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沈从文小说中“湘西世界”的人物及人生形式》打印稿

论文题目简论沈从文小说中“湘西世界”的人物及人生形式

专业汉语言文学（本科）

姓名孙娟娟

学号041061135

学校潍坊电大诸城分校

指导教师王红霞

论文提交日期2006年5月15日

论文答辩日期

答辩主持人

学位申请级别

2006年5月15日

简论沈从文小说中“湘西世界”的人物及人生形式

诸城市程戈庄初中南校孙娟娟

【正文内容】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汉血统，生于湖南凤凰县一个封建行伍之家，是清王朝提督沈宏富之孙，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是创作数量甚为宏富的现代作家之一。。他的散文集有《从文自传》《湘西散记》《湘西》，著名小说集《虎雏》《八骏图》，长篇小说代表作《边城》、《长河》、《阿黑小史》。

湘西：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中的湘西，是他所生长的沅水流域，地处湖南西部，属湖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处，是苗族、侗族和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在历史上，这里被中原文化鄙夷为“披发左狂”的荆蛮之地。沈从文的《湘西散记》中的《桃源与沅州》中提到陶渊明先生的《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也在这里。此地地理位置偏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文明开化程度比较低。

沈从文创作宏富，作品结集80多部，可以说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在景象万千的中国现代文坛上，沈从文算得上是一个相当独特的文人。

他的独特形象首先来自于他的生命所赖以生存的那一方偏远的水土。他所生长的沅水流域地处湖南西部，属湖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处，是苗族、侗族和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历史上被中原文化鄙夷为“披发左狂”的荆蛮之地。地理位置偏僻，经济文化落后，正是在这里，他不仅获得了与众多现代作家迥然相异的身世背景，并且拥有了极其丰富的人生感悟，并由此而形成了他日后文学生涯中不同寻常的情感内蕴和持久的精神特质。

同时，他的独特经历也造成了他在文学上的独特性，1917年8月，沈从文以预备兵的名义入伍。此后5年多的时间里，沈从文随军辗转流徙于湖南、四川、贵州省边境与长达千里的沅水流域，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中国乡村世界的野蛮与残酷，破败凋敝和中国农民困顿悲惨的生活，积累了宝贵的人生经验，同时也对封建势力压迫下的苦苦挣扎的底层人民抱有深切地同情。这段生活成为他日后进行创作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激荡奇异的自然环境养育了淳朴善良却也不乏野性十足的湘西人，而在湘西这个世界中，湘西的人们又以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不同的两种人生形式，这便构成了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一角。

下面我们从人物形象及其人生形式进行论述：

（一）善良淳朴却也不乏野性的湘西人

沈从文一生都在歌哭着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的悲欢离合，哀怨忧愁，并用“湘西人”这个主体来叙述和关照（因为他本人就是其中之一）。沈从文一生都在自命为“乡下人”，他一直认为自己实在是个乡下人，这样说也毫无贬义，乡下人有根深蒂固的乡巴佬情怀和性情，他们保守也顽固，爱土地，不甚懂诡诈却也不缺少机警（1）。他笔下的湘西人就是这样的淳朴善良，是原生态的“乡下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中包含的人物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农民、士兵、渔民、猎户、船夫、官吏、乡绅、商人、妓女、水手，但凡湘西所有，悉入笔底，他们中有善良淳朴的乡民，却也不乏野性的男性，同时也有两种性格兼有的妓女。作者热情讴歌了湘西底层人民朴素的人性美和道德光辉，体现出作者的价值取向。

最能体现沈从文善良淳朴这一价值取向的应算是他的长篇小说《边城》中对翠翠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

翠翠是作者沈从文倾注“爱”与“美”的理想的艺术形象。她是作者的乡恋情感与怀旧思想共同孕育的一个血肉丰满的形象。翠翠的出生具有传奇性，是其父母圣洁爱情的结晶。她来到人世间，便是爱的天使与爱的精灵。她爷爷把她领大，一老一小相依为命。翠翠在风日里成长着，把皮肤变的黑黑的，触目皆为清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水晶。自然既抚养她又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边城的风日、山水，使她出落成一个眉清目秀，聪慧温柔，且带几分矜持，几分娇气的少女。她既是人的至性——爱情的结晶，又是大自然孕育与教育教化的女儿，在她的身上“天人合一”，她是美的精灵与化身。

