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为主义政治研究方法的几点认知

关于行为主义政治研究方法的几点认识

摘要:行为主义是二战后崛起于美国的主流政治学派,在政治学领域,行为主义既可指称行为主义政治学派, 也可以指称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行为主义从萌芽、酝酿、发展直至鼎盛, 其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 几乎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行为主义者主张将人的政治行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主张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原则, 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成果, 对政治现象进行经验性、实证性研究，提倡“价值中立”的信条，讲究实证研究，对传统政治学研究进行批判，推动了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同时，由于其自身的缺陷，最终走向衰落并被扬弃，发展成为后行为主义。本文简要介绍行为主义及行为主义政治研究的特点，并对行为主义政治研究做简要评价。

关键词: 行为主义；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研究；评价

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一词是从心里学中的“行为主义”演变而来的，首先有行为主义心理学，然后才产生行为主义政治学。但两者是有严格区别的，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中，行为主义一是指在20世纪40至50年代在美国崛起并占据主流地位的一个研究学派，称之为行为主义政治学派，或行为主义学派。其中，拉斯韦尔、伊斯顿、阿尔蒙德、亨廷顿、派伊、达尔、尤劳等政治学者是其著名代表。二是指指行为主义者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即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或称行为主义方法。他们主张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原则, 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成果, 对政治现象进行经验性、实证性研究，提倡“价值中立”的信条。后随着行为主义的衰落而被扬弃，最终演变成后行为主义。

一、行为主义概述

（一）何为行为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为主义在美国得到了迅速发展，并逐步成为20世纪70年代前西方政治学的主流。在政治学领域，行为主义是一个经常常见的词，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固定的定义，也没有大家一直同意的内涵。有学者作过一些类似“行为途径”“行为方法”、“政治行为”、“行为科学”、之类的表达。如行为主义者尤劳（Heinz Eulau）就认为，“行为主义”既不是一种研究范围，也不是

研究方法，也不是一种研究途径。所以他主张为了避免给行为主义下定义带来必要的困难，最好将定义问题置之不理。在研究的时候，只要下一个适合此一研究目的的“行为主义”之定义即可。[1]达尔（Robert A. Dahl）认为，政治学领域中的“行为主义”与“行为方法”有很大的相同点。他指出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2]

伊斯顿（David Easton）说过：“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发展政治学。”伊斯顿对行为主义下了一个特定含义：一方面，他批评以往的政治学单纯注重制度和权力，偏重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形势资料，忽略了政治是人类互动行为的结果，忽略了人的动机、人格和心理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等行为资料。他概括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的 8个要则：规律性、验证、技术、数量化、价值、系统化、纯科学、整体化；另一方面，他又在后行为主义政治学酝酿形成过程中，批评了半个世纪以来行为分析理论衰落的现象，提出应加强理论建设。他主张政治研究要重建新的价值结构。[3]

沃尔多（Dwight Waldo）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

总之，从行为主义者倡导的言论来看，它没有统一的理论模式，也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它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模式。但我们并不能理所当然的就认为行为主义完全没有确定的含义。在政治学领域中，行为主义可称谓政治学行为研究法,是利用行为科学(主要包括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和生物学等)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的一种方式。[4]

（二）行为主义的兴起

行为主义政治学从萌芽、酝酿、发展直至鼎盛, 其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萌芽和酝酿时期、行为主义时期、后行为主义时期。

20世纪初至40 年代, 是行为主义政治学萌芽和酝酿时期，也称行为主义时期。这一时期，西方许多政治学家对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提出了批判，通过学习其他学科研究的概念和特点，提出了研究政治学的新方法。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传统的政治学逐渐走向衰落，从而产生了行为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为主义迅速在美国兴起，并很快传向世界。

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逐渐成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这一时期是行为主义的鼎盛时期。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其最突出的表现是：行为主义采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提倡的经验性和实证性研究已在政治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在政治学研究中得出了许多新观念，形成了许多新的理论；涌现了许多优秀政治学家，形成了许多关于政治学研究的经典著作。

20世纪70年代之后，是行为主义走向后行为主义时期。在整个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是政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新的研究方法促进了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带来了政治学研究的繁荣。同时，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也慢慢暴露出来，并被许多人批判最终演变成后行为主义。1969年，戴维·伊斯顿在当选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后发表题为《政治科学中的新革命》的就职演说，伊斯顿尖锐的指出，行为主义革命尚未完成即被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取代了，新的革命——后行为主义革命正在发生。[5]这篇演说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

