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
1991年，超级大国苏联崩溃与一旦，中美共同的战略对手消失，致使两国失去了基於安全考虑的战略合作基础，双边关系受到了巨大冲击。而此时的世界，已打破冷战樊篱的隔阂，摆脱东西对峙的束缚，走向全面的大融合。国与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不断加深，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经济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议题。相互依存已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一种重要现象和显着特徵，中美关系也深深印上了这一时代烙印。本文尝试在吸收相互依存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再将国家视为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而是以冷战后中美两国迅速发展的经贸联系为切入点，对中美关系相互依存的新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并对非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经济利益集团、跨国公司等）和次国家行为者（政府官僚机构各部门）的互动和随之而来的影响进行研究，还对国家外交战略的选择、国内决策过程以及政治与经济的互动过程进行探索，最后提出作者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建议。
一、冷战后中美经贸关系日趋加深
1990年代初，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中美两国深深地卷入了全球生产体系。中美本来就在资源条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消费水平等要素 赋结构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加之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的连接和推动，两国经济逐渐成为一个密切联动的有机整体。据中方统计，中美两国贸易总额从1991年的142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804.9亿美元，年均增长达到18%.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年增长率平均为31.43%，进口年增长率平均为16.08%.按照美方统计，中美两国贸易总额从1991年的252.7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215.1亿美元，10年中平均增长率达到17.2%.2另一方面，两国双边贸易在本国贸易总额中所佔比重也增加了。1977年美国同中国的贸易在美国贸易总额中只佔0.1%，但到了1992年已佔到2.5%，中国成为美国第十大贸易夥伴，1996年又升为第四大贸易夥伴。1977年美国同中国的贸易在中国贸易总额中只佔2.2%，到1990年却佔到了17.6%，成了中国第三大贸易夥伴，1996更是一跃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夥伴，仅次於日本。3
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口纺织品、服装、鞋、玩具、家用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进口美国高技术产品和先进设备。美国主要进口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成本降低了鞋、服装、玩具等日常生活用品在美国市场的销售价格，缓解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使美国消费者得到实际好处。世界银行1994年的分析报告指出，如果美国从中国以外的国家进口同样的商品，美国消费者每年需要增加140亿美元的支出。4对於美国来说，中美经贸交流不仅使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直接获利，而且对美国宏观经济增长也产生重要影响，有助於美国优化资源配置和调整产业结构。美国大量进口相对廉价的日用消费品等，提高了国内的有效总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货膨胀，为美国经济实现低通胀下的增长创造了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据估计，如果没有中国的消费品，美国的物价指数将上升两个百分点。5
通过与美国进行经济交往，中国引入了先进的机制、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提高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与美国的经贸往来，促进了中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丰富了中国的国内市场，给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美国的广阔市场还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在参与中发展壮大提供了巨大的机会。邓小平曾指出：经济上互相帮助应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中
美之间虽然存在着一些纠葛和分歧，但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互补性。6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曾表示，「在失去共同的敌人之后，经济贸易关系将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几个基轴之一」。7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加深使双边关系破裂的经济代价愈来愈高昂，从而减缓了安全和政治领域的分歧给两国关系带来的冲击，成为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中美关系趋於相互依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相互依存产生联带作用使两国政治关系也出现相互依存的趋势。两国政治关系虽然仍时起时落，但这种波动的周期明显缩短。紧密的经济联系拓宽了两国交往的渠道，使其多样化、多层次化；还加强了两国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这些群体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日趋扩大和独立的影响。中美关系逐渐趋於一种相互依存状态：
