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情况调查报告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情况调查报告

一、调查对象基本特征201*年2月7日至2月20日，涪陵调查队在涪陵XX区和26个乡镇街道对84名外出务工农民开展农民工市民化情况专项调查。84名被调查对象中，男性占76.2%；48.8%的年龄在41-50岁之间；59.5%的文化程度为初中；85.7%的婚姻状况为已婚；86.9%拥有1-2个子女；57.0%的子女未在城镇上学，94.0%未举家迁移。二、农民工就业和居住情况有待进一步改善（一）就业地点主要集中在大中型城市。接受调查的84名外出务工人员中，有42人自2011年以来主要在省会城市及副省级城市务工，有51.2%的农民工在务工地就业时间累计达到了两年至三年，65.1%的农民工连续稳定就业时间超过了一年。如百胜镇紫竹村的农民工张某自2000年以来长期在浙江省XX市务工，刚开始每年春节还回家住上一段时间，近几年来连春节也没有回家乡，成为了地地道道的长期外出务工农民工。（二）外出农民工居住条件有待改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对自己在外居住条件满意度不高，其中65.4%的调查对象对自己的居住条件满意度为“一般”。47.0%的农民工居住在工棚或集体宿舍，43.4%农民工租房住。如曾经在北京务工的农民工王某，务工期间长期住在每晚十元的地下室通铺旅社，居住条件较差，只能说在北京有个住处，但是环境实在差强人意。（三）工作收入情况满意度总体较高。调查结果显示29.8%的农民工表示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另有51.8%的农民工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度感觉“一般”，84个调查对象中只有15人对自己的工作感觉“不满意”。从行业、收入情况来看，64.6%的调查对象所从事的行业为建筑业，6成以上调查对象三年年均务工收入水平在3万元以下，其中1万元以下占8.3%，年均收入1-2万元的占27.4%，年均收入2-3万元的占25%。84人中有16人表示年均收入水平在5万元以上，其中1人承认自己的年均收入达到了10万元以上。如农民工彭某，进城后在一家办公用品销售公司店面做销售员，月工资1000余元，年收入在2万元左右，自身对工作总体感觉还可以，除满足基本生活开支外还有一定结余。三、

城镇落户意愿情况（一）外出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主观意愿并不是很强烈。84名调查对象中有39人明确表示目前没有在城镇落户的意愿，占47.0%，只有34.5%的农民工明确表示有意在城镇落户。在调查中发现当前农民工之所以不愿落户城镇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不愿放弃土地、放弃农民身份。近年来国家对农业农村扶持力度空前，农民工感受到“三农问题”的被重视程度相当大，对后期国家扶持更是怀有更多的期望，所以不愿放弃土地、放弃农民的身份。二是高房价下的城镇生活成本较大。由于目前房价高涨，以涪陵为例，城区新建商品房价格普遍在6000元/平方以上，一些镇区房价也达到3000以上，即便镇上购置一套房含装修至少需要30 万元，对于普通农民工而言是笔不小的开支，相反在老家拆房建房的成本要低得多。三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农民工有后顾之忧。据调查当前农民工参加养老、医疗保险的并不多，担忧随着年龄增大无法务工，生活无保障而不愿落户城镇。据XX区110户农民工监测资料显示，110户监测户中有118名农民工，2013年底分别只有4人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其他大部人只参加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而此次专项调查中，无意落户城镇的调查对象中有31.4%的理由是“担心就业困难、不稳定”。四是老人养老及环境等因素。调查中也有调查对象表示目前家中有老年人健在，无法去城镇安家落户，也有人认为农村环境优美，食品安全，城里有钱人都去农村买房，自己有房有地何必去城镇。（二）年轻人进城落户意愿强烈。调查结果显示，在愿意落户的人中，75.9%的年龄在31-50岁之间，有50%的子女在城镇上学。当前长期在外务工的年轻人落户城镇的意愿普遍高于中老年务工群体。这部分人之所以有意落户城镇主要基于以下因素：一是有相对稳定、较高的收入，后顾之忧相对较小。由于年轻力壮且文化素质相对较高，在外收入稳定，有落户城镇的经济基础。二是考虑子女教育。调查中很大部分人有意落户城镇完全是出于对城镇较好的教育水平考虑。南沱镇治平村杨某为了儿子能在城区上学，在涪陵实险小学附近买了套二居室的二手房。（三）有意落户城镇的大部分人员希望在