翠翠身上的“美”，是通过她的爱情故事表现出来的。她的“爱”，单纯、自然、真挚，一切符合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天性，她对傩送的爱情大体经过了萌生、觉悟与追求的过程。第一个阶段是她对爱情的萌生阶段，她在小镇看龙船初遇傩送，他邀翠翠到他家等爷爷，翠翠误认为他要她去到由女人唱歌的小楼上去。心中觉得受了侮辱，就轻声骂他：“你这个悖时砍脑壳的！”（2）傩送不但不怪她，还打发家里伙计举着火把把她送回家。这件事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爱情的种子就这样在一个少女的心里朦朦胧胧的萌发、生发。

第二阶段是翠翠对爱情的觉悟。两年后的端午节，翠翠与爷爷又进城看龙船，她人长大了，傩送一直在她心里隐现、鼓荡。听说傩送在六百里外的“清浪滩”，她恍惚如梦的问爷爷的船“是不是正在下清滩”（3），表示她的爱情意识已完全苏醒。唯其心属傩送，在摆渡送傩送时，见傩送正盯着自己看，她便把脸背过去，不声不响抿着嘴，很自负的拉着那条绳缆，既不轻浮又不撒野，表现出对爱情的自觉、矜持和自尊。

第三阶段是翠翠对爱情执着追求的阶段，她爱上傩送之后，没想到傩送的哥哥天宝也爱上了她。她对天宝的托媒求亲，出于对爱情的忠贞专一，明确向爷爷表示拒绝，心里老想着送鸭子的傩送。早将天宝求亲的事“忘掉”了。傩送上山为她唱歌传情，她虽然在梦中不知歌的内容，但她在梦中感到身体随着“美妙歌声”漂浮起来，“飞窜过悬崖半腰”，去摘象征爱情的“虎耳草”，追觅着甜蜜幸福的爱情。然而，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却忽然受到严重挫折。爷爷溘然长逝使她在一夜之间长达成人，她痛苦悲伤但没有倒下，并谢绝了船总让她住进他家的好意，“以为名分既不定妥，到一个生人家住不好”，她像爷爷那样守住摆渡的岗位，苦恋着并等待着傩送的归来，这些充分表现出了翠翠性格中的坚强的一面。

翠翠的天真、乖巧、纯洁美丽、善解人意有着自然界的灵气，活泼机灵和善良和诚实的性情，是作者审美理想的化身和象征。

老船夫也是善良的化身，他是边城世界里的公仆，五十年如一日的为过往的人摆渡。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天职，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他质朴憨厚，侠义心肠，不仅拒收过客的钱财，而且慷慨大方，善待乡亲，有时遇到熟人，常请到家中喝酒，有时在城里，别人想尝他的酒，他就把酒葫芦递上让人喝个够。

（二）湘西世界中所展现的人生形式

沈从文所创作的湘西系列，从作品到理论把乡村世界形式的美丽和与之相对的城市生命形式的批判结合，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又归于自然的理论。湘西所代表的健康完美的人生，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4）。这正是他的作品所要负载的主要内容。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在整体上展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形式：一种是现实的人生形式，即实然；另一种是理想的人生形式，即应然。

沈从文相当一部分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湘西底层人民古朴和谐，乐天安命的自在无为的人生形式。《柏子》、《萧萧》、《丈夫》、《会明》、《灯》、《贵生》等

作品构成了一个系列。以冷静客观的笔法再现了20年代初至30年代湘西山民的苦乐人生，塑造了柏子、萧萧、丈夫、贵生等一系列人物形象。

《柏子》写卖身于船老板的水手柏子与吊脚楼妓女之间的粗野而又不乏真诚的爱，作者所欣赏的是柏子强悍粗野的性格和生命的欢愉。作品所要展现的是柏子那种既充满生命气息又麻木蒙昧的生命形态，是作者现实的人生形式的体现。在《萧萧》一文中，主人公萧萧12岁做童养媳，嫁给一个不到3岁的丈夫，过了门，她喊他做弟弟，她每天应做的事情就是抱着弟弟到村前柳树下玩，饿了喂东西吃，哭了就哄他。后来糊里糊涂地委身于花狗，使她面临“沉潭”或“发卖”的命运。“沉潭”是读过“子曰”的族长们做的事，萧萧的伯父没有读过“子曰”，不晓得礼教比萧萧的命运更宝贵，就决定“发卖”去远方，可远处没人来买，而后萧萧生下一个儿子，于是“发卖”也免了，这样“萧萧”依然是往日的萧萧。这里描述了封建宗法制下婚姻的不合理性，然而作者还进而描写萧萧还是跟她的小丈夫圆房，那时儿子已10岁。12岁时又忙着给他娶个大6岁的媳妇，这才是更可悲的。受害者对自己的悲剧经历，并无半点醒悟，照着世代相传的老谱，她又亲自给下一代安排悲剧。《贵生》中的人们信奉的是“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人生哲学，贵生最终一把火烧掉了杂货铺和自己那苦心经营装载他的全部希望与依托的家而逃亡，也只是一种原始复仇情绪的冲动而已。

