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炎症性肠病治疗药物监测专家共识意见(全文)

中国炎症性肠病治疗药物监测专家共识意见(全文)
中国炎症性肠病治疗药物监测专家共识意见(全文)

中国炎症性肠病治疗药物监测专家共识意见(全文)

生物制剂和免疫调节剂是诱导和维持IBD疾病缓解的重要药物。合适的药物浓度对提高疗效和减少不良反应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在IBD治疗过程中进行治疗药物监测(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TDM),可以最大限度优化药物使用,更好地指导治疗策略的选择。2017年美国胃肠病学会(American Gastroenterological Association,AGA)发布了IBD的TDM共识,澳大利亚也在同年发表了抗TNF-α制剂的TDM共识。近年来我国IBD患者逐渐增多,如何更好地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优化治疗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这已经成为临床医师必须面对的常见问题。鉴于此,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组织我国IBD领域部分专家,于2018年8月24日在西安召开了IBD的TDM研讨会,回顾国际和国内有关IBD的TDM相关资料,达成以下我国IBD的TDM共识意见。

一、抗TNF-α制剂的TDM

(一)抗TNF-α制剂的TDM时机

1.对于抗TNF-α制剂诱导缓解的患者,有条件的单位可定期进行TDM以指导患者管理。

2.缓解期患者计划停药时,有条件的单位可进行TDM以指导临床决策。

1.对于原发无应答的患者,建议进行TDM,以指导临床决策。

2.对于继发失应答的患者,建议进行TDM,以指导临床决策。

尽可能在接近下次输注英夫利西单克隆抗体(infliximab,IFX)之前进行药物浓度和抗药抗体(anti-drug antibodies)监测;同一患者建议使用同一种检测方法,以使前后的检测结果更具可比性。

抗TNF-α制剂治疗IBD时TDM包括药物浓度监测和抗药抗体监测[1]。临床上实施TDM通常有2种方式,即被动TDM和主动TDM。被动TDM 通常是对药物疗效欠佳或药物失应答的患者在疾病活动时进行的TDM。疾病活动根据临床症状、血液生物化学、内镜或影像学指标进行判断。主动TDM是指对缓解期患者常规按计划进行TDM。

1.对于采用抗TNF-α制剂诱导缓解的患者,有条件的单位可定期进行TDM以指导患者管理:6%~17% IFX规律治疗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会产生抗英夫利西单克隆抗体抗体(antibodies to infliximab,ATI)[2],ATI 的产生与患者继发失应答密切相关。IFX血药浓度低可导致ATI的产生[3],对于IFX诱导和维持缓解的患者,进行主动TDM可识别血药浓度低的患者,指导治疗措施的调整。Lega等[4]近期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对于IFX 诱导缓解的患者,在进入维持治疗期前,即开始IFX治疗的第10周主动监测IFX药物浓度和ATI效价,根据结果调整IFX用量有利于维持IFX有效血药浓度。同时,多项研究结果显示维持治疗期IFX血药浓度可预测患者临床结局,与患者生物学、内镜和组织学缓解密切相关[5,6,7]。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定期的主动TDM比被动TDM可以为患者带来更多的临床获益[4,8,9,10],即便是对发生继发失应答的患者,实施被动TDM后再进行常规的主动TDM,亦可显著降低治疗失败的概率[9]。TAXIT研究结

果显示,根据主动TDM结果显示的IFX血药浓度不足或过高,相应地增加或减少IFX用量,可达到提高患者的临床缓解率,或节省治疗费用的目的[11]。虽然TAXIT研究的3年长期随访结果显示,主动TDM组患者在黏膜愈合率、住院率和手术率等方面均未见优势,但是主动TDM组患者1年内停止IFX治疗的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12]。根据目前的研究证据,基于主动TDM进行剂量优化是合理的,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例如远期效果和TDM频率等。

2.缓解期患者计划停药时,有条件的单位可进行TDM以指导临床决策:考虑长期使用IFX的经济负担和发生不良事件的风险,处于缓解期的IBD患者,特别是已经达到黏膜愈合且生物学指标如CRP和(或)粪钙卫蛋白(fecal calprotectin,FC)水平正常的患者,可考虑停用IFX治疗。研究显示,对于经抗TNF制剂正规治疗处于缓解期患者,如果检测不到抗TNF 制剂血药浓度,说明患者维持缓解不依赖于抗TNF制剂的治疗,可考虑停药,这类患者停药后的复发率较低[13,14]。

3.对于原发无应答的患者,建议进行TDM,以指导临床决策:原发无应答目前没有标准的评估时间,一般是指开始抗TNF制剂诱导治疗后的8~12周,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均未见显著改善[15]。IBD患者抗TNF 制剂治疗原发无应答比例约为20%[16]。对于IFX原发无应答的患者,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①剂量是否充足;②是否因免疫原性的原因导致ATI 的产生;③是否疾病的发生涉及多种机制,需要联合治疗;④疾病的发生、发展主要不是TNF-α所介导[17]。目前,对于原发无应答患者进行TDM 指导治疗的研究不多,但如果TDM结果提示药物浓度在治疗窗内,而患

者疾病活动程度没有明显改善,则提示抗TNF制剂效果不佳,建议改用其他作用机制的药物[18,19]。

4.对于继发失应答的患者,建议进行TDM,以指导临床决策:继发失应答是指对于诱导治疗有应答的患者,在维持治疗阶段出现疾病复发[15]。继发失应答的患者进行TDM可指导治疗方案的调整,根据药物谷浓度(through concentration)和抗药抗体水平,可采用转换治疗、强化药物治疗(增加药物剂量、缩短间隔和联用免疫抑制剂)的方法使患者再次获得临床应答[1,20,21,22]。一项来自丹麦的研究显示,在临床失应答时依据TDM结果调整治疗策略与依据临床经验调整策略具有相似的临床缓解率,但前者医疗费用明显降低[20]。另一项研究也发现,对于继发失应答患者采用TDM指导治疗决策相比经验性增加药物剂量具有更好的费用/效益比[21]。

5.尽可能在接近下次输注TNF-α制剂之前进行药物浓度及抗药抗体监测;同一患者建议使用同一种检测方法,以使前后的检测结果更具可比性:抗TNF-α谷浓度通常指下次输注前24 h内测定的药物血浓度。固定监测时间和使用相同检测方法可以保持结果的可比性,以便判断监测结果的临床意义。

(二)如何根据TDM结果调整治疗决策

1.如果患者药物谷浓度在治疗窗内,建议转换其他作用机制的药物。

2.药物谷浓度低于治疗窗浓度,但未检测到抗药抗体或抗药抗体效价较低,可增加抗TNF制剂剂量,或缩短用药间隔,或联用免疫抑制剂。

3.药物谷浓度不足,且抗药抗体效价较高,建议转换其他治疗药物。

1.药物谷浓度在治疗窗内,维持当前药物和治疗剂量不变。

2.药物谷浓度低于治疗窗浓度,可结合临床情况维持原治疗剂量,或考虑给予停药。

3.药物谷浓度过高,可结合临床情况适当减少药物剂量。

1.经规范治疗后仍处于活动期,如果患者药物谷浓度足够,则建议转换其他作用机制的药物:对于抗TNF制剂规范治疗后仍处于活动期,且药物谷浓度足够的患者,考虑为作用机制相关的治疗失败。这类患者应停止当前的抗TNF制剂治疗,考虑TNF在这类患者疾病发生、发展中不是主要介质,因此改用其他抗TNF制剂的疗效也可能不佳,推荐转换其他作用机制的药物[1,19,22]。Yanai等[23]研究显示对于谷浓度足够而处于疾病活动状态的患者,转换其他机制药物时患者临床改善,临床获益明显。多项国际多中心研究均已证实,对于抗TNF制剂治疗失败的患者,改用其他作用机制的生物制剂如乌司奴单克隆抗体(ustekinumab,IL-12/IL-23抑制剂)和维多珠单克隆抗体(vedolizumab,抗α4β7整合素抗体)均具有很好的疗效[24,25,26,27]。但我国目前只有抗TNF制剂被批准用于IBD的治疗。