家乡就近落户。在希望落户城镇的农民工中，36.8%希望落户于地级城市，34.2%希望落户于县城或建制镇，66.7%希望落户的城镇与目前长期务工的城镇不一致，说明外出农民工还是愿意选择生活在家乡附近的城区或镇区。如农民工郎某自中专毕业后就长期在重庆、贵州等地务工，在外辗转务工多年，但丝毫没有想生活在务工所在地的想法，近期还是想回到涪陵城区买房，为以后定居做准备。四、农民工市民化推进过程中存在问题（一）落户政策宣传不足，农民工了解不够。各级政府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政策方面宣传不足，导致绝大部分对城镇落户政策一片茫然，没听说过或者不了解具体情况。如农民工郎某虽然自身很想在城镇中安定下来，但是却从来没听说过相关落户政策，更不用说了解具体办理措施。本次调查中89.9%的农民工表示不了解中央近期出台的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的政策，对于希望在城镇落户的，85.3%的农民工也不知道该城镇目前是否有落户限制，如果有落户限制，87.1%的农民工也不了解城镇落户的条件是什么。（二）落户城镇同时不放弃农村耕地及房屋，双栖生活形成资产空置、资源浪费。据调查，目前已在城镇购房的相当部分农民工并没有放弃农村的耕地、宅基地，一般耕地由父母或他人代耕，房屋则空置。新妙镇弋阳村冉某两兄弟均在新妙镇买了房也装修好，平常均空置，农村老家房屋由其母亲及两小孩居住，据其介绍他老家院子共8户人家目前有6户都在新妙或涪陵买了房，但老家房屋都完整保留着。又如荔枝街道平安村4社，目前全社57户中有13户已在城镇买房居住，农村房舍空置；另有举家外出务工8户人家农村房舍也空着，相当于全社36.8%的房屋常年无人居住。（三）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据调查，当前农民工总体收入水平低，收入不稳定，无完善的医保、养老保险等作支撑，又要面对高昂的房价、高等教育费用及医疗费用，所以部分人即或有一定存款也不敢轻言买房。而对于无力在城镇买房的农民工而言，子女教育又面临着一大问题，随着随迁子女大量涌入城市，加之流动性大，使得子女入学问题变得非常麻烦。如农民工秦某，在货船上打工已多年，但仍然无力在城区买房，只

有租房，去年孩子上小学花了1万元托关系才进了租住房屋附近的城区实验小学。也有已在城区买房的农民工对于自己后期能否在城镇安得稳也表现出极大担忧。如农民工易某，虽然自己已经在城市中买房居住，但是由于没钱没技术，自己只能在建筑工地从事繁重的体力活，他就表示自己已年近五十，体力已经日趋不足，只参加了到60岁每月能领80元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将来能否在城市长期居住仍是一个未知数。五、关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几点建议（一）加快推进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机制，合理配置城镇公共服务资源，为农民工提供好服务保障。农民工进城要让他们进得来，安得稳，逐步能致富，而目前城乡居民差距仍然较大，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至少每月几百元，而农村仅有几十元，农民工进城60岁后单凭几十元养老金根本无法维持生活。所以无论是就业服务、子女教育还是医疗卫生、文化生活等，都要按照体现公平对待城乡居民的原则，将农民工纳入当地公共服务体系，并着力提高基层公共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范围，使农民工在城镇也能和城镇居民一样享有社会公共服务资源。（二）制定相应优惠政策，鼓励进城农民工放弃农村资源，避免农村空心化。鼓励转户进城农民工放弃耕地、宅基地，节约耕地资源，减少浪费，同时，制定相应优惠政策，给予放弃农村资源的进城农民工在购房、就业、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相应补助。如可让放弃农村耕地和宅基地的农民工来置换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完全免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使其义无反顾地参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三）强化技能培训，提升农民工综合素质。农民工就业能力是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收入增长和转变为市民的基础，要加强农民工人力资本开发，提高农民工创业就业能力，推动劳动者素质提高转变。同时加强农村劳动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加快建立市场导向、产学结合的农民工培训体系，大力培养新型产业工人。（四）做好正向宣传引导，破除城乡居民隔阂，加快融合相处。各级政府要做好正面宣传引导，鼓励农民工在城镇自在地生活工作，也积极引导城镇居民同等看待农民工，杜绝带上“有色眼镜”看待农民工。社会交往是农民工融入城市