（一）非政府行为体的作用大大加强。随着经济交往的加深，美国跨国公司与中国建立起直接的、日益紧密的联系，并且开始独立地观察或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法律体制、社会稳定等各种问题。由於跨国公司长期在中国投资和经营，对於中国的政经情势与社会状况都有相当程度的认知，成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订的重要参考来源。在中美关系发生波动时，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在中美间进行疏通和调解，并经常创造一些非正式政治关系的个人接触，为两国领导人传达信息、沟通思想提供了便利。中美两国都希望利用美国跨国公司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来平衡两国关系，增加权力运作的条件。中国以市场的经济利益为杠杆，借着美国跨国公司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在特定的议题中发挥游说、沟通作用，来增加中国对美谈判的筹码。另一方面，由於美国跨国公司与美国的依附关系，跨国公司成为美国谋求全球经济霸权的有力工具，美国政府利用治外法权控制出口以约束海外子公司的行为，通过限制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来对中国施加压力。
由於中美贸易的不断扩展，在中国本土也兴起了一大批以对美出口为龙头的企业，这些企业大多具有发展快效益高的特点，对於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起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企业要求一个稳定、开阔的美国市场，拿出大量经济数据向中国高层表明维护中美关系的重要性，通过对经济、贸易部门的官员施加压力来直接推动特别是中美经贸关系；这些企业往往是中国地方当局主要的税收来源，它们的发展与地方建设休戚相关。各地纷纷根据自身特点与美国地方建立直接联系，并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来吸引美国企业，尽可能为当地企业创造一个优於其他地区的发展环境。
这些行为体的重要性不仅在於它们所进行的活动促进两国的交流，而且还在於它们所起的传带作用使两国政府对彼此的政策更为敏感。政府国内活动范围的扩大，再加上公司、银行等做出具有跨国影响的决定，使两国国内政策相互影响日益增加，各种跨国交往又加强了这种相互影响。
（二）国家内部出现利益分化。中美之间的交往对各种团体和组织产生不同影响，某些团体得到了更多的机会，而另一些团体则遭受了更大的损失，两国国内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利益分化。在此情形之下，国家内部的各个机构将追求自己所关注的目标，尽管若干机构可能会就一些对他们全体都有影响的问题达成妥协，但是要经常维持一致的政策将变得困难。在美国，劳工、产业部门与国务院、财政部等部门对华态度就不一样。劳工、产业部门试图修筑更坚实的壁垒以保护美国竞争力较弱的行业，而国务院、财政部等希望扩大与中国的交往，
前者试图通过接触来谋求政治利益，后者则看重经利益。
中国政府具有较高控制力，各部门在对外交往中保持了很强的一致性。但随着中国与外界联系加深，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例如中国国内各部门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利益得失差别较大，对於中美在关系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问题专家江忆恩（Alastair I.Johnston）认为8：
当中国从国际体制中得到利益并开始认同时，新的利益集团就会随之出现。与国际体制协调一致将反映那些在国际体制范围内进行运作而获得好处的集团的利益。例如，中国的那些因自由贸易和开放国外市场获利的团体，会热衷於通过支持中国参加那些保护自由贸易的国际组织，以求保留自己进入国外市场的权利。
中国在1996年春天购买欧洲空中客车客机而不是波音客机的决定，是在否决了外交部美大司的建议后做出的。在这一决定中起关键性作用的行政部门是外经贸部，它希望报复美国对其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提出的尖刻批评。9中央和各部门各地方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多样化趋势，中美关系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利益的分配问题。例如，北京同意扩大市场准入的范围，而许多地方政府却可能採取变通的做法，保护自己的市场不受美国产品的竞争。北京保证坚决支持保护知识产权地，而地方政府却可能为增加体地区的收入，积极支持剽窃知识产权。10
（三）两国间议题多样化。与经济利益相关的一系列议题取代政治关系和军事斗争成为两国关系的主轴。正如美国兰德公司前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罗门指出：贸易、金融和技术的流动变化将决定新时代的力量现实与政治，国家安全观正从传统的军事实力均衡扩大到经济领域，商业与技术力量同军事力量一样，都是国家实力与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11现在一国的经济状况受到相关国家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如该国经济结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资源开发、国内分工、产品开发、外贸出口等。经济力量强大的国家可利用市场、金融、科技和国际分工等手段来影响乃至控制别国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政策的走向。