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其性格是各不相同的：柏子的热情、放肆并带有几分狡猾；萧萧的天真、幼稚、单纯；贵生的老实、憨厚、自重等等，但他们性格中有一种共同的东西，救活湘西山民的纯朴善良与蛮悍粗野，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关注的不是人物形象性格自身的完整与丰满，而是“古今相同，不分彼此”的变与不变中的山民对于生活的忠实、庄严，是那些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的普通人坚韧顽强的“求生”努力（5），是他们世世代代相承的命运与人生形式。在作者看来，这种生活既是庄严的，又是悲凉的，其中浸透着作者30年人生旅途中体验到的人生哀乐。可以说这些人物寄托着作者的人生理想，同时又是作者某种生活感悟的体现。

沈从文曾经强调说，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是那种未经现代城市文化——这主要指近代商业文化“污染”过的状态，在这里即使商业往来也濡染着那一种朴厚的人情（6）而沈从文除了执着于湘西世界的叙述外，还以乡下人的眼光关注着商业化的城市，而且自觉的批判着“现代文明”。事实上，这些描写在沈从文作品中只是作为他歌颂“湘西世界”的一个反面的衬托和补充而存在的，正是通过对都市的虚伪、丑陋、缺乏活力的“上流社会”种种反人性，反价值，反道义的无情揭露和嘲讽，更加肯定或美化了他的湘西世界的自然、和谐、健康的生命形式。

在沈从文的笔下，“乡下人”的现实人生与都市人生构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在欣赏和赞美湘西山民纯朴善良的同时，也揭露了远离边城的城市人的道德沦丧和人性沦丧。这些描写都市生活的作品构成了一幅都市文明社会的画卷，在现代文学史上格外令人瞩目。沈从文在“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之间的困惑迷惘，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怀旧”，而恰恰是“人类经历过而且仍在经历的精神矛盾”的反映。沈从文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并非否定工业化带来的现代文明，而是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带来的人的异化现象，特别是揭露拜金主义对正常人性的扭曲等等。在《绅士的太太》中，作者开宗明义的表示：“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在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映照出都市上流社会沉没的种种世相“绅士淑女”们精神的空虚无聊与生活的糜烂（《绅士的太太》），教授学者们的虚伪自私与懦弱（《八骏图》）如此等等。作者以毫不留情的犀利之笔，撕下了城里人的道德面纱，揭示出都市人生的荒唐与可笑。

沈从文对都市人生的讽刺与暴露是从人性道德这一点切入的。以“乡下人”的眼光观察上流社会的种种病态，因缘于“文明”与“知识”的病态。种种“城市病”、“文明病”都是其具体表现（7）。以此来反映上流社会人的本质的失落与人性的扭曲，对传统文化及现代文明的庵寺病的嘲讽与批评，是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的很光彩的一笔。这也是沈从文的独到之处。

但是，现实毕竟是难以超越的。沈从文对湘西社会中同样存在的欺凌、压榨、愚昧、黑暗无法视而不见。这些黑暗的事物正是“爱”与“美”的摧残者。它们同时摧折者沈从文的心灵。于是，作家从维护人在精神上的自然健康发展的观点出发，对种种摧残人性的黑暗事物予以揭发和抨击。如《菜园》、《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新与旧》等抨击了地方军政当局对湘西苗民与汉民的凶残屠戮，《占领》、《土城里来的人》等描绘了旧军队四处打家劫舍的罪恶行经。《失业》、《顾问官》等揭露了权势者借口剿匪、征税而无情盘剥百姓的丑态。

就像《会明》中以乡村社会糊里糊涂跌落到都市世界的会明和《灯》中的老兵，时刻以“乡下人”固有的眼光看取都市人生，以“乡下人”固有的生活准则来看待都市人生。他们虽身在都市却心系乡村，对都市生活都很陌生，精神世界依然同过去一样，同过去的世界紧密相连。作者沈从文充分肯定了体现在会明和老兵身上的乐观、忠诚、正直、和善等现代社会所缺少的优秀品质。同时，他也不无同情的写出会明和老兵身上那些农民所固有的弱点，写出他们琐碎可笑的一面：他们“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8）。然而作者对人物琐碎可笑一面的描写是那样淡薄，一致缺少一种沉痛感，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这种人生的悲剧意味。这根源于作者评价人生的价值尺度。

