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历史和考古困境

夏朝的历史和考古困境
夏朝的历史和考古困境

夏朝的历史和考古困境

来源:民间文化网

作者:张四维

随着二里头等“先商”遗址的出土,有关《史记》所载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的争论也日益热烈。尽管这种争论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但就争论水平来说,这些年来并无大的提高。除了某些技术环节之外,正方和反方仍然是各说各话,全无任何思想交流可言,更不用说能够说服对方了。这实在是有点悲哀的。

我一直是坚定的“二里头=夏”理论的支持者。最近一段时期来,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去了几趟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趁工作之余前往几个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有幸和当地的研究人员就这一问题略作交流,结果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固有思想。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了什么惊人的新发现,获得了什么关键证据,而是方法问题。

这场争论的根源不在证据,而在方法,在思维模式。夏朝有无争论的正反两方都不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绝大多数人(包括不久前的我)都把夏的问题和百年前商的问题简单地等同起来了。在甲骨文尚未被学术界“发现”之前,国际上也曾经怀疑过商朝的存在。结果我们发现了甲骨文,发现了殷墟,商朝的存在就成了无人可以怀疑的事实。夏朝的证明应该也是这样:发现文物——发现城市遗址——破译文字——证实并完善古籍的记载。夏朝的证实过程难道会与此有什么不同吗?

绝大多数人(包括不久前的我)都会回答:没有什么不同。

绝大多数人(包括不久前的我)可能错了。

因为夏朝和商朝完全不同,夏朝和商朝之间的区别,远远大于商朝和周朝之间的区别。

而且,国际和国内学界对夏朝的质疑,与他们的前辈对商朝的质疑貌似相同,性质却很不一样。

质疑夏朝存在最有力的证据(虽然极少被提起),正是来自殷墟甲骨文本身。

殷墟甲骨文根本就不承认夏朝的存在!

甲骨文已经被破译了一千余字,其中没有一个字可以被确定为“夏”。有些学者怀疑某些未被破译的甲骨文是“夏”,但是未受广泛支持。就目前已经基本确定的甲骨文来说,不仅没有“夏”字,也没有“冬”字。只有“春”和“秋”两字。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先秦中国编年史书为什么经常叫《春秋》——甲骨文里没有“夏”和“冬”两个字,说明商朝人只有“春”和“秋”两个季节,每个季节6个月,两个季节就是一年。不仅商朝人如此,和他们同时期、同纬度的苏美尔人也是如此:在此纬度区间内,气温要么热,要么冷,一年两个季度足够了。不热不冷的过渡期很短,没必要为1个月专门设季度。

当然,也有人认为商朝人有四季,但不用“春”“夏”“秋”“冬”表示,而是用另外的字,在这里就不讨论了。

按照《史记》等古籍的记载,商朝的开国之君是汤,也叫汤武王,在甲骨文或其他古籍中也被叫做“大乙、天乙、咸、唐、成汤、成唐、烈祖”等等。

在甲骨文里,汤武王根本就不是商朝的开国之君,最多也就是一个“发扬光大”的中兴之君,类似于清朝的乾隆。

汤武王难道不是推翻了暴虐的夏桀,从此得到各地诸侯的尊奉吗?

很遗憾,甲骨文卜辞对汤武王的歌功颂德不少,但就是没提到他曾经打败过“桀”,推翻过“夏”。甲骨文里不仅没有“夏”这个字,也没有“桀”这个字,甚至连可以怀疑的对象都不存在。

如果严格按照甲骨文的记录来厘定中国历史的话,自五帝时期之后,中国就只有一个王朝——神圣的、伟大的、千年一系的——商朝。

这个朝代从五帝之一的帝喾 (帝俊)开始,绵延1300年左右,也就是大约从公元前24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而不是传统上认为的从公元前16世纪才开始。但是,如果商人故意曲笔,不写自己曾经臣服过的夏朝怎么办?

从帝喾(帝俊)开始,直到汤武王为止,大部分商人领袖都称“王”:子契(玄王)、后土(“后”比“王”还要高一个级别)、王亥、王恒、上甲(微),等等。

反之,曾经臣服于商朝的周人则直到周文王末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时才敢称王。这就证明这些称王的商人领袖从未臣服于任何势力。

《史记》等古籍也并未说过商人曾经臣服于夏朝。

商人曾经臣服于大禹,倒是确有其事,甲骨文里也多次出现“禹”字,顾老教授据说还因此讲过“大禹是条虫”(这个传说大概是瞎编的,顾的原话是说“禹”字和虫有关,并进而推论出当时流行虫/蛇崇拜等等,这倒是很明显)。

“禹”是受商朝人崇拜的,但他的后裔呢?

似乎根本没什么出息,始终被商人压过一头。

从《史记·夏本纪》就可以看出,五分之四的篇幅都在说大禹,剩下五分之一说他的后裔。四百年内他们就干过这点事,而且怎么看怎么像编造的,因为它和《商本纪》的情节太相似了:

夏启建立夏朝之后,夏朝总共出过3件大事,即有过氏灭夏、少康中兴和夏桀亡国。前二件事可以合并为一件,它与有易氏杀害商王亥,尔后王亥之子上甲微在河伯的协助下攻灭有易氏(极可能就是《尚书》里所谓的“有扈氏”),为父报仇的情节异常类似,甚至连时代也基本相同(公元前19世纪左右)。

夏桀亡国的过程似乎有许多细节,可是又都与商纣亡国的故事如出一辙:国王年轻时有才气,立过功劳,然后骄傲自大,沉迷酒色,宠幸邪恶的王后和几个坏蛋,诸侯甲劝谏被害,诸侯乙先被囚禁,然后被释放,诸侯乙仁义明德,吞并邻邦,最后讨伐国王,国王一战而败,都城不守,战争就结束了,王朝就更迭了。除了个别细节之外,它们一模一样。

难道一个绵延了四百多年的王朝,就留下了这么点历史故事吗?甚至民间传说也很少,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说大禹的。看来,就连古代的说书人和听众

