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武丨林徽因与京派文学

文学武丨林徽因与京派文学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文坛上，活跃着一个美丽女性的倩影。她或者组织文化沙龙，构建了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公共空间，聚集起一群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群体；或者参与编辑文学刊物，阐释文学理想，提携文学新人；或者用妙笔生花的文笔编织富有现代气息的文学世界……这就是人们都

很熟悉的林徽因。应该关注的是，作为京派文学的成员，林徽因在京派文学形成、发展的历史中也曾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因而萧乾称她是京派的灵魂一点也不夸张。离开了林徽因，京派文学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异彩、浪漫的光芒。

一19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由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

平因而失去了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功能。但这不仅没有影响到北平文化的繁荣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更刺激了文化的发展。北平所拥有的著名大学、自由的学术空气、林立的书局和报章杂志、浓厚的人文气息对无数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充满着强烈的诱惑性。有学者曾说：“北京集中了全国第一流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是现代中国知识生产和学术生产网络的枢纽，具有适合温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长的、以国家稳定的知识体制为背景的文化空间。” [i]在这种背景中，许多气质相投或相近的知识分子在都市空间的网络交往中逐渐在北平聚

集，形成了若干带有文化沙龙性质的公共空间。哈贝马斯在谈到西方现代社会发生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时曾经说：“‘城市’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中心；在与‘宫廷’的文化政治对立之中，城市里最突出的是一种文学公共领域，其机制体现为咖啡馆、沙龙以及宴会等。在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遇过程中，那种充满人文色彩的贵族社交遗产通过很快就会发展成为公开批评的愉快交谈而成为没落的宫廷公共领域

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度的桥梁。”[ii]当时北平出现的以知识分子为中心聚集的场所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具有了

哈贝马斯所称公共领域的特征，这其中最著名的文化沙龙当数林徽因家所在的东城北总布胡同。这个公共空间不仅成为当时众多文人聚集之地，更是思想与思想碰撞、心灵与心灵交流的神圣场所，不少京派作家的文学梦想也在这里得以实现。林徽因1930年从沈阳回到北平，她当时居住在东城北总布胡同。由于林徽因独具魅力的精神气质、良好的文学艺术修养以及广泛的知识阶层人脉关系，她的这个住所迅速成为当时北平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文化空间，而她本人理所当然地成为沙龙中的灵魂人物。“以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为中枢，聚集着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交往网络……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建筑空间，也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认同和交往空间，更是一个表征着文化权利和象征资本的文化空间。”[iii]很多人的回

忆和描述都显示出林徽因这位女性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而这也正是西方沙龙的一个显著特点。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当时和林徽因交往密切，是“太太的客厅”里的常客，费慰梅深为林徽因的风度所倾倒，她后来用文字生动地记录下来：“其他老朋友会记得她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谈话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和领袖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们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句而倾倒。”[iv]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也提到类似的情景：“每到周末，许多伯伯和阿姨们来我家聚会，这些伯伯们大都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曾留学欧美……在他们的朋友中也有文艺界人士，如作家沈从文伯伯等……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文化领域，涉及的面和层次比较广、深，思想的融会交流有利于共同的视野开阔，真诚的友谊更带来了精神的力量。”[v]这种活跃的气氛和英国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非常相似。在剑桥自由学术空气的熏陶下，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人们无所顾忌，无话不谈，“这的的确确是真的，你可以说任何你喜欢的艺术、性或者宗教之类的话题……日子过得令人兴奋，充满惊奇和快乐。我们必须探寻生活，欣慰的是，我们可以自由地做这一

切。”[vi]“生活的和谐与节奏在布鲁姆斯伯里处处流淌，而这

就是它的精髓所在……而对于像布鲁姆斯伯里这样的文化

群体而言，友谊重于爱情，审美创造重于爱情的结晶；它的和谐性不仅在于相似，更在于相互间的互补性和创造性。”[v ii]正是这样的交流产生了思想的火花，萌生出无数艺术的灵感，在文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它没有产生我们嘴皮子上迸来迸去的被称为才智的昏暗的电光，而是产生了更加深层的、微妙的、隐秘的光芒，也就是理性交流的炽热的黄色火焰。”[viii]而林徽因在“太太的客厅”中的角色正与布鲁姆斯伯

