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2009年12月英国一家法院受理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委托的一名律师的起诉，该起诉指控以色列前外交部长齐皮 利夫尼犯有战争罪，因为她在2008年底支持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铸铅”军事行动，并导致巴勒斯坦平民丧生。英国法院签发了逮捕令，决定将逮捕利夫尼。

(联合国2009年３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这场军事行动致使包括431名儿童和114名妇女在内144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部分为平民。联合国加沙冲突真相调查团2009年９月公布报告说，以军实施的行为构成战争罪且在某些方面可能构成反人类罪)

该案在英以色列和英国之间引起了轩然大波，逮捕令引发以色列方面强烈不满，2009年12月15日以色列政府召见英国驻以色列大使汤姆·菲利普斯，提出抗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形容签发逮捕令是“荒谬的举动”。他还指派国家安全顾问阿拉德召见英国驻以色列大使菲利普斯，敦促英国政府“采取措施……挫败损害以色列自卫能力的企图”。利夫尼也因此而取消了当月将对英国进行的访问。

2005年9月，以军驻加沙部队前最高指挥官、退役少将阿尔莫格抵达伦敦机场后立即乘机返回，因为他听说警察已在航站楼等着逮捕他。

(阿尔莫格2002年参与一次暗杀哈马斯前军事领导人的袭击行动，袭击造成包括9名儿童在内的14人死亡。亚阿隆也因相同事件遭起诉。)

以色列副总理亚阿隆2009年10月原本应邀赴英参加一个犹太人慈善机构的善款筹集活动，但他得知自己可能因涉嫌战争罪而遭逮捕后取消了行程。

2009年9月，一些律师援引普遍管辖权向英国一家法院起诉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法院以巴拉克在职拥有外交豁免权为由予以驳回。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结束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缔结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在国际社会确立了对战争罪、灭绝种族罪、反人类罪等国际罪行的管辖权，而早在第二世界大战后进行的纽伦堡审判中，就确立了“纽伦堡七原则其中“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则明确犯有国际罪行的人不能因为其官方身份而免除其责任或减轻刑罚。但是，国际法同时还有其他众多的原则，国家官员在外国享有刑事管辖豁免就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原则，当一国对被指控为犯有国际罪行的外国官员国际罪行行使管辖权时，就容易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原则发生冲突。事实上，近年来国际上发生了多起一国不顾外国国家官员所享有的刑事管辖豁免，对外国国家官员行使刑事管辖权的案件，这往往导致相关相关国家间关系的紧张。

纽伦堡七原则是《纽伦堡军事法庭宪章》和纽伦堡审判中确认的国际法原则，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第95（2）号决议通过，包括：

原则一，从事构成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的人承担个人责任，并因而应受惩罚。

原则二，国内法不处罚违犯国际法的罪行的事实，不能作为实施该行为的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

原则三，以国家元首或负有责任的政府官员身份行事，实施了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的人，其官方地位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

原则四，依据政府或其上级命令行事的人，假如他能够进行道德选择的话，不能免除其国际法上的责任。

原则五，被控有违反国际法罪行的人有权在事实和法律上得到公平的审判。

原则六，违反国际法应受处罚的罪行是：（一）反和平罪；（二）战争犯罪；（三）反人道罪。原则七，共谋犯下原则六所述的反和平罪、战争罪或反人道罪是国际法上的罪行。

普遍管辖的确立与国家官员排除豁免

所谓普遍管辖原则（Principle of Universal Jurisdiction），是指世界上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对国际犯罪实行刑事管辖，而不论这种犯罪是否在本国领土内发生，不论是否由本国国民实施，

也不论是否侵害本国国家或国民的利益，只要罪犯在其领土之内被发现。普遍管辖原则的发展经历了由学说至习惯国际法规则再至成文国际法规则的过程。

雨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os）最早在其《战争与和平法》中提出“或引渡或惩罚”（aut dedere aut punier）的原则，主张对于危害整个国际社会利益的犯罪行为，每个国家都应当把犯罪人引渡给有权并要求对其进行惩罚的国家，如果不予引渡，则应按照国内公法对其进行惩罚。早期普遍管辖原则主要适用于海盗行为，“一个海盗和它的船舶，由于海盗行为这一事实，就丧失了船旗国的保护和他们的国家属性”。1878年《建立国际私法统一规则的利马条约》就规定了对海盗罪可以实行普遍管辖。1958年订于日内瓦的《公海公约》确认了这一习惯国际法规则。

