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业

关于“三农”问题的调查报告

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导致农村人丁稀少。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2008年中国大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800元，农村人均纯收入4700元，二者比例为3.33:1（2006年为3.28:1)；而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资690元，农村人均纯收入397元，二者差距为1.74:1，20年时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了85％。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实行的是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开始推动农村产业化进程。同时中国农业产品开始面对外国农业大国的竞争，单一的家庭生产单位无力进行市场竞争，农民第一次出现了“手里有粮卖不出”的现象。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开始起飞，与同期中国总体经济的发展相比，第一产业的发展程度远不及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农民认为种田没有足够的收入，因而农村地区开始出现农民进城打工的现象，但城市并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提供，从而形成大量集聚在城内而没有工作的农民工群体。随之而来的就是农村地区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业投入开始减少，引发更多的农民进城“找工作”，形成恶性循环。由于农业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而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3/4，他们的总体生活情况是中国总体生活情况的最主要体现。农村的发展将是实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最大的挑战，从而使三农问题成为当前社会中显著的问题。

20世纪中国经济史主要是一个追赶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一般都是从农业提取的。中国是一个人口过多、资源短缺的国家，农业资源短缺，而农业人口总量很大，人均资源量就很小，相对的，人均农业剩余就更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从农业提取高度分散又很少的剩余，来完成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呢？那就是只有少数人在城市，才能更多地去占有农村的资源，才能形成城市的工业化；而农村，会仍然停留在相对比较传统的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的社会形态中。这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的客观历史必然。所以，只要追求工业化，就必然产生“三农”问题。如果工业化只能靠占有国内的农业剩余来完成原始积累，其制度成本就非常高。

“三农”问题其实也是世界普遍现象。我已经去过三四十个国家，不论是印度、孟加拉、泰国、菲律宾还是墨西哥、巴西等等，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都是从农业提取积累来完成工业化，也都会出现农村凋敝，小农破产。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出现两极分化，城乡差别拉大。

中国是这些发展中人口大国之中唯一以战争形式（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成千上万人的牺牲）完成了民主革命的核心任务--平均地权。20世纪的下半叶，三代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宣布过给农民平均分地：1949年毛泽东宣布给农民土改，分了一次地；1978年邓小平推进大包干，给农民分了一次地；到1996年江泽民同志宣布二轮承包，30年不变，又给农民分了一次地。

尽管我们已经有1.4亿农民人口流动出来，到沿海和大城市去打工谋生（2004年底据说达到1.7亿），这几乎是整个巴西的人口。但中国却是唯一的虽有大规模人口流动，却没有出现大型贫民窟的国家。这种不幸之中的大幸，是因为中央政府强调的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而并没有简单地强调城市化。

有人说，只要放开市场，充分加入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三农”问题就会自然解决。也有说，只要进一步推进土地私有化，问题就解决了。还有说，只要把户口取消了，中国的城市化现在就可以提高到50%，就已经解决“三农”问题了。听到这样一些云里雾里的说法，

觉得有点困惑。为什么？

第一，我们现在这种农地制度，真实的制度作用是什么？从制度经济学研究问题的角度来说，是稳定；获取这种制度收益的是这个国家。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压力、如此短缺的资源矛盾之下，仍然能够基本维持安定，靠什么？根本就不可能靠警力。

农民在自己本社区基本上不犯大罪，小偷小摸、调戏妇女可能有，但是大的刑事犯罪很少。为什么？首先是地权在起约束作用。很多基层治理依据的乡规民约都明确，一旦刑事犯罪，其地权或者村社内部的福利丧失。尤其是在那些有一定工业的乡村，实行的是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把村社土地做股，把社区的工业资产也做股，每户都得到股权。这种制度是经过大多数村民同意的，其中一条约定就是，如果有刑事犯罪，股权取消。

其二，传统农村社区是具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环境，有天生的“低成本”监督的特殊作用，如果一旦打破社区制约，那么流动人口犯罪必然增加。从1992年前后流动人口开始大量增加，流动人口犯罪占刑事犯罪的比重从不到50%到现在的超过80%。刑事犯罪发案率进入高峰，不再是一般规律：随着经济形势好转下降，随着经济萧条上升，有波峰就有波谷；而是进入一个斜坡式的不断增长。尽管司法部门调整刑事犯罪发案标准，从原来报案50块钱可以立案，现在500块钱以上才可以立案，是过去的10倍，犯罪率仍然处于高峰。

为什么主要是流动人口犯罪？这应该属于一种社会性犯罪，因为大批农村人口离开了社区财产关系制约，离开了社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制约，离土离乡出来后受到歧视，又没有组织，任何个人的冲动都可能导致犯罪。而且原来是“个体复仇”，现在变成群体性的。

