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官场哲学

李鸿章的官场哲学

关于李鸿章，流传下来的野史不少，随便搜索一下，痛骂他的文章不可胜数。受史书舆论断章取义的片面影响，百年来被称为中国“第一卖国贼”的李鸿章一直承受着如此巨大的冤屈而无法翻案。

严格说，李鸿章应该是个毁誉参半的人，有大功亦有大过，只是因为其“过”过大，而导致大“功”也显得羸弱无比。站在今人的角度考虑，无论这个人物功过如何，这个汉族人能在满族人的天下里纵横驰骋，不精通官场哲学的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晚晴名臣李鸿章

和晚清很多汉族官员一样，李鸿章也是从书生一步步当官而发迹的，只不过相比于很多人的功成名就，李鸿章的辉煌则来得稍晚一些。李鸿章在曾国藩身边做了很多年的幕僚，最后升任江苏巡抚的时候已经四十岁了，可谓大器晚成。

李鸿章升任江苏巡抚，可谓实至名归，其识见和刀笔吏的功夫非常深厚，这在他给曾国藩做幕僚时就显现出来了。对此，曾国藩赞叹道：“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在拟奏折的时候，怎么反驳上级，如何敷衍皇上，怎样揣摩圣意，怎样打太极拳等，李鸿章都能处理得极为贴切。

实际上，作为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的真正本事并不是仅仅给曾国藩做做幕僚、写写奏折，他的真正本领是处理君臣关系。应该说，大臣所以能成为大臣，除了要有时运，更多的要看个人的种种看家本领。举个例子，在晚清国势衰退之时，李鸿章一直都是主张维新变法的，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更是其一手操办的。因此，与主张改革变法的光绪帝“不谋而合”地走到了一起。结果，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政变后，光绪被囚，慈禧重训朝政，很多维新人士不是被杀就是逃往海外。就在此时，和李鸿章有过节的人乘机到慈禧太后面前告状，称其是维新派。

为此，慈禧问李鸿章：有人说你也是维新派，有没有这回事？

对于慈禧太后的问责，李鸿章的回答非常实在：臣确实是的，但臣却从来都不过问废立之事；如果不维新能让国家富强的话，中国早就富强了，为什么还要等到今日还是如此呢？如果说主张变法者就是维新党的话，臣无可逃。慈禧听后，原来对李鸿章的忧虑顿时化为乌有。在慈禧眼里，她最关心的不是中国有没有富强，而是自己是不是大权在握，至于其他事情，诸如是不是支持维新、主张变法等都是无所谓的。应该说，此时慈禧考虑的是你是“思想错误”还是“组织错误”。实际上，回看李鸿章的回答，无疑是非常明智的。

作为主张洋务运动的带头人，改革维新的口号他喊了很多年，如果对此加以抵赖，自然是过不了慈禧这一关的。而他并未抵赖，而是“坦白从宽”，然后说至多自己是“组织错误”，而非“思想错误”，只要表明自己并没有紧跟皇上即可。李鸿章的官场智慧可见一斑。

对于做官，曾国藩曾把李鸿章与清代着名学者俞樾作了比较，曾国藩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着书。”“拼命”二字把李鸿章热衷官场、醉心仕宦的面目刻画得极为贴切。李鸿章官居极品，位极人臣，历几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李鸿章的为官之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见风使舵，媚上有术。一次，在和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闲聊时，李鸿章就说：“很多人都害怕谈‘热衷’二字，对此我持反对意见。士人进了官场，不管做什么事，对上致君于尧舜，对下给百姓以恩泽，个人的事业、学问、经济，任何事情得不到皇帝的信任都不行。你看我现在不受人重视，怎么能不热衷呢！”从李鸿章的这句话可以看出，要想保住手中的权力，必须得到上级的信任，这也是李鸿章的为官之道。

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清廷内部出现了主战和主和两派，以光绪为首的主战，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主和。在这件事上，身为外交大臣的李鸿章早就知道日本的野心了。但是考虑到慈禧太后为了保存实力必然主和，因此，他义无反顾地和慈禧站在了一条战线上。

因此，当一些北洋海军将领为了增强自卫能力，多次请求添置新式船舰时，李鸿章的回答是：“现在考虑到时艰款绌，我没敢奏咨渎请，如果有什么问题由我承担好了。”实际上，为了取媚于慈禧，大量的海军军费已经被挪用到给慈禧建造颐和园的工程上了。

