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观念的嬗变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观念的嬗变

姚璐

【摘要】国家观念反映着一定时期人们对当时国家和国际体系的认知；不同时代（如奴隶制时代、封建制时代、近代和现代）有着不同的国家观念与内涵。开展国家观念的研究，对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

国际政治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全球化；国家观念；主权原则；权力位移

【作者】姚璐，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美国杜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长春，130012

【中图分类号】D0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4－0034－005

The Change of the National Concep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Yao Lu

Abstract：The national concept reflects on the people’s knowledge of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during the specific period；the different periods（eg.slavery era，feudal era，early modern times and modern times）have their own national concept and connotation.The research on the national concept will be helpful to comprehe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gim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which will be wi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s.

Key words：Globalization；National Concept；Sovereignty Principle；Power Shift

全球化发展对国家提出的挑战，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对研究核心要素“国家”的探讨，多以其物质层面为视角，很少关注观念层面的国家概念。既然“观念”属于主观范畴，那么它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客观环境变化的影响。“国家观念”同样是一个意识范畴的概念，它的内涵同样也会随着历史形态的演进、国家的发展而丰富或改变。从古希腊到现代，人类的国家观念一直在经历着各种变革，而作为当代最强劲的时代旋律———全球化，它的飞速发展也正在重塑传统的国家观念。

一、国家观念以及研究的重要性

全球化的国家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将国家视为“主权、领土、人口”的集合体，考察全球化超越主权、疆界、民族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的蓬勃发展对国家行使其职能方式的改变，以及在国际事务领域实现其国家利益途径的重塑。另一个层次则是观念层面的国家。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观念的产物，其内涵是人类在对国家发展的反思过程中所被赋予的，国家观念反过来又影响着某个时代的人们对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的认知，从而能动性地重塑适应新时代变化的国际关系观念的认知和现实。

国家观念的研究，对于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首先，国家观念重塑着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民族国家的地位问题，一直是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起点，以主权原则为特征、以民族国家为国际舞台最主要的行为主体的“国家中心主义”一直主导着国际政治的研究，其中以现实主义学派为代表。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国家中心主义”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从而出现了新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论战。新自由主义虽然同样承认国家的重要地位，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国家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孤立地看待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运转，不再绝对化地将体系中的国家竞争视为“一方所得乃一方所失”的“零和博弈”，它们将国家还原于网络化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强调国家间的普遍联系，提出复合型的相互依存，论证了合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同时强调国际机制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假定是国际制度降低了行为体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便利了共赢型博弈，加大了国际行为体实现利益的可能性，因而加强了他们的合作取向，达到减弱战争的危险、维持秩序和国际治理的目的。”［1］国家观念的转变带来了理论家对现时代全球政治经济的重新思考，使我们对国际政治的理论认识从“冲突哲学”向“合作哲学”转变，从解释为何冲突向寻求如何合作转变。

其次，人们国家观念的转变，尤其是超越国家认同感的增强，同时也在重塑着国际政治的现实。在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正是全球化的发展促使了欧洲公民超越国家认同感的增强，使公民的“欧洲认同”逐渐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家认同”，才使这个曾经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大陆最终走上了联合自强的道路。同样，如果没有国家观念的转变，就不会出现一战后国联，不会出现二战后的联合国，更不会有当今林立于国际社会的众多国际机制和监管标准……无论各种超国家的或是国家间的国际机制如何被质疑和诟病，毕竟它们是人们在转变曾经孤立的国家观念过程中对合作的探索。无论民族国家的政府是否心甘情愿地融入国际机制，遵守各种监管标准，但毕竟在二者的互动过程中，无论是民族国家的政府还是公民，他们的国家观念都在受到潜移默化的塑造，他们国家观念的转变也同样会反作用于国际机制的构建。

二、国家观念的历史发展

（一）奴隶时期的国家观念

以道德为出发点是这个时期国家观念的主要特征。以“正义”、“至善”这样抽象的伦理概念为国家本质的国家观念，只是人们在当时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下局限于城邦本身，或是在帝国时期将注意力转向个人伦理生活的思考。思想家观念里的“国家”和“社会”是混淆的，当时的人们具有了对于城邦或帝国朴实的认同感，却没有形成民族国家的观念，并没有认识到国家的真正本质；同时，交通工具和信息传播的落后，局限了国家间的交往，城邦之间的交流范围极小，形式简单化，没有上升到相当的政治高度；之后帝国时期，帝国与外部的交流更多地表现为征服的状态，而非平等的国家间政治。

（二）封建时期的国家观念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日尔曼人所覆灭，原本高度发达的古典文明被蛮族的统治所阻断，社会发展倒退。对于落后的日尔曼人而言，他们无法接受深奥的古典文明，形成于公元1世纪中叶的基督教便成为古典文明的载体与日尔曼人的文化相结合。从此，西欧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文艺复兴期间的千年，被历史称之为漫长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早期，教会并没有完全独立于王权之外，直到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的“授职权之争”［2］，教皇完全控制了教会，教会不再受世俗权力的统治。至此，教权和王权成为两条独立的权力体系并行于中世纪的整个过程，它们之间的斗争也贯穿了整个中世纪，基督教神权国家观成为这个时期国家观念最显著的特征。