随着国际法的发展，普遍管辖原则作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在国际条约中得到了确认，对很多危害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犯罪确立了普遍管辖原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规定普遍管辖原则的国际条约主要有：《禁止贩卖白奴公约》（1904年）、《禁止贩卖妇女和儿童公约》（1921年）、《禁止发行和贩卖淫秽出版物公约》（1923年）、《防止伪造货币公约》（1929年）、《禁止非法生产和买卖麻醉药品公约》（1936年）、《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1937年）。1928年第六届美洲国家会议通过的“布斯塔曼特法典”“国际刑法”卷第308条规定：“对于在公海及其上空以及在未组织成为国家的领土内所犯的海盗罪、贩卖黑奴罪、贩卖白奴罪、破坏或损坏海底电缆以及其他一切类似性质违反国际公法的罪行，均应由逮捕者依其刑法予以惩处。”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编纂1954年《惩治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治罪法草案》时坚持了“与官职地位无关”原则,不仅适用于一般的官员也包括国家元首；在1996年的《治罪法草案》中国际法委员会同样坚持了这个原则。另外,根据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4条、1973年《种族隔离法案》第3条和1984年《反酷刑公约》第2条与第12条的规定,国家元首和其他官员如果犯有这些国际条约的规定,也都不能享有不被刑事起诉的豁免权。因此,对于他们的这些行为,不论国内还是国际司法机构都可以予以起诉。国际法以上这些关于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规定和规则表明,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是从法律意义上讲(de jure)、还是从事实上(de facto)讲,即使是因为代表国家利益犯有国际罪行,那也不能享有司法豁免权,也要被追究其个人在国际刑法上的刑事责任。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进一步确认了普遍管辖原则。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审判德国主要战犯的过程中曾宣布：各国均可设立法庭，对犯有战争罪行的人进行审判和惩罚，只要该类罪犯处在受其实际控制的状态。

二战后，随着国际罪行和跨国犯罪的增长，国际社会为保护人类共同利益，制定了法律实行普遍管辖原则以惩处国际罪行的的条约，主要有：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58年《公海公约》，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及其1972年议定书，1970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1971年《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器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1973年《禁止并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73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公约》，1979年《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4年《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损人格的待遇或处遇公约》，1987年《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等。普遍管辖原则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并普遍接受的国际刑法原则。

国际刑事法庭排除国家官员刑事豁免的国际刑事法庭案例

1.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让·坎班达案

1997年10月16日，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指控前卢旺达共和国总理让·坎班达犯有灭绝种族罪与危害人类罪并对其进行审判，坎班达在法庭上认罪，被判处终身监禁。

2.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米洛舍维奇案

1999年5月22日，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对米洛舍维奇提起指控，米洛舍维奇当时仍为南联盟在任总统，因科索沃问题被控犯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2001年4月1日，竞选失败的米洛舍维奇在国内被捕并在同年6月，被移交给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2006年3月11日，米洛舍维奇猝死于位于海牙的羁留中心，14日，法庭宣布终止诉讼程序。但是米洛舍维奇作为国家元首被排除刑事管辖豁免的

3.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查尔斯·泰勒案

2003年3月7日，查尔斯·泰勒被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秘密起诉，被控在塞拉利昂内战期间支持叛乱分子，犯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其时他仍为利比里亚在任总统，同年6月4日，起诉书正式公开。2003年8月，泰勒被迫下台并流亡尼日利亚。2006年3月29日，泰勒被移交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考虑到安全问题，同年6月30日被送往荷兰海牙开庭审理，2007年6月4日，泰勒被以战争罪、反人类等11项罪名起诉。

4.国际刑事法院向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出逮捕令

2009年3月4日，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分庭向苏丹现任总统巴希尔发出逮捕令，指控其犯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苏丹政府随即表示拒绝国际刑事法院签发的逮捕令。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巴希尔仍未被逮捕。

