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记者离职转型,这不是一个人的焦虑,而是整个群体的焦虑!

背后记者离职转型，这不是一个人的焦虑，而是整个群体的

焦虑！

作者| 张涛叶俊来源| 民主与法制时报最近，新一轮的新闻人离职“转型”现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近年来不少新闻人离开新闻界，有的去了网络公司，有的自己创业，有的做起了公关，有的做了律师，有的到高校当了教师。分析其原因，有人认为是如今新闻人实现新闻理想的路程举步维艰；有人认为是媒体记者的薪酬太低；也有人认为是媒体的生态环境使然。

事实上，这不是一个人的焦虑，而是记者群体的焦虑。综合原因叠加，越来越多的记者走在了“逃离新闻”的路上。记者，华丽转型背后

王殿学刚刚完成了他的“航旅纵横”记录的第100次飞行，行程是呼和浩特飞往北京，这一天是2016年5月24日。前一天下午，他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还是在沈阳市的一家宾馆里。如今，王殿学的频频出差，已经是以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申诉法律事务部主任的身份，或调查、或取证、或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调取卷宗……而在2015年4月7日之前，他是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先后在《法制日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从事法治报道，15年的记者生涯于去年春天画上句号。《新京报》前资深编辑如

敏的繁忙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王殿学。如敏的羊汤馆越来越火爆，今年年初在北京市翠微路开了分店之后，他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能把柳芳总店和翠微路的分店都兼顾到位。这位曾经在《京华时报》《新京报》战斗过的媒体人，如今的“一碗羊汤”做得有声有色，好评如潮。记者前辈朱国栋因“莆田系”又被推到前台，有媒体戏称这位老新华社记者现如今在养猪。其实，人家的正经身份是江西睿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CEO。而曾经的新锐记者张海林现如今在忙着打造“一米市集”的影响力，为推出农药残留为0的绿色餐桌而不遗余力忙碌着。他们，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太多的记者或早或晚放弃了他们那份怀揣“新闻理想”的职业，毅然转身离去。

都曾是优秀的媒体人前段时间，朱国栋《致莆田游医的一封公开信：该是收手时候了》刷屏微信朋友圈。其言之谆谆，情真意切，奉劝莆田游医尽快收手，做对社会有益之事。依稀让人看到了一个新闻人的情怀。早在10年前，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朱国栋、李蔚深入上海、福建莆田、浙江台州、杭州采访，推出重磅报道“谁把生命做成生意？新华社深挖莆田游医惊人黑幕”：第一篇题为《谁在掌控中国民营医院》；第二篇题为《莆田系民营医院：洗不清的原罪？》，于2006年11月16日作为封面文章刊登在该刊第46期。当年即引发舆论对莆田系的关注。除此之外，

朱国栋采写的《温州百亿预期储蓄流向民间民间借贷为何升温》《医改期待突围》《温州人重返上海楼市》《顺驰扩张神话》《房价飙升天津版本》《校长被杀与“问题少年”》等报道均引发不同程度的社会反响。朱国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我2007年就已经从《瞭望东方周刊》离开，去了新华社的另外一个报刊。其实从那个时候起，我基本上就已经很少做调查或舆论监督类的新闻，而转做我的专业。因为我是学经济专业的，就转向做财经报道。我从《瞭望东方周刊》离开的时候，已经有过转型的想法。当时感觉，做舆论监督或调查报道，对改变社会的诸多问题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帮助，于是就想去做一些最基础的事情，尝试能不能把它做好。”2010年，朱国栋离开媒体，告别记者生涯。做事儿认真的人，无论做什么职业，都会得到好评。和王殿学比较熟悉的朋友这样评价他：“认真的人做什么都可以成功。”新京报主编宋识径曾介绍说：“王殿学是我在新京报的前同事。我们经常在同一个采访场合见面，展开同题竞争。所以，我们既是同事，也是对手，但更多的是伙伴。在和他的接触中，我发现他具备一个好记者应该具备的所有潜质：有专业背景，有广阔人脉，更重要的是勤奋的精神。”宋识径说，王殿学让他印象深刻的一篇报道，是揭示中央政法委的转型。这个报道，风险很大，但他的操作专业，而且稳妥，在最不可能的领域，在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拿到了

