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学常见知识探源

我国医学常见知识探源

中国医学被世人称为“中国的三大国粹”之一，己有数千年的历史，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显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渊源和发展轨迹。作为“药都”，普及医学知识，繁荣中医事业，理应加深对医学常见知识的探源和理解。

“中药”一词源于西医的传入

我国医药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在现存的传统医药典籍中却没有“中药”一词，而只有“本草”或“药”。“中药”一词的出现这要从西医的传入说起。

从明末清初开始，西方近代医学逐渐传入我。尤其是鸦片战争后，西药开始流入我国。传统医药和西药都是取材于自然界的天然物质。不同的是，传统医药在制法上落后于西药，基本上停留在生药阶段，因而在某些方面逊色于西药。

为了振兴祖国医药，许多有志之士漂洋过海，叩问西医药的殿堂。与此同时，我国也开始了西药教育。辛亥革命后，西药学教育在我国逐渐推广。

到20世纪20年代，一些大城市已形成中西药鼎立和并存的局面。人们为了同西医、西药相区别，便将我国传统医药分别称之为中医或汉医、中药或汉药。

正是由于西药的传入，才出现了与之相应的“中药”一词。

古代医生望、闻、问、切四诊法

中医大夫给人看病的时候常常通过望、闻、问、切这四种方式来诊断疾病，这是因为望、闻、问、切这四种方式是中医传统的诊断疾病的基本方法，又称为“四诊”法。

医生用这种手段来收集疾病显现在各个方面的症状体征，通过归纳分析，就可以了解发病的原因、病变的部位、疾病的性质及它们在的联系，从而为确定治疗原则和采取治疗措施提供依据。

迄今为止，“四诊”法至少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而最早全面运用该法来诊断疾病的医生是谁呢?是扁鹊。

扁鹊在他的行医生涯中，把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同疾病斗争的许多经验加以总结，从而归纳出“四诊”法。《史记·扁鹊传》记载，扁鹊诊断齐桓侯的病，运用的就是“四诊”法中的“望”诊法。初时，齐桓侯疾在腠理，继而逐渐移入血脉，再进入肠胃，最后深入骨髓，病入膏盲。扁鹊的“望”诊是符合“由表入里、由浅入深、不断发展”的科学病理的。

虽然“四诊”法是扁鹊首创，但以后历代从医者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容。《素问·脉要精微论》说：“诊法何如?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由此可见，“四诊”法就是对人体进行全面诊察，借以判断人的健康状况的方法。六十一难》将“四诊”法概括为：“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谓之巧。”

“望”就是看病人的面色舌苔，也就是运用视觉，对病人的全身和局部的情况及其排出物等进行有目的的观察，以了解疾病的状况。其中，重点是观察人的神、色、形，综合舌相的异常变化。这是因为，中医认为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体和外在表现，因此神的盛衰是机体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

“闻”包括听声音和嗅气味两方面：听声音是指诊察病人的声音、语音、呼吸、咳嗽、呕吐、太息、肠鸣等各种声响；嗅气味是指嗅病人体发出的各种气味及其分泌物、排泄物的气味。

“问”就是问病情，它在“四诊”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很多在诊断上极为重要的线索，诸如发病时间、致病原因、既往病史和主要症状等各种情况，都必须通过对病人的询问才能知道。

“切”就是把脉，也就是医生用手指对病人体表进行触、摸、按、压，从而获得重要信息的一种方法，分为脉诊和按诊两种。中医医理认为，经脉是人体气血活动的通道，而气血的流通与机体健康状况有关。

我国古代中医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就是邪正、盛衰、消长相互转化的过程。“四诊”法要求医生仔细观察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各种征象，然后加以分析、归纳，明确诊断，之后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后来，“四诊”法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

“四诊”法的基本原理是建立在系统观和运动观

的基础上的，是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等基础理论的具体运用。物质世界的统一性和普遍联系性是“四诊”法原理的理论基础。

“四诊”法符合科学道理，具有直观性和朴素性的特点。运用此法，在感官所及的围，医生可以直接获取病人的信息，并进行分析、综合，及时作出准确的诊断。正因为如此，“四诊”法成了我国古代中医诊断疾病的基本方法。

行医缘何被称为“悬壶”