里文化沙龙中的弗吉尼亚﹒伍尔芙相似，她们都才华横溢，富有亲和力，当仁不让成为各自文化圈中的精神领袖。在林徽因所悉心营造的这个公共文化空间中，有不少人是京派作家的主要成员，如沈从文、萧乾、李健吾、卞之琳、林庚、梁宗岱、叶公超等。他们不少人的成长都得到了林徽因的帮助，也借助于“太太的客厅”的交往平台结识了更多文学圈的名人，为他们日后的进一步成长奠定基础。如萧乾当时只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因为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蚕》而引起了林徽因的关注，他被沈从文带入了“太太的客厅”。这对于一个尚未成名的学生来讲当然是巨大的鼓舞：“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

地抽了那么一鞭。”[ix]日后的萧乾没有让林徽因失望，不仅接编了《大公报》文艺副刊这个京派文学的重要刊物，更成为京派作家的后起之秀。李健吾的情形和萧乾很相似。当李健吾的论文《包法利夫人》发表后，林徽因主动给李健吾写了一封信，邀他到“太太的客厅”面谈。李健吾对此非常感激，因为跨入到“太太的客厅”，就意味着其文学成就得到了主流文化圈的认同。事实也的确如此，李健吾后来和林徽因等一起参与戏剧《委曲求全》的演出；因为在林徽因家认识了叶公超等，他又在京派的刊物《学文》、《水星》等发表多篇文章，成为20世纪30年代非常活跃的作家和评论家。李健吾多年后还写了回忆林徽因的文章，充满着感激：“足足有一个春天，我逢人就打听林徽因女士的消息。人家说她害肺病，死在重庆一家小旅馆，境况似乎很坏。我甚至于问到陌生人。人家笑我糊涂。最后，天仿佛有意安慰我这个远人，朋友忽然来信，说到她的近况，原来她生病是真的，去世却是误传了。一颗沉重的爱心算落下了一半……她对于任何问题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x]沈从文、卞之琳等也都在文学追寻的道路上得到林徽因的提携。“太太的客厅”所构成的公共空间很大程度上是文学自由、尊严、宽容等理想的象征，因而它成为京派文人记忆的共同体乃至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就毫不奇怪了。不仅如此，林徽因还是北平另外两个公共文化空间的活跃人物，她积极参与

了许多重要的文学事件和文学话题，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主张。当时朱光潜所在的慈慧殿三号也是京派文人汇聚之地，朱光潜在英国学习时很羡慕当时在英国举行的诗歌朗诵会，认为对诗歌能起到推动作用，因而回国后在自己的家中也经常请一些诗歌爱好者来朗诵诗。沈从文后来的回忆提供了一份当时来这里参加诗歌朗诵会的名单，不少人都是京派作家，也包括林徽因：“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计北大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xi]人们在这里围绕诗歌能否诵读以及诗歌的诸多艺术元素进

行探讨，展开热烈的争论。林徽因极为认真地对待艺术问题，毫不隐晦发表自己的见解，以评论家的姿态出现。“她可不是那种只会抿嘴嫣然一笑的娇小姐，而是位学识渊博、思想敏捷，并且语言锋利的评论家……一次我记得她当面对梁宗岱的一首诗数落了一通，梁诗人并不是那么容易服气的。于是，在‘读诗会’的一角，他们抬起杠来。”[xii]正是得益于这种读诗会上的学术交流乃至交锋，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作家如朱光潜、梁宗岱、卞之琳等都曾经就现代诗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现代诗歌的繁盛局面。同样，由《大公报》文艺副刊在“来今雨轩”定期举行的聚会也是当

