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管理理论综述

恐惧管理理论

恐怖管理理论是用来解释的自尊和文化世界观的心理功能。该理论认为人们持有这样一个信念：我们必须这个世界作出一些显著贡献，这些贡献能够减轻我们由于意识到自己终将死去而带来的潜在恐惧。文化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世界观和自尊的基础，它能应付这一恐怖管理的职能。

背景：

Kansas大学的Sheldon Solomon, Jeff Greenberg, and Tom Pyszczynski三人于1984年提出了这一理论。这些社会心理学家寻找人类行为的两个基本问题的答案：人为什么需要自尊呢？为什么不同的文化和平共处十分困难？三人发现在人类学家Ernest Becker的著作中

有这些问题的潜在答案。Becker综合了精神分析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观点，提出了了解人类行为的动机驱动的框架。Solomon, Greenberg,和Pyszczynski将becher的庞大的理论体系综合成一个一致的理论。这个关于文化和自尊的心理机能的理论能够很好的解决之前的两个问题。

理论渊源：

TMT是建立在存在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理论基础来自于文化人类学家Ernest Becker试图用来解释复杂的人类行为的核心思想：所有人类行为，都是对人类生来就要面对的两难处境所做出的反应，即对生的欲望（desire for life）和死的必然（inevitability of death）这一对矛盾的反应。Becker努力合成理论，用来推测和理解人类行为的方式，理解人类是怎样既相似又区别与其它的动物，如此，Becker提出：人类在对死亡不可避免的觉知下，在意识或潜意识的支配下，决策着自己的行为和动机。人类和所有的动物一样的是，都有着自我保护的直觉。但对于死亡的意识，是人类所独有的。这是人类依靠认知（例如：自我意识和抽象的思考）所具有的独特的能力。因为死亡的必然性和不确定性给人类带来了生存的恐惧，所以引发了人类去战胜这种恐惧，对潜在的死亡焦虑进行反抗——人类必须相信，当生物的身躯停止了运转之后，一些价值观、文学作品、艺术作品、象征性的事物等将会继续延伸，传播下去，得以永存。“不死”的象征以“自我在肉体死亡后继续存在”的形式展现着生命的不朽和永恒。

基本观点：

1，发展与产生：当个体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可以通过父母或主要看护者所给予的关爱、赞同和保护来缓解面临的恐惧。渐渐地，个体会意识到父母终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甚至会觉得父母无法给予他们保护，在这个时侯，个体需要寻找比父母更强大的事物——个体的自尊和早期文化世界观，文化以宗教信仰、群体认同、社会角色和社会团体的形式为孩子提供了强大的保护。当孩子的信念是文化世界观的一部分时，在他人的赞同和自我评价下，孩子坚信自己的观念是正确的，于是孩子潜在的焦虑感会降低。然而，当他人对孩子的行为给予反对和批评时，孩子会感受到更多的焦虑。也就是说，对于个体早期来讲，自尊和文化世界观是在父母和看护者的认可下形成的，个体可以通过早期文化世界观的保护而免于对死亡的焦虑与恐惧。但是对于成人而言，死亡的焦虑与恐惧渐渐地从水底浮出了水面，即使他们的价值观很符合文化世界观的标准并且实现着自我的价值，他们仍然会意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性，产生焦虑感，这是因为合乎逻辑的心理结构所提供的保护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了，成人无法避免对死亡的焦虑与恐惧。因此随着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经历与经验的积累，面对死亡必然性所产生的“死亡焦虑”就

成为了成人世界常规的、必然的日常经历。同时，个体对死亡不确定性的经历与经验给个体带来了更深刻的恐惧和焦虑，例如：地震等自然灾害，经历他人的死亡等，我们不知道自己死亡的时间与地点，这种不确定的、具体的、有关死亡的经历属于非常规的和偶然的突发经历，它给我们的生存带来了威胁与恐惧。

2，自尊，文化世界观与TMT:

