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思想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特点

主要在西方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学习西方，包括学习西方经济学，同时对发展中国有帮助的西方的制度、方法、知识、理论、资料，都有可能成为学习的对象。事实上，中国很长时期是从较具体的知识、制度、方法、资料等了解西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在很多方面缺乏深度，带有直观的特点，一定程度上与此有关。

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扬弃。扬弃不是完全割断、抛离，而是鉴别、批判、选择、发扬。“富强”、“富国”、“富民”→经济发展；变法→改革；大同→理想社会；批判重本抑末、贵义贱利、黜奢崇俭的传统经济思想。但是中国近代主要是从西方寻找思想资料和理论武器，比如孙中山的单一税。

近代经济思想丰富，但是在中国近代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近代对经济发展的认识过程

大体而言，最初人们主要是从发展途径方面考虑，认识由浅而深：强调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振兴商务→工体商用→振兴实业，实现国家工业化；由学习西方的机器、技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全变”、“尽变西法”。

在发展的政治前提问题上，最初只是提出若干具体主张→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资产阶级革命。

龚自珍

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浙江仁和人仁和人。27岁中举人，38岁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48岁辞官南归，次年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诗词近800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350首。

龚自珍农宗论

龚自珍为解决流民和土地问题而提出的，主张在农村中建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以此来确定土地占有和组织农业生产。①分配土地，长子继承制；②组织生产和分配：肯定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

以承认土地私有为前提，并非要抑制兼办。百亩之说，只是举例而言，并非要限田。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闲民受宗法关系的束缚，没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希冀借宗法关系来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关系以及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保守、倒退。

龚自珍《平均论》

内容：①致乱之源：大不相齐；②主要是官吏和商人导致的，官吏中饱搜刮，商人盘剥贫民，集中财富；③办法：按照等级制度分配财富，不要过分盘剥，保持小不相齐，防止大不相齐，贫贱，天所以限农亩小人；富贵者，天所以待王公大人君子。

评价：揭露了传统社会中的贫富悬殊和对立，揭示出它是历代王朝衰亡的经济原因；但未触及土地问题，力图保持原有的财富占有关系。

王鎏的行钞方法

王鎏的货币理论是典型的名目主义货币论，是中国传统时代名目主义货币理论地集大成者，他的理论是鼓吹滥发纸币的理论。为解决财政经济问题，无限制地发行不兑现纸币，铸造大钱。

具体方案：①行钞：发行从一贯到千贯的不兑现纸币。一贯以上用钞，以下用钱。②禁铜器、铸大钱：用钞倍价收民间铜器铸钱，禁止民间使用各种铜制品(除乐器、锁钮外)；铸造不足值的当十、当百的大钱。③流通办法：钱庄、百姓、官吏、对外贸易。

行钞益处：二十二大利。

魏源

字默深，湖南邵阳人，著名学者，中国近代思想家。道光二年举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长期游幕，助陶澍筹划南漕海运与盐课的“改纲行票”。成进士后，历任江苏东台、高邮等地地方官。1855年后，退居学佛。代表著作《海国图志》，后人辑有《魏源集》。

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学说

通过向西方学习，发展近代军事工业以抵御外侮，批判保守思潮，批判蒙昧主义、闭关锁国、盲目排外。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是“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单是肯受害，不肯受益，如何师夷长技以制夷。

西方的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魏源的师夷主张并不局限在军事工业，他认为西方的长技还包括各种民用动力器械，提出可造各种民用器械以供民用。在办厂方面，魏源主张不限于官府，允许商民办厂，调动商人的财力和积极性来办新式工业。有利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是从魏源开始的。

王茂荫两个认识关于货币问题的解决

王茂荫发行纸币方案的理论基础是“以实运虚”论。

王茂荫的货币观点基本上也是货币金属主义的，认为“纸虚银实”，但他没有根本否定不兑现纸币流通的可行性。他认为纸币虽然是“虚”的，但在把它同“实”币也就是金属货币保持某种联系的条件下，借助金属货币的支持，纸币是可以流通的，按他的话就是“以实运虚，虽虚可实”。

