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启超《李鸿章传》

李鸿章：时势所造之英雄

——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本书作者梁启超（1873—1929年），是晚清戊戌维新的重要人物，是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和大师级的学者。本书完成于1901年11月，即李鸿章去世不久。本书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是最早的李鸿章传记。尽管李鸿章是梁启超的政敌，尽管康梁“公车上书”才六年，但是梁启超对李鸿章仍然持论公正，作出许多正确、深刻独到的评价。“书中对李氏的批评，尚称公允，所记其时代的事迹，也很详尽，所以出版后，颇风行一时”（注1）。

本书《序例》共有六小段。说明写作的目的，“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意不在古人，在来者也”；介绍所用的文体，“全仿西人传记文体”，“夹叙夹论”；表明取材的原由；强调公正评价的意愿。《序例》虽然篇幅很短，但寓意很深，是一篇言简意赅的史学文章，提供了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方法，非常值得借鉴和反复研读。

作者在书中扼要叙述了李鸿章在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的所作所为，突出他对晚清四十年的重大影响，让读者对他的一生及中国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产生清晰的认识。作者虽然不认同李鸿章为中国第一人的看法，但是他肯定地说，当时的统治阶级中无一人超过李鸿章。“作史，对于伟大人物的自由意志和当时此地的环境都不可忽略或偏重偏轻”（注2），所以在第一章《绪论》中，作者反复强调评价李鸿章应有的史学态度。在当时西方人看来，李鸿章是晚清王朝无可替代的代表人，但作者评价李鸿章只是寻常的英雄。

作者“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他发现同治光绪时期的重大事件多与李鸿章有关联，作者评价李鸿章时，没有脱离他所置身的复杂环境和动荡时代。本书第二章《李鸿章之位置》中，作者依据他对中国历史和当时国情之认识，断言李鸿章是纯臣，是庸臣，而非权臣。他认为中国当时近四十年政治上的失败，不能归罪于李鸿章一人。他并非有意袒护李鸿章而为之解脱，因为随着中国专制政体的发展，自清雍正朝以来，一直是军机大臣掌握朝廷的实权；“明明是‘圣上’铸成的大错，也总要由‘臣下’承担责任”（注3）。李鸿章虽然作为一个晚清重臣，但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他的作为与古代的霍光、曹操、张居正以及同时代欧洲、日本的执政大臣当然迥然不同，不可能成为所谓造时势的英雄。

第三章《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用极短的篇幅介绍李鸿章的家世。当时，西方殖民势力对中国虎视眈眈，魔爪逐渐伸向清政府的附属国和中国境内，是中国的外交关系最痛苦和艰难的时期。国内政治腐败僵化，贫富严重不均，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太平天国运动因而爆发，威胁和动摇晚清王朝的统治。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随其征战，得教诲颇深。

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中发挥重要作用，显示了他优异的军事才能，继而在政治舞台崭露头角，帮助风雨飘摇的晚清政权延口残喘，被一步步地委以重任。本书第四、五章《兵家之李鸿章》详细讲述了李鸿章创建淮军的过程、他对常胜军的借重以及所立之“军功”。作者毫不留情地批评李鸿章攻打苏州时的杀降事件，称其缺乏大智慧，只知道运用小谋小智。杀降是李鸿章的一贯行为，抑或只是他根据战事之需要临时起意呢（注4）？但是也有人说此事本是平常之事，不值得奇怪，因为“交战双方都向对方施用残暴手段，杀俘之事屡见叠出”（注5）。曾国荃领军攻占被太平天国占据的金陵后，遭受许多嫉妒和诽谤之言。军功颇高的李鸿章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而且帮曾国荃左右维护。所以作者夸奖他具有超过常人的道德和度量。

第六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作者断言，李鸿章知洋务，不知国务。他具体论述了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系列举措，例如，设立外国语言文字馆，创建江南机器局，筹办铁甲兵

