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审美文化的消费本质与时代特征

当代审美文化的消费本质与时代特征

◎高小康（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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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文化”在当今中国学术界是一个充满歧义和矛盾的概念。广义的审美文化可以包含与“审美”这个概念有关的一切，实际上把传统意义上的审美经验和观念问题统统包含了进去；狭义的审美文化则指涉传统审美活动之外的扩展了的审美经验问题，这个涵义往往和另一个概念“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联系在一起。同时关于这个概念的研究中还存在着评价的矛盾：一种是从席勒美学观念衍生出来的肯定性评价，即认为审美文化是人性整合的完美文化形态；相对立的则是批判性评价，认为审美文化是文化工业通过审美乌托邦的幻象操控个人精神的反人性形态。关于审美文化问题的讨论常常表现为这些概念上的歧义和评价矛盾。

如果要使审美文化问题真正具有学术意义，重要的是确定这个问题的客观性或对象性，在肯定或否定之前进行具有学术性的分析研究。那么，这个概念的对象性如何确定呢？抛开词源考证和词义阐释方面的争论，首先应当明确这是个从中国近年来的文化现象中激发出来的文化和学术思考问题，“审美文化”的核心就是当代审美文化。而这个当代问题产生的语境则是社会生活经验的变化。许多学者注意到，中国社会生活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出现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审美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大规模城市建设和改造的基本趋势是美化环境———现代化、舒适化、娱乐化、绿化、亮化等等；城市中个人的生活需要和生活方式也从物质需要的满足越来越转向符号性、形象性、娱乐性需要的追求———休闲、旅游、美容、健身、娱乐等等。“审美文化”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因此而成为现实经验提出的新的理论命题。

这个问题并非纯粹是基于中国经验产生的。从８０年代开始进入中国学术视野的阿多诺、本雅明、鲍德利亚到近年来为人们所知的费瑟斯通、韦尔施、菲斯克等人的论著都已对这个话题谈论了很多，这个问题其实首先是从西方文化批判中引进的话题，而后才对号入座地找到了当今中国文化经验提供的对象。这个对象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和西方文化批判对象相似性而产生的。在８０年代，审美文化这个概念还没有被使用。审美活动从狭义的艺术活动扩展到广泛的社会生活方面，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社会文明和人性的进步。显然，这是一种席勒式的乐观主义美学。这种对审美文化的乐观主义评价源自对“审美”这种经验所作的超越性解释，即从康德的无利害观念延伸到席勒的自由完美人性观念，审美被理解为人类精神需要发展的顶峰。

到了９０年代，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社会生活的发展，突出地表现为审美向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渗透，进入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阶段。然而这种审美文化的“审美”内涵却不再是席勒式的超越性经验，而变成了以感性愉悦和符号性交往为特征的世俗经验。审美并没有使人变得更自由、更完美（如同席勒想象的那样），倒好像越来越变成了盲目、被动的审美产品的消费者（如同阿多诺所批判的那样）。审美文化因此而越来越成为批判的对象。按照阿多诺的思路，具有社会批判性质的艺术和审美经验才具有积极价值，只要是令人愉悦、满足或与社会认同的审美经验———无论是鄙俗的还是高雅的———就都会因为服从、迎合社会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后来激进的文化批判者更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文化环境中，审美经验的愉悦性或社会交流性质都会成为商业提供的消费品，从而使得这种精神性的满足变成由商人批评的隆重登场，以其时髦、新颖的面貌出现，这正是市场和消费求之不得的地方。于是大众传媒就会介入进来，商业运作就会自然而然产生，批评成了热点，理论成了时兴，消费效应于是就顺势而起。本意也许是严肃的反思，结果却是消费的“共谋”，文化批评遭遇了尴尬。这种情形近年我们看得不少了。

对文化批评来说，重要的不是看它揭起了反思现代性的大旗，不是看它字里行间表明的对市场和消费的批判性姿态，而是看它是不是以消费的方式出现。文化批评在中国要有所建树，要不流于表面文章，一定要坚持真正的批评精神，同时也要对市场和消费有真正的觉悟。１２０

的意图引导的文化消费行为。用这些观点来对照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审美文化的发展态势，很容易发现这种批判理论的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今天我们的生活空间的确充满了为满足感官愉悦和情绪体验而制作出来的审美形象。不仅各种艺术和游戏娱乐越来越多地进入日常生活环境，以往不具有审美意义的活动如居住、出行、购物、交往、工作等行为也被五光十色的图像和幻觉所包围。而这一切不断膨胀着的审美氛围背后则是商业动机——

