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27年文学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的比较

文革文学和五四文学的比较

总的来说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文革时期作者的价值取向大多受政治政策的引导，作者的价值观，并非完全受自己支配，很大程度上要迎合当时流行的政策，非个人主观情感，而是一种阶级感情，完全抹杀了作者个人的七情六欲。作品普遍要求的创作原则是“三突出”，突出正面人物，英雄人物,主要英雄人物。文革文学以一种强硬的姿势汹汹而来，以共性抹杀了个性化，压制了作者创作的自由。而五四时期的文学在处理社会和个人问题上，五四时期的创作理念则注重与作者自我情感的释放，提倡个性解放和自由。陈独秀的“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胡适的“语语须有个我在”都说明了这点。

对个性追求的不同态度:文革时期，对个人个性和自由的抹杀导致严重的禁欲主义，风化主义，众多文学资源被否定，文学进入狭隘的发展渠道，那种以无性为导向的禁欲主义，在古代文学中就无迹可寻。例如文革时期，江青一伙攫取一些京剧的改革成果按“三突出”原则改造的八个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海港》等都严重阻碍了我国文学朝着多样化，丰富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多样性被统一性所代替，“百音竞奏”转变成一种声音，文学界成了以一片“红色的海洋”；五四时

期的文学则注重于对个性和自由的倡导和吹捧，反对禁欲之风。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中国文学史“个人”表现最突出的时期。例如创造社的追求就是“表现自我”。郁达夫的《沉沦》中描摹的现代知识青年“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的苦闷”是作者痛苦的自我暴露，自我解剖，造成了社会轰动，毁誉参半。但周作人当时写了《《沉沦》》为其辩诬，认为它“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是“一件艺术作品”。同时也得到了鲁迅和郭沫若的支持。同时在此期间，各种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形成多种文学流派，甚至同一社团的作家的作品都是风格相近而各具特色。例如冰心与庐隐，虽同为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冰心是以一种人生安慰者的姿态出现，趋向于和谐，人与自然的融合，主张以理克情，而庐隐则以一青年宣泄者的身份出现，趋于失调，趋于人对社会的大幻灭，在小说中主张以情克理。

发动者：文革时由最高领导人发起的，错误的拿文化领域进行清洗的政治运动，知识分子要向广大群众低头认错，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接受工农兵的启蒙；而五四时期的文学则是有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文化启蒙运动，知识分子是先觉醒，要通过吸收西方知识对广大群众进行知识启蒙，使群众摆脱旧的思想形态，接受先进思想，摆脱愚昧和鲁迅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局面。

在对待西方文化上的态度:文革时期，在“反帝反修”的旗帜下，为服从“灭资兴无”的政治需要，一定程度上关上了国门，除了马列主义和《国际歌》，文革对于西方文化教育一概加以排斥，这就是所谓的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中国是一个空白；而五四时期为了中国观念形态上的现代化，知识分子认为新文学必定取代旧文学。同时受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都积极主动地张开胸怀大力吸取外国文学和文化的营养。

当然并非完全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当时样板戏在剧本的文学性和表演形式上，唱腔和配乐上都对传统戏剧做了一定地改造和发展，同时也可以窥到隐藏在政治意味下的一些民间趣味。在此期间，一些地下文学和不愿完全遵从政治之命的文学也得到了发展。这些表明真正的文学艺术并没有完全被斩尽杀绝。“文革十年”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左”倾的文艺思潮和阴谋政治发展到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物极必反地预示了它们崩溃之日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