一个大独家。中央政法委对他的这篇报道也很满意。如果说王殿学的转身与现如今平面媒体的衰败趋势不无关系

的话，如敏的彻底转型完全是在纸媒的辉煌时期。1994年，如敏考上大学，在山西太原学习和工作6年，彼时，他深深地爱上了太原的小吃：羊杂割。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更不知道一个叫“郝刚刚羊杂割”的店为什么会如此火爆，只知道一有时间就会排队去吃上一碗。2001年春，《京华时报》创刊，如敏从此浪迹京城。后来，转战《新京报》，2008年时，已经成为《新京报》的资深编辑。就是在那一年，在《新京报》如日中天的时候，如敏辞职，一心一意地做起了他的“一碗羊汤”。

走过转型后的艰辛如敏的故事，讲起来是最长的。

整整用了10个月的时间，如敏反反复复回到太原，回味“郝刚刚”的味道；他吃遍了北京当时所有的羊汤店，早上、中午、晚间，不同时段不同的店，不断地品尝；他辗转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品尝当地的羊汤。仅在山西，从大同到运城，就有五种羊汤做法。到底什么样的味道，生活在北京的人可以接受？在吃遍各地羊汤之后，感觉还是太原“郝刚刚”的做法更纯朴，更适合北京。“在此基础上，根据北京水质与太原水质的差别，我们稍稍做了改良，并对操作工艺进行调整。不断变换配方，不断变换方法，无数次的大锅小锅试汤，直到有一天，舌尖直觉告诉我，没错，就是这

个味儿！”“像我们这种做过新闻的人，总很理想，总想把餐厅搞得很小资，连餐桌餐凳都是我亲自去香河定做的，老贵了。员工的服装，当时跑了好几个地方才找到粗布，找裁缝手工缝制的。开了业，你才知道，喝个羊汤能小资吗？满屋子的羊膻味。”不到40平方米，26个餐位，当时全家的积蓄20万元，全都砸到了柳芳北街一个被如敏改造后的小店，“一碗羊汤”开张了。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一碗羊汤”从门可罗雀到门庭若市，期间还经历了不堪回首的“望京分店”失败，最终以欠下40多万债务收场。好在，“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都过去了。”谈起今天的成功，如敏归结为两个字：良心。“很多人认为，餐饮的门槛很低。我却认为，它非常高。因为只有坚守良知的人才能跨过这个门槛。”客人寻求味觉刺激，要求香、辣、麻，带劲，有味儿；老板要精打细算，降低成本，还要口感统一。在专业酒店调味品市场，且不说柴米油盐合格不合格，仅各种化学添加剂、增香剂、增稠剂、增白剂，猪肉精、牛肉精、羊肉精、鸡肉精，浓汤宝、高汤粉、骨头粉、嫩肉粉等等，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市场上做这些买卖的，销量非常好。这些东西大大刺激和损害了食客的味蕾，一味的追求“好吃”。拿羊汤来说，汤里面可以加的东西，增白、增稠、增香，骨头粉、浓汤宝；肉里面可以加的东西，嫩肉粉、羊肉精、肉色素等等。这些都可以大大降低食材经营成

本。“但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一碗羊汤从一开业，就与这些玩意绝缘。简简单单一件事，一些羊汤店非要搞得很复杂，而却成为我们引以为豪的底线之一。”“只有这样坚持用良心做事，我每一天才能睡得特别踏实。”如敏说。跟如敏转型一样彻底的，要属朱国栋了。“如果说转型，没有人像我转得这么彻底，直接从记者去养猪。”开始的艰难困苦不言而喻。而如今，朱国栋的生意到底做得如何？2015年12月21日，人民论坛网发表文章，题目是《江西睿谷循环农业园落户进贤为农业现代化探路》，其中如此表述：12月18日，南昌重点农业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1.4亿元的江西睿谷循环农业园举行开工仪式，正式落户南昌进贤县白圩乡，该项目的一期工程预计于2016年9月30日投产。江西睿谷循环农业园由江西睿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实施。江西睿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浙商投资企业，其关联企业在长三角地区已拥有60多家生鲜直营专卖店，并和生鲜电商、大型连锁超市、生鲜超市等渠道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江西睿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已获得浙江一家知名VC投资机构3000万元的A轮风险投资。江西睿谷循环农业园以打造循环农业全产业链为主要目标，总投资1.4亿元，占地8000亩，分三期实施……相较而言，王殿学的转型之路显得更顺畅。早在2008年王殿学通过自学以423分通过司法考试，200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读在职