也对夏朝没什么兴趣。

另外,殷墟也不是商朝的开始,而是只代表着商朝的晚期。各种古籍都记载,商朝曾经多次迁都,而安阳殷墟是其中最后一个都城。

所以,年代比殷墟更早的二里头遗址完全有可能是商朝前期的某座城市,因为商朝在公元前16世纪以前就存在着。这也是几十年来最被怀疑的一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它是另一个方国,例如传说灭夏的有穷氏部族的城镇。

总而言之,按照甲骨文的记载,夏朝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被商朝人承认,而只被周人承认的。按照《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的祖先一直在夏朝当官,后来看到夏朝衰败,才从山西西南部迁徙到陕西去自立山头了。周人对夏人感情深厚,倒并不意外。

有夏禹,无夏朝,这似乎很难以理解。如果说少康、夏桀等夏朝君主都是后人凭空编造的,似乎更难以接受。我们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

古籍说夏朝虽亡,但其核心部族并未衰亡。一部分人跟着夏桀流放到鸣条,另一部分人跟随王子獯粥北上,其后代就是匈奴。商朝武功赫赫,对外扩张不断,不会和这两支夏人的后裔失去联系,特别是此后日益强大的匈奴人。许多证据都显示,夏朝其实也没有在公元前16世纪灭亡,而只是转移了阵地。不少考古学家都怀疑,夏朝的后裔便是商朝的劲敌“土方”,也就是《诗经》中所谓夏禹开创的“下土方”。直到武丁时期,土方对黄河流域的威胁才基本上被消除。

真正的学者毕竟是非常严谨的,和我交流的几位老先生便是如此,他们严谨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所以虽然有许多有趣的观点,却不肯把它们写下来。

实际上,反对将陶寺、二里头等地陶符称为“文字”的主要反对意见并非来自国外,而是来自他们。也许再过几十年,下一代中国历史和考古大师们考证起来会比较大胆一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向来是广受推崇的学风,我没有本事小心求证,只能在这篇小文的结尾作一大胆假设:

大禹死后,他的事业迅速瓦解,各个邦国虽然在文化和经济上仍相当近似(与春秋时期相仿),但在政治上却各行其是,而商人更日益强大。商王上甲微攻灭有易氏之后,已成为黄河流域的头号霸主,汤武王更是在短期内吞并了大量邦国(《诗经》所谓“昆吾夏桀同日亡”),将商朝推向鼎盛。但是,夏人并未被征服,一部分西迁陕西,成为周人,另一部分北上山西、河北和内蒙,成为商朝的劲敌“土方”,与商朝形成了南北朝的关系。

因此,从商朝人的观点看,夏朝并不存在(因为他们只承认大禹的领导地位,一位君主总不能算是一朝),在商朝谈论夏朝属于叛国行为,在土方谈论商朝也是如此。武丁战胜土方之后,周人不得不接受商朝的统治,但仍然不时地反弹,最终联合各个反商势力将商朝灭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历时13个世纪之久的殷商天下,或许始终笼罩在它不愿承认和谈论的“夏朝”阴影里。

归根结底,夏朝究竟是有,还是没有,恐怕并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主要

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

人,毕竟天生就是政治动物。

夏商周国王列表

商朝国王列表 商朝(约公元前1675年-前1029年),始于商汤,终于商纣,共30帝,享国646年。因商朝曾都殷,所以商朝又称殷商。商朝时奴隶制得到了较大的发

商朝(前562年?—106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与夏、周并称为中国的“三代”。商王朝共历十七世三十一王,前后约四百九十六年。 西周国王列表 周武王姬发(?—前1043年)前1046年—前1043年在位,3年。西周王朝开国君主,周文王次子。死后谥号“武”,史称周武王。 周成王姬诵(公元前1055年—前1021年)前1042年—前1021年在位,22年。汉族,姓姬,名诵,是中国西周第二代国王,谥号成王。 周康王姬钊前1020年—前996年在位,25年。生卒年不详。汉族,周成王之子,成王死后继位,在位26年,病死于镐京,葬于毕原。史书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姬钊死后的庙号为康王。后世将这段时期和成王末年的统治誉为“成康之治”。 周昭王姬瑕(?—公元前1002年)前995年—前997年在位,3年。中国周朝第四代王,周康王之子。汉族,镐京(今陕西长安县境)人。 周穆王姬满前996年—前992年在位,5年。姬姓,名满,昭王之子,周王朝第五位帝王。他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富于传奇色彩的帝王之一,世称“穆天子”。 周共王姬繄扈前922年—前900年在位,23年。周共王姬繄扈(yīhù),穆王子,西周第六代国王,生卒年不详,穆王死后继位。在位22年,病死,葬于毕原谥号共(gōng)王。西周青铜器铭文多称他为龚王。姬病死后的庙号为共王。 周懿王姬囏前899年—前892年在位,8年。周懿王姬囏(jiān),西周第七代国王,周共王之子,谥号懿王,姬囏生性懦弱,继位后政治日趋腐败,国势更加衰落,由于西戎屡次进攻,他被迫将都城迁往槐里(今陕西省兴平市东南)。 周孝王姬方(?—前886年)前892年—前886年在位,7年。西周第八代国王,谥号周孝王。周共王弟弟,周懿王叔父。周懿王病死后夺位。在位6

