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它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四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关相辅相成

金岳霖先生是我国现代哲学界的一代宗师。张申府曾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那么金岳霖当是哲学界第一人。”金岳霖先生学贯中西,更为难得的是,金先生作为一个哲学家,身上却没有一般独守书斋的学者常有的腐儒气,浑身散发着魏晋遗韵,魏晋风度所涵盖的率真、重情、独立、超越、重美等品格无不在其身上呈现,真应了那句,“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难怪他的老朋友冯友兰先生说:“他(金岳霖)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为;思想清晰,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他认为“这几句话可以概括嵇康的风度。这几句话对于金先生的风度也完全可以适用。”他还说“我想象中的嵇康和我记忆中的金先生,相互辉映。嵇康的风度是中国文化传统所说的‘雅人深致’、‘晋人风流’的具体体现。金先生是嵇康风度的现代影子。”

我个人感觉金岳霖先生风度上像嵇康,而在性格的“痴气”上、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更像阮籍,阮籍的“阮籍别嫂”、“醉眠妇侧”、“哭悼兵家女”等纯然赤子之心,而金先生与美国女友秦丽琳(Lilian Taylor)同居不婚、给沈性仁写诗、以及“逐林而居”,也是同样的赤子之心。

不修边幅落拓不羁

金岳霖先生仪表堂堂、身材高大挺拔,给人的印象却是不修边幅,落拓不羁。这一点与龙章凤姿、土木形骸的嵇康很像。陈岱孙在《回忆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就说金先生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不修边幅,随遇而安。”对于金岳霖先生的落拓不羁,徐志摩在给梁实秋的信里有淋漓尽致的描绘,1925年金岳霖携其美国女友秦丽琳从欧洲游学回国,“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蓝缕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花黄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黄香蕉皮的皮鞋。他们倒会打算,因为行李多,不雇洋车,要了大车,把所有的皮箱、木箱、皮包、篮子、球板、打字机、一个十斤半沉的大梨子破书等等一大堆全给窝了上去,前头一只毛头打结吃不饱的破骡子一蹩一蹩的拉着,旁边走着一个反穿羊皮统面目黧黑的车夫。他们俩,一个穿怪洋装的中国男人和一个穿怪中国衣的外国女人,也是一蹩一蹩的在大车背后跟着!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和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后面直嗥,意思是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从徐志摩的这段描述中,金岳霖先生落拓不羁的名士风度可谓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远离政治坚守人格

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哲学家,金岳霖先生从青年时代就对政治保持着十分清醒的认知。他28岁的时候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一篇《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开剃头店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这是金岳霖对当时中国政治的判断,也是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清醒选择以及对自己独立人格的坚守。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金岳霖先生和陈岱孙先生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样的学贯中西、一样的卓然不群、一样的单身贵族。两人志趣相投,从1927年开始,历经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时期,一直是过往甚密的同事及挚友。陈先生十分钦佩金岳霖对学问的严谨,他认为金先生“是一位极讲严谨工作,一丝不苟的学者。”据陈岱孙先生回忆,金岳霖“有一个数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习惯,即划出每日的上午为他治学的工作时间,只要环境条件允许,在这工作时间内,他严格地闭门谢客,集中精力研读写作。”“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的这个习惯,绝不在这些日子的上午去走访他以免吃闭门羹。”“抗战时期,他把这一习惯带到了昆明。”当时日机经常轰炸昆明,有几次金先生都沉迷于思考、写作,没有听到防空警报,直到身旁的炸弹声把他从思考中炸醒,他还“木然不知所措”,真可谓物我两忘。抗战中有五六年,金岳霖先生和十几位西南联大的教授一起住在昆明北门街唐家花园中的一座戏台,分据包厢,陈岱孙先生、朱自清先生、李继侗先生、陈福田先生五人合住在正对戏台的楼上正中的大包厢。这些同事兼好友照顾金先生的习惯,在大包厢最清净的一角,划出一块可以容纳他的小床和小书桌的地方,作为他的“领地”,尽量不去侵乱干扰。除了上课外,每日上午仍然是他的雷打不动的研读写作时间——除了和陈岱孙先生一起“跑警报”。金先生的力作《知识论》和《论道》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金先生在《论道》的绪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求得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的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论道》一书,原创性思想之丰富,在中国现代哲学中罕见其匹,被贺麟称为“一本最有独创性的玄学著作”。冯友兰给金岳霖的《论道》和《知识论》下的评语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

生活在朋友中

许多名人的回忆录都注重渲染气场和气势,从而显示自己经历及思想的不凡。而金先生晚年的回忆录,举重若轻,里面谈哲学的篇幅不多,在回忆录里,大谈自己的生活情趣与朋友。该书风格散淡,读该书如同欣赏一幅写意水墨山水画。金岳霖先生非常注重友情,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朋友当中,许多朋友甚至把他当作自己家庭中的一员。金先生说:“爱和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和感觉。这两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有人说可能还非常多。爱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那他们既是亲戚又是朋友。我的二哥和六哥就是这样。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我至少从1914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了朋友的生活,直到现在仍然如如此。“朋友的关系不想则已,想起来却是古怪,血缘既不相干,生活方式也可不一样;它似乎是一种山水画的图案,中间虽有人烟山水草木土地的不同,然而彼此各有彼此的关系,而彼此的关系又各不同,中年以上的人差不多完全靠老朋友,新朋友是不易得到的,心思、情感、兴趣、习惯等都被生活磨成角,碰既碰不得、合也合不来;老朋友在同一历史道路上碾转而来,一见就会心领意会情致怡然。”“我的时代已经进入了通家的时代。所谓朋友,十有八九男女都是朋友。”金先生在朋友面前最能表现他天真烂漫的性格。除了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金先生的朋友还有徐志摩和陆小曼夫妇、陶孟和和沈性仁夫妇、周培源和王蒂徵夫妇、张奚若和杨景任夫妇、钱端升和陈公蕙夫妇、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以及胡适、陈岱孙、冯友兰、邓叔存、陈寅恪、林宰平、沈从文、叶公超等。