（三）近代国家观念

15世纪航海大发现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的萌芽。16世纪的西欧，文艺复

兴、宗教改革，封建社会瓦解，西欧大陆走上了民族国家普遍建立的道路，这股建国的热潮，推动了近代“主权国家观念”的形成。马基雅维利“主张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统治权，统治者应以夺取和保持权力为目的。”［3］紧接着，让·博丹第一次提出将主权视为国家的根本属性，主权是“超乎公民和居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国家则是“由许多家庭及其共同财产所组成的、具有一种最高主权的合法政府。”［4］主权具有绝对性、永恒性，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受限制的特征。随后，格劳秀斯在主权的对外属性上对博丹的主权理论进行了补充。格劳秀斯运用社会契约论解释了国家的起源，这是国家观念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并且他开始系统地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层面研究国家主权。这个时期发生了国际关系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三十年战争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和约首次承认了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原则，以主权为核心的国家观念正式被确立。“国际法上现代欧洲主权国家体制的出现……”［5］

（四）现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主要是随着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启蒙运动广泛传播而逐渐发展而来的。“契约论”成为霍布斯国家起源的依据，认为国家是一种公共权力的观念。洛克在霍布斯的基础上发展了代表人民意志的议会主权的国家观念。卢梭的“人民主权”“从此成为西方不可超越的主权理念，被视为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基础和最终归属。”［6］国家权力被认为源于人民的让渡，在国家权力结构中“人民意志”被赋予的更高地位，为国民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与效忠奠定了基础。从霍布斯到卢梭，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逐渐形成，即将国家视为一种抽象的公共权力，将国家的起源视为人类契约的结果，将主权视为国家的本质，将主权的归属赋予人民。

三、全球化对传统国家观念的冲击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研究无法脱离全球化的背景，传统的以主权为核心的国家观念，同样也受到了来自当全球化的严峻挑战。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国家权力的位移、全球性问题的凸现等一系列全球化的巨大变革，呼吁新的时代精神，呼唤国家观念的新发展。

（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就其本质上来讲就是全球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而市场和国家推演出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念，市场的内质是自由、平等、开放，而国家的本质则是基于领土的权威网络。正是市场的开放性对传统的国家观念造成了冲击，全球市场经济所形成的一体化经济形态，超国家结构对主权国家观念构成了侵蚀和弱化。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加深了各国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度，面对全球经济体系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故障，都将对整个体系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害，任何国家再也难凭“一己之力”应对纷繁复杂的全球经济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放任和无序，需要超国家经济制度的建立。无论是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是世界银行，它们的顺利运行都建立在各国自愿出让关税、货币、汇率等多方面经济主权的基础之上。全球化背景下主权的让渡对传统的主权不可分割的国家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二）国家权力的位移

“冷战的结束，带来的不仅仅是国家间关系的调整，更是在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中权力的重新分配。民族国家政府不仅仅在全球经济中丧失着自主权，它们也正在分享着各种权力———包括政治的、社会的，以及主权中核心的安全角色———与企业、国际组织及众多公民团体，正如非政府间组织。”［7］尽管国家依然是国际舞台强有力的行动者，但它们现在必须和一大群其他机构和组织共享全球竞技舞台，分享权力。“全球政治舞台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多头政治的‘混合主体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政治权威和政治行动的源头广泛分布。”［8］

全球化背景下，传统的国家权力出现了三个层次的位移：第一层次，由于全球性事务的特殊性，国家需要向上让渡权力予国际层面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第二层次，基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市民社会的发展，国家需要向下让渡权力予地方政府；第三个层面，源于非政府权威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所具有的灵活性，及其在市场规则设置中所具备的专业

性特征，国家需要适度地让渡权力予“私人权威”（private authority），例如具备雄厚市场地位的跨国公司。

国家权力的分散影响着人们对传统意义上权力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威的认知，在国际舞台上，国家并不再是唯一的权力来源，也不再是唯一合法性的权威存在。

（三）全球性问题的凸显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绝对性———在以领土界定的国家里，价值的任何要素都局限于国家的边界内；一个单一的、永恒的权威管理着每一块领土，对外代表着边界内的一切；没有权威可以凌驾于国家之上———而这一切的传统，正在消融。越来越多的资源短缺问题以及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包括金钱、信息、污染和流行文化等全球性问题，传播并塑造着生活和经济，并且很少与政治疆界相关。国际行为标准逐渐开始颠覆国家或区域性的个体标准。甚至最有权力的国家也发现，市场和国际公共舆论强迫他们越来越多地追随特殊的议程。”［9］