年北平文化圈交流的一个公共空间，其成员的构成也更加多样，除了知名学者、作家外，不少是尚未成名、急需得到帮助的青年作者。王西彦描绘说：“我们常去的地方，是中山公园（即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还有北海公园的漪澜堂和五龙亭。大概是每隔一两个月就聚会一次……完全是一种漫谈式的聚会，目的似乎只在联络感情、喝喝茶，吃吃点心，看看树木和潮水，呼吸呼吸新鲜空气。”[xiii]而林徽因对于来今雨轩的聚会几乎每次必到，常常发表宏论。在林徽因、沈从文的组织下，许多青年作家的文章得以在京派同人刊物上发表，京派文人的创作在当时形成了一个高潮期，文学精品大量呈现。那些缺乏丰富社会经验和人脉资源的文学青年利用这样的空间很好地适应、融入到现代都市生活，寻找到了迈向未来人生的通道。可见，这种公共空间的有形或无形的方式，使得参与者在都市中建构起一种网络状的人际交往模式，他们在精神气质、兴趣爱好等因素影响下，自然形成了文化的群体甚至流派。“尽管宴会、沙龙以及咖啡馆在其公众的组成、交往的方式、批判的氛围以及主题的趋向上有着悬殊，但是，它们总是组织私人进行一定的讨论，因此，在机制上，它们拥有一系列共同的范畴，首先要求具备一种社会交往方式……虽说不是有了咖啡馆、沙龙和社交聚会，公众观念就一定会产生；但有了它们，公众观念才能称其为观念，进而成为客观要求。”[xiv]京派文人所组织的具有沙龙性质的聚会

某种程度孕育了这种公众观念的产生，人们纷纷聚集在自由主义理想的旗帜下，更有不少青年作家开始浮出历史的地表，在京派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林徽因成为了缺席上述公共空间的人物，京派文学丰满的精神可能就成了另外的样子。二与中国传统文人相比，林徽因明显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虽然出身于官绅阶层家庭，但她很早就有海外留学的背景，更多接触的是西方现代文明。她和同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不仅摆脱了传统士大夫对统治集团的权利和道德依附关系，真正具有了自我意识，致力于维护五四以来的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而且还凭借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期形成的文化多元的空间结构，利用社团、媒介、评奖等方式来参与文学乃至文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影响力。如卡尔﹒曼海姆所说：“知识分子从‘上流社会’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为或多或少与其他阶层相分离的阶层，以及从所有社会阶级中得到补充，导致了自由的智力和文化生活的惊人繁荣。”[xv]林徽因就是这样的人物，她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后积极参与了城市精神的建构，顽强捍卫着文化的高贵和尊严。在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看来，现代知识如果要对社会施加一定的影响力，需要具备几个条件。首先是“文化的创造者和媒介”，另一个条件是“介入”，又包含直接介入和间接介入。直接介入有两种情形：成为事件当事人，或者充当“见证”，通过公共领域和意识形态的争辩，将焦点社会问题

反映出来或梳理清楚。间接介入指在知识界发挥影响，对一个时代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定位起决定作用，进而成为当时流行的文化氛围的因素。[xvi]显然，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无法承担这样的使命，他们缺乏对传媒和公众舆论的控制力，因而文化上的影响力较为有限。而林徽因则完全符合弗朗索瓦﹒西里奈利所说的条件。她既有作家、学者等的多重身份可以成为文化的创造者，也能够通过直接介入和间接介入的方式施加对社会和文化、文学的影响力，凸显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岗位意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员，林徽因一方面疏离了国家权利意识形态的束缚，也体现了知识分子强烈的人文关怀和介入现实的意识。林徽因首先对京派的同人刊物以及报纸文学副刊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大众媒介对中国现代社会知识体系的传播和文学机制的产生都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影响。“随着商业化和交往网络的密集，随着资本的不断投入和宣传机构组织程度的提高，进入公共交往的机会则面临着日趋加强的选择压力。这样，一种新的影响范畴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xvii]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晚清时代已经注意到这种媒介的力量，因而报刊、杂志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直接刺激了新的文学生产机制的产生。京派作家所凭借的文学阵地包括《华北日报》、《京报》、《世界日报》、《大公报》等报纸

