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美学著作《尚书》赏析

诗言志——《尚书·尧典》节录

帝①曰：夔（2）！命女典乐（3），教胄子（4）。直而温（5），宽而栗（6），刚而无虐（7），简而无傲（8）.诗言志（9），歌永言（10），声依永（11），律和声（12）。八音克谐（13），无相夺伦（14），神人以和（15）。夔曰：於（16）！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17）。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注释】（1）帝：指舜。（2）夔：人名，相传是尧舜时掌管音乐的人。（3）女：汝，你。典光：主管音乐。（4）教胄子：胄，长。这句谓教育子弟，使其成长。一说，胄子指嫡长子。《史记?五帝本纪》作《教子》。（5）直而温：正直而温和。（6）宽而栗：宽弘而庄严。栗，坚貌。（7）刚而无虐：刚毅而不苛刻。无，不，下句同。（8）简而无傲：简易而不傲慢。（9）诗言志：诗是用来表达人的志意的。《史记?五帝本纪》作“诗言意”。（10）歌永言：永，长。这句谓歌是延长诗的语言，徐徐咏唱，以突出诗的意义。（11）声依永：谓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声，五声，宫、商、角、徵、羽。（12）律和声：谓律吕用来调和歌声。律吕，六律六吕。六律指黄钟、太簇、姑洗。宾、夷则、无射。六吕指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13）八音：《周礼?春官?大师》：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这里金指铜钟，石指石磬，木指木制的祝（音祝，形如漆桶）、（音语，形如伏虎），大抵都属体鸣器；革指鼓，属皮乐器；竹指帘，匏（葫芦之属，古代制笙的材料）指笙，属气乐器；土指埙（音勋，陶哨），兼涉于体鸣乐器和气乐器。这是八音的原始分类法。后来因乐器所用的材料逐渐复杂，分类也好生变化。八类乐器不同，所发的音也不同，所以称为八音。克谐??达到和谐。（14）无相夺伦：不要搅乱次序。无，毋。（15）神人以和：原书以为神和人通过诗歌音乐可以交流思想感情而能协调和谐。（16）於：音乌，叹词。（17）击石拊石二句：石，磬。拊，小击。二句旧注谓击附石磬，乐感百兽，使相率而舞。按：百兽率舞疑为原始社会的图腾舞。百兽指各种化装的动物图腾。

【说明】《尚书》是关于中国上古历史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西汉初存二十八篇，相传由伏生口授，用汉时通行文字隶书抄写，是为《今文尚书》。《尧典》为其中的一篇。近人以为由周代史官根据传闻编著，又经春秋战国时人补订而成。伪《古文尚书》把下半篇分出，并加二十八字，作为《舜典》。这里节录的一段文字，记载了中国早期的文学理论。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之一是“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文学理论有着长久的影响。由于“诗言志”概括地说明了诗歌表现作家思想影响的特点，也就涉及到诗的认识作用。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时，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说明，古人在“诗言志”的认识基础上，已注意到“采诗观志”，并曾经把“采诗”作为一种制度，力图充分发挥诗的认识作用，使之为统治者的政治服务。

“诗言志”是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诗经》的作者关于作诗目的的叙述中就有“诗言志”这种观念的萌芽。作为一个理论术语提出来,最早大约是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后来“诗言志”的说法就更为普遍。《尚书·尧典》中记舜的话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云:“《诗》言是其志也。”

上述各家所说的“诗言志”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左传》所谓“诗以言志”意思是“赋诗言志”,指借用或引申《诗经》中的某些篇章来暗示自己的某种政教怀抱。《尧典》的“诗言志”,是说“诗是言诗人之志的”,这个“志”的含义侧重指思想、抱负、志向。战国中期以后,由于对诗歌的抒情特点的重视以及百家争鸣的展开,“志”的含义已逐渐扩大。孔子时代的“志”主要是指政治抱负,这从《论语》中孔子要观其弟子之志就可看出来。而庄子“诗以道志”的“志”则是指一般意义上人的思想、意愿和感情。《离骚》中所说“屈心而抑志”,“抑志而弭节”,这个“志”的内容虽仍然以屈原的政治理想抱负为主,但显然也包括了因政治理想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愤激之情及对谗佞小人的痛恨之情在内。至于他在《怀沙》中所说“抚情效志兮,冤屈而志抑”,“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这里的“志”实际上指的是他内心的整个思想、意愿、感情。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诗言志”的内容是有发展变化的。