夏朝第一个皇帝的名字

夏朝第一个皇帝的名字 在历史最初的时候,我们知道第一个朝代就是夏朝了,夏朝在我们国家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下面是有夏朝第一位国君,欢迎参阅。 夏朝第一位国君传说尧舜禹时期,首领继承人的选择采用举荐方式,让贤能之人来接班,史称“禅让”,所以有尧举舜、舜举禹的故事。禹继位后,先举荐皋陶为继承人,但皋陶早卒。禹又举荐益为继承人。禹死后,禹之子启攻打益而取得天下,建立夏朝,由此开始确立了以父死子继的世袭制为核心的家天下王朝体制。禅让制被破坏了,代之以家族式的王位世袭制这一全新的制度。因此,有些学者把夏朝的建立算在启的头上,称为“夏启建国”。不过,从司马迁开始,史学家们大多将夏朝的开始从大禹算起。自禹到履癸(桀),共传14 世、17 王,前后经历了约471 年。 夏朝的国号夏朝(公元前2070;公元前1600年)既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可信的朝代,夏朝国号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夏国号的意思,从古到今出现过十几种说法,其中最为传统的、最为普遍的说法,见于《说文解字》,它是中国的第一部字典,作者是东汉的许慎,夏字的解释是这样的:“夏,中国之人也,。从交、从页、从臼。臼,两手.交,两足也。”甲骨文“夏”有三个部分组成,上部是“页”(读

xie),它指的是人头。两边象手一样(读ju),下面是(sui)是脚的意思。在《说文解字》里的“夏”,是居住在中国的人,称夏人,夏人有头、有手、有脚。这不是中国之人独有的特征,而且许慎说,夏为中国之人,其实夏朝还没有出现中国这个名号,中国名号确见于西周武王时期,也可能出现于商朝,既然如此夏国号到底什么意思呢? 要想明了这一点,最好能找到“夏”字最初的写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看到公认的夏朝的字,但是晚一些的字是有的,这就是商朝的甲骨文,非常幸运的是在商朝的甲骨文中,找到了一连串这样的字,其实他一个字的不同写法,文字发展的早期,一个字有不同写法是正常的,象形稍微有一点差距也是正常的。这个字象什么,学者解释很多,有人说是蟋蟀,有人说是天牛,有人说是蝗虫,还有其他说法。 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些字都是画的蝉的象形,也就是知了的样子,它就是春夏秋冬的“夏”,主要有两点理由:1、形似。2、义合。 形似:商代的甲骨文有很多象形字,不是图画,象形就是把字,要指代的事物的特征把它表现出来,比方说要表现牛,就画一个牛头,要表现羊,就画羊角,按照这个原则,去认甲骨文上很多字,就能判断出来。具体到蝉,最显着的特征,就是它有触须,宽宽的额头,另一个特征是网络状得、纱一样的薄翼,这一批字已经具备了这两个特征。 义合:蝉在夏天是常见其形,唱闻其声一种昆虫,作为夏天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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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皇帝列表

元朝皇帝列表 导读:本文是关于元朝皇帝列表的文章,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元朝第一位皇帝 孛儿只斤·铁木真(1162—1227) 蒙古帝国可汗,尊号“成吉思汗”。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1206年春天建国称帝,此后多次发动对外征服战争,征服地域西达中亚、东欧的黑海海滨。1265年(至元二年)十月,元世祖忽必烈追尊成吉思汗庙号为太祖。1266年(至元三年)十月,太庙建成,制尊谥庙号,元世祖追尊成吉思汗谥号为圣武皇帝。1271年(至元八年),忽必烈将国号“大蒙古国”改为“大元”。1309年(至大二年)十二月,元武宗海山加上尊谥法天启运,庙号太祖。从此之后,成吉思汗的谥号变为法天启运圣武皇帝。 元朝第二位皇帝 孛儿只斤·窝阔台(1186年—1241年12月11日) 蒙古帝国可汗,史称“窝阔台汗”。元太祖成吉思汗的第三子。1225年封于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一带,建斡耳朵于也迷里城(今新疆额敏县)。1229年忽里台大会被拥戴登基,管理整个蒙古帝国。他继续父亲的遗志扩张领土,南下灭金朝,派拔都远征欧洲,他在位期间成功完全征服中亚、华北和东欧,至元三年(1266年)十月,太庙建成,制尊谥庙号,元世祖忽必烈

追尊窝阔台庙号为太宗,谥号英文皇帝。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将国号“大蒙古国”改为“大元”。 元朝第三位皇帝 元定宗孛儿只斤·贵由(1206—1248年4月) 蒙古帝国可汗,史称“贵由汗”。元太宗孛儿只斤·窝阔台长子。生于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年(1206年),卒于元定宗贵由汗三年(1248年),1246年8月24日至1248年4月在位。享年43岁,母皇后乃马真氏。他早年参加征伐金朝,俘虏了其亲王。又曾经和拔都西征欧洲。1246年登基,1247年吐蕃归附蒙古帝国。至元三年(1266年)十月,太庙建成,制尊谥庙号,元世祖忽必烈追尊贵由庙号为定宗,谥号简平皇帝。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将国号“大蒙古国”改为“大元”。 元朝第四位皇帝 元宪宗孛儿只斤·蒙哥(1209年1月10日—1259年8月11日)蒙古帝国可汗,史称“蒙哥汗”。1251年7月1日至1259年8月11日在位。为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孙、拖雷长子,其四弟即元世祖忽必烈。母唆鲁禾帖尼。即位前曾参加拔都统帅的长子军西征,活捉钦察首领八赤蛮,进攻俄罗斯等地。即位后主要致力于攻灭南宋、大理等国。并派遣旭烈兀西征西亚诸国。1259年病逝于合川东钓鱼山下。至元三年(1266年)十月,太庙建成,制尊谥庙号,元世祖忽必烈追尊蒙哥庙号为宪宗,谥号桓肃皇帝。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将国号“大蒙古国”改为“大元”。