与死亡相关的焦虑是个体焦虑的最根本的来源。人类为了生存而自我保存，需要管理“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焦虑。为了避免或控制死亡焦虑，文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象征性的事物，这种文化的焦虑缓冲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相信自己所持有的文化世界观的正确性，这一信念用于解释存在的意义，行为的合理性，超越肉体死亡的象征意义或生命的不朽和永恒。从这一途径人们可以获得意义感，因为文化世界观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反映，只有“正确的”文化世界观才能赋予我们存在的意义；第二部分是相信自己所遵守的价值和价值标准是文化世界观的一部分，相信自己能够面对或是超越所遵守的价值和价值标准，例如：自尊（Rosenblatt et al.,1989）。当个体的价值标准被文化世界观所支持时，便给自尊提供了存在的意义，缓解了焦虑。从这个途径人们可以获得价值感，因为对这种已经内化了的价值标准遵守程度的评价反映了个体价值和价值标准体系的关系。遵守程度越高，两者之间关系越紧密，个体的价值感也就越高。因此，就像Becker所描述的：文化世界观不仅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观念，还是一种永存的、不朽的公式。

举例：世界观如何提供恐怖管理的基础上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世界观。他们的世界观是：人生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他们的神，那些真正得到神的教义的人将会得到永生。事实上，知道19世纪和20世纪，源自于科学的不朽的世界观兴起之前，一个永生的精神的维度和概念是在所有文化中占主要地位的。这些字面上的永生（或者说是超脱死亡）的形式，被世俗文化上象征性永生的模式所补充。在现代社会，象征性的永生可以通过集体的认同来获得，这些都超越了个体的死亡。它同样可以通过后代，遗产，记忆以及在艺术和科学领域的文化贡献（例如：小说，绘画）来获得作为社会化过程的一个结果，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是在文化上非常有秩序，而且有意义的地方安顿下来。在那里，他们通过永生的灵魂和/或对世界作出永久贡献努力的使得自己成为有资格获得死亡超脱的有意义的生命体。

对于死亡的焦虑是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是持续的，图示表明了对这种焦虑缓解的过程，也就是他，tmt的基本观点。

基本假设：

近年来，大量的实证研究对 TMT 的两个基本假设――焦虑缓解器假设（The Anxiety-buffer Hypothesis）和死亡突显性假设（ The Mortality Salience Hypothesis）进行了验证。焦虑缓解器假设提出，自尊是一种“焦虑缓冲器”（anxiety-buffer），自尊的强大会使个体较少受到焦虑的影响，并不易产生与焦虑有关的行为；而自尊的减弱会使个体更多地受到焦虑的影响，更易产生与焦虑有关的行为。死亡突显性假设认为，对个体焦虑的根本来源――不可避免的死亡（mortality

salience，简称MS）的唤醒，会导致个体文化世界观信念需要的增长，个体会对支持其文化世界观的事物做出更多积极反应，而对与其文化世界观不一致的事物做出消极勍应。

下面介绍对这两个假设的验证情况。

焦虑缓解器假设的验证

Solomon 等人指出自尊与焦虑?反转共变的关系（covaries inversely），对自尊的威胁会导致焦虑上升。Gpeenberg 等在 1992 年进行了一遹实验，他们想銌证在受到威胁时，自尊增强是否会降低被试在面对威胁时的焦虑程度和被试在面对电击时的心理唤醒程度。实验者偈对被?进行一项智力或人格测验，随机抽取一半被试给予“积极反馈”，另一半则给予“消极反馈”，得到“消极反馈”的一组自尊受到威胁，接下来观看描述死亡的录像带，结果发现与得到“消极反馈”的被试相比，得到“积极反馈”的被试其自我报告的焦虑程度较低，对会产生生理疼痛的刺激（如电击）的心理唤醒程度较低，对“人会死亡”这一事实的歪曲防御也较少。与这种观点类似的是，Sherman 等人发现，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会减少一个人在其健康面对严重威胁时的否定防御。Harmon-Jones 等人进行的三项研究表明，无论是被试本身具有高自尊倾向，还是通过人为实验控制暂时提升被试的自尊水平，都会降低“与死亡有关的想法”给个体所带来的影响，在对个体的文化世界观产生威胁的事物的反应上，降低作用尤为明显。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其他一些研究的补充支持，Simon 等人在对抑郁个体的研究中发现，抑郁的个体自尊感较低，他们往往很难找到生活的意义，对死亡及与死亡有关想法的唤醒会做出特别强烈的反应

死亡突显性假设的验证

在 TMT 死亡突显性假设验证研究中，研究者们大致分为两个阵营，一部分支持“死亡突显性－世界观防御假设”（Mortality salience - worldview defense hypothesis），另一部分支持“死亡突显性－自尊假设”（ Mortality salience - self-esteem hypothesis）[4]。

