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生平与思想简介(一)

严复生平与思想简介(一)

作为《天演论》一书的翻译者，严复在中国思想史尤其是近代思想史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在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时期，他是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学术、提倡资产阶级思想与文化，以挽救中国、达到富国强兵目的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启蒙思想家，是近代以来“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

一生平大略

严复（1854-1921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又陵，又字几道。他自幼聪颖，又受家学熏陶，有较好的古文功底。长大后师事黄宗彝，对儒家经典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十四岁时，因父亲去世，家道败落，不得不放弃科举入仕，转而入洋务派左宗棠、沈葆桢等创办的海军学校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习现代造船技术。他对几何、代数、水重学、光学、电磁学、地质学、军事学、伦理学、音乐等学科知识都有涉猎。1876年，严复被派往英国海军学校留学三年。其间他的兴趣逐渐脱离本行，转移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政制和哲学。在这一时期，他对西方学术思想的了解非常广泛。他不仅对西欧近代思想家如哥白尼、牛顿、康德、培根、霍布斯、洛克、笛卡尔等有所研究；而且对古代欧洲的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璧鸠鲁、德谟克里特等，也有一定的了解。而这些思想内容对严复影响最巨者，则是当时西欧盛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观点，在英国广泛传播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哲学中的实证论、不可知论等主观唯心论思想。

这些见闻与学习经历，使得严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更为直接与深刻，比之康有为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仅靠间接得来的认识大不相同，以致郭嵩焘、吴汝纶、梁启超等都交口称自英国归来的严复“中西兼通”。这一学术造诣上的特点，为严复在近代思想史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回国一年后，严复被李鸿章调至北洋水师学堂，先后任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等职。但从政治上来说，由于洋务派名为新政，实则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双方面妥协的本质，李鸿章对严复并不真正予以重用；而与此同时，严复对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也不满意。他不相信李鸿章所举办的洋务事业能救中国，认为他们所谓的“富国强兵”之道，不过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他始终认为，必须从政治制度与思想观念上效法西洋，才能致中国于富强，免于灭种亡国。因为对洋务派失去信心，严复企图通过“仕宦”之途，依靠封建旧势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尽管他深为“仕宦之不达”而感慨万千、牢骚满腹，但还是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两次应试，均以失败告终。他借科举来登上政治舞台，以实现政治抱负的愿望也落空了。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洋务派苦心经营的自强求富的事业毁于一旦，一个泱泱大国不仅败给了一个蕞尔小国，而且还被迫签订空前的屈辱条约，这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列强更加疯狂地侵略中国，新的一轮瓜分殖民地的竞赛在列强之间展开。在这种情况下，救亡图存的问题摆到

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面前，同时也给严复带来巨大的心灵创痛，他在给吴汝纶的信中说：“尝中夜起而大哭，嗟呼，谁其知之！”在没有政治实力、无法实现其救国主张的情况下，严复采取了以译着的方式来达到警世的目的。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他的一种新的斗争手段。

甲午战争后至戊戌政变前的三年间，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严复在这个时期成为一个出色的提倡变法自强的理论家与宣传家。在这三年内，他最主要的历史功绩是：第一，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先后发表了《论民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及《辟韩》四篇重要论文，向封建专制主义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这其中《原强》全面地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辟韩》则对封建主义专制政治提出了最尖锐、最严厉的抨击。第二是《天演论》的翻译。这是他最负盛名的翻译作品，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第三是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内中主要社论，大半出自严复之手，文风尖锐泼辣。《国闻报》与当时梁启超在上海所办的《时务报》南北响应，风行全国，成为宣传变法维新的重要阵地。

然而，从本质上说，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制约，严复并没有对封建势力彻底绝望，他依然希冀得到朝廷的重用，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戊戌政变前后，他写了长篇政论《拟上皇帝书》，希望光绪帝效法西方，变革政制。但无情的历史再次将他的希望打得粉碎。在北京，严复亲眼目睹了戊戌政变的过程。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严复离开