王茂荫设想通过“以数实辅一虚”来行钞，流通领域仍以金属货币为主，同时发行一定数量的纸币来辅助金属货币的不足。后来他又提出通过发行兑现纸币实现“以实运虚”。王茂荫的行钞之法对纸币发行数量进行了严格限制，是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的一个较好的改革方案，他的货币观点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水平，但是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对纸币和金属货币之间的联系做出正确的说明。（纸币是价值符号，可以代替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但它只能代替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

王茂荫反对铸大钱的理论依据：“似实而虚”论。

王茂荫主张发行纸币，但坚决反对铸大钱。他较正确地指出了纸币和不足值铸币的区别：纸币是价值符号，它自身是“虚”的，没有价值的，但它在发行量不超过货币流通需要量的前提下，是可以代替金属货币（“实”）流通而不致贬值的，所以是“虽虚而实”。

大钱是货币，它只能按照自身的货币金属含量所体现的价值流通。如果大钱的金属含量不足，它在流通中就只能按其货币金属含量所体现的价值流通，就必然贬值，所以是“似实而虚”。纸币流通的规律和金属货币流通的规律是不同的。

批驳货币名目主义：“钱值”指钱的额面价值，即名义价值，“物值”指钱的购买力。国家可以任意规定铸币的名义价值，但却不能任意提高货币的购买力；人们不能改变货币的名义价值，但人们可以变动商品的价格，从而使货币的实际价值依然没有变化。王茂荫的批判触及了名目论混淆价格标准和价值尺度的要害，驳斥了认为国家权力可以任意规定货币价值的谬论。

王茂荫是一位特殊的货币金属论者，开始突破货币金属主义保守性。他是中国传统货币思想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

汪士铎人口思想

汪士铎持绝对人口过剩论，认为当时的人口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自然环境能够容纳的极限，生活资料不能满足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而这种人口过剩，完全是人口“三十年加一倍”自身增长过快造成的。人多是造成贫困、动乱等现象的原因。他主张通过禁限婚配、溺婴、强制堕胎等不人道手段减少人口。汪士铎注意到人口数量要和生活资料的生产相适应，主张节制生育，但他的人口思想总体而言是荒谬的。

冯桂芬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

冯桂芬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而且视野大为开阔，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机器制造技术，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冯桂芬是中国近代首先把师夷同变法联系起来的人，他认识到学习西方必然会对中国产生广泛影响，因而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中体西用式主张。冯桂芬对此后直到甲午战前的一些经济思想家如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有相当的影响，堪称是从魏源到郑观应等人之间经济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梯。

官督商办论

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所办民用工业的主要形式。官督商办，是指由商民私人集资，洋务派官僚掌控实权的特殊企业形式或经营模式。在兴办民用工业的过程中，洋务派创造出了具有资本主义企业的外形，实际却是便于洋务派官僚控制的官督商办制度。从历史渊源看，中国具有官府控制工商业的传统。1871年，李鸿章明确提出官督商办主张。

官督商办大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资本来源。资本全部或大部分由商民私人以认股的形式出资创办，就企业所有权而言，它基本上是一种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第二，经营管理权。表面上李鸿章等人承认官督商办企业应该由商人管理，但又提出“官为维持”、“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实际是由洋务派官僚控制经营管理权。第三，利润分配权。由于企业是官督商办，而且官督起支配作用，使得官府可以凭借权力任意向企业索要钱财。

官督商办在其早期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促进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壮大的积极作用，但其负面作用越来越大，终于被时代所抛弃。

王韬的“商为国本”论

王韬第一次较为集中的、鲜明的批判正统经济思想教条。

王韬提出了同以农为本的传统说法相对立的“商为国本”论。他所说的商，不完全是指专门从事商品流通的行业，而是包括一切同市场相联系的生产、流通行业。不仅国内外贸易，一切新式工、矿、交通、服务行业，都可列入商的范畴。

