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证据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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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证据的收集

一、证据的重要性

大家都知道，辛普森案件是非常著名的案件。该案件之所以著名，并不在于辛普森本人的著名，也不在于辛普森同时谋杀两个情人，而在于该案件在证据问题上的各种极端问题的出现，比如，非法证据的排除等等。该案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在人们的通常观念中，它已经成为铁案，辛普森肯定犯下了双重杀人案，但却因为陪审团认为证据不足而被宣告无罪释放。这一方面说明，诉讼程序与实际生活有可能脱节，另一方面也说明，证据在诉讼中的极端重要性。即使明摆着客观事实，但却因为缺乏足够的证据而无法判案，重要的杀人犯依然逃之夭夭。

刑事案件是如此，民事案件也不例外。在民事案件中，所谓有理而说不清的案件是数不胜数的。有理就是当事人自己觉得有理，也就是所谓客观上有这回事;但说不清，就是指无证据加以支持。无证据加以支持的所谓“理”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理”，也就是仅仅是法外之“理”。比如说，亲朋好友之间借款一般不打借据，等到发生纠纷，

诉讼到法院，权利人往往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被告曾向其借款的事实，这样法院就不能认定该事实的存在，就要判决原告人败诉。原告人之所以败诉，其原因无它，就在于他缺乏证据。因此，自认为有权利但缺乏证据支持，就干脆不要到法院去诉讼了。因为诉讼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证据对于原告人是重要的，对于被告人也同样是重要的。比如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曾判过这样一起财物返还案。原告诉被告返还代领创收提成费8000元，被告辩称他代领后已经交付给原告了。原告提供证据对被告代领的事实加以了证明，而被告没有证据证明他已交付原告的事实。法院只能判决被告败诉。另外，还有一个石景山法院判过的一个案子也是一样。在这起继承遗产的案件中，争议的焦点在于22万元的房屋拆迁费究竟在谁的手中。原来，家中弟兄四个，老二代表全家和拆迁办订了协议并领走了22万元拆迁款。老二声称他将此款已交给老三。老三则对此否认。法院到最后只能判决老二承担不利后果。生活中这种例子可谓屡见不鲜。代领工资本来是希望做好事，但如果被代领人并不领情反而否认，则代领人只能苦果自吞了。

这告诉我们两个道理：第一，平时要注意保留证据。被保留的证据最好是书证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有一个人代他人领取会议补贴费，负责发放补贴费的人没有要求领款人签字，但留了一个心眼，要两个同伴在场见证。后来领款人果然否认领款，诉讼到法院，证人

对此予以证明，结果此人败诉。这是注意保全证据的例子。第二，证据对打官司是至关重要的。打官司的时候，法官并不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他只能依赖证据。进行诉讼若无证据，遭受败诉后果，虽然是不合理的，但也是正当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通常所说的“以事实为根据”，实质上就是“以证据为根据”。“以证据为根据”这个命题包含这样几层意义：其一，法律上认可的事实，并非必定是客观事实;它承认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之间可以存在差异。其二，以证据证明的事实，是一种可能性的事实，也就是说是一种具有盖然性的事实，并不一定具有必然性。其三，它所产生的结果，有可能是错误的结果，但这种所谓的错误，在法律程序上并不认为是一种错误，它依然是一种正当化的结果。更准确地说，它虽然是错误的，但却是正当的。只有在以证据为根据的诉讼原则上，才产生这种辩证的结果。由此来看，证据在诉讼中实际上是一个焦点与核心;证据直接决定案件事实的面貌，而有什么样的案件事实，便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或裁判结果。在司法的逻辑中，证据是一个起点。而起点便是基础，便是基石，正是在此意义上，英国学者边沁才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命题：证据乃司法之基础，也是正义之基础。