的文艺副刊以及《水星》、《骆驼草》、《学文》、《文学杂志》等杂志上，也有少量作品发表在《文学季刊》、《文艺月刊》上。在这些媒体中，林徽因和《大公报》文艺副刊、《学文》和《文学杂志》这几个京派的同人刊物关系尤为紧密。《大公报》文艺副刊是20世纪30年代最负盛名的文艺副刊之一，1933年9月23日创刊，由沈从文、杨振声最初担任主编，后来由萧乾担任。这个文艺副刊的创刊是京派文人开始利用大众媒介表达自己文学立场，作为独立的文学流派登上文坛的标志。林徽因虽然没有担任该副刊的主编，但其作用不容忽视。在《大公报》酝酿创刊的阶段，林徽因不仅出谋划策，而且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尽力去扩大其社会影响力。《大公报》文艺副刊没有发刊词，但其创刊号发表了林徽因的《惟其是脆嫩》一文，表明了其在文学上的宗旨和理想，事实上起到了发刊词的作用。林徽因在文章中要求文学能够自由地表达人类的情感，同时，林徽因也希望该副刊的出现可以打破当时平津地区文坛相对沉寂的局面，进而刺激文学的繁荣：“我们能把许多这种自然触发出来的文字，交出给同时代的大众见面，因而或能激动起更多方面，更复杂的情感，和由这情感而形成更多方式的文字；一直造成了一大片丰富而且有力的创作的田壤，森林，江山……产生结结实实的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表情和文章。”更让人叹服的是，林徽因已经意识到刊物对于文学家成长的重要性，只有掌握了知识舆

论的生产和传播，文学的影响力才能得到充分实现：“创作的鼓动时常需要靠着刊物把它的成绩布散出去吹风，晒太阳，和时代的读者把晤的……创作的主力固在心底，但逼迫着这只有时间性的情绪语言而留它在空间里的，却常是刊物这一类的鼓励和努力所促成。”[xviii]林徽因还身体力行，以自己

的创作来支持这个文艺副刊。从1933年9月到1937年7月，林徽因大量的文学作品如诗歌、小说、散文等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占其一生作品的一半左右。林徽因还透过《大公报》文艺副刊，不断发现有培养前途的作家，如萧乾、卞之琳等都是因为在上面发表了作品引起林徽因的关注。卞之琳翻译、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西班牙作家阿佐林的作品，多年后林徽因还清楚地记得，并对他大为称道。由于得到林徽因等的全力支持，《大公报》文艺副刊很快就

脱颖而出，成为北方文坛最有影响力的文学阵地。应当说，从《大公报》文艺副刊后来所产生的影响看，它完全达到了沈从文当初的设想：“此刊物每星期两次，皆知名人士及大教授执笔，故将来希望殊大，如能支持一年，此刊物或将大影响北方文学空气，亦意中事也。”[xix]《学文》杂志是一份纯文学刊物，前身可以追溯到由叶公超、林徽因、闻一多、沈从文等参与的“学文社”。《学文》杂志1934年在清华大学创刊，由叶公超担任主编。林徽因亲自为该杂志设计了封面，由于林徽因独特的审美观念和文艺才能，她设计的这个封面

很有创意。卞之琳曾赞叹说：“《学文》创刊，我在1934年亲见过她为刊物所作的封面设计，绘制的装饰图案就富有建筑美，不离她的专业营造学（建筑学）本色。”[xx]林徽因很重要的作品《九十九度中》和诗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就发表在这个刊物上。《文学杂志》1937年创刊，由朱光潜担任主编，编委有杨振声、沈从文、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人。《文学杂志》发刊词说：“我们对于文化思想运动的基本态度，用八个字概括起来，就是‘自由生发，自由讨论’。”[xxi]这正是林徽因所怀抱、尊崇的思想、文学观念。林徽因对该刊投入了很大的心血，为刊物设计封面，封面取“双鱼”的吉祥寓意，采用了“双鱼抱笔”的装饰图案。在编委会上因为稿件的问题她也常常和同仁们进行热烈的讨论。林徽因唯一的一部剧作《梅真与他们》也连续发表在《文学杂志》第1卷第1、2、3期上，后来因为《文学杂志》停刊，林徽因的这部剧作成为了未完之作。在京派作家中，林徽因虽然不以评论家的身份见长，没有像李健吾、朱光潜、梁宗岱、沈从文等人那样写作专门的评论文章，但她深知文学评论对于文学健康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在现代社会，文学批评的独立功能开始显现，越来越趋向于一种职业批评，成为知识分子介入社会、对公众发挥影响的组成部分。哈贝马斯曾清醒地发现文学艺术评论在在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力，艺术和文化批评杂志逐步成为机制化的艺术批评工具。他说：“一方面，哲学

