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到宋代的审美改变的影响

苏轼诗、词、文、赋之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突出的典型意义，并不仅仅是靠他个人的才华，主要还是由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审美媲变造就的。通过简要分析中唐至北宋文学的发展及其审美嫂变，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苏轼文学成就的历史的必然性以及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
一，“天人之际”。所谓天人之际，简单说来就是天与人的关系，秦汉至中唐前后的人学与文学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对这种关系的思考的基础上的。所谓汉唐精神，其内核就是对这种关系的体认。自汉代开始，董仲舒在政治上将“修齐治平”的人格理想转变为政治一教育(“士一官僚”)的行政系统，在思想上使道统与阴阳五行的社会心理相结合，将其改造为“天人合一”的政治哲学。前者是人的政治化，后者是道统的社会心理化(同时也是社会心理的雅化、政治化)，从而建立了一个政治本体化的时代，这一时期的人通过对政治本体的认同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就是汉唐精神的核心。在这样的文化—社会—政治基础上，汉唐文学就必然是对政治本体的乐感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两汉至中唐以前的文学多是以时代来划分的，如“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玄言诗”、“山水诗”、“边塞诗”、“田园诗”，间或以作家划分，如“建安七子”、“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等，个性也不鲜明。这种划分虽有时代之别，但主要是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对政治本体化时代价值观念的体认，至于文学的个性化特点及其审美的本质属性，则没有得到应有的强调和突出。
中国的传统经济模式发展到中唐，也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初唐以来，租佃经济取代部曲经济，均田制广泛实行，科举制度取代察举制度，最终导致庶族地主取代士族地主，使政治本体化的能量在盛唐得以充分释放，但同时庶族地主也由冲破规范而走向定规立法，要求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来取代政治本体化的“汉唐精神”，应该说，这是导致中唐向北宋文学擅变的社会历史的根本动因。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杜甫具有特殊的意义。杜甫应是开中唐风气的第一人，杜诗为后世立法，除形式外，主要在于它对政治本体的不自觉的怀疑，对其爱之愈深，他的感受就愈加沉痛，对“人之道”的思考也就愈加深沉。宋人“以道眼观杜甫”，实是发现了杜甫对于建立伦理本体型文化的重要意义，是极有见地的。中唐以降，意识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天人”关系上开始由政治本体的“天”向世俗的“人”过渡，诗文的个性才真正有机会趋向明朗和成熟。
已如前述，苏轼的哲学思想正适应了对汉唐以来的

政治本体的解构。政治本体的建立是以伦理本体为基础的，但苏轼的哲学否定“道”的伦理取向，即认为伦理观不具备本体论的意义，这样就必然导向情感本体。因此，苏轼的诗、词、文的创作就必然呈现出与汉唐文学不同的面貌，即在根底处不再是对政治本体的乐感，而是以人为本，指向的是建构一种新的生存状态。
二，由“载道”到审美。中唐以前的散文的使命主要是“载道”，但中唐以后的情形发生了变化，即唐、宋古文运动推动了散文由“载道”到审美的历史煊变。唐宋古文运动均是以文风改革来实现政治改革的。“永贞革新”的失败，显示出以门阀士族为基础的汉唐政治已失去了活力，韩、柳倡导古文运动的本意在政治改革，实际上却导致了一场文化改革。古文运动中的“文章之道与政通”，“文”、“教”合一等，已与汉唐的政教合一不同，它将开放的文统(思统、学统)引人政统、道统，在重建政治意识形态的同时必然孕育着改造和破坏这种意识形态的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讲，古文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宋代“文人政治”的因素。韩、柳文格与人格都具有相当的两面性。韩、柳一方面强烈要求“文以载道”，另一方面却又不否定世俗的感性生活，韩、柳诗文之美处并不在“载道”，而在其愤激与超脱处。因此，韩、柳的古文运动事实上并未真正复古，倒是开出了一条散文的新的出路。宋人对其两面都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影响了两种不同的思想和文风。
相对于汉唐以政治为本的文化形态，宋型文化的特质是“以人为本”，即从人的理性或感性人手来解决人的问题，以此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和基础。宋代政治不再以门阀士族为支柱，而是以布衣卿相为基础，文人对高层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具有一定自由色彩的“文人政治”。从这一意义上讲，“以人为本”的文化基础和“文人政治”的政治特点是宋代文学多样化的基本原因。宋代以欧阳修、苏轼为主要代表的新古文运动具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特质，尤其是苏轼的哲学观、文艺观和文艺创作，主要继承了中唐、宋初诸人的坚持文化理想的一面，以哲学、文艺理论尤其是文艺创作张扬了人的感性的一面，突出了文学的审美特征，建立了“情本文艺观”;但朱熹等人则选择了自韩愈以来的注重教化的一面，建立了理学文艺观。两种文艺观都是“以人为本”，但指向相反。
三，天理本体化与中唐至北宋诗歌的发展与蜕变。盛唐无所顾忌的自由创造了盛唐之音，至中唐则发展为庶族地主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开拓。中、晚唐的政治危机引发了文化危机，汉