病人送给医生的锦旗上常常写着“悬壶济世”几个大字，以赞扬医生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其中的“悬壶”就是行医的代名词。

“悬壶”一词源于《后汉书·方术列传下·费长房》一书，该书记载了下面的故事。

东汉时，有一个名叫费长房的人，汝南（今上蔡附近）人士，曾经是管理市场的小官吏。有一天，他在酒楼喝酒解闷，偶见街上有一卖药老翁，悬挂着一个药葫芦兜售丸散膏丹。卖了一阵，街上行人渐渐散去，老翁就悄悄钻入了葫芦之中。

这一神奇的景象把费长房震住了。他断定这位老翁绝非等闲之辈，于是便带着酒肉等礼物，恭恭敬敬地去拜见老翁。明白了他的来意后，老翁领他一同钻入葫芦中。他睁眼一看，只见里面雕梁画栋，富丽堂皇，繁花似锦，宛若仙山琼阁。

老翁对费长房说：“我本是天上的神仙，因为犯了过错受到责罚，下到凡间。现在，对我的责罚期已满，我将要离开此地，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费长房于是追随老翁学道。在历尽艰辛之后，他终于学到了过

硬的医术。

在学成之后，费长房返回自己的家乡。他能医百病，甚至可令人起死回生，由此成为一代名医。从此，“悬壶”成为对中医行医的雅称。如今，中医“悬壶”已很少见到了，但“悬壶”这一说法一直流传至今。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先生早年也曾习医。他在《革命原始》中自述：“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我们知道，其中的“悬壶”一词本是对中医行医的雅称，而先生早年学的是西医，为什么他也用了“悬壶”一词呢？

这是因为，“悬壶”一词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所有医生行医的雅称，而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了。“悬壶济世”也就被用来形容医生医术高明，医德高尚。

称医生为“郎中”的由来

朗中是古代的官名，始于战国。汉代沿置，属光禄勋，管理车、骑、门户，并充侍卫，外从作战，分为东郎、户郎、骑郎三类，长官没有车、户、骑三将，其后类别逐渐泯除。

自隋唐至清，各部皆沿置郎中，分掌各司事务，为尚书、侍郎、丞以下之高级部员。称医生为郎中，乃南方人的方言，始于宋代，从此沿用至今。

相传，南宋有位郎中(官名)叫亚，为人诙谐，又爱好文字游戏，曾以中药名写诗百首。有一年大旱，亚和友人蔡襄在路上看到一个和尚求雨，赤膊自晒，殊为可笑，亚随口念道：“不雨若令过半夏，应定晒作葫芦巴。”半夏、葫芦巴都是药名。

蔡襄见他讽刺过分，便道：“亚有心终归恶。”

亚应声道：“蔡君除口便成衰(‘便成衰’为中医学‘泄泻’的别名)。”

此事传到民间后，亚名声大振，人们认为他不但熟谙药名，也通医术。后来，常有学医者以读亚“药诗”为乐事，郎中也渐渐成为中医师的代称了。

称颂良医为“杏林圣手”

成语“杏林圣手”的来历，其实与一位隐居在庐山的高士有关，这在《神仙传》和《太平广记》里都有记载。

据记载，三国时的吴国有位民间医生，姓董名奉，字君异，侯官县（今市）人，后来他行医到庐山，见庐山风景秀美，就定居了下来。

他很有道术，同时也精通医术，常年隐居在山里而不种田，只是每天为周围的群众治病，却分文不取。但他立了一个规矩：如果患重病的人被治好了，必须在他开辟的园子里栽五棵杏树；如果是轻病患者被治好了，必须栽一棵。

就这样连续了好几年，董奉杏园里的杏树已经达到十万余棵，蔚然成林。春天，杏花满枝漫舞；夏天，杏树郁郁葱葱；秋天，果实累累压满枝头。因此，山中的各种飞禽走兽都喜欢在杏林中游玩戏闹。说来奇

怪，杏林中从不生杂草，像是专门有人把草锄尽了一样。

每当杏子成熟的时候。董奉就在杏林里盖一间仓房，并告诉大家，想要买杏的人不用找他，只要拿一罐粮食倒进仓房，就可以装一罐杏带走。董奉把每年卖杏得来的粮食都用来救济贫困的人和在外赶路缺少路费的人。一年散发出去的粮食有两万斛之多。