从国际法院的相关案例看其对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态度

从国际法院的相关案例看其对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态度

1.刚果诉比利时逮捕令案

2000年4月11日, 比利时的一名法官向比利时和外国司法机关以及国际刑警组织发出国际逮捕令，请求各国及国际组织协助逮捕时任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的阿普杜拉耶·耶罗迪亚·努道姆巴西，指控其犯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该逮捕令的签发基于比利时的一项国内法。2000年10月17日，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国际法院裁定撤销比利时政府签发的通缉令及其他有关诉讼请求，最终法院支持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诉讼请求。

在本案中，对国家官员的豁免权，国际法院认为：“国际法明确规定一国的某些高级官员，如国家元首……在其他国家享有民事豁免权和刑事豁免权”。法院认为，国家元首特别享有“完全的刑事管辖豁免权和不可侵犯权”，这保护他或她“免遭妨碍他或她履行公务的另一国的任何权力行为”。可见法院肯定了国家元首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权。

2.吉布提诉法国“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

2008年6月4日，国际法院对吉布提诉法国的“刑事事项互助某些问题”案作出实体判决。国际法院认为，由于法国没有通知吉布提拒绝执行2004年11月4日调查信的理由，因此法国违反了根据1986年《关于刑事事项互相协助公约》承担的国际义务。法院驳回了吉布提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在该案中，吉布提认为，法国向吉布提国家元首和吉布提高级官员发出作证传票，违反了“根据习惯国际法和一般国际法原则应防止享有国际保护的人在人身、自由和尊严方面免受攻击的义务。

国际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对法国2005年5月17日向吉布提国家元首发出的作证传票与《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09条规定的限制措施不相干；事实上，作证传票只是一份作证邀请，吉布提总统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因此，法院认为法国没有侵犯吉布提国家元首享有的刑事管辖豁免权。但是，法院注意到，调查法官克莱门特法官向吉布提总统发出的传票符合《法国刑事诉讼法》第656条规定的正式程序，该条涉及“外国代表的书面声明”。法院认为，调查法官仅仅通过发送传真请国家元首作证，并未经磋商为该外国国家元首到其办公室设定极短的时限，调查法官的所作所为没有尽到对外国国家元首应有的礼节。考虑到按照法国法律发出的传票的所有正式缺陷，法院认为，这些缺陷本身并不能构成以下指控，即法国违反

了其不侵犯外国国家元首的刑事管辖豁免权和不可侵犯性的国际义务。然而，法院认为，法国应就此向吉布提道歉。

所以，法院认为法国对吉布提总统发出传票是违背了国际礼让，但是并未违背其对尊重吉布提国家元首的刑事管辖豁免案的义务。

为维护国际法律秩序，保持国家间关系的稳定，在编纂与发展国际法方面负有重大使命的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于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上将“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这一专题列入它的长期工作方案；，在第五十九届会议（2007年）上，委员会决定将这一专题列入工作方案，并任命罗曼·阿纳托利耶维奇·科洛德金先生为特别报告员；2007年7月20日决定，将国家官员的豁免问题（Immunity of State Officials）列入其编纂习惯法规则的计划之中。

2008年，特别报告员科洛德金先生向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提交了初次报告。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对这一专题所涉及的一些重要概念和问题进行了全面和详实的阐述

在国际交往的实践中，一国通常会给予某些外国国家官员以刑事管辖豁免，使其免于接受外国的刑事管辖。例如：履行外交和领事职能的国家官员（外交代表和领事官员）在东道国的刑事管辖豁免，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在过境国的刑事管辖豁免；国家派往国际组织的代表在东道国的刑事管辖豁免；特别使团成员在东道国的刑事管辖豁免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也享有同样的豁免。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及《特别使团公约》对于外交代表、领事官员及特别使团成员的特权与豁免作了规定，但是这些条约并未对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一般问题作出规定，也没有对许多具体情形以及享有豁免的一类官员的确切定义等等作出规定。没有一项普遍性的国际条约对所有这些问题以及与现任和前任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有关的问题作出全面的规定。

