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食物结构养生方案之五畜为益原理

中国式食物结构养生方案

之

五畜为益原理

五畜曾经是我国先民的主食，先祖改变食肉的生活习性而选择食谷，是因为肉类食物资源危机而被迫的，属于无奈之举；选择汇集植物精华的五谷为主要食物来源，则是明智之举；提出五谷为养的理论，则是理性思维的结果。

五畜为益，有两层意思，一是说食肉是有益的，对维持人的生命活动和体力活动有好处；二是说食肉要控制在有益的范围内，意味着食肉过度是有害的。五畜为益，是对食肉利弊的认识与把握。

１、嗜好食肉是人的天性

人类的主要食物来源，最初并不是五谷，而是五畜，五畜曾经是我国先民的主食，在古籍中有许多关于主食演变的记载，《新语·道基篇》说：“民人食肉、饮血、被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淮南子·修务训》说：“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果木之实，食赢蜮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这表明，神农之前的采集狩猎经济时代，人们吃飞禽走兽、野果蔬菜。由于食物不足、疾病毒伤，神农开辟新的食物来源，教民播种五谷，以五谷为食，于是产生了农耕文化和农业文明，从此，主食由五谷取代五畜，五畜退居到副食的位置。在五谷替代五畜而成为主食的过程中，“乃求可食之物”，是主要原因。

动物性食物资源短缺使得中华民族走上了食谷的道路，并没有削弱中国人的食肉嗜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强化了食肉嗜好，人们对美食的向往，总是与肉类食物紧密相连。但是，社会经济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食肉嗜好。如同任何稀缺资源都会被权贵阶层所垄断一样，在中国古代社会，上层社会从政治上、经济上垄断了紧缺的动物性食物资源，而下层社

会的广大民众则被剥夺了食肉的权力。《左传·庄公十年》有一段关于“肉食者鄙”的议论，议论的中心思想是说，官至大夫以上方可食肉，如果庶民中有肉食者，那是可鄙的。这说明了动物性食物资源的紧缺程度，只能供应占少数的权贵阶层，统治者不惜制定一个蛮横的道德标准、政治制度来限制庶民食肉，以维护自己的特权。汉代刘向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问题，在其所著《说苑·杂说》中记载了晋献公与大臣的一段策论，晋献公认为，筹划国家大事是肉食者的事情，藿食者是没有资格参与的。一个名叫祖朝的大臣认为，如果肉食者一旦决策错误，藿食者就要肝脑涂地。这说明紧缺的动物性食物资源，成为社会阶级分化的象征，食肉是权贵的标志，食豆叶则是庶民的标志。秦汉以后，这种限制庶民食肉的意识形态消失了，但经济的限制并没有结束。

中华饮食文化，实际上是多层次的，最基本的层次是下层社会饮食文化和上层社会饮食文化，二者在食物、烹饪、器皿、礼仪诸方面都有很大差别，其中，食物中五畜的比重大小则是重要的饮食生活基础。下层社会饮食文化多在民间饮食习俗中传承；而上层社会饮食文化则往往以书面形式记载和传承。现在所研究和传播的中华饮食养生学，主要来自文献典籍，是以中国古代上层社会的饮食生活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有很多典籍出自宫庭、官府、豪门，长期以来，局限于在中国上层社会起指导作用，它与中国大众的饮食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节的。国内外有些学者，通过考察和分析中国大众的饮食生活，来研究中华饮食养生理论，得出一些片面的矛盾的结论，其原因在于忽视了理论产生的社会生活基础。

从总体上说，中国大众的食物消费长期不足，尤其是肉类食物匮乏，大众健康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状况，这种状况直到最近几十年才有所改变。目前的中国，正处于由大众食物供应不足向食物供应丰富的转变，大众健康面临的主要问题由营养不足向营养过剩的转变，这两个转变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在这个历史转变期的饮食养生学，不能忽视人的食肉嗜好对饮食行为的影响，这涉及到心理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要求帮助大众克制食肉的欲望，树立正确的养生保健观念，减少大众对食物消费转变的不适应所带来的健康代价。

2、五畜增进精气

按照精气理论，精气是人的体能、体质的物质本原，从而构成人的形体，神依附于形体。《黄帝内经》论述的精气物质是以五谷为核心的精气有机结合体，是以“五谷——形体——神机”的理论线索描述人的生命过程。按照人类进化过程，人类在以五谷为主食之前，是以五畜为主食，五谷与五畜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五谷与五畜一样，属于精气物质。这样，那时人的生命过程可以用“五畜——形体——神机”的理论线索来描述。在《黄帝内经》中，没有采用论述五谷精气的方法来全面论述五畜的精气，但从五谷与五畜的替代关系，可以推论，有关五谷精气在人体内所形成的生理反应，同样适用于五畜的精气。五畜精气同样有虚实两种基本状态，五畜精气以营卫方式运动的过程中，五畜精气的清浊影响营卫的升降，表现为通滞两种基本状态及其对健康和生命活动的后续影响。

五畜在人的生命活动中，有增进精气的作用。《素问·异法方宜论》在分析西部地区的饮食特点时说：“其民华实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骨肉脂肥的饮食，从积极的一面来说，可使人的形体慓悍、免疫力强，说明五畜能够增进精气，利于强健身体；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容易发生内脏类疾病。《黄帝内经》在具体说明食物功用时，涉及补虚的地方，多主张食用动物性食物；涉及疏通壅滞的地方，不主张食用动物性食物，而多用菜和草类。