2.经规范治疗后仍处于活动期,药物谷浓度不足,但未检测到抗药抗体或抗药抗体效价较低,可增加抗TNF制剂剂量,或缩短用药间隔,或联用免疫抑制剂:对于抗TNF制剂规范治疗后仍处于活动期的患者,如果药物谷浓度不足,抗药抗体检测显示阴性,推荐采取增加药物剂量或缩短治

疗间隔的方法。一项研究显示,抗药抗体效价与患者失应答后强化治疗结局呈负相关。有回顾性TDM研究显示,药物浓度不足且没有抗药抗体产生的IBD患者中,提高剂量之后有82%的患者重新获得应答[相对危险度(relative risk,RR)=1.71,95%CI 1.39~2.11][28,29,30]。联合免疫抑制剂可能通过免疫抑制剂对IBD的治疗作用,如降低CRP,减轻炎症负担等提高IFX的血药浓度。因为炎症负担重和CRP高等因素均可以加速IFX 在体内的清除,从而导致其血药浓度过低[31]。此外,联合免疫抑制剂可降低患者ATI效价,改善患者应答情况。对于已经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患者,可采用增加抗TNF剂量或缩短输注间隔的方法以提高药物浓度,改善患者应答。IFX血药浓度低可导致ATI的产生,通过增加剂量或缩短间隔,提高IFX血药浓度可降低ATI效价,从而改善患者的临床应答[32,33,34]。

3.经规范治疗后仍处于活动期,药物谷浓度不足,且抗药抗体效价较高,建议转换治疗药物:对于药物谷浓度不足,抗药抗体高效价的患者,推荐转换药物治疗。一项回顾性TDM研究显示抗TNF浓度低或检测不到,且存在抗抗体的患者中,只有8%的患者在提高剂量后获得应答(RR=0.26,95%CI 0.08~0.86)。另一项药物转换治疗研究结果显示,对于一种抗TNF制剂规范治疗后失应答的患者,在转换另一种抗TNF制剂后治疗仍是有效的。抗药抗体阳性并不影响同种机制药物转换治疗的疗效,大量研究证实一种抗TNF制剂治疗失败的患者在转换另一种抗TNF制剂治疗后仍可获得很好的临床应答。然而,对于这类患者也可转换其他作用机制的药物,以获得较好的临床疗效[35,36,37]。

抗TNF制剂抗药抗体平均产生率约为25%。对于这类患者在转换相同机制的抗TNF制剂治疗时,建议起始即联合免疫抑制剂,或优化免疫抑制剂的使用,以减少或避免抗药抗体的产生[34,36],增加患者临床获益的可能性。根据目前的文献数据显示,其他类别的生物制剂抗药抗体的产生率均显著低于抗TNF制剂,其中乌司奴单克隆抗体临床试验数据显示,患者52周抗药抗体的产生率低于2.3%[38,39]。

4.对于缓解期患者,药物谷浓度足够,维持当前药物和治疗剂量不变:对于抗TNF制剂正规治疗处于缓解状态的患者,结合其疾病行为(如是否合并肛周病变等)[40,41]和治疗目标(如黏膜愈合)[7],如果患者抗TNF制剂药物谷浓度足够,临床疗效满意或达到治疗目标,可维持当前抗TNF 制剂治疗且保持剂量不变。

5.对于缓解期患者,药物谷浓度不足,可结合临床情况维持原治疗剂量,或考虑停药:经正规抗TNF制剂治疗处于缓解状态的患者,虽然有研究显示对于药物谷浓度不足的患者,可通过强化治疗(无抗药抗体患者)或免疫抑制剂联合免疫抑制剂(抗药抗体低效价患者)的方式提高患者的血药浓度至目标范围[11,34],以预防抗药抗体的产生或降低抗药抗体效价,并降低继发失效的可能性,尤其是对伴有高危因素的患者,调整治疗可能是必要的[20]。然而,血药浓度并不能解释所有的临床疗效,目前依据主动TDM结果对处于缓解期的患者采取强化治疗的策略还缺乏充分的文献证据,所以建议结合临床实际情况维持原治疗剂量。

有研究显示,对于抗TNF制剂治疗平均(22.7±12.4)个月的患者,监测血药浓度后再停药,经12个月的随访,停药前可检测到抗TNF制剂血药

浓度组的1年复发率为80%,检测不到抗TNF制剂血药浓度组为32%(OR =8.4, 95%CI 2.2~32, P=0.002)[13]。另一项研究提示停用IFX时谷浓度低于6 μg/mL的缓解期患者更易获得停药后的长期临床缓解,提示患者需要维持缓解的血药浓度越高,停药后更易复发[14]。因此,经抗TNF 制剂正规治疗处于缓解期维持治疗患者,如果检测不到抗TNF制剂血药浓度或血药浓度较低,说明患者维持缓解不依赖于抗TNF制剂的治疗,可考虑给予停药。

(三)TDM药物谷浓度和抗药抗体效价建议(图1)

图1

炎症性肠病治疗药物监测和抗药抗体效价建议

药物谷浓度:

IFX有效谷浓度为3~7 μg/mL,在有效的谷浓度范围内,浓度越高临床结局越好。

抗药抗体效价:

临床应根据不同的检测方法定义ATI低效价和高效价。ATI可能是一过性的,需要重复检测。

1.IFX有效谷浓度为3~7 μg/mL,在有效的谷浓度范围内,浓度越高临床结局越好:IFX有效谷浓度推荐为3~7 μg/mL。TAXIT研究观察了主动TDM给患者带来的临床获益,试验中将IFX目标谷浓度设定在3~7 μg/mL[11]。对于谷浓度不足3 μg/mL的患者,采取优化治疗的方式提高IFX谷浓度。经过优化治疗,患者的临床缓解率从65%提高至88%(P =0.02)[11]。在有效的谷浓度范围内,浓度越高临床结局越好,超过有效谷浓度之后临床结局不随浓度升高而改善[42]。目前预测IFX临床失效的谷浓度还不确定,研究显示IFX谷浓度<0.5 μg/mL,患者发生失应答的灵敏度为86%,特异度为85%。然而不同的治疗目标需要的谷浓度可能不同。一项研究显示,IFX谷浓度为2.2、9.7和9.8 μg/mL,分别与患者血液生物化学、内镜和组织学缓解相关。要达到临床缓解、CRP正常、FC<50 μg/g,患者IFX谷浓度需要高于仅临床缓解患者(5.9比2.1 μg/mL)。对于伴有肛周瘘管的患者,研究显示患者达到瘘管愈合需要的IFX谷浓度要>10 μg/mL,甚至可能要高于20 μg/mL的谷浓度[40,41]。

2.应根据不同的检测方法定义ATI低效价和高效价;ATI可能是一过性的,需要重复检测:对于ATI的检测值,目前没有统一标准。不同试剂盒对抗药抗体检测结果有差异,也缺乏统一的临床相关抗药抗体浓度的阈值。IFX抗药抗体检测应根据不同的检测方法界定高效价或低效价。需注意的是,有一部分抗药抗体的产生是一过性的,通常为较低效价,称为短暂性抗药抗体(transient antibodies to infliximab)。短暂性抗药抗体可自行消失且与药物的临床疗效无关,不会导致患者出现继发性失应答。对于临床检测显示高效价的患者,建议重复检测。重复时间推荐在下次输注