的重要环节，要扩大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圈，提高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打破城乡之间、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界限，加强他们之间交流与互动、相互信任，建设新型、和谐的城市文化。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资源，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的培养，消除城市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心理，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的疏导工作，从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80后”、“90后”第二代农民工，目前年龄在20岁- 30岁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主体，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他们对农业不太熟悉,同时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和社会。他们遭遇着方方面面的瓶颈:户籍、教育、住房、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上一代农民工有了巨大差异。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五大特点受成长环境、教育状况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观念、价值标准、文化素质乃至人生态度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将影响他们未来的人生走向，也必然对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农村经济结构变化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产生重大的影响。1、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扛麻袋进城”的老一代农民工的时代渐渐成为过去，“拉皮箱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多半接受了初中、高中、中专教育甚至大学教育，有相当的文化知识。调查显示，年龄在30周岁以下占68.2%；文化程度中，高中技职校占62.7%，高中、技职校文化程度渐成在务工人员的主流，这也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从技能情况分析，技工占19.35%；熟练占34.26%；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有占25.52%。可以看出，受过培训或有一定工作经验的调查对象接近80%，说明掌握技能是稳定就业的基础。根据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XX市外出从业劳动力中，20岁以下占16 .1%；21岁-30岁占36.5%，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XX市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

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尤其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就业首选。他们打工目的不仅仅满足于生活的改善，而是要有所发展，更看重个人的能力发展和机会把握。因此他们对于文化知识、专业知识有极强的探索欲和积极的进取精神，他们的可持续发展意愿更为强烈。

2、思想观念更加开放，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与第一代农民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他们追求目标、偏好等与父辈大相径庭。他们在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就业取向、价值目标等方面更接近于市民。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绝大多数人在闲暇时间除了看电视、听广播、使用手机、网络等非常现代化的通讯方式，还会经常光顾网吧、迪厅、酒吧、溜冰场、听音乐等新潮的娱乐场所，染头发、穿时髦服装等紧跟时尚。新生代农民工通常也会在春节时回家一趟，但那仅仅是“礼节性的仪式”，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对农业活动则缺乏浓厚的感情和兴趣。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具活力，思维和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更加趋向于现代文明和城市文化。

3、就业范围更加广泛，自主创业意识增强。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像第一代农民工把“进城挣票子、回村盖房子娶娘子”作为进城打工的最终目标，学本事、长见识、改变人生命运、实现个人价值、提升社会地位，开始成为他们中很多人的新观念、新追求。新生代农民工不像第一代农民工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是他们的聚集地，而是将目光则投向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们来到城市打工，不仅谋饭碗谋生存，而且谋事业谋发展；他们不仅被用人单位选择，也主动自我选择。同时，第二代农民工就业途径在逐步转变，就业也显得更为主动，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像第一代农民

工就业渠道主要是通过老乡或亲朋好友介绍之类的传统社会网络，而求职的途径更为多样，并能够借助于中介力量自己主动寻找工作，即使是用工单位招工，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一过程中也是以自己应聘的方式通过展示自己的能力获得工作。调查中，多数人认为“打工不是长久之计”，近八成人希望以后“自己创业、做生意”；有13%的人表示希望“找一份更好的工作”或“成为公司的骨干”，很少一部分人选择看情况而定。调查结果表明，经过社会上的磨炼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更理性，对自己的将来有了更明确的定位，寻找乃至转换工作的成功，更多的是依靠他们个人的努力。4、期盼有同城待遇渴盼能融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相比，更渴望成为城市一员，对城市的依恋更为强烈，更加渴望融入城市。新一代农民工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他们的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尽管他们仍被社会归类于“农民工”，身份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内心抗拒这个称呼：有人称呼自己为“新产业工人”或“新市民”，有人在竭力推广“新工人”这个称号以取代农民工的群体标签，甚至有人认为自己就是“白领”。调查中发现：“ 不做乡下人，成为城里人”这一点得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认同，有人说：“上一代农民工打工主要就是为了赚钱回家，我们则盼望在城市安家落户；上一代是与本村人攀比，我们这一代与城里人比。”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性变化以及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等因素决定着他们不可能像父辈一样返乡务农，第一，大多数人往往直接从学校进入外出务工行列，对于现代产业规律的熟悉程度远高于传统农业，将务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而不是农业收入的补充，他们不仅注重现实的待遇，更渴望更大的发展空间。他们没有返乡务农的意愿，更没有务农的技能；第二，他们本身追求融入城市,更愿意成为现代文明城市中的一员,享受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不仅要挣城里的钱，更要在城里体面生活，这样的念头已然成为他们坚固的价值观。在这一价值观的指引下，不做城市的“过客”而要努力融入城市的潜意识便格外强烈。