因此，五谷为养，是以五谷精气满足人体基本的物质需要；五畜为益，是在五谷精气的基础上，以五畜精气满足增强人的体质的需要。

补虚是饮食养生的重要内容。体虚主要表现为脏腑虚、气血虚和虚实夹杂，五畜是补虚的主要食物。以葛洪、陶弘景为代表的一批医家、养生家认为，五畜是“血肉有情之品”，主张以血补血、以肉补肉、以脏补脏，使食物与人体产生同气相求。后世形成了食补和药膳理论，称为“以脏补脏”，涉及以血补血、以肉补肉、以心补心、以肝补肝、以肾补肾、以肺补肺、以胃补胃、以脑补脑、以骨补骨等，通俗地表述为吃什么补什么。这些内容可称为养生文化的内容。在此基础上饮食文化、吉祥文化、酒文化有一些发挥，比如，饮食文化发挥出以形补形，食物形状与心相似，认为可补心；形状如肾则补肾。吉祥文化、酒文化发挥得更远，吃鸡翅意味展翅高飞、前

程似锦等。

在中医学、中华养生学中，附会了许多其它不同文化层次的内容，使其科学性淹没在各种附会文化之中，且附会文化的传播比科学要快、要广，更容易深入人心。这容易干扰人们对科学内涵的认识，造成用附会文化来质疑科学。

精气是中华养生学的基本概念，精气是物质，中华养生学所说的吃什么补什么，是指吃什么物质就补什么物质，补的过程是物质转化过程，由动物的某些有效物质转化为人的某些物质，在物质转化上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人们最熟悉的例子是吃动物的脂肪可转化为人的脂肪；动物的血含有一些活血的有效成分，可以对人体活血起一定作用；动物肉富含蛋白质，可以转化为人体组成物质，以转化为人体肌肉为最显著；动物的骨富含钙，转化为人体物质对壮骨有好处；动物的肝、肾是物质生化、转化器官，其有效物质对人体物质的生化、转化有帮助。动物脑富含磷脂，转化为人脑物质对健脑有利，至于是不是直接让一个人变得聪明，这还与人的精神活动有关，涉及物质向精神的转化；动物的心、肺、胃也含有一些对人体有益的物质，但心、肺、胃活动不仅是物质的，主要是人体的机能活动，则与机能活动整体水平有关。动物中存在的有效物质与人体的物质需要对应，就可直接转化为人体物质；动物中存在的有效物质与人体机能活动、精神活动对应的，则是为人体机能活动、精神活动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

至于与物质不存在关系，在饮食活动中，用来表达人们的美好愿望、用来活跃聚餐气氛的一些内容，要在其它文化层次上去理解，不能等同于饮食养生，或许属于心理养生范畴。在有些饮食养生经典著作中，也存在与物质不相关的内容，应该从饮食养生中剔除，或归结到其它文化中去。

3、五畜加剧壅滞

五畜精气比五谷精气更强，受谷者浊，人体接收五畜精气则更容易沉积，引起病变。《黄帝内经》把厚甘重腻食物所产生的病变，称之为“高粱之变”、“高粱之疾”，多发生在肥贵人身上，与现在所说的富贵病相当，或许称为肥贵病更准确。

《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高粱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经常食肥腻的食物，极易生长大的肿疮一类的疾病。《素问·通评虚实论》说：“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瘘厥、气满发逆，肥贵人则高粱之疾也”。消瘅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糖尿病，仆击相当于中风，偏枯相当于半身不遂，瘘厥相当于下肢瘫痪，气满发逆是描述气机不畅、胸满喘促，这些病如果发生在生活富裕、有权有势的人身上，则是由于长期过量食用肥腻食物造成的。

《素问·奇病论》在分析脾瘅病症状之后说：“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治之以兰，除陈气也”。凡是生脾瘅这种病的人，都是肥腻饮食造成的，这些人肯定长期食用厚甘肥腻的食物。肥腻的食物使人产生内热，甘甜的食物使人胸腹满闷，脾运失健，湿热内蕴，上泛而使人口中发甜，日久而转化为消渴症。对于这种病的治疗，要用化郁化湿的兰草，排除积蓄的陈腐之气。

《素问·汤液醪醴论》在分析一些高粱之疾久治不愈的原因时说：“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神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这是因为嗜好肥腻食物的欲望没有因病而穷尽，精神却因病而忧愁不止，致使精气衰败，营气枯涩，卫气作用消失，神气无所依附，这样，对治疗已失去反应，所以，病久治不愈。由此提出：“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气乃平”。使阴精归于平复，疏通五脏的的郁积。这样，精气自然会生成，形体也强壮，骨骼与肌肉保持常态，正气也就恢复正常了。

根据《黄帝内经》关于高粱之变、高粱之疾的分析，后世总结为“清积”原则，积表现为气积、血积、食积、酒积、痰积、肉积、水积、乳积等，犯于经络则经络壅滞生疾，犯于血脉则血脉壅滞生疾，犯于五脏则五脏胀满受损，犯于筋骨则筋骨痿厥寒热，形成了关于食源性疾病的一些基本认识和治疗方法。

在蒙古民族统治中原的金元时期，上层贵族食肉嗜欲无穷而再无奔弛草原谋生之累，肥贵者高粱之疾比较普遍，“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因而一时引发的内热病流行，这个时期的医学，形成了治疗内热病的医学流派，有代表性的是刘完素的“寒凉派”、张从正的“攻下派”、李东垣的“补土派”、朱丹溪的“滋阴派”。这些流派对于疏通壅滞、消除内火，有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形成了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成为中医学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目前大众饮食消费，与金元时期有相似之处，所以，这个时期的医学和养生学著作，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