前,短暂性抗药抗体的效价可发生改变,而持续性抗药抗体的效价多维持不变[2],应根据2次的检查结果进行判断。此外,抗药抗体一般于IFX输注4次后出现,检测时间不应早于14周[42,43,44]。

二、巯嘌呤类药物的药物治疗监测

(一)巯嘌呤类药物的药物治疗监测指标

1.硫嘌呤甲基转移酶(thiopurines methyltransferase, TPMT)基因型预测骨髓抑制特异性高,但在汉族人群其灵敏性很低,不常规推荐,有条件的单位可以检测此指标,应用时须充分认识此局限性。

2.有条件情况下,推荐进行NUDT15基因多态性检测,对预测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人群使用嘌呤类药物后发生骨髓抑制风险的灵敏性与特异性高。

对嘌呤类免疫抑制剂药物剂量稳定后1个月,或治疗足够疗程后仍处于疾病活动期,或出现可能与巯基嘌呤相关不良反应时,建议行6-巯基嘌呤核苷酸(6-thioguanine nucleotides,6-TGN)药物浓度测定指导调整剂量。

1.TPMT基因型检测在汉族人群中灵敏性很低,不常规推荐;有条件情况下,可进行NUDT15基因多态性检测:硫唑嘌呤和6-巯基嘌呤是IBD 维持缓解最常用的药物。该类药物治疗IBD存在量效关系,血药浓度不足会影响疗效。但该药不良反应常见,药物浓度过高可增加药物不良反应风险,应在严密监测下应用。巯嘌呤类药物最常见和对患者危害最大的不良

反应为骨髓抑制,据报道在中国IBD患者的发生率约为15%[45]。AGA 药物治疗监测共识意见推荐在使用硫唑嘌呤前检查TPMT基因型,对基因突变者避免使用或在严密监测下减量使用[1]。TPMT基因型预测骨髓抑制特异性高,但灵敏性低,尤其是在汉族人群中更低[46,47,48,49,50],因此不建议作为常规检测。有条件的单位可以检测此指标,但应用时须充分认识此局限性。

近年韩国学者率先发现NUDT15基因型与嘌呤诱导的早期白细胞减少显著相关(OR=35.6,P=4.88×10-94),其预测嘌呤诱导的早期白细胞减少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高达89.4%和93.2%。而相应的TPMT检测特异度尽管高达97.6%,但其灵敏度仅为12.1%[51]。随后日本和中国学者亦证实了NUDT15基因型变异对日本和中国人群使用嘌呤类药物骨髓抑制的预测价值[52,53,54]。因此建议在有条件情况下,使用硫唑嘌呤前可进行NUDT15基因多态性检测。

2.对嘌呤类免疫抑制剂药物剂量稳定后1个月,或治疗足够疗程后仍处于疾病活动期,或出现可能与巯基嘌呤相关不良反应时,建议行6-TGN 药物浓度测定指导调整剂量:我国IBD共识意见推荐硫唑嘌呤目标剂量为1.5~2.5 mg·kg-1·d-1,6-巯基嘌呤目标剂量为0.75~1.50 mg·kg-1·d-1[55]。硫唑嘌呤和6-巯基嘌呤的有效代谢产物是6-TGN。有条件的单位,对嘌呤类免疫抑制剂药物剂量稳定后1个月,或治疗足够疗程后仍处于疾病活动期,或出现可能与巯基嘌呤相关不良反应时,建议行6-TGN药物浓度测定,指导调整剂量以获得更佳的临床结局[1,55]。(二)巯嘌呤类药物治疗的合适浓度和调整

6-TGN浓度测定指导调整剂量可获得更佳的临床结局,6-TGN浓度在230~450 pmol/8×108红细胞间疗效佳,不良反应发生少,是有效的治疗窗浓度;当与IFX联用时,有研究认为6-TGN浓度≥125 pmol/8×108红细胞即可获得满意的疗效。

活动期患者,6-TGN浓度低(<230 pmol/8×108红细胞),则建议优化用药剂量;如果6-TGN浓度达到正常范围的高值,即450 pmol/8×108红细胞,建议转换其他药物治疗。

目前较多研究显示,6-TGN浓度在230~450 pmol/8×108红细胞间疗效佳,不良反应发生少[1,56],是有效的治疗窗浓度。有研究显示6-TGN>225 pmol/8×108红细胞与临床应答相关,6-TGN>420 pmol/8×108红细胞与白细胞减少相关[49]。目前还不确定6-TGN的浓度阈值是否同样适用于巯基嘌呤和抗-TNF药物联用的患者。有研究显示,当与IFX 联用时,6-TGN浓度≥125 pmol/8×108红细胞即可获得满意的疗效[57]。有关嘌呤类药物与IFX联用的最低有效浓度,有待进一步研究。

巯基嘌呤达到最佳疗效时间后(通常认为平均17周),临床疗效不佳者,如果6-TGN浓度低于230 pmol/8×108红细胞,则建议优化用药剂量;如果6-TGN浓度达到450 pmol/8×108红细胞,建议转换其他免疫抑制剂治疗。

炎症性肠病的药物治疗现状及进展

炎症性肠病的药物治疗现状及进展 医学与哲学2014-04-02发表评论分享 作者:大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王英德 导读:炎症性肠病(IBD)病程迁延反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耗费卫生资源。虽然传统药物如5-氨基水杨酸、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等仍是目前治疗主流,但是大量有关发病机制的研究以及循证医学的发展对IBD的治疗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IBD的治疗正步入免疫调节的生物学时代,多种新型生物制剂的出现为IBD的治疗提供了新的策略和选择。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目前仍然不十分清楚,临床上IBD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目前,多数学者比较公认的病因和发病机制为:IBD在环境、遗传、感染和免疫等多因素相互作用下,肠道黏膜固有免疫及获得免疫异常所导致的肠道炎性反应,而易感基因、维生素以及一些特殊的菌群如难辨梭状芽孢杆菌等因素也参与了IBD的发病过程。 流行病学资料显示,IBD在不同国家、地区、种族人群中的发病率不同,有显著的地域和种族差异。IBD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为欧洲和北美,但是在过去的50年间,欧美IBD发病率趋于稳定,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IBD发病率则呈明显的增高趋势。近20年来我国IBD的病例迅猛增加。国内有学者分析了1981年~2000年国内文献报道的10218例UC患者,结果表明,20年间病例数上升了3倍。中国IBD协作组对1990年~2003年间IBD住院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的结果显示,IBD住院患者呈逐渐增加趋势,粗略推测UC患病率约为11.6/10万,CD约为1.4/10万,增长情况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相似。 IBD病程迁延反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耗费卫生资源。虽然传统药物如5-氨基水杨酸(5-aminosalicy lic acid,5-ASA)、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等仍是目前治疗主流,但是大量有关发病机制的研究以及循证医学的发展对IBD的治疗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IBD的治疗正步人免疫调节的生物学时代,多种新型生物制剂的涌现为IBD的治疗提供了新的策略和选择。外科手术只是针对难治性或有严重并发症的IBD,现就目前IBD的内科药物治疗现状以及最新治疗进展进行综述,以期对临床IBD治疗提供参考。 1、IBD药物治疗的现状 维持患者的临床缓解及肠镜下的黏膜愈合是IBD治疗的主要目标。在IBD治疗方面,目前主要有三类经典药物,它们分别为:5-ASA、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下面先对这三类药物的作用机制、适应证等方面做系统的回顾。

