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种植文化

水稻种植文化

世界主要粮食结构由大米、小麦和玉米构成，而当今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是以大米为主食的，可见大米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到19世纪中叶，农业史学界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认为水稻人工栽培法最早源于中国，另一派认为源于印度。19世纪末叶，多数专家认为，无论是中国、印度或东南亚，都对水稻人工栽培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水稻人工栽培的最早发源地，应在中国的江南。1881年，德国农业史专家康德尔（De·Camdolle）撰文认为，印度水稻人工栽培应在中国之后。1884年，他在《作物起源》一书中进一步指出，从中国南部到东南亚，稻是最早的农作物，并且预言中国江南应当有野生稻。1917年，英国农业史专家墨里尔（Merrill）亲自到中国华南做田野调查，他沿珠江主流西江西进，在广东罗浮山麓发现了野生稻，循此西行一直到西江支流黔江一带的石龙（今广西武宣县），发现西江流域有广泛的野生稻分布，证实了康德尔的预言。1926—1933年，中国著名农业史专家丁颖多次到广州东郊犀牛尾泽地、番禺、增城、从化、清远、三水、阳江、茂名、吴川、遂溪等地及广西西江流域考察，发现了野生稻的更广泛的分布，这就为栽培稻起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42年，日本农业史家比野认定海南岛有野生稻。1944年，日本人宇野撰文考证，印度尼西亚爪哇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已开始种稻，但那是公元前1000多年澳尼民族（Austronesian）由中国南方带去的。

有的专家是从语言角度考证的。如认为公元前一世纪，印度北部巴佛哈那加（Bahudhanaka）的游得希亚（Yaudheya）民族已确知有稻，在这前后，即公元一二世纪之间，印度梵文古籍已提到稻字。更早的公元前1000多年印度阿闍婆吠陀（Athrvavida）赞美诗中也已经见到稻字，可见印度是水稻的发源地。但欧洲农业史专家察脱杰（Chatterjee）认为，中国古籍《说文解字》提到商代初年（公元前1750年左右）伊尹时中国南方已经种稻，当时称为秏，比印度早600多年。他又根据马提哈善（Mhdihassan）的研究成果，于1951年撰文认为，拉丁语中的oryza（稻）并非源于印度语的Arishi，而是来源于中国宁波方言的ou—li—zz，因为印度Arishi不是源于本土，而是来源于宁波方言的li—zz，倒装为Zz—li。

关于水稻人工栽培法的传播，1935年欧洲专家伯兰根布（Blankenburg）认为，水稻人工栽培法是经过桂南与越南、老挝，滇南与泰国、缅甸之间的通道向西传到印度阿萨姆邦（那里有壮侗语族即侗台语族阿含人）的，传到印度后再经过伊朗传入巴比伦，而后传入欧洲和非洲，新大陆发现后才传入南美。伯兰根布画了一幅完整的传播图。1951年，日本人安藤著

文指出，水稻人工栽培术是于公元前一二世纪由中国南方经东南沿海的海路传到日本的，形成了“稻米之路”。1956年，日本人野口发表文章，同意安藤的观点。

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国考古有了重大发现。这些考古成果主要是：（1）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20世纪80年代末在此发掘出大量稻谷、稻米炭化物，经C14测定距今5000到8000年之间。（2）河南舞阳遗址。1991年发掘时在红烧土块中发现10枚稻壳印痕，经光学显微镜（LM）和扫描电镜（SEM）观察比较，发现与现代稻粒长度接近。印痕纵沟宽140—350微米，也与现代稻粒的140—280微米大致吻合。经测定为8000年左右。(3)浙江河姆渡遗址。20世纪70年代末发掘，在400M2的范围内发现很厚的人工栽培稻炭化物，以及石磨、骨耜、木铲等谷物生产工具。经测定距今6700±200年左右，是已经比较发达的水稻。（4）桂林甑皮岩遗址。1965年发掘，发现石杵、石磨、石磨棒等稻谷加工工具，还有火候较低的陶片。经测定为10000年左右，但未发现稻谷炭化物。（5）广西南宁地区贝丘遗址。20世纪60年代发掘，出土了石杵、石磨、石磨棒等谷物加工工具和大量陶片，经测定为10000到11000年左右，但未发现稻谷炭化物。上述成果虽然基本可以肯定与水稻人工栽培有关，但1—3项与印度的发现较为接近，4—5项由于没有发现稻谷炭化物，故结论仍不易为人所接受。1987年美国《读者文摘》11月号《大米颂》一文仍认为：“稻原是亚洲的野生植物。有些考古学家相信，最先有人栽种这种谷物的地方，是东南亚和中国南部。”“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稻源于印度一种名为‘尼伐拉’的野生植物。印度已发现了年代可远溯到公元前5000年的稻谷。”[1]