徐志摩是金先生的老朋友,加上张奚若,他们都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后来又先后到英国留学。徐志摩和张幼仪在德国离婚时,金岳霖和吴经熊是证明人;而金岳霖和林徽因、梁思成认识,徐志摩是介绍人(费慰梅说:徐志摩对林徽因、梁思成最大的贡献是把金岳霖介绍给他们);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典礼,金岳霖是伴郎;徐志摩飞机遇难后,金岳霖赶到济南为挚友处理后事。徐志摩是这样描述金岳霖的,“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把它劈开了不得舒服。”在徐志摩的日记和给朋友的信里,能感觉到他们关系的亲密。徐志摩和陆小曼恋爱期间,曾写信告诉陆小曼,老金是唯一能理解他俩的朋友。还有一次,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里(1928年10月4日)这样写挚友金岳霖,他刚进金岳霖家“老金就打哈哈,原来新月社那方大地毯,现在他家美美的铺着哪。丽琳还是那旧精神,开口鸡闭口面的有趣。老金长得更丑更蠢更呆更木更傻不拉唧了。”一次徐志摩写了一首诗《你去》,并请金岳霖指正,金先生对这首诗评价:it is one of your best!而徐志摩则风趣地说:“哲学家评诗都不能听,说好,可能是不好。”

金岳霖和陈岱孙先生一起住在清华大学学务处时,当时梅贻琦校长南下,由陈先生代理校务。有一天金先生发现没有手纸了,写张条子给陈先生求救:

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如此嬉笑文字非赤子之心、非挚友之间不能写!抗战结束后,梅贻琦校长委派陈岱孙先生回北京做清华大学的恢复工作,陈先生居然在短时间内把清华园收拾得和原先一样。而金

先生平时和陈岱孙的交往中,对陈先生出色的行政能力竟一点影子都不知道,他为此感到很奇怪。金先生认为陈岱孙先生是他的朋友中少有的非常能办事,而且能办大事的人。而晚年的岱孙先生则对金先生“忠实的为人和处世”念念不忘。

张奚若是金岳霖最老的朋友,自1917年两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认识并成为好友,从此成为一生的挚友。张奚若讲话喜欢说,“我要讲三点”,金先生平时跟他开玩笑,总戏称他为“三点之教”者。有时老朋友也会发生争吵,一次和张奚若话不投机,他说张奚若真是Full of pride and Prejudice(充满傲慢与偏见),张奚若随口反击说你才真是devoid of sense and sensibility(缺乏理智和情感)。这两人哪里是在吵架,分明是在用英文做对联金岳霖虽然饱经欧风美雨的沐浴,但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充满魏晋之风的中国文人。金岳霖先生对中国山水画有极高的鉴赏力。他认为“在艺术方面,中国对世界文化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山水画。”在欣赏山水画方面他有许多心得感悟,他认为山水画“留空白不是简单的事,在能者手里有非常灵巧处理的办法。”山水画中的哲学背景和根源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山水画的中心问题是意境。”包括“画者的意境和看画者的意境。”在谈山水画方面他和邓叔存先生交流得最多。邓先生本身就是著名的书法家、画家。金先生认为邓叔存是他最雅的朋友。邓先生去世后,他曾作挽联怀念:霜露葭苍,宛在碧波千顷水;屋深月满,依稀薜荔百年人。

就我的理解,朋友就是两个相同或相似心灵的相互吸引和沟通。金先生和陶孟和和沈性仁夫妇都是朋友,陶孟和作为当时著名的社会学家,以自己的家庭背景,完全可以进入政界发展,可他却始终和当时的政治保持距离,坚守自己学者的自由之身,这让金岳霖很佩服。沈性仁出身浙江嘉兴书香门第,大姐沈性真(字亦云,著有《亦云回忆》)嫁给了黄郛,小妹沈性元嫁给了钱昌照,兄弟沈怡为国际知名的水利家。沈性仁才貌双全,金岳霖与其相知相惜,十分投契。金岳霖曾写一联藏头诗赠与沈性仁: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兰香静处风。以竹影和兰香来形容沈性仁的风姿。1943年1月23日晚上,金岳霖在西南联大接到沈性仁去世的电报,感觉“当时就像坐很快的电梯下很高的楼,一下子昏天黑地”,等稳下来时,“又看到性仁站在面前”。在其《悼沈性仁》一文里,他写挚友,也写自己。他说沈性仁非常怕人,转而又说“我也怕人,并且还不大看得起人类这样的动物。我总觉得世界演变到人类的产生,无论从方向或结果着想,总不能说是十分满意。”挚友的突然离世,让他感到这个世界顿然昏暗许多!他还说:“就我个人说,我是在抽象思维能够相当精细而在人与人之间情感百分之百粗疏的人,在行为上难免不懂规矩,不守章法,不顾人情,不习世故,因此在生活道路上难免横冲一阵,直撞一阵。不同情于我的人难免觉得我麻烦,甚而至于讨厌。同情我的人又不免发生一种随时加我以保护的心思。”痛失挚友的他,更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孤单与无助。他哭挚友,也在哭自己。

梁思成和林徽因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对这两位朋友的评价很高,用“极赞欲何词”来表达对林徽因的欣赏,用“梁上君子”来表达对梁思成先生的敬意。金先生从认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起,他们就一直保持着亲密的朋友关系。很多时间两家毗邻而居(就是所谓的逐林而居),亲如一家。他们之间的友谊是相互成就的。1955年,林徽因先生因病去世,金岳霖异常痛苦,适逢他的一个学生到办公室看他。他的学生回忆当时的情形,“他先不说话,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他一边说,一边就嚎啕大哭。他两支胳膊靠在办公桌上。我静静的站在他身边,不知说什么好。几分钟后,他慢慢停止哭泣。他擦干眼泪,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我又陪他默默坐了一阵,才伴送他回燕东园。”金岳霖后来回忆到林徽因的追悼会时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开的,我很悲哀,我的眼泪没有停过。”天才是孤独的,失去知音的天才更感孤独!他和张奚若先生写给林徽因的挽联是,“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1956年6月10日金先生请一些老朋友到北京饭店吃饭,到了以后,有人问他是什么原因要请客,金先生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让在场的每一个朋友唏嘘不止。1983年,编辑陈宇为出版林徽因诗文的事去家里采访金老,并带去了一张林徽因的照片。当时老先生已88岁高龄,行动不便、老眼昏花,但是当看到这张照片时,竟激动得像个孩子似的,央求陈宇把照片送给他。当陈宇问他能否给要出版的《林徽因的诗文》写篇文章时,他一字一句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和她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如今,金先生对林徽因先生的这种超越时空的、惊世骇俗的精神之恋已成绝唱。

