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发言人现状

新闻发言人

2003年非典：政府和媒体沉默、失语——真实权威的声音迷失——谣言滋生——激起社会的恐慌——抢购药品和白醋风波——民众和国际关系组织的不满——主管部门组织首次的新闻发布会，建立每天的新闻发布机制；

2011年723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上，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的一些言语如‘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还有‘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信了’，引发了外界的争论。

（表现欠妥，语态太强势，语调过于高亢，神态也不合适；首场新闻发布会最好由铁道部部长召开，不应由新闻发言人独自担当。）

当了8年多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但当晚的状况，跟王勇平以往的经历差异甚大。

以前，王勇平多次在春运或京沪高铁开通这样的铁路重要措施出台时出现。

那样的发布会，王勇平答问时总是面带微笑，游刃有余。当提问结束后，如还有记者强烈要求提问，他也会跟领导商量，争取让其回答问题。

即便被媒体围追堵截，他也总是面带微笑。一个问题，说了好几遍，不知情的记者再问起时，他也会再回答。

他把发言人与记者的关系视为“富有挑战性的朋友关系”，而不是“敌人的关系”；把他与铁道部、媒体的关系比作“一仆二主”。

但在记者看来，王勇平熟稔宣传要领，以虚避实。一名长期联系铁道部的记者称，从王勇平那里，很难问到实质性的新闻，尤其是涉及到铁路负面时。受体制所限，他往往需得到授权后再统一发布。

2003年，王勇平在北京参加了为期5天的首期中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一起学习的有来自66个部委和地方机构的100多位新闻发言人。这群被称为“黄埔一期”的官员当时年龄大多在30-45岁。

2004年底，国新办第一次向社会公布了75位新闻发言人联系电话，当时被看作推动政务公开之举。2010年底，当各部委新闻发言人名单第7次公布时，人已经被换得差不多了。与王勇平同批次的优秀新闻发言人，如上海市政府原新闻发言人焦杨，南京市政府原新闻发言人徐宁，包括王旭明在内，都离开了这个风险极大的岗位。

王勇平是其中极少数坚持下来的新闻官员。其间，铁道部变故甚多，王勇平身在其位，必受其过。

在发言人岗位上坚持8年之久，王勇平离去。发言人因言受过，对错争议又将激起巨浪。

定义：

新闻发言人作为一种“制度”，其内容涉及政府的重大事项、重要活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海内外关注的问题、重大突发事件、公共政策、公共服务、政府决策等所有与公众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针对这些内容提供的一种接受公众公开咨询、质询和问责的制度安排。新闻发言人是指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中央11部门新闻发言人集体亮相或指定的专职(比较小的部门为兼职)新闻发布人员。其职责是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或约见个别记者，发布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主要是以政府为传播主体，以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为传播客体，通过发布、传播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政务信息和重要新闻来实现政府与社会的沟通，它是一种相对稳定和规范的公共信息传播机制。

历史：

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出现是在1982年，第一位新闻发言人是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同志。

2003年SARS疫情爆发后，从2003年4月初到6月24日，卫生部连续举办了67次新闻发布会，是举办新闻发布会最密集的时期，也是全国全面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标志。

作用：

关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实际效能，我国学者和专家普遍认为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满足公众知情权，实现公众的民主权利。

知情权指的是民众享有了解政府工作情况的权利。而新闻媒介对政府行为的报道就成了公众享有和行使知情权的重要途径。公民通过新闻媒体获得和传播国内外信息，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的重大事务、国家工作人员实行监督，尊重和保护新闻记者采访、报道和反映真实情况；通过新闻媒体获取知识，参加娱乐，满足文化生活的需要。由此可见，公众的知情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权利，是实现民主权利的基础。人们先要知情，才谈得上去行使其权利。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是政府部门的责任和义务。从理论上说，政府的一切行为，除涉及国家安全、保密的信息外，都要公开。满足公众知情权的方式有很多，部门公告、公众主动询问、领导发表讲话等，但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最便捷、及时、有效的方式。它可以以较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方式，向最广大的公众传达政府的信息。(二)引导舆论，协调政府与社会公众沟通之间的矛盾。

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借助媒介平台与公众沟通，为公众提供信息，在公众中塑造良好形象，获取公众的参与和支持，成为现代高效政府施政的重要方式。新闻发言人可以协调政府机构想要在相对保密的环境下工作的要求和新闻记者及公众要求充分披露政府信息之间的冲突。从西方国家的实践来看，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一种有限的信息源，作为一种润滑剂，协调政府、媒体和公众关系，同时，在此基础上引导舆论。从传播学角度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通过议程设置对舆论进行控制。麦库姆斯在其议程设置理论中认为，大众注意某些问题，忽略另一些问题的做法本身可以影响舆论，人们将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体注意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大众媒介为各种问题所确定的先后顺序来安排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主体就是通过定期发布一些权威的、经过审定的信息来引导公众关注哪些事情，忽略哪些事情，从而引导舆论，协调政府与社会公众沟通之间的矛盾。