农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户占有产权，这种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拴住了农民人口，使之不至于形成大规模流动条件下的贫民窟，不至于引发社会性犯罪和动乱。但是流动人口增加所导致的刑事犯罪增加是必然规律，不是教育问题、法制建设问题。所谓约束，在农村社区内部是自然天成的，而一旦变成流动人口，进入所谓现代社会之后，必须有一个庞大的警察制度维系的社会治理，导致高成本的政治制度，但那也未必能管得住。

法治社会靠警制支撑。如果照搬这种事情，我们有钱撑得起高成本的警制吗？没有警制，这套现代法治怎么玩？所以我们看农村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单纯谈中国的农业问题谈不清楚。小农平均占用土地这种基本制度的作用根本就不在农业上，而在维持社会基本安定，这是它最大的制度效益。

20世纪前50年打了三次仗，后50年经历了三次所谓改良式的改革，为什么领导人都坚持给农民平均分地，而且说“土地不许动”？领导人明白，动则大乱。只要不去夺农民的地，不去抢人家媳妇，不给人加重负担，农民就不反抗，大部分是在村里呆着。这是一个多大的社会蓄水池，蓄积着多少矛盾不爆发？

中国现在13亿人口，将来可能会到16亿。十几亿人口如果是在欧洲，早打翻天了，在中国却没打翻天，最大的一个稳定器就是现在的土地制度。

当前农业面临的问题有：

（一）土地分散经营，难以组织推进规模化、集体化、标准化生产。平均每户都有34块耕地，大部分地块都在2亩以下，有不少地块不足1亩，机械化耕作困难，这种土地零星经营现状严重影响农业的大发展。加上农田长期使用化肥农药、塑料薄膜，地力结构破坏较大，土地单位产出率低，持续增长增收的难度加大。

（二）农业工业化、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低。大多为作坊式生产，主要是初级产品加工，缺乏大而强的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的带动，农副产品精深加工能力弱。

（三）农产品流通中介组织、农村市场体系和物流产业发展不全。大宗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没有建立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大多为地摊式经营，档次较低。

（四）农村劳动者素质不高，发展规模生产劳力不足。我县农民文化素质总体偏低，农业人口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48%，文盲半文盲还占有一定的比例，一些有文化的

农村青壮年劳力异地转移较多，新农村建设缺乏主体，科技推广没有对象，发展规模生产劳力有限。

（五）农村科技创新能力弱，科技推广服务体系不够健全。由于科技推广经费不足，科技推广人员心有余而力不足，乡镇农技、畜牧、水利、农机等站所举步维艰，科技推广出现空档，难以满足科技致富的迫切需要。

（六）村级集体经济十分薄弱。绝大部分村缺乏发展农村公益事业和改善基础设施的实力和后劲，村干部工作受经济制约，开展工作难度大。

（七）农民建房乱占耕地严重。由于村庄规划未启动，部分农民没地方建房，只有在自己的责任田建房，占用了大量的耕地，部分村还造成了空心村。

（八）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较差。尽管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但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农田水利建设比较滞后，农业抗灾能力较弱、生产波动性大，内涝还没彻底解决。

（九）发展畜牧业积极性有待提高。尽管目前畜禽市场价格大幅飙升，但并没出现因价格拉动生产大发展的现象，农民填槽补栏的欲望不强烈，相当一部分人持观望态度。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畜禽加工龙头企业少，养殖方式落后，规模养殖发展缓慢，养殖大户不多。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知道要缓解“三农”问题，或扭转“三农”问题恶化的趋势，应当重点围绕以下五个方向进行政策调整设计：

第一，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我们既要看到为解决“三农”问题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必要性，更要看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艰难性。

第二，调整我国农产品质量管理的目标指向。我国强化农产品质量管理的主要目标指向是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统筹兼顾、适度超前于国内质量需求的前提下，将总体上以国内市场为重点与局部地区以国际市场为重点结合起来，可能是明智的选择。

第三，对待“三农”问题要由唤起同情转向理性解决。许多人不断陈述“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以引起广泛的同情或共鸣。但是，如果看不到“三农”问题的发展阶段原因和利益集团背景，以及由对外开放引起的复杂性，仅有牢骚和同情，离科学的政策调整设计，恐怕还有相当的距离。

第四，农业自身并不能解决“三农”问题。所以必须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框架中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把农村、农民、农业这“三农”问题分拆开来，分别纳入社会发展、社会福利、农业生产等相应的事业中，按照各自的规律安排规划，而不能把它们简单地并在一起作为一个“三农”问题来解决。

第五，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事业是公共事业，必须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投入为辅。“三农”问题只有靠政府投入——拉动内需——工业发展——政府收入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政府增加投入等，这样循序渐进才能逐步解决。

“三农”问题是当前较为突出的问题，已是现阶段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当前国际形势虽是以和平为主旋律，但仍然存在着不稳定、不和谐因素，例如朝鲜问题、南海问题以及分裂势力的影响，现阶段我们仍然要坚持发展经济，只有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才能在国际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在国际得以生存。而“三农”问题必须要克服，但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要稳扎稳打，慢慢的解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共产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