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的功利主义反思

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功利主义反思

龙洁

【摘要】见义勇为是我国传统美德之一。在儒家看来，见义不为就是懦弱的表现。君子应该重义轻利，必要时舍生取义。这样的见义勇为观由于片面强调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用个人的自我牺牲来换取集体利益而饱受诟病，在现阶段已不能适应我国的道德和法制建设。在社会价值观念巨变的今天，传统的道德观念收到巨大的挑战，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去厘清见义勇为的几个向度和效度，辨析见义勇为的功利主义的内涵，重新界定见义勇为主体的责任和权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

【关键词】穆勒见义勇为功利主义正义利益社会功利

正文

一、见义勇为之概念辨析

我国对见义勇为最早的理论论述见之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这一表述至少表征了见义勇为概念的两层含义：一、道德与正义的层面。“义者，人之所宜，赏罚善恶，以立功立事。”儒家的“义”指的是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判断事情的“义”与“不义”，要看行事是否合乎事理，赏罚是否分明。由此可见“义”就是道德和正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做正义的事就是做符合道德的事，所以儒家主张君子要“见义勇为”。二、“义”和“勇”的关系即道德与行动的层面。儒家主张“义”先于或重于“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果利不符合义的要求，就要舍利取义。这种重义轻利的最高境界就是孟子所说的：“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把道德自觉上升到“可欲”（本能的东西）来欲求，这是君子的最高境界，也是君子在道德修为中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仁义礼智信”，“义”仅次于“仁”，可见“义”在儒家道德体系的重要性。见义不为，看见别人危难的时候不出手相救，在儒家看来就是懦弱，见义不为之人就是小人。

古代民间对见义勇为的看法与儒家是一致的。北宋的苏轼在《陈公弼传》曾说“见义勇发，不计祸福”。宋朝《景德传灯录》中有“路见不平，所以按剑”的词句。明朝戏剧家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称：“见义勇为真汉子，莫将成败论英雄”。在民间传说中，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的人物比比皆是，在民间对普通民众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由此而见，儒学作为我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的价值观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而见义勇为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直备受推崇。

但是，我国古代以儒家为代表的见义勇为观是根植于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这种利他性的道德体系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笔者认为，道德对人的行为虽然具有约束作用，但片面地要求个人在践行美德的过程中让渡自己的个人权利以满足他人，将导致道德与欲望的紧张状态，因而也是不可持续的，甚至可以说是伪善的。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道德基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彰显个人理性和价值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主流，以自由、平等、法治为代表的核心价值理念也已经深入人心，片面地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而压抑人的本性，甚至提倡道德的价值高于生命的价值是不可行的。

目前我国对见义勇为的定义主要是立足于法律层面的。在国务院2012年颁布的《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保护意见》中，见义勇为界定为：公民在法定职责、法定义务之外，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挺身而出（的行为）。见义勇为的主体限定为没有肩负法定职责或法定义务的公民。见义勇为者保护的客体是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见义勇为的要件必须有不顾个人安危的情节，并实施了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的行为，或抢险救灾和救人的行为。应该说，现代法律意义上的见义勇为是狭义且有缺陷的。第一，目前见义勇为认定中没有科学、统一、具体的认定标准，比如见义勇为主体限制，一般都将见义勇为行为的主体限定为中国公民，不包括外国人、无国籍人。又比如地域限制，一般都将见义勇为行为的地域限定为中国境内或者本地，实行属地管理。第二，见义勇为的认定机构很不统一。有的规定由公安部门认定, 有的规定社会治安综合管理部门。第三，我国对见义勇为的认定没有统一的时效限制，因此不少地方借故见义勇为行为超过2年的一般民事诉讼用的时效而限制了不

少见义勇为的正当认定。笔者认为，见义勇为从本质上来说仍是一个道德观念，

无法也不可能通过法律去规定人们的行为。其次，该定义没有考虑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如行为人自身的伤害，防卫过当后对犯罪嫌疑人的伤害，或因行为不当引起的对救济人的二次伤害等后果。它属于典型的道德动机论，即仅从人的主观动机来判断行为的善恶，而不考虑行为所产生的效果或后果。这种理论割裂了动机与效果的辩证统一关系，是片面的。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穆勒是这样批判道德动机论的：功利主义的道德只是不承认，牺牲本身就是善事。它认为，一种牺牲如果没有增进或不会增进幸福的总量，那就是浪费。（p20《功利主义》徐大建译商务印书馆）

二、见义勇为在我国的现实困境及其反思

大部分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在险境中，因行为不当而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国家财产损失。据媒体报道，中国每年因见义勇为牺牲数百人，负伤数千人人。大量的案例表明，见义勇为对行为人而言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因见义勇为者自身的能力不足而导致悲剧的例子比比皆是。1988年，四川省石棉县的14岁少年赖宁不顾在场消防人员的劝阻，拿起松枝奋力扑向火海而被火烧死。2009年，长江大学三名大学生为了救落水少年也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虽然这些见义勇为者崇高的动机值得褒奖，但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他们的生命永远逝去，他们的家人将承受了无尽的悲伤和痛苦。