炎症性肠病以及功能性肠病整理

UC诊断标准 确诊:①腹泻或便血,或二者兼有,且持续数周或更长时间;②一次或多次结肠镜检查示,结直肠黏膜脆性增加,接触性出血,斑、片状出血,或在弥漫性炎症黏膜基础上的溃疡;钡剂灌肠示溃疡、肠腔狭窄、肠管缩短;大体或显微病理示特征性改变 诊断可能性大:①结肠镜或钡剂灌肠示特征性改变,但病史不支持;②病史支持,但肠镜表现可疑(仅有黏膜充血,或有上述改变但不确定),且无钡灌肠证据;③病史支持,但钡灌肠表现可疑(如仅有结肠袋消失),且无结肠镜检查证据;④术后或尸检标本具有大体病理特征,但缺乏组织学依据 疑诊:既往有UC诊断的病史支持,无否定诊断的依据 克罗恩病的诊断 临床诊断: ①临床症状典型者均应考虑; ②X线:裂隙溃疡、鹅卵石征、多发狭窄、瘘管形成,呈节段性分布; ③内镜:跳跃分布的纵形溃疡、粘膜增生、卵石样或活检非干酪样坏死性肉芽肿或大量淋巴细胞聚集。 ——若同时具备①和②或③可拟诊本病 病理诊断: ①肠壁和肠系膜淋巴结非干酪样坏死; ②显微镜:节段性全壁炎、裂隙状溃疡、粘膜下层高度增厚、淋巴细胞聚集、结节性肉芽肿。——具备①和②中任何1点可确诊。 治疗原则 1.确定诊断 2.掌握好分级、分期、分阶段治疗 3.参考过去病程及治疗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 4.注意疾病并发症,随时间调整治疗方案

5.判断全身情况,评估预后及生活质量 6.综合性、个体化治疗 一般治疗: 休息;饮食;对症处理;纠正水电解质紊乱;纠正低蛋白血症 药物治疗: ①水杨酸制剂:柳氮磺胺吡啶(SASP)、5-氨基水杨酸(5-ASA) 主要用于轻-中度活动期患者,其主要的有效成分为5-氨基水杨酸。维持治疗的时间通常不少于1-2年,部分患者可隔日或间歇用药 剂型的选择: 远端结肠病变适用栓剂或灌肠剂 结肠病变选用不在小肠吸收的制剂 降结肠病变适用栓剂或灌肠剂,可加用口服制剂 近端小肠或末端回肠病变适用5-氨基水杨酸缓释剂型或pH依赖性基质的口服制剂 ②皮质类固醇激素 ?适用于暴发型或重型、活动期、对水杨酸类药物反应不佳的患者 ?活动期或远端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可使用皮质激素栓剂 ?肠道外给药7-10天后通常产生疗效 ?长期使用时应注意副作用 ?不宜作为维持治疗 ③免疫抑制剂:硫唑嘌呤 ●用于皮质激素治疗6周无效或不能使用皮质激素者 ●嘌呤类制剂用药2-3月后才显示疗效 ●顽固性克罗恩病并发各种瘘管、存在肛周病变 ●抗TNF-α单克隆抗体,用药2周后可见疗效,疗程一般为数周至数月 ●环孢素常先大剂量或再减量 ④抗生素 ⑤中医中药 ⑥其他(TNF抗体、r-hGH) 局部治疗: 1、保留灌肠:适应证,常用药物,治疗时间 2、并发症的治疗: CD: 1)瘘管:TPN或免疫抑制剂,若未闭合,手术 2)脓肿:抗生素、引流或切除 3)梗阻:①炎症引起:输液、胃肠减压、静脉高营养,若失败,手术 ②疤痕引起:输液,胃肠减压,若无效,手术 4)肛周疾病:抗生素及手术引流 手术治疗: 1、手术适应症 大出血、穿孔、肠梗阻、癌变、内科治疗无效的中毒性巨结肠。 2、手术方式 ①溃疡性结肠炎:全结肠、直肠切除+回肠造瘘及全结肠切除+回肠直肠吻合 ②克罗恩病:单纯病灶切除、旷置病变行肠吻合短路术、直肠、结肠或次全结肠切除术和回肠造瘘术

中国炎症性肠病病理诊断专家指导意见(2020完整版)

中国炎症性肠病病理诊断专家指导意见(2020完整版) 【摘要】病理对炎症性肠病(IBD)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有重要作用,但IBD的病理形态在不同患者或同一患者不同阶段表现多样,缺乏统一的形态学诊断标准。同时病理医生接受培训程度与诊断水平也参差不齐,诊断准确率难以把握。本文就IBD诊断及相关问题提供病理诊断专家指导意见,旨在提高病理医生对IBD的诊断水平。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近年来发病率逐年上升。病理对IBD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有重要作用,但IBD病理形态多样,不同患者或同一患者不同阶段可出现不同形态特征,难有简单固定的诊断标准。此外,病理医生接受培训程度与诊断水平参差不齐。为推动和提高我国IBD病理诊断水平,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病理分组组织相关病理专家,在IBD肠镜黏膜活检组织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手术切除标本的诊断及鉴别诊断、IBD合并机会性感染、IBD相关异型增生及结直肠癌等方面提出指导意见。 本指导意见共包括组织形态学基本概念、病变模式评估及诊断思路、黏膜活检的病理诊断、手术切除标本病理诊断、不确定型结肠炎(indeterminant colitis,IC)和IBD不能分类(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unclassified,IBDU)、IBD合并机会性感染、IBD相关异型增生与结直肠癌、病理诊断报告示范共8个部分。

一、组织形态学基本概念 隐窝分支(crypt branching):隐窝分成2个或多个分支(图1A)。 隐窝缩短(crypt shortening):隐窝长度变短,底部不与黏膜肌层相贴,伴或不伴基底浆细胞增多(图1B)。 隐窝加长(crypt elongation):与周围正常黏膜隐窝相比,隐窝长度明显加长。 隐窝缺失(crypt dropout or loss):隐窝数量减少,黏膜肌层完整而隐窝之间距离显著增宽,超过1 ~ 2个隐窝宽度(图1C)。 幽门腺化生(pyloric gland metaplasia):胃窦及十二指肠以外的肠黏膜出现黏液性腺体,形态同胃窦黏膜的幽门腺或十二指肠的Brunner腺,可见于空肠、回肠或结肠(图1C),但末端回肠更常见。 潘氏细胞化生(Paneth cell metaplasia):结肠脾区远端的结直肠(降结肠、乙状结肠和直肠)黏膜隐窝底部出现潘氏细胞,胞质含大量嗜酸性粗颗粒,位于靠腺腔侧(图1D)。 基底浆细胞增多(basal plasmacytosis):黏膜基底部大量浆细胞浸润,位于隐窝底部与黏膜肌层之间,使隐窝底部与黏膜肌层不相贴(图1E)。 小肠绒毛萎缩或变平(villous atrophy or flattening):在黏膜方向良好的切片中,连续的小肠绒毛长度变短、增粗,或小肠绒毛完全消失。