痴人情趣

金岳霖先生除了做学问的痴、对感情的痴,在生活中也也有很多痴事。在其晚年,一次社科院哲学所的所长去看望他,并要他提要求。谁知金先生张口就说“我要钱”。然后掰着指头说:“大学《逻辑》我不要钱,《论道》那本书我也不要钱,可是《知识论》那本书我要钱。”所长还替他解释一下说“是要稿费”。金先生天真自然,反而让所长替他尴尬。他养黑狼山鸡、斗蛐蛐,这和嵇康的打铁和灌园有异曲同工之妙。表面看来不是大学者所为,而实际恰恰是深得嵇康的魏晋神韵。另外金岳霖还像阮籍一样嗜酒,啤酒、白酒、黄酒都喝,尤嗜黄酒。他谈到醉酒,“解放前喝黄酒的时候多,醉也是黄酒的醉。黄酒的‘醉’有恰大

好处的醉,也有超过好处的程度。前者可以增加文学艺术方面的创作,超过程度就只有坏处。”另外他对中国菜也大加赞赏,认为“中国菜世界第一”。金先生喜欢古树,对全国各地许多有名的古树都如数家珍。古树大多生长在名山大川之间、古寺名刹之中,也许金先生能感知到这些古树的身上的千年灵气。他也喜欢各种花,他把花当成了朋友,在其晚年的回忆录里说:“多年不同花打交道,也没有以前玩花的条件;怕想它,也就不想它了。”他怀着感情谈昆明龙头村的大红花茶树、邓叔存安徽老家的黄梅树、以及以前在北京养的酒杯玉兰和姚黄(牡丹的一种)。他喜欢箭兰气味的“幽”和“清”。他最喜爱是栀子花。栀子花的花语是“永恒的爱与约定”,也许栀子花里含有金先生深沉的感情寄托。

悲歌一曲风流散

许多人诟病解放后金岳霖对政治的靠拢,其中原因除了金先生性格的软弱和天真外,主要是时代的大环境造成的,对此我们不要苛求金先生,而应反思那个让金岳霖这样特性独立的人也要异化的时代,这是金先生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1953年在清华大学对知识分子的“洗澡”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冯友兰因为经历比较复杂,被迫多次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但是主持人还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来与政治无涉,经历清白,过关就比较快,不久还被封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帮助冯友兰转变思想和立场。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一定要彻底交代呀!”说着扑上去就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从金岳霖先生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的率真、重情、独立、超越、重美。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了解金岳霖先生,会给我们有许多有益的启迪。

《广陵散》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让我们伴随着激扬的琴声,来了解嵇康,了解他那个时

代的所独有的风度。

由于自己是学古筝的,所以对《广陵散》有所了解。“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标题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它萌芽于秦、汉时期,其名称记载最早见于魏应璩《与刘孔才书》:“听广陵之清散”。到魏、晋时期它已逐渐成形定稿。随后曾一度流失,后人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发现它,再重新整理,才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广陵散》。嵇康(224—263),字叔夜,谯国铚县(现安徽宿州境内)人。嵇康在正始末年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释私论》),成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之一。在整个魏晋文艺界和思想界,嵇康都是一位极有魅力的人物,他的人格和文化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嵇康喜爱音乐,他弹得一手好琴,尤其善于演奏《广陵散》,倍受人们关注。当时与他齐名的还有比他大十三岁的阮籍,音乐史上常有“嵇琴阮啸”的说法,但在思想和人格上,嵇康要比阮籍更高出一筹。在这学期,有幸在古代文学的课程上更多的了解的嵇康,《世语新说容止》里曾这样描述: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 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用现在的话来说,嵇康是个帅哥,身高180cm以上,仪容俊美,声音悦耳,文采卓越,虽然不刻意打扮自己,却能通过超脱的气度流露出自然地美。嵇康对那些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不以为然,更深恶痛绝那些乌烟瘴气、尔谀我诈的官场仕途。他宁愿在洛阳城外做一个默默无闻而自由自在的打铁匠,也不愿与竖子们同流合污。他如痴如醉地追求着他心中崇高的人生境界:摆脱约束,释放人性,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熊旺的炉火和刚劲的锤击,正是这种境界绝妙的阐释。所以,当他的朋友山涛向朝廷推荐他做官时,他毅然决然地与山涛绝交,并写了文化史上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明心志。

不幸的是,嵇康那卓越的才华和逍遥的处世风格,最终为他招来了祸端。他提出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主张,深深刺痛了统治阶级的要害:嵇康如此藐视圣人经典、痛恨官场仕途,长久下去,岂不危害我太平江山的统治,此人非杀无以正民风、清王道,这里不是现成有个吕安的案子吗?将他牵连进去,既可杀之,又不会施人以柄,于是,在一些仇视嵇康的小人的诽谤和唆使下,公元262年统治者司马昭下令将嵇康处以死刑。在刑场上,有三千太学生向朝廷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拜嵇康为师,这正是向社会昭示了嵇康的学术地位和人格魅力,但这种“无理要求”当然不会被当权者接纳。而此刻嵇康所想的,不是他那神采飞扬的生命即将终止,却是一首美妙绝伦的音乐后继无人。他要过一架琴,在高高的刑台上,面对成千上万前来为他送行的人们,弹奏了最后的《广陵散》,铮铮的琴声,神秘的曲调,铺天盖地,飘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弹毕之后,嵇康从容地引首就戳,时年仅三十九岁。他最令人高山仰止的既不是他的天姿秀出,也不是他的才情四溢,而是其独立健全、震古烁今的人格伟力。他正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生命,对人的认识。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

分子的赞赏。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吏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观相辅相成。——————魏晋风度(清谈之风) “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王夫之说这话时,一眼就看出曹操为儿子曹丕、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在知识分子中各杀了一只骇“猴”的“鸡”。魏晋文坛,便没有了文人的噪音;魏晋风度,第一眼便是血染的风采。争势篡位,司马氏父子杀“鸡”要来得更为爽利,司马懿宰了何晏,司马师宰了夏侯玄,使正始之音断了两根弦。至于前前后后而遭殒命的其他著名文人,李泽厚、余秋雨都曾列过清单加以追悼。原来篡位者竟是这么振振有词,原来杀人者真是这般有恃无恐!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压抑的恐怖,致使魏晋文人一边精心避祸,一边强行理解,仓猝之间行为乖张,出现了种种独特的风度。魏晋风度究竟是什么?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团的散