针对见义勇为而导致的牺牲，从法律层面进行的反思很多，本文只从道德角度进行功利主义的反思。首先，从行为的要素出发来行为本身是否善恶。一个人的行为无论善恶，至少应该由五个环节构成：行为主体、行为客体、行为动机、行为手段和行为结果。我们不否认，见义勇为是超越性动机支配下的行为，超越性动机是高于生理性动机的高级动机，是有别于动物的心理机制和心理反应。但是在见义勇为主体能力也需纳入考量体系。如果见义勇为者本身的能力不足或训练不够，导致了他选择错误的行为方式或不当的行为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实施的“见义勇为”，造成的行为结果肯定不是“善”的。所以，动机的善不等于行为的善。为了避免用动机的善来代替行为的善，穆勒着重探讨了行为的结果。他说，“大多数善的行为都不是为了世界利益，而是为了世界福利由之而构成的个人利益；在这些场合，最有道德的人只需要考虑有关的个人，只有一事除外，即必须确保自己不会为了有关个人的利益损害其他任何人的权利或合法期望…增加幸

福就是美德的目的，任何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只有在例外时，才有能力大规模地增加幸福，换言之，才有能力成为一个公众的施主；唯有在这样的时刻，才能要求他考虑公众的功利；而在任何其他的情况下，他必须加以考虑的只是私人的功利，只是少数几个人的利益或幸福。”（p22-23）功利主义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大多数人只需要考虑私人的幸福或功利，只有在他有能力成为公众福利增加者的时候，他的行为才能增加社会的幸福之总和，因而才是善的行为。穆勒进一步论证说，“动机虽然与行为者的品格有很大的关系，却与行为的道德性无关。”所以，我们应该审慎地考量每一次见义勇为事件，如果片面地强调见义勇为行为动机的善，而去忽视见义勇为行为的其他要素时，将会导致行为结果的“恶”，即坏的社会效益。这样的见义勇为行为不但不能加以宣扬和鼓励，而且应从法律层面上加以规范或制裁。

近几年来针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的理性反思很多。很多专家和学者提倡在对未成年人的宣传中使用“见义智为、见义巧为”来代替“见义勇为”，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的行为不提倡、不宣传、不鼓励，这种理性观点的理论基础就是功利主义道德观。当下，我们要尽快从功利主义的角度重塑见义勇为价值观，首先，要遵循生命安全第一、最小损害、规避风险等原则，提倡理性的、量力而为的见义勇为，而不是“见义盲为”、“见义妄为”。其次，增强见义勇为的技能，如为未成年人提供急救、救灾、抢险的训练，而且将之强化为一种公民易于履行的社会责任。最后，提高见义勇为的法律意识，比如在有能力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见到危险紧急情况，打个电话报警、大声呼救都能成为一种合理见义勇为的体现。对见义勇为价值观的重塑，这样做不仅不是道德的倒退，恰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反映。

三、用功利主义化解见义勇为的道德困境

“小悦悦事件”折射出了中国社会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忽视了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折射出了在“丛林法则”主导下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缺失，进而导致了“恻隐之心”让位给人人只求自保的冷漠；也折射出现阶段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是不完善的，对见义勇为者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彭宇案”就是典型的例子之一。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至少需要思考和解决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对见死不救者是否应该追究法律责任？其次，对见义勇为行为中可

能出现的防卫过当或暴力倾向如何进行法律规范？最后，对见义勇为者在无意识的前提下造成了被救助者的伤害如何进行法律界定？

“小悦悦”事件出现后，很多人建议对见死不救者实行法律制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需要厘清两个概念：不做正义的事不等于做不正义的事，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因此后者才是法律制裁的对象。在孔子看来，“见义而不为，无勇也”，意思是是不做正义的事等于怯懦。孔子把这种“见义不为”的行为指为怯懦，而不是不义，这和功利主义思想家对正义的理解是一致的。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就人类福利来说，禁止人类相互伤害的道德规则最为至关重要…唯有遵守这些道德规则，人与人之间才能保持和平：如果它们不再成为规则，遵守它们反倒成了例外，那么每个人都将把其他任何人视为可能的敌人，不得不时时刻刻地防备所有的人”（p74-75），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不伤害他人的安全比维护他人的安全利益更为要紧，“因为一个人很可能并不需要别人的恩惠，但却始终需要别人不伤害自己”（p75）。由此可以看出，功利主义把伤害他人视为非正义，而把维护他人的安全利益当成是美德。”正义具有绝对的义务性，应该受到法律的约束；但美德不属于正义的范畴，它是在正义之上道德层面，“见义不为”只是做了不符合美德的事情，没有理由对其进行法律制裁。穆勒进一步指出，美德的实现如果关涉到自我牺牲，就违背了功利主义的目的，他说，“如果一个社会只能通过自我牺牲才能成全人们成为幸福之人的理想，那么，这个社会是有自身的顽疾的.”（p16）而这种顽疾也不是单单通过某个或某些见义勇为的行为就能根除的.