在 TMT 研究的早期，支持“死亡突显性——世界观防御假设”的研究者占多数，他们认为，对有关死亡想法的唤醒、暗示会加强个体对文化世界观的防御。其中一个典型的研究就是 Harmon-Jone等人对自尊、死亡突显性以及价值观防御三者之间的关系的考察。在该实验中，他们要验证的假设是：高自尊水平会降低死亡唤醒对价值观防御的影响。被试被分为两组，分别给予虚假的积极反馈和中性反馈来控制他们的自尊水平，获得积极反馈组的被试自尊水平获得情景性的提高（situationally elevated)；接下来，两组被试分别随机各有一半作为实验组，回答两个有关死亡的开放性问题，以唤醒被试有关死亡的想法，两组中剩下的被试作为控制组，回答一些与死亡无关的问题，比如对电视的看法；然后，将支持美国（与价值观一致）和反对美国（与价值观不一致）的两段短文呈现在每一位被试面前，要求被试对这两段短文作者的智慧、知识、受欢迎程度以及文章观点的正确性、被试对文章观点的同意程度进行九点量表评估，将被试对亲美作家及作品的偏好程度与反美作家及作品的偏好程度的差值作为价值观防御水平的判断标准，差异越大，说明防御水平越高。结果发现，在死亡意识被唤醒的被试中，高自尊被试的价值观防御水平显著低于中等自尊水平的被试。早期众多的研究主要得到以下几方面的

结论：（1）对违反道德规范的人的评价更为苛刻，对坚守道德标准的人则更加喜爱；（2）在吸引力评定上，认为赞成自己文化世界观的个体比批评自己文化世界观的个体更有吸引力；（3）群体偏好，有意识地回避外群体成员，刻板印象与偏见在此研究中也有涉及；（4）当表现出的行为违反了自己的价值标准时，会产生不适；（5）

对自己态度是否得到社会认同的敏感性增强，尤其是当被试为少数群体的成员时；（6）对不同意其信念的个体表现出攻击性。

直到20世纪末 21世纪初，支持“死亡突显性－自尊假设”的研究才逐渐多起来，这种观点认为对有关死亡想法的唤醒、暗示会增强个体自尊以及个体对自尊的追求。根据这一假设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验证当对有关死亡想法唤醒时：（1）对自我当中支持自尊的有关方面的认同增强，对自我中某些威胁自尊的方面，不认同的程度加强；（2）对自己与他人相似或是不同的敏感性加强；（3）若所属群体的积极方面被启动，个体对内群体的认同增加，若所属群体的消极方面被启动，个体对内群体的认同降低；（4）若某一危险、刺激事件被认为是一种自尊来源时，个体的冒险精神增强。Goldenberg等人在发现死亡突显性对个体的躯体认同（body identification）和体格性征（physical sex）的喜爱程度有影响作用。与控制组相比，死亡突显性的唤醒，使得高自尊的被试具有更高的躯体认同感和自我外表喜爱程度。2000 年，Kasser等人发现，让死亡意识被唤醒的被试和控制组被试预测其今后15 年的经济状况（刺激事件），实验组被试与控制组被试相比，他们对自己今后 15 年中的经济状况更为乐观，并且更乐于在娱乐项目上进行消费；在假想的商业竞争中，他们会认为自己更具有竞争力。这些研究都有力地支持了“死亡突显性－自尊假设”。

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进一步发展了“死亡突显性－自尊假设”：对自尊和世界观信念的不懈追求，是个体对具有“死亡”意义的事物、想法所做出的反应，该反应的主要作用就是抑制自己对死亡的意识；若个体死后仍能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就可以去除死亡的威胁，继而降低追求自尊的驱力。Dechesne 和 Pyszczynski 等进行的一项研究检验了这一假设

：第一步，他们让第一组被试看一段有关濒死经验的材料，提供人死后生命不息的证据，增强被试对人死后有灵魂的信念；而第二组被试看的文章说“所谓‘濒死经验’不过是大脑缺氧时的表现而已”；控制组读与濒死经验无关的一些文章。