夏朝的历史小故事

夏朝的历史小故事 历史是现实的纪录,莫说十几年前的现实都难以记清,就更遑论几千年前的现实。下面是为您整理的夏朝的历史小故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关于夏禹和涂山氏的婚姻有过这样的记载:“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制度,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九尾白狐造于禹。’禹日:‘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者之证也。’涂山之歌日:‘绥绥白狐九尾庞胖,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 从大禹和涂山氏的婚姻来看,夏族不但女孩子外嫁有太多禁忌,要在高台上等待神灵的昭示,男子娶妻也要借助宗教巫术的手段完成。而在政治方面,禹因为治理洪水的共同事业与涂山氏结成联盟。这就说明了在当时社会已经打破了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婚姻关系。几个氏族的联盟构成了强大的部落。有利于增强该部落的军事抵抗能力,抵抗外部落的入侵,以及增强该部落的生存能力。还有在东夷居住区的涂山召开的诸侯大会,可以看出,东夷族与夏族的关系已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通过与东夷族的联姻增加了夏族的政治、军事力量。禹起用东夷族的人,并委以重任,还准备以皋陶和益作为自己王位的继承人,这足以说明夏族的政治体系得到了改善和进步。

夏族与涂山氏结成联盟。两族也就加强了经济方面的往来。两族在生活用品、农业方面形成了互补。夏族的商人可以把涂山氏没有的、而夏族比较盛行的物品拿到涂山氏去换购商品。涂山氏也通过同样的办法,促进了两国之间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康。避免了战争的发生,社会的安定,夏族得以逐渐的强盛起来。 夏族与东夷族通过和亲加强了两族间的文化交流。我曾经听先生给我讲的考古纪实说,在二里头文化中发现的玉器,以及漆器、丝麻织物等,这些在太湖流域良渚文化中特别发达。在餐饮器器方面,二里头文化早期的炊器主要是深腹罐和鼎,良渚文化的炊器主要也是釜和鼎。那个时候就有了建筑,良渚文化中出现大面积的人工“土筑金字塔”,就是经过人工夯打而修筑的一种高台土丘,是埋葬权贵人物并作祭坛用的场所,与二头里文化中发现大面积的夯土宫殿建筑基址的情况大致是相同的。在夏族居住只发现登封告城王城岗一处属于宫城性质的城址,这就是城墙最初的建筑,一定是属于东夷族的发明。夏族与东夷族在服饰文化、工艺文化、建筑文化都充分地融合在一起,两族的文化都得以补充和充分的发展,东夷族与夏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伯益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娶了姚姓之女为妻,以此使赢的姓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伯益的才能也得到了禹的赏识和认可。于是,禹也就准备把伯益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伯益在夏族的政治权势和地位也就得到了提高,由此也就引发了大禹的儿子启驱逐伯益而夺取王位的事件,也就使夏族的政治制度由“禅让制”转变为“世袭制”。此

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

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 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虽然只有不足百年的历史,但它使传统历史学中单靠文字叙史的历史得以改变,传统的治史观念受到严重的冲击,考古学以其独特的叙史语言体系和方法在史学研究中担当着“重建史前史”和“证经补史”的重任,极大地开拓了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展。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近代考古学,因资料的可靠性与特殊性,其史料价值与传世文物相比有很大不同,特别是与仅以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相比较,它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使人耳目一新,为历史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更为清楚地显现出来。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和自然科技发展,大量的科学技术手段被应用于考古学科,高科技含量的新兴分支学科蓬勃发展,考古遗存中越来越多的关于人类行为和文化变迁的信息正逐步地被认识,考古学正以它独特的学科特性逐步地向人们提供了包括政治、经济、贸易、交通、商业、宗教等物质和精神范畴的历史文化信息,在新时期历史研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考古学的定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虽然至今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其概念本身的内涵是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而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夏鼐先生认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科学。”[1] 而在今天西方考古学界却普遍认为,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是要从残缺不全的材料中,用间接方法去发现无法观察到的人类行为[2]。西方考古学界理论权威炊格尔指出,无论是考古记录还是物质遗存,如果不与人类行为相联系就根本无法了解它们。这也是考古学唯一可以与其他学科相沟通的方面[3]。实际上,中西方在考古学概念上的分歧是与考古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密切相关的,但无论如何,有着史学倾向和人类学理解下的考古学概念最终可以统一于“人类行为”或“社会过程”,因此考古学研究要做到“以物透人”。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领域。夏鼐曾指出,考古学“所要恢复的古代人类历史是要包括各个方面,不限于物质文化。考古学可以通过物质遗存的研究以了解古代社会的结构和演化,即所谓…社会考古学?,和美术观念和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的历史”[1]。俞伟超也指出,考古学研究中应当注意精神领域的问题[4] (pp. 137~142)。 历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历史学指历史科学,它的资料来源既有文献史料,也有实物资料;狭义历史学专指在近代考古学产生以前延续下来的传统方法,是以传世文献为出发点来复原人类社会历史的,或称为文献历史学。 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甚至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但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还存在着理解上的片面甚至是认识上的偏见。有人认为考古学是为历史研究提供实物资料的,好像考古学只是发现实物资料的一个手段,掩盖了历史研究的内容。对于二者的关系,夏鼐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指出。他认为,虽然考古学和历史学“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各自独立的部门”[1]。在这里,夏鼐先生明确了历史科学的概念,也进一步强调了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长期以来,考古学与历史学形成了明显的学科隔阂,对历史学科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朱凤瀚先生曾撰专文对二者关系做了全面恰当的评述,值得深思[5]。文章认为,从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来看,现代考古学本质上仍当归入人文科学,亦即广义历史学中。关于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朱先生从学术界争论较多的夏史与夏文化问题入手,重点讨论了原史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作为原史考古学的一种探索,将有可信性内核的文献史料同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结合,得出带有探索性质的学术见解,应该是可行的”,而“中国的历史考古学必然会与以研究文献资料(以及各种古文字资料)为主的历史学(含历史文献学)形成特别密切的关系,二者构成了研究历史时代的历史科学的双翼”。可见,考古学不管从取得实物资料的过程还是对实物资料的分析整理,以及对所反映的古代社会问题的分析讨论,是考古学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考古学最基本的特质就是以调查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作为基本研究对象,而文献历史学是以文献资料为基本研究的对象;同时二者有着明显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所以考古学应该是与文献史学相并立的独立学科,有着自己的学科特性。但二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上又有共同之处,无论考古