(三)促进政府形象的建设，提高政府在公众中的美誉度和公信力。

政府形象是公众进行评价的，政府在公众中的美誉度是根据公众的赞赏度来衡量的。美誉度和公信力是公众对政府信任度的综合体现；是对政府共同的总体认识和评价。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正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种实践，它本身就体现了政府的开放形象。政府的开放程度影响到公众对于政府的廉洁、勤政、效能等程度的具体评价。由此看来，新闻发言人制度

的建立，本身就是塑造政府形象的一种途径。政府信息公开体现了政府对于民众的信任，新闻发言人主要是代表政府的形象，由于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具有权威性，政府对某一事件发表的看法、言论是通过新闻发言人发布的，所以在公众的心目中，新闻发言人的形象往往就是政府的形象。

不足：

概括目前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偏颇和不足，首先我们会发现目前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有限：形式上公开多，实质上公开少；结果公开多，过程公开少；原则方面公开多，具体内容公开少；公众被动接受的多，主动参与的少；公开政府“正面”信息多，公开政府“负面”的信息少。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甚至认为，公开那些涉及政府决策失误、吏治腐败、官场歪风等负面信息，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社会安定，总是想方设法掩盖起来。其次，缺乏系统战略，信息搜集工作相对薄弱，新闻发布只看到新闻宣传这一外在表现形式。一些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迫于行政命令的压力而建立的，没有将信息公开看作系统化的、需要整个部门通力合作、相互配合的工作，而只着眼于如何应付记者、回答问题上。同时由于长期的部门分工，在信息搜集过程中没有完整的信息系统可以利用，新闻发言人能获得的信息也存在局限性，容易造成发布的内容笼统模糊，难有全面、清晰、明确的信息和中肯的分析。再次，缺乏有效的互动机制，更多注重了发言而忽略了反馈。目前我国大多数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政府部门在与公众双向互动沟通的环节上相对薄弱，更多关注了向媒体发布信息，忽略媒体反馈的公众意见，不知道公众关注什么，需要什么，对政府的政策法规支持与否，下情上达的作用没有很好的体现。

意义：

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成为政府管理和服务的必要和有效方式，在政府与公众沟通中体现了它的实际价值和效能。如，在面对各种突发事件、国际局势、国内外事务等方面，政府新闻发言人基本能够迅速及时地作出反应，为媒体提供权威性的信息，保持与公众的信息通畅，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引导社会舆论，促进社会稳定。各级政府积极探索立足于实事求是，按新闻规律办事，推进政府资讯公开、透明，促进我国政治民主建设。在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飞速发展的今天，信息对公众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公共信息可以影响公众的思想和行动，

也为公众保护自身利益提供了依据。实质上，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动力源于公众知情权的需求。公众知情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是监督公共权力的有效手段，也是新闻发言人制度赖以存在的法理基础。

发言人、主持人、时评人，这是当下三种特殊的群体。无论是正面和负面的社会意见，无论宏大或细微的新闻事件，无论甜酸苦辣的生活话题，都会听到他们的声音。发言人、主持人、时评人不仅是新闻事件的旁观者、点评者，更是参与者，他们的学识、素养、口才乃至说话的方式，会成为一段时间的新闻事件。从小处说，他们代表着公众判断、民心民意；从大处说，他们代表着政府的文化立场、国家的文化形象。

——编者

这些天故宫博物院的新闻发言人冯乃恩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手机更是从早到晚响个不停，都是要求采访的电话和短信，网络上的各种评论也让他寝食难安。

不管你信不信，最近一个时期在公众中流行的两句口头禅“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是一个奇迹”居然都来自于中国最早培训的号称“黄埔一期”的资深发言人、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王勇平。

“应该说在当时的舆论氛围下，一个新闻发言人能够不回避，能够坦然面对记者前所未有的逼问，没有怒发冲冠离席而去，已经相当不错了。然而由于缺乏媒体的从业经验和传播素养，也犯了一个资深发言人不该犯的低级错误，没有体现发言人在媒体和公众之间的桥梁作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算得上王勇平的老师，作为2003年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主讲教授，对于新闻发言人在中国的困境，他心知肚明，王勇平绝不是个例，正是目前中国发言人现状的集中体现。