5、轻农弃农意识严重,耐受力底成为劣势。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是80后、90后，一部分是在城市里出生长大，一部分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他们没种过地，不会种地，更不愿意种地，普遍存在着农民不爱地，农民不爱农，农民不识农，“轻农、厌农、弃农”意识严重。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户口在农村，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压根儿就没准备再回农村，出来长见识的同时，希望能够和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成长环境得天独厚，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经受挫折较少，温饱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这也造就了他们心智不太成熟，虽然很多人在法律意义上已是成年人，但他们阅历较浅，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思想起伏较大。因此，在应聘时会明确提出种种待遇要求，工作中频频跳槽的情形也屡见不鲜，“敬业精神差”是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重要问题。。

二、新生代农民工目前面临的社会问题新一代农民工是“新人”，是中国转型期涌现出的又一个引人注目的全新的社会群体。他们一方面想永久地离开农村，不愿返回农村生活定居，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没有“家”的感觉，找不到融入城市的钥匙。城市对他们构筑起一道道屏障，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1、生存状况有所好转，目前形势依然严峻。第一，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不像父辈们一样，从事风餐露宿、室外作业、条件艰苦的建筑、采矿等职业，继而追求轻松而待遇较好的职业。第二，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较长，人力资本相对较高，决定了他们比父辈们具有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工作待遇也得到了提高。第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环境相对较好，告别了父辈的“工棚“生活，居住环境以单位宿舍和都市村庄为主。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是相比之下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居住环境依然不容乐观，工资水平仍低于城镇人口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居住条件的改善仍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2、“市民化”遥不可及，游离于城乡边缘。对大多数第一代民工而言，

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一般初中或高中毕业就远离乡土，多数不懂种地，因而对土地没有依恋；相反，“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镇里，在城市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的浸染下，他们很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在城市里扎根，而不是像父辈一样在城里挣钱回家盖楼过日子。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城市梦。总之，比起第一代民工，他们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也回不了乡的“边缘人”。3、社会保障亟待加强，配套措施仍需完善。入城务工人员在经济上、政治上所受到的待遇，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相比可谓“二等工人”。他们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甚至有的城市规定限制他们进入某些行业就业。这些现象，不仅明显违反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选择职业、取得劳动报酬等一系列权利；而且背离了现代社会通行的文明准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平等规则，伤害了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尊严，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妨碍城市发展的正常化进程。同时维权艰难、没有社保仍是农民工面临的“硬伤”。只有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使这些弱势群体在面临讨薪、加班、医疗等困境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4、心理健康状态不佳，科学引导至关重要。农民工不仅是一个收入低下、生活贫困的群体，而且是一个面临强烈心理矛盾与心理冲突的群体。不少农民工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自卑、失落、压抑和缺乏归属感等负面心理问题，并形成“贫困－歧视－报复－贫困”的恶性循环。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中一些人更加趋于激进，诉求的简单化、暴力化和突发性将会更加突出，有些心理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制约因素。在各种压力下，缓解农民工压力、减少其心理疾病发病率，关注他们在城市化改革中的心理承受和宣泄方式，提供相应的心理诉求渠道，已经是社会各界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三、对新生代农民工出路的建议和父辈

们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更为强烈，但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户籍制度的约束，使很多年轻人难以在城市扎根，对土地没有感情、在城市又不被接纳,让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城乡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因此，只有给予农村流动人群以基本的市民待遇，让他们分享城市改革、发展和繁荣之成果，一个城市才能真正实现和睦相处、社会和谐的理想，才能保持可持续性发展。

