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政治史研究的一种新路径—— 读《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

第34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2年11月 Vol.34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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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4-25

作者简介：李新艳（1980-），女，河北沧州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中共近代现史。 -57-

探索政治史研究的一种新路径

—— 读《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

李新艳

（河北大学 马列教研部，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费约翰的《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一书，以其独到的视角，抓住了“唤醒”中国这个主题，采用多种角度来审视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展现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觉醒的各个方面，揭示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使人们对于近代中国的革命有了一个新的认知，探索了政治史研究的一种新路径。

关键词：唤醒；国民革命；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 K 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2)06-0057-04

A New Path to Study Political History

—— An Impression from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LI Xin-yan

（Department of Marxism-Leninism Teaching and Studying,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

Abstract: John Fitzgerald’s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 with its unique perspective, focus on how to “wake up” China, using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to look at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which show the aspects of social arousal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It reveals some deep-seated problems which give people a new cognition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 and it explores a new path to study political history

Key Words: awakening;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political culture

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进程而言，中华民族从沉睡中被唤醒过来。在这个过程中，由西方传入的“启蒙”“、“觉悟”等观念，转变成一种中华民族觉醒的话语。由此，一场民族导向的文化运动，从“自发的”自我觉醒观念，发展为一场以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为目标的运动。但“觉醒”这个概念在中国曾经有过什么含义，被谁以及针对谁而使用，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而言究竟有什么影响，却鲜有人论述。费约翰教授的《唤醒中国——

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①

一书，则在这个问题

上进行了一次历史的跋涉，把中国的觉醒置于近代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加以论述，探讨了一段隐喻的历史，即“唤醒政治”是如何在一场群众运动中逐渐变得体制化。

一

在英语中，“awakening ”一词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介于及物与不及物之间。这样，“awakening ”也就具有两个意思，即自动的觉醒与被唤醒。费约翰正是通过一种觉醒含义向另一种觉醒含义的转变研究，考察了民族觉醒怎样从一种不成熟的冲动演变为一种鲜明的纪律化的群众政治风格，并被置于高度纪律化的训导型国家的监管之下。

“唤醒”在当时中国社会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词汇，遍及于当时的日记、自传、艺术、文学、伦理、教育、历史、考古、科学、医学、地理学、人种学等之中。在回答为何“唤醒”一词如此普遍存在于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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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个问题上，费著的“叙事结构拒绝以传统叙事方法为模本，而是开辟了近代中国历史新的分析途径”，着力于从多重隐喻中解决“历史难题”[1]。作者对全书结构作了如下安排：第一章，文化史；第二章，道德规范；第三章，人种学；第四章，治国策；第五章，政治制度建构；第六章，纪律；第七章，组织；最后，语言。而“唤醒”这一主题把这些分散的领域连接在一起，并使各个部分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展现了从“自发的”自我觉醒，到“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唤醒过程中的一个个清晰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觉醒的主题变得越来越狭窄，觉醒一词的使用领域也越来越窄。

作者在文中首先对觉醒与被觉醒的关系展开讨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带来的觉醒，不仅指向民族，也指向个人的独立和自我实现，是启蒙、进步和科学等普遍理想的觉醒。关于拿破仑对中国觉醒的预告，作者认为并不真实，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人需要将自己重新组织成为一个民族，并为自己心目中的拿破仑留出位置。这个传说展示的是中国对拿破仑式人物的呼唤，这一形象也弥合了唤醒者与被唤醒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列宁及其政党组织方式和领导方式的到来，又取代了拿破仑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中国需要寻找自己的列宁。孙中山形象的塑造，可以说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关系。国民革命在军事斗争的同时，也进行着政治竞争，就是制作和占有中华民族的新偶像，孙中山的名字最终成功地与中华民族的认同连接在一起。

由普遍的“我”的觉醒，转向特定的“我”的觉醒，也就是新的民族认同形式的出现，需要通过伦理的功能来解决。中国社会内部的众多差异，伦理可以起到沟通、整合的作用。只有当伦理道德与治国策略结合起来的时候，个人的觉醒才会与民族的觉醒相汇合。从康有为的自我觉醒到国民革命时期民众的觉醒，勾画出一个伦理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轮廓。但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构建是不可能实现的，民族最终被选择作为理性的社会单位。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均向此方向努力，中国需要发展出一种“民族主义”的伦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个人的觉醒逐渐与民族的认同联系在一起，个人的独立、自由成为民族独立与自由的原型。这期间，五四新文学也通过探索束缚、解放和浪漫之爱等主题，帮助塑造了觉醒的民族。这种自我觉醒和浪漫主义的写作方式在国民革命中得到发扬，被应用于民族服务之中，浪漫之爱和革命的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

民族认同的建构完成，随之而来的是民族国家形式的选择。到底是应该选择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还是选择联邦制，孙中山与陈炯明存在分歧。孙中山想建立的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族自主的梦想，而在陈炯明的心目中，地方自治具有很高的地位。双方的这种冲突最终发展为扩张中的中央集权国家与地方精英的竞争，在公共纪念物、艺术、文学、语言等领域，民族主义者对其抵制势力展开了进攻。在这个过程中，“封建”一词获得新的含义，与倒退、家长制、迷信等联系起来，这就使得此后的非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模式被排除出民族主义运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框架开始建立。孙中山的中央集权理想击败了被冠以“封建”之名的陈炯明的地方自治理想。