从整体上看，我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了，去年我国仅中央和省级政府新闻会就达到1700多场，这在世界上也属罕见。与过去相比，我们的新闻发言人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从中国的媒体变局来看，要走的路显然还很长。

1.新闻发言人为什么总引发争议？

他们的一言一行经常成为报纸的头条，但他们也时常会卷入舆论的漩涡，遭来广泛的质疑；他们是信息的传播者，却也是信息的过滤器。他们有时是消防员救火队，有时却是适得其反

火上浇油。职业要求他们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然而他们却总犯一些低级错误。这就是中国的新闻发言人。

有好事者将中国的发言人进行了简单的归类。

无可奉告型：虽然是部门或企业的发言人，但往往一问三不知。对政策对状况都不清楚。本来新闻发言人突破了以往官员“训诫”式的角色定位，通过与记者进行平等对话,能够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但事与愿违，很多新闻发言人面对记者的提问都是三缄其口，口头禅都是“无可奉告”。2010年4月，重庆市政府新闻办主任表示，如果新闻发言人说“无可奉告”，将追究责任。

大包大揽型：在中国的体制下，新闻发言人知道的东西有限，并非事事清楚，有的发言人错误地认为，出了什么事情自己的任务就是去堵枪眼，去转移视线，去替人受过，大包大揽，什么责任都自己扛，有着“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奉献精神。但事实上，“牺牲小我”并不能“成就大我”，而往往是一损俱损。有辨识力和媒介素养的公众，可以区分发言人个人的失误与其所代表的团体的“口径”。

照本宣科型：事先准备好台词，不分场合不分对象照本宣科。比如前不久央视连线抗洪前线，面对主持人关于决口有多大、群众转移情况的询问，江西防总办副主任平其俊充耳不闻，先后介绍了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国家防总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江西省防总副总指挥的重要指示。其间主持人两次打断、再三询问，平其俊依旧对着事先准备好的稿件大念特念，可谓以不变应万变。

自我辩护型：譬如前段时间闹得轰轰烈烈的霸王洗发水的“二恶烷”事件，发言人一直强调二恶烷是整个行业都存在的现象，并非“霸王”独有。而实际上公众所关心的只是对消费者构成何种危害，他们并不关心行业里的种种“潜规则”。“霸王”的这种表态，忽视了对消费者权益的考虑，只是一味地撇清干系，难怪会一波不平一波又起。

报喜不报忧型：这是大多数单位的习惯做法。碰到自己需要宣传的好事就大书特书，而记者一问起负面新闻就面露难色，推三阻四，冷若冰霜，甚至视媒体为大敌，抱怨记者嗅觉敏锐，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恼羞成怒型：当一名记者问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某省政协主席怎么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时，这位委员先是说：“很遗憾，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在记者的追问下，他竟反问记者：“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的财产？那些企业老板的利润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类似这样的恼羞成怒如“你是哪个单位的”、“你在替谁说话”，我们也经常听到。

感情错位型：有的新闻发言人本末倒置，不以人为本，在重大伤亡现场不首先发布人员的伤亡，而是夸夸其谈救援人员的英勇行为。还有的发言人面对火灾、矿难等重大事故时，喜形于色，大谈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利，局面已得到基本控制，没有表现出起码的悲天悯人。总之，越来越多的新闻发言人在发布新闻时也成为新闻的制造者，他们的雷人雷语也被广泛传播。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童兵认为，在中国从事新闻发言人是需要勇气与智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2008年5月1日实行，许多地方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培训与实践，新闻发言人大多如履薄冰。很多地方新闻发布也只是形象工程，发言人名单和电话是公布了，但并无后续，甚至新闻发言人成为了某些政府官员拒绝媒体采访的盾牌。

2.今天的新闻发言人比过去更难当吗？

有专家认为，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新闻发言人知道的永远不会比网民更多。面对持有广角镜、放大镜和显微镜的网民，一些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反而成了“信息弱势群体”、“知情有限公司”。

史安斌并不这样认为，“在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政府新闻发言人往往被允许列席最高级别的决策会议，对相关信息和决策过程有着清晰和准确的把握。他们一般都具有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了解如何与媒体和公众进行有效沟通。但在我国，新闻发言人往往被定为某个特定的官阶或职位，他不一定能够了解全面的信息。如果新闻发言人成为‘信息弱势群体’，看起来‘不比网民了解的多’，主要是体制的束缚”。

