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歌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课程教案

卢思道（535--606）、薛道衡（540--609）和杨素（544--606）三人。

卢思道承继齐梁诗风，宫体诗气息极浓，如《采莲曲》、《后园宴》、《昔昔盐》等就是这样的诗作。

薛道衡发挥南朝诗歌的长处，同时又兼取北朝诗歌的优点，如《从军行》、《渡北河》，既有南诗的委婉细致，又有北诗的慷慨有力。

杨素在隋朝位高职重，他的诗作《出塞二首》、《赠薛播州诗》既有清丽细巧的文笔，又有悲凉老成的诗境。

初唐政治上已经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初唐的诗坛仍然没有摆脱南朝诗风的影响。唐太宗李世民（598--649）本人虽然重视文学，有君主雄视天下的气魄，但他仍然没有跳出南朝诗风的阴影。

在唐诗的改革中首开风气之先的，是被后人称为“初唐四杰”的卢照邻（约630--680后）、骆宾王（约638--？）、王勃（650--676）和杨炯（650--693后）。他们虽然社会地位卑下，但是年少志气远大，有一种睥睨古今的气魄和敢作敢为的热情，“开辟翰苑，扫荡文场”，让诗歌从宫廷走向社会，写出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诗歌。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在狱咏蝉》、杨炯的《从军行》、《西陵峡》等。

顺应时代的需要，提出明确的理论主张，完成初唐诗歌改革的改革者是陈子昂（659--700）。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提出“建安作者”、“正始之音”的“汉魏风骨”，为诗歌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他的代表作是《感遇诗》三十八首和《蓟丘览古》七首以及尽人皆知的《登幽州台歌》。在这些诗歌中，诗人对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表现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进取精神。陈子昂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气魄，已经展现盛唐诗歌的端倪。

在初唐诗人中，还有不少优秀的诗篇，如贺知章（659--744）的《咏柳》、《回乡偶书》、《春兴》、包融的《登翅头山》、张旭的《桃花溪》、《山行留客》、刘希夷（651--？）的《代悲白头翁》和张

若虚（660？--720？）的《春江花月夜》，他们以纵横的才气、浓厚的情思、浪漫的情调，歌唱青春歌唱生命，赞美自然、赞美春天，与主张汉魏风骨的陈子昂诗歌风格各异。

盛唐的诗人中，张说（667--731）与张九龄（678--740）位居宰相之高位，他们先后成为文坛领袖，奖拔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对唐代诗歌的变革与发展有着不容抹杀的重要贡献。

孟浩然（689--740）的大半生是在漫游名山名水中度过，他是唐代第一个倾注全力写作山水田园诗的诗人，与王维并称“王孟”。他有诗二百多首，绝大多数是山水田园诗，如《彭蠡湖中望卢山》、《万山潭作》、《耶溪泛舟》、《宿建德江》、《晚泊浔阳望庐山瀑布》、《秋登万山》、《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等。另外，他的《过故人庄》、《春晓》也是人见人爱的名篇。

王维（701--761）是精通音乐、书法、绘画等多门艺术的诗人，并且是对各体诗歌无所不长的全才诗人。他的诗歌以五言最多，被人们称为“五言宗匠”，如《使至塞上》、《鸟鸣涧》、《终南山》、《山居秋暝》、《观猎》、《辛夷坞》、《莲花坞》、《汉江临泛》、《送李使君》、《辋川集》二十首等。当然，他的七言诗也是名篇比比皆是，如《送元二使安西》、《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伊州歌》等；特别是《积雨辋川庄作》，被人推崇为唐人压卷之作。他的边塞诗如《陇西行》、《陇头行》，以及含有“红豆生南国”之句的《相思》诗，也向来被人赞誉不绝。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对后代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的其他诗体，苏轼有“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的赞语。他的《辋川别业》、《汉江临眺》、《山中》、《书事》、《渭川田家》、《田园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在盛唐的诗人中，还有一批职位虽然不高但却为读者喜爱的诗人。如撰有《登鹳雀楼》、《凉州词二首》等诗，以“白日依山尽”、“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警句为后世传颂的王之涣（688--742），以《凉州词》的“葡萄美酒夜光杯”为大家喜爱的王翰，撰有被人称为“唐人七律第一”之诗《黄鹤楼》的崔颢（？--754）等等。