中国炎症性肠病研究的历史回顾现状和展望

钱家鸣,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兼任中国医师协会消化病学分会会长、北京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消化杂志》副主编,《中华内科杂志》等十余本期刊编委。承担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国家级科研课题 20余项。已发表论文120余篇,主参编专著多部。获得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项多项。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是慢性特发性肠道疾病,包括克罗恩病(Crohn ’s disease, CD)和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以往,炎症性肠病在欧美多发,有人称之为“西方疾病”。然而近几年来,亚洲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而西方发病率则呈相对稳定的状态。在中国,近20年IBD 病例数也在迅速增加,我国流行病调查资料显示,南方(广东省中山市)IBD 、UC 、CD 标化后发病 中国炎症性肠病研究的历史回顾 现状和展望 钱家鸣,杨 红 DOI:10.7504/nk2015080101 中图分类号:R574 文献标志码:A 摘要:炎症性肠病(IBD)是慢性特发性肠道疾病,包括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近20年来,中国炎症性肠病发病呈增长趋势,随着中国临床医生对炎症性肠病越来越重视,其流行病学、诊断、治疗、基础科学研究等方面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展。然而,未来仍然面临很多挑战。文章就中国IBD 的发展历程、目前的现状、进展进行阐述。关键词:炎症性肠病;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血清标志物 History,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gress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n China. QIAN Jia-ming, YANG Hong.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QIAN Jia-ming, E-mail: qjiaming57@https://www.360docs.net/doc/df5364748.html, Abstrac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IBD) are chronic idiopathic intestinal diseases, including Crohn’s disease and ulcerative coliti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in China, the number of cases of IBD has also increased rapidly, an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devoted into it. The understandings of IBD in China have undergone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in the aspects of epidemiology,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pathogenic mechanisms of IBD. However, a lot of challenges will be confronted and we need more effort for IBD. The present paper will review the history,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gress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in China.Keywords: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Crohn’s disease; ulcerative colitis; serum marker 述 评 作者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北京 100730 电子信箱:qianjiaming1957@https://www.360docs.net/doc/df5364748.html, 率为3.14/10万、2.05/10万、1.09/10万,北方(黑龙江省大庆市)IBD 、UC 、CD 标化后发病率为1.77/10万、1.64/10万、0.13/10万[1-2]。由此可见,我国IBD 发病分布存在地域差异,南方CD 发病率多于北方,而北方以UC 发病居多。本文将就我国IBD 的发展历程、目前的现状、进展进行阐述。1 我国认识炎症性肠病的历程 我国较早的一篇文献是1956年北京协和医院文士域教授发表的关于UC 的描述。我国最早提出IBD 的诊断标准是1978年,全国第一次消化系统疾病学术会议中提出了对UC 的诊断标准(全国消化疾病会议制定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的诊断标准,1978年,杭州)。1993年6月以全国慢性非感染性肠道疾病学术研讨为起点(全国慢性非感染肠道疾病学术研讨会制定溃疡性结肠炎的诊断及疗效标准,1993年,太原),提出了中国UC 和CD 较为详细的诊断标准和疗效判断标准。2001年根据1978年和1993年提出标准[3]的实施情况结合国内外研究进展加以讨论并作进一步修改,增加了治疗建议。2007年[4]和2012年[5]分别修订了IBD 诊

炎症性肠病的营养治疗

炎症性肠病的营养治疗 DOI:10.16662/https://www.360docs.net/doc/df5364748.html,ki.1674-0742.2017.09.124 [摘要] 目的分析营养治疗对炎症性肠病的治疗效果。方法方便选取该院2014年2月―2016年5月收治的68例成人炎症性肠病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营养治疗)和参照组(常规治疗)各34例,实验组在参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肠内营养治疗、肠外营养治疗或肠内联合肠外营养治疗。记录两组炎症性肠病患者治疗效果、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住院时间、治疗费用和治疗前后体质指数,给予统计学分析后比较两组临床效果。结果实验组内科治疗总有效率、不良反应发生率、住院时间、治疗费用、治疗后体质指数分别为91.1%、14.7%、(21.5±2.1)d、(5 221.30±27.62)元、(19.6±1.49)kg/m2,均优于参照组85.3%、25.5%、(32.3±1.4)d、(7 135.3±647.92)元、(17.3±1.37)kg/m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方便选取该院收治的炎症性肠病患者68例。所有患者经临床检查后确诊为炎症性肠病(溃疡性结肠炎或克罗恩病),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严重多器官功能不全和伴有肠结核的患者。按随机数字法将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参照组。实

验组34例,男20例,女14例,年龄分布在20~66岁,平均(38.3±2.3)岁,病程1~6年。参照组34例,男19例,女15例,年龄分布在19~58岁,平均(40.5±2.5)岁,病程0.6~8年。对照两组炎症性肠病病例上述各项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治疗方法 参照组:采取常规治疗。①患者口服1 g美沙拉嗪(国药准字:H19980148),给予患者口服3次/d,持续服用2个月作为1个治疗周期;医务人员仔细查看患者治疗期间病情变化,以制定安全、有效地治疗方案缓解其病情[2]。②给予患者静脉输注葡萄糖以补充能量。 实验组:在参照组的用药基础上给予营养治疗。①肠内营养:经口或者从鼻胃管、鼻空肠管中注入营养物质来给予营养支持。②肠外营养:对于严重营养不良患者,医务人员需静脉供应其营养需求,如足够热量、电解质、微量元素、氨基酸等,确保患者未进食的状况下机体营养充足[3]。③肠外肠内营养联合救治:行肠内营养治疗患者,当能量供给达不到目标能量的70%,给予肠外营养补充。③仔细查看并评估患者病情,深入分析不良反应,以选取有效的治疗方法开展临床救治工作。 1.3 效果评估 医务人员对两组治疗效果进行评估,包括:①治疗总有

炎症性肠病的肠外表现及其临床意义_薛惠平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 Journa l of Shanghai Ji ao t ong Un i versi ty(M edical Sc i ence)V o.l 26N o .3M ar .2006 作者简介 薛惠平(1965-),男,上海人,副教授,硕士生 文章编号 0258-5898(2006)03-0312-03 临床研究 炎症性肠病的肠外表现及其临床意义 薛惠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仁济医院消化内科 上海市消化疾病研究所,上海 200001) 摘 要 目的分析并探讨炎症性肠病(IBD )患者肠外表现的特点和临床意义。方法收集、整理并记录251例IBD 患者的临床资料,对比溃疡性结肠炎(U C)和克罗恩病(CD )患者出现肠外表现的情况。结果251例患者中,共61例(24.3%)有肠外表现。174例U C 者中有肠外表现38例(21.8%),77例CD 患者中有肠外表现23例(29.9%)(P >0.05)。U C 患者左半结肠型肠外发生率与直肠型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0.05);CD 患者回结肠型和回盲部小肠型分别与单纯结肠型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 >0.05)。两组患者肠外表现发生率依次为骨关节病变(8.0%、11.7%)、口腔溃疡(4.6%、9.1%)、肝胆(4.0%、6.5%)、皮肤(2.9%、2.6%)、眼部(2.2%、1.3%)、代谢性骨病(0.6%、0),但组间均无显著性差异(P >0.05)。结论U C 和CD 患者都是以骨关节病变、口腔溃疡、肝胆表现居多,但单纯依据肠外表现情况来区分U C 和CD 意义可能不大,肠外表现和IBD 的炎症累及部位之间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研究确定。 关键词 炎症性肠病; 溃疡性结肠炎; 克罗恩病; 肠外表现 中图分类号 R 574 文献标识码 A Characteristi cs and Roles of Extra -Intesti nalM anifestati ons of Infl a mm atory Bo w el D isease XUE Hu-i ping (Depart m ent of Gastroenterology,Shanghai Institute of Gastro i n testinal D isease ,R enjiH os p ital ,School of M e d icine ,Shanghai J 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01,China ) Abstract :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exa m i n 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o les of extra -intestina l m anifestati o ns acco m panied w ith i n fla mm atory bo w e l disease (I BD ). M ethods To retrospecti v e l y co llec,t record and co m p il e clinical data of a total o f 251I BD patients ,and co m pare the m w it h 174patients w ith ulcerative co litis (UC )and 77pati e n ts w ith C rohn s d isease (CD )in the ex tra -i n testi n al m an ifestati o ns . Results S i x ty -one patien ts (24.3%)w it h I BD had extra -intestina lm an ifestati o ns ,38(21.8%)w ith UC and 23w it h CD (29.9%)had ex tra -i n testi n al m an ifestations ,and no statistical d 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 w een the m (P >0.05).Co m pared w it h rectum-restricted co liti s g r oup ,the lef-t si d e -predo m inan t colitis group in patients w it h UC w ere assoc iated w ith m ore ex tra -i n testi n al m an ifestations (P <0.05).And co m pared w ith the co lon -restr i c ted type ,the co lon -ileum type and ileocecum type i n pati e n ts w ith CD w ere associated w ith less ex tra -i n testi n alm anifestati o ns (P >0.05).Osteoarthropathy ranked top a m ong all the extra -intestina l m an ifestati o ns in both UC and CD pati e nts ,w it h the prevalence rate of 8.0%and 11.7%,respectively (P >0.05).Oral ulcer ranked second (4.6vs 9.1,P >0.05),and hepatob ili a ry disease th ird (4.0%vs 6.5%,P >0.05). Conclusi o n O steoarthr opathy ,oral ulcer and hepatob ili a ry disease are predo m -i nant bo t h i n UC and CD pati e n ts .It m ay have little sign ificance to d istinguish UC and CD only by ex tra -i n testi n al m an ifestations .The relati o nship bet w een ex tra -i n testi n alm an ifestati o ns and the scope of i n fla mm ati o n i n vo l v ed shou ld be further confir m ed through m uch larger sa m ples of patients . K ey words : infla mm ato r y bo w el disease ; u lcerative co litis ; C rohn s d isease ; ex tra -i n testi n alm anifestations 312