天津水师学堂，先后任天津开滦煤矿华人总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信译局总办、复旦大学校长、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校长、北京学部（教育部）名词馆总纂等职。但他的精神所寄，仍在于继续维新运动时期提倡西学的工作。在戊戌政变后至辛亥革命前这十余年中，他主要翻译了如下几部资产阶级著作：亚当·斯密：《原富》（1902）、斯宾塞：《群学肄言》（1903）、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1903）、甄克斯：《社会通诠》（1904）、孟德斯鸠：《法意》（1904-1909）、约翰·穆勒：《名学》（1905）、耶方斯《名学浅说》（1909）。它们与《天演论》一起，是严复最重要的八部译着。这八种西方学术著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此后西学的传播才开始具有明确的理论形式和思想内容。这个时期的严复仍以积极向上的工作，影响着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进程。

辛亥革命以后，严复担任了几个月的北京大学校长，但基本上过着衰病闲居的生活。同时，他虽然在所著文章及致亲友的书札中还流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在思想上，已完全走上保守的道路。在政治方面，他参加了为袁世凯复辟做鼓吹工作的“筹安会”，反对共和，主张恢复帝制，甚至对戊戌变法，也以“轻易猖狂”为由加以否定。在文化方面，他主张尊孔读经，喜读老庄，反对五四运动，走向历史潮流的对立面。1921年，严复病死于故里。

综上，严复的一生，从思想发展脉络来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甲午战争以前，是其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时期；甲午战争至戊戌政变以前

即维新运动时期，他是一个出色的资产阶级维新理论家。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戊戌政变至辛亥革命以前，他通过大量翻译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伦理学等方面著作，介绍并提倡“西学”中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在反封建斗争中继续作出贡献。但同时受现实政治的影响，思想逐渐趋于保守；辛亥革命后到他去世之前，他虽仍保持强烈的爱国思想，但政治思想却远远落在时代之后了。严复思想上的曲折变化，既体现出严复本人在社会动荡中思想发展不可避免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反映了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普遍特征。

二严复思想的主要方面

严复的思想成就，主要包含在两类成果中：一是他自撰的政论文章；二是他所翻译的一系列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其中尤以后者为典型。在严复看来，他翻译西方著作的目的，决不在“汽机兵械”及“天算格致”，而是要直探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脉所在，所以，他不仅翻译和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说、社会学说等，还介绍了西方政治、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这样，严复的翻译，其意义不仅超过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对西方天文水利知识的介绍；同时也超过洋务派、维新派有选择的支离破碎的译书活动。不仅如此，在严复一生所翻译的170多万字的西方著作中，约有十分之一的内容是他自己撰写的按语，它们或对名物做诠释；或对原书观念做补充与纠正；或对国内外实际问题提出见解，突出地反映着严复的政治倾向，强烈地表现着他的政治态度和主张，体现了严复的爱国热情与思想精华，特别值

得重视。

（一）维新以救国的政治主张

严复具有突出的政治热情。他最主要的著述活动，都可以视为通过文字表现出来的政治斗争方式。这一点，不仅在他的自撰文章中有表现，就是从他所翻译的著作序言、译例、案语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如他在《原富》译事例言中指出：“夫计学者，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故不佞每见斯密之言，于时事有关合者，或于己意有所枨触，辄为案论。丁宁反复，不自学其言之长，而辞之激也。”从他对所译西方著作的取舍中，更能看出他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在他的译着中，只有《原富》、《法意》、《群学肄言》、《社会通诠》四书是取原书全译的；《群己权界论》及《中国教育议》，只不过是较长篇的论文；《天演论》也只是赫胥黎《进化与伦理》一书的序论与本论两章；至于《穆勒名学》则尚不及原书之半。这种选择反映出，严复一方面要使人们在船坚炮利之外，更多地了解西洋各国之强盛的根本即社会政制思想；另一方面则要将西方学术著作中，他认为最切合中国现实状况者，视其先后缓急和时势之需要而介绍给国人。在具体的政治主张方面，严复的思想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主张变法维新。这一认识主要体现于他1895年发表于《直报》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四篇震动一时的政论，以及1898年出版的译着《天演论》中。经过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广泛了解，加上他自己的思考，严复开始对早年信奉的“新政”由模糊的