越来越变成一种批判哲学，文学和艺术只有在文艺批评的语境中还有可能存在……另一方面，，通过对哲学、文学和艺

术的批评领悟，公众也达到了自我启蒙的目的，甚至将自身理解为充满活力的启蒙进程。”[xxii] 1936年，《大公报》为

了总结《文艺副刊》的文学实绩，也为了壮大声势，特别邀请林徽因编选了《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萧乾认为林徽

因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她从副刊创办的那一天起，每一期都会逐篇看过。林徽因编选的这本小说选一共收入了30篇

小说，大部分的作者与京派文人集团有关联，如沈从文、杨振声、李健吾、老舍、芦焚、凌叔华、萧乾、杨绛等，也有不少是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新秀。林徽因还专门写了一篇题记，其实就是一篇出色的文学评论。林徽因一方面赞扬了这些作家的成就，她说：“无疑的，在结构上，在描写上，在叙事与对话的分配上，多数作者已有很成熟自然地运用。生涩幼稚和冗长散漫的作品，在新文艺早期中毫无愧色地散见于各种印刷物中，现在已完全敛迹。通篇的连贯；文字的经济，着重点的安排，颜色图画的鲜明，已成为极寻常的标准。”林徽因在这里完全是从艺术的本体出发，评论的重点始终围绕作品的内在艺术因素展开，而这恰巧是20世纪30年代评论有所欠缺的。而且她的评论还富有历史的线索，清晰勾勒出了新文学的进步。另一方面，林徽因还对文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不少观点切中时弊，很有针对性。如她特别提到“诚实”

在文学中的作用：“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诚实的重要还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丽之上。”作为一个批评家最重要的除了艺术的感悟力，客观公正的态度一样重要。难能可贵的是，虽然林徽因是京派的成员，但她对于这些同人创作中的不足也提出了批评，如她认为作品集中的作品在总体上还比较贫弱，缺乏创造的力量。而自己评论的目的恰是“刺激作家们自己更有个性，更热诚地来刻画这多面错综复杂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角度。”[xxiii]虽然没有深奥的理论术语和程序化的套路，但这篇文章却显示了林徽因出色的文学批评和鉴赏的能力，这样的批评正是知识分子介入文学以及社会的一种方式。除了参与这样的文学评论活动，林徽因在《大公报》文艺奖金的事件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彰显着自己对文坛的影响力。在现代社会，类似此类的文艺评奖活动显然不应当仅仅视作单纯的文学艺术行为，它所涉及的规则、评委人选、标准等等其实仍然是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的一种延伸。虽然和借助国家行政力量强行干预的方式和强度不同，实质上都是借用外部力量来对文坛走向、风格等进行干预，体现的是一种集团的意志。《大公报》文艺奖金事件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1936年，为了纪念复刊后的《大公报》成立十周年，《大公报》决定举行纪念活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组织《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萧乾曾经详细谈到过该奖项的发起缘由、评选办法及评选委员的

组成情况。他说：“‘文艺奖金’的裁判委员请的主要是平沪两地与《文艺》关系密切的几位先辈作家：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和武汉的凌叔华。”[xxiv]林徽因位列评奖委员之一，最后获奖的作品基本上与京派文人圈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都表明，尽管林徽因没有像沈从文、萧乾、朱光潜、叶公超那样独立主编刊物；也没有像其他评论家那样从事职业化的批评。但她参与文学和社会的热情丝毫未减，把知识分子的职业精神和岗位意识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林徽因和同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具有中西汇通的知识结构和文化阅历，这些都决定了她对文化上的一种开阔视野和宽广胸怀。虽然林徽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好的素养，但不同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是，她对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手法能够大胆借鉴。她不多的作品中仍然有着强烈的现代性意识和现代派的表现手段，不失文学的先锋性，丰富了京派文学的表现内容。在中国文学现代性探索的道路上，林徽因的名字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何谓现代性？这大概是一个永远纠缠不清的概念。李欧梵曾说：“在中国，‘现代性’不仅含有一种对于当代的偏爱之情，而且还有一种向西方寻‘新’、寻求‘新奇’这样的前瞻性。”[xxv]换言之，就文学而言，就是应该具有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和艺术形式为特征的文学