1、从加快户籍改革制度步伐使其更快融入城市。虽然被冠以“农民”两个字，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农民的关系已不是那么紧密，不少甚至根本就不是在农村出生，更不是在农村长大，他们对城镇的认同要远远大于对农村的认同。他们迫切想融入城镇，但又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退回农村，却做不了合格的农民。实质上是户籍这堵墙，羁绊着他们融入城市，阻碍着他们的进一步发展，户籍问题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大瓶颈。所以，要破解“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民生难题，应先从户籍制度着手，赋予他们“新市民”的身份。首先，从户籍制度着手，可以让“新生代农民工”更快地融入城市。当前的户籍制度，使得这种“融入”显得异常艰辛，与其让他们在城市的事实存在却与城市格格不入，不如让他们尽快地融入到城市。其次，从户籍制度着手，可以防止城市出现新的“二元结构”。当这些卑微的年轻人经常性地感觉到自己沦为了城市的“边缘人”，当他们的内心被压抑太久的愤懑所支配，谁都不能保证这个群体不会成为城市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再者，从户籍制度着手，可以减少农民工“退保”等社会问题。目前，户籍既是市民身份的一种标志，也是享受各种社会福利的一种凭证。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这个虽然多数时间生活在城里却没有城里“名分”的群体很少能享受城市社保、医保等福利待遇，由此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

2、以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使其共享资源。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首先是要解决就业问题,其次是要解决住房、子女教育问题,最后是要解决社会保障和公平地享有公共服务问题。这些均依赖政府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如通过提供公平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解决新生

代农民工由农民身份向产业工人转换问题。通过提供日益平等的社会保障服务,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尤其是养老保险跨地区接续政策,打通农民工有序流动就业的经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老病死问题。通过建立科学的就业景气指标体系,监测就业景气尤其是农民工就业与产业的匹配程度,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异地转移就业和降低就业风险问题。建议政府切实履行其社会服务职能，关爱这些农民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譬如提供大量的廉租房、为农民工解决养老、工伤、医疗等保险，为其子女提供和城市居民子女一样平等的教育机会，与城里人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经过若干年不懈努力，有可能逐渐缩小乃至于最终消除贫富和地位差距，也不至于把贫困转移到第三代。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化地消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条件，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分享他们亲手创造的经济发展成果。

3、以教育培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搞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不断提高其素质与改革户籍制度、让他们融入城市、安居乐业是相辅相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正规教育、社会资本的支持以及“干中学‘提升其就业能力，把来自单位的培训作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的主渠道，把“干中学”作为提高其自身的就业能力的前提。在职教育培训要突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应充分考虑培训对象在技能水平、工作性质、文化程度、年龄层次、就业心理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分类、分层的引导，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其文化、技能水平，使之适应企业和城市发展需要。同时，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素质提升和心理健康教育。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偏小，容易出现价值体系的混乱和选择的偏差，在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压力大，身份认同的困惑进一步加深，要着力提升他们的政治素质，关注其心理健康，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和谐推进。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国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

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主要特征是：基本保障，广泛覆盖，多个层次，逐步统一——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家强制建立的基本保障主要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社会保障逐步覆盖全体公民；在基本保障之外，国家积极推动其他保障形式的发展，力争形成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改革与发展，逐步实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政策已经制定并陆续颁布和实施，覆盖了大多数城镇职工和离退休人员。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密不可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独立于企业之外，将过去传统体制下的“企业保障”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障，使企业从社会保障事务中脱离出来，由社会机构为个人提供保障服务和管理。随着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企业用人制度和工资制度的各项改革措施得以顺利实施，以市场为基础的劳动力配置机制逐步形成，进一步推动我国各类企业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二、企业参加各类社会保险的情况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以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为主要内容，其中，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最相关的是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除此之外，还有保障性、互助性、长期性的住房储金，即住房公积金，在企业界往往与社会保险合称“五险一金”。根据对1883家企业的调查显示，企业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的比例分别为：基本养老保险92.5%、基本医疗保险78.9%、失业保险75.5%、工伤保险65.8%、生育保险36.5%、住房公积金49.5%。另外，参加补充养老保险的为16.6%，参加补充医疗保险的为22.1%。

（一）养老保险1984年，中国各地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9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其中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起

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1997年，国务院制定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开始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城镇各类企业的职工，城镇所有企业及其职工必须履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义务。目前，企业的缴费比例为工资总额的20%左右，个人缴费比例为本人工资的8%。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一部分用于建立统筹基金，一部分划入个人账户；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计入个人账户。