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原则来源于国际习惯法原则,而且其源自国家主权，与国家及其财产的豁免有密切的关系。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逻辑上讲，不同的国家均拥有各自的主权，而“主权者彼此平等”，故“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Par in parem non habet jurisdictionem)。即：一个国家的主权不能凌驾于另一个国家主权之上,因此就排除了一个国家从属于另一个国家的可能性,也排除了国家间相互管辖或支配的可能性。故国家行为及其财产在外国享有豁免权权。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五条：“一国本身及其财产遵照公约的规定在另一国法院享有管辖豁免，也即享有司法管辖豁免和财产执行豁免的权利。”

第六条：“一国应避免对在其法院对另一国提起的诉讼行使管辖，以实行第5条所规定的国家豁免，并应为此保证其法院主动地确定该另一国根据第五条享有的豁免得到尊重。”

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相似，国家是一个抽象的集合体，出于国家交往的必要，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即有关国家官员不应接受外国法院的刑事管辖。

在传统国际法上，国家官员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式习惯国际法规则，由于习惯国际法缺乏成文的规定，因此，对其进行编纂，对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予以明确是非常必要的。

(一)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及其产生依据

一国的刑事管辖权通常具有很强的属地特征，但是除了属地管辖原则外，一国可以根据国籍原则（又称主动属人原则）、被动属人原则、保护原则及普遍管辖原则将本国的管辖权延伸至域外发生的罪行。

国家行使刑事管辖权的上述五项原则在各国的实践中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认可。一国可能会发现它的管辖权以这些原则中的任何一项，或者这五项原则的任何一种组合为依

据。

例如，在Eichmann案中，以色列的管辖权以被动属人原则、保护原则以及普遍原则为依据。

(二)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渊源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产生于国家间关系中。在编纂中，特别报告员主要法律文献和案例法认为有足够的依据可以申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来源不是国际礼让，它主要来自国际法，尤其是习惯国际法。

（三）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依据：代表性与职务需要

国家官员对外国刑事管辖的豁免从“职务需要”和“代表性”学说两个方面得到解释，它在法律和政策上较为根本的理由在于各国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以及确保国际关系稳定性和国家活动独立运作的需要。这两个学说主要用来解释是外交特权与豁免。

“代表性”认为外交使节是派遣国国家与国家元首的代表，体现着主权者的尊严，根据“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的原则，作为国家代表的使节自然应当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但其不能说明为何外交人员的非公务行为也给予豁免的问题。

而职务需要说认为，为了让外交人员更好地履行职务，应当让外交人员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其他条约基本上采用职务需要说，同时也考虑了外交人员的代表性。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序言第4段规定：“确认此等特权与豁免之目的不在于给与个人以利益而在于确保代表国家之使馆能有效执行职务。”

（四）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国家官员之范围

在传统国际法上,这些官员首先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即“三巨头”或“三架马车”),同时也包括外交官和其他在国外执行国家特殊使命的官员。

但是，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对外交和领事人员特权和豁免的规则已经作了规定，因此，国际法委员会秘书处在报告中明确此类规则已在编纂之中，因此，在研究中并不涉及其特权与豁免，而依据国际法也享有豁免的其他个人如国际组织人员不属于国家官员，因此，其特权与豁免也不在本研究之列。当然，有关这两类人员特权与豁免的规则对于国家官员的特权与豁免具有借鉴意义，可供研究时参考。

经过研究，特别报告员认为因其职位而享受个人豁免的高级官员主要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

除了上面提到的三种人外，或可设法确定享受属人管辖豁免的其他高级官员。如果能够确定这类高级官员享有特殊地位的标准，那么就可以把这些官员从所有高级官员中单列出来。(五)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范围及性质

特别报告员认为刑事管辖权并非限制在司法范围（更确切地讲应该是司法审判范围），它应该涵盖早在实际裁判以前所采取的执行行动，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往往在审判前的阶段通过外交渠道予以解决。

考察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问题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对外国官员进行司法审判前，需要进行对其发布逮捕令及进行逮捕等执行行动，这种执行行动是能够对外国官员行使刑事司法审判的前提。而发布逮捕令及进行逮捕等行为一旦发生，就足以被认定为试图行使刑事管辖权，在实践中这将引起国家之间的争端。