王昌龄（约698--756）是盛唐杰出的诗人之一，他以七言绝句见重于时，描写边塞生活的诗歌是

他最具特色的作品。如他的《从军行》六首，抒发了边塞将士以身许国的壮志豪情；而以“秦时明月汉时关”名闻遐迩的《出塞》诗，更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除此而外，他的《闺怨》、《采莲曲二首》、《越女》、《青楼曲二首》、《长信秋词五首》、《芙蓉楼送辛渐二首》等诗传颂古今，可谓唐诗中的上乘之作。

李颀（约690--约751）是众体兼备的诗人，七言诗，尤其是七言古诗的成就尤为突出。如他的《古从军行》、《古意》、《古塞下曲》、《送魏万之京》、《送陈章甫》等，苍凉而悲壮，是唐人边塞诗篇的代表之作。

高适（703？--765）和岑参（715--769）是盛唐诗坛负有盛名的两位边塞诗人。

高适的诗往往语言质朴有力，内容直抒胸臆，感情鲜明爽朗，让人感到那种发自诗人肺腑的爱憎之情扑面而来，如《燕歌行》、《塞上听吹笛》、《别董大二首》、《塞下曲》、《九曲词三首》、《人日寄杜二拾遗》等就是这方面的优秀之作。

岑参是盛唐边塞诗成绩最突出的一位诗人，也是边塞诗数量最多的一位诗人，共有七十多首。他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白云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逢入京使》、《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天山雪歌》等就是唐人边塞诗中的名篇。其他如《行军二首》、《送张秘书》等，语奇意奇，也常常被人们所称道。

李白（701--762）和杜甫（712--770）是盛唐诗坛最重要的诗人，他们的诗歌，最真实反映了盛唐时期广阔的现实生活，最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由于他们两人的努力，唐代诗歌达到了它的巅峰，同时也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

李白的诗歌继承前人传统，以心雄万夫的气概、变化莫测的想象和出奇至胜的夸张创造出多彩多姿的艺术境界，具有雄奇奔放的艺术风格，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他是继屈原之后我国又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集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艺术宝库，众体俱备，各色兼长，群芳吐艳，英姿齐逞。

李白共有乐府诗歌二百三十多首，占他全部诗歌的四分之一，是唐代写作乐府诗歌最多的诗人。他的乐府诗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如《蜀道难》、《乌栖曲》、《梁甫吟》、《长干行》、《子夜吴歌》、《采莲曲》；有在旧题下别立新意的，如《塞下曲》、《古朗月行》；也有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如《江夏行》、《横江词》、《襄阳歌》等。

李白在古诗创作上取得的特殊成就，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所公认。他上承《诗经》“楚辞”及阮籍、陈子昂的传统，讽时伤世，寄托深远，抒发感慨，雄浑博大。在历来的各种唐诗选本中，李白的五古往往独占螯头。至于七古，都推李白为正宗。如《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古风》五十九首、《梦游天姥吟留别》等。

李白的五绝清新朴素，有谣谚之风，如《玉阶怨》、《观放白鹰》、《题峰顶寺》等，得到普遍的好评。李白的七言绝句约为五十多首，大多数流传人口，如《望天门山》、《赠汪伦》、《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听黄鹤楼上吹笛》、《早发白帝城》、《望庐山瀑布》、《清平调》、《永王东巡歌》、《春夜洛城闻笛》等等。

李白的律诗现存一百三十多首，在盛唐各家中，数量仅次于杜甫，佳作也不少。如《访戴天山道士不遇》、《渡荆门送别》、《送友人》、《赠孟浩然》、《夜泊牛渚怀古》、《鹦鹉洲》、《凤凰台》等。