但是，王韬在商中主要强调的还是商业、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他的“商为国本”，实际上是一种以对外贸易为中心和先导，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是中国近代重商观点的开端。

《富民说》

1890年马建忠所作，借鉴了西方的重商主义理论。马建忠认为对外贸易是一国求富之源，主张发展本国产业以抵制洋货，增加出口，从而取得贸易顺差，获得金、银财富。

①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②什么是“富”，兴办新式工矿业为什么能够

致富？“富”就是金银，获得金银的方法：一是开采金银矿；二是靠通商即对外贸易获取顺差，从而获得金银，这是主要途径。③如何获取顺差：出口货多：“精求中国固有之货，令其畅销”；进口货少：“仿造外洋之货，以敌其销路”。而这两者都必须学习和引进西方生产技术和生产、经营方法，建立新式工矿交通业，即王韬所说的“师西法”以“兴利”。

商战论

商战的含义是“以商为战”，把发展以商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看做是一种重要的、对中国的兴衰存亡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商战论的实质是要求在坚持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做斗争中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商战论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较为突出、较有影响的经济思想。

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魏源、包世臣、洪仁玕、冯桂芬、王韬、薛福成。

以商为中心的发展国民经济战略：①采用西法全面发展中国的国民经济。②重视工业，十项商战中包括了工农矿金融业，其中制造业占多数。鸦片战、洋布战、诸用物战、诸食物战、零星货物战、矿物产战、日用取求战、玩好珍奇战、零星杂货战、洋钱战。③强调机器制造业对提高一国商战能力的意义。④商握四民之纲领，把商看做国民经济的中心和枢纽。提出“以商立国”。

商战的前提问题，抨击外国在华特权，要求清政府废“困商之政”，行“护商之法”。对官督商办的态度转变。政治改革要求，设立议院以通下情；设商部行“恤商”、“保商”之政。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

1905年，康有为作《物质救国论》，认为中国所以贫弱，主要由于在物质技术特别是在军事工业方面落后于西方，因此要救中国，最主要的是学习西方的物质技术，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方今竞新之世，有物质学者生，无物质学者死。科学实为救国之第一事，宁百事不办，此必不可缺者也。故为中国谋者，无待高论也，亦不须美备之法也，苟得工艺炮舰之一二，可以存矣，可不忧亡矣。

严复的消费，积累，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

宣扬经济自由主义，抨击官府对经济发展的不适当干预。严复借助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批判清政府阻碍经济发展的弊政。

宣扬经济自由主义。只有自由放任，社会经济才能发展，国家才能振兴。君主、政府都是人民公仆，政府权力是人民授予的。人民要求于政府的，是能够保护他们的身家性命和财产，而不是代替他们经营其生计。

肯定逐利的正当性。社会群体是由各个个人组成的，个人的状态如何，决定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面貌。只有使群体中每个人都积极求智求强求富，经济才能兴旺发达。

批驳各种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和做法。

①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出发，对一些行业予以扶持而对另一些行业加以限制。严复认为，财富是靠民力生产的，国家的干预，必然要影响百姓生产力的自由发挥，从而影响财富的生产，所以干预的结果，只能减少而不会增加财政收入。②从平抑物价出发，主张对生产和流通进行干预。严复认为，干预造成的平价，并非真平，只有自由竞争，才能不仅使物价真正趋平，而且能使物价趋廉。③行业垄断行为。严复认为这种垄断只有利于该行业，却有损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在各国相通时代，这种垄断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只会使该行业被外国货物挤出市场。④对外贸易问题。严复也主张任其自由，认为重商主义的错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通病。⑤严复也承认在有些领域，国家干预不能取消，比如专利保护。他认为当私人经营力不能及、私人经营不如国家经营经济或需要国家力量做先导时，国家可以干预经济活动。

其他经济观点：农业：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为本，工商为末：从提供原材料和二次加工、流通的角度；一个国家的富强靠农业还是制造业，关键看在国际通商中，它具有什么优势；对个人致富而言，农业优于其他行业。地价提高，地产稳定；农业生产方式，存在矛盾：称颂小生产，同时认识到采用现代大机器生产的必要性。