水稻种植文化- 5千年前上海始种水稻

广富林遗址

通过对上海地区迄今规模最大的古遗址－－松江广富林遗址泥土中的植硅体进行研究，科研人员欣喜地发现，早在5000年前的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的过渡时期，勤劳而聪慧的上海先民就开始种植水稻。

位于上海西南面的松江区佘山镇广富林村的广富林遗址，曾经于1961年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1999年秋至2001年，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又对该处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测。考古人员在广富林遗址发现了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良渚文化、广富林遗存和东周至汉代遗存。

植硅体在植物根、茎、叶、花等组织中均有分布，其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耐高温、高压和强酸、强碱的侵蚀，因此能历经几千年在泥土中保留下来，成为现代科研人员研究古代植物群落、特别是草本植物群落一种重要而可靠的“生物化石”。

在距今约5000年前的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过渡时期的泥土中，张玉兰教授发现了水稻扇形和水稻壳形的植硅体。与此同时，通过对泥土样品中的孢粉进行研究，她还发现此地层泥土中有栽培的禾本科植物明显增加。张玉兰教授说：“这两项研究充分地表明，当时上海广富林地区的先民已开始种植水稻。”

而根据广富林遗址出土的文物，在距今4000年前到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才发现了很多碳化稻粒，以及先民耕种用的犁、石镰等文物。[2]

水稻种植文化- 河姆渡遗址：世界水稻故乡

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县罗江公社河姆渡村。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被《考古》杂志评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要考古发现之一。

闻名世界的河姆渡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址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堆积厚度约4米左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其中第四层的时代，经过对地层中出土的遗物的碳－14测定，确定其年代为距今约六七千年。

第四文化层较大面积范围内，分布着稻谷、稻壳、秕谷、稻草、茎叶、木屑碎渣等交互混杂的堆积层，厚度从10一40厘米不等，最厚处达70～80厘米。稻谷、谷壳、稻叶、米粒保存较好，出土时稻秆、稻叶和稻谷与秕谷推断。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和谷壳，换算出稻谷当在12吨以上。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出土的稻谷数量之大，保存之好，不仅堪称全国第一，就是在世界史前遗址中也是十分罕见的，这填补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史上“有粳无籼”的空白。

伴随出土代表农具是骨耜，有170余件。骨耜大部分取材于大型偶蹄哺乳动物（如水牛、水鹿和四不象）的肩胛骨。在耜柄、耜面钻孔，用藤条或绳索把木棒与骨耜捆紧做成后世称为“耒耜”的农具。

稻谷和骨耜的发现，生动地告诉我们：当时先民们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撒下谷种，就是用这种农具进行耕作。他们手执耒耜，开田翻土、引水灌溉，辛勤耕作、同时还出土了动物肋骨制作的一面磨成锯齿状的骨镰、中耕农具鹤顶锄和谷物加工工具木杵等，反映了在7000年前。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先民们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作农业已成为当时主要的生产活动、河姆渡文化稻作农业的耕作形态堪称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耜耕农业。

河姆渡遗址大量稻谷的发现，还有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往人们认为印度是亚洲水稻

的原产地，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这里的水稻比印度发现最早的水稻还早了三千余年。[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