船，开创北洋水师等等。可以说，李鸿章的洋务包括军事，商务、游学等，作者于此持肯定态度。当时就有人给予李鸿章积极的评价，说“李、左二相国所以为国计民生筹画者，至矣，尽矣”（注6）。时下，也有人根据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行为，认为李鸿章是“那个时代推进中国近代化的代表人物”（注7）。本书作者提到，洋务运动中的李鸿章非常自信。李鸿章曾有言，“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奈何术以支持耶？”（注8）。比较办洋务的成效，“李鸿章经营北洋，较丁日昌、张之洞略有实际”（注9）。但李鸿章仅仅限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所办商务也局限于官督商办。作者对这些甚为可惜，叹息李鸿章没有认识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就象柏杨所说，李鸿章之辈“认为西洋人的政治不如中国，惟一比中国高明的，不过‘船坚炮利’罢了”（注10）。此外，作者以李鸿章的两个奏折证明他有过兴立国家的想法，但李鸿章仅是时势造出的英雄，所以想法就只是想法。

本章还提及李鸿章在任用、选拔人才上的欠缺，比如用人唯亲等等。胡思敬就曾经批评李鸿章“晚年坐镇北洋，凡乡人有求，无不应之。久之，闻风麇集，局所军营，安置殆遍，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注11）。既然“在那个年代，保举人是要承担责任的”（注12），李鸿章应该不会在用人方面肆意所为。李鸿章在1874年的一封书信中说，“军兴既久，文武多疲，……文正师所谓暮气是也。可惧可恨”（注13）。对于体制的弊病和腐败的晚清吏治，李鸿章一人恐无计可施。柏杨在谈到1857年被英法联军生擒的颟顸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时，也曾说：“大黑暗时代中的千千万万官员，包括清政府的皇帝在内，恐怕没有几个不具备被展览的资格”（注14）。可见当时的官员中庸才很多，人才缺乏。

1894年8月，中日宣战，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创建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对甲午战争的失败结局，李鸿章难辞其咎，他也因此被晚清政府革职留任。1895年4月，李鸿章作为和谈代表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本书第七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深刻分析了中日甲午之战的起因，战争经过，失败的原因。甲午战争“起于朝鲜，推原祸始，不得不谓李鸿章外交遗恨也”。1885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中日天津条约》，约定以后朝鲜有事，中日两国须在告知对方后，方能派兵前往，为日后的甲午战争埋下祸根。在战争过程中，李鸿章错误地指导，偏重在防守而不是进攻。书中客观地分析了导致战争失败的国情和国力因素，还清楚列举了李鸿章的十二大错误。十二大错误中的第三点，是指李鸿章依赖外交调停，耽误战机。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也指出，李鸿章此时采取“军事消极，外交积极的办法，是很奇怪的”（注15）。但是梁启超疏漏或者没有认识到一点，北洋海军是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海军这种近代化军事建制就得按近代化的‘西法’去管理”（注16），可惜北洋海军没有做到，所以难免一败涂地的惨剧。甲午战争终结了李鸿章在军事上的声誉，而他参与签订的《马关条约》更是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根据条约，日本侵占了台湾全岛和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赔偿日本军费2万万两白银；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等等。

李鸿章一生为官，一半是外交。书中第八、九两章《外交家之李鸿章》谈到，李鸿章替代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获得声誉。但实际上并非李鸿章的名望和谋略之功，而是西方列强因普法战争，自顾不暇。在作者看来，李鸿章的外交历史，完全是失败的历史。他签订的《中日天津条约》是甲午战争的引线，《马关条约》是他在战前和战争中所犯一系列错误的悲惨结果，李鸿章难逃误国之责。李鸿章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开启了列强侵略中国的新办法，被认为是“李鸿章终身的大错”（注17）。列强竞相仿效，肆意瓜分中国，中国利益被出卖殆尽，主持外交的李鸿章实有无可辩白的罪责。但是，作者也指出“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本书第二章曾经说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是兄弟之间的“阋墙”之为。查“阋墙”一词，语出《诗经·小雅·常棣》：“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注18）。李鸿章于1887年2月16日回复伊藤博文的信中有一句话，“……惟明睦邻之