魏晋风度代表人物夏侯玄

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清谈、吃药和喝酒,组成了风度中的风度。清谈高手分五期: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同志”一词最初使用于东汉末年,可见当时的文人对著名的东汉宦祸是何等的同仇敌忾,这种传统也使魏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文人相轻的时代。可是,政治是不甘仁慈的,建安七子的头把交椅孔融就是死于多嘴,于是正始名士转而清谈不涉及时事的老庄哲学,何晏、王弼还以“无”字对宇宙的追问开辟了本体论的哲学天地。但何晏是不该带头吃“五石散”的,越吃越精神,越精神越多嘴,随后竹林七贤接班清谈,且一齐喝酒,嵇康还独个儿坚决吃药,结果被鲁迅先生一语道破了天机:加夏侯玄在内吃药的三个都被杀,只喝酒的阮籍混过去了。窃想,药使人死,酒使人活,无非因为药越吃越笔挺,酒越喝越摇晃,正的都得杀,歪的才留下。嵇康的白纸黑字是《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不与司马氏谈婚论嫁是因为连续醉了两个月:正的杀以示严厉,歪的留以示宽宏,司马昭的两手,不亚于曹阿瞒的两手。精通文史哲、会耕地施肥、开处方、打铁的嵇康,就这样弹完了人世间最后一曲《广陵散》。第四代清谈核心是谢安。倘若说,起初阮籍们是为了避政治而清谈,那么清谈爱好者发展到晋简文帝后,清谈反而相当于现代的文凭吃香了,成了晋人攀升的依据,著名的王导谢安就是因为清谈而成名而当官的。

魏晋风度与魏晋文学浅谈

魏晋风度与魏晋文学浅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15211409 ,王敏) 摘要:对魏晋文学及魏晋风度的简略阐述 关键词:魏晋风度,魏晋文学 谈到魏晋风度 ,首先得谈它独特的历史背景。自汉末以来 ,大规模战乱不已 ,先是董卓之乱 ,接踵而来的是三国鼎立 ,魏晋易代 ,八王之乱 ,永嘉南渡 ,中原地区出现了白骨遍 野的惨象。魏晋士人们流离失所 ,辗转四方 ,寻求栖身之所 ,过着朝不保夕的寄寓生活。面对天翻地覆 ,人命如蚁的社会现实 ,生性敏感多思的士人 ,心中的哀伤和悲痛可以想见。他们把这种哀伤和悲痛沉淀 ,转换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索和询问 ,转换成对生与死的思索 , 在他们的诗中“,忧生之嗟”随处可见(如《古诗十九首》、曹操《短歌行》) 。同时 ,汉末以来的正统儒学受到反拨 ,面对“白骨蔽平原”的社会现象 ,儒家对于生死问题的逃避态度 ,已不能令魏晋士人满意。况且 ,越来越僵化的礼教 ,成为上层集团统治人的工具 ,阻碍人的真性情、真道德的表达 ,魏晋士人们要求冲破这种束缚 ,展示个人独特魅力。特别是魏晋玄学的兴起 ,从哲学思想上给当时的士人以指导 ,打破了礼教在人们头脑中的僵化作用 ,使当时的士人追求一种自然、超脱、玄远和神明 :一种“大人先生”式的飘逸境界。对这种境界的追求 ,外显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仪表等方面 ,就形成了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吏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血泪交织的挽歌 ——读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提起魏晋风度,不了解的人总觉得那时候的文人学士是很飘逸和自由的,但是现实是残忍的,对那时的文人学士来说那是一场华丽的梦魇。宗白华曾说过“魏晋时期,堪称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 最近有幸读了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这篇文章据《鲁迅日记》为1927年7月23日广州市教育局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当时正是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四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鲁迅的许多学生也被杀,为了表示抗议,鲁迅已坚决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当时他在广州的处境也很危险,按林语堂的说法,国民党政府请鲁迅公开演讲,也有窥测他的态度的用意,鲁迅则在这次演讲中曲折地对国民党暴政作了揭露和讽刺。首先我先大概介绍一下这篇文章,鲁迅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是以时间为线索,从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开始一直到晋末。在时间主线索中又穿插从文章风格写到“建安七子”,然后引出何晏服五石散,接着又伸展到“竹林七贤”与酒。全文语言不乏幽默,结构紧凑,明朗,深入到当时的社会状况,给我们阐述了当时的行文风格,文人吃药和嗜酒的原因。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有很多自己独特的观点,我挺赞同的,因为他是立足当时的社会融合自己冷静的分析,如在文章的第3段“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画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觉得虽然在这时期有“晋之董狐,书法不引”,但是史官的记载有时候的确不能全信,即使是那一时期秉笔直书的史官,也有个人偏好和“当局者迷”的嫌疑,而且很多时候当权者的压力会改变史官秉笔直书的初衷。还有他对于魏晋文人的种种放荡不羁的行为和表面的风光说是

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

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也随之而变,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也开始了,魏晋风度随之而至。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叶朗曾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一、魏晋风度的产生 “魏晋风度”一词,应该出自鲁迅先生1927年7 月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率真、坦荡、放浪、淡定、自然、旷达作为其注解,皆无不妥。它是一种美学观,也是一种人格范式,所谓真名士自风流。美学上,表现在作品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结构严密、刚健郎畅的美”;人格上,知识分子崇尚个性、自由,保持自己的尊严,“诗文言志”,不曲意奉承政治当权者。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作的墓志“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魏晋是政治黑暗而混乱的时代,也是人觉醒的时期,士子思想活跃,个性意识增强,其主要标志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三国纷争,紧接着是司马氏的篡权,百姓流离失所,士子无所依归,生活在这样动荡的社会中,人们感到生死无常,生命如海中孤舟,随时有覆灭的危险。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时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种复杂的情形成就了后人所盛誉和向往的“魏晋风度”。在阮籍、嵇康身上,他们惊世骇俗、天马行空的思想,特立独行、自由奔放的个性,便是“魏晋风度”的最好注脚。 二、魏晋士人的价值取向魏晋士人身处极端动荡的社会之中,生命常常一纵即逝,且又被繁复的礼教所束缚。 在如此背景下,魏晋士人寻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一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心系自然,真实率性,以此来追求达到内在精神上自由之极境。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酷性灵的礼教

魏晋风度(自由的历程)

