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立宪发展过程中英国整体社会经济状况及政治利益集团

君主立宪发展过程中英国整体社会经济及政治利益集团状况

一、果----对《权利法案》简单分析

从1603年詹姆斯一世继承王位，开启斯图亚特王朝，历代君主在宗教问题和君主特权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一再激起多数政治群体的“教皇制和专权危机”恐惧，而政治群体内部在革命中出现严重分歧，特别是一些重复发作的基本问题，比如君主特权到底应否受到法律约束，国会建议国王和表达观点的作用到底应该有多大，国会赞成才可税收的原则到底应否维持，国王所采取的宗教政策、对阿民念派主教的任命到底会否破坏英格兰新教根基，所有这些问题仿佛一瓶烈酒，让人饮后焦虑由心而生。但是这些问题，早在都铎王朝后期就基本得到了解决，或者说逐渐确立的宪政原则已经框定了英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只是矛盾体中的另一个方面即君主特权的强调试图改变这种方向，寻求建立欧洲大陆式的绝对君权制。从而演化成了包括立法，财政，军队，选举自由，宗教自由以及公民基本权利等在内主权之争，在这个政治进程中，虽然各方对于终极目标分歧严重，但出于实现多种多样的政治意图的目的，还是形成了一些共识，其最终法律形式就是1689年的《权利法案》。它不仅重申了一些“古老权利”，比如议员享有言论自由权利（亨利七世）、征税权属于议会（伊丽莎白，共识，基本定型）国民可以自由请愿等，同时还确立了某些长期争议不决的宪法问题，比如未经议会许可，国王不得中止法律，不得滥用法律赦免权等，另外，《法案》还对军队的议会控制，公民的诉讼权利等加以规定。虽然这些“只是在最低限度上改变了国王权力”，但却让英国不可逆转地踏上了君主立宪的道路，开启了近代议会君主制的大门。

二、背景----17世纪英国的经济与社会

英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14世纪，因为卷入封建混战的只是少数权欲熏心的大贵族，在15世纪，城乡经济的发展未受多大影响。到了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工农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手工工场遍及全国。此时，其传统的酿酒、造船、采矿、建筑等行业，因采用新技术，实行更精细的内部分工，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产量几度翻番；造纸、制糖、火药、兵器制造等新型工业异军突起，经济实力蒸蒸日上。

面对汹涌的资本主义浪潮，贵族、乡绅，商人，佃户，农民及城镇的手工艺人等不同阶层做出了不同的应对，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但1640年的市民革命发生之前，英国社会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趋势。首先看贵族，1485年博斯沃思战役终结了长达三十年的玫瑰战争，许多名门望族人亡家灭，残存下来的贵族因受家世和封建传统所累，在财富积累上，显得比较保守，多数人固守原有的土地经营方式，靠货币地租维持生计。而因为贵金属大量流入，货币贬值，再加上维持与其个人身份相称的尊严和威仪，开销甚巨，另外，贵族本身也有挥霍的习惯，这些因素造成有些贵族债台高筑，只得变卖的地产，最后家道中落。与此同时，另一部分残存下来的大贵族，却融入了经济潮流，他们采用新的土地经营方式，热衷于经济创新，深深卷入社会经济的商贸重建中，成长为新贵族。比如维尼家族的埃德蒙-维尼爵士于16世纪晚期--17世纪早期，花费巨款维持其在中央的地位，内战中作为查理一世的护旗手，内战早期便战死，但是他的儿子拉尔夫爵士对于内战的立场恰恰相反。战后，拉尔夫爵士努力恢复家族财产，其妻子死后，一直没有续弦，因为他不想要太多孩子，那样会引发财产分配的风险。这完全是清教式的生活态度。

其次，乡绅是由封建骑士和富农演化而来，作为中等土地所有者，他们富有求实精神和应变能力，即使转变经营方式，或采用雇工劳动，改进技术，把生产商品粮、获取利润作为经营地产的根本目的，或创办工商业，投资海外贸易。到了伊丽莎白时期，乡绅的地产已经超过大贵族地产的10倍。冬季到城镇过冬，成了乡绅阶层特有的文化，更有“伦敦季”的