—这些审美活动或者本身是提供给消费者的商品，或者是为吸引消费者而制作的幻觉陷阱。就连看上去是公益或行政行为的城市景观建设和文化活动，也是为了吸引消费者和投资者而进行的。审美文化似乎不过是商人设下的消费陷阱。中国近年的经济发展是以区域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高度不平衡为代价的。巨大的贫富差异形成了审美消费中的身份差异，审美变成了强势群体的符号交往和等级化的身份认同方式：别墅、高尔夫、豪华汽车或西洋歌剧、古典美术等生活方式和趣味所构造的形象中隐含着对身份等级的划分，否定着当代文化的民主性和平民性，因此产生了审美文化消费的公平性问题。难怪有学者义愤填膺地质问：“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究竟是指谁的日常生活在审美化？

但是这种文化批判的激烈态度却遮蔽了一些深层的文化问题。当我们用消费文化和商业动机来解释当今的审美文化现象时，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所有的审美文化现象都有可能是商业行为的结果，却并不等于这就是商业动机的实现，尤其不等于是某种假想中统一的、实体化了的商业动机（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实现。首先，并不存在统一的实体化的商业。尽管所有的商业可能都要遵循某些普遍的市场运作规则，但各自之间不仅在利益方面可能是互相冲突的，而且在意图、手段乃至理念和道德方面可能也是各不相同的。其次，商业意图并不等于商业效果。商业向消费者提供的消费产品从理念上讲，可能性是无限的——

—供农民工消费的廉价盒饭、二手自行车和手机，为大老板和金领阶层制作的豪宅、会员制俱乐部，“小资”们中意的情调酒吧、古典音乐会，分别为布什政府和萨达姆政府生产的坦克、战斗机，甚至还有提供给恐怖分子用的爆炸物和生化武器……除了我们知道的这一切，其实还有更多的（据伯明翰学派说是９５％）的商业意图胎死腹中，没有形成社会消费。

那么，是什么因素在淘汰、选择这些商业意图并形成了具有普遍影响的消费文化呢？说到底，其实是消费者。把消费文化描述成资本对盲从的大众进行操控的结果，这可能是法兰克福学派最不可思议的文化推理结论之一。无论我们怎样批判当今的审美文化或消费文化，都不能忽视这种文化与文明发展的内在可能与人性发展的普遍需要之间的关系。与其说商业操控了消费者，毋宁说是消费者选择和鼓励了商业。消费文化的实质就是在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之外不断地增加符号的、表象的、幻象的产品，从而推动着文化活动从生存、繁衍和安全向交往、体验和幻想扩张。德国学者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也是注意到人类文明向符号化、幻象化需要发展的趋势。现代商业只是在前所未有的效率和普遍化激活和扩张着这种趋势。

有的文化批评者特别注意到当代审美文化的虚幻性质，认为这是一个用“仿像”或幻象替代真实的时代。当我们看到人们的精神需要和生活理想如何越来越被虚拟图像所充斥，现实中的危机、痛苦、不公正如何被美化、亮化的奢华图像所遮蔽，就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的存在。然而承认事实和研究这个事实的意义之间还有很多路要走。就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繁荣程度最高的珠三角地区来说，都市文化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典型的消费文化形态：鳞次栉比的酒店和餐馆、华灯璀璨的街道和广场、形形色色的娱乐场所，还有几十个电视频道提供的无数偶像和梦想……在这一切审美化了的城市生活图景的另一面，则是无数加班加点工作着的打工仔、踟蹰在闹市区的流浪汉、马路上伺机抢劫的飞车党等等非审美的真实的生活图景。这种强烈的反差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当代审美文化图景的幻象性质。

进一步分析这种文化矛盾就会发现一种悖谬：以奢华的消费为核心而凝聚起来的审美文化图景同背后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是社会现实的两面。从贫穷山区和西部涌到南方来的人们当中，大多数并非仅仅为了生存，而是被这里的消费文化所展现的幸福想象或幻象所吸引而来的。幻象吸引着追逐梦想者，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日益脱离了传统的现实秩序。幻象没有替代现实，而是贬低了现实，使得符号、想象和体验超越于物质需要。结果是人们可能越来越缺少了满足和幸福感，越来越增长着期待、焦虑和失落。这是时代的痼疾，也恰恰是时代的活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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