商朝皇帝中国商朝皇帝列表及简介

商朝皇帝-中国商朝皇帝列表及简介 商朝,又称殷、殷商,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文字记载的朝代。下面是有中国商朝皇帝列表及简介,欢迎参阅。 中国商朝皇帝列表及简介商朝的历史简介 商朝(约前17世纪—前11世纪),因契被封于商(今河南商丘一带),所以他的后世子孙商汤在亳建立的王朝称为“商”。商朝皇帝之后,商朝国都频繁迁移,至盘庚,又将国都迁往殷(今河南安阳),国都才稳定下来,在此建都长达二百七十三年,所以商朝又称为“殷”或“殷商”,是中国历史上继夏朝之后的政权,

相对于夏朝具有更丰富的考古发现。 商朝的世系年代无定说,前后相传17世31王,延续600年左右。 《诗经·商颂》云商“邦畿千里”。 商朝五六百年间曾多次迁都,都城中的多个都在河南境内。在河南的安阳发现了殷墟,在商丘、郑州、偃师、温县、辉县、新郑等许多地方也发现商朝文化遗存。 关于商朝的信息多来自于其后面的周朝,汉朝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商朝金文和安阳甲骨文的记载。其中,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是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符号。 考古研究发现殷商甲骨文极有可能源自8500年前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的贾湖契刻符号,并且有过渡文字——斗门镇花园村甲骨文。 安阳的殷墟遗址于20世纪上半叶被发现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几乎完全印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商王世系,殷墟发掘,确证了中国商王朝的

存在。 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在以前被普遍看作蛮夷之地的非中原地区,如成都、广汉为中心的三星堆文化,湖南宁乡的炭河里遗址等出土的文物也证明,在商时期的长江流域也存在发达的文明。 商朝以玄鸟为图腾,《史记·殷本记》记载:有娀氏之女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诗经·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与《史记》的记载一致。 夏朝末年,商的势力由黄河下游发展到中游,渗透到夏的统治地区,建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开始向奴隶制过渡。 相传商的始祖契曾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商,以后就以“商”来称其部落(或部族)。汤灭夏后,就以“商”作为国号。其后裔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后,因而以“殷”称之,或者“殷商”并称。 《尚书》、《史记》等传世文献称呼商朝为“殷”,但如《古本竹书纪年》等

浅议考古学与文献学的相互关系

浅议考古学与文献学的相互关系 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在中国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文献学是以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研究内容包括:文献的特点、功能、类型、生产和分布、发展规律、文献整理方法及文献与文献学发展历史等。在此,我主要说的是历史文献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汉文与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 说起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众说纷纭,例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所说,他认为考古学自己有一套可以向公众表达的东西,排除那些与有名的历史人物有关的东西,仅将考古的发现放到博物馆中作为考古学展出,依然可以吸引大量的观众,并且考古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不需要依附于历史学,两者是平行合作的关系。通过考古学特有的一些方法,考古学可以自己写一套历史——非文献的历史。 但在我看来,单纯的从考古学角度很难构成完整的理论考证体系。前面所说的仅仅强调了考古器物的艺术价值、在器物史上的功能或者科技方面的重要性等,没有一定的历史方面的底蕴,或者是可考据的历史文献资料,我们有时会发现历史学家根据文献得出的结论与考古学家根据物质材料得到的结论相左。历史文献同样有一套自己的研究科学,对考古活动有着重要的考据验证作用,毕竟,考古材料也要有史可依,器物的断代、考古遗址的朝代认定等,仍是要从历史文献中找到相关的史料记载,以弥补证据不足的缺陷。正如秦始皇地陵的考古发现,仅仅有地理位置上的吻合远远不足,封土丘浩大,考古挖掘也只能搁置,如何确定这就是几千年前留下的墓葬遗址,考古学家把注意力转向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上,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正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失,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树草木以象山”,不仅如此,短短百字的记载也为我们描述了未曾发掘的神秘地陵下的壮观景象。相反的,此次考古发掘工作也同样印证了《史记》文献的可靠性。所以说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的作用是相互的,不仅仅是平行关系,或者应该说是一种交叉关系。 既然说是交叉关系,考古学对文献学的反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夏、商、周鼎盛的青铜文化为例,对于这一阶段的历史,仅靠文献进行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是文献所记载的夏、商、周历史资料不多,内容贫乏,不能全面反映当时的历史状况;其次,文献所载的有关夏、商、周的历史内容,多数传说,由于年代久远和传说记载难免会有一些失实之误,所以,对我国夏、商、周历史的研究,单凭文献资料是不可能全面复原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的,这就需要考古学的研究来填补空白。 所以说,考古学与文献学是在相互补充,文献学也会存在时代的局限性,考古材料在每个时代都有变化,而文献资料又比较笼统,而且资源匮乏,两者之间有时甚至互相矛盾。任何一种文献记载的与考古学在同时代的发现都不相同,所以两者之间也会存在空隙。考古学和其他学科都是一样的,应该在学科间寻求必要的合作,将自身优势渗透到历史文献学当中,假如对方的领域,这样子,考古学更能发挥自身的特点,文献学也会日益得到补充和完善,学科的交叉,会带来更多的裨益。 09历史李玮 学号:09034004

考古学对历史研究的作用

考古学对历史研究的作用 考古学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以安阳殷墟为例。安阳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多年的历史了。2006年7月13日,殷墟因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和良好的管理与展示,在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3处世界遗产。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位于安阳市洹河南岸的小屯村,曾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包括宫殿、宗庙等建筑基址80余座,是世界最著名的“古典城邦”之一。宫殿区出土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很多都是世界之最。殷墟宫殿宗庙有众多甲骨窖穴。自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考证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后,这里共出土约15万片甲骨文,不仅证明了汉字是独立起源的,还提供了中国古代文字的造字法则,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商朝,是中国乃至人类最早的“档案库”。战国以来逐步确立的、通过《史记》等文献固化的以“三皇五帝”为核心的古史系统,在20世纪之前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性。而随着疑古运动的兴起、西来说的流布,旧有的古史体系趋于瓦解,甚至流于虚无。1所以殷墟的挖掘,便是对古史的一种验证。 殷墟中挖掘的陶器也能使我们获知商代晚期的都城大邑商、商朝历史和文化的丰富信息。以下两张图片分别为陶罍与陶簋。 1陈民镇.如何重建古史———从《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的争议说起[A].齐鲁学刊,2020年第1期

