学一统之局，进入文学自觉之时代，再次出现文化多元走向并相互吸收、借鉴、融合，成为中国历史由秦汉一统向隋唐盛世之过渡阶段。 魏晋南北朝的美学在扬弃先秦两汉伦理实用美学传统的基础上，构建了倡表现、偏心理、重主体的情感愉悦型的新的美学体系。中国古典美学偏于抒情和表现的总体特征，正是在此时期获得了基本确立。而对美学发展演变起决定作用的是玄学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提出。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士人们以《老子》、《庄子》、《周易》为谈资，掀起
了一场谈玄风尚。而在文艺上的三曹、嵇康、阮籍，书法上的钟、卫等人都是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在没有过多的统治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歌功颂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和一种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 魏晋人的生活与人格具有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的特征，“任自然”的审美意识,本质地表现为自然主义与个性主义的有机统一,因而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审美意识的主流。 “任自然”的审美意识,与先秦时期形成的“自然说”美学思想有渊源关系。这种意识直接影响到魏晋南北朝的山水画、山水诗的艺术创作,同时对其时的瓷器、园林、名士生活方式的审美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促成了追慕“清秀”的审美设计倾向。 下面从一些具体的音乐或文学作品中看一下体现出的一些音乐美学思想： n 王弼《论语释疑》所推崇的“大成之乐”。
墨家美学思想
前言 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其美学思想博大丰富。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对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体系在与西方所谓专业音乐体系的对照与比较中，呈现出了鲜明而特有的审美特征。纵观整部美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音乐发展其问出现过入、道、墨、法、佛、阴阳等诸多美学流派，但大体都被儒道两家所包融、吸收而失却独立存在的价值，儒道两家美学思想从先秦产生至今，始终贯穿音乐发展中。 在先秦诸子中，墨家是一个有巨大影响的学派。 名词解释“ 天志明鬼 宣扬天志鬼神是墨子思想的一大特点。墨子认为天之有志——兼爱天下之百姓。因“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天之爱民之厚"，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墨子不仅坚信鬼神其有，而且尤其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会赏善罚暴。墨子宗教哲学中的天赋人权与制约君主的思想，是墨子哲学中的一大亮点。T-T 尚同尚贤 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实行义政。尚贤则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即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以为是政事之本。他特别反对君主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则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 节用节葬 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三代圣王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
老子美学思想
哲学对艺术的影响在于为艺术创作提供特有的认识角度和审美视野。老子哲学中的"大音希声"、"正反相成"、"虚实相生"、"反朴归真"等思想为中国的艺术创作开拓了特有的时空观念、思维方式、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经过历代艺术家们的阐发,铸成了中国古代艺术独特的风格。 一儒道两家审美意识的差异 儒家和道家,从哲学的角度说,它们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主要流派,而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则是中古典美学的主要思潮和派别。儒道两家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意识既有差异又相互补充,对中国几千年美学思想的产生、发展有着巨大影响,形成了中国美学思想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分析老子与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意识的关系之前,先从宏观上考察儒、道审美意识和方法的差异。 “审美意识是以客观存在的审美对象为反映的客观内容,以审美主体敏感、健全的感官神经系统为生理基础,以审美的感觉、知觉、表象、判断、思维、想象、情感等相互作用的活动为心理基础;人们在审美实践活动中所建立起来的特有的把握现实的感性方式,成为审美意识的认识基础。”按照对审美意识的这种界说,它不同于其他的意识,它的感性因素更突出,更强烈。这是审美意识的一个特点。审美意识的另一个特点是远离功利目的,它是以审美愉悦作为目的的。由于审美意识从总体上看是人类审美实践活动的产物,蕴含着整个文化历史积淀的成果,因而总与一定的社会功利及理性认识、思想观念有着各种不同的联系,不可能彻底摆脱功利性。这两个特点,在儒、道的审美意识中,均有明显的体现。 以儒家的审美意识来说,其功利主义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孔子的美学思想同其文学、政治、伦理思想一样,均是以仁学为基础的,是从个性与社会的关系中思考美学所在。孔子的审美意识是与他的政治、伦理学相联系的。在孔子思想的影响下,后来儒家的审美意识都很重视艺术所具有的陶冶人的情操、稳定宗法制社会秩序的作用。如荀子的《乐论》就强调,乐应受伦理、政治的制约,他说:“乐者乐也……以道约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 老子在审美意识上,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迥异。老子采取的是反功利主义的态度。老子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十二章)老子对于“令人目盲”、“耳聋”、“发狂”等等这些愉悦耳目之类的一般的浅层次的美进行了否定。老子还对恶劣的感性放纵和文明带来的诸如“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五十七章)等等后果,提出了道论来加以匡正。老子的道论提倡的是向天的回归,这是一种感性的心理体验,体验到的是天地境界之美。这是一种独特的深层次的美,而不是前述老子所否定的一般的美。老子的道论,还试图从根本上解决审美心境的问题。如“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十九章)及弃知绝圣,“涤除玄览”(十章)“复归于婴儿”(二十八章)等等思想对道家审美心境的确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庄子就受到老子思想的极大影响,从而使庄子从人的存在的本真的角度,确立了超越伦理、超越逻辑的审美心境。 就儒道两家审美方式的差异来看,儒家在审美方式上主张美与善的统一,情与真的统一。道家则不同,它在审美方式上要人们超越现实的存在去领悟天地之大美,这就是老子和道家所说的“体道”。“体道”实际上就是一种审美方式。学术界普遍认为,儒道两家在哲学上的差异是:儒家重人道,道家重天道;儒家尚实际,道家主幻想,等等。这些区别,无疑是儒道两家审美意识和审美方式不同的根源所在。 二老子美学思想的基础——道论 老子的道论是老子哲学的核心,也是老子美学思想的基础。在《老子》书中,“道”的义是多样的,它既指宇宙乃物本原的意义,又具有事物发展规律的意义(包括某一事物的具体规律)。但是,道的最重要的含义,是老子对“道”所赋予的本体论意义。 “道”的本体论意义的重要表述,见于《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按照老子
佛教音乐美学思想初探
佛教音乐美学思想初探 作者: 苗建华 中国中央音乐学院苗建华 佛教东传，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佛教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渗透也颇为深巨，既表现在各种佛事中运用的呗攒、佛曲丰富了传统音乐的内容，又体现在吸收传统音乐基础上产生了诸如变文等多种新音乐形式。晋代之后，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佛教经文的翻译与编纂之风非常盛行，出现了众多的汉译佛经和佛学著作，也产生了成实、三论、地论、毗昙、楞伽等多家佛教学派。佛教历来重视用音乐“宣唱法理，开导众心”，提倡音乐在服务佛教教义中的作用，所以佛经与佛学文献大多涉及音乐，阐述了佛教对音乐的诸种看法。 对现存佛经与佛学著作中的音乐文献史料进行分析研究，[1]可发现佛教音乐美学思想具备如下特征。 一、视因缘生法，音声虚空，肯定无声之乐 《中论》所云：“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此文有两义：认为一切世间万物皆待缘而生而起，没有独立的实体存在，即“诸法从缘生，是法缘及尽，我师大圣王，是义如是说”(《大智度论》卷18)；倡导法空，视有为无，视生为灭，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杂阿含经》卷12)。既然如此，要追求无声无形、不生不灭，要看破名色关，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佛教的这些思想在音乐美学领域的体现，表现在认为音乐和万物一样，也因缘所生；音乐的真实即虚无，所以音乐无所谓真实与否。大量的佛经对此有所记载，如《宗镜录》卷3云： 见性无由得发，五根亦然，皆仗缘起。斯则缘会而生，缘散而灭。无自 主宰，毕竟性空。如《楞伽经》偈云：“心为工技儿，意如和技者。五识为伴 侣，妄想观技众。”如歌舞立技之人，随他拍转。拍缓则步缓，拍急则步急。 五根亦如是。但随意转……取诸乐器，于戏场地作种种戏。心之技儿亦复 如是，种种业化，以为衣服。戏场地者，谓五道地，种种装饰，种种因缘，种 种乐器。谓自境界技儿戏者，生死戏也。心为技儿种种戏者，无始无终，长 生死也。 《杂阿含经》卷43云： 如此之琴，有众多种具，谓有柄、有槽、有丽、有弦、有皮。巧方便人弹 之，得众具因缘乃成音声，非不得众具而有音声。前所闻声，久已过去，转 亦尽灭，不可持来……若色受想思欲，知此诸法无常有为，心因缘生而便说 言。 《父子合集经》卷10有诗对此形象地描述： 又如箜篌出妙声，彼声本无有自性。 智者观蕴理如然，知蕴自性不可得。 又如吹贝发大声，推其响自何所得。 彼声自性本来空，佛了诸法亦如是。 又如击鼓所出声，能令闻者生忻悦。 彼之音响本来空，如来证法亦如是。 “佛种从缘起”，《道行般若经》卷10举箜篌、吹箫两则实例，说明音乐乃因缘而生：箜篌不以一事成，有木、有柱、有弦不能生音，需要有人摇手鼓之；吹箫亦然，箫者以竹为