现代英美法体系深深地根植在功利主义的原则之上。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英美法就是在功用和功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功利主义的思想是集英国法之大成者，反过来它也促进了英国法的发展。通过边沁和穆勒等功利主义思想家的努力，英国法在形式上逐渐趋于完备。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即每个人只需要为自己负责，社会福利即是个人幸福之总和，作为法理原则普遍应用在英美法中。英美法拒绝把见义勇为的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正是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因此，站着看一个小孩在一个浅水池里淹死的路人，不必承担不施救的法律责任，尽管他只要冒最小的风险就可以救小孩的命。同样的，一个人眼看着暴力犯罪的实施而无

动于衷，也不会产生责任。因为非专业人员的“救助”或者“制止犯罪”，可能会产生“私人执法”和“对嫌疑人施加暴力行为”的可能性。

美国社会和法律对于主动救助他人是持消极态度的，美国法律对见义勇为的前提有非常严格的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遭遇需要救助的人，法律只要求民众拿起电话报警。美国法律规定见义勇为者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要评估自身有无救助的能力，自身的介入会不会使得局势更遭；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需要征得被救助人同意。两者缺其一，都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美国的法律认为，将救助强加于陌生人，未经他人同意并违背其意愿迫使他人进入可能的危险或不便，就干预了他人自治和个人的自由。穆勒在《功利主义》中探讨了“惩罚与伤害对等的原则”是否正义的问题。他说，“即便施加惩罚的合理性得到了承认，我们在讨论如何对犯罪行为施加恰当的惩罚时，又会出现多少彼此冲突的正义概念。”（p71）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做法最能激发人们的“原始自发的正义情感”，但这一原则在欧洲已被摒弃。原因就在于：“只要足以使当事人不再重犯并且其他人不再模仿所犯的罪行，对同胞的犯罪施加的惩罚应当越轻越好，无论他犯的是什么罪，否则是非正义的，至少由人施加的过分重罚是非正义的。”（p72）这些功利主义的观点毋宁说是效果论的，不如说是人道主义的。英美等国的法律正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才对见义勇为者进行了法律约束。

那么，如果某些人出于正义的情感而实施了见义勇为的行为，法律是否应该保护他们的权益呢？我国著名的“彭宇案”就折射出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障的缺失。其实，很多国家都有名为“好撒玛利亚人法”，就是保护好心人的法案。“好撒玛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s）”又称为“见义勇为法”，是关于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某种损害时免除责任的法律条文。除了保护陌生的好心人，该法案重点保护的是医疗人员、警方、消防人员在紧急事件中，救助受伤人员时不必因抢救中出现的问题而承担民事责任，除非上述人员疏忽救助或是救助方式错误或是有意延误。美国联邦和各州的法律中都有相关的法律条款，有的叫《好撒玛利亚人法》，有的称《无偿施救者保护法》。

功利主义对应该保护好心人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论证。Samaritan译成中文是“撒玛利亚人”或“乐善好施者”。这一典故来自圣经的《路加福音》“好

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路过的人都没有施救，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恻隐之心上前救助。性善论者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和功利主义的“原始的自发的正义的情感”有相通之处，穆勒的“善有善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心有好报”。穆勒认为，“善有善报也是正义的要求之一，这种正义的要求虽然具有明显的社会功利，并且携带着一种天然的人类情感，乍一看来却与伤害或损害没有明显的关联，可正是与伤害的这种关联…所以是正义的情感具有特定强度的源泉。”他进一步论证说，“善有善报是人们最自然最合理的期望之一，也必定至少受到了受惠者的当时默认…所以一个人如果接受了恩惠，在必要时却拒绝回报，那就会辜负他人的上述期望，使人遭到真正的伤害…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伤害能够在受害人和同情的旁观者心中激起更大的愤怒了。”

四、结语

功利主义从社会效用的角度界定了见义勇为的向度和效度。如果增加了整个社社会的功利，见义勇为无疑是值得推崇和称赞的；但如果损害了个人的利益并致人于险境之中，这样的自我牺牲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功利主义主张个人应该承担起了维护自身安全的责任，见义勇为的责任应该由社会和他人共同来承担，而且，社会应该承担主要的部分。强调自我牺牲的见义勇为并不能增进整个社会的福祉，反而因为威胁个人的安全而损害它。所以，在一个公正而有序的社会里，人人更愿意向善，而不愿意铤而走险去侵害别人的利益，这样的话，对见义勇为的要求就越来越少，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的倡导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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