而作为实现国家政治利益的手段，军事力量的作用降低了，军事手段的运用更加侧重於威慑，更注重於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军事部署和军备建设着眼於加强旨在防止地区冲突的快速反应能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两国都意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纷纷将资源投向经济建设，将国家经济利益的维护和扩展作为国家对外战略的最主要出发点。中美打破国界限制、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展开了大范围、多层次、高效率的经贸合作。两国都根据国内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界的要求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积极展开「经济外交」，时而推动双边的经济合作，展开技术交流，举办贸易洽谈会，时而发动经贸战、金融战，实行进出口限制，设置关税或非关税壁垒。除了经济议题之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在维护世界及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增长；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打击贩毒、国际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问题上；在加强双边经济发展、贸易、法律、环保、能源、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与合作以及两国军队往来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12两国在这些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协调和合作的同时也就人权问题、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台湾和西藏问题及国际新秩序的建立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三、相互依存对外交战略的影响
两国经贸关系持续发展，给两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同时也影响了彼此对对方的看法以及对利益的界定，促使两国突破旧有的观念和规则，在对外行为和决策中认可相依共存的现实前提，愈来愈重视在接触中施加影响、在交往中寻求国家间的共同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扩大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经济往来，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二十多年的成功经验使中国认识到「中国拥有广大的市场和发展需求，美国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巨大的物质力量，两国之间有着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中国的潜在市场同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优势结合起来，就能形成众多的发展机遇和强大的发展活力。」13.中国只有在交往中才能壮大自己，才能有效地对美国以至整个世界施加影响，从而为自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对世界的认知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再以打碎现存国际体系为目标，而是力图融入国际体系，在参与国际博弈的过程中，对涉及人类前途和中国切身利益的决定或规则体系施加影响。中国正在以一种和谐的主体意识、主动的进取精神参与国际社会，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平等协商、友好交往，避免用武力等激烈的方式打破现存的国际关系秩序，避免提出过份的利益要求与表现出过度的扩张性，并设法消除他国对自己实力的增长而产生的疑虑，致力於构筑一种务实的、灵活的中美关系，从而形成对双方都比较有利、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双赢局面。
美国在华取得的巨大经济利益，不仅使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直接获利，而且对美国宏观经济增长也产生重要影响，使得美国开始以较客观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发展，採取更务实、更灵活的方式来处理中美关系。特别是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使美国看到中国目前正在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国际社会，中国正朝积极地方向发展，是一个负责任的、可以合作的大国。美国学者内森（Andrew J.Nathan）和罗斯（Robert S.Ross）指出：中国「一直是支持维持现状，致力於参加各种国际机制，而不是破坏这种机制」。14美国意识到中美在经济发展上和安全环境的相互依赖程度明显加深，只有保持彼此的沟通与合作才能促进自身利益的发展，而对抗和冲突则会给两国带来灭难性后果。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指出：「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正常的经贸关系，这样就有机会最终在某些对於美国乃至世界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与中国达成一致。」15「如果美中商业关系恶化，中国在美国所关心的非经济问题上进行合作的积极性就不会高。」16美国认识到中国「将在下世纪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强国，中国势必对全球工商、金融、政治发挥日益增长的深远影响，二十一世纪时中美关系将具有首要的重要性」17，「应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全面而完全具有建设性的参与者」。18美国对中国实施接触战略，日渐把中国作为地区与全球大国的崛起看成是一个进步现象，改变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消极看法，重建两国间机制化的全面交往，尽可能多使中国参加国际组织，从而力促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使之能真正参与制订并切实遵循有关国际规则。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提出「接触必须意味着不仅仅给中国以遵守规则的机会，它要求承认中国的利益并就符合美国和中国目标的解决方法进行谈判」，此外，「接触还要求与中国的利益进行多边协作」。19