一、证据的重要性

大家都知道，辛普森案件是非常著名的案件。该案件之所以著名，并不在于辛普森本人的著名，也不在于辛普森同时谋杀两个情人，而

在于该案件在证据问题上的各种极端问题的出现，比如，非法证据的排除等等。该案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在人们的通常观念中，它已经成为铁案，辛普森肯定犯下了双重杀人案，但却因为陪审团认为证据不足而被宣告无罪释放。这一方面说明，诉讼程序与实际生活有可能脱节，另一方面也说明，证据在诉讼中的极端重要性。即使明摆着客观事实，但却因为缺乏足够的证据而无法判案，重要的杀人犯依然逃之夭夭。

刑事案件是如此，民事案件也不例外。在民事案件中，所谓有理而说不清的案件是数不胜数的。有理就是当事人自己觉得有理，也就是所谓客观上有这回事;但说不清，就是指无证据加以支持。无证据加以支持的所谓“理”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理”，也就是仅仅是法外之“理”。比如说，亲朋好友之间借款一般不打借据，等到发生纠纷，诉讼到法院，权利人往往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被告曾向其借款的事实，这样法院就不能认定该事实的存在，就要判决原告人败诉。原告人之所以败诉，其原因无它，就在于他缺乏证据。因此，自认为有权利但缺乏证据支持，就干脆不要到法院去诉讼了。因为诉讼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证据对于原告人是重要的，对于被告人也同样是重要的。比如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曾判过这样一起财物返还案。原告诉被告返还代领创收提成费8000元，被告辩称他代领后已经交付给原告了。原告提供

证据对被告代领的事实加以了证明，而被告没有证据证明他已交付原告的事实。法院只能判决被告败诉。另外，还有一个石景山法院判过的一个案子也是一样。在这起继承遗产的案件中，争议的焦点在于22万元的房屋拆迁费究竟在谁的手中。原来，家中弟兄四个，老二代表全家和拆迁办订了协议并领走了22万元拆迁款。老二声称他将此款已交给老三。老三则对此否认。法院到最后只能判决老二承担不利后果。生活中这种例子可谓屡见不鲜。代领工资本来是希望做好事，但如果被代领人并不领情反而否认，则代领人只能苦果自吞了。

这告诉我们两个道理：第一，平时要注意保留证据。被保留的证据最好是书证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有一个人代他人领取会议补贴费，负责发放补贴费的人没有要求领款人签字，但留了一个心眼，要两个同伴在场见证。后来领款人果然否认领款，诉讼到法院，证人对此予以证明，结果此人败诉。这是注意保全证据的例子。第二，证据对打官司是至关重要的。打官司的时候，法官并不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他只能依赖证据。进行诉讼若无证据，遭受败诉后果，虽然是不合理的，但也是正当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通常所说的“以事实为根据”，实质上就是“以证据为根据”。“以证据为根据”这个命题包含这样几层意义：其一，法律上认可的事实，并非必定是客观事实;它承认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之间可以存在差异。其二，以证据证明的事实，是一种可能性的事实，也就是说是一种具有盖然性的事实，并不一定具有必然性。其三，它所产生的结果，有可能是错误的

结果，但这种所谓的错误，在法律程序上并不认为是一种错误，它依然是一种正当化的结果。更准确地说，它虽然是错误的，但却是正当的。只有在以证据为根据的诉讼原则上，才产生这种辩证的结果。由此来看，证据在诉讼中实际上是一个焦点与核心;证据直接决定案件事实的面貌，而有什么样的案件事实，便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或裁判结果。在司法的逻辑中，证据是一个起点。而起点便是基础，便是基石，正是在此意义上，英国学者边沁才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命题：证据乃司法之基础，也是正义之基础。

二、证据收集机制在整个民事诉讼机制中的作用

民事诉讼程序在实质上是围绕证据这个中心而运转的，而证据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有两个明显的阶段：一是证据的收集与调查，二是证据的使用与判断。这两个阶段是密切相联的。首先要有证据的收集和调查，然后才有证据的使用与判断。缺乏前者，后者便成为无米之炊了。所以，证据的收集与调查是前提和基础，证据的使用与判断是前者自然的发展和延伸。