说法，1631年，查理一世下令乡绅全部回乡维持收割秩序，违者重罚。但还是有一些人甘愿受罚，也不回去，非常惬意的生活。

商人在城镇中冒险机会多，发财机会多，商户纷纷争取成为特许贸易公司的一员，他们“生来富有，通过平坦的财富之路，越来越富有”。另外，一些敢于冒险的小商人、小雇主、船长等，还开辟新贸易

佃户收入得到普遍提高，他们占有大量农田，17世纪早期，约7%的佃户持有61%的土地。日常生活出现“新家居文化”，室内动产增多，进口毛毯铺在桌子上当装饰品。至于纽曼农，早在伊丽莎白时期，嫁女儿时的嫁妆已经翻了6倍。有些小农农业生产之余，以加工镰刀等为副业，但手工工场的生产又严重依赖市场，欧洲大陆一旦遇有战事，市场萧条，生活陷入贫困；但多数小农因为支付不起高低组，生产较小的粮食，抵御歉收的风险的能力小，很容易就破产成为资本原始积累下的廉价劳动力。城镇底层的手工艺者，基于同样原因，面临劳动工资的困难和不确定性。

中间阶层，包括律师、医生、教师等，经济实力得到壮大，他们是新兴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之一，他们和乡绅、城市商人一同构成当时所谓的“中等人”。

市民革命之前的社会状况，呈现了“结构性贫困”的现象，两极分化严重，这就催生早期的社会保障的尝试，政府出台了“收容遣送办法”（伦敦，专门机构抓人）。

都铎王朝复辟后，英国的社会经济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主粮大麦和小麦的价格从

1650-1680年代一致在下跌，肉价基本稳定，但略微上涨，同时人们的工资没有太大变化，但1680的购买力却比1630年代上涨了50%，普通人养家的压力逐渐减小。

这一时期，工农业都呈现出区域专业化或集聚的发展趋势。东部和东南部，耕种占据主导，生产的谷物主要供应伦敦和东南部城镇以及邻近的欧洲市场。养殖业则集中在北部和西部。传统金属制造，为适应市场需求，品种也开始多样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只举两个例子，西部的港口城市，比如利物浦17世纪早期只是一个小市场城镇，1670年人口也仅为为5千人，但到了1750年人口为2.2万人。主营煤炭的纽斯卡尔，人口从1.2万增加到2.9万。

与此同时，英国的海外贸易的特征是进出口结构优化，转口贸易水平高。1640年内战前夕，伦敦出口的毛织物，比例达到92%，1660年降到了74%，1700年则降到了72%。英格兰进口的烟草，有2/3再出口给欧洲市场，特别是欧洲北部，糖有1/3再出口到欧洲。从东方进口的胡椒九成都被再出口。

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1660-1700年间，国会通过了四十余项运河法案。除了得天独厚的海运，水运也得到改善，陆路交通建设已经出现了收费公路的制度。这就让国内货物更加方便。（小城镇的杂货店老板的例子，很具代表性）总之，英格兰渐渐地不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商贸体系整合和转变逐步完成。市场网络延伸到全国，跨过大洋，达到各大洲，成为了一个市场经济，一个新兴的世界经济。

E.A.里格利称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为“有机经济”，它虽仍然非常依赖人和动物的肌肉力量，或风、水等带动机器运转，还不是“矿物能量经济”，还不是工业革命时期，不过显然，这是一种很高级的“有机经济”，很多方面已经开始初现雏形了。

三、过程----政治群体及其主张和一些具有宪法意义的文件

（一）国会

1、斯图亚特王朝以前的宪法原则及议会地位

早在13-15世纪，英国宪法基本原则已初步确立，即君主的权力应当而且必须受法律限制。在都铎王朝时期，除了征税须经议会同意之外，议会自身的地位发生深刻变化，第一，就是议会权力范围扩大了。宗教改革前夕，许多人仍认为议会辩论宗教问题“是不可思议的”，宗教改革后，议会干预和处理宗教事务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同时“国王在议会”意味着议

会由国王、上院、下院构成。第二，议会立法获得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这一点是社会共识，包括国王、政府大臣和法官都予以承认。

2、议会的构成

首先，上院

都铎王朝末期，世俗贵族多是国王册封的，主教都是国王任命的，议长由大法官担任。世俗贵族在上院中的人数达到59人，成为主体。教会贵族则减少到26人，居附属地位。有西方学者称此时的上院是“柔顺的柳树而非挺拔的桦树”。