墟墓葬中随葬的陶器种类多样,既有普通老百姓所使用的日常用陶器,如觚、爵、斝、觯、罍、卣、尊、鬲、、甑、豆、盘、簋、盂、罐、壶、瓿、盆、瓮、鼎等,也有上层权贵所使用的陶器,如白陶,硬陶和原始瓷器,还有一些具有礼器性质的仿铜陶礼器,如觚、爵、鼎、尊、卣、斝等。依据陶器在墓葬中的出土情况,将墓葬陶器组合分为六类:酒器类;炊食器类;酒器与炊食器的配套;盛贮器类;炊食器和盛贮器的配套;酒器、炊食器和盛贮器的配套。以上组合,酒器和炊食器的配套所占的比例相当大,其它类组合占比例较小。而且酒器中觚、爵二器出现的频率较高,觚、爵组合已成定制,可见晚商时期仍是重酒的组合。通过组合可以发现,不同时期,同一墓区墓葬的陶器组合不同,即便是同一时期,不同墓区墓葬的陶器组合也有所区别。这种组合的原因,是人们的生活习俗还是社会礼制抑或是等级关系,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讨。 以安阳殷墟为例,我们就能看出考古学对历史研究的一个作用就是提供史料支撑,从实物材料中窥视历史,重现历史。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便是这一作用的完美诠释。虽然做不到完全重现当时的历史,但是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考古学与历史学带来的魅力。

西夏朝皇帝列表

西夏皇帝列表 西夏(公元1038---1227年,共190年) 西夏是两宋时期我国境内党项族建立的政权,首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辖有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省北部、甘肃省西北部、青海省东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一部。它为我国西北地区的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因西夏是在宋,辽两大王朝之间诞生的,所以从建国起,就与宋,辽发生战争。但最终被蒙古所灭。 西夏共有12个帝王(包括太祖、太宗),其中病死的6帝,被敌方射伤致死的1帝,在内争中被刺而死的1帝,被废黜后被谋杀的2帝;国将亡惊恐而死的1帝;国破被蒙古兵杀死的1帝。 太祖(李继迁) 太祖,名李继迁(公元963~1004年),党项族,北宋时任节度使,西夏国奠基者。在位14年,被箭射伤,创伤恶化死去,终年42岁,葬于裕陵(今宁夏贺兰山平羌堡西北五里处)。 李继迁,银州(今陕西省榆林县南)人。祖先为拓跋氏,唐朝时因参预镇压黄巢起义,被赐姓为李。 公元982年,他的哥哥李继捧献出所占土地,归附北宋。他不愿内迁,带领亲信和家属几十人逃往党项族居住的夏州地斤泽(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以积蓄力量准备起事。公元985年,他设埋伏诱杀了宋将曹光实,攻占了银州。公元986年宋朝派大军讨伐他,他放弃银州逃跑,投降了契丹。契丹将公主嫁给他,并帮助他扩大力量。公元990年,他被契丹封为夏国王,攻占了银州和绥州。 公元991年,他请求降附北宋,宋太宗授给他银州观察使的官职,并赐姓名为赵保吉。公元997年,又被任为定难军节度使,管辖夏、银、绥、宥,静等五州。公元1002年,他攻陷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南),改称西平府,设置官职,整编军队,为后来西夏的建国奠定了基础。 公元 1003年,李继迁对宋作战胜利后,又转而西攻回鹘和吐蕃诸部。11月攻陷西凉府(今甘肃省武威县)。当时,吐蕃六谷部酋长潘罗支(一名巴拉济)已被宋授为朔方节度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他配合宋军攻陷西夏西凉府后,又伪称归附李继迁,率领部众排列于校场,接受李继迁的检阅。检阅时,潘罗支冷不防张弓一箭,射中李继迁左眼。吐蕃兵顿时纷纷拔出短刀一拥而上。李继迁由部下奋力抢救,且战且退,逃回了灵州。途中李继迁因为眼球被射破,痛昏过去几次,于公元 1004年正月2日死去。 李继迁于其孙李元昊称帝后,被谥为太祖。 太宗(李德明) 太宗,名李德明(公元979~1031年),小字阿移。太祖李继迁长子。太祖死后继位。在位28年,病死,终年53岁。一葬于嘉陵(今宁夏贺兰山平羌堡西北五里处)。 李德明,太祖李继迁长子。太祖于公元1004年正月受伤而死,他于同月继位。 李德明继位的第二年,遵照太祖的遗嘱,先后向宋、辽两国称臣。他先派使臣奉表请求归附北宋,又向辽请求封号。宋、辽都封他为西平王。公元1006年,宋封他为定难军节度使。公元1010年,契丹册封