同时，虽然大规模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降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却逐渐上升。诸如，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贩毒、种族冲突，以及人口的迅速增长，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以及由贫穷所衍生的经济停滞、政治不稳定等问题，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趋势引起了人们关于安全意识的转变，人们逐渐意识到，个人的安全事实上不一定完全依赖于国家宏观层次的安全。“一个有争议的概念‘人类安全’（humansecurity）……认为，安全被视为是日常生活条件的表现———食物、居住、就业、健康，以及公共安全———不是源于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和军队力量。”［10］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以及个人对自身安全意识的转变，影响着人们对国家的认知。全球性问题存在的本身就超越了国家的边界，并且，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都与民众的生存发展休戚相关。既然全球性问题单靠一国之力无法解决，传统的国家观念必然会受到冲击，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感也会被削弱。

四、国家观念的新发展与中国国家观念的建构

罗伯特·考克斯认为，国际秩序的建构源于三个相互作用的力量：物质能力、制度和观念。［11］既然一个时代的国家观念同时塑造着这个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及国际秩序，那么，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观念会有怎样的新变化？

首先，主权原则作为传统国家观念的核心，依然是全球化时代国家观念的核心观念，但同时也要承认主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可分性，而分享主权则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主权；

其次，民族国家作为本国人民传统的认同主体，在全球化时代依然是公民忠诚的主体，但是要避免狭隘的国家利益观。既然相互依存带来的合作是可能的，那么在探讨国家利益实现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尊重他国的利益，只有我们在考虑双边利益、甚至是多边利益共赢的情况下，和平也才会有保障。

最后，构建超国家共同体意识，认同多元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是一个“多层次网络型交错”的体系结构。多样化的国际行为体活跃在这个网络中，他们在独立或交错的领域中竞争与合作，不同的行为体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也分别扮演着不同的权威。当国家融入国际机制中，便会与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分享权力与权威，甚至在某些专业性领域服从非政府性的权威。这个时候，就需要建构一种超国家的共同体意识，认同除国家之外的权威，认同国际机制对国际体系的维护与塑造。

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中国完全地投入了全球化的大潮，如今已经开始努力塑造负责任的世界政治经济参与者和建设者的大国形象，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观念新发展的建构不仅需要承认以上共性，同时也有自身的特性。而关于中国是否应该走进国际社会，融入全球化，至今还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这些争议与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是密切相关的。

虽然主权原则、主权在民是现代国家观念的共性，但现代国家观念实质上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发展所建构起来的一套认知体系，而由于中国近代以前一直处于封建农业社会，资产阶

级缺位，使中国产生了有别于西方的传统国家观念：一方面，“国家”与“天下”、“朝廷”的观念一直是混淆的。皇帝“家天下”，“天下”是天子的天下，人们对国家的认同体现为对天子的效忠。近代以前的中国并没有“主权”观念，更不用谈主权的归属性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缺乏对主权对外属性的认知。在鸦片战争之前，传统的“朝贡体系”使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处于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明末后期开始的闭关锁国，更使中国彻底关闭了“开眼看世界”的窗户。近代以前，中国并没有出现传统意义的对外关系，直到西方列强的侵入，才让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作为普通国家的世界定位。

具有现代特征的国家观念实际是在1648年鸦片战争之后才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传入中国的，尤其在甲午战争受辱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之士大批地论述现代意义的国家观念，旨在救国。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说到“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12］

现代意义的国家观念实际上是伴随着中华民族国难的过程所引进的，在这段特殊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接受现代意义的国家观念的同时也赋予了自身色彩的解读。一方面，中国现代国家观念中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色彩，并时常会表现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对主权独立性具有极强的敏感性。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论战中，许多反对派都抱有非常悲观的情绪，担心中国主权被侵蚀，跳进“新殖民”的陷阱。

加入WTO后十年间的发展成功证实了参与全球化进程并没有让中国的主权走向衰落，却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同时中国在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在融入和建设国际机制的过程中，也极大地拓展了自己的外交空间，扩展了国家主权的外延。不可否认，全球化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当今中国发展出现众多负效应，发展进入了转型的阵痛期时段，尤其当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国家利益受到挫折时，例如经济上当美国持续向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压，或是政治上与日本关于钓鱼岛发生争端的情况下，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便会上升，在主权问题上便会变得异常敏感。

中国的发展曾经历了从“体制外挑战者”到“体制内建设者”的身份转变，而历史证明了只有中国参与全球化，融入国际社会才能获得发展的成功。因此，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新的国家观念的建构，在承认共性的基础上，同样需要注意以下三点问题：首先，主权原则依然是国家观念中的核心原则，神圣不可侵犯，但应采取一种相对宽容的主权观，认识到适度的主权让渡也是扩大权力的一种手段；其次，民族自尊心是国家忠诚的基本，但要避免过度的自尊心衍生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全球化带来的是地球上每个国家更加紧密的联系，我们需要认识到获得他国尊重的前提同样是对他国的尊重；最后，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在重塑大国形象的过程中需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全球化时代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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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