三、证据收集机制的立法模式

证据收集机制是各国民事诉讼法或证据法都要加以规定的内容，一般由民事诉讼法加以规定。各国关于民事诉讼证据收集的程序机制

或模式大别有两种类型：一是英美式的证据收集机制，二是大陆式的证据收集机制。英美式的证据收集机制以当事人收集证据为主，法院一般采取中立、不干涉的态度，这种模式被称为“当事人进行主义”。大陆式的证据收集机制以法院收集为主，当事人提出申请，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当事人对证据的收集调查仅起补充作用，这种模式被称为“职权进行主义”。

这两种模式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长处在于：当事人主义的证据收集，易于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和参与性;法院容易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职权主义的证据收集，易于提高证据收集的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缩短诉讼过程。短处在于：当事人主义式的证据收集，容易滥用收集证据的权利，造成诉讼拖延，增加诉讼成本;职权主义式的证据收集则难以获得当事人的信赖，易致诉讼中的司法官僚主义。因而最佳的选择是二者的有机融合。美国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著名的例子是其民事诉讼法加强了对审前程序的司法管理，从而强化了其证据收集机制的职权化色彩。大陆法国家则加强了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利和程序保障，典型的例子可以举日本。日本受美国法的影响，在新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当事人相互间的证据照会制度，实际上是通过证据交换来收集证据。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收集机制也有所规定。证据收集的模式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先民事诉讼法所建立的证据收集模式是绝对

职权主义的，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完全无视当事人在收集证据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我们有些形象的说法是用来描述这种现象的：当事人一张纸，法官跑断腿;法院包揽诉讼中的一切，等等。这种证据收集模式有其社会基础，但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因而到1991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基本上抛弃了这种做法，强调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法院职权调查证据仅仅是起一个保障作用和补充作用。这个历史时期的证据收集模式可以概括为“当事人收集证据为主，法院调查证据为辅”。这一点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的体现。《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这一规定为证据的收集调查设定了两种运行方式：一是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自行收集方式;二是人民法院的职权调查收集方式。二者之中，前者为主，后者为辅。

四、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收集方面的规定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以当事人为主的证据收集模式，但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收集证据的权利及其程序保障则未设专门规定。《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当事人诉讼权利之时，规定：“当事人有权委托代理人，提出回避申请，收集、提供证据”。据此规定，当事人不仅有权提供证据，而且有权收集证据。该条同时规定：“当事人可以查阅本案有关材料，并可以复制本案有关材料和法律文书”。

第60条对诉讼代理人收集证据也作了规定：“代理诉讼的律师和其他诉讼代理人有权调查收集证据，可以查阅本案有关材料”。但对于诉讼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究竟如何行使此种权利，除笼统规定“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外，并未加具体规定。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第一，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就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收集调取证据的具体方法和程序加以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就不能或无权调查收集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具有广泛的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第二，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调查收集证据必须遵循一条原则，即：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所谓“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应当解释为不违反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把它解释为两点含义：其一，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其二，不得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这些规定结合在一起，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法是授权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实施调查收集证据的行为的。这是一种授权性规范，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所享有的证据收集权，具有广泛性、充分性、开放性和私权性的特点。这种权利应当得到社会一般群众的尊重，同时应当获得法院的有力保障。