商业和工业在国家富强中的作用：农业的发展必须以商品流通和交通便利为重要前提。鼓吹发展实业，主张实业、教育救国。发展实业最紧迫的是路、矿，严复主张利用外资解决资金问题。

严复重视人的知识、技术对生产和富强的作用。农工商贾为富国的四项实业，对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应列为第五项事业。

重视经济发展中的全局规划，要求实行可持续发展政策。

强调分配关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反对分配方面的平均主义。

批判中国传统的崇俭黜奢论，提出消费“以多为贵”：第一，通过消费以满足人的需要，是生产的目的；第二，只有不断增加财富的消费量，人的生活水平才能不断提高；第三，消费可以促进生产，光生产不消费，人的生产活动就失去动力。所以，只讲生产，不讲消费，只能导致经济的凋敝和人民的贫穷。

在消费问题上，关键是应该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如果节制消费仅仅是为了增加自己贮藏财富的数量，这种“俭”就是应该反对的，如果节制消费是为了增加生产投资，这种“俭”则是应该肯定的。

同时对“奢”也要区别对待。消费固然以多为贵，但如果高消费危及积累，影响了再生产的进行和扩大，就应该加以反对。片面强调积累或消费都是不对的，只有两者兼顾，才能既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能保证生产的持续发展，财富的不断增长。

谭嗣同对外贸易思想

“仁----通”思想：以太是万物本源，仁是以太之用，“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之象为平等”：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

国际贸易对通商双方都有利。从使用价值的互补来论证。

金银外流不足虑。金银是无用之物。

对外贸易是“相仁之道”，要求国与国之间积极开展和扩大贸易。反对闭关锁国、保护关税。

以“仁彼”（本国商品占领国际市场）和“自仁”（进口替代）来使中国摆脱对外贸易中的不利局面。

评价：谭嗣同的对外贸易思想，强调中国必须在扩大对外开放中发展经济，反对限制对外贸易，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是，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和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艰巨性，认识不足。

张之洞“利权分离”论

张之洞为官督商办辩护的理论。利权分离是指官督商办企业中赢利的分配和企业经营管理权的掌握的关系问题。张之洞主张：企业的赢利可以按照股份分配给出资的商民，但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必须由官方掌控。

他认为，经营管理权对办新式企业是完全不必要的，商民没有经营管理权，照样可以投资办企业；而且单靠商民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营秩序，无法解决办企业必需的一些基本必要条件，如技术、人才、销路等，因此只能由官府控制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官督商办的要害是民资官控。

张謇棉铁主义

1910年提出张謇提出的一种发展实业的主张，主要内容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要以棉纺织业和钢铁业作为建设和发展的重点和中心，首先集中力量建设起来。

由于这两种行业在原料、设备、动力、销售、服务等又各和多种行业联系，它们的发展和壮大，必然会带动多种行业的相应建立和发展，乃至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按资本主义方式蓬勃发展起来，使中国成为一个发达、富强的国家。

①抵制经济侵略，减少贸易逆差；②有重点有步骤地发展国民经济；③带动经济发展全局。要达到的目标“操经济界之全权”，在同外国资本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使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发展起来。

自身力量不够；得不到政府全力支持；利用外资。

梁启超生利、分利论

梁启超按照能否带来资本增值的标准，将社会各行业及其从业人员分为生利和分利两部分。他的分类并不严密，但反映了增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消除其障碍的时代要求生利来源于体力和心力（又分为智力和德力）。生利者可分为直接分利和间接分利。

生利的行业六种：发现及发明、先占、用于生货的劳动力、用于熟货的劳动力、用于交通的劳动力、用于“保助”的劳动力。教育家、文学家为间接生利者。

分利者：不劳力而分利者（盗骗、官吏之一大半、妇女之一大半、兵勇等），劳力而仍分利者（奴婢、优妓、读书人、教师，官吏之一小半以及农工商业中之分利者等）。

专就中国而言，对发达国家则不然，如军人、读书人应归入或大多归入生利者。

划分参照亚当·斯密关于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划分，但梁启超实际是按照是否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为标准的。但不够清晰，有些不符合经济学学理，但反映发展资本主义的时代要求。