2018年炎症性肠病营养支持治疗专家共识解读(全文)

2018年炎症性肠病营养支持治疗专家共识解读(全文)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肠道慢性炎症性疾病,IBD患者临床表现多样,其中部分患者易合并营养不良。来自欧洲多国研究发现IBD合并营养不良的发生率在16% ~ 69.7%[1,2,3]。2017年我国多中心调查表明我国IBD患者合并营养不良比例高达55%(待发表)。 既往对IBD治疗的临床关注重点是积极的药物和手术治疗。近年来,大量临床研究结果和实践证据表明,营养支持治疗有助于IBD 患者疾病的诱导和维持缓解,因此,IBD患者营养支持治疗逐渐受到临床医师的重视。第一版《炎症性肠病营养支持治疗专家共识(2013·深圳)》首次对我国IBD患者营养不良的风险筛查与评估、营养支持治疗的适应证与方法等临床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建议指导[4]。近5年来,国内广大临床医师围绕IBD营养治疗进行了大量的研究,IBD营养支持治疗理念和水平都有了长足进步,也有了很多观念变化,因此有必要对旧版共识进行更新。2018年《炎症性肠病营养支持治疗专家共识》几经修订后发布,在此与大家讨论新版共识意见中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认识IBD患者营养不良现状,积极开展营养评估 IBD患者营养不良发生率较高,在儿童中甚至高达100%[5]。2017年我国多中心横断面调查发现,55%中国IBD患者合并营养不良,尤其是克罗恩病患者高达62%。营养不良类型以蛋白质热量型

营养不良为主,表现为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下降等[6]。本共识特别指出,IBD患者多存在机体组成的变化,例如骨骼肌减少、脂肪含量变化等,但此时BMI可能正常。机体组成变化可影响IBD患者日常活动,甚至与预后相关。IBD患者也常合并微量元素如维生素D、钙、铁的缺乏,所以合并骨密度降低与贫血的比例也较高[7,8]。我们应从多个方面评估患者的营养状态,注意有无营养素缺乏。目前虽然IBD合并营养不良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常规开展营养状态评估的IBD中心并不多,因此,对IBD患者进行规范化全面营养状态评估的工作亟待推广。 本共识推荐使用营养风险筛查工具2002(NRS-2002)对初诊IBD 患者进行营养风险的筛查,对存在营养风险的患者进一步采用患者整体营养状况评估表(PG-SGA)进行评估后,再制定治疗方案[9,10]。由于IBD患者可能存在多类营养素缺乏,本共识强调对患者的蛋白质能量、微量营养素进行评估。患者能量需求量的评估应考虑多方面因素,活动期以及合并脓毒症的患者,能量需求相应增加;对青少年患者,除满足每日正常能量消耗外,还应重视其生长发育的需求。建议监测维生素D、维生素B12、叶酸和铁的水平,强调针对性地纠正患者微量元素缺乏并定期复查。 二、进一步理解营养支持治疗的积极作用 共识意见从多个角度阐明营养支持治疗对IBD病程变化可能存在的积极作用。一方面,来自我国以及日本的多个研究结果支持长期肠内营养(enteral nutrition,EN)可以诱导及维持CD缓解、延缓

炎症性肠病

中国炎症性肠病诊断治疗规范的共识 中国炎症性肠病诊断治疗规范的共识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协作组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C)和克罗恩病(CD)。前者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结肠炎症,病变主要累及结肠黏膜和黏膜下层,范围多自远段结肠开始,可逆行向近段发展,甚至累及全结肠及末段回肠,呈连续性分布,临床主要表现为腹泻、腹痛和黏液脓血便。后者为一种慢性肉芽肿性炎症,病变可累及胃肠道各部位,以末段回肠及其邻近结肠为主,呈穿壁性炎症,多呈节段性、非对称性分布,临床主要表现为腹痛、腹泻、瘘管、肛门病变等。两者均可合并不同程度的全身症状。2006年,全国IBD协作组成立以来,我们结合国外处理指南对诊治规范的建议进行了讨论,强调诊治规范应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实用性和普及性。根据循证医学的原理,广泛搜寻循证资料,进行修改补充十分关键,但我国目前高质量的临床资料不多,加之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些资料也很难达到以一概全的指导效果,因此在讨论中除引证部分资料外,更多参考国外新近诊治指南并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对诊治规范作了进一步修改,形成共识意见讨论稿。在今年5月济南第七次全国消化疾病学术大会上报告后定稿,现公布如下,供国内同道参考。今后应加强循证资料的搜集,并在应用中定期修改,不断完善和更新规范的内容,使之深化细化,加强实用性和指导性。 第一部分诊断及疗效评价标准 溃疡性结肠炎 一、诊断标准 1.临床表现:有持续或反复发作的腹泻、黏液脓血便伴腹痛、里急后重和不同程度的全身症状。病程多在4~6周以上。可有关节、皮肤、眼、口及肝胆等肠外表现。2.结肠镜检查:病变多从直肠开始,呈连续性、弥漫性分布。表现为:①黏膜血管纹理模糊、紊乱或消失、充血、水肿、质脆、出血、脓性分泌物附着,亦常见黏膜粗糙,呈细颗粒状;②病变明显处可见弥漫性、多发性糜烂或溃疡;③缓解期患者可见结肠袋囊变浅、变钝或消失,假息肉及桥形黏膜等。 3.钡剂灌肠检查:主要改变如下。①黏膜粗乱和(或)颗粒样改变;②肠管边缘呈锯齿状或毛刺样,肠壁有多发性小充盈缺损;③肠管短缩,袋囊消失呈铅管样。4.黏膜组织学检查:活动期和缓解期有不同表现。活动期:①固有膜内有弥漫性慢性炎性细胞、中性粒细胞、嗜酸粒细胞浸润;②隐窝有急性炎性细胞浸润,尤其是上皮细胞间有中性粒细胞浸润及隐窝炎,甚至形成隐窝脓肿,脓肿可溃入固有膜;③隐窝上皮增生,杯状细胞减少;④可见黏膜表层糜烂、溃疡形成和肉芽组织增生。缓解期:①中性粒细胞消失,慢性炎性细胞减少;②隐窝大小、形态不规则,排列紊乱;③腺上皮与黏膜肌层间隙增宽;④潘氏细胞化生。 5.手术切除标本病理检查:肉跟及组织学上可见上述UC特点。 在排除细菌性痢疾、阿米巴痢疾、慢性血吸虫病、肠结核等感染性结肠炎及结肠CD、缺血性结肠炎、放射性结肠炎等疾病基础上,可按下列标准诊断。①具有上述典型临床表现者为临床疑诊,安排进一步检查。②同时具备上述第1、2、3项中之任何一项,可拟诊为本