浅析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d5244010.html, 浅析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 作者：杜小敏刘亚男 来源：《黄河之声》2018年第10期 摘要：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思想最为活跃，学术空前繁荣的时期。各家著书立说， 广收门徒，大开私人讲学之风，四处游说，相互辩难，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和其他思想领域一样，这一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也极为活跃。本文从审美理想、审美准则、正乐的主张与实践、音乐的社会功能四方面出发，阐述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对音乐美学思想的学习做更深层次的了解。 关键词：孔子；审美理想；审美准则；正乐的主张 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对前一时期（从虢文公到伶州鸠）音乐美学思想地继承、总结和发展，而他继承的不是前一时期音乐与自然地关系，是音乐与社会的关系及音乐的审美准则，本文将一一展开。 一、审美理想——“文质彬彬”、“尽善尽美”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文”即文采，主要指一个人的礼乐修养。“质”即质朴，主要指一个人的仁义之道。孔子指出：仁义之道超过礼乐的修养，就会显得粗陋；而礼乐地修养超过仁义之道，就会显得虚浮。只要当礼乐地修养和仁义之道配合得当，才能算得上是君子。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 尽善尽美主要是指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歌颂舜帝德治的《邵》乐形式和内容统一，歌颂武王伐纣的《武》乐，虽然形式美好，但是内容不完善。究其原因，《邵》乐符合孔子提倡的“仁政”思想和“以礼治国”的原则，善合于礼的规定；而《武》乐表现周武王征服殷商、统一中国的武功，孔子虽有所不满，但却以为无伤大雅，故以“未尽善”评之。 这是孔子对艺术美的认识，对理想艺术、理想音乐地追求，是孔子审美理想的集中反映。但是，其实孔子并非文、质并重，而是质重于文；并非美、善并重，而是善重于美；并非形式、内容并重，而是内容重于形式。 二、审美准则——“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中国音乐史,超齐全
古代史 (远古夏商) 1、中国音乐的起源 模仿说感情说劳动说信号说 摹仿自然说异性求爱说语言扬抑说巫术起源说 2、1986年至1987年,河南舞阳县贾湖村先后出土25支骨笛,由鹤骨制成,距今约8600年至9000年、七孔笛 (周秦时期) 3、佾(yi)指古代乐舞的行列。关于乐队的使用: 周时盛行“金石之声”,编钟等悬挂乐器就是身份与权力的象征！《周礼·春官宗伯》:“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县,士特县,辩其声”县通悬,悬挂之意！王享用的乐器就是四面悬挂,然后依等级顺次为三面、两面、一面。 4、周代得宫廷乐舞包括六代乐舞、小舞、颂乐、雅乐、房中乐、四夷之乐等 六代乐舞简称六乐,从黄帝时期沿袭下来带有史诗性的乐舞:(1)黄帝时的《云门大卷》,简称《云门》云就是黄帝时的图腾;(2)唐尧时的《咸池》,天上的星宿名;(3)虞舜时的《韶》,又名《箫韶》;(4)夏禹时的《大夏》又称《夏籥yue》(5)商汤时的《大濩huo》(6)周朝当代的《大武》。这些乐舞主要用于祭祀天地、山川、祖宗。 5、《诗经》就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 6、八音分类法:依乐器制作材料不同把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1）金类乐器:钟、铜铃、铜鼓、镈钟、甬钟、钮钟 （2）石类乐器:磬、排箫 （3）土类乐器:陶铃、陶鼓、陶响、陶角、陶镛yong、陶埙 （4）木类乐器:柷zhu、敔yu、木鼓 （5）丝类乐器:有柱:瑟、筝、筑 无柱:琴 （6）革类乐器:贲鼓、应、县鼓、鼍tuo鼓、鼗tao鼓、鞉tao （7）匏类乐器:“匏”即“瓠hu”,主要构成材料,一种葫芦。笙、竽、巢 （8）竹类乐器:箫、篴即笛、篪chi、籥yue、管 7、曾侯乙墓乐器1978年出土,符合“诸侯轩县”的周代等级制度规定。编钟共65件分三层、八组悬于钟架上。 意义: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反映了我国先秦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其卓绝的铸造工艺、良好的声学性能,显示出先秦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这些乐器的出土,为我们研究先秦的乐器、乐队编制、乐律、音乐审美提供了珍贵实物。 