其次，下院

1429年的法规将选民资格限定为年收入40先令的自有土地持有人，后来经过选举程序改革，削弱了郡守对于选举结果的暗箱操作。随着经济的发展，尽管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数大增，但是此时的议会选举依然受到贵族操纵，比如埃塞克斯伯爵控制了12个城市候选人的提名权，而莱斯特伯爵控制了7个城市。不过，这方面走的最远的是国王詹姆斯二世，它为了制造一届御用议会，不惜对负责组织选举的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清洗，对治安法官，1687年撤换38%，1688年撤换66%，他还对自治城市的自治特许状进行修订，缩小其自治范围。这种侵犯选举自由的行为，是对历史的倒退。

下院的构成成分主要是乡绅，商人，政府官员，自治城市代表以及市民代表和和普通律师等中间阶层。从经济实力上而言，毫无疑问，这些阶层是实力雄厚的有产者。

3、市民革命期间议会和王权的冲突及议会出台的具宪法意义的文件

首先，财政税收

詹姆斯一世即位时从前朝继承了40万英镑的债务，再加上战争，公主出嫁，王子治丧，这些因素导致了财政困难，召开议会，议会往往采取有条件的拨款，比如支持新教国家荷兰，与西班牙开战，或提出议会有权选择国王的政治顾问等，而国王就会以议会不应当干涉君主特权的理由，解散议会。之后，国王一般采取非法提高关税，船税征收常态化，强制贷款，暗中接受法国政治献金，卖官鬻爵，出售专卖权，强迫国民“自愿捐献”等措施增加税收收入，凡拒绝者，或逮捕入狱，或强迫从军。这就严重侵犯了国民的财政安全，违背了国王的守护国民，为国民谋福祉的政治义务。当时局发展对国会有利时，国会就会抓紧机遇，通过三年法案确立国会的常规地位，否定国王财政政策的合法性。

其次，控制政府大臣

早在14世纪，这项权力将这项权力攥在手里了，当时受到弹劾有王室总管、宫廷内侍、大商人、市长、大法官、咨议会（枢密院）成员、首席法官、大主教、帝师。但是当国会弹劾白金汉公爵时，国王查理一世不惜解散议会。1629年的国会抨击查理一世的教皇制阴谋，指责其税收合法性的时候，国王下令解散议会，当下院议长向下院宣布解散国会时，议长被按在椅子上，其他议员拒绝让他宣布解散，下院的大门紧闭，把国王信使挡在门外，最后议会在约翰-艾略特爵士代领下继续进行，通过决议。

再次，人身自由保障

这一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五骑士案”，即达内尔、科贝特、汉普顿、厄尔、赫文汉五位其实因拒绝强制贷款，而被捕入狱，当局给出的执法依据是国王的特别命令，并声言人身保护法不适用这个问题。而骑士们却援引大宪章说国家只能根据法律逮捕国民，国王的权力必须受到公认的法律限制。

再再次，国王之于法律

基于对君权绝对主义的强调，国王寻求一种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最典型的就是为了讨好天主教国家法国，查理二世两次宣布《容忍宣言》，试图中止《克拉伦顿法典》，以恢复天主教徒的权利。最终因议会的强烈反对，查理二世不得不收回成命。《考察法案》同样遭到詹姆斯二世的挑衅，该法案将非国教徒排除在公职任职资格之外，詹姆斯就用特赦权（不

是大赦权），这只能显示出他政治上的愚蠢。

最后，王位继承问题

这个问题最典型的就是两次“排斥危机”，当詹姆斯二世还是王储之时，就皈依天主教，并迎娶天主教徒为妻，但是婚后一直无子，国人庆幸将来可以由詹姆斯二世信奉新教的大女儿玛丽，即奥兰治的威廉妻子（丹比伯爵牵线）继承王位，但玛丽王后怀孕让这一切破灭了。这就是第三次“教皇制和专权危机”，它的解决方式就是七个政治领袖（五位辉格派，两位托利派）联合致信玛丽和威廉，要求保护英格兰的信仰和财产自由。面对入侵，詹姆斯准备武力镇压，但是军队临阵倒戈（武王伐纣），一些城市开始叛乱，比如丹比伯爵率领绅士控制了约克。（丹比伯爵，五大臣体系瓦解之后，查理二世的首席大臣，后因前英驻法大使揭露多弗条约的秘密条款，被议会问责，在伦敦塔关了5年）