法学硕士，为转型奠定了基础。“2015年4月加盟京师律师事务所之后，几乎每两个月就有重大的变化，先是担任文化品牌总监，有底薪，带着一个团队做京师法治观察的公号，因为有执业证，也在办理一些案件，经历着许多从0到1的转变，第一次代理案件，第一次出庭，第一次辩护，第一次写律师函。因为所有的律师都有所接触，但接触的并不深入，借着福建许金龙案，成立了申诉法律事务部。”最初几个月，也是王殿学拼命读书补短的几个月。他把一些重要法律重新背了一遍，同时购买了很多律师刚刚执业时应该读的书，认真读了张小炜主编的《最新律师业务操作指引》，有些书都拍成了照片，然后制作成PDF，存在IPAD里。“在申诉法律事务部的几个月里，我大量阅读了最高法院的一些书。这些书逻辑严谨，说理透彻，每一本书读下来，都有很大的收获。这些法律和书构成了今后办案的基础。这些基础工作做好之后，专业化之路也开始形成。”转型，为了突破天花板前段时间，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邓丽把签名改为“珍爱生命，远离新闻”。没错，她逃离了。首都机场新闻发言人李慎波、华润万家公关总监陈勇、深圳迪蒙品牌顾问公司总经理张国栋……都曾是纸媒中的佼佼者，如今，又都在媒体之外做着与媒体相关的工作，拿着不菲的年薪。谈起转型的动因，转型记者道出的共同点惊人的相似：做记者的那些年，常年焦虑、没有归属感、看不到出

路、青春饭行业、上升空间有限、待遇千年不变。王殿学从不否认自己对新闻行业的热爱，但是15年做下来，感觉“提升空间太有限了，还是接受一次新的挑战吧”。《法制晚报》以“女汉子”著称的小优（化名），看似有颗强大的内心，每天风风火火，冲锋在采访一线，突破能力强、出手快，几乎是一块“天生记者”的料。然而，她内心的煎熬几乎不为外人所知。“太阳每天照常升起，意味着你每天都要面临找选题的痛苦。在海量信息爆炸的时代，重要的不是找到选题，而是找到值得操作的选题，并且找到切入的角度。从海量信息中寻找有价值的信息传递给读者，筛选本身就是一件让人抓狂的工作。”操作选题时候遇到的种种艰难险阻，要一个个攻破，“唉，苦啊，关键是你看不到头儿……在纸媒日渐西山的大形势下，更深层的焦虑是职业出路，我能做一辈子记者吗？”小优苦笑道。这不是小优一个人的焦虑，而是记者群体的焦虑。记者们普遍认为，媒体能够提供的上升空间有限，而待遇却千年不变。一位党报的老记者抱怨，“以前做记者工资高，没有生活压力，社会地位也高，走到哪儿都受人尊敬。现在是记者待遇最差的时代。拿到手的工资比上个世纪90年代多不了多少，这么多年基本上没有涨过，物价却涨了不止10倍。当年，一个月工资能买3平方米的房，现在3个月买不了1平方米。”综合原因叠加，越来越多的记者走在了“逃离新闻”的路上。

新闻大家谈“转型”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针对媒体人转型这个问题，曾做过详尽的分析解读。

范以锦说：“传统媒体出现了离职潮，不禁使我想起当年党政机关人员离职下海的情景。离职下海不乏成功之士，但也有败下阵来的。正准备转型的媒体人需有心理准备，转型可能付出较大代价，问你一句：底气足吗？”范以锦分析，早期的媒体人还是很看中体制内的“铁饭碗”的，希望能通过正常的组织调动保留原有的身份。到了“跳槽”阶段，虽然仍有如此痴情的媒体人，但有相当一部分人已不在乎正式的身份了。尤其是到市场化程度高的媒体，完全实行绩效挂钩的分配制度，而且也有社保、医保的保障，进入的媒体人不再留恋体制内的正式身份。无论是正常的工作调动还是早期的“跳槽”，虽也有偏离媒体岗位的，但大多是从一家传统媒体跳到另一家传统媒体，是专业媒体内部之间的人才流动。范以锦观察到，这几年从传统媒体出走的人越来越多，选择的范围越来越宽。有进入企事业单位从事内刊媒体工作的，这只是从有国家刊号的专业媒体跳到了非专业媒体，业务范围与原先没有多少差别。有的到了某些机构媒体关系部任职，代表该机构与媒体打交道。这是一种角色的替换，当年当记者时常受到别人的接待，现在他们为着本机构的利益强化与媒体的联系，常常接待媒体人，或主动上门沟通。如今进入互联网公司的媒体人更多，但变化很大的是从

