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包公观后感800字三篇

千年包公观后感800字三篇

千年包公观后感：

既要强调为政之制又要重视为官之德

历史上真实的包公以孝、刚、廉、明著称，后来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包公以善断狱案闻名，被誉为折狱断案“箭垛式人物”、“东方的福尔摩斯”，并形成独特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包公司法文化。

以包公为代表的司法文化历经千年，其重要价值在于它树立起清正廉洁司法官员的崇高形象，有利于提高司法工作者的素质;它倡导社会正义的价值取向，有利于推动依法治国。包公司法文化应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但有人认为清官司法突出个人，抹杀制度的重要性。这种观点从法治理论上来说是正确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们保护正当利益要通过健全法制，而不必祈求清官。但将制度与个人割裂或对立起来也是不现实的。任何制度都要靠人实行，选好人、用好人才能执好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须用好人。有包公式的清官才能执好法。我们所说的清官品德与严格执法实际是统一的。当今执法中的问题，不少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官德失范问题。所以我们既要强调为政之制，也要重视为官之德。

另外，包公的严格执法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这就是追求社会正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权者可以官官相护或以权枉法，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小民在经历了无数次抗争失败、问题仍得不到公正的解决时，便把希望寄托在包公一类的清官身上，希望讨个“说法”即公理。所以包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良的愿望，凝结着社会正义。人们推崇包公就是追求社会正义，这正是包公断案故事的意蕴所在，也是包公司法文化久传不衰的根本原因。

千年包公观后感：

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人物烂若繁星，千百年来，若论在大众中影响最为深广的人首推孔子，

孔子之下的一人，在我看来，或许就要数到包拯了。

千年包公观后感

法官要做“铁包公”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包公以铁面无私、刚正不阿、伸张正义的公正、清廉形象而流芳千古，以至于让后人每每谈及，总有说不完、道不尽的佳话。当遇到秉公办事、为民做主的官员，老百姓大多会用“包青天”等之类言语进行称颂。

在我看来，包公精神这一宝贵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一是爱国敬业，直言切谏。二是民为国本，为民请命。三是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四是廉洁从政，公正司法。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一名法官，当代“铁包公”就是在判案的时候维持公平、追求正义，公平和正义是最核心的精神。人民法官要做好“铁包公”，始终牢记人民法官的神圣职责，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秉公办案、无偏无私。要始终坚守法官的职业道德底线，依法办案，不谋私利。同时，也要胸怀大局，心系为民，做一名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好法官。

包公司法精神值得宣扬，类似于今天的“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理念，理应为当代法官所传承和发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我们的法官一定能为民公正廉洁司法，为国家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锐意改革、遏制腐败是包公司法文化的重要内涵

历史上真实的包公，留下的司法史实记载虽然不多，但却具有重要的司法文化价值，而锐意改革，遏制腐败就是这一价值的重要内涵。

北宋开封府旧制：凡到府衙告状之人，不能直接到大堂申诉，府吏坐在门口，先收状牒，谓之“牌司”，府吏常借此敲诈勒索。包拯权知开封府后，改革诉讼制度，废除“牌司”，“开正门”，允许诉讼人“自言曲直”，直接到公堂当面陈述冤情，从制度上遏制了府吏常敲诈勒索的腐败现象。

宋仁宗统治初期，开封府司录司和左、右军巡院等司法机构，存在着“但务请谒，本局之事罕所究心”的请托现象，直接影响了司法的公正。包拯任开封府长官后，请求朝廷规范司法官员的行为。具体做法是：遇到审讯大辟案件，“非公事不得出入请谒”。这一做法有利于杜绝司法断案中的请托之风。

孔子是思想家，思想家的思想可以超越时空，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包拯是封建王朝的一位实干型官员，除史书记载的政绩外，留下的主要文字是上书皇帝的“奏议”。不管奏议怎样高明，政绩如何突出，最终都是为巩固封建王朝服务，但是，他的影响为什么也能跨越时空、超越阶层、传诸久远呢?