相关研究表明，从大的思想来看，行为主义的产生首先受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以及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其次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已经不在适合社会的发展，新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越来越被广大政治学家所提出。另外，20世纪初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一种新现象，那就是各个学科开始出现了大综合、大交叉，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和政治学的交叉。[6]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产生了不同以往的政治学研究，即行为主义。总之，20世纪上半叶，世界局势、科技和政治经济学的变化，推动了政治学研究向新的方面发展。各种不同的因素结合到一起，最后产生了行为主义政治学。

二、行为主义政治研究的特点

行为主义政治研究对传统的政治研究进行了批判，它指出，传统的政治研究把国家政治制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题范围过于狭窄；对政治制度的静态研究忽视了政治制度的动态变化；传统的政治制度的研究有比较严重的价值偏向，等等。而相对于传统政治研究，行为主义政治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1.行为主义政治研究强调价值中立、客观性和科学性,主张政治学只研究事实问题, 而不应当研究价值问题。行为主义政治研究倡导政治学的价值中立，或者至少在事实和价值之间进行分离。行为主义通过寻求科学的研究方法，使政治科学研究从充满价值的意识形态中独立出来。首先，行为主义政治研究对传统政治研究对象的价值倾向进行了批判。行为主义者认为，传统的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太过于强调对各种终结价值、原则的论证，从而使政治学研究缺乏实用的操作性和科学性。其次，行为主义政治研究对传统政治研究手段的价值倾向进行了批判。此外，行为主义政治研究还对传统政治研究结果的价值倾向进行了批判。行为主义政治研究把“价值祛除”或“价值中立作为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强调政治学研究应当抛开一切，不带任何价值判断，不带任何思想观念，要用“不偏不倚”的方法来研究政治行为。在大多数行为主义者眼中，他们都坚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如杜鲁门、卡特林和尤劳等，他们都把价值判断看做是阻碍政治研究科学化的。所以，行为主义政治研究强调政治学研究应该“价值中立”，这是政治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前提。提出政治学研究可以达到“价值中立”。主张研究的对象要“价值中立”；研究目的要“价值中立”；研究者也要“价值中立”。

2.行为主义政治研究强调量化分析及政治学的技术手段。传统政治研究重在历史叙述、思辨与推论，注重定性分析。行为主义政治研究与之相反，重视客观事实、技术手段和技术方法，注重定量分析。行为主义政治研究指出不要过于去描述和解释，要通过数量分析理解，找出去因果。定量研究方法立足于对研究对象的观察测量和精确描述, 通过收集整理得到的描述研究对象的量化数据来分析建构各种概念、结构部分的因果关系, 以求归纳总结出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规律。行为主义政治研究中的定量研究方法侧重于对政治现象的观察描述, 从而通过数量关系能够发现建构政治行为之间、政治现象之间的联系, 以便探索政治运作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 并为提出的政治理论学说提供检验。[7]行为主义政治研究中的定量研究, 是通过一定的计量手段将一定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的特征以一定方式明确地标示出来, 并借助于对不同社会现象之间的数量关系的比较研究和分析确定事物的现状、力量对比、主次矛盾和发展趋向。因此, 定量研究力图将主观价值判断预先排除在研究之外, 使研究者在”价值中立”的前提下收集数据材料进行分析研究。

3.行为主义政治研究强调实证的研究方法。行为主义政治研究的实证方法是针对传统政治学方法论的思辨倾向提出来的。实证方法是行为主义政治研究的第二面旗帜，其要义在于反对意识倾向，主张“价值中立”；反对思辨倾向，主张实证研究。行为主义政治研究中的实证研究包括四方面的主张：一是强调政治学是一门预测与解释的科学，因此必须不断地探究政治行为的规律以及与之相关的变量；二是强调政治学的基础是实际可观察的现象，因此政治学研究要建立在可观察的经验事实基础上；三是强调政治学研究的资料应当量化，而且只有量化才能发现规律及各种内在的关系；四是强调为了有效地解释和描述政治现象，政治学研究应当效法其它社会科学的技巧、技术、概念。行为主义政治研究中的实证研究方法的模型也可分为五个层次：首先，确定研究主题，并观察政治现象。其次，构建相关的概念体系和理论假设。第三，设计指标，并根据表现出来的相互关系确定关系模型。第四，收集资料。第五，整理数据资料并得出结论。