到汉代,人们对“诗言志”即“诗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这个诗歌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基本上趋于明确。《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志并提,两相联系,比较中肯而客观。

由于“志”本身内容的丰富和各人理解、取舍的侧重点不一,导致了后代诗论中“言志”与“缘情”的对立。“诗言志”的理论从而衍化出重理和重情两派。重理派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而往往忽略文学的艺术特点; 重情派则与之相反,强调诗歌的抒情特点,重视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然而,检阅文学史,对“诗言志”中“志”的内涵的理解的主流却是情志并重。从《毛诗序》到刘勰、孔颖达、白居易,直至清代的叶燮、王夫之,都是如此。他们强调诗歌既应反映现实,为教化服务,重视其社会作用; 又应感物吟志,情物交融,突出其抒情性;情志并重,功利性与艺术性两不偏废。应该说,对“诗言志”的这种理解比较符合诗的本质特征和实际作用,因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诗言志”与“诗言情”的异同

《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永言。”这是我国古代文论最早概括了诗歌抒情达意基本特点的句子。“诗言志”的意思，是指诗用来表达人的情志。“志”本义指志向，泛指人的主观方面。也包括人的思想感情在内。也就是说，人的思想观点主要通过诗来表达。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曰：“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又曰：“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文而造文也。”“志思蓄愤”指内心之思想、情感及怨愤之情；“为情而造文”的意思是，因为内心积聚感情，因而写诗来抒发。也就是说，“情”在“诗”之前，诗不过是为用来抒发感情的形式而已，此为“诗缘情”是也。由此可见，“诗言志”与“诗缘情”的说法既有同又有异。

相同之处：在“诗言志”与“诗缘情”中，“志”与“情”皆为相同的含义，都是指人的主观方面的思想感情，既有人的各种思想、观点，又有内心喜怒哀乐的各种情怀。这各“志”与“情”通过吟咏，就“发言为诗”。不论“言志”与“缘情”，都是为了表达思想感情而写出诗篇。

不同之处：第一，从“志”到“言”，这中间存在一个“情”的问题，而“情”的产生，又要靠外物的作用。“外物”即客观事物。也就是说，“情”要先有客观事物的触发、感应才会产生，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即“情动于中而形成于言”；而“诗言志”的“志”主要指主观的思想。前者要依靠客观事物才能生情成诗，后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相对来说，两者虽有联系，但前者强调客观事物对人的影响和作用；后者强调主观思想的表达。

第二，“诗言志”中的“志”本包括思想、情感两方面，但在其流传后世的过程中，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历代文人为了“尊儒”而逐渐抛弃“志”中包含的情感部分，歪曲地将“志”解释为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而把情作为正教对立的“私情”，这就产生了我国文学批评中“言志”与“言情”的对立。照此理解，“诗言志”就只能说成“诗用来表达合乎儒家礼教的思想”了。

而“诗缘情”既可以说成“诗因情感而发”，亦可理解为“诗用来抒发情感”，只不过，这里的“情”不再是“思想感情”，而只被认为是“私情”。《毛诗序》：“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明明是缘情而发，却偏要“止乎礼义”，不符合“礼义”，即使真情实感也是“私情”；能够“止乎礼义”，“情”也变成了“志”，受到赞赏，这就过分夸大了礼义的作用，使诗这种文学作品沦为儒家“礼治”的统治工具，从而削弱了诗抒情的特点。这样，原本在意思上相同一致的“诗言志”与“诗缘情”，由于后代文人理解的偏颇而被分隔，被人为地对立起来，“诗言志”专指以诗表达符合礼教的正统观念；“诗缘情”被狭隘地理解成以诗抒发“私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综上所述，“诗言志”与“诗缘情”两者最初的含义大致是相同的，后来由于历史的发展、儒教正统地位的确立及人为的原因，两者的意思逐渐缩小并互相对立起来。我们既要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双要认识他们之间的相同与不同，才能辩证而不是片面地理解其内容和意义。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在《文赋》中用两句话提示了诗主情、赋体物的特点，它和儒家传统的“言志”说也是背道而驰的，这反映了文学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摆脱经学束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