那是因为，在那些卓越的政绩、作为政绩的思想基础的奏议背后，蕴藏着一种很宝贵的“包拯精神”。要知道包拯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就有必要明了包拯的思想核心与性格特征，而这又需要对他的生平有一个大概了解。

包拯，字希仁，谥孝肃，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出生于淮南西路庐州合肥县解集乡包村，包拯父亲有一定文化，做过小官，薄有田产。小康之家耕读为本，这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包家亦不例外。

《肥东县志》上说：“包拯少年在乡读书，亦耕亦牧。”天圣五年包拯进士及第后，曾经被朝廷两次授官，均因父母不愿随行而辞官尽孝，直到双亲病殁，守孝三年，才出任天长知县，时年38岁。

在地方，包拯担任过知县、知府、转运使等职。在中央，他由权度支判官、监察御史里行、户部副使、御史中臣、三司使，一直做到枢密副使任上离世。我们知道，北宋最高监察机关是御史中丞领导的御史台，最高财政机关是三司使领导的三司，最高军事机关是枢密使领导的枢密院。枢密院是辅佐皇帝执行兵政的机构，在皇帝的总揽下，由宰相、副相、枢密使、枢密副使和参知政事共同组成国家最高领导核心。所以，包拯的职位是相当高的。包拯的思想核心是忠君与民本的高度统一。包拯具有鲜明的忠君思想。在一封奏札里，包拯写道：“臣生于草茅，早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

竭忠死义之分，确然素守，期以勉循”，而“骤被殊用，置诸侍从之列，擢处谏诤之班，臣于此时敢忘图报”!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一个出身既不高贵又缺少政治后台的人，能够被朝廷委以重任、视做心腹，这种感恩戴德的心理是不难理解的。基于这样的心理，他特地上书仁宗“请建太子”，希望赵家王朝“传之无穷”，因为“太子天下之根本也”，只有建立太子，才能“巩固王室”，“挫奸雄观望”，否则“必稔祸于将来，恐非社稷之福”。这样的忠君思想，可谓臻于极致了。

包拯又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古人很早就提出“民唯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这一古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成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包拯一生从政的根本信条。他反复对仁宗说：“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民者国之本，财用所出，安危所系，而横赋暴取，不知纪极。”他几十封为民请命的奏折，便立足于民为国本的思想。

难能可贵的是，包拯思想中的忠君与民本是和谐一致的。那么对于包拯来说，将二者统一起来的逻辑性何在呢?

在《请差灾伤路分安抚》中，包拯反映江淮等地天灾人祸严重，请求从速安抚，否则酿成大乱：“民间之蓄尽为军储矣，民失其赖，流亡日众……况今秋苗稼既槁……凋残之民朝不谋夕……饥则盗起，盗起则奸雄出，奸雄出则不可制矣，岂可不深惧而豫防之哉!”他讲得很明白，如果官不爱民，民不聊生，“奸雄”就会揭竿而起，后果不堪设想。类似这样的话，在今天尚能看到的包拯的奏议里至少说了四次。能够看出，包拯不仅自己爱民，还苦口婆心地劝说皇帝爱民。包拯将之当做最大的“忠君”，这也就是他秉持的忠君与民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可以说，包拯“忠君”的目的固然在于“君”，但客观上有利于天下苍生，其忠君与民本高度统一的积极意义也正体现在这里。

包拯的性格坦诚得近乎毫无保留，率真得似乎缺少修养，其刚直乍看起来真有些不近人情。这种性格的形成，一是由于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而且一生和农村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无形间烙上了中国农民纯朴诚实的印记;二是在他熟悉的古代典籍中，仁人志士忧国爱民

的胸怀，“言必信，行必果”的品格，对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三是当朝名臣刘筠的言传身教对他影响甚深。刘筠是翰林学士，刚毅正直，疾恶如仇，因和朝廷恶势力势不两立，两度外任庐州，而包拯自年少时即颇为刘筠所赏识。

包拯精神就是以包拯的思想核心为基础、性格特征为外在表现而形成的。

千年包公观后感：

反腐反庸，无私无惧

包拯的实干精神古所罕见。在任何一个职位上，他都关怀民生，锐意改革，同时将遇到的问题和了解的情况，不论是否属于自己的职责范围，都如实向朝廷报告，并提出解决办法，请皇帝“特降指挥”。在包拯看来，这是一个官员应尽的责任。

包拯留下的著作，除一篇家训、几首短诗外，就是多达185篇的奏议，其中有55篇奏议，竟弹劾本朝官员多达61人!这61人中，贪官污吏首当其冲，犯一般错误和不称职的“庸人”也不在少数。地位比他高的如宰相宋庠，皇亲国戚如张尧佐、郭承祐、杨景宗等，均在被弹劾之列。譬如，他认为宋祁“在益部多游宴不可任三司”;张方平身为三司使，“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宰相宋庠，“自再秉衡轴，首尾七年，殊无建明”，却“安处洋洋，以为得策”，而作为宰臣，“与国同体，不能尽心竭节，灼然树立，是谓之过，宜乎当黜”。一时间，“包弹”成为朝廷闻之色变的流行语。