Eg:刚果诉比利时的逮捕令案即因为比利时对刚果外交部长阿普杜拉耶·耶罗迪亚·努道姆巴西(Abdulaye Yerodia Ndombas发出逮捕令引起，

而吉布提诉法国“刑事事项互助问题案”是因为法国向吉布提两名高级官员即共和国总检察长Djama Souleiman Ali和国家安全主管Hassan Said Khaireh发出了有律师援助的证

人作证传票及向吉布提总统Ismail Omar Guelleh发出了作证传票

2008年11月中国代表团第63届联大六委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工作报告”议题的发言中，对国家官员在管辖的哪一阶段开始享有豁免，指出：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指出国家官员豁免于整个刑事管辖程序，认为国家的刑事管辖权与民事或行政管辖权不同，早在法院审判之前的调查阶段即已开始，国家官员在外国法院的刑事管辖豁免，应特别注意豁免审判前的刑事调查阶段。

中国赞同：中国代表团完全赞同特别报告员的上述观点，因为在实践中，调查阶段所产生的法律纠纷同样给国家间的正常交往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

特别报告员指出，当国家官员面对刑事诉讼时，将管辖豁免同执行豁免区分开会产生特殊问题，因为在考虑适用管辖豁免之前，有可能对个人采取某种“判决前执行措施”（如逮捕或预防性拘留）。

因此，在国家管辖豁免案件中采用的将执行豁免分为判决前和判决后制约措施是值得探讨的一种方式。这样可以产生三种程序上分开的豁免：判决前制约措施豁免、管辖豁免（个人是否享有判决前制约豁免）以及判决后制约措施豁免（如果管辖豁免被驳回并且判决正式宣布）。

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性质：

审议中的问题事实上不是外国刑事管辖的豁免问题，而是对刑事程序或刑事检控的若干法律措施的豁免。

换言之，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实质上是国家官员免于外国的刑事程序或刑事检控措施的豁免，并非一般所理解的免于接受外国的刑事司法裁判的豁免。这是因为，一旦一国对外国的国家官员采取刑事检控措施或提起刑事指控，必将在两国之间引起争端，使之不能进行有关的刑事检控，作出刑事裁决自然更是无从谈起。

中国在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是否应存在例外问题上的态度

2008年11月，中国代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刘振民大使在第63届联大六委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工作报告”议题的发言，就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是否应该存在例外问题上表明了中国的态度：十年来的国家实践表明，委员会在这一问题上需持慎重态度，因为不适当的例外会从根本上否定豁免原则本身的合法性。

中国代表团认为，在对例外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委员会需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国家的刑事管辖豁免与国际司法机构的刑事管辖是两个不同的法律问题。将是否给予国家官员在外国的刑事管辖豁免与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联系起来是不可接受的，也是没有任何法理根据的。这是对国际司法机构补充性原则的歪曲解释；

第二，一国对某些国际法上的罪行确立管辖权，并不意味着外国国家官员就这些罪行在该国法院当然丧失豁免权；

第三，国家官员在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方面存在例外的情况，可能会被滥用为提起政治滥诉的工具，实际上并无助于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反而影响国家间关系的稳定。

中国代表的发言表明了中国对本问题的关切,应由其是明确了国家的刑事管辖豁免与国际司法机构的刑事管辖的不同,以及一国确立国际罪行的管辖权，并不意味着当然丧失豁免权,澄清了对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是否存在例外方面的一些关键问题。

结论：

从普遍管辖原则的价值目标来看，普遍管辖原则的适用中不应该存在任何例外，任何人有国际罪行的人均应地受到惩治，主要这样才符合“不得免于处罚”普遍管辖制度本身的目的。但是，从普遍管辖原则的国际实践尤其是国际法院关于“比利时逮捕令案”的判决来看，适用普遍管辖原则而不受外交豁免这的限制是不现实的，因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当今国际社会以众多主权国家平等共存为特征的基本结构,也超越了国际法发展的现状,难以得到其他国家

的接受,甚至面临着被一些团体或个人滥用的危险。

实际上，当被指控的国际罪行与一国国家政策有关时，当被指控的嫌疑人是执行国家政策的一国国家元首或高级官员时，由另一国的国内法院对被指控的国际罪行行使普遍管辖权不仅具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而且可能影响正常的国际关系。