（二）国王

都铎王朝时期的国王和议会的关系是相互合作与支持的。比如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中，议会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支持，承认国王的宗教首脑地位，因为不但有利于摆脱腐朽的教皇制度和新教的传播，而且会让议会的权力延伸到宗教领域。到了伊丽莎白时期，扭转“血腥玛丽”的天主教倾向，将安立甘宗确立为英国国教，它既吸纳了部分新教原则，又保留了大量天主教参与，独立于罗马教皇控制之外，隶属于国王统治之下，同时又允许阿民念派，清教派，长老会等其他教派存在，达成了一种宗教和解，史学家称之为詹姆斯--伊丽莎白的一致性。但是斯图亚特的第一代国王詹姆斯一世崇尚君权绝对主义，强调君权神授，即君主是凭借着上帝的意志和万物的自然秩序而有此职位，君主是所有法律无可争议的来源，而他们的臣民必须以耐心的顺从忍受君主的统治，不管这种统治是多么严厉。同时国王是个统治经验丰富，很有政治智慧的君主，他为了平衡欧洲局势，与西班牙修好，坚持让王储查理王子与西班牙联姻。而查理一世即位后，继续重用与先王有同性恋关系，但平庸至极的白金汉公爵，而且还任用崇尚等级秩序和权威的阿民念派，该教派的劳德大主教进入权力核心之后，强力推行所谓宗教创新，实行新闻出版审查，清理清教徒，不经审判即行关押，还干涉国民的日常礼拜活动。下院议员称阿民念派不过是教皇制度的余孽，上院的请教贵族认为它是从窗户潜入的随时准备为教皇制敞开大门的小贼。内战之后，复辟的查理二世在宗教上很谨慎，在与法国签订的多弗条约中采用了秘密条款形式承诺中止对天主教徒的刑法，并择日皈依天主教，他的这一夙愿在弥留之际得偿。詹姆斯二世在王储时期就皈依天主教，并赢取天主教徒摩德纳的公主玛丽为妻。斯图亚特王朝历代君主的宗教政策让国民对国王的意图产生了怀疑，怀疑他们要整个国家再次拖进教皇权威之下，这就坚定了其他政治群体反对国王的一致立场。

（三）各派政治力量的主张和重要文件

1、清教徒的宗教主张

除非有宗教理论推动，政治因素不会单独引发对国王专权的抵制。（麦考利勋爵）而清教派作为新教中的一支，它的宗教主张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对于市民革命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没有人自称自己是清教徒，这只是斗争对手对他们的蔑称，他们与其他派别的区别是对深入改革极端热忱，即试图通过改革实现新教信仰的完全一致性，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宗教生活，寻求“一切无序事物的归约”，即宗教和社会道德中的所有无序归约到上帝所要求的那样，也就是遵从经文。这些人具有炙热的信仰而又恪守信条，他们即刻审视自己的日常行为，还经常写精神日记，通过自审和自省，来神圣化个人生活，确认自己是否是被选中者，是否会得到救赎，然而被选中的人很少，他们就会努力去确认，这种挣扎培养了一种精神焦虑，这种焦虑不仅仅是塑造了他们自己的生活，还影响到其他人的宗教生活。他们提倡“福音运动”，就是最大限度的传播“福音”，使民众开化。但很明显，他们对普通民众的要求过高了，因为这些“不可雕琢的朽木”，相信法术，求助术士，他们亵渎神灵，他

们不懂得遵从上帝旨意圣洁地生活，他们沿袭某些陋习，不断冒犯上帝，他们咒骂，饮酒无度，乐忠于“轻佻下流的舞蹈”，他们不安守安息日，要么是在工作，要么是业余活动，从教堂出来就直奔酒屋，他们天生由各种欲望所驱使，他们是大众习俗的囚徒，而非经文训诫的追随者。福音运动的结局只能是失败。