第二步，将所有被试随机分两组置于死亡唤醒的环境（看与死亡有关的录像）或正常环境中，对其进行人格测试，对测试结果均给虚假的“积极反馈”。

第三步，要求被试对“积极反馈”的正确度给予等级评定，因为先前Dechesne等已证明死亡威胁会提高对“积极反馈”正确度的评价，换句话说，死亡威胁会提高个体对自尊的需要，所以使用被试对“积极反馈”正确度的评价来作为证明“死亡威胁的去除会降低追求自尊驱力”的外部指标：死亡威胁越小，个体追求自尊的驱力就越低，对“积极反馈”的需要也就越低，对其正确度的评价也随之下降。研究结果发现，在死亡唤醒环境下，第二组和控制组的被试在对“积极反馈”正确度的评级上明显高于第一组被试，差异显著，因为濒死经验增强了第一组被试对死后存在灵魂的信念，使他们相信个体死后仍能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去除了死亡的威胁，降低追求自尊的驱力，对“积极反馈”正确度评价较低，恰好证明了第一组被试需要用“积极反馈”来支持自尊的动机下降；同时该研究还发现低宗教信仰和对死后存在灵魂高度的观点怀疑的被试，对“积极反馈”的正确度评价遥遥领先于其他被试，反映了这类被试具有更高的自尊追求动机。

防御的双重加工模型（Dual-Process Model of Defense） TMT 的理论基础是精神分析取向的，它认为自尊是一种防御结构，其功能是为了保护人们免受来自于内心深处的（深深植根于心底的）死亡恐惧威胁。尽管验证焦虑缓解器假设和死亡突显性假设的各项研究为TMT提供了大量实证证据，但是，无论是最初的 TMT 模型还是后来的有关研究，都没有对“与死亡有关的想法会给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带来广泛的影响”这一问题的认知过程做出解释。于是， Pyszczynski等人提出了对与死亡有关想法进行防御的双重加工模型（Dual-Process Model of defense against Death-Related Thoughts），

进一步说明了死亡突显性通过自尊影响个体思想与行为的过程。

Pyszczynski 等人将与死亡有关的想法分成了有意识和无意识两种，这两种类型的想法分别激发了近端防御（proximal defense）和远端防御（distal defense）两种不同的防御过程。近端防御负责处理意识层面的与死亡有关的想法，采用主动抑制或认知扭曲，将意识层面的具有死亡意味的问题推到将来，逃避、拒绝思考这样的问题；远端防御控制着高度接近意识层面的、具有死亡意味的无意识想法，这种防御表面上看起来与死亡问题没有任何逻辑上或语义上的联系（如争取提高社会认同程度与死亡表面上没有逻辑联系），但是从TMT的观点来看，这种防御方式能让个体将自己看作是永恒的现实社会中有价值的一员，从中可以获得超越肉体死亡的永恒，对自尊的追求和对世界观的坚定信念是远端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Greenberg 等人的实验证明了远端防御和近端防御的存在。该研究使用被试对死亡的情绪反应水平作为近端防御指标，使用世界观防御水平作为远端防御指标。在实验中，先讨论与死亡有关的话题，唤醒被试有关死亡的想法；然后将被试分为两部分：A部分被试在与死亡有关想法被唤醒后立刻测量近端防御，经过其他任务干扰后再测量潜意识中死亡意识进行防御的远端防御水平；对 B 部分被试的测量程序则恰恰相反。根据双重防御模型中近端防御和远端防御的特点， A部分被试在两种防御上的水平均会高于B部分被试，实验结果显示，两部分被试在两种防御水平上的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水平，证明了双重防御模型最初的假设：当与死亡有关的想法存在于意识之中时，近端防御起作用；而当有关死亡的意识不再存在于注意的中心时，远端防御开始运作。见表1。

近端、远端两种防御方式虽然在防御对象、方式、性质和特点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同时也是有联系的，近端防御对意识层面“死亡”的抑制、移除，会导致无意识层面“死亡”唤醒度的提高，Pyszczynski等人提出这样一个认知过程，见图2。根据这一过程，近端防御可以处理处于意识当中的有关死亡的想法，但是这种防御的作用是有限的，它无法应付人类潜意识中对生命最终必将毁灭的恐惧，尽管它能运用合理化的防御手段，让个体意识到死亡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但这只是暂时的逃避。当潜意识中死亡唤醒不断提高到即将进入意识层面时，远端防御开始发挥作用，自尊和世界观信念会提供具有象征意义的保护，此时个体对这种保护的需要开始增长，主动维持自尊和世界观信念并保护这些心理结构不受威胁的动机加强，这些加强了的动机会引发各种不同的想法和行为，关于死亡的无意识想法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对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广泛影响的。