李白是时代的歌手、诗国的巨人，他的诗歌在当时传遍京城内外、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对后代的影响更是有目共见有口皆碑。

杜甫是我国诗坛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也与李白的诗歌一样，当时流传人口，历代传诵不息。杜甫的诗，真实地记述了唐代天宝年间那个动荡岁月，自古就有“诗史”的美称。

杜甫早年的诗歌，流传今天的并不多，仅有《奉赠韦左丞丈》、《望岳》等充满自信富于展望的作品；他的三分之二的诗歌，写于“安史之乱”前后。《兵车行》、《丽人行》是杜甫诗风转变的标志，在

唐诗中，如此深刻地反映社会的实质问题，如此尖锐地批判社会的病弊，在以前的诗歌还不曾有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更深刻地揭示了统治集团与普遍百姓间的尖锐对立，就忧愤的深度和呼声的强烈，也是此前的诗人所没有的。

此后，杜甫一发而不可收：写出了自叙经历、思国念家的诗篇，如《月夜》、《春望》、《喜达行在所》、《述怀》、《羌村三首》、《北征》等著名的诗歌；写出了所见所闻、忧国忧民的诗歌，如《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塞芦子》、《洗兵马》以及“三吏”、“三别”等传诵千古的诗歌。

诗人离开京城离开华州之后，西游陇右，南入两川，开始了他漂泊的暮年生涯。生活更为艰难，但诗作却获得了巨大的丰收。《秦州杂诗二十首》、《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以及自秦州至成都的纪行诗《木皮岭》、《剑门》、《五盘》、《鹿头山》等，还有成都草堂时期的诗歌《为农》、《寒食》、《春日江村》、《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三绝句》，特别是夔州时期的诗篇《秋兴八首》、《诸将五首》、《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旅夜抒怀》，以及晚年诗歌《登岳阳楼》等，以沉郁顿错的手法，将时代的绝唱、历史的画卷留给了读者。

在盛唐与中唐的交替之际，有几位诗人应该在这里作些交代，他们是：元结（719--772）、刘长卿（？--约790）和韦应物（737--792？）。

元结现存诗歌九十八首，全是古体诗，其中又以五言诗最多，有五十八首之多。他的诗歌，以反映现实、揭露黑暗的较多，如《系乐府十二首》、《贫妇词》、《农臣怨》、《去乡悲》、《陇上叹》、《下客谣》、《忝官引》等，其中，以《舂陵行》、《贼退示官吏》最为著名，是他的代表之作。

刘长卿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变故，自身又两度经受贬斥，因而在他五百多首诗歌中，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动乱的社会，如《平蕃曲》、《疲兵篇》、《从军六首》、《闻王师收二京》、《京口怀洛阳旧居》、《旅次丹阳郡》、《吴中闻潼关失守》、《登吴古城歌》、《送耿拾遗归上都》、《罪所留系寄张十四》、《登干越亭作》、《逢雪宿芙蓉山主人》等，尤其他的《送李录事兄归襄邓》诗，被后人

称为“中唐妙唱”。刘长卿五七言兼擅，尤长五言律诗，诗作中五言占十分之七，有“五言长城”之称。

同刘长卿相仿，韦应物也历经“安史之乱”。他的诗歌今存五百六十多首，诗中既有怀旧之作，也有揭露之歌，如《逢杨开府》、《骊山感怀》、《长安道》、《汉武帝杂歌》、《金谷园》、《经函谷关》、《采玉行》等。韦应物还以擅长山水田园诗为世所知，他的《西塞山》、《种瓜》、《观田家》、《晚出沣上》等，与唐代王维、孟浩然、柳宗元等山水田园诗人齐名。他的五言古诗不仅数量多，而且成就突出，七言歌行也胜于刘长卿。他的绝句，尤其是五绝，如《秋夜寄丘二十二员外》、《滁州西涧》等，后代认为可与王维、孟浩然并称。