对我国炎症性肠病诊断治疗规范的共识意见

对我国炎症性肠病诊断治疗规范的共识意见_2007年_济南_ 发表时间:2009-12-30 发表者:严瑾 (访问人次:870)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协作组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C)和克罗恩病(CD)。前者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结肠炎症,病变主要累及结肠黏膜和黏膜下层,范围多自远段结肠开始,可逆行向近段发展,甚至累及全结肠及末段回肠,呈连续性分布,临床主要表现为腹泻、腹痛和黏液脓血便。后者为一种慢性肉芽肿性炎症,病变可累及胃肠道各部位,以末段回肠及其邻近结肠为主,呈穿壁性炎症,多呈节段性、非对称性分布,临床主要表现为腹痛、腹泻、瘘管、肛门病变等。两者均可合并不同程度的全身症状。2006年,全国IBD协作组成立以来,我们结合国外处理指南对诊治规范的建议进行了讨论,强调诊治规范应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实用性和普及性。 根据循证医学的原理,广泛搜寻循证资料,进行修改补充十分关键,但我国目前高质量的临床资料不多,加之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些资料也很难达到以一概全的指导效果,因此在讨论中除引证部分资料外,更多参考国外新近诊治指南并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对诊治规范作了进一步修改,形成共识意见讨论稿。 今年5月济南第七次全国消化疾病学术大会上报告后定稿,现公布如下,供国内同道参考。今后应加强循证资料的搜集,并在应用中定期修改,不断完善和更新规范的内容,使之深化细化,加强实用性和指导性。 第一部分诊断及疗效评价标准 溃疡性结肠炎 一、诊断标准 1.临床表现:有持续或反复发作的腹泻、黏液脓血便伴腹痛、里急后重和不同程度的全身症状。病程多在4~6周以上。可有关节、皮肤、眼、口及肝胆等肠外表现。 2.结肠镜检查:病变多从直肠开始,呈连续性、弥漫性分布。表现为: ①黏膜血管纹理模糊、紊乱或消失、充血、水肿、质脆、出血、脓性分泌物附着,亦常见黏膜粗糙,呈细颗粒状; ②病变明显处可见弥漫性、多发性糜烂或溃疡; ③缓解期患者可见结肠袋囊变浅、变钝或消失,假息肉及桥形黏膜等。 3.钡剂灌肠检查:主要改变如下: ①黏膜粗乱和(或)颗粒样改变; ②肠管边缘呈锯齿状或毛刺样,肠壁有多发性小充盈缺损; ③肠管短缩,袋囊消失呈铅管样。 4.黏膜组织学检查:活动期和缓解期有不同表现。 活动期: ①固有膜内有弥漫性慢性炎性细胞、中性粒细胞、嗜酸粒细胞浸润; ②隐窝有急性炎性细胞浸润,尤其是上皮细胞间有中性粒细胞浸润及隐窝炎,甚至形成隐窝脓肿,脓肿可溃人固有膜; ③隐窝上皮增生,杯状细胞减少;

2021版:中国炎症性肠病营养诊疗共识(全文)

2021版:中国炎症性肠病营养诊疗共识(全文)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克罗恩病(Crohn disease,CD),是一种主要累及胃肠道的非特异性、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疾病。近20余年,虽然全球对IBD的发生机制和临床诊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IBD的具体病因和确切的发生机制目前仍然不清楚,也未发现能够治愈IBD的药物和方法。研究认为,IBD多见于西欧和北美地区,与西方的高脂肪、高蛋白和高糖饮食等生活方式密切相关。IBD既往在中国罕见,但近20年来,由于国人的饮食习惯、生活节奏以及环境等明显改变,中国IBD的发病率快速增长,以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增长最快,目前已经成为我国消化系统常见疑难疾病之一,是消化系统疾病基础研究和临床诊疗的重点、热点和难点。 IBD的诊断没有金标准。IBD的诊断,尤其是早期诊断,依赖于流行病学资料、临床表现以及包括实验室检查、消化内镜检查、影像学检查、病理学检查和病原学检查在内的系统性检查。有时即使完善了这些系统性检查甚至手术治疗也不能明确诊断,还需要诊断性治疗以及随访来明确诊断。个别情况下,即使完成诊断性治疗以及随访也不能明确诊断。IBD的精准治疗则取决于在早期诊断基础上建立的兼顾规范化和个体化的优化治疗方案。就治疗而言,IBD是一种以药物治疗为主的内科性疾病。通常情况下,药物能够有效诱导和维持IBD缓解,多在并发肠梗阻、肠穿孔、消化道大出血、肠道癌变以及药物治疗无效时才考虑并实施外科干预。

由于IBD固有的临床特点,IBD患者营养障碍不仅常见,而且部分患者的营养障碍复杂和严重,并会因此而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同时,IBD 的营养治疗目的和作用也远远超出了纠正营养障碍的范畴,具有诸多功能性的治疗作用,尤其是能够诱导和维持CD缓解。因此,营养诊疗是IBD 临床诊疗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作为部分CD患者的一线治疗。但是,目前我国IBD患者的营养诊疗普遍不规范,甚至误诊误治,并因此影响了IBD 患者的诊断、治疗、转归和预后,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为了规范化地开展IBD营养诊疗,由中华医学会肠内肠外营养学分会主任委员石汉平教授和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炎症性肠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明松教授牵头,组织了60余位来自消化内科、消化外科、营养科、儿科和中医科并且在营养和IBD两个领域均具有丰富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的中青年专家,基于循证医学证据和临床诊疗经验,经过多轮讨论和修改,就IBD营养诊疗达成共识,共计36条。然后将每一条共识的证据等级由高到低分为A~D四个等级,由120余位来自消化内科、消化外科、营养科、儿科和中医科并且在营养和IBD两个领域均具有丰富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的中青年专家,依据循证医学证据和临床诊疗经验,就每一条共识的证据等级进行投票,投票的统计结果附在每一条共识的后面,以便参考。从证据等级投票分析结果来看,对IBD营养诊疗仍然存在诸多分歧,甚至对一些IBD营养诊疗相关的基本概念以及技术、方法和作用仍然认识不足,需要进一步普及、推广、提高和规范IBD营养诊疗。

免疫抑制剂治疗炎症性肠病(一)

免疫抑制剂治疗炎症性肠病(一) Subjectheadingsinflammatoryboweldisease/therapy;immunosuppressivea gents/therapeuticuse;azathioprine/therapeuticuse;cyclosporins/therapeut icuse 1990 年以前,有关免疫抑制剂治疗炎症性肠病 (in flammatoryboweldisease,IBD)的报道较少,且有争论;此后,关于免 疫抑制剂治疗IBD 的临床及实验研究进展较大;目前对这一问题多数 学者的意见渐趋一致,并认为硫唑嘌呤(azathioprine,AZA、6-巯基嘌呤 (6-mercaptopurine,6-MP)、环孢菌素(cyclosporine,CYC)、氨甲喋呤(methortrexate,MTX)疗效较好. 1AZA和6-MP 1.1临床疗效AZA的分子结构中55%是6-MP, 88%的AZA在体内很快经过亲核酶和巯基反应转变为6-MP,二者作用近似.EweKetal〔1〕报 道应用AZA1.0mg/kgd?3.0mg/kg d和安慰剂治疗42例克隆氏病(Crohn ' sdisease)4i其o有效率分别为76%和38%(P< 0.03), Candyetal 〔2〕治疗45例Crohn'病12mo和安慰剂组对照其有效率分别为56% 和10%(P< 0.001), Presentetal 应用6-MP1.0mg/kg d?1.5mg/kg d 和安 慰剂治疗72例Crohn'病12mo其有效率分别为72%和14%(P<0.01), Hawthorneetal 〔3 〕应用AZA 和安慰剂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中医药对炎症性肠病免疫调节的研究