作用

恐惧管理研究指出对死亡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女性和少数群体的文化见解。这本著作提出了多种能够降低团体间暴力、偏见与歧视的方法。其中隐蔽死亡率会起到一定的作用。隐蔽死亡率在暴力盛行的地区可能难以做到，但还是可以通过尽量减少可能引起人们关注死亡的事件来实现。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军事力量。通过新报告、电影和电视节目，大众媒体也对提醒死亡的普遍性做出了贡献。

第二个潜在应用是改变我们给予孩子的文化世界观。研究显示更加全面和更加提倡对不同信念和文化的包容性的世界观可以降低人们恐惧和抵制其他文化和信念的倾向。例如学校里的死亡感知课程，降低对死亡的恐惧的世界观和文化习俗也能发挥作用。深入地讨论死亡这件事，认知方式也许会催生更积极地方法成功地应付死亡。初步研究指出冥想以及佛教形式的长期修炼的确可能提高人对与自己持不同世界观的人的忍耐性而不是严厉性。

如同对群体和谐一样，该理论对个体心理健康也有一定的价值。只要人们持有一个提供意义的世界观并相信自己对这个世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日常活动应该是安定的。这就表示支撑这种心理资源应该成为心理治疗人员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时，由于整个文化为认识有意义生命与有意义个体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这也应该成为教育者与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如果一个文化所提供的对重要性的界定标准对大多数人或者某一特定群体来说过于狭窄、过于严厉或者遥不可及，心理健康问题、非传统亚文化、药品滥用将可能普遍存在。

对死亡的理解是一个困难的命题，它从诞生开始就与人性紧密相连。恐惧管理理论深入研讨了人们消极的和积极的问题解决方式，从而提供了一个心理学基础以考虑达到超越死亡这一优化模式的可能途径。

新热点

自尊、文化世界观和亲密关系构成了三重防御系统

TMT 一开始旨在解决两大问题：人为什么需要自尊以及持不同世界观的个体为何

难以相处。早期的大量研究证实了 TMT 的基本主张：世界观坚守(Worldview Validation) 与自尊追求, 是两种基本的恐惧管理机制。个体努力维护自尊与己有世界观, 部分程

度上源于恐惧管理需要(张阳阳, 佐斌, 2006)。到了 20 世纪末期, 一些学者开始思

考有无第三种恐惧管理机制, 尤其是作为人类存在另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亲密关系,

能否提供独立的恐惧管理功能。

亲密关系是自然与性选择的结果, 具有生存与繁衍价值, 长期稳定的亲?偳系

能提高后代生存的几率(Buss & Schmitt, 1993)。更为重要的是, 亲密关系还是自尊与

世界观获得的最初与主要来源。那么, 面临死亡威胁, 亲密关系能提供保护吗；如果

可以,其功能是否独立于自尊与世界駂？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怎样？

Mikulincer, Florian及Hirschberger (2003) 认为：亲密关系不亅可以缓解死亡

忧虑, 而且是首选方式。自尊追求与世界观防御, 只是亲密关系资源丧失后的替代选择。依据 TMT 的逻辑, 如果亲密关系具有恐惧管理功能, 那么：首先, 死亡突显后, 个体对亲密感的需求会增加; 其次, 启动亲密关系情景(如想象自己的爱人做

出爱的承诺), 会使恐惧管理需要得到满足, 进而降低死亡突显后个体对世界观防御

及自尊追求的需要。也就是说, 亲密关系在功能上可以替代后两者; 再次, 破坏亲

密关系, 会提高死亡思维的提取度(Death Thought Accessibility, 简称 DTA), 个

体会更容易提取与死亡相关的思维。研究者首先检验了亲密关系是否具有恐惧管理功能。Wisman 和 Koole (2001) 使用“座位”范式, 考察了死亡突显对归属感的影响。实验者将被试分为两组：指导一组被试思考自己的死亡, 另一组想象自己看电视的场

景。一段无关任务之后(大量研究证明, 死亡突显效应只出现在死亡提醒3~5分钟后), 告知被试接下来的任务是参加一个小组讨论, 以被试就座之间的距离作为反应亲密需

求的指标。结果发现, 死亡突显后, 个体更倾向与他人坐在一起。后续的研究还发现, 死亡突显后, 个体更需要参加社交活动, 并且对自己的社交能力更有信心, 同时害

怕被别人拒绝的担心则相应下降(Taubman-Ben-Ari, Findler, & Mikulincer, 2002)。

上述证据表明, 某种程度上, 亲密关系可以降低死亡忧虑。

另外, 在功能上, 亲密关系与其它两种防御结构的确可以相互代偿。在 Florian, Mikulincer 和 Hirschberger (2002) 的研究中：实验者首先把被试随机分配到死亡