五、诉讼前的证据收集机制

在民事诉讼中，证据收集机制存在于两个主要的阶段：一是诉讼开始前;另一是诉讼开始后。在诉讼开始前，当事人应当在诉讼时效

范围内，尽量收集充分的证据，以使诉讼能够获胜，这样也可节省诉讼成本，缩短诉讼周期。只要诉讼时效允许，当事人在采取诉讼行动之前，除一边与对方谈判寻求和解或私了之外，另一个主要的活动就是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法律资源和社会资源，调查收集证据。诉前调查收集证据是极其重要的，它至少有这样几个功能：其一，有了充分的证据，就增加了与对方进行诉讼前谈判从而寻求和解解决的筹码。如果没有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则该特定纠纷进入诉讼阶段加以强制性解决的可能性便增大。在此意义上，为了提前化解纠纷，疏通纠纷诉外解决的途径，民事诉讼法有必要对诉前收集证据的机制从宽解释和调节。其二，有了充分的证据，即使纠纷被迫进入诉讼轨道，也有利于庭外调解的达成，同时在庭外调解无济于事时，也有利于法院当即作出有把握的裁判。可见，充分利用诉前证据收集机制，不仅有利于当事人减少自身的诉讼成本，有利于在诉讼中占据优势地位，同时也有利于疏导案源，合理调节案件流量，使诉讼总量被控制在合理的幅度内，从而降低国家为解决整体社会纠纷所投入的诉讼成本，并且也有利于诉讼公正度的提高。可见，虽然民事诉讼法对诉前证据收集机制未加明文规定，但其重要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却是显而易见的。在民事诉讼法对它未加规定前，对它进行有效的理论探讨也是富有价值的。我认为，当事人在诉前可以采用以下方式调取证据：

(一)、当事人自行收集证据的机制

当事人是纠纷主体，也是将来所涉诉讼中的诉讼主体。因此，当事人收集证据具有两大优势：一是情况熟悉，可以最为充分地利用对于对方的各种关系收集证据，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二是积极性高，因为证据收集状况直接关系到庭外和解能否成功，同时也关系到将来诉讼能否成功。正因如此，《民事诉讼法》多次强调当事人具有收集证据的诉讼权利。司法者对当事人收集证据在合法性上也给予最大限度的宽容。当事人收集证据是一个普遍现象，也是经历时间跨度最大的收集证据方法。从纠纷发生以前，当事人便注意保全证据。到发生纠纷后，当事人会采取补救措施收集证据。直到诉讼中，甚至法院作出裁判后，当事人也可能会热衷于证据的收集。因而，当事人自行收集证据的机制最值得重视。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方法是形式多样的。这里仅介绍常用的几种：

(1)、预防型的证据保全机制。在当事人进行民事交往过程中，事先保留证据。预防性的证据保全机制所保全的证据，是与正常的民事活动呈同步状态的。主要的方法包括：第一、书证法。第二，见证法。第三，公证法。第四，登记备案法等。

(2)、同时型的证据保全机制。这是在纠纷发生过程中收集证据的方法。纠纷发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证据形成的过程。此时，纠纷主体可以采用各种方法收集保全证据。比如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可以请过往行人作为证人，在当时就以书面形式固定保存证人证言。再比

如，在一起翻建房屋受到阻碍案中，原告人依法建房，总是遭到被告无端阻扰。每每起诉，法院均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后来原告向律师求助，请律师出谋划策。律师告知他注意保全证据，并提醒他可以采用悄悄录像的方式保全证据。结果原告在建房中，被告再一次阻扰其建房，此种阻扰行为已经被原告事先安装在秘密处的摄像机全部拍了下来。原告后来再次起诉，被告照例否认。原告遂拿出摄像磁带，提交给法庭，由法庭在开庭时公开播出。被告此时也只好承认此事，被告因此败诉。再比如，在一起邻居楼上下水案中，楼上某住户装修将废物任意丢弃在管道中，致使楼下堵塞，“水漫金山”。楼下住户多次劝阻，仍未见效。在这种情况下，该住户固然可以请公证机关进行公证，但公证是需要成本的。该事实的证据收集仅需较低成本即可。因此，该住户选择让周围邻居来现场见证的方法固定证据。这样届时发生诉讼，这些见证人即可被传唤为证人。同时该住户还到居委会、物业管理委员会反映情况，这些公共部门或中立性单位到现场勘察，并作出记录，也是有效、有力的证据。在保全证据中，在时间上越接近纠纷发生的过程，此种被保全的证据则越具有证明效力。如果时过境迁，则此种收集证据的方法便不可再用。这种方法也可称为“当场型证据保全方法”。采用“同时型证据保全方法”收集证据，首要的注意事项便是其及时性。惟有确保了证据收集的及时性，证据的可信性才有保证。