四、相互依存对国内政治的影响
中美双边关系全面而深入地发展使两国各种利益交织愈来愈紧密和複杂，在交往过程中某些群体得到了更多的机会，而另一些群体则遭受了更大损失。在美国，对华政策有关的利
益集团开始根据自身利益重新去界定中国问题的框架，并试图通过不同途径对美国对华决策施加影响来实现各自的目标。这些利益集团的活动使得许多国会议员「加大了将其有关中国的投票与热门问题相连的趋势」20.而且众多决策部门也从各自的角度和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立场出发，提出外交政策建议，「每个重要的部门似乎都能实施最符合自己优先考虑的各自的对华政策：商务部极力促进中国吸收美国的投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则不断扬言要就知识产权和其他问题实行惩罚性的贸易制裁；国防部促进军方对军方的接触，国务院的一些部门则抨击中国所谓的核扩散活动和侵犯人权的行为。」21中美经贸关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在给美国工商界在带来巨大出口和投资机遇的同时，也加剧了对某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冲击。经贸关系的发展扩大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加强了支持稳定中美关系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但随之而来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问题。
在众多问题之中，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最为突出。该问题属於一种处於国内和国际事务之间的中介事务，涉及的利益也十分複杂，以美国工商业、进出口业、农业和零售业为主体的支持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利益集团和以人权、劳工和极右宗教组织为主体的反对派阵营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反华利益集团利用北京政治风波后美国公众对中国印象急剧恶化的大环境，通过新闻媒介大肆渲染中国所谓「破坏人权」的行为，并指责美国工商界缺乏道义感，要钱不要人权。他们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煽动了美国民众对华逆反心理，给美国政府改善对华关系造成巨大阻力。人权组织还与政治保守派以及东南部纺织业州的议员同盟，合作提出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或对其附加条件的立法案。如1991年反华利益集团联合部分国会议员炮制一系列要求限制中国出口的提案，藉口限制中国劳改产品出口，为两国贸易设置种种障碍。以美国商务部、美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和美国外贸委员会等机构都认为中国是它们合作的夥伴，支持美国政府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美国商业集团或联名公开致函克林顿总统和国会议员，或者发表声明、在国会听证会上陈述自己的立场。如1993年5月，美中贸易商界联盟中的298家大公司和37个团体由美国紧急贸易委员会副主席卡尔曼。科恩发起共同联名致函克林顿总统，要求无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信中指出对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採取任何限制都将会引起适得其反的结果。在以美国商界为主导的对华积极派地推动下，美国政府摆脱了反对派的层层阻挠，每年都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而且在2000年9月，美参院终於以83票对15票的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议案，从而结束了美国对中国贸易地位年度审议所引起的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
由於中国经济与外界，特别是美国联系更紧密，中国努力将良好的国家政治关系转化为实际经济利益，防止国家政治关系的恶化过多地影响双方的经济关系。大量专业性人才，特别是熟悉国际金融和贸易的人才，进入重要的国家机构，他们致力於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国际贸易。中国对美决策相对集中，但随着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双方联系日益广泛，与之有关的部门、领域和地方也有增多的趋势。除了传统的外贸、外宣部门外，对美决策还要涉及教育、文化、军队、法律、人民团体的非政府机构、公司企业和地方省市等。在对美关系决策相关单位增多之后，有效地控制管理和协调各种关系和利益成为中国对美关系决策进程中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22中国一般採取内部、学术讨论和徵求意见等各种途径充分展开讨论。现在一些公开出版的书籍也会对中国的对美政策提出批评。23现在中国的一些思想库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国际战略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等对关於中美关系的许多研究成果被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所採纳。中国政府在重要政策出台前或是中美之间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后，愈来愈多召集有关学者参与商议。