大义，勿寻阋墙之私忿……”（注19）。面对虎视眈眈的强盗，大谈兄弟之情，如果不是没有认识到日本企图侵占中国利益的本质，那么就是由于胆怯而谄媚和卑下了。无论如何是丧失了一个政治家和外交家应有的风范。

本书第十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写李鸿章奉命治理黄河和整治广东的事情。面对当时广东的混乱局面，李鸿章执行严刑酷法，大肆杀戮。对于当地的赌博和盗窃之风，李鸿章竟然使出赌博承饷的办法，真是火上浇油。作者对此非常气愤。

晚清政府的顽固党据一己之私，利用义和团，实行所谓的“扶清灭洋”，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屠掠中国。李鸿章奉命与联军和谈，订立《辛丑和约》。李鸿章此时权高位重，“当时人士，几于知有泾阳君，不知有秦王，威焰盛极一时”（注20）。本书第十一章《李鸿章之末路》列出和约的全部内容。俄国掀起所谓满洲问题，试图逼迫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署中俄满洲条约。1901年，李鸿章在积劳成疾中去世，彻底离开晚清政治舞台。

虽然李鸿章竭尽全力维护晚清政权，但是他的所谓努力和奋斗最后都于事无补。中国领土大量地被列强侵占或划分，战争赔款日益增加，国家财力损失待尽，国内局势危机四伏。在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机，他虽然满怀极大地悲愤和忧虑，也只是在无谓的抗争后无奈地妥协与让步。本书第十二章《结论》把李鸿章与古今中外的十六位著名历史人物逐一进行比较，多角度地评判他的优劣和长短。作者说李鸿章，“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书中还记叙了李鸿章不同于常人的一些生活细节和经济上的状况。

比较《清史稿》、《清史列传》中的《李鸿章传》和英国人约翰·濮兰德写的《李鸿章传》（注21）之后，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梁启超著作的高明之处。

《清史稿》编写于1914年至1927年，1928年首次刊印，被称为二十五史之一。书中的《李鸿章传》以时间为序，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上，简要记叙李鸿章一生的主要经历，记叙中略有议论。文章结尾仿照史记笔法，有一段对李鸿章的品评，但见解狭隘和浅显。《清史列传》成书于1911年，该书主要取材清朝官方资料。《清史列传》之《李鸿章传》用笔平铺直叙，依时间为序叙述李鸿章一生之所作所为，详细记录晚清政府在他去世后给予的恩典。此传更像一本年谱长编。该书也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正面记录李鸿章的为官生涯，篇幅比《清史稿》稍多，但是见解一样的主观、片面。相较于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清史稿》和《清史列传》记述十分简单，只是罗列事件，缺少梁启超著作中深刻的分析、研究、探讨和评价，比较生硬，不能够让读者对李鸿章产生丰富和全面的认识。

英国人约翰·濮兰德写的《李鸿章传》，让我们看到了西方人眼中的李鸿章。该书于1917年在美国出版。作者濮兰德曾经在晚清的海关工作，与李鸿章有过一些交往，而且担任过《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记者，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了解颇多。但是作者由于身份和意识的局限，造成书中的一些观点和用语上不甚恰当甚至是谬误。濮兰德在书中积极评价李鸿章的思想见解，大力批评其贪财自私的性格。和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比较，濮兰德更多地引用了李鸿章的奏稿、诗文、信函和谈话等，著作篇幅较长，记述内容相对较多，而且给予李鸿章过多的夸奖。濮兰德高度赞赏李鸿章，是“是帝国最好和最勇敢的舵手，使这艘船在飘扬的龙旗下度过了三十年”（注22），他对李鸿章一生的评价显得太高、太过了。