中央集权的国家形式解决后，孙中山面对的是政治体制的选择，那就是中国究竟应该选择自由主义政体还是集权的党治国家形式。国民党与自由主义有着很深的渊源，孙中山本人就曾为此而奋斗。但屡次的失败，使得孙中山开始转向集权式的政治理想。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改组国民党要求党员忠于自己，1922年在修改党章时又提出训政的主张，这均是他的一些尝试。孙中山的主张遭到国民党内一些元老的反对，他们试图对此进行抵制。但孙中山对集权制的企盼难以更改，共产党和俄国也支持他这种思想，希望他进行大众宣传。于是，孙中山开始将目光转向党治问题，对国民党进行改组。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通过了一党建国的纲领。由此，一个纪律性的高度集权的政党，取代了不受约束的自由主义政体。国民党的权威得到确立，代表国民党就意味着代表国家。而这也是其他政治派别与国民党在自由主义框架内合作的终结，国家内部不再需要互相竞争的政党，党治国家的推行也不再允许其他政治派别的声音存在。

党治国家的确立，意味着对国民党党内纪律的强化。孙中山在世时，政党、国家和民族统一曾经物化为他自己。但随着他的去世，“卡里斯玛”型的领导逐渐让位于官僚纪律。孙中山的逝世，使得国民党内原先压制的矛盾日益严重，国民党需要一个单一的、一致的声音来说话，以便维护党治国家的权威，使国家成为一个整体。这种情况使得国民党宣传部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实现“宣传和意见的统一”成为宣传部的首要职能。正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出任宣传部部长（代理），他制定了一套制度和纪律来加强党内的宣传，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由此，国民党成为一个测试纪律的实验室，这些程序首先实施在广东人身上，并最终推向全国，力图使每一个国民党控制下的人民都成为国民党中国的觉醒公民。

从本书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通过对“大同”普遍秩序的描述，发展为一个单一民族群体的觉悟，从一个民族的理想，转到一个统一国家的理念，再转到一个政党的理想，最后从一个政党的理想，转到先觉的领导者单一的、绝对的声音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唤醒的形式、内容、范围逐渐发生转变，唤醒政治的焦点逐步变得越来越狭窄。

二

本书可以说是一部独具特色的著作，作者采用多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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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审视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一方面展现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觉醒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细致考察了北伐前民族主义和共产党在宣传和组织方面的努力。作者的目的就是力图再现少数精英在连接个人与国家民族上的努力与争论，主要展示了一个政治的觉醒是如何被体制化进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的。概括而言，作者通过对一个根植于古老的中华帝国和欧洲启蒙运动中的历史隐喻的追溯，展现了其在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发生发展过程。

作者在写作方法上摆脱了简单的以革命为主题的叙事方式，在政治史研究中引进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通过这种方式，以“唤醒”中国为主题，将文化研究与诸多领域连接起来，也就是说民族觉醒的观念，把各个特殊的文化领域联系起来，并将其与政治行动领域联系在一起，展现了一副多彩的觉醒画面。但作者这种写作特点却在对一些人物的分析过程中被逐渐淡化，作者用了大量篇幅来分析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戴季陶、毛泽东等人。随着行文的深入，唤醒的领域逐步向单一的政治领域发展，原先多彩的画面开始消失。作者在文章开始时所述的研究方法在后半部分并未得到很好的体现。

在文章的组织方式上，作者采用了一些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法，把中国的历史觉醒当作一个历史问题，而不是一种历史叙述来研究，并不追求什么有权威的答案。文章的各个组成部分不是按时间的顺序排列，而是将一些看似不相关的类别在唤醒的主题下连接起来，展现了一副层层演进的历史画面，使得行文具有一种紧凑感。作者对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戴季陶、毛泽东等人的论说也是颇具特色，引人入胜。但文章也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一些论说往往呈现支离破碎的特征。如对康有为等人的描述，往往根据文章需要而分散在各个章节，对他们的思想难以整体把握，使读者读起来有一种迷茫、乏味的感觉。另外，在作者这种后现代写作方法之后掩盖的好像仍旧是他的线性发展史观，这也许与作者全书是在第五、六、七章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有关，在写作中已预设了一种单一意识形态的出现。

从本书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具有很渊博的知识，其研究也呈现一种跨学科的特点，描述了一段丰富多彩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觉醒史。在文中，作者徜徉于文学、史学、伦理、艺术、教育、考古、医学、地理学、人种学之中，为民族主义的政治研究寻找自己的空间。作者对西方文化极为熟悉，往往信手捻来；对中国历史也了解深刻，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但细读全书，总有一种在丛林中探索，摸不着方向的感觉，时而佩服作者独到的见解，时而又偏离主题，不知作者所云。另外，由于作者瞩目于中国觉醒这个主题，在一些问题上往往认识偏颇，对于宣传在中国觉醒中的作用有过于拔高之嫌。如农民运动在当时中国觉