五、中美相互依存关系的特点及对策
在相互依存关系中，对等的依存关系和纯粹的依附都是很少见的，不对称相互依存是最常见的情形。中美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两国之间的依存关系也是不对称的，目前中国对美的依存程度要高於美国对中国的依存程度。
从贸易额来看，根据2000年中方统计数据，2000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对美出口已超过对日本和香港的出口，达521亿美元，佔中国出口总额的21%，加上从香港转口的221亿美元，比重高达31%.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为224亿美元，仅佔美国出口总额的2%，中国只是美国的第11大出口市场。另外，中国对美贸易一直是顺差，2000年为297亿美元，而该年中国外贸顺差总共才242亿美元。不言而喻，如果没有对美贸易的顺差，则中国外贸就会出现逆差。24
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口纺织品、服装、鞋、玩具、家用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美国主要向中国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如飞机、动力设备、机械设备、电子器件、通讯设备和化肥等含有相当先进的技术的产品。中国对於动力设备、电子器件特别是一些高新技术的依赖要大於美国对於纺织品、服装、玩具这些消费品的依赖。美国可以较轻易地从其他地方找到替代品，而中国则需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获取不见得好的替代品。例如信息时代的基本元素个人电脑，它关键性硬件电脑芯片以及关键性的软件操作系统的生产都处於美国的绝对控制之下。不仅如此，美国同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融合程度远大於中国，美国具有选择替代性市场的足够空间以及操纵世界市场的经济能力，这是中国所不能匹敌的。而且，美国作为全球军事大国，在各个重要的战略区域都有军事存在，例如中东这一能源中心以及由中东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到东亚的战略通道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情势危急时，能源的控制可成为美国制约中国的重要手段。
但是中国是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政府决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当某项决策作出以后，中国全国上下都能全力以赴承受政策改变所需付出的代价。中国政府处於强有力的地位，企业界和舆论界对於政府决策的干预非常有限。而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权力分散，相互制衡，决策过程十分繁琐和複杂，其弱点是效率低下、缺乏连贯性。各种地方性的、行业性的组织和围绕特殊问题形成的利益集团，特别是实力雄厚的大财团积极参与并影响着美国政府的决策。所以一旦中国政府下定决心为了适应新情况而改变政策，中国能够付出所需代价并将政策按既定方针贯彻下去；而美国一项新政策要经过各方论证再通过繁琐程序才能出台，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政策还会出现反覆。所以在脆弱性问题上，中国在政府意志方面较美国具有一定优势。鉴於这种形势，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在中美相互依存关系中，中国与美国总的力量对比处於弱势，对美国有较大的依赖性，中国应当积极主动地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当两国在影响中美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产生激烈矛盾时，中国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实施灵活的外交策略，在具体问题上根据力量的对比、利益的大小做出适当让步。中国也应发挥自身长处，如在脆弱性、国家政策实施能力等方面较美国有一定优势，谋求在中美相互依存关系中的利益最大化。
（二）中国在参与美国佔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前提下，必须寻找和创造更为广泛的经济合作范围和经济增长点，减少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性，争取最大程度地避免中国的
经济发展受美国外交政策或经济形势的影响，同时也可以使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降到最小程度。在高度重视中美关系的同时，要注意避免外事工作以美国中心的错误倾向，切实展开多边外交，减少中国对美国政策调整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三）中国要更加重视非政府行为体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特别是利益集团和大众传媒的影响，在交往中要适当照顾它们的利益，鼓励和引导它们对中美关系产生正面影响。积极发展中美多渠道、多层次的交往，保持两国信息传递的畅通，避免因误解而产生不必要的矛盾。
（四）中国要充分重视由於交往而带来的利益分化，一方面认真分析美国政府内部的不同利益倾向，针对性地展开工作，积极发掘和利用美国政府对华决策中的有利因素；另一方面注意本国各部门间、中央与地方的分歧，做好统筹协调工作，对外要保持高度一致。
（五）中国要建设性地参与国际制度建设，在尊重其现有规则的基础上务实地提倡渐进式的改革从而使国际制度更加公平、合理，能够充分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此同时，在多边体制中以相互有益的方式协调两国关系，建立中美协商机制，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向制度化方向发展，以期加强沟通、增强互信使中美关系更加平稳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