沈从文对湘西下层人生形式的关照主要是从人性的角度着眼的，道德的选择是其最基本的价值尺度，在相当程度上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为核心内容的，这使沈从文在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所塑造的民族优秀品质的同时，也相对忽略了这种传统道德所造成的民族劣根性及其对社会历史变革的阻滞作用。

处于对现实人生形式的不满与厌倦，沈从文创造出了自己理想的人生形式。他一方面在回忆中构造着牧歌式的“边城”世界，一方面通过民间故事传说敷衍成的故事，为其理想的人生形式寻找历史的根源。《神巫之爱》、《龙珠》、《媚金?豹子与那羊》等小说在浪漫主义的格调中回荡着历史的悠长余音，这些作品不能说全无现实生活依据，却被看成了涂上了一层浓浓的理想色彩，寄托了作者对其又悠长历史和风俗传统的苗族人民的挚爱，以及对原始生命的礼赞。作品中跃动着青年男女真挚、热烈、活泼的生命情趣。作者对这种生命形式倾注了无限的向往之情与渴慕之意。

沈从文亲身经历和体验过人生的种种苦辣辛酸，他并未一味陶醉在虚幻的理想世界中，他倾心于湘西自然和谐的人生形式，但也看到了这种人生形式在现实冲击下的扭曲与变形。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作者毫无惋惜的写到：地方的好习惯早消减了，民族的热情也下降了，所有女人也慢慢的像大城市里的女人，把爱情转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一样被其他物质战胜了。”长篇小说《长河》则进一步展示了30年代初期湘西社会在时代浪潮冲击下那种宁静与封闭状态日益被打破的现实，揭示出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变”与“常”。作者在客观的揭示湘西社会历史演进的同时，也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

由于对社会政治的疏离，对都市人生的厌倦和对现实人生的困惑，沈从文把民族出路的探索和变革现实的希望寄托在完美人生的形式的再造上。他在谈及《边

城》时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9）。在作者笔下，边城的人们诚实勇敢、乐善好施、热情豪爽、轻利重义、守信自约，“凡事只求个心安理得”，就连吊脚楼的妓女的性情也浸染着边民的淳厚，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生也莫不安分乐生，俨然是一个安静平和的桃源仙境，这里一切都是淡淡的，又是那样和谐与静美，这是抒情诗，也是抒情画，但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作为一个极富形式感的出色的作家，沈从文的贡献还在于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或诗化抒情小说体。他实际上是把诗和散文引进了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也就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及其审美的功能，沈从文注重意境，善于“造境”，表现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时重在风俗、重在人情，使优美与平庸交织，淳朴、健康与原始、蒙昧并存。沈从文的办法就是“纯化”，把自然景物、社会生活场景的描绘尽量融入简朴的生活情致之中，人和自然合一，或者自然环境成了人性的外化。用美学的术语来讲，即是审美的对象化。如《边城》的自然景致是如此之美，其中就掺和着作者的情感、回忆想象，无处不在体现作者的美学追求，自然景致与人事民俗的融合、作者人生体验的投射、纯情人物的设置、流动的抒情笔致等等，共同造成现实与梦境水乳交融的意境。综上所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体，展示了详细奇异的自然造就的人情世态，展示了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精神及其在时代大潮挤压下的扭曲与变形，讴歌了湖南底层人民朴素的人性美和道德光辉，体现了作者的道德感情取向。

[注释]

（1）（4）：《沈从文文集》第五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9，231页。（2）（3）《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小说部分，第75、77页。

（5）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论小说十家》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页。

（6）（7）：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文字评论》，1986年第6期第56，54页。

（8）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4页。

（9）《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1页。

[参考书目]

1、《中国现代文学史》1999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由郭志刚、孙中田主编。

2、《中国近现代文学史》2000年版，武汉大学出版社，由吴宏聪、范伯群主编。

3、《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2001年版，山东人民出版社，房福贤、魏建主编。

4、《沈从文名作欣赏》1994年版，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赵园编。

5、《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2004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温儒敏、赵祖谟主编。

6、《沈从文批评文集》1998年版，珠海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