4.注重对政治过程、政治行为及政治环境的研。行为主义政治研究认为政治是一个过程,在政治制度与体系之外的政治过程往往更能显示政治的实质。“政治过程”这一极具革命性的观念导致了政治学研究课题的变化。传统政治学热衷于研究政治制度、宪法、主权、司法机构、国家等，把国家作为研究的永恒主题。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把政治学研究看做为一个过程，注重研究政治参与、民意、政党活动、投票行为政策制定、冲突、革命等等。主张将人的行为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研究范围也扩大到对政党制度、集团政治、选举行为等方面的制度研究。

三、对行为主义政治研究的简要评价

行为主义作为20世纪西方政治学领域流行的思潮，它提出的一些新方法、新观念，对政治学研究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它的一些方法在今天政治研究中任然值得我们借鉴。它最终暴露出一些局限性，并被扬弃，走向后行为主义。它的出现和发展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下面对行为主义政治研究作简要评价：

1.关于“价值中立”。行为主义者认为只有坚持“价值中立”才能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其实这是不合理的，因为不对它进行价值判断，就不能够研究政治现象。首先，政治学研究主体就无法做到“价值中立”。作为政治研究的主体的人，是不可能摆脱政治价值束缚的。人是道德的动物, 科学进步并未消

灭道德和价值, 任何人都不能永远保持价值中立。其次，政治研究客体必须包括价值判断。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来看，政治学也与利益、价值的范畴密切相关，因为政治的目的总是要追求一定全局利益的。最后，政治研究结果必须涉及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相关研究表明，行为主义政治研究也并没有真正做到“价值中立”。如：行为主义者达尔在《政治科学的行为主义》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行为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指出行为主义难以运用历史知识，难以用想象力去做预测。同时很多行为主义者也对“价值中立”进行反思。阿尔蒙德也曾对行为主义的“价值中立”进行反思。认为：“政治分析家们往往都回避对政治体系的评价问题，这常常是自欺欺人的。要解决隐含自爱选择问题和观察角度中的价值倾向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正视所有类型的政治价值”。伊斯顿也认为：“政治学永不能成为‘价值中立’，‘价值中立’的观念，实际上是一种迷思。”“我们在从事研究时不能像脱掉自己的外套那样轻易抛弃我们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处世之道的组成部分，只要我们具有人性，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些心态和爱好将与我们同在。一种摆脱价值观念的社会科学的理想，已经显出它自己是个妄想。即使一个研究工作者宣称自己不偏不倚，他无疑地只是把他的道德观念深深地掩盖起来，连他自己可能也不加以注意”。

2.关于定量研究。不是任何人的任何政治行为都是可计量或可经验观察的, 也从来没有统一的、可靠有效的测量工具能够度量人类的政治行为。主要表现为：一是人类的政治生活是不确定的，其中的变量以及它们之间的或然关系太多；二是人类的政治生活是不可计量的；三是人类的政治生活是不可重复、不可预测的。同时，过度的定量分析已经损害了政治学的目的,使之局限于政治现象中琐碎和细小的东西。一味强调研究对象是否易于度量，而不是着重于它在理论上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3.关于实证的研究方法。在政治学领域，实证研究方法不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的唯一选择。一是实证研究方法本身的局限性所致，实证研究方法总不能一直使科学研究的正确结论。二是政治学领域中研究的对象与自然界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实证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中的伟大成就，不一定能够在政治学研究方面派上用场。政治学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门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及过程

不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没有规律性，缺乏稳定性，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人类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是独一无二且不能重复的，不能做实验，科学方法不能处理无穷的偶然性，因而寻找行为的规律性是徒劳无功的。人类行为所具有的某些基本特征决定了政治学“要永远被科学逐之门外”。尤其是政治现象，本身就包含着参与政治生活的人们的各种观念和自我理解，因此，在社会科学中，尤其是在政治学中，更有必要依赖于政治行动者“本身具有的观念才能解释他们的行动，研究者必须根据行动者的动机、所处的社会的习俗和基本概念来解释其行动的意义”。

行为主义政治研究方法在20世纪中期迅速发展，并走向了繁荣。主要在于它对传统政治研究方法的革新。在繁荣近20年后，又被扬弃，走向衰落，其根本原因在于行为主义政治研究方法论的局限性。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政治学研究领域，方法论的革新很重要。我们要吸收借鉴行为主义政治研究方法论的重新，来加强对政治学研究。

注释

[1]马起华：《政治学性质与方法》，（台湾）汉苑出版社1988年版.

[2]严强，张凤阳，温晋峰.宏观政治学[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戴维·伊斯顿.马清槐译.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4]胡杰，美国行为主义简介[M].国外社会学，1983.

[5]钟欣，后行为主义评析[M].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

[6]叶丽娟，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7]李晓鹏，政治学研究中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探析[M].高等函授学报，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