董奉让患者种植杏树，不要诊费的高尚医德和情操，给中医药传统文化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后来，人们便以“杏林”作为医者为民谋益的典实，并用“杏林圣手”来称颂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医生。

古代最早的医学校

南北朝宋元嘉年间，设立了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等医官。隋朝创立了太医署，太医署主要是太医们集中办公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医学教育行政机构。

隋朝的太医署有主药2人，医师200人，药园师2人，医博士2人，助教2人，按摩博士2人，咒禁博士2人。其规模不大，设置不全，所以只能算是医学校的初级阶段，并不能算正规的医学校。

唐高祖武德七年，在长安建立了唐太医署。唐太医署由行政、教学、医疗、药工四大部分组成，与现在医学院校的教育行政机构设置相类似。

唐太医署由皇家直属，设太医令2人，是太医署的最高行政官员，相当于现在医学院校的校长职务；还设立太医丞2人，他们作为太医令的助手。太医丞手下则有医监4人，医正8人。以上18人都是太医署的行政长官。

太医署分医学部和药学部，医学又分四大科：医科、针科、按摩科(包括伤科)和咒禁科。四科之中，医科最大，总共有164人。其中医师20人，医工100人，医生40人，典药2人，医博士1人，医助教1人。学生入学后，必须先学《素问》、《神农本草经》、《脉经》、《甲乙经》等基础课程，然后再分专业学习。学生都由太医署中的博士、助教教课。

针科共有师生员工62人，其中博士1人，助教1人，针师10人，针工30人，学生20人。针科学生先学医学基础理论，然后重点学习针灸专科。

按摩科共有师生员工36人，其中博士1人，按摩师4人、按摩工16人、学生15人，以学习按摩专门技术为主。咒禁科共有师生员工21人，其中博士1人、咒禁师2人，咒禁工8人，学生10人，主要学习道禁和佛教中的五禁。但该专业人数最少，影响最小。

太医署规定学生除了入学考试以外，月、季、年都有考试。对于学习9年仍不及格者，即令退学；考试成绩优良的，予以奖励，以保证学生的质量，并且可以及时发现人才。

太医署中，“凡医师、医正、医工，疗人疾病，以其痊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对于教师和教辅人员的考核制度，保证了师资队伍的质量，也保证了整个医学校的教育质量。

药学部虽然没有医学部大，但也有一定规模。药学部包括“府二人，史四人，主药八人，药童24人，药园师二人，药园生八人”。药学部还没设有药园，所以当时不仅从理论上，还通过实践培养药学专门人才。

唐太医署为当时培养了不少医学人才，以后历代都设立类似唐太医署的医学校。宋代，把医学校划归国子监管理。国子监是当时主管教育的高级领导机构。宋代医学校的规模也有了扩大。元、明、清几个朝代的医学校都与唐太医署相类似，改变不大。

我国第一部中药学专著

我国漫长的历史中，中药专书为数众多，但流传至今的要数《神农本草经》的历史为最早。《神农本草经》大约在1～2世纪编成，是汉代以前我国人民用药经验的总结。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作者的早已失传了，但因古代“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影响很深，所以自古人们将《本草经》托名“神农”所著，称为《神农本草经》。

1972年，省武咸地区发掘的东汉墓葬中，挖出一批有关医药的木简，这些木简中所提到的药物约有100种，其中多数在《神农本草经》里已有所记载。

公元2世纪以后的许多中药学著作，有不少容是取材于《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在我国医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它奠定了中药发展的基础，被后世列为古代著名的四部中医经典著作之一。

《本草经》上所记载的药物总数为365种，植物类有252种，动物类有67种，矿物类有46种。对药物的产地、别名、形态、药性和治疗功能等，《本草经》做了简要的记述。

对于用药的剂量，《本草经》也做了说明，尤其是某些有毒药物，提出应从小剂量开始，根据用药后的反应，再逐渐适当地增加剂量。在序录中，初步概括了用药的一些基本理论，如单味药的使用，复方中主药与辅助药的配合应用以及药物的配伍禁忌等。

《本草经》中所载的药物，有很多直到现在还经常在应用，并为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如麻黄治疗哮

喘，黄连治疗痢疾，常山、蜀漆治疗疟疾，海藻治疗甲状腺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