在取悦上级时，除了见风使舵外，李鸿章常常报喜不报忧。一次，李鸿章上疏说直隶一个地方的“麦秀两歧”，就是说一棵麦子上长了两个穗。这在当时是被看做天下太平和主上圣明的征兆。身为直隶总督并自诩精通洋务的李鸿章，居然也用这种把戏来奉承慈禧太后。

对待上级，李鸿章见风使舵，而对待下级也驭人有术。在治理湘军时，曾国藩采取的措施是要求兵士“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曾国藩主要是依靠传统的儒家道德来教育和约束部下。和曾国藩截然不同的是，在治理淮军时，他更善于以“利”来驱使部下。让人颇感意外的是，对于无法给予差使的人，他很礼貌，而对于可以委以重任的人，他则故意加以粗言恶语，根本不像是个书香门第的翰林。这也导致被他骂的人常常不以为耻，反而沾沾自喜。李鸿章的这一

驭人之术导致求差之人为了求得差使而甘心以被骂为荣，他虽明知这些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小人，还仍然愿意委以差使，其直接的后果是吏风日下。

所以，晚清官场的风气败坏，李鸿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官场上，李鸿章更多的是使用权术和手腕，这和他的老上司曾国藩的农民式的“本分”迥然不同，这一点，从曾国藩功成名就后的全身自保上可见一斑。作为镇压太平军的“第一功臣”，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为了自保而将部分湘军将士遣散回家，以使自己能韬光养晦，免除了清廷的后顾之忧。而李鸿章则相反，他过分看重权势，占据高位不肯下来，并通过罗织关系网以自固。

作为晚清官场上犹如蛟龙得水的人物，李鸿章为了自身利益，对上见风使舵，对下驭人有术，他所做的贡献还是不可磨灭的。作为晚清的改革先锋，尽管后来的历史书对于他在洋务方面多有贬低之词，但回到历史现实去考虑，李鸿章主持的洋务运动在工业、商业、军事以及文化的近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已属不易。而无论是办机器局、招商局，设电报、修铁路，还是派留学生以及陆军海军的近代化，这些大事件都与李鸿章密切相关，都和李鸿章的支持和努力分不开。对此，这个着名的改革家说：“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意思是说，我们现在若不能顶住压力，把事情办好，那后来的人恐怕都不一定想得起来要这样做呢！

虽然李鸿章这个大人物贯穿了洋务运动的整个过程，但他的运动还是很不彻底的，梁启超也曾批评李鸿章“不敢破格”。但从李鸿章的一生来看，他虽然未能破格，但终究始终力所能及地在推进革新。

应该说李鸿章之所以背上千古骂名，不是因为其在官场上多么卑鄙，而是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无形中成了慈禧乃至清政府的替罪羊。对于李鸿章而言，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熟知外交事务使李鸿章能够权倾一时，但也是外交让他事业、声名受累，百年都难翻身。

所谓“弱国无外交”，能在晚清政府羸弱、列强纷争之中为政府多挣得些许利益已当属不易。从当年到上海雇佣“洋人洋枪”、“协防”初次与洋人打交道开始，李鸿章逐步走上了参与全局性外交决策之路。应该说，李鸿章当年“借师助剿”是为了维护政府统治的需要，也是其奉承上级之道，但在利用洋人方面，他也是忐忑不安的，因为他担心洋人后患无穷，为此一直坚持对“洋枪队”要“权自我操”，谨防“太阿倒持”。他的方针是“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最终李鸿章得以“过河拆桥”——达到了利用洋人镇压太平天国然后又将其迅速遣散的目的。

在对内对外方面，李鸿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颓废的晚清势力中稳固了自己的位置。官职越来越大，参与全国外交决策也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复杂。李鸿章一生中参与了许多中外谈判，签订了许多中外条约，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带有“丧权辱国”性质的条约。作为主要谈判人，自然难辞其咎。不过，在大败之后签订“城下之盟”，战败国讨价还价的余地其实非常有限，而且诸如割地赔款事关重大，最后的决定权其实还是在朝廷手中。李鸿章的事业、名声却也被毁于此，这也是至今他仍背骂名的主要原因。

对此，李鸿章自己也非常明白。他承认，中日甲午战争“至一生事来，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他无奈地感叹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说：“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所谓学识，在当时指十九世纪以来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政治外交制度等。李鸿章生长在闭塞落后的晚清时代，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其没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文化的真正本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说他有阅历而没有血性，这当然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造成的官吏习性使然。概言之，李鸿章是个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他用农民起义军的鲜血染红顶子，既促使中国向半殖民社会沉沦，又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步伐。李鸿章是腐朽的大清王朝的忠臣，是封建社会的补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