唐的政治哲学已不足以维系人心，韩愈、张载、朱熹乃至苏轼的文化哲学便应运而生。中、晚唐文学奏响了传统的“政治人”的挽歌，但又找不到价值感，易于颓唐。北宋文学在新型文化哲学的基础上总结前代文学，创立了具有宋型文化特质的文学。汉唐精神为文学尤其是诗规定了政治本体化时代的“言志”品格，魏晋时期人的类的感性开始觉醒，通过人物品藻、骄文、诗、赋等形式寻找到了丰富的美的感性形式，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因此，汉至盛唐文学往往形骸迥异，神理却基本一致。中唐文学自杜诗始，中经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贺、李商隐，至北宋的苏轼、黄庭坚，通过不同的方式对汉唐以来政治本体进行消解，逐渐趋向于对个体价值的探讨，突出风格。因此，初、盛唐文学虽与中唐、北宋文学形骸相似，但神理迥异。因此，中唐至北宋诗的形骸与神理都大不一样。
宋诗的审美特征是由宋人的生命情调决定的。宋代理学从人出发而归于天理本体，最终导致对人的束缚，但同时也激发了人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探索，宋诗总体上表现了这一文化特征。如果说中、晚唐诗是对“政治的人”的消解，宋诗则总体上趋向于对“文化的人”的建构。汉唐诗以形象“言志”源于对政治本体的崇拜与乐感，宋诗的议论则导源于对人生的深思冥想。宋诗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既有具有代表性的苏、黄诗，也有理学家的诗。苏轼崇尚“平淡”，重塑了陶渊明，朱熹也崇尚“平淡”，推崇陶渊明和韦应物。但苏轼之推崇“平淡”是要情感本体化，朱熹之“平淡自摄”是要天理本体化。虽取向相反.但其本体化的走向却造就了宋诗注重理趣的审美特征。
四，形上追求与中唐至北宋文学精神的转变。从政治化的儒学到心性论的审美是中唐至北宋文学审美嫂变的重要内容。中、晚唐时期从皇帝到一般士大夫还是尊崇先秦两汉以来的儒学，在文学上受重视的也还是元、白，至北宋则情形大变。禅宗广泛流行，理学人室操戈，吸收和改造了佛学和掸宗，重建文化本体，从心性论的道德追求上，把宗教变为审美，使人生境界上升到准宗教的审美层次，而中国人的道德和艺术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文学艺术开始走向形上追求。
从司空图到严羽也体现出这种转变。以中唐为界，审美趣味和文学艺术精神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神与物游”到“思与境谐”，是从对理想人格的祈盼转向了对人生态度的追求;从“以形写神”到“离形得似”，是从外在世界向内在心性的转移;从“文以气为主”到“文以韵为主”，是从对外在世界的征服

转向对心情意绪的体验;从“立象以尽意”到“境生于象外”，则是从对客观事物的追索转向了宁静悠远的玄思。《诗品》与《枪浪诗话》体现出了传统社会后期文学艺术的内在精神。
苏轼的创作实践充分体现了这一历史潮流，他的诗开宋调先河，在议论的精深处建构新的人格理想;他的词不再像柳永那样找不到价值依据，在“词为艳科”的泥淖中挣扎，而是将世俗的感性生活提升到了生命本体的高度。他的文、赋如行云流水，在态意挥洒处透显出生命的深情。总之，他以自己的创作深度参与和极大地推进了这股形上追求的历史潮流。
五，情感本体化与唐宋词繁荣的历史动因。在上述的历史境遇中，宋代出现了情感本体化的思潮，词的发展过程清楚地显示了这一时代的轨迹。词产生于中、晚唐，晚唐词向柳永词的嫂变说明了词在寻找自己的精神支点时的困窘。庶族地主在中唐走向退缩与萧瑟，在晚唐则显示出“汲汲顾景惟恐不及的”精神状态，时代精神在词中找到了归宿，但感官享乐并不能弥补价值的虚无感。宋初欧阳修、晏殊的词虽在词境上有所扩大，但仍未为词找到合法地位。尤其是柳永，一生专力写词，在题材与形式上与晚唐词大有不同，但在没有找到价值归宿这一点上却并无不同。
宋型文化具有开放与禁锢的两面性，这两面与宋世风流相促生，产生了宋型文化的复杂形态。宋型文化的两面性—禁锢与开放—分别以复杂的形态在宋诗和宋词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是宋代文学多姿多态的主要原因。所谓宋世风流，一是指商业都市的浅酌低唱、歌舞肴酒的风尚，一是指宋学与禅学的人世转向相融合。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宽松，使得传统规范与现实风情相融汇，士林风流与市井风俗合拍，为主情的宋词走向繁荣提供了历史动因。
宋世风流是情感本体化的社会历史依据，苏轼在词史上的意义就是使宋词雅化，而宋词雅化的本质是世俗精神的雅化，即将世俗的感性生活提到了生命本体的高度。
苏轼岭海时期的人格也使他达到了士大夫人格的最高峰—天地境界，基本特征是以感性为本而又超越感性，试图使情感本体化，把现实感性提高到生命本体的高度，因此，苏轼才是真正的时代之“情”的代表。苏轼“以诗为词”，使词雅化，在柳永之外“别立一宗”，为词立法，为词找到了真正的价值支点，使词成为歌唱时代精神的代表性的艺术形式。词由侄俗之曲而终成文学之正宗，实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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