“安史之乱”以后，李唐朝廷国步维艰，昔日的辉煌已经化为梦里烟云。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大历诗人“气骨顿衰”，在他们的诗歌中不再有高亢昂扬的激情，也没有了建功立业的雄心，盛唐气象已经不复存在。

张继（？--776）存诗可靠的只有三十多首，《枫桥夜泊》是他的传世之作。

在中唐的诗坛上，李益（748--829）是承前启后的重要诗人。他的诗歌，既有盛唐余韵也开中唐先声。李益写得最多也最成功的，是他的边塞诗，如《从军北征》、《夜上受降城闻笛》、《塞下曲》等。其他的佳作如《江南曲》，以“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之句传诵千古。

在中唐的诗坛上，孟郊（751--814）韩愈（768--824）属于“奇崛险怪”的韩孟诗派。中唐诗人在前代诗人的辉煌成就面前，在各体诗歌已经全部成熟的情况下，除了改革已经别无他路。贾岛与韩愈的“推敲”早为人知，也正好形象地说明他们在诗歌改革方面另辟溪径、刻意求工、力求险奇的努力。

在孟郊的诗中，题材明显比“大历十才子”扩大了许多。他的《寒地百姓吟》、《织妇辞》、《长安早春》已经把自己的目光注视着广大的穷苦百姓。他在《登科后》诗中所吟唱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之句，常常引来人们的讥讽；而他的《游子吟》，则写出了天下常见的母子之爱，因而千年来传诵不息。

韩愈的主要贡献在古文运动，但他的诗歌作为中唐诗坛重要一派，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

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追求奇险的道路上，他显然比孟郊走得更坚决也更引人注目。他诗歌的气势宏大，想象奇特，题材十分广泛，涉及到方方面面；诗歌的内容含有叙事的倾向，吟诗如说故事一般；他诗歌的语言，力求新奇。他的古诗“以文为诗”，常以议论入诗，有散文化的趋向。例如他的《苦寒》、《山石》、《调张籍》、《石鼓歌》、《荐士》、《南山诗》、《陆浑山火》等诗，就是这方面的一些例证。不过，一般的读者更喜爱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游城南晚春》等自然流畅的小诗。

贾岛（779--843）是韩孟诗派中的重要成员，他的一生是在郁郁不得志中度过的。他的《剑客》诗所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人，谁有不平事？”形象地说明了他不平而激愤的心态。《题李凝幽居》诗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之句，很能够说明他吟诗认真与执着的态度。苏轼“郊寒岛瘦”的评语，道出了韩孟诗派的一些特点。韩愈留意于七古，孟郊用心于五古，而贾岛则致力于五律。他的《暮过山村》、《原上秋居》等诗，都因为他对仗工整而受人称誉。

在中唐诗坛上与韩孟诗派并立的是元白诗派，主要成员除了元稹（779--831）、白居易（772--846）之外，还有张籍（766--830？）、王建（766--831？）、李绅（772--846）等人。他们最初的结合，是因为乐府诗歌的创作。

“诗到元和体变新”，这既是白居易对元稹诗歌的赞誉，也是对整个元和诗坛的描述。包括元白诗派、韩孟诗派在内的中唐众多的诗派，形成了百花竞放的可喜局面。由于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和唐传奇的兴起，使中唐的文学，成为整个唐代文学史上堪与盛唐文学媲美的另一个高峰。

在元和年间，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元白诗派的首领，也是当时文坛上的主盟者，还是元和诗歌的始终实践者。

元稹对中唐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他的新乐府诗歌。元稹以杜甫那些“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的诗歌，作为他提倡的乐府诗歌的最高目标。是他敏锐地发现了李绅新题乐府诗歌“病

时尤急”的特色，立即写出了他的唱和诗篇《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他的《上阳白发人》、《西凉伎》、《缚戎人》就是“雅有所谓，不虚为文”的诗歌。由于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的加盟，很快形成了新乐府运动的热潮。不仅如此，在白居易已经停止新乐府诗创作的情况下，他独自在兴元与李馀、刘猛一起，继续新乐府诗歌的创作。《田家词》、《织妇词》、《采珠行》、《捉捕歌》、《估客乐》就是唱和李、刘的优秀诗篇。