自由的历程 ——魏晋风度的前世今生 在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中,有那样一个时代叫作魏晋;在卷帙浩繁的文学典籍中,有那样一种文学叫作魏晋文学;在文脉悠远的中华文化中,有那样一种气度叫作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一种向往自由的新的人格境界的开辟,是儒学与道学矛盾与融合的演绎,也是“风清骨俊”审美意识的彰显。魏晋风度在人格上,哲学上,美学上都独树一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尤其是士阶层,开始自觉走上追求自由的历程,开一代风气,长一朝精神,为时人感悟,为后人景仰。魏晋风度作为那个时代的标签,其意蕴却未止于当时,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历久弥新。 本文将从分析魏晋风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进而从人格,哲学,美学三个方面发掘魏晋风度的精神实质——追求人的纯粹的自由,从而尝试探讨魏晋风度对当今时代的影响和意义。 一.先说个大概——魏晋风度的时代背景与代表人物 魏晋两朝所在年代为公元220—420,前后历200年。汉末以来,社会动荡,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军阀混战,人民死伤无数,白骨蔽野。降及曹魏,统一北方,然曹操多猜忌,文士多有折损。正始之后,司马代曹,以名教治天下,名士去其半,文人噤声。 这一时代充满了战争——三国鼎立互相征伐,政治斗争——曹植与曹丕的帝位之争,朝代更替——司马代曹,以及民族危机——五胡乱华。这一时代在历史学家眼里定然是不折不扣的乱世,但从另一角度去看,由于统治阶级忙于政治斗争,未对意识形态做出严格规定,于是造就了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的大发展,形成了风采熠熠的魏晋风度。 魏晋之时,有太多因素造成个体的非正常死亡——战乱、瘟疫、政争等等,因此魏晋文人把这种对生命易逝,人生无常的体验转化,升华为诗歌、晏游、饮酒,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反映内心的忧伤和恐惧,表达向往自由和追求超脱的人生理想。 魏晋的故事须由魏晋名士来演绎,魏晋一代,大致包含了五个文人群体: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这五个群体虽然政治抱负不同,但在文脉上一脉相承,在人格追求上也以清隽飘雅而相契合。 二.师法自然,放诞不拘——魏晋士风与人格 在政治黑暗,礼教束缚的年代,出现了文人集体失语的现象,但魏晋文人的特点就是不说话也不会停止对假礼教的批判与反抗,不会停止对自由人格的永恒追求。在魏晋名士眼中,自由就是顺从自己的天性,任性而为,随心而动。这源于他们对生命最细致的体察,“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阮籍《咏怀诗》其四),这是对人世短促的感叹,既然人生苦短,那就顺势而为,出世隐逸,寄身自然;“乘云御飞龙,歔欷叽琼华”(阮籍《咏怀诗》其七十八),表面上游仙崇道,实则是追求自身从现实的解脱。从文学主旨看无论是感叹,忧伤亦或游仙,都归结为对自然无为的复归,对自身解放的呼唤。 然而,让魏晋文人成为魏晋名士,让魏晋士风成为魏晋风度,师法自然还不够,真正让魏晋名士别具一格的是他们放诞不拘的人格特质,魏晋的名士无论从仪容仪表上还是从生活践行上都体现了这一点。刘义庆的小说《世说新语》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魏晋名士生活状况和心理情境的绝佳材料。 魏晋名士大都注重仪表,男子傅粉也不是奇事,但真正的雅士绝不粉饰。“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世说新语·容止》),明帝怀疑何平叔傅粉,便亲自试验,发现其出汗后面色更为皎白。美男子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

浅析魏晋风度对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影响

浅析魏晋风度对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影响 [摘要]生活在魏晋时期的王羲之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他为人清新淡雅,纵情山水,一改汉魏以来的厚重,开启了新一代的书风,这也使他达到了书法艺术的巅峰,成就了“书圣”的美称。而王羲之的艺术成就与魏晋时期的特定背景是分不开的,所以文章要从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以及士人的意识形态等社会大背景来分析,究竟有哪些影响促使了他书法艺术的发展。.[关键词]魏晋风度;王羲之;书圣魏晋是秦汉大一统之后的动乱年代,军阀纷争、王朝更迭,使得思想在这一时期异常活跃,兴起了提倡黄老、杂糅道释的玄学,出现一大批热衷于谈玄论道、游逸山林且无心仕宦的玄学家,他们大都出身高门大姓、享誉盛名。早期如何晏、王弼、竹林七贤等,他们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这种洒脱的心态影响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他们也成为这一时期士人争相效仿的对象。正因为玄学的盛行,那些或高居庙堂、或散居朝野的士大夫们,都向往自然、崇尚自然。如王羲之在《兰亭序》中抒发了向往自由崇尚自然的情感。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形成了特有的魏晋风度,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政治影响魏晋政权更迭频繁,皇帝靠世家大族维持统治,政出名门是这一时期的特点,门阀制度在此时达到鼎盛。西晋灭亡后,北方地区被少数民族占领。与北方的常年战乱相比,南方较为安定,为避战火,士人百姓纷纷随皇室南迁,建立了东晋。东晋政权仍然面临着残酷的斗争,外有少数民族不断南下侵扰,内部则时刻上演着统治阶级的勾心斗角,内忧外患不绝于朝。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但社会的动荡却没有阻碍书法艺术的发展。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下,文人名士或屈从于政治高压下的一官半职,或放纵山林隐逸遁世,他们积郁的能量正是书法艺术创作的不竭源泉。在当时,隐居遁世成为名士们的流行风尚,他们借此逃离残酷的政治斗争,摒弃功利欲念,远离凡世尘嚣,过着“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1](P2426)的生活。只有这种崇尚自然、无欲无求,宠辱不惊的心态,才能使书法艺术达到最高境界。因此,这一时期书法名家辈出,艺术成就极为辉煌,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座巍峨的高峰,而王羲之正处于山峰之巅。此外,东晋时门阀士族成为皇权的支柱,举贤不出士族的政策使门阀制度发展到了鼎盛,这让一些名士书法家如坐春风。他们不必为生计发愁,同时又有良好的文化氛围,这对个人才情的激发以及个性的解放是十分有利的,这也是东晋书法得到史无前例发展的重要因素。王羲之在代表最高艺术水平的《兰亭序》中洋溢出的淡薄高远,正是王家得势时,身为会稽内史的他与好友悠游山阴

美的历程·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人的主体(李泽厚《美的历程》)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而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 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烦琐、迂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谶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的冲击下,终于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 本书不同意时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广泛流行的论调,把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为它们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一概说成是腐朽反动的艺术东西。实际上,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时代竟是前进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 确乎有一个历程。它开始于东汉末年。埋没了一百多年的王充《论衡》被重视和流行,标志着理性的一次重新发现。与此同时和稍后,仲长统、王符、徐干的现实政论,曹操、诸葛亮的法家观念,刘劭的《人物志》,众多的佛经翻译……从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两汉,是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王弼,文艺上的三曹、嵇、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等等,便是体现这个飞跃、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 那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它们构成《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怱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出