过去一般做内容，到现在各类角色都有，包括新媒体产品设计、营销，社交平台管理，资本运作。京华时报原总编辑朱德付从该报离职后曾一度加盟阿里巴巴并出任阿里巴巴集

团副总裁，同时担任阿里巴巴集团多媒体事业部总经理。另外，还有一部分媒体人在发展成为综合素质较高的职业经理人之后，再往下发展就是自己创业了。“传统媒体人纷纷转型，这是全媒体时代给媒介素养较高者带来了新的机遇。不少就业岗位都与新媒体的传播紧密相关，即便是从事有机农产品生产的，也往往利用新媒体进行营销。”范以锦介绍，产品生产已不成问题，关键是营销渠道是否顺畅，这需要有形象传播的素养和搭建良好传播平台的能力。媒介素养高的人会有更多的转型机会，其构建的平台也会更宽敞。因此，转型表面上看是身份的变异，实际是媒体人身份的延伸。媒体人在传统媒体岗位上历练之后的知识、能力的积累，对其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转型成功的媒体人，一般来说在媒体工作时也是比较勤奋和有能力、有悟性的人。所以，我有一种看法，是否在媒体坚守，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不想在媒体从业终生，完全可以放弃，但只要还有一天在媒体岗位上就要努力做好。事实表明，媒体经验的积累终身受用。”范以锦如是说。如何看待新闻人的”离职潮“

当前，我国新闻从业者面临的生态环境究竟如何？如何给新闻人更多的工作支持和法律保障？记者就此采访了教育部

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

媒体生态环境变化给新闻人提供了更大的从业空间记者：您如何评价当前我国新闻人的从业环境？郑保卫：新闻人的从业环境应该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社会环境、媒体环境等诸多方面。政治方面，我国正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这给新闻记者提供了更加宽松的从业空间。法律方面，我国正进入全面依法治国时期，可以预见法律环境也将会越来越好。客观地来说，目前我国的社会环境不太理想，各种社会因素的干扰对新闻人的职业工作也造成很多影响。而我认为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媒体环境，当前记者离职现象的出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媒体生态的变化而引发的。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传统媒体受到了很大冲击，其广告份额大幅流失，生存空间不断萎缩，改革发展面临困境，其从业者的收入相比新媒体明显要低，这些变化对记者职业选择的影响不容忽视。这应该是一些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选择离开的一个重要原因。记者：有人认为新闻工作限制太多，工作难度越来越大，这是导致新闻人离职的重要原因。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郑保卫：不能说许多新闻人离职同这方面没关系，但从总体看，将原因归于新闻工作限制太多有些不符合实际。正如刚才讲的，新闻人的工作环境是多方面的。我们不排除有些记者在

采访中会受到一些来自行政方面的干预、限制甚至是打击，但这并非主流。另外要看到，有时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关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新闻采访采取一些限制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国外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在我看来，新闻人离职主要应该是媒体生态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前面谈到，由于媒体生态环境的变化，新闻从业者的选择机会更多了，例如很多人选择去网络公司或者自办新媒体。这说明，随着媒体生态环境的变化，新闻人有了更多的选择，其从业空间更加广阔了。因此，我认为新闻人离职从整体上、宏观上看是个好事，因为它促进了人才的流动，把人才市场搞“活”了，这对传媒业的整体发展是有好处的。但是具体对一家媒体来说，一些业务骨干的离职显然会影响到自身的发展。

新闻理想应该成为一种职业追求记者：有些新闻人感叹说，自己选择离开新闻界是因为“新闻理想已死”，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郑保卫：我不太认可“新闻理想已死”这种煽情性的表述方式。新闻理想是一个致力于新闻工作的新闻人所应该具备的职业追求，唯有确立起坚定的新闻理想，才能自觉地、义无反顾地献身新闻事业，即使是遇到挫折，身处困境也能够“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始终坚守理想不动摇。当年范长江就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来勉励记者。我认为，首先应该

弄清楚我们所追求的新闻理想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一个新闻人如果确立的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为传播党的政策主张、记录时代风云、推动社会进步、守望公平正义而奋斗的新闻理想，那么就应该具有“千难万险勇向前”的决心和勇气，始终不懈地去为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而努力工作、艰苦奋斗。相反，如果缺乏这样的理想和信念，就可能在一些风险和挫折面前打退堂鼓，败下阵来。而如果仅仅是抱着个人的所谓“理想”去干新闻工作，那么当难以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时，难免会发出“新闻理想已死”的感叹。我想有些新闻人发出“新闻理想已死”的感叹，在一定意义上是否还同这些年一些媒体薪酬待遇降低有一定