元稹的另一个贡献，在当时的人们长期忽视杜诗冷落杜甫的情况下，在他的《杜甫墓系铭》中，第一个站出来对杜甫和他的诗歌作出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此后，杜甫的诗歌才为世人所重视，才对中国的古典诗歌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就这一点来说，元稹有他不可磨灭的首创之功。

除了他的新乐府诗歌，元稹其他的优秀诗篇也不在少数，如《连昌宫词》、《行宫》以及他的爱情诗《遣悲怀三首》、《六年春遣怀》、《明月三五夜》等也传诵人口。他与白居易等人唱和诗歌之多，在中国诗歌史上，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他的诗歌，传遍皇宫内外，大江南北，甚至赢得国外读者的喜爱。

白居易存有诗歌二千八百多首，是唐代存诗最多的诗人。他的诗歌，最为人知的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他的《新乐府》诗歌的主要内容是叙述唐朝的史事，批评腐败的朝政，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其中的《卖炭翁》、《道州民》、《杜陵叟》、《新封折臂翁》、《缚戎人》等是传诵古今的名篇。《秦中吟》中的《轻肥》、《歌舞》以及含有名句“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买花》诗，同样都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心绪，体现了诗人“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创作宗旨，体现了诗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深受历代读者的喜爱。

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是他诗歌中流传最广也影响最大的两首诗歌。《长恨歌》叙述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悲剧，创作的主题有不同的说法，一般的看法认为诗人的创作主旨是批判唐玄宗的荒淫误国。《琵琶行》则叙述一个流落在浔阳江头琵琶女艺人的悲剧故事，诗人把她的不幸与自己的遭

遇联系起来，“同为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是全篇的画龙点睛之笔。这两首诗，都是叙事诗，它们使我们想起了《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这两首杰出的诗篇，它们代表着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还有不少优秀的诗作，如《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建昌江》等，就是深受读者喜爱的诗篇。

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是既是对自己和元稹诗歌创作的总结，又是他概述自己和元稹对文学理论的阐述。诗人在这篇文章中，呼吁诗歌创作应该继承《诗经》以来的优秀传统，学习包括杜甫在内的古代优秀作家的创作经验，重新振兴诗歌创作，让诗歌为政治服务。这是一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重要意义的文献，对中唐乃至于整个唐代的诗坛有着指导的意义，它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

与韩愈情况相类，柳宗元是诗文兼擅的。柳宗元的诗歌，尤其是他的山水田园诗，与谢灵运有渊源关系和共同之处。他的《渔翁》、《江雪》、《游南亭夜还叙志》就是明显的例子。尽管他与陶渊明入世出世的态度并不一样，但柳诗中的《饮酒》、《读书》、《觉衰》等篇，与陶诗的风格十分接近。除此而外，柳宗元还有一些成功的作品，如《韦道安》、《行路难》、《古东门行》、《笼鹰词》、《别舍弟宗一》等。

与韩孟的奇险不同，也与元白的平易有别，柳宗元（773--819）是自立于当时诗坛两大派别的另一诗派，他的风格，可用“深远”来概括。由于他长期贬放，地处偏僻，加上过早谢世，所以柳宗元没有同韩孟、元白那样造成较大的影响。

在当时的诗坛上独树一帜的，还有刘禹锡（772--842）。刘禹锡的诗风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他的诗歌，字里行间始终让人感到一股刚劲豪迈之气。他有诗七百多首，涉及的内容无所不包，为读者传诵的诗歌也不少，其中以咏史诗、讽谕诗、抒怀诗、山水诗以及模仿民歌的诗作等最为人们称道。如他的咏史诗《金陵怀古》、《金陵五题》、《西塞山怀古》等，虽然数量并不多，但如“兴废由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