突显与控制组, 之后指导其中一组被试想象伴侣对自己做出了爱的承诺, 另一组则

思考中性事件, 接着要求被试对几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习俗的行为加以评定。结果发现, 爱的承诺调节着死亡突显对违规者的惩罚力度。也就是说, 中性条件下, 死亡突

显后, 个体会更严厉地惩罚违规者(因为这些个体的行为与自己的世界观不符), 而

在启动了爱的承诺后, 死亡突显效应消失了。这说明, 启动爱的承诺后, 死亡忧虑

得到了缓解, 进而降低了个体对世界观坚守的需求。后续的研究还发现, 父母之爱也

会削弱死亡突显效应 (Cox et al, 2008)。最后, Mikulincer, Florian, Birnbaum和Malishkovitz等(2002)从反向证明了亲密关系具有恐惧管理功能。在想象亲密关系破裂后, 被试在内隐测验中更倾向于选择死亡词汇作为答案。这一证据表明, 亲密关系功

能受损后, 个体更容易想到死亡。

Mikulincer 等(2003)进一步指出, 亲密关系不仅具有恐惧管理功能, 而且具有

优先性。也就是说, 当亲密关系、自尊与世界观坚守之间存在冲突时, 个体会摒弃后

两者, 而努力追求亲密感。在 Mikulincer 和 Florian (2000) 研究中的一个实验里, 启动死亡突显与中性主题后, 实验者要求被试想象自己到伴侣家中探访, 就餐时受

到了伴侣的表扬、抱怨或者批评, 进而考察实验处理对亲密感需要的影响。结果发现, 虽然在中性条件下, 批评和抱怨削弱了对伴侣的亲密需要, 但在死亡突显情景下,

这种差异消失了。这说明死亡突显提高了个体对亲密感的需要, 即使伴侣的批评和抱

怨会威胁到个体的自尊, 也会努力维持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优先性的第二项证据, 来自依恋类型对死亡突显效应的调节作用。按照

上述分析, 如果个体拥有亲密关系资源, 那么死亡突显后, 个体会优先启动此项功

能。依恋类型是亲密关系资源多少的重要指标, 安全型依恋者信任他人、相信自己,

在遇到威胁时会主动寻求支持, 而焦虑与回避型被试则“不敢”或者“不能”与他人

建立联系。因而, 面对死亡威胁, 安全型个体会优先利用亲密关系资源, 不安全型

个体则多会选用自尊或世界观防御机制。 Mikulincer 等(2000)对上述假设提供了经验

证据：实验者首先测量了被试的依恋类型, 接着将个体随机分配到死亡突显与控制组, 一段延迟任务后, 要求被试对违反世界观的个体做出评定。结果发现, 只有不安全依

恋个体才会更严厉地惩罚违规者, 而安全型依恋的个体, 在面对死亡突显时, 并没

有表现出所谓的世界观防御。那么, 是不是死亡突显不会引起安全型依恋个体的任何

反应呢？接下来的研究发现, 死亡突显后, 安全性依恋者对亲密关系的需要显著增加, 而不安全依恋者却没有表现出这种变化。这些证据表明, 亲密关系是防御焦虑的首要

资源, 只有在这种资源匮乏时, 个体才会使用后两种防御方式。既然亲密关系、自

尊与世界观都具有恐惧管理功能, 那么三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 Hart, Shaver

和 Goldenberg (2005)假设：自尊、世界观和依恋构成了三重安全防御系统, 三种成

分之间在功能上可以相互代偿, 其中一种成分受到威胁后, 会引起其它两种成分代

偿性的激活。该主张得到了实验支持, 实验者首先测量了个体的依恋类型, 之后分别

威胁依恋、自尊与世界观系统, 然后观察另外两种成分功能上的变化。结果显示：1)

当依恋受到威胁时, 焦虑型的被试激活了世界观防御机制, 回避型被试却增强了自

尊追求; 2)面对世界观和自尊威胁, 焦虑型被试更需要亲密关系, 而回避型被试并没

有表现出这种倾向。

死亡突显诱发对躯体被造性的负性反应

早期研究者关注的是, 个体如何利用可以获得的心理资源(如自尊、世界观、亲

密关系等), “主动”去控制死亡思维, 以维护心理稳定。近些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始