8、十二律: 十二律名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rui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9、音乐思想 一、儒家音乐美学思想 孔子(1)她确立了音乐审美标准就是“尽善尽美” (2)崇雅贬郑 (3)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与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发展特征之比较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与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发展特征之比较 摘要：中国古代的音乐美学思想发展和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发展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如果能将中国和西方的音乐美学思想发展特征进行比较，能够从中得出更多的启迪。当代中国音乐美学的学科建设就应该在批判继承前人、充分吸收他国的优秀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来。 关键词：主体审美标准感性与理性 音乐美学作为一门对音乐进行哲学思考的学问，其发展过程是极其漫长和古老的。从有记载的论著开始深究，我国的音乐美学思想发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而西方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纪的古希腊时期。诸多思想家、哲学家都结合当时的音乐实践，从不同的角度对音乐进行思考和论述。在音乐的价值和功能、音乐的美感、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等方面都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但受到不同文化底蕴和环境的影响，同样是在古老的年代开始发端的美学思想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 一、中西方音乐美学研究的主体曾经有区别 两千年前，早在我国西周时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有记载，音乐应为礼以奉之，便强调出音乐必须受制于礼。百家争鸣时期孔子提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音乐还是被强调于教化、宣传、教育的功用。孔子也曾提出思无邪，讲求音乐的思想感情要合乎礼制，纯正无邪。荀子则在孔子的基础上更加明确地提出礼乐的范畴。两汉时期的《乐记》提出乐者，德之华也，突出强调了音乐与伦理道德的联系，音乐应该表现道德。这在我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是有迹可循的。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于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是多注重音乐的外部关系，强调音乐与政治的联系，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主流是礼乐思想。 西方音乐美学思想都深刻地体现了注重音乐本体研究的特征，并且十分注重将美学思想运用到音乐的创作上来，音乐美学走上了一条更加面向音乐实践的发展道路。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从数的与感情的进化角度，探讨了音乐美的本质，提出了五度相生律。导致了在中世纪时期，认为音程以4度、5度、8度为协和，在奥尔加农里仍以4、5、8度为主，其实是从毕达哥拉斯的音乐美学思想中脱胎而出。18世纪是一个发生了巨大转变的世纪，在18世纪的法国乐坛曾经爆发过三起重大的争论：旋律派和和声派之争、喜歌剧之争、格鲁克歌剧改革之争这三次争论实际上是音乐美学不断完善与提出的表现。争论的重点不是在音乐的外部联系，而是音乐形式与内容之间哪个更为重要。这本身就体现出，西方音乐美学所研究的重点是本体，思想一经产生就会对音乐实践和音乐形式的本体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看到，喜歌剧之争之后第一部喜歌剧《乡村卜者》的出现代表活泼清新风格的喜歌剧开始确立自己的形式以及在欣赏者心目中的地位。格鲁克歌剧改革后，出现了一大批的优秀成果，比如《伊菲姬尼在奥里德》等。这些作品表现出内容的严肃性与崇高性，更重要的是增加了音乐与表现内容之间的联系。可见西方的音乐美学研究是立足音乐本体，并且是理论联系实际的。 音乐美学家在阐述理论的过程中，也善于结合音乐作品具体分析，善于观察并致力于解决音乐审美现象中的各种实际问题。特别是到了20世纪后期，西方音乐美学研究更加推崇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将研究问题的起点放到具体的审美经验和艺术现象上去，回避拒绝任何先人为主的观点。 中国对于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是多注重音乐的外部关系，强调音乐与政治的联系和音乐的社会功能。西方音乐美学主要研究音乐本身发展的问题，以音乐的内容和形式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并且研究方法上也颇为不同，音乐以分析作品研究音响为主，这种态度对于音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