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革命到革命的文化

从文化的革命到革命的文化——左翼文化运动

论文成员：许潇月1005030142

彭佳晨1005020227

杨希1005030144

程思雅1005020206

全部组员：许潇月彭佳晨杨希

程思雅郭凯雨李玫茵[摘要]：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在这之后，一大批革命的文化工作者陆续聚集到上海，使上海成为这个时期的革命文化中心。1929年下半年，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一个统一的文化界组织的指示精神，在上海组成文化工作委员会，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及其所属团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团结和争取了大批左翼文化工作者，同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创作了一大批具有很高水平的文艺作品和理论著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锻炼造就了一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队伍。而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工作者们，被毛泽东誉为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关键词]：左翼文化联盟、左翼文化运动、鲁迅、瞿秋白。

1927 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以失败告终，国共两党分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掌握了国家政权。但是这个政权是建立在镇压了共产党人的基础上的。政权上的专制必然会带来文化和思想上的专制，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就对不符合国民党宣传的思想文化进行了镇压。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把知识分子置于了更加不自由的状态。另一个方面，虽然在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为了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实现独裁统治，不断采取措施打击和排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直至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支持下，发动政变，实行分共的政策，而以陈独秀为领导的中共中央根本无力把握事变的进程，仍然希望拉住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以抗衡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并与汪精卫发表了一份《联合宣言》，宣言说“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这个宣言实际上起到了帮助了蒋介石接触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的作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大量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害。革命失败以后，要不要继续革命成为了一个大家都在思考得问题。在这个时候，有的人消沉了，有得人不敢革命了，或者逃往引退或者纵酒堕落了。与此同时，一批国民党的文人墨客却提出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三民主义文学”的理论，恶毒攻击左翼文艺运动。革命的断送，增强了一批热血青年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痛恨。虽然有些人消沉或者堕落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仍然有另外一些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倡导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8 年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主的一批革命文学社团，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文学”运动，主

张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政治斗争的一翼，要反映无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文学与革命的论证成为了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前奏。自从创造社被封，太阳社，我们社，引擎社等文学团体自动解放后，酝酿很久的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因为时机的成熟，于1930 年3 月2 日正式成立。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这支新的生力军的，正是曾任中共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

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向来是紧紧相连，密不可分的。政治是文化的风向标，政治事件直接影响着文化走向，是一种文体产生与发展的根源。而文化不仅是政治思想的最具体表现，更在有形无形中通过对大众思想的影响改变政治大事。就左翼运动而言，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是其催生剂，而在它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中共的直接领导，成为国共角力的又一战场，在文字斗争中积极输出共产主义思想，将中国现状与马列主义紧密相连。作为其领导者的瞿秋白自身有着高超的文学修养和共产主义素养，又曾在中共身居要职，可以说是他打开了左翼政治与文化交融的那扇门。

瞿秋白是以特殊身份，特殊关系，对左联做出了特殊贡献而享誉中国现代文坛的。他不是受中共党组织派遣，而是依靠自身扎实的文化功底和深厚的文学素养，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获得左联盟员的尊重成为领导。他在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排挤出中央政治局后去到上海，恰逢左翼文化运动举步惟艰。出于对革命的投入，对文学的眷恋，对文化扯不断的缕缕情丝，他通过冯雪峰、茅盾结识鲁迅后，积极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这场伟大的革命文化运动，为推动中国左翼文化健康发展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１９３１年夏，瞿秋白一到上海，很快介入左翼文化运动。他凭借自己深厚的俄文功底，直接、准确、系统地译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家作品，为思想混乱的文坛输入了清新科学的理论空气。他对三年前国内文化界产生的那场“革命文学”论争的情况十分清楚，争论虽然热闹非凡甚至硝烟弥漫，然而，即便是口号喊得最响的“革命文艺”阵营里的“战士”，对具体的理论问题也不甚了然以至于曲解，造成革命文学观点复杂混乱，影响文化运动的发展，这一切都归咎于马列原著的译介不足。为此，他集中编译了一系列外国文学作品。瞿秋白着重介绍的是马、恩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论述，为左翼文化运动提供了方法论。

瞿秋白参与左翼文化运动领导工作的几年里，在团结大批先进文化分子，增强左翼文化团体凝聚力的同时，指导和影响了一批优秀的文化战士。也正是在革命和文学的事业中，瞿秋白和鲁迅接下了深厚的友谊。

瞿秋白和鲁迅之间的革命友谊在文学史和中共党史上早已传为美谈。这不仅因为他们都是封建社会的“逆子贰臣”，而且在文学观点和立场上基本一致。但他们讨论原则问题时则实事求是，常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瞿秋白不客气地指出鲁迅在创作或翻译上用字用句不恰当的