刘师培的《悲佃篇》

中国土地问题非常严重，农民受到残酷剥削。必须以暴力手段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这也是巩固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基础。以“农人革命”来实现。暴力革命，缺乏现实可行性。

革命派和保皇派关于土地革命的论战

主要在1906—1907年间进行，双方都主要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武器。

土地制度问题，革命派主张土地国有，保皇派主张土地私有。革命派以自然法为理论依据，认为土地是自然物，任何私人都无权据为己有；土地私有妨碍经济发展。保皇派认为地主是靠勤劳起家，土地是地主用货币买来的；人类的利己心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

革命派所反对并且要消除的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其所企图发展的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因此他们主张土地国有而保护其他生产资料私有制。保皇派反对区分两种所有制，而且认为地主土地所有制由于地主实力优于分散经营的农民，更有利于农业发展和现代化。

解决土地问题的手段，革命派中的主流是平均地权，保皇派坚决反对，从国家无财力收买地主土地等方面加以驳难。

土地问题同政治革命的关系，革命派主张两者同时并行，一是考虑借助政治革命减少解决土地问题的阻力，二是企望借助平均地权的社会革命来消除未来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保皇派否认经济发展后资本集中会产生严重社会冲突，反而认为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壮大是中国独立富强的保证，竞争导致的弱肉强食是进化的自然现象。

革命派和保皇派的论战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不同道路之争。两者都要求在中国建立

资本主义社会，斗争的焦点在对于土地所有制的态度上。革命派从有利于工商业主的角度主张通过平均地权实现土地国有，保皇派则倾向于在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照顾地主利益的基础上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论战并没有解决中国农业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两者的主张都难以真正实现。保皇派固未成功，革命派的土地纲领也未深入人心。

孙中山“钱币革命论”

1912年底孙中山提出的货币改革方案，他主张实行纸币制度，废除贵金属作为货币金属的地位，采用限制发行和坚持回笼的办法，保持币制的稳定。在金本位全盛时期提倡实行纸币制度。

论述孙中山“民生主义”

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改善民生，“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通过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民生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理论基础不同；实现途径不同；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当时对中国经济发展最详尽、深刻的理论探讨。他认识到西方国家尖锐的阶级矛盾，希望在中国民主革命成功后，通过改良式的民生主义政策，防止出现贫富的严重对立。民生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孙中山提出的民生史观，即人类求生存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民生主义以发展生产力为物质基础，通过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满足人民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要。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孙认为在革命胜利后，随着经济发展，地价、地租暴涨，贫富分化，社会矛盾尖锐化。为防患于未然，必须平均地权。孙中山否定土地私有，主张土地国有，但是不赞成由国家强制没收地主土地，而是通过地价税和土地增价归公的办法，使土地所有制实质上由私有转化为国有。

具体办法是地主申报地价，每年缴纳地价税，土地的增价归公，国家有权按地主的申报价收买土地。平均地权要解决的主要是革命后经济迅速发展情况下地主占有土地和工商业者使用土地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封建土地制度下地主和农民土地分配不均的矛盾。但在晚年，他提出耕者有其田，把解决农民耕地问题纳入其土地纲领。

节制资本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发达国家资本，二是节制私人资本。前者指对规模巨大、有垄断性的企业，限定必须由国家投资，并由国家经营; 后者指对私人经营的企业，由国家采取种种法律、行政措施加以节制，如征收累进税，立法限制对劳动者的过度剥削，限制资本的过量膨胀等。

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经济思想的趋向

对经济问题的论述，由着重某一部门，进而思考国民经济的全局，重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和关系，由重视流通领域进而强调生产领域。振兴实业，国家工业化。

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思想的批评更加深入。

由变器不变道进而提出“全变”和“尽变西法”。

开始能够使用西方经济学的某些观点和知识作为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