醒的过程中应当是重要的一环，文中只能散见于个章节，无法组成一个完整的画面。对毛泽东在宣传部的作用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但也有忽略毛泽东在农民运动中作用的感觉，进而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从对手那里夺回对宣传部门的控制，更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缺乏深入了解而妄下结论。而且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发展无疑是加剧国共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作者也未给予足够重视。文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作者一直力图将文章各部分紧紧结合在“唤醒”中国的主题下，但显然并非易事。

三

在文中，作者提出了很多发人深思的问题。作者对唤醒、代表与民族革命之间的关系、知识分子与革命国家的关系、阶级与民族的关系、孙中山“圣像”地位的确立等，都有精到的论述。以孙中山为例，他是当时最重要的先觉者与唤醒者，在他去世后，虽然他的主张被国共两党所抛弃，但其本人却为两党所敬奉，这其中的原因发人深思。另外，孙中山以国民政府取代共和政府，建立的是高度纪律化的党治国家，他并不是信仰自由主义的人，而今天却将他视为走向共和的象征。这也说明，历史与现实是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的。

作者指出，对于中国革命而言，国民革命一个重要的贡献，恐怕就在于他对待词语的方式，他们需要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来描述摆在本民族面前的困境和前景。黄兴涛曾指出，正是那些反复使用的表示近现代新生事物、新思想的新名词、新概念，在社会化的重要维度和实践功能意义上，将思维方式与基本价值观念的变迁有机联系起来。当这种名词概念意义上的“思想”等词形成和传播之后，他们所指称的内容和代表的事物，才能在真正完整的现代意义上，成为人们自觉关注和把握的对象[2]。国民革命中开始出现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术语，为人们理解世界提供了新的认识方式，也为政治行为提供了新的基础，新的词汇表改变了他所追求的目标本身。“封建”是个久已有之的词汇，如今被赋予保守、倒退的含义，用来指称那些阻碍中央集权推行的派别。革命开始有了明确的斗争方向，这些语汇随着广泛的宣传，逐渐深入人心，而事物的本来面目却逐渐模糊。

封建与帝国主义这两个词汇的出现，使得中国人对20世纪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提供了20世纪20年代政治活动的基础。1922年“陈炯明事件”后中国共产党首次把地方自治与军阀割据、封建联系起来。而共产党创建初期的内部文件则几乎忽视了帝国主义的存在，直至受共产国际的催促才将帝国主义作为革命对象，孙中山在1923才相信打倒帝国主义的必要性。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是民族的敌人这个概念具有足够的弹性，可以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将更广泛的社会敌人包容进来。以封建为例，人们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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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的封建残余概念，就是一种阶级论的话语，封建本身所包含的非阶级的思想因素却往往被人们忽略。这种历史叙事模式，固然有利于人们对中国历史有一种概念化了解，但剥去历史演进面纱的封建也许更能让人们进一步认识自己的历史与社会体制。

作者认为，阶级斗争在国民革命中的出现，与其说是源于社会内部的冲突，不如说源于国民革命者们所欣赏的国家形态和政治风格。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初期，人们并不愿意接受阶级分裂或阶级斗争的观念，中国被想象成为一个单一的阶级。但1920年代中央集权化国家与地方的抵制冲突催生了阶级斗争的产生，使得以政治革命开始的国民革命最终以社会革命而告终。在这个过程中，国共两党产生分歧：一些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坚持民族革命不包括阶级斗争，另一部分人则坚持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作者提出，国共两党的分裂，不应该看作马列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斗争，而应该是两个阶段的民族主义的斗争。从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说，是关于民族成员资格问题的斗争，当时这个民族仍处于协商之中。在制度上讲，他们是两个建设型政党间的竞争，他们有着不同的梦想。也正是他们在梦想和唤醒方面的努力，决定着未来是什么样子。

简而言之，“唤醒”中国本身是一个极为宏大的题目，作者以其独到的视角，抓住了“唤醒”中国这个主题，将一些看似无关的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展现了一副多姿多彩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觉醒画面。作者通过对中国觉醒过程中政治对文化挪用的考察，以文化角度来审视政治史，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逐层将意识形态的面纱掀起，揭示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使人们对于近代中国的革命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可以说，这种以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在通常的研究模式之外，探索了政治史研究的一种新路径。

[注释]

① 费约翰（John Fitzgerald ），澳大利亚亚特罗布大学亚洲

研究系教授，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一书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该书于1996年初版，1998年再版，并于1998年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在西方学界有很大的影响。本书的中译本由南京大学的李恭忠、李里峰等人翻译，并交由三联书店于2004年10月出版。

[参考文献]

[1] 刘平.塑造“国民”与“国民革命”——评费约翰《唤醒中

国》[J].近代史研究,2006(1).

[2] 黄兴涛.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

“一般思想史”之认识[J].开放时代,2003(4).

[3] 费约翰.李恭忠,李里峰,等,译.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

的政治,文化与阶级[M].上海:三联书店,2006.

（责任编辑、校对：孙尚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