意识。在林徽因的作品中，她的小说《九十九度中》就是一

部非常奇特、充满强烈现代性意识的作品，被李健吾认为是他所见到最具现代性气质的，可惜这部作品的重要意义尚未完全被人们意识到。《九十九度中》消解了传统小说以人物

和情节为中心的模式，作品以全知者的视角，描写了发生在北方都市的芸芸众生相。在一个异常炎热的夏日，有钱人为庆祝寿辰兴师动众，挥金如土；官家小姐和少爷打情骂俏，追逐无聊的爱情游戏；官太太们互相攀比，极尽豪奢，而穷人却为生计而奔波，甚至倒毙在路上……作品对都市形态的文明在无形中给予了讽刺。李健吾评论说：“在这样溽暑的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面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这是人云亦云的通常的人生，一本原来的面目，在它全幅的活动之中，呈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在这纷繁的头绪里，作者隐隐埋伏下一个比照，而这比照，不替作者宣传，却表示她人类的同情。”[xxvi]众所周知，京派作家大都推崇远离

尘嚣的乡村原始风情，对于都市文明有着本能的排斥和厌恶。在他们的眼中，城市文明无疑是作为一种异化的文明形态存在的，它充满了卑劣、肮脏、虚伪和贪欲。它在无情斩断人和人、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同时，逐步瓦解着传统的伦理和道德，这一切都在强烈地刺激着人们无限膨胀的欲望：“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人在其间过着期望的生活，追求即将出现而

非现实存在的东西。而且一定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的东西。”[xxvii]城市文明在发展、创造繁荣的同时也在滋生着贫穷和罪恶，人与人的关系日渐疏离和冷淡，现实世界的人们被强行分成了若干等级。而林徽因的这篇小说在不动声色的冷静中揭开了现代都市人生虚假的帷幕，它从现代性的命题出发，对城市和人、人与人之间紧张关系进行了很好的揭示，其深刻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同时代新感觉派作家对魔都上

海的描写。《九十九度中》不仅在观念上具有现代性意识，其艺术手法也带有很强的先锋性。它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结构，采用了横断式的方式进行组合，人物走马灯似的纷纷登场，很像电影中蒙太奇的技法，从而获得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正因为它艺术上太前卫，以至于这篇小说发表后许多学者都无法接受和理解，抱怨根本看不懂它。显然，对于《九十九度中》这样的作品只能在现代性的维度上才能准确解读，也只有最具有现代感知能力的批评家才能发现它的价值。李健吾就是这样的一位批评家，他为林徽因进行了辩护：“一件作品的现代性，不仅仅在材料（我们最好避免形式、内容的字样），而大半在观察，选择和技巧。”“奇怪的是，在我们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热情奔放的时代，却有这样一位女作家，用最快利的明净的镜头（理智），摄来人生的一个断片，而且缩在这样短小的纸张（篇幅）上。我所要问的仅是，她承受了多少现代英国小说的影响。”[xxviii]李健吾确

实别具慧眼，林徽因的这篇小说比较明显地受到英国现代小说尤其是伍尔芙的影响。作为一个探索者，伍尔芙对欧洲文学中讲故事、刻画人物性格的传统手法进行了颠覆和批评，取而代之去关注自我内心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作品大胆、新奇的实验在当时文坛引起强烈的震动，冲击了所谓经典的文学定义，特别是她在意识流的运用上更为人们所瞩目。林徽因在英国其间曾经和不少英国作家有接触，如E·M·福斯特、H·G·威尔斯、K·曼斯菲尔德等，对伍尔芙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当然不会陌生，对伍尔芙的借鉴无形中拓展了林徽因的艺术视野。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可以被视作中国小说先锋性实验的文本，虽然它未能在文学长河中激起更大的浪花，但至少证明了林徽因在吸取传统文化的同时对世界前沿文化