调查显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占92.5%，高于其他各项社会保险的参险率。从不同地区看，西部地区企业参险率低于东部企业2.7个百分点。从企业性质看，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参险率明显偏低，只有86.2%和85.7%；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96.6%，三资企业为96.8%，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为94.7%。从企业是否上市看，上市公司参险率高于非上市公司，其中非上市公司的参险率低于92.5%的总体水平1.7个百分点。从企业规模角度，规模大的企业参险率一般较高，而规模小的企业参险率低于总体水平，如销售额3000万元以下企业参险率为87.4%，资产总额3000万元以下的企业参险率为86.4%，分别低于总体水平5.1和6.1个百分点。

基本养老保险之外，企业很少参加补充养老保险。调查显示，只有16.6%的企业参加补充养老保险，其中，东部企业高于西部企业，大型企业高于小型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参险率为32.9%，高于其他所有类型企业，高于总体水平16.3个百分点。

（二）医疗保险1998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开始在全国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原则上实行地市级统筹。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所有企业、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及其职工必须履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义务。目前，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为工资总额的6％左右，个人缴费比例为本人工资的2％。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一部分用于建立统筹基金，一部分划入个人账户；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计入个人账户。

调查显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企业占78.9%，除低于基本养老保险，高于其他各项社会保险的参险率。从不同地区看，西部地区企业参险率低于东部企业7.7个百分点。从企业性质看，私营企业参险率明显偏低，只有66.2%；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87.9%，集体企业为71.4%，三资企业为83.4%，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为82.2%。从企业是否上市看，上市公司参险率高于非上市公司，其中非上市公司的参险率低于总体水平2.4个百分点。从企业规模角度，规模大的企业参险率一般较高，而规模小的企业参险率低于总体水平，如销售额3000万元以下企业参险率为74.7%，资产总额3000万元以下的企业参险率为73.3%，分别低于总体水平4.2和5.6个百分点。

基本医疗保险之外，企业参加补充医疗保险的比例仅为22.1%，但高于补充养老保险16.6%的参险率，其中，东部企业略高于西部企业，大型企业高于小型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参险率为34.4%，高于其他所有类型企业，高于总体水平12.3个百分点。

（三）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1999年，国务院颁布《失业保险条例》，把失业保险制度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失业保险覆盖城镇所有企业、事业单位及其

职工，所有企业、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必须缴纳失业保险费。单位的缴费比例为工资总额的2%，个人缴费比例为本人工资的1%。1996年，劳动部公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开始建立工伤保险制度。工伤保险费由企业缴纳，职工个人不缴费。工伤保险缴费实行行业差别费率和企业浮动费率。根据不同行业的工伤事故风险和职业危害程度确定不同的行业费率；在行业费率的基础上，根据企业上一年实际的工伤事故风险和工伤保险基金支出情况确定每个企业当年的具体费率。1994年，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劳动部制定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将生育保险模式由用人单位管理逐步转变为实行社会统筹。生育保险费由企业缴纳，职工个人不缴费。

调查显示，参加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企业分别为75.5%、65.8%和36.5%，低于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参险率，但高于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的参险率。从不同地区看，西部地区各项保险参险率都低于东部地区，失业保险低2.0个百分点，工伤保险低21.5个百分点，生育保险低8.7个百分点。从企业性质看，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参险率明显偏低，其中，私营企业各险种参险率分别为：失业保险62.4%，工伤保险59.4%，生育保险27.3%；比总体水平分别低13.1、6.4和9.2个百分点；集体企业各险种参险率分别为：失业保险50.0%，工伤保险53.6%，生育保险21.4%；比总体水平分别低25.5、12.2和15.1个百分点。从企业规模角度，规模大的企业参险率一般较高，而销售额3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3000万元以下的小规模企业参险率都低于总体水平。

（四）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1994年，财政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人民银行联合下发了《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建立。1999年，

国务院颁布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标志着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步入了法制化的轨道。2002年，国务院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又做了进一步修订。住房公积金由职工个人缴存和职工所在单位为职工缴存，属于职工个人所有，专门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

调查显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企业占49.5%。从不同地区看，西部地区企业低于东部地区5.2个百分点。从企业性质看，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私营企业比例明显偏低，只有19.4%；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81.7%，集体企业为50.0%，三资企业为43.0%，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为50.5%。从企业规模角度，规模大的企业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一般较多，而规模小的企业一般低于总体水平，如销售额3000万元以下企业为42.1%，资产总额3000万元以下的企业参险率为36.7%，分别低于总体水平7.4和12.8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