魏晋风度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影响

魏晋风度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影响 摘要: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追求艺术化人生的体现,它对我国中古以后历代士人均有广泛影响。李白不仅继承了魏晋风度中的生活风范和审美情趣,而且积极地对其进行理性开拓,形成了自己气势奔逸的风格。关键词:魏晋风度李白诗歌风格影响 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追求艺术化人生的体现,它对中国中古以后历代士人均有广泛影响。特别是盛唐时期,由于士人开放浪漫,个性发扬,对魏晋风度尤其怀有浓厚的兴趣。魏晋名士的思想、风度和作品,对“诗仙”李白产生了全面的影响。杜甫早已指出了这一点:“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清新庾开府, 俊逸鲍参军”;《诗史》也说“江淹云:…蝴蝶飞南园。?李白云…春园绿花蝴蝶飞?,语意相似。”而赵翼也认识到李白诗未脱古诗遗风——“梁陈宫掖之风,究未扫尽”。李白不仅继承了魏晋风度中的生活风范和审美情趣,而且积极地对其进行理性开拓。下面就来探讨一下李白诗歌的创作风格与魏晋风度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自然清新魏晋人一反两汉时以学问为本,尚苦节,重章句,论世事,矜容饰,持典而乏通,拘礼而不达的风气,宗老庄,喜清谈,崇尚自然,不饰仪表而贵在得神。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的行为举止上,也表现在他们的审美观上。魏晋人在品藻人物时,常用自然、玄远、超逸、高、深、简、约等概念。他们在评论文艺作品时,也把“自然”、“清”作为高标准。由此可见,自然清新之美在魏晋时以为人们所崇尚。 所以,宗白华先生曾指出:“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划分了两个阶段。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采镂金?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 李白正继承了魏晋以来以自然清新为美的审美观点,特别是对小谢诗风的继承。李白经常在诗中提到谢朓,并对其人其诗大加赞赏,如:“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王渔洋在《论诗绝句》中说:“青莲才笔九州横,六代淫哇总废声。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虽然言过其实,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谢脁对李白的影响之大。李白在诗里经常使用“清真”、“清芬”等词来赞美美好的人及事物。在对文艺作品的评价上,他也以清真、自然为标准。在《古风》第一首里他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这里,他反对“绮丽”,提倡“清真”。王安石曾说:“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 由此可见,魏晋人的审美观是他自然清新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二、一往情深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说:“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

论魏晋风度及文章

论魏晋风度及文章 -----会计131班陆萍汉末魏晋时代在文学史上是个很重要的时代。那时历史上正处于黄巾和董卓大乱,而在这纷乱之后出现了每个党派的纠纷,此时便出现了一个英雄人物——曹操。曹操为人大胆果断,阴鸷奸狠,不计前嫌。虽然他的一句“宁使我负天下人,也不使天下人负我”让许多人对他的印象多了许多负面影响。但我们可以从曹操打胜的那些战役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曹操这个人是很有本事的。他在任用贤才方面比很多先人都做得好。在陈琳替袁绍写文章骂曹操的时候,陈琳骂的很难听。以至于在曹操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头疾都立刻好了。但在袁绍落败之时,陈琳被俘虏。即使众人都在主张将这个曾经辱骂曹操的人杀掉。曹操却不计前嫌,反而将他留在身边做个秘书。这个就可以看出曹操惜才如金。但我们也同时可以看出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的善辩的口才和聪明的头脑。所以,对曹操的评价我们可以改观,最起码他可以是一个智者。 谈完汉末魏晋涌现出的人才,那么和他们联系的当然还有文学。那时候的文学也是如今很多学者很想去探讨和研究的。首先,我们还是说一说曹操。曹操虽在军事上有着卓越的成就,但他在文学上的建树也不容小觑。他写的《龟虽寿》使得多少壮士奋起。那一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更是凸显了他那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也体现了他文章通脱得力,毫无顾忌。此外,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他的文章的一大特色是清俊,这也是汉末魏初的文章的

特点。从他的那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他那伟大的气魄和毫无顾忌的作派。然而魏晋之时,除了曹操,我们不得不提他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他们三个也就是我们称的“三曹”。虽说他们都是集中体现“建安风骨”特点的代表作家,但是他们的风格迥异。曹丕提倡“文以气为主”,认为于通脱之外,文章更应加上华丽。曹植虽然文章做的很好,那七步诗让多少赞不绝口。但也许是他政治道路上的不得意,所以他无奈的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所以,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俊,通脱,华丽,壮大。” 除去“三曹”之外,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目光投到“建安七子”身上。这七个人都很能做文章,但真正流传下来的很少,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七子之中,陈琳我们已经讲过,所以暂且不谈。看一下这位——孔融。从鲁迅这篇文章中,我们知道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也因为他老和曹操捣乱,使得曹操最后以“不忠不孝”处死了他。他的文章也是“以气为主”。这就使得汉文慢慢的壮大起来。 把这些在汉末魏初文学上有造诣的人都分析了一遍,我们也可以看出鲁迅这篇演讲是通过对汉末魏初文学人物的分析老讽刺当今一些文人学士只知道固守传统,却不知道在文学上我们需要顺应历史的潮流,并且能够拥有自己的写作特色。从汉末魏晋这个历史阶段我们看出了许多文人志士在文学上的建树。所以我们从鲁迅的演讲中懂得——我们创作文学,需要的是对时代的领悟和创新。这也让我们新一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经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关于“魏晋风度”的经典总结

关于“魏晋风度”的经典总结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 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 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 那种名士风范确实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年号)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正如曹操所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弥漫了整个魏晋的天空,当是时“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鲁迅)。 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 在这里,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们在这一分钟里颖悟,超脱,放纵,这一分钟里世界只剩下自己。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令人叹服。这个时候的追求感官、心灵享受绝非堕落淫靡,而是一种自觉高尚情趣的体现。窃以为中国文化史上颇具一格的世大夫文化便发轫于此。就像山水画一样,我们的士大夫空灵而隽逸。 生命在这里开的绚烂之极,光耀千古。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都是千古绝响! 那为一杯酒放弃生后名的率真,闻美人殁而往吊之的坦荡,裸形体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澜既倒宠辱不惊的淡定,是处不拘小节的自然,处世维艰幽默对之的旷达。这一切的至情至性无不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景仰。这就是魏晋风度。