童兵说，“虽然网民有各种渠道搜集信息，但网民掌握的信息与新闻发言人掌握的第一手的信息还是有区别的，政府本身就是最权威的信息来源，新闻发言人掌握的是内情，网络的信息还需要辨别真假，而新闻发言人的信息应该是权威的。从信息的质量上看，他们不是弱势群体。”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君超认为，网络确实使新闻发言人面临极大挑战，而且微博用户通过互相“关注”、“转发”、“目标推送”，可以实现“所有人面向所有人”传播模式下的“协作传播”，从而挖掘或逼近事实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发言人如果不告知真相就会漏洞百出。

也有专家认为，发言人代表某一国家、集团、部门、企业的利益，他们的“脑袋并不完全长在自己的肩上”。王君超认为，这并不是说，发言人完全没有自我发挥的空间。恰恰相反，发言人如果在每一场发布会前，都能明确这样一个观点，即召开发布会的目的不仅是“救火”，更重要的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那么，在确立“口径”、发布信息时就会实事求是，使发布会取得较为理想的传播效果，受到公众的欢迎，这其实也是最大程度地维护了其所代表的部门利益。

在正常的情况下，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是按部就班的，而且有的发言人也做得不错，但一旦遇到危机和突发事件，一切仿佛就打回了原样。史安斌认为好的新闻发言人应该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忠实说，迅速说，首先说”。另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寻求部门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制造社会共识，而不是引发官民对立。

有的发言人认为说什么不说什么并不由自己决定。但新闻发言人虽然改变不了事实，却可以做到“不知道的不说，不清楚的慎说，没有把握的不乱说，必须说的好好说”，作为沟通政府与公众的桥梁，新闻发言人在避免对立、减少摩擦、消除误解、传递诚意方面是大有作为的。

童兵认为，能否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检验一个新闻发言人是否真诚的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标杆。有时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同时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首先要搞明白自己发布的对象是谁，表面上看是记者，其实记者是代表民众来发问的，对于发言人而言，记者的提问没有刁钻和不刁钻的，只有好回答和不好回答的，新闻也没有负面的正面的，都是客观发生的。一些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居然公布什么记者的黑名单，完全是不明智的举动。不要低估受众的理解力，不要回避明显的焦点和问题，如果一般民众可以看出来的问题，发言人应该更熟悉更明白。

3.新闻发言人依然是稀缺资源

人民网成立了一个新闻发言人俱乐部。负责人杜登斌告诉记者，相对于政府的新闻发言人来讲，企业更需要自己的发言人，因为对于政府的一些报道还容易统一，但对于处于危机中的企业来说，一着不慎就是满盘皆输。今年3月以来，双汇集团因为瘦肉精的问题遭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此时人们才发现，这么庞大的公司长期以来竟然没有一个正式的新闻发言人。据美国全国政府传播者协会估计，美国各级政府大约有4万名新闻发言人，同时稍有规模的企业都会设立专职的新闻发言人，即使是十来个人的小企业也会有兼职的新闻发言人。据杜登斌他们调查，380多家跨国公司中基本上已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达到了80%，而在国内，100多家央企真正建立企业发言人制度的不到一半。而对于民营企业，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不足1/5。这样一旦出现了危机事件，临时抱佛脚，显然就只能疲于应付了。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评认为，在涉及大型国企的公共批评事件中，所涉机构的表现都不及格。

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大体上有三种来源：一是主管领导，如有的地方要求出任新闻发言人的必须是该部门的“二把手”；二是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的“总管式”人物；三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其中第二类人选是各级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最主要的来源。选择以上三类人员从总体上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基本能够满足现阶段对新闻发言人的要求。但从长远看，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这三类人员大都是官员出身，鲜有媒体的实际工作经验，往往刚刚培训出来，干了没两年，就提拔了，转岗了，这样又要从零开始。

这些年新闻发言人的培训非常多，经常是培训到哪里，哪里的新闻发布制度就可以建立起来。可是在中国他们依然是稀缺资源。值得忧虑的是，有许多的书籍、有许多的讲座传播的都是新闻发言人的应对之策、推诿之术，王君超认为如果说发布会有军规的话，那么最大的一条就是：真相第一，技巧第二。发布会的社会效果，永远只服从于一个原则，那就是：尊重事实，告知真相。一场虚假的言不由衷的发布会，无论包装得如何堂皇，无论取得如何立竿见影的瞬间效果，都只能是浮云。

“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公安部的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自己的职业。的确，作为新闻发言人，应该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感到骄傲，这是一个能够让信息更加透明，让公众了解到更多真相的工作。

8月3日，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强调了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问题。如果说2003年非典危机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起点，那么2011年应成为中国政府新闻制度建设的重要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