怀疑进而加以明确的否定，认为其结果只能类于“淮桔为枳”，并不能救中国于危急之中。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当前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人们只有认清社会历史的潮流，采取积极的措施，才有可能保种强国，免于覆亡的危险。“呜呼！观今日之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论世变之亟》）而当时的统治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局面，依然希望用愚民政策来平息动乱，维持表面上的大一统；用科举制度来牢笼天下，防民造**；用闭关自守的办法来苟延残喘。掌握国家政权的封建顽固派则抱着对外国的成见，一方面狂妄自大，一方面对外国的侵略束手无策，最终损害了国家利益。因此，从救亡图存的角度出发，就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强兵之术与民主制度，顺从“浩浩成江河”的天下形势，否则，“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论世变之亟》）。严复用以宣传维新变法的理论工具，最重要者是进化论。通过《天演论》的翻译，严复告诉国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古以来万物适用的公理，如果再盲目自大，不思进取，必将为“天演”公例所淘汰，到那时中华民族将“无以自存，无以遗种”。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严复提出了救国的根本出路：第一是“鼓民力”。因为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那么国家要富强，先要人民的体力强健，才可以和外族竞争。因为一切兵战学术都需要强健的体魄。第二是“开民智”。这主要是指学习西方科学方法。中国人让六七岁童子就读高深的哲理，对于开发智慧毫无用处。就是科举、考据、词章、义理、心性

之学也非真知识。相反，这些东西严重地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造成了锢智慧、滋游手、坏心术等严重后果。因而要废除科举取士的八股制度，设学堂，讲西学，以研究自然、注重实验为主。第三是“新民德”。中国的教育只限于少数士人享受，其他的农工商贾各阶层都没有受良好的教育机会，所以德育根本谈不到。因此，要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观念，代替中国封建的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把教育真正普及到大众中间。第四是“立宪政治”。其主要措施包括乡举里选与土著为吏两个方面。所谓乡举里选，就是由民间选出代表来设立议院，决定一切人材的使用，法制的废立都由民意为标准；土著为吏就是地主自治，使一地方的人自己推举代表来管理当地的政治，养成百姓自治的能力。而在这四者之中，以开民智为最重要。只有老老实实从“愈愚”的教育文化工作做起，从全民族的教育即人的素质全面提高上着手，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第二，强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在《辟韩》篇中，严复对韩愈的名著《原道》所提出的君主起源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它首先有力地批驳了韩愈宣扬的“圣人”万能论，认为在人类社会初起之时，如果存在“圣人”的话，那么他们都必须是野兽而不是人，否则必然遭到自然界的伤害而夭亡；其次，《辟韩》还批判了韩愈关于君、臣、民三者关系的认识。指出，老百姓是从事生产，互通有无，共同生活的，决不是只为了供养国君。君和臣是老百姓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设置的，国君和大臣如果不能实现为民除害的使命，就应该被抛弃，并引用庄子“窃钩者

诛，窃国者侯”的话，来揭露封建君主“窃国大盗”的本质。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原道》在揭示古代社会国家产生、发展的进程方面，不无理论价值；而对封建君主制的批判，早在明末清初即已出现，但严复的论述，是第一次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民约论”思想，对传统政治体制与历史观念的否定，这在当时不啻为震天的惊雷，其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严复之批判封建专制，并不彻底反对君主制，而是有所保留，希望依靠开明君主的力量来推行维新事业，在《救亡决论》中，他就劝光绪皇帝学习先祖康熙“勤苦有用之学，察究外国之事”。这种倾向在他的晚年，由于社会历史背景和阶级地位的缘故，变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