探索, 是否存在另外一种不同于主动控制的“回避”策略。这些研究的假设是, 如果

人类恐惧死亡, 那么个体应该会对任何可能提醒死亡的事物持负性态度。简而言之,

个体会不喜欢提醒死亡命运的事物, 比如性、女性躯体、残疾人以及老年人等。

Goldenberg 是最早进行此类研究的学者之一。她指出, 性是提醒个体动物性的重

要来源。与其给人类带来的快乐相比, 性活动给个体带来的心理威胁更大, 因为它潜

在地提醒着个体的躯体被造性(Creatureliness)。人类躯体终归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来自自然又必将归于自然, 相对与神性不灭的躯体而言, 人类躯体代谢的副产品,

抑或是偶尔感到身体的不适, 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提醒个人躯体的最终命运。研究表明, 当个体将性与动物行为联系在一起时, 死亡突显会降低对性的欲求水平; 然而当个

体觉知到人类的独特性时, 死亡提醒对性欲并无影响。简单说来, 死亡提醒会抑制对

赤裸裸性活动的需要, 而一旦赋予性活动以意义, 死亡提醒则没有影响。另外, 同

时启动人与动物的相似性觉知与纯粹的性行为意象时, 会提升死亡思维提取度, 而

在启动人的独特性并想象浪漫性行为时, 死亡思维提取度并无变化(Goldenberg & Roberts, 2004)。这说明, 对人类个体而言, 必须为性活动赋予意义, 才能消除前

者带来的威胁。女性躯体是被造性的另一主要表现, 这是因为女性肩负着生殖、哺乳

的主要任务, 其每月的月经更是躯体被造性的直接体现。因此, 人类个体对待女性的

态度具有矛盾性, 女性既可以被视为野兽, 也可以是女神。几乎在所有文化中, 均

会将女性客体化(Objectification), 规定何种体型是美的, 何种体型不受欢迎。当

然, 体型美具有进化基础, 然而, 文化则会驱动个体达到某种特定标准。那么, 为什么所有文化都会对体美有所规范, 个体又为什么会不遗余力地达到文化标准呢？Goldenberg 等(2004)指出, 死亡忧虑是个体竭力追求体美的一种驱动力量。实验证据表明, 死亡突显后, 北美的女性更希望自己晒的黑一些, 更加节制那些有营养但可能会导致肥胖的甜点。这是因为在北美地区, 皮肤黝黑又不肥胖是健美的普适标准。因此, 某种程度上, 女性尽力追求文化标准所设定的体美, 是因为将自己的身体客体化, 可以提供恐惧管理功能。残疾人与老年人, 同样提醒着个体的死亡命运。残疾人, 尤其是躯体残缺者, 赤裸裸的提醒着人类躯体的被造性和最终命运。因此, 他人对残疾者的态度中, 渗透着防御成分。依据道德要求, 个体需要同情, 但防御需要使个体对残疾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复杂。有研究显示, 死亡突显后, 个体(尤其是男性)对残疾人会更冷漠; 启动残疾人形象后 , 男性的死亡思维提取度更高(Hirschberger, Florian, & Mikulincer, 2005)。与此类似的是, 启动死亡觉知, 个体会更不喜欢老年人, 而在观看了老年人的图片后, 死亡思维提取度会升高(Martens, Goldenberg, & Greenberg, 2005)。上述证据表明, 残疾人与老年歧视, 至少部分程度上, 源于恐惧管理需要。

众多社会心理现象提供恐惧管理功能

已有证据显示, 大部分社会心理现象, 均与恐惧管理有关。 Pyszczynski, Greenberg 和Solomon (1997) 甚至认为, 但凡能够为世界植入意义、价值和秩序的心理现象, 比如认知一致性、刻板印象、结构需要、自我提升、印象管理、公正世界信念、自尊以及社会认同等, 都具有恐惧管理功能。20 多年积累的实验证据支持了上述假设：死亡突显后, 个体会更努力地降低认知失调, 维持刻板印象, 追求结构、意义和自尊, 更加严厉地责备无辜受害者。(Pyszczynski, Greenberg, Koole, & Solomn, 2008)。