2、中间阶层的信仰自由主张

随着战局发展，革命过程中出现了之前没有的目标和期望，集中体现在中间阶层的平民立场和“良心自由”问题上。中等派声称自己是代表“中层和较弱人群，那些穿打补丁的钉鞋者，那些普通士兵，那些穿皮毛围裙者，所有英格兰劳动和工业人民”，还进一步声称“所有权力，均来源于全国人民所组成的整体”，主张人民主权，废弃上议院，实行一院制国会并重新分配国会席位，让其更为平等，选举每两年举行一次，且让选举权范围更广泛。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激进的改革主张，在军队内部就遭到了反对的声音，波特尼辩论中，亨利-埃尔顿将军针对军士们乌托邦式的改革方案和他们“将士们为何而战”的疑问，他的回答是“为了法律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这些平等派主张，在军队控制国王，驱散议会之后，受激进的平等派思想影响的军事委员会代表和部分军官在与国王的和谈中，提出的“谏言书要点”还是得到了体现，谏言书在宗教问题上允许国王恢复主教制和老式祷告书，只是国教会无权强制要求所有人都按照此形式进行礼拜，即重建英格兰国教会可以，但要求良心自由。

3、《权利请愿书》

面对查理一世的强制贷款，侵犯国民人身自由和白金汉公爵的军事上再三失败，1628年3月的议会向国王提出了《权利请愿书》，其内容是，第一，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强行征收任何赋税、借款、捐赠；第二，除非通过正当法律，不得拘捕任何人；第三，军队不得进驻民房；第四，不得在平时随意实施战时法。

《权利请愿书》在技术策略上和精神实质上都与大宪章一脉相承，它的根本动机是剥夺国王高于法律的特权，将国王的行为限定在法律和议会许可范围内，其最终结果必将是国家主权从国王手中转移到议会手中。所以，《权利请愿书》是英国议会君主制建立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文件。

四、尾----个人觉得有意思的问题

（一）克伦威尔的评价

克伦威尔出身绅士家庭，却地位卑微，因不是长子，后来他成为长期国会的剑桥议员，战争爆发后，他离开国会，为东部联盟招募军队，并逐渐从上尉晋升为骑兵团上校，被描述为“痛苦和狂喜”的男人，宗教狂热，有几分抑郁，他在战争中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其部队以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著称。在马斯顿荒原战役中，以及后来的击退苏格兰军事干涉，平定爱尔兰的战役中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甚至在敌众我寡，士气低落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出奇制胜。也正因为此，他在军队中享有极高的威信，甚至可以说“新模范军”就是克伦威尔的军队。在军政府不能够稳定政治局势形势下，国会向他呈递“逊位请愿和建议”，请他恢复古老宪政并接受王位。他自称是“保卫教区和平的治安官”，只想保卫上帝的宗教宽容事业，于是回答说：“我不会重建已被上帝并已埋于尘土的实务。”但是军政府并没有得到政治群体中的多数赞同，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弑君者。而他的昔日盟友说他只是个伪善的机会主义者。原平等派的约翰-李尔本形容克伦威尔“口口声声上帝，可以哭泣，可以嚎啕，哪怕此时他正刺穿你的胸膛”。

但是从心理学上，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对于有些问题往往非常固执的，特别是考虑到当时人们对于上帝的虔诚，为什么不能说他是个诚实而又才华的人，考虑到中国历史上的黄袍加身，烛影斧声等历史事件，他的拒绝为什么不能说明其人格伟大的一面。

（二）关于内战的各派政治立场

关于内战立场选取的研究越来越深刻，研究显示，社会层面和地理分布上，人们的态度非常不同，但只是程度的不同，没有绝对的划分，比如上议院三分之二的贵族支持国王，有三分之一支持国会，比如曼彻斯特，贝德福德，沃里克，诺森伯兰等伯爵，为国会而战。大多数绅士都想方设法远离战乱，另外，所谓“中等人”，也就是小镇和教区的领袖，他们和绅士们情况类似，当时资料显示，他们大多支持国会，很多人都倾向国会。和同绅士的情况类似，很多中等人都没有参战，而参战的，大都支持国会，同贵族形成对照。

参考书目：

1、程汉大著《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2、耶鲁大学公开课《英国近代史》主讲老师Keith E. Wrightson，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

位，现为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同时他还是英国社科院院士(1996)、皇家历史学会会士(1986)、剑桥耶稣学院荣誉院士。

3、沃尔特·白哲特著李国庆译《英国宪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4、斯科特·戈登著应奇等译《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9月第1版

5、哈罗德·J·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9

月第1版

6、托马斯·马丁·林赛著孔祥民等译《宗教改革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10

月第1版

7、马岭著《宪法权利解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9第1版

8、英国1689年《权利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