(3)、事后补救型证据收集机制。利用这种方法收集证据的具体

途径是与对方交涉，获得其对事实的认可。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案件事实发生后，原告方缺乏证据之时。原告方缺乏证据，到法院草率起诉也会落得败诉的结果。因此，纠纷发生后，原告方首先要想方设法寻找证据。如果纠纷事实只有双方知晓，则在纠纷外化之前，要尽量心平气和地与对方交涉，在交涉过程中，采取措施录取对方的证词。比如说可以录音，将对方在该纠纷中的事实行为以及存在的错误情节用视听资料的形式录存下来，这样可以在诉讼之时用得上。这种证据收集方法可以称为“事后补救证据方法”。例如，13岁的患者玲玲在其父母的带领下，到当地一家规模较大的正规医院去矫正牙齿。父母贪图便宜，低价接受一个具有行医资格的医务人员私下医疗，结果造成牙齿反而烂坏的结果。然后受害者与侵权者交涉损害赔偿事宜，双方未能就损害赔偿数额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受害者准备诉诸法院解决。但在诉讼前，受害者意识到自己并没有保留下来任何证据，因为是私下医疗，既无缴费凭证，也无诊断书等等书面资料。此时，受害者再次与侵权者交涉，将交谈结果全部录了下来。诉讼之时原告将两盘磁带提交给法庭，法庭将它接受为重要证据。这是被告所始料未及的。法院据此认定被告为原告私自医疗的侵权事实，原告获得胜诉。用这种方法收集的证据，虽然依我国民事诉讼法不受排除，但其证明力一般较低。这在英美国家被称为“诉讼外的自认”。可见，采用事后补救方法收集证据，所收集的证据一般是对方当事人的庭外自认。诉讼外的自认与诉讼中的自认不同，诉讼外的自认不能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仅仅作为一般证据予以使用。其证明力大小有待于审判者的

判断。但是，作为“传闻证据”的一种例外，“诉讼外的自认”是对陈述者不利的陈述，是可以作为证据被采纳的。我国民事诉讼法也不排除此类证据的可采性，但应当认为，这种类型的证据在证明力上要打一个折扣。因为它毕竟与当事人在法庭上的陈述是有区别的。因此，对于诉讼外的自认，法庭在采纳时要注意两点：其一，要将它与诉讼中的自认区别开来，诉讼中的自认产生免除举证责任的效果，而诉讼外的自认除非自认者在法庭上予以重复认可，否则它仅仅只能作为一种证据加以使用;它是否具有真实性，需要法院结合案件中的其他证据加以判断。法院可以否定诉讼外的自认的真实性。其二，只有诉讼外的自认，而无其他证据加以印证的话，该诉讼外的自认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证据。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当事人在诉讼外作出自认，缺少应有的程序保障，可能会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考虑，未必一定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其三，对于视听资料这种证据，因为其电子化、科学化、专业化的特点比较明显容易伪造或篡改，因而尤其要审查其真实性。其四，注意此种证据的合法性来源。证据来源上的合法性是证据合法性要素的一个组成部分。证据如果来源不明或来源不合法，则不能成为证据加以使用。此外，实践中经常见到的诸如悬赏证人、陷阱取证等方法，也都属于事后补救性的收集机制范畴。