夏朝历史事件

夏朝历史事件 大约在4000多年前,中国的黄河流域洪水为患,尧命鲧负责领 导与组织治水工作。鲧采取“水来土挡”的策略治水。鲧治水失败 后由其独子禹主持治水大任。 舜帝说:“禹!你也谈谈高见吧。”禹拜谢说:“是啊,君王, 我说些什么呢?我整天考虑的是孜孜不倦地工作。”皋陶说:“哦, 到底是些什么工作?”禹说:“大水与天相接,浩浩荡荡包围了大山,淹没了山丘,民众被大水吞没。我乘坐着四种交通工具,顺着山路 砍削树木作路标,和伯益一起把刚猎获的鸟兽送给民众。我疏通了 九州的河流,使大水流进四海,还疏通了田间小沟,使田里的水都 流进大河。我和后稷一起播种粮食,为民众提供谷物和肉食。还发 展贸易,互通有无,使民众安定下来,各个诸侯国开始得到治理。”皋陶说:“是啊!你这番话说得真好。” 以后禹首先就带着尺、绳等测量工具到中国的主要山脉、河流作了一番严密的考察。大禹在河北东部、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南部,以及淮河北部考察。一次,他们来到了河南洛阳南郊。这里有座高山,属秦岭山脉的余脉,一直延续到中岳嵩山,峰峦奇特,犹如一 座东西走向的天然屏障。高山中段有一个天然的缺口,涓涓的细流 就由隙缝轻轻流过。 他还发现龙门山口过于狭窄,难以通过汛期洪水;还发现黄河淤积,流水不畅。于是禹大刀阔斧,改“堵”为“疏”。就是疏通河道,拓宽峡口,让洪水能更快地通过。禹采用了“治水须顺水性, 水性就下,导之入海“。高处就凿通,低处就疏导”的治水思想。 根据轻重缓急,定了一个治的顺序,先从首都附近地区开始,再扩 展到其它各地。

大禹决定集中治水的人力,在群山中开道。艰苦的劳动,损坏了一件件石器、木器、骨器工具。人的损失就更大,有的被山石砍伤了,有的上山时摔死了,有的被洪水卷走了。可是,他们仍然毫不动摇,坚持劈山不止。在这艰辛的日日夜夜里,大禹的脸晒黑了,人累瘦了,甚至连小腿肚子上的汗毛都被磨光了,脚指甲也因长期泡在水里而脱落,但他还在操作着、指挥着。在他的带动下,治水进展神速,大山终于豁然屏开,形成两壁对峙之势,洪水由此一泻千里,向下游流去,江河从此畅通。 夏朝共传14代,延续约471年,最后为商朝所灭。后人常以“华夏”自称,使之成为中国的代名词。那么,夏朝为什么叫夏朝呢? 据史书记载,在夏后氏建立之前,曾出现过夏族与周围其他部族之间争夺联盟首领的频繁战争。夏部族大约是在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颛顼以后逐渐兴起的。有不少古代文献均把夏族追溯到颛顼。 夏朝历史上惯称为“夏”,关于“夏朝”这一称谓的来源有十种说法,其中较为可信的观点是“夏”为夏族图腾的象形字。司马迁记载“夏”是姒姓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灌氏十二个氏族组成的部落的名号,以“夏后”为首,因此建立夏朝后就以部落名为国号。 夏朝是在原始社会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唐朝张守节则认为“夏”是大禹受封在阳翟为“夏伯”后而得名。“夏”是从“有夏之居”、“大夏”地名演变为部落名,遂成为国名。中国中原地区从此出现“国家”的概念这便是不少历史学家所认为中国的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朝的起始。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夏”意为“中国之人。 从这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夏朝的来历,也知道了自己为什么是华夏子孙。中国文化每一个细节之处也是有独特的内涵的,只要细心研究,就会有新的发现。 夏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颇有名气,一是因为他是因治理大水而有名的大禹的儿子,二是因为他是中国夏朝的第二个君主,三是因为

人文类博物馆与历史学和考古学发展的关系

人文类博物馆与历史学和考古学发展的关系 近几个世纪以来,博物馆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博物馆蓬勃发展,而人文类博物馆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发展始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国的博物馆绝大部分是历史类博物馆,博物馆藏品的来源,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发挥都渗透着历史学和考古学。 一、博物馆离不开历史学、考古学这两门学科的指导。 依据我国国情,从过去到现在建立的博物馆中,历史类博物馆占大多数。在这些历史博物馆里,收藏陈列的多以考古藏品。要想高质量、高水平地发挥历史类博物馆的作用,不仅需要用博物馆学理论进行指导,而且必须用相关学科(历史和考古)的理论和实践指导。王绵厚同志在《博物馆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代序)》一文指出:“作为博物馆虽然与多处学科发生联系,但是一般看来,博物馆学与历史学、考古学的关系,这是在大部分博物馆中最亲密的两个学科。无论是中国通史博物馆,还是地志性或遗址性历史博物馆,都离不开历史学、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指导。而且由于大部分历史博物馆的工作者,都出身于历史、考古学者,如同中国的近代工人,大部分来至农民一样,更加深了历史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的‘血缘’关系。对这三门学科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打一个不一定完全贴切的比方,就如同一个人,历史博物馆考古藏品好比骨头和肉,历史唯物论观点好比血液,在外边包裹着骨肉和血液的皮肤就如同博物馆。也就是说,在历史博物馆里,收藏和陈列着历史材料和考古实物,同时也贯串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是历史博物馆存在的最基本条件。正是这些基本条件,共同实现着历史博物馆的功能,去说明历史,表现历史的进程和规律。因而,要想把历史博物馆办成高水平、高效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地,除了发挥基础作用外,还要深人研究历史学、考古学,研究博物馆与这两门学科的内在联系,研究这两门学科的理论和实践,以便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博物馆的工作进行全面指导。 二、博物馆与历史学。 众所周知,我国的博物馆学起步很晚,它从一开始就隶属于史学家整体的史学体系。博物馆的本质是什么?这里所用的提问方式是史学的,回答的正确与否,也一直以史学标准衡量。从博物馆学所确立的基本问题上,已清楚地显现出博物馆对史学的依附。这一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而且将来也未必有明确的答案,以至于这个问题被大多数博物馆学者所放弃。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向题本身的难度,而且因为这个问题即便被解答也缺乏现实的意义,缺乏面对现实的力量,似乎只是在玩一种逻辑游戏。史学家对博物馆的关注是因为博物馆对他们治史有益,他们只是史学家而不是博物馆学家。迄今为止,博物馆未能有独立的形态。传统的惯性使博物馆一如既往地随着史学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历史学者分析某些史事偏重于选择史的原因是处于“人类经历的各条道路的起点上”,“处于根源部位上,处于人类与万物混杂中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亲密关系这一点上。”毫无疑问,史学一直影响着博物馆学,对博物馆研究大有裨益。然而,如果博物馆只是生来就为史学服务,去达到史学所要达到的目的,又何必要费劲把博物馆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呢?博物馆只是反映论的一部分。博物馆对经济的依附等诸如此类的命题,令人对博物馆学顿生轻视之心。如此简单地套用反映论,正证明了史学理论的苍白。反映论的合理性和应有域限需要博物馆去证明,但博物馆对反映论的套用却使自身丧失了本性。 博物馆似乎只是为着史学而生存着。其陷入困境是必然的。对博物馆的本质作没有结果的探讨,由于是一种探素,是对智慧的追寻,是对现存事物秩序的认识,因而具有了价值。然而,在讲究实用,注重功利性的今天,那种没有结果的探讨是不可能具有价值的。对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或社会伦理方面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在这种伦理型文化氛围中生长的中国人,对学问、知识的选择往往出于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功利目的。诸如“我为什么要参观博物馆”,“博物馆于发展经济有什么用”等等问题及其对博物馆冷漠、陌生、与市场经济直接相关,但同时反映出博物馆依附于史学的结果是远离现实,成为空中楼阁。因为史学的目标与博物馆的目标并不一致。何况现代博物馆也已走出空洞的思辨,直接参与现实和生活。所以,长期以来博物馆对史学的依附是使博物馆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