地方，鲁迅很喜欢这种开门见山的态度。１９３３年春天，瞿秋白编辑《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一万三千多字的长篇《序言》，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态度评析了鲁迅及其作品。他把鲁迅放到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化运动变迁和文学队伍不断分化的历史洪流中加以分析评价，具体地论证了鲁迅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历史地位和他在各个历史时期思想战线上的重大贡献，深刻地阐述了文学运动中的有关事件。瞿秋白果敢肯定“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鲁迅的作品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他的杂文“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是韧的战斗”，“是反自由主义”，“是反虚伪的精神”。《序言》从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中概括出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应当遵循的正确道路，有力地驳斥了各式反动文人对于鲁迅杂感的嘲讽，并对帮助革命作家正确认识鲁迅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而树立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和思想史上的地位，明确了鲁迅所代表的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

瞿秋白正确评价鲁迅，树立鲁迅所代表的革命文化旗帜，进而促进左翼文化精英的精诚团结。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间的中国文坛，由于受“左”倾文艺思想的影响，把鲁迅作为思想斗争的对象，称鲁迅是“时代的落伍者”、“有闲阶级”、“中国的唐?吉柯德”，甚至是“封建余孽”等等，说鲁迅的小说只是“醉眼陶然”看人生，阿Ｑ的时代已经“死去”，《阿Ｑ正传》的艺术也已经“死去”等等。这些歪曲鲁迅的评价严重影响了左翼革命文化的健康发展和队伍的建设。瞿秋白对鲁迅的深刻了解，使得他能够正确、客观评价鲁迅和鲁迅作品，从而树起鲁迅所代表的文化旗帜，促进了左翼文化精英的精诚团结。

如果说瞿秋白是“左联”的领导人，那么鲁迅就是导师。然而，即便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也很想转变“左联”的上述错误思想和行为，但正如茅盾所说，“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瞿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的确，“左联”的实际领导是由党员干部担任的，“左联”的大政方针及干部任免都由“左联”党团负责。鲁迅在“左联”的地位实际上是导师而不是领袖，因此，他对党内的斗争不甚了解，所以他难以克服“左联”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而瞿秋白在党员心目中的影响就不一样了。加上他和鲁迅之间的深厚友谊，为他转变“左联”的指导思想创造了条件。

瞿秋白意识到，左联诞生的目的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服务。这就要求它不能关门造车，而是应当果断出击，与国民党麾下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展开激战，在文学的平台上开展政治主意斗法，将思想冲击转化为政治风暴。与此同时，它将不可避免的遭受当局政府的仇视，一系

列文学组织的被迫解散，艺华公司摄影场暴力事件，电影通片公司的破产便是代价。但革命团体不能因此吓倒，应该化悲痛为力量，向国民党反动文化阵营发动新一轮冲击。

在把进步分子拉进来壮大革命文化队伍的同时，瞿秋白鼓励“左联”战士向外出击，占领国民党的文化阵地。“左联”创建初期，是不允许盟员在国民党报刊上发表文章的。而自己又没有报纸，自办的刊物常被查禁，严重阻碍了左翼文化的发展。瞿秋白参加领导“左联”以后，开始逐步地、有计划地占领国民党的宣传阵地。夏衍、郑伯奇、钱杏?，后来还有沈西苓、石凌鹤、司徒慧敏、王尘无，加上田汉、阳翰笙等，都参加了电影工作。开始将左翼文化渗入到完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电影阵地。从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７年，左翼文化工作者实际上控制了明星、联华、艺华等几个最大的电影公司的编剧方面的领导权。石凌鹤当了《申报》的《电影副刊》编辑，王尘无当了《晨报》的《每日电影》实际编辑。对于国民党报刊杂志，瞿秋白同样鼓励“左联”文化战士挤进去发表爱国抗日的革命文章。紧接着，左翼文化工作者就在根基深厚、影响甚大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中华书局的《新中华》等有名的保守阵地以及《新闻报》的“艺海”、《大晚报》的“剪影”、《大美晚报》的“文化街”等副刊上发表文章，特别是发表许多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杂文、随笔、漫画等等。日后夏衍曾经说过：“这件事，我认为秋白同志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多亏了瞿秋白同志的一度领导，才改变了王明路线时期的那一套关门主义作风，广泛地打入资产阶级和敌人阵地，扩大了我们的影响，推进了我们的工作。这一点在我的印象中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比如，上海唱片行业里占有重要地位的百代公司，就是在瞿秋白的支持下被“左联”所利用的，通过任光将聂耳、冼星海、田汉、孙师毅等人作词作曲的进步歌曲录制成了百代公司的唱片，使《渔光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唱遍了全国。