中医药对炎症性肠病免疫调节的研究 炎症性肠病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C)和克罗恩病,目前认为其是一种主要累及直结肠黏膜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以腹痛、腹泻、黏液脓血便、里急后重为主要临床表现,其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认为可能是遗传、肠道菌群、环境和免疫功能異常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所致。目前免疫应答成为研究的焦点和热点。目前炎症性肠病的西医治疗药物主要包括氨基水杨酸类、皮质激素类、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等,这些药物或因疗效、或因副作用而使药效受限,且价格昂贵,中医药治疗凸显出较好的发展优势。本文旨在对近年来中医药治疗UC免疫调节方面发挥的作用进行综述,为以后临床上应用中医药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标签:溃疡性结肠炎;免疫调节;中医药治疗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克罗恩病(Crohn disease,CD),是一种主要累及直肠结肠黏膜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临床以腹痛、腹泻、黏液脓血便、里急后重为主要表现。其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认为可能是遗传易感、肠道菌群和结肠黏膜免疫功能异常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所致。肠道局部炎症性损伤是IBD的病理基础,其以大量炎性细胞浸润、炎性细胞持续存在和肠道炎性损伤为特征表现。大多数情况下,肠道在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刺激下,启动肠道系统及全身的免疫系统,产生趋化因子、细胞因子,介导免疫应答,而易感个体失去对正常免疫反应的耐受,从而表现出炎症、溃疡等病变。 目前IBD的西医治疗药物主要包括氨基水杨酸类、皮质激素类、免疫抑制剂和新近出现的生物制剂,这些药物可以诱导并维持症状缓解,但部分患者系统治疗后仍难以奏效或因为药物的不良反应而使药效受限,且其价格昂贵,而中医药治疗有着较好的优势。通过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的两大特色,中医药通过多层次、多功效、多靶点达到调节IBD患者免疫功能的疗效。本文对近年来中医药治疗UC免疫调节方面发挥的作用进行一综述,为以后临床应用中医药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1 中医药治疗UC的免疫学研究进展 1.1 细胞因子 细胞因子作为细胞间信号传导分子,是一类具有调节细胞功能的高活性、多功能的蛋白质多肽,其特异性结合膜受体,在免疫应答和炎症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现已证实细胞因子在调节肠道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促炎细胞因子与抑炎细胞因子之间的平衡失调可能是UC患者及动物模型中发生的关键。IL-1、IL-6、IL-8、TNF-α是UC发病中公认的促炎性细胞因子,而IL-4、IL-10被认为是具有抗炎作用的细胞因子,两者之间的平衡在维持肠道正常免疫功能中起重要作用。

炎症性肠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炎症性肠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指病因不明的炎症性肠病,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 ss,UC)和克罗恩病(Crohn disease,CD)。炎症指征的基本特征是肿胀、红斑、黏液样或脓性渗出、轻度或重度上皮破坏、纤细或粗大颗粒状黏膜变形、假息肉形成、回缩和狭窄。 病因和发病机制: (1)环境因素。 (2)遗传因素。 (3)感染因素。 (4)免疫因素。 一、克罗恩病(Crohn disease,CD),又称克隆病、局限性肠炎、肉芽肿性回肠炎等。是病因不明的胃肠道肉芽肿性炎症疾病,与溃疡性结肠炎同属炎症性肠病。病变特点为节段性或跳跃式分布的溃疡性病变,可发生于胃肠道的任何部位,而以回盲部最常见,大约40%病例有结肠受累,血性腹泻的比例也最高。 1、临床特点: (1)起病隐晦,呈慢性过程,活动期与缓解期交替,患者常以腹痛、腹泻就诊。 (2)腹痛多位于右下腹或脐周,常为痉挛性阵痛伴腹鸣,进餐后加重,排便排气后可缓解。 (3)腹泻多呈糊状,脓血或黏液便少见。 (4)可在右下腹或脐周扪及较固定的肿块。 (5)部分患者可见肠瘘、肠梗阻、肛周瘘管等并发症。 2、内镜下特点: (1)病变主要位于右半结肠,以回盲部多见。早期溃疡呈阿弗他样或裂隙状,病变呈跳跃式,病变之间的黏膜基本正常; (2)病程发展出现纵行溃疡。溃疡不连续、形态不规则、大小不等,底深,多被厚苔或污苔,非对称样肠壁受累; (3)因为黏膜下层高度充血水肿而使黏膜隆起,呈鹅卵石样改变,卵石之间常为溃疡; (4)并发瘘管形成是进展期克罗恩病的一个特征性表现; (5)肠狭窄:典型者为末端回肠的管型狭窄,狭窄处肠壁弥漫性增厚,犹如消防水管; (6)急性期后多发炎性息肉和明显的瘢痕形成。 3、诊断要点: (1)克罗恩病的诊断需密切结合临床、内镜、影像学、组织活检所见进行综合分析,因本病

炎症性肠病(IBD)规范化药物治疗进展

A:应对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发病情况、高危因素、并发症、禁忌证、遗传药理学特征、合并用药、用药史、不良反应史、社会经济状况、用药依从性、患者偏好以及药品的可及性进行全面详细的衡量,然后选择相应精准的治疗策略。B:在决定治疗方案前,应向患者详细解释方案的效益与风险,在与患者充分交流并取得合作之后实施。C:在治疗过程中,应监测治疗反应和对药物耐受的情况,检查药物依从性及药物剂量是否足够,随时调整治疗方案。D:IBD治疗应遵循欧美国家的临床药物治疗方案及指南。 2、以下描述错误的是(单项选择) D A:5月19日是世界炎症性肠病日。B:公益性组织:CCCF。三个“C”分别代表中国(China)、肠炎(Colitis)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IBD药物治疗分为“升阶梯(Step-up)”和“降阶梯(Top-down)”。D:降阶梯治疗指的是依照氨基水杨酸类→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的顺序逐步使用。 3、以下描述错误的是(单项选择) D A:IBD是一种自身免疫紊乱导致的肠道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B:IBD临床表现为腹泻、粘液脓血便、腹痛,另外还可能出现肠外表现例如口腔黏膜病变。C:最近研究显示,亚洲地区的IBD疾病发病趋势、严重度和临床转归都越来越接近西方国家,预示着中国即将面临大量的IBD患者。D:IBD可以治愈。 4、以下描述错误的是(单项选择) A A:沙利度胺可用于已怀孕的难治性克罗恩患者。B:来氟米特具有生殖毒性,能引起胚胎损伤,禁用于孕妇及尚未采取可靠避孕措施的育龄妇女及哺乳期妇女。C:目前已经用于IBD临床治疗的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类生物制剂: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赛妥珠单抗和那他珠单抗,其中以英夫利西单抗应用时间最长。。D:荟萃分析显示,对于IBD患者,英夫利西单抗与硫嘌呤类药物联合用药的临床缓解率、内镜缓解率均显著优于英夫利西单抗或硫嘌呤类药物单药治疗,且不良反应无明显差异。E:用药不依从性的IBD患者比依从性好的患者有更高的复发风险。 5、以下描述错误的是(单项选择) A A:联用免疫抑制剂或肠内营养,可增加英夫利西单抗疗效。B:以营养为主的方案在UC治疗中的证据不足,但在CD患者中有中等强度的证据级别支持。C:益生菌制剂在UC 活动期和缓解期治疗中有益,但在CD患者中的益处证据不足。D:英夫利西单抗输液反应有效预防策略包括:推荐维持治疗、维持治疗中联用免疫抑制剂、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和/或抗组胺药物可减少输液反应的发生、将输液速度放慢。E:最新调查显示,有大约三分之二的IBD患者的用药依从性存在问题。

相关文档
最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