中国历史夏朝历史事件

中国历史夏朝历史事件 本文是关于中国历史夏朝历史事件,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感谢阅读。 中国历史夏朝历史事件篇一:夏朝都城为什么迁移 夏朝,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世袭王朝。一般认为夏朝是一个部落联盟形式的国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夏朝定性为一个奴隶制国家。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就是从夏朝的建立开始的。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重要王朝,依据史书记载,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此时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所以其文化及文明程度高于新石器晚期文化。美国历史学会最新出版的高校教科书《新世界史》(杰里.本特利编著)已经对夏朝经济生活和社会形态做了全面详细的论述和承认。由于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遗址的出现,历史学家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便是夏朝遗存。对夏王朝记载比较多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据《史记》记载,夏王朝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初到公元前16世纪初,前后大约有500余年,经历了5个世纪,有17个帝王先后作为统治者。 早在大禹治水之后,由于大禹深受拥护,根据“禅让”制而做了舜的继承人。他在位时,曾经将当时的中国划为9个州,这大概就是“九州大地”的来历。大禹还制定了各种制度,为夏朝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启继承了权位。启在与伯益争夺权位的斗争中获胜,而且杀死了伯益。而伯益本来是大禹按照禅让制选定的传位的对象,启的即位,打破了禅让制,成了历史上王位世袭继承制的开端。也就是“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启在位期间,完成了夏朝的建立,而且使夏朝走上了鼎盛时期。夏朝统治的范围大约以今天河南省的西部为中心,北到河北,南到湖北;东到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的三省交界处,西到山西南部。 可是,启死后,继承王位的太康在东夷族的进攻下丧失了权力,经过3代的争斗,直到少康继位以后夏朝才得以巩固稳定。这就是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的过程。以后的统治者都善于控制东夷,或是同东夷搞好关系。可是到了

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方法之异同 考古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部门,或者说作为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历史学的研究目的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考古学和历史学一样,都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科学。具体地来说,二者都是要阐明古代人类的——社会组织状况、社会经济状况和物质文化面貌——从生产方式到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进而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为现实服务。 第一节考古学与历史学之异同 所谓“历史学”,可以做两种理解,一是广义的历史学,或称历史科学,即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另一是狭义的历史学,指依靠文献资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讨论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时,所云历史学可以是指广义历史学,也可以是指狭义历史学。 一、考古学与广义历史学 从世界围看,考古学并不都是划归于广义历史学这一大学科之下的。在欧洲,考古学基本归属于历史学;在美洲,考古学则多归属于人类学。其原因在于考古学学科在这两个地区形成的历史背景不同。 在欧洲,考古学是19世纪中叶由古物学发展而形成为一个学科的,其研究目的是利用古代遗物,研究文献所未能揭露的欧洲古代史。欧洲有着漫长的成文历史时代,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历史学研究传统,自然习惯于将考古学作为历史学的组成部分。因此,即使是属于无文献记载的史前时代的考古,也归属于史前史研究畴。而且欧洲考古学

家认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自己的祖先,如此也使这种研究带有很浓烈的民族主义意味与历史责任感。 在美洲,由于对美洲本土的考古学,实际上主要是由欧洲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历史的研究引发的,而因印第安人本身没有成文历史,所以这种研究就不可能采用传统历史学的方法。同时,欧洲人进入美洲后,大量的印第安族群仍然存在,通过对当时尚存的印第安部落的调查去研究与追溯古代印第安人的人种、历史与文化便成为主要研究手段,并由此形成了发达的独立于历史学之外的人类学。其后,欧洲人调查研究的围,也逐渐从生存的印第安人部落过渡到历史上印第安人的土丘建筑,并开始了对土丘建筑的发掘。所以,在美洲,考古学很自然地成为发达的人类学的补充,并归属于人类学研究的畴。 但是,在美洲,研究文明古国和欧洲大陆的考古学,也还是归属于历史学畴。可见,欧、美考古学定位的差别实际上并非缘于研究对象有本质区别,而主要是由于二者产生于不同的学术背景下,致使研究的出发点、资料与手段有某些差别。但不论在哪一地区,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既然在本质上都是通过研究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文化遗存,来研究古代社会和当时人类的社会行为,那么,如果将划分学科的基本点放在研究对象上,则美洲考古学当其以古代印第安人的历史与文化为研究对象时,它实际上也可以归入广义历史学的畴。因此,对于中国考古学与历史科学关系的传统定位,似不必因为考古学在国际上归属有别而产生怀疑。 目前,在中国主考古学应脱离广义历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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