关系。据调查显示，当前在我国新闻从业者中，九成以上的人月收入低于10000元，其中47.7%的从业者在5000元以下。应该说相比其他一些行业，新闻从业者的待遇偏低，特别是一些传统媒体的从业者如果同以前的收入作纵向比较，明显感觉自己的收入减少了。这是否也是导致一些人选择放弃“新闻理想”而离职的原因。至于个别人采取搞新闻敲诈的方式来敛财“创收”，这样的人不仅是没了“新闻理想”，而且连新闻职业的道德底线也守不住了。记者：您认为新闻人的新闻理想同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有无关系？郑

保卫：我想应该是有一定关系的。我国新闻从业者的年龄结构整体比较年轻，平均年龄为32岁，特别是活跃在新闻采

编一线的人员，其年龄明显呈现出年轻化的特点和趋势。这种情况的好处是年轻人思维活跃、知识面宽，而且朝气蓬勃，富有活力，有很大发展空间，有利于促进传媒业的改革创新。但许多年轻新闻人往往缺乏对新闻理想的感悟和体验，因此在工作中常常显得缺乏远大抱负和前进动力，因此，帮助年轻新闻人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远大抱负就显得非常必要。

调查表明，当前我国新闻从业者的教育程度整体较高，绝大部分都具有大专或大专以上的学历，拥有硕士或博士等研究生学历超过15%。大部分新闻从业者都学过新闻和传播类专业。可以说，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国新闻从业者的专业化程度正在不断提高。随着这一趋势的发展，新闻人对新闻理想应该会有更深的认识和理解。记者：您认为新闻人，特别是年轻的新闻人应该如何认识新闻理想？应该树立怎

样的新闻理想？郑保卫：你提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之所以有人会说“新闻理想已死”，是由于没有全面理解“新闻理想”的内涵。媒体的功能包括传播信息、报道新闻、引导舆论、服务社会，其中包括提供休闲娱乐，开展舆论监督等多方面。现在有的新闻人偏重于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而忽略了媒体其他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一旦在舆论监督中碰到困难，遭遇挫折，便会感觉压抑、委屈，进而感叹无法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了。每个新闻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新闻理想，但不同的新闻人对新闻理想有不同的理解。邵飘萍

追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范长江认为“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工作，那就是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或许我们大多数新闻人无法取得他们那样的成就，但我们也可以追求我们的理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

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新闻工作者要“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如果我们全面理解新闻人的职业责任和担当，就会对“新闻理想”有全面的认识。现实中，个人认识、媒体追求、社会责任与现实之间可能会存在一些落差，但这不是影响我们坚定新闻理想的理由。新闻理想是一种信念追求，没有新闻理想的新闻人是没有多大前途的。年轻的新闻人应志存高远，坚持在“走转改”中实现“三贴近”，努力“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新闻人的合法权益应该得到有效保障记者：近年来，不断有记者采访中被殴打和被跨省追捕等事情发生，您觉得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郑保卫：我想出现这类现象情况比较复杂，例如有的记者是因为搞新闻敲诈而被殴打，被惩处。这种情况不应纳入我们探讨的记者权益保护范畴中来讨论。我们要讨论的核心是记者履行职业任务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被殴打或追捕的问题，探讨如何通过完善法律，使记者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有效保障。记者：就后一种情况，

您觉得我国法律方面的保障是否需要进一步完善？郑

保卫：在保护记者权益方面，我国是有法律保障的。虽然我国现在还没有专门新闻法对此进行规范，但相关规定在民法、刑法、著作权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有关条文中都有。问题在于，这些规定还不够细化，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掌握尺度。因此，对那些殴打记者的现象，从法律层面我们常常还不能给予更及时、更有力和更有效的保障。新闻采访权、报道权和舆论监督权，是媒体帮助公民实现其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途径，中央也多次强调了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我想随着国家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推进，我们要相信这一情况会得到更好的改观。记者：您认为应该如何从法律层面加强对新闻从业者权利的保

护？郑保卫：记者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其合法权益的确需要得到更有效的保障。我们要从宪法，以及民法、刑法、著作权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入手，探讨如何进一步细化相关法律条款，对新闻从业者的合法权益给予更加明确、有力和有效的保护。要知道，媒体记者的新闻采访权、报道权和舆论监督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代表公众行使的。因为，公民个人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往往无法靠自己个人的力量来直接实现，而是需要通过媒体记者的采访报道来实现。从这个角度讲，对媒体记者的侵害其实就是对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

侵害。只有新闻舆论监督获得足够的法律保障，媒体的舆论监督权与记者的人身安全才能够真正得到应有的保护。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并且要通过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以便形成良好的新闻舆论氛围和媒体生态环境，大家共同来维护媒体和记者的合法权益，使得媒体记者能够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