诺切特案的发生严重影响了西班牙与智利、英国与智利原有的友好外交关系。因此，即使从理论上来说通过跨国性诉讼追究别国前领导人暴行的法律行动是可行的，但因其涉及复杂的外交和政治问题及多元的考虑，也不宜简单化地把追求法律意义上的正义视为惟一的价值和目标。

刚果诉比利时案后，比利时2003年4月和8月两度修改规定了绝对普遍管辖原则的《关于惩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法律》，4月份的修正案对该原则进行了限制，而8月份的修正案完全取消了绝对的普遍管辖原则。因此，绝对普遍管辖原则的实践充分表明，适用该原则困难重重，会给一个国家带来外交上的巨大压力，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绝对普遍管辖原则的丧钟已经敲响，“假如不是在垂死挣扎，就是已行将就木”。因此，虽然普遍管辖原则的价值目标不容置疑，但是否可以不受豁免这一习惯国际法原则的限制而由某一国家的国家代表行使普遍管辖权则是有疑问的，显然，目前国际法的发展还不能超越当今国际社会以众多主权国家平等共存为特征的基本结构，因此，普遍管辖仍应受到豁免的限制。但是，豁免对普遍管辖的限制并未否定普遍管辖本身。事实上，国际法院在比利时逮捕令案中支持在任外交部长所享有的豁免并不意味着他对自己实施的任何罪行可以逃避惩罚，外交特权和豁免权也并不意味着无论他们犯有严重的国际罪行都应享有刑事豁免权，管辖的豁免可能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对一定的罪行的起诉受阻，但是并不能使该人免除所有的刑事责任。因此，法院认为，在特定的情况下，一国外交部部长根据国际法所享有的豁免权并不是对其进行刑事追诉的障碍。

法院认为在下列几种情况下外交部长的豁免权无效：

一是在所属国家受审；

二是所属国放弃豁免；

三是退出政府公职后不再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权；

四是在具有管辖权的国际刑事法庭受审判。

这同样可以适用于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等国家官员。

新发展：西班牙普遍管辖“急刹车”

西班牙：普遍管辖急先锋

皮诺切特案

2005年西班牙宪法法院、针对危地马拉统治者所犯下的灭种、酷刑、恐怖主义犯罪及绑架罪行，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曼楚在西班牙对其提出了指控。

尽管此案并不涉及西班牙国民，西班牙初审法院依然宣称自己有权受理。

初审法院的受理决定引起了检察官的强烈不满并提出了上诉，检察官认为初审法院应继续遵循法院此前在阿根廷案和智利案中所阐明的法理。

西班牙高等刑事法院指出，相对于属地管辖而言，普遍管辖权应具有补充的性质。只有在犯罪地（即危地马拉）当局不启动司法程序和受害者中有西班牙国民的情形下，西班牙才可以行使自身的普遍管辖权。

2005年9月26日，西班牙宪法法院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裁决。宪法法院在解释《司法组织法》首次强调，西班牙法院基于该条在行使普遍管辖权的时候，不需要“直接联系”。即使相关犯罪没有发生在西班牙境内，犯罪者不具有西班牙国籍，受害人也非西班牙国民，西班牙仍然有权行使普遍管辖权。通过宪法法院的这一解释，西班牙法院就拥有了“纯粹”意义上的普遍管辖权。

正是在宪法法院上述解释的背景下，西班牙国家高等刑事法院在行使普遍管辖权的问题上开始进入了高歌猛进阶段。

自2009年3月份起，西班牙下议院即酝酿对《司法权力行使法》进行修改。

本次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是：

西班牙法院在针对发生在他国的犯罪行为行使普遍管辖权的时候，相关案件应与西班牙具有一定的直接联系：

1.犯罪嫌疑人在西班牙境内；

2.受害者中有西班牙国民；

3.相关案件没有其他外国法院审理。

上述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与此同时，议案允许法官继续审理已经受理的有关案件。2010年6月，西班牙下议院议员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将缩小西班牙国家高等刑事法院审理他国案件的权限，要求国家高等刑事法院在行使普遍管辖权以对发生在他国的严重犯罪进行管辖的时候，相关案件应与西班牙具有一定的直接联系。

此被认为西班牙在普遍管辖权的行使问题上的“急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