评价

TMT自1986 年出现以来，已在9个国家共开展了250多项研究，人们对该理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验证。TMT被运用于解释多种社会心理现象，包括自私、同情、攻击、依恋、态度转变、归因偏差、抑郁、内群体偏好、自我增强等等，这表明 TMT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广泛的应用性。虽然 TMT 拥有大量的实证研究的支持，但在自尊研究领域对TMT 还存在一些质疑，这些疑问应该是未来 TMT的研究方向。

首先，是对死亡突显性假设的质疑。McGregor等认为，除了与死亡有关的种种想法、暗示会引起个体的诸多反应，其他一些关于令人厌烦的事物的想法也会引起个体的焦虑，如疼痛、考试失败、社会拒斥等等，这些和死亡一样，也会给个体带来一种“不确定感”（uncertainty），这些也都会导致情绪反应。Crocker和Nuer也提出“是否真的是由死亡导致了人们对自尊的寻求”这样的疑问。面对这些质疑，Pyszczynski等人解释说，一般性的焦虑（如身体上的疼痛）并不会给个体的自尊或世界观带来影响，而且，TMT也并没有排除与死亡没有直接联系的威胁性事物会影响自尊或世界观防御的可能性。但是，死亡突显性作为 TMT 的核心假设之一，还需要更加完善的验证才能增强其说服力。

其次，TMT没有考虑到个体内在的发展驱力。

TMT 将个体对自尊和世界观信念（价值感和意义感）的追求看作是一种防御，而自尊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的主要倡导者Ryan和Deci则认为，个体追求自尊和世界观信念不仅仅是一种防御，同时也反映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发展驱力，真正的自尊应该建立在对竞争、自主及人际关系需求的不断满足基础之上，这种成长、

发展驱力同样会给个体带来价值感和意义感。这一质疑反映了 TMT 的精神分析实质与人本主义理论之间的差异。可以预见，非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学者们，对于TMT的理论及其研究会提出越来越多的争议，从而丰富自尊的心理学理论。

第三， TMT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自尊是“焦虑缓冲器”，自尊的强大会使个体较少受到焦虑的影响，自尊的减弱会使个体更多地受到焦虑的影响。Crocker 和 Nuer 提出，按照 TMT 的观点，个体通过遵循社会文化所提倡的价值标准来追寻自尊，但这个过程是要付出代价的。Crocker 认为，当自尊受到威胁时，个体用来应对这些威胁或潜在威胁的方式具有破坏性或自我破坏性，他们会根据自我的需要对事件或反馈做出解釈，质疑关于自我的负面信息，当事情成功与否还不确定时，他们会感到焦虑，做出一些减少成功僠率但却能够成为失败借口的事，这样一来，对自尊的追求可能反而会导致焦虑加剧。Baumeister 等也在研究中发现，驘自尊会令人产生愉徫的感觉，提高主动性，但它并不能促进高学业成就、高工作表现或领导才能；而低自尊也不会导致暴力、吸烟、酗酒、吸毒及性早熟等。因此，自尊是否是降低焦虑的有效途径，其实有丏同的研究结论，不同的心理学家肯定会继续为自己的发现开展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第四，文化在 TMT 中是一个核心概念，作为自尊来源的价值标准和世界观都极大地受到不同区域文化的影响。在不同的文化中，价值标准不同，自尊的寻求方式、程度也都不尽相同。因此，未来的 TMT 研究中，应该收集更多跨文化证据，致力于 TMT 文化差异的研究，尤其是在对死亡问题的态度上。例如，近来就有研究发现，伊朗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很特别，他们在谈及死亡时常常会说“我真希望今天就能够死去，这样我就能早日见到真主阿拉”；一些老年人甚至会爬到自己的墓穴中做祷告。另外，也有研究表明重视脸面的中国人，自尊的心理结构和功能与西方人并不相同。因此，东方人比较独特的面对死亡的态度和自尊观念会对TMT 的死亡突显性假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开展东西方跨文化研究是TMT发展必然需要的趋势。

最后，TMT与其他自尊理论的互补与结合。近年来，自尊结构的研究领域内出现了一些新进展，主要表现在内隐自尊、具体自尊及集体自尊研究的逐步兴起，对这些新的自尊概念的研究要求有更完善、更合理的自尊研究理论。所以，TMT应当与其他的自尊研究理论相结合，从自尊的本质与功能角度出发，为各种看似不同的自尊表现形式提供一个广泛而高度整合的研究框架。最近 TMT 与社会计量理论（Sociometer Theory）、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的结合已经反映出这一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