美学史——魏晋风度

五魏晋风度 一人的主题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而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住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①。 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烦琐、迂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谶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①的冲击下,终于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②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 本书不同意时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广泛流行的论调,把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为它们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一概说成是腐朽反动的东西。实际上,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时代毕竟是前进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 确乎有一个历程。它开始于东汉末年。埋没了一百多年的王充《论衡》被重视和流行,标志着理性的一次重新发现。与此同时后,仲长统、王符、徐干的现实政论,曹操、诸葛亮的法家观念,刘劭的《人物志》,从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两汉,是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①、王弼,文艺上的三曹、嵇、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等等,便是体现这个飞跃、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 那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一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②。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③。它们构成《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 “生年不满百,常怀干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被锺嵘推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干金”的这些“古诗”中,却有多少个字用于这种人生无常的慨叹!如改说一字千斤—,那么这里就有几万斤的沉重吧。它们与友情、离别、相思、怀乡、行役、命运、劝慰、愿望、

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风流蕴藉: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居瑢《人民论坛》(2011年第14期) 【摘要】魏晋风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化表现,它产生于曹魏末年,延续至晋。“魏晋风度”是对魏晋时期士人文化在生活中的具体体现的概括,精准地指出了这种文化的本质与内涵。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风度玄学文化审美 谈及中国哲学与文化,我们势必会提及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宗白华先生曾说过:“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①叶朗也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② 魏晋风度的产生与发展 魏晋时期是地道的乱世,因此文人的普遍心理即是思治,这就促使魏晋名士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在这种背景下,“文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时代到来,思想开放与自由论辩的风气成为当时文人名士的生活常态,而“魏晋风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的。 “魏晋风度”所代表的这种文化,准确地说,应当是开端于正始,即所谓的正始名士们。何晏、王弼首发其端,他们酷爱庄老,而起清谈之风。发展至“竹林七贤”时代,这一群体成为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等七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文人名士,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对社会现实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然而,由于身处乱世,虽有济世报国之大才,却没有值得辅佐的明主,只好用形骸放浪、不拘小节的行为来掩饰内心的痛苦,用不合事宜的言行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他们放纵情感,无拘无束,借助不同常人的处世方式表达着对苦难社会的关注与无奈。 经司马武帝执政后,到元康、永嘉时期,内乱仍频。此时门第世家开始只关心自己一家一姓一族之得失,而置国家存亡于不顾;只图以清谈博得名声,进而得到高官厚禄;不再关注社会与人生,只言玄远,以示其超逸脱俗之风貌。 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外化行为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具体表现为不同常人的放旷、真率与智慧。这种艺术的人生是自然的,是个人的真实处境与心境的流露。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命悬一线,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他们无论是顺应当时的政治环境以求得性命的委曲求全,还是纵情于山水以求得精神的解放与暂时的麻痹,由于对人生境遇的恐惧,他们的情感实际上都处于一种异常焦灼矛盾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表现得轻视世俗、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于现实与人生,异常矛盾与无助。这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魏晋风度与魏晋玄学 谈及魏晋风度,就不能不谈到魏晋玄学,因为它是这个时期文人的思想灵魂与源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崇尚老庄的“玄学,即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当时,一些士大夫为了逃避现实,崇尚空谈,追求虚无与玄远,在空谈中探讨自然与人本体的关系,探求更本质的人生意义,将关注点从无能为力的政治转向了自身存在价值的讨论,名为“清谈”。《周易》、《老子》和《庄子》被奉为玄学经典,称之为“三玄”。玄学给两汉以来保守腐朽的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中国的哲学文化领域带来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自由、理性、思辨的哲学思维,同时是魏晋名士们自我肯定的强烈自信与率性自由的外化表现。 魏晋名士率性而为,不事修饰,追求率真的人生,体现出了一种逍遥放旷的风流气象。阮籍的白眼对俗礼与尽哀哭女,是何等的率真烂漫;阮籍的“性至孝”与丧母后的吐血又是何等的至真至纯;而嵇康在行刑前,“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又是何等的洒脱与傲岸。 魏晋名士以率性率真的人性来品味玄趣,由此生发出一种由外知内、以形显神的美学观念,这使他们开始转向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与探究,以空灵之心审视山水自然的大道之美,体悟宇宙的无为之制。正是这

浅谈魏晋风度

浅谈魏晋风度的药与酒 希腊神话中的谬斯,兼职诗神,他的本职工作则是酒神,由此可见,那个文化深远的民族认为,酒之于诗是一种因果关系:因为酒,所以诗。而中国古代文人与酒的关系,同样是密不可分的。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酒在魏晋文人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竹林七贤” 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陶渊明在“桃花源”中饮酒种菊,怡然自乐…… 为什么饮酒之风在魏晋文人之间如此盛行呢? 有一种说法,是与服药有关。在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提到,曹操的女婿、魏晋名士何晏首倡服药,他那时既有权又有钱,开始服用一种叫“五石散”的补药,“人吃了能转弱为强”,有着使人神清气爽、延年益寿的效果。服“五石散”不但极贵而且极麻烦,特别要紧的是服药之后必须饮热酒,不然便会有性命之忧。由于何晏带头,当时的才子王弼和大将军曹爽的外甥夏侯玄参与推波助澜,在统治阶级的社会名流中便服药成风,与之同时,纵酒也成为一种风气,一些寒门文人极普通老百姓虽然服不起药,却也喜欢打着这个旗号饮酒,乐得自由。 然而,各位文人饮酒的原因却也不尽相同。 曹孟德曾曰:“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操喝酒,是为了解忧。他忧的是什么?曹操当时最大的愿望是在他自己这一生中结束战乱,统一中国,他所忧愁的便是得不到众多的贤士人才来同他一道建功立业。因此,曹操喝酒,表面看似“以酒浇愁”的消极行为,实则表达了他阔达的政治家胸襟,求贤若渴的心情,建功立业的信心和积极乐观的精神。 “竹林七贤”都喜饮酒,尤其以阮籍和刘伶最甚。当时正是司马氏正积极准备篡位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司马氏注意的人物,但他们都不买司马氏的账;他们在一起饮酒自然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他们的对策是不拘形迹地饮酒,平时言谈举止也异于常人。比如刘伶喜在家中赤身裸体饮酒,有人说他的不是,他反而说我把天地当做房屋,房屋当做衣裤,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面来了?阮籍则是以醉酒来搪塞司马氏的拉拢,他的名气很大,司马昭打算和他结儿女亲家。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使得司马昭没有提亲的机会,只好作罢算了。由此可见,他们饮酒是以买醉逃避不满的现实,是对魏晋政权交替中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消极的反抗。但这实实在在的纵酒却也正合乎人民当时在动荡生活得需要,并为破除礼教中一些限制饮酒的规律找到了依据。