包括最先锋的文学作品也保持着开放的姿态。现代主义文

学产生于都市之中。正是巴黎的繁华孕育了像波特莱尔这样天才的现代主义诗人。本雅明感叹：“资本主义文化的梦幻在1876年的世界博览会上显示了其最灿烂的光彩。法兰西第

二帝国正处于权利的鼎盛时期。巴黎被举世公认为最豪华最时髦的大都市。奥芬巴赫在露天浴池确定了法国巴黎生活的节奏。小歌剧是资本永恒统治的乌托邦。”[xxix]同样，也正

是魔幻般的都市让上海诞生了新感觉派。虽然20世纪20、30年代的北平不像巴黎和上海那样繁华，但它毕竟也具有了现代都市的要素，因而在这里同样出现了现代主义诗歌的一

个高峰，诸如卞之琳、林庚、何其芳、曹葆华、孙大雨、废名、孙毓堂等人的诗作。诗歌在林徽因的作品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虽然林徽因相当一部分的诗歌带有浪漫派的特点，和“新月社”所倡导的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的主张相吻合。但不容忽视的是，如果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审视，她的相当一部分诗作其实是应该划入现代诗的范畴，比如诗意的朦胧、意象的繁复、对韵律的反叛等等。林徽因诗歌的现代主义追求带有必然性，这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所提出的内在要求，如李健吾所说：“我们的生命依然跃进一个繁复的现代；我们需要一个繁复的情思同表现。真正的诗已然离开传统的酬唱，用它新的形式，去感觉体味糅合它所需要的和人生一致的真淳。”[xxx]如林徽因的《秋天，这秋天》这首诗所吟唱的并不是秋天的华美、灿烂和果实累累，而是凄清、孤寂和无奈，正是现代人飘忽不定的情绪：“一阵潇潇的风，／起自西窗的外沿，／摇着梧桐树哭。”“只要一夜的风，一夜的幻变。／

冷雾迷住我的两眼，／在这样的深秋里，／你又同谁争？现实的背面／是不是现实，荒诞的，／果属不可信的虚妄？／疑问抵不住简单的残酷，／再别要怜悯流血的哀惶。”整首诗飘荡的是一种无法把握命运的惶恐心理。林徽因有的诗歌还有意识地借用典型意象来展示现代人的复杂心绪，唤起人们多方面的联想，以有限追求无限，避免了诗歌的直白和浅显。如她的《题赐空菩提叶》：“认得这透明体，／智慧的叶子掉

在人间？／消沉，慈静——／那一天一闪冷焰，／一叶无声地坠地，／仅证明了智慧寂寞／孤零地终会死在风前！／昨天又昨天，美／还逃不出时间地威严；／相信这里睡眠着最美丽的／骸骨，一丝魂魄月边留念，——／……菩提树下凊荫则是去年！”这首诗带有很强的玄思、哲理意味，表现了多重意蕴。诗歌的情绪哀婉低沉，充满了对美和人生转瞬即逝的凭吊，出现的如“骸骨”、“消沉”等词汇也恰是现代主义诗人笔下常有的。其他如《无题》、《过杨柳》、《冥思》、《空想》、《时间》、《前后》等诗作也都一反作者前期理想、浪漫、纯净的诗风，很大程度上流露现代人精神世界的紧张、困惑和迷茫，具有很深的象征色彩。在中国现代诗歌面临十字街头徘徊的关口，林徽因自觉汇入到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思潮的河流。林徽因的学识和智慧都是超群的，具有韦伯笔下“卡里斯玛”型的精神气度和文化禀赋。“在她身上有着艺术家的全部气质。她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印痕。”[xxxi]林徽因磁石般的人格魅力、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和文化介入的岗位意识、对文学先锋性的敏感和创造力，这一切都使其在京派文人集团里面占据显赫的位置，甚至成为那个时代文化璀璨、繁荣的象征。（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