李鸿章去世后，“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注23），“汉臣祀京师，盖异数也”（注24），可以看出清政府给予他很高的地位，李鸿章生前就已毁誉参半，世人对他的评价则是众说纷纭，有一段时间更被贴上卖国奸臣的标签。有现代历史学者认为，“人物评价是一件复杂的事，有感情的因素、价值的因素、党派的因素等等”（注25）。常乃惪说梁启超是思想家（注26），梁启超自认为是“新思想界之陈涉”（注27），其思想、政见本与李鸿章大相径庭，但是他基于历史的真实，努力剖析李鸿章的政治思想和

为官之道，客观地评价李鸿章的功过是非。梁启超能够如此公允地书写李鸿章，实在是世间少有，非常难能可贵。

可以说，梁启超对有关李鸿章主要的历史事实的认定和诸多评论，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科学和精辟，缺憾之处在于，书中对李鸿章在重大时期的精神面貌、内心世界的探索较少。后来的一些著名历史学者谈到李鸿章时，都会引用梁启超的一些看法和见解（注28）。他指出了创建北洋水师、甲午战争前及战争进行期间李鸿章的条条错误，批评李鸿章在洋务运动、外交、和谈中的种种失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彻底否定李鸿章，没有将晚清国运衰败的责任完全归罪于李鸿章一人。所以，他自信地说，“合肥有知，必当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的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将晚清四十年之大事和一个复杂、多面、颇具争议的李鸿章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李鸿章实在是时势所造之英雄。

注解：

1：《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34页，丁文江、赵丰田编著，欧阳哲生整理，中华书局，2010年4月第1版。

2：《中国历史研究法》23页，梁启超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3：《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312页，雷颐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4：根据王成庆整理的《英国收藏的有关近代中国的部分文献资料选》可以知道，李鸿章在1869年回复戈登的一封信中曾经说过，“以钦差大臣督剿捻逆，……投诚归顺，均已破格宽宥，解散数十万众，保全实多”。《近代史资料文库》第五卷188页，庄建平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5：《中国大历史》277页，黄仁宇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2月第2版。6：《庸闲斋笔记》273页，［清］陈其元撰，中华书局，1989年4月第1版。

7：《中国近代史十五讲》103页，陈旭麓著，中华书局，2008年7月第1版。

8：《中国近代史（上册）》208页，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55年9月第9版。

9：《国闻备乘》29页，胡思敬著，中华书局，2007年6月第1版。

10：《中国人史纲》254页，柏杨著，同心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11：《国闻备乘》13页。

12：曹天生：《李鸿章撰王茂荫神道碑考》，《近代史资料·总118号》1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

13：程道德整理：《李鸿章未刊书札四通》，《近代史资料·总117号》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

14：《中国人史纲》238页。

15：《中国近代史》66页，蒋廷黻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6：《中国近代史十五讲》97页。

17：蒋廷黻撰《中国近代史》71页。

18：《十三经》220页，据《四部丛刊》初编初印本影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19：权赫秀：《荣禄等致伊藤博文书信辑注》，《近代史资料·总120号》1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

20：《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514页，［清］刘声木撰，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1版。

21：《李鸿章传》［英］约翰·濮兰德著，张启耀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22：约翰·濮兰德《李鸿章传》266页。

23：《清史列传》4460页，王钟翰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11月第1版。

24：《清史稿》12021页，赵尔巽等撰，中华书局，1977年8月第1版。

25：朱宗震：《史学方法与学术批评》，14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26：原文为：梁启超的影响于中国思想界，在他后来亡命的时代。《中国思想小史》124页，常乃惪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27：《清代学术概论》89页，梁启超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28：蒋廷黻撰《中国近代史》73页和萧一山撰《清史大纲》188页，都因为首肯而直接引用了梁启超的语句。《清史大纲》萧一山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