“左联”在瞿秋白介入后逐步发展壮大，“左联”盟员由前期的９０人降为１２人发展到约４００人；“左联”组织也有了很大发展，除上海外，北平、天津、保定、青岛、广州等地及日本东京也先后建立了“左联”组织，“左联”报刊亦多达５０种以上，如《萌芽月刊》、《拓荒者》等等。而且在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过程中战胜了“民族主义文学派”，在同“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也夺得了可喜的成绩。

中国左翼电影运动是左翼文化运动在电影领域的延伸和发展，“左联”进步知识分子延伸触角到电影界，后中共秘密电影小组成立，夏衍等左翼知识分子直接参与电影的编剧工作，对电影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另外它们也在当时的报刊刊载影评，藉由编剧和影评对当时电影界产生了具体的影响。1933年夏衍与程步高合作拍摄第一步电影《狂流》后，旋即左翼电影大量出现。以至于1933年被称为“左翼电影年”。左翼电影运动的时限可以有两种分法：一是1933年中国秘密电影小组成立到1935年时局的重压（红军长征），白色恐怖加剧结束，即主要划定

左翼电影的高潮与中共领导的时期；另一种是从1932年左翼电影运动思潮开始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结束，甚至将上海沦陷后的“孤岛电影”都算在左翼电影运动的产物，这是将左翼电影运动作为一个思潮，将其产生、发展、高潮、尾声都涵盖在内的一种分法。即左翼电影运动应该以1933年电影《狂流》的出现为开始，以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左翼电影整体创作群的完结为结束。在这一时段里的电影，不论是从影片本题的内涵即艺术性，还是从左翼电影的历史意义即思想性上，都体现了左翼电影的精华所在。

任何一场运动都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也同时具有挈合时代的需要性。电影艺术作为具体表现时代特征的艺术形式自然左翼电影运动也在此列。所有这些时代的呼声，并不是作为记录而存在的，而是存在与作品之中，作品体现当时代的记忆与呼喊。左翼电影，跨时间之长，作品之多，创造者分门别类、形形色色的人群都有，但是如果撇开这些杂乱无章、零零总总，从总体上来看这时期的电影，显著的特点还是不言自明的。相当挈合时代背景，又在杂乱中趋于统一。它的主题源自大革命破产后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底层人民生活的困苦和对国家前途深入而痛苦的思索。因为政治因素他不可能过于直白的表现政治态度，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国共对峙，日寇侵华，国民党内部争斗都有所涉及，可以说政治给了电影充沛的原料。综观左翼电影，就内容论，有三大特色。一是反映小人物的生活与心理。农民、小知识分子、底层工人、妓女等这些在当时社会不入流的小角色，堂而皇之的走进了电影，成为电影的主角。如《桃李劫》、《马路天使》等。二是反帝反封建思想的融入。这个特点与中共的领导有极大的关系，体现着下层人民的呼声。如《姊妹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着重表现在大时代中对权势的追求使得人性的异化。第三个特点是对于救亡运动的呼喊。左翼电影工作者提出“为时代服务”的制片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拍摄了如《十字街头》、《迷途的羔羊》、《壮志凌云》等一系列注重反映社会的黑暗与腐败，表现反帝抗日的为主题的影片。这三个特点都是当时时代的呼唤，与左翼文化运动的特色并无二致，或许这也是将此时期的进步电影称为“左翼电影”的原因所在。

就在不远的年代里，有一群人，他们感知国家的衰败与无望，他们有着各自臆想的正义与理想，他们为了捍卫思想而厮杀。而是那些为了这场理想之争、明天之争而付出生命的小人物，他们倒在政党、革命家、政治家、军阀、党魁、知识分子、大商人们叱咤风云的舞台下，他们是渺小的配角，他们所求的无非是俗世幸福，时代给了他们一个小时甚至一分钟一秒，去成就历史。

我们可以厌恶革命，可以反对主义，但是对于革命者，对于为主义而赴死的人，甚至被主义吞噬的人们，应当心怀尊重。左联是因政治而生的组织，它不可避免的沾染了政治的复杂性，对文学的纯粹性无法彻底坚守。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将其视为完全为政治服务的御用文学，它对革命对主义的宣传归根究柢是出于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掩盖在文字下的是中华儿女最最高贵的道德操守。在中国这么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我们值得骄傲的不仅仅是那些老祖宗的家底，更是自晚清以来为中国明天而不断奋斗的人们，尽管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臆想的正义与未来，

尽管并非每个人都被时代所青睐，但是他们却代表着进步的可能性。

小时候不喜欢读近代史，憋屈而令人心烦。现在能慢慢体会到，读懂它，才会真正理解今日之中国从何而来，才能有资格去思索今日之中国向何而去。

“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而这痛苦，就叫做革命。”值得迷信的不是历史，而是终究会到来的进步，更是精神不灭的薪尽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