(二)、申请公证机关进行证据保全

根据1982年4月由国务院颁布的《公证暂行条例》第4条规定，

公证机关的法定业务之一便是“保全证据”。这里所说的“保全证据”，是指在纠纷发生后对证据的保全，与纠纷发生前的公证证明行为是有区别的。《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经过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应当确认其效力。但是，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该条所规定的内容，并不是证据保全，而是对法律事实的证明行为，该证明行为具有特别的证明效力，法院一般不得予以推翻。这可以称之为“公证证据”。公证证据具有推定为真的效果。但公证机关所进行的证据保全，则仅是当事人利用公证机关收集证据的方法之一，它所收集的证据，除其形式真实性外，它仅是普通证据，不具有特殊的效力。比如，双方当事人就遗产发生争议，本案中涉及的关键证人将去国外定居，当事人在起诉前委托公证机关对该证人证词进行保全。该被保全的证词，可以在诉讼中提供作为证据使用，但这并不能使之成为具有推定为真的证据效力，该证词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还需要法院加以判断。在此意义上，该证词与当事人自行收集的证词，在效力上并无二样。这可以称为“公证证据保全”。公证机关所保全的证据，在证明力上较之普通证据只有一点区别：即它具有形式真实性，其形式真实性是受到了推定保障的。如刚才所举例子中的证人证言就有这种效果。该证人证言在经过公证后，可以证明一点：就是该证词确实是该证人所作出的。但该证词是否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则不能获得推定。再比如，前面所举私自医疗的案件，小女孩牙齿经医疗后全部腐烂，需要立即拔掉。但拔掉以后，受害人担心将来诉讼缺乏必要的证据可以利用，因而在拔牙之前请求公

证机关对受害人牙齿腐烂状况进行公证。公证机关就此所进行的公证，对牙齿腐烂状况的真实性是具有证明价值的。再举一个例子，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需要向另一公司发一份传真，要求其依合同尽快给付货款，但又担心对方否认曾经有过债权请求，因而请公证机关对发传真的行为予以公证。此一公证也具有推定为真的证据效力。再如，一居户因暖气达不到应有标准，经与物业公司交涉仍不能解决问题，因而请公证机关对暖气所达到的温度进行公证。此一公证也同样具有推定为真实的效果。可见公证机关对证据进行保全，其效果与法院依职权所进行的保全，是相等的。在诉前，当事人能够充分运用公证机关收集、保全证据，是一个做好诉前准备的有效措施。

(三)、申请鉴定机关进行鉴定

鉴定结论是民事诉讼中常用的证据形式，它既可以使用在诉讼发生前，也可以使用在诉讼发生后。在诉讼发生前，一般由当事人自己申请有关部门或个人进行鉴定，有关部门或个人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此种要求鉴定的申请。所以，诉前鉴定不受民事诉讼法调整，但可能会受其他部门法律调整。如某人购买了一台品牌电脑，打开电脑后发现软件不正常，怀疑是盗版软件，因而与销售者交涉更换，销售者否认此为盗版软件。作为消费者，对电脑软件是否为正版并不十分在行，因而判断鉴别也较困难;如果贸然起诉，则有可能被判败诉。为此，它申请有关技术监督局对此进行鉴定。有关技术监督局在鉴定

后出具鉴定结论，认定此为盗版软件。在有此证据后，消费者向法院起诉，后获胜诉判决。再比如，一家公司认为当地供应热气公司所供热气达不到规定标准，故首先请公证机关对电表的度数进行了公证，然后再请有关科研部门对“达不到一定度数需要多供多少气”这个公式进行鉴定。有了这些证据后，原告向法院起诉便稳操胜券了。这种收集证据的方法可称为“诉前鉴定保全证据法”。随着鉴定机构日益社会化、中介化和非垄断化发展，在诉前通过鉴定的方式来提取、收集证据将会越来越普遍，越来越重要。

(四)、请求国家行政管理部门介入纠纷的解决

在民事纷争发生后，可以向有关国家机关或社会公共团体请求介入处理，公共机关在处理的过程中，会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并作出有关笔录。而且，也可能向有关部门和个人调查收集证据。这些证据，在将来的民事诉讼中均可以使用，而且因为其有公信力的保证，其证明力往往较高。例如，在打架斗殴之后，受害人可以向公安派出机构报案，公安派出机构对此纠纷在处理过程中，会作出有关笔录，甚至会作出有关处理，这些均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再如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请有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调处，这也同样可以保全证据。再如，某人向其债务人追索债务，债务人在借口看借条时撕毁了借条，债权人立即打110报警电话，警方及时赶到，债权人将债务人撕毁借条的情况向警方作出陈述，无论债务人是否如实陈述，这均可以作为证据