关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之读书报告

关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之读书报告 本次读书报告是围绕着大文豪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来进行的。对于鲁迅,相较于其他作家来讲,我们貌似更加了解一些,但关于鲁迅的生平、传闻等等太多了,我们了解的也不一定就是真实的、正确的,所有关于他的描述和回忆都无法穷尽和还原他真正的一生,所以我们只能尽量靠近,从思想角度来理解这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樟寿,后改为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浙江绍兴人,20世纪中国重要作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价为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鲁迅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灵活,风格鲜明独特,语言幽默。在他55年的人生中,创作的作品,体裁涉及小说、杂文、散文、诗歌等。有《鲁迅全集》二十卷1000余万字传世。鲁迅说他写作的目的,一是“为那些为中国的改革而“奔驰的猛士”,他们在寂寞中奋战,我有责任为他们呐喊,要给予他们哪怕是微弱的慰藉”。二是为那些“如我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美梦的青年,正是因为他们,我‘必须在作品中’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而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悲凉感有所扼制(何况我对于悲凉感本身也是持有怀疑态度的)”。三是他的敌人,鲁迅说,“我的敌人活得太愉快了,我干嘛要让他们那么愉快呢?我要像一个黑色魔鬼那样,站在他们面前,使他们感到他们的不圆满”。对于鲁迅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以正面为主,在中国大陆鲁迅的文学地位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众多文章被选为大陆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大多数人认为他文笔犀利、思想深刻,是“新文学”的奠基人。尤其是他的小说和杂文使用富有创造力的形式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社会的弊端予以了深刻的阐释,当然,由于特殊的发表环境,在其嬉笑怒骂的文字背后蕴含着鲁迅坚定的政治立场。人无完人,更何况是锋芒毕露的鲁迅,也有一些人认为他是个浅薄的激进主义者,主要是认为他睚眦必报,喜好争论。批评尤为激烈者为苏雪林,台湾学者郑学稼著述的《鲁迅正传》也对鲁迅的性格多有微词。而唐绍华认为,鲁迅“对任何现实永远不会满意,因而变成真正的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者。”但是不管怎样,都无法撼动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1927 年7 月,应当时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邀请,鲁迅在其举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这篇演讲稿后被收入《而已集》。而《而已集》是鲁迅1927年所作杂文集,1928年出版。面对反动军阀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鲁迅先生既愤恨,又无能为力,“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

浅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学思想

浅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学思想 09 编导高莹 1282409029 内容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上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最贫穷的时期。但是痛苦的生活正好造就了文学上的繁荣,文学人士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在精神的层面上创作出反映那个时代美学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民不聊生的时代,文人主要受到玄学的影响。这个时期,最少有三大美点:端庄娴静的静态美;潇洒飘逸的浪漫美;简约传神的形态美。从这个时期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向一个新的方向,表现一种新的美的理想。在艺术中,着重表现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格,不去追求文字的雕琢,崇尚自然的简单的美。 关键字:建安风骨正始文学玄学美学思想自然审美生命意识 汉末魏初,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五言诗兴盛、七言诗奠基的阶段。从曹操《短歌行》中看出了曹操作为政治领袖人物的宏大气魄,表现了他高远的志向、坚定的信心、卓越的毅力和雄伟的气势。建安时代,汉末的动乱现实一方面给建功立业提供了可能,激发起士人们积极进取的强烈愿望,一方面又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给士人带来岁月不居人生无常的深沉叹息。因此形成慷慨任气,以悲凉为美的风尚。这时期,由于儒学的传统地位发生动摇,士人从经学桎梏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重感情欲望,中个性表现。所以在文学方面一改汉代诗学是经学附庸的传统,转向非功利的抒情。诗歌创作完全是抒一己之情怀,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叙事为浓烈抒情所掩盖,写景的目的也是为了抒情,写得感情浓烈,反映了社会的动乱残破,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这一时期形成了被称为“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代表人物为曹氏父子。

建安时期诗歌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正始之音。此时玄风非常的畅行,诗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都比建安有了重大的变化,诗歌创作的面貌也不大相同。建安诗人在悲歌慷慨的抒情中得到满足,而正始士人则在玄思妙想中领悟人生。玄学的基础是老庄思想,因而正始诗人在追求自然,心与道冥的同时,把老庄的人生理想自然而然地带入到诗中来,有的在诗中创造一个庄子逍遥游式的理想境界,诗人可以徜徉其中,作为解脱现实苦闷的精神慰藉。由于当时的政治太黑暗,读书人不得已从政治中走出来,把心灵寄情于山水,在精神中追求自由,从中得到更多的快乐,使他们找到了寄托。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的“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明月。”都集中体现了这个时期士人们厌倦士族,远离政治的喧闹,走进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自由的精神之地,反映了玄学的美学精神。 《世说新语》是体现玄学的一个最集中最生动的例子。崇尚老庄的自然,大多篇章是描述魏晋风度,士族文人放荡的言行,名士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反映魏晋时期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集团的残暴与荒淫。人物品藻已经从实用的转到审美的角度,欣赏自然山水本身的蓬勃生机,而且认为自然美是人物美和艺术美的范本。在自然地创作中,要拥有一个审美的心胸,最重要的是对于自然美和艺术美的欣赏,往往包含着一种的整个宇宙,历史、人生的感受和哲理,追求一种玄妙,玄远的境界。 建安时期,动荡的社会现实和政治局势使时代思潮产生变化,文学创造从经学附庸中摆脱出来,进入自觉的时代。这种时代背景和此时期重视文学价值和社会地位的文学时尚使文学批评和理论长足发展,产生了陆机《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著名的艺术理论,也为后来的文艺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弼在文学创作方面提出了“得意忘象”这一命题,也就是说,在不好表达的意绪和情思来说,就用“象”来表达,然而最后要真正表达的是“意”,最后要“忘象”。这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一个美学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推动了美学领域中“象”的范畴向“意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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