“包弹”中以“六弹张尧佐”最为惊心动魄，包拯在其中显示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尤其长久地为世人所称道。

张尧佐是仁宗皇帝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兼养父，原为地方小官，张贵妃为了报答养育之恩，以她特有的地位缠住仁宗，为张尧佐加官晋爵。张尧佐因养女得势，扶摇直上，任至三司使。包拯刚一主管谏院，便履行“以言为职”的职责，和几位同仁一起，弹劾这个“徒缘宠私，骤阶显列”的“凡庸之人”。谁知仁宗变本加厉，更委派张尧佐以重任，让他一人兼任宣徽南院使等四职。消息传出，朝野哗然，连素来温和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拍案而起，支持包拯，要求仁宗撤销对张尧佐的任命。结果，建议无效，王举正不得不进行廷辩，即

在皇帝上朝时与之当面辩论。

在廷辩时，包拯情绪激动，离开座位走近仁宗，竟将唾沫溅到仁宗脸上，以致仁宗不悦而退朝。包拯百折不挠，继续弹劾张佐尧，前后共达六次之多。他反复说：

五六年超擢张尧佐，群臣皆窃议于下，然而迹其过不在陛下，在女谒近习及执政大臣也……执政大臣不思规陛下以大谊，乃从谀顺指，高官要职，唯恐尧佐不满其意，使陛下有私昵后宫之过，此岂爱君之心哉?

张尧佐久以非才……臣等累次论列。陛下欲务保全，乃曲假宠荣，并领要职。求之前代则无例，访以人情则不安。臣实忧危，罔知所措……况执政大臣，与国休戚，不能执守建明，曲有阿徇，成此过举，俾天下窃议，谓陛下私于后宫。

包拯直接指斥的看似是执政大臣，矛头所向却显然在仁宗的“私昵后宫”。封建时代，帝王雄居万人之上，掌握生死予夺的大权，作为臣民，要能够做到直言极谏，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深察民情，为民请命

包拯对仁宗寄予厚望，他希望仁宗“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重现“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无夭阏之伤，无庸调之苦”的尧舜盛世。当时的现实却是，北宋王朝进入中期，励精图治的精神逐渐消失，因循苟且、贪污腐败之风蔓延，官僚盘剥，农民苦甚。因此，包拯在以大无畏精神肃贪反庸的同时，又呕心沥血地为民请命，这类奏议占到全部奏议的1/3。

其时，赋税名目繁多，最普遍也最难使人应付的是折变、支移以及头子、仓耗。所谓“折变”，是将明文规定征收的物品，按官府临时需要折合成现钱或其他物品交纳。折来变去，官员们从中牟利，纳税人负担加重。“支移”是将就地交纳的税粮移到其他地方交纳。如果移地交纳现金，官方还要索取“脚钱”。“头子”与“仓耗”都是按赋税的一定比例增收的附加税，只不过后者找一个“仓库损耗”的名义，巧为立目而已。

这段佳话虽然载在《宋史》，其真实性如何本来亦无法完全确认。但有意思的是，上世纪

70年代，安徽省博物馆在发掘包拯及其家族墓群时，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非端砚，这真不啻为这则历史佳话的可靠性提供了一个有意味的佐证。

嘉祐七年，包拯在枢密院处理政务时突然发病，自此卧床不起，一代名臣，与世长辞。

包拯精神产生在特定的地域、时代、社会、阶级中，但由于这种精神具有历史的先进性，有历史先进性的精神总是具有难以磨灭的光辉，所以，它就和大思想家的思想一样，超越了时空，乃至超越了阶级，称得上是历久而弥新了。

弹指一挥间，100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制度性的建设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但在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包拯一直受到历朝历代不论为官还是为民者的普遍敬仰。包拯及其包拯精神似乎并没有过时的迹象。“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就是这种精神的回响，就是这种精神的光辉的闪耀。公明廉威、勤政为民，既是全社会的政治诉求，也是执政者需要再一次拾起的历史文化遗产。

据春江《包拯千年之谜·包公文化在海外》中说，泰国有一种洗衣粉十分畅销，因为它的商标叫“包公”，而且它的广告词是这样的：“本洗衣粉的去污效果，就像包公对待贪官污吏般毫不留情;本公司的经营方针，就像包公审判案件一样公正廉明。”也许包拯精神并不只适用于它的产生国，这则故事，大约能够说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