使用。再如，在某环境污染的案件中，受害人请求有关环境监测部门对环境污染的指数进行检测，该检测的结果便可以成为日后进行诉讼的证据。这种方法可称为“借用公力保全证据法”。这种证据收集方法一般使用在可以或者需要由有关公权力机关对此类纠纷先行处理的情况下。

(五)、申请法院进行诉前证据保全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4条规定了证据保全，但这种保全措施只能在诉讼程序被启动之后采取，在诉讼程序启动以前，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只能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而不得向法院申请诉前证据保全。但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在诉讼前往往急需采取证据保全，倒不一定要采取财产保全。因此，诉前证据保全应当加以规定。从现行法的解释来看，由于有的证据也是财产，或者属于财产的概念范畴，因而允许进行诉前财产保全，可以包含对具有财产属性的证据的诉前保全的内容。人证不属于财产的范围，因而，对诉前财产保全的立法解释无论如何都不包括对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等人证的保全。虽然对具有财产属性的证据可以进行诉前保全能够从现行法上找到逻辑上的根据，但毕竟比较勉强，因而不能取代立法对它加以明文规定的必要性。好在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在局部的领域解决了这个问题。2002年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规定：“法律、司法解释规定诉前证据保全的，依照其规定办理”。

这就为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诉前证据保全确定了一个合法依据。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7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2000年7月1日实施的《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3条规定：“当事人在起诉前申请海事证据保全，应当向被保全的证据所在地海事法院提出”。这就明确规定在海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申请诉前证据保全。最高法院2002年1月实施的司法解释《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了在商标权侵权案件中，可以申请诉前证据保全。最高法院2001年7月1日实施的《关于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16条也规定了诉前证据保全。最高法院2002年10月15日实施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以下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其中有一项就是：“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诉前证据保全案件”。可见，申请诉前证据保全在侵权案件中是大量存在的。笔者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实际上已经确立了诉前证据保全的制度。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诉前证据保全，主要是对物证的保全，同时还包括对视听资料、书证的概念实物证据的保全。法院保全证据还可以采取勘验的方法，采用勘验的方法所保全的证据为勘验笔录。勘验笔录可以在诉前形成。同时对涉及专门技术性问题的事实，法院根据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还可以通过鉴定来保全证据。对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如果发生突变情况，或者发生因时间的流逝将使证人无法清晰作证的情况，则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

申请对证人证词或当事人陈述进行笔录保全。总之，在任何种类的民事案件中，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均可以申请法院采取诉前保全措施。当然，对于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诉前保全证据的申请，法院要进行必要性审查;只有在情况紧急时，诉前证据保全才是被允许的。如果当事人可以在起诉后申请法院进行诉讼中的证据保全，法院则应驳回当事人提出的诉前证据保全申请。在法院采取诉前保全措施后，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时间段里如果没有向法院提起诉讼，则此种保全措施应当予以解除，或者将有关证据予以销毁或发还，同时申请人还要就此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六)、委托调查公司收集证据

随着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各种名目的调查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形成发展起来，其数量已达数万家，仅北京地区就有5千家左右，去年北京地区的咨询公司和调查公司总收入达2200万美元，今年将达到3000万美元。这些公司中，比较著名的有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盖洛普(中国)咨询有限公司、华南国际市场研究有限公司等。它们以高质量的专业化服务赢得了市场，占去行业营业额的95%。这完全是市场经济发展下的产物，是自发形成的一个新兴产业。在这些调查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大多可以看见这样一栏：接受委托，调查收集各种证据。目前这个行业还处在急剧上升的发展势头中，其营业额以100%的幅度增长。这种调查公司所进行的证据调查行为，理论上概称为“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