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行为学期末论文

农民组织行为研究

—以周村为个案

企业管理：郭盛勇学号：M200602047

一、村庄概况

周村地处淮北平原，位于固镇县中南部，淮河支流淮洪新河之畔，是固镇县连城站镇的一个普通行政村。距蚌埠市区40公里、固镇县城15公里、京沪铁路2公里，规划中的京沪高速铁路线预计从村子东部经过。东面与本镇强村以1958年修建的地上渠为界;西面、北面分别以陈沟、新干渠为界与周村相邻;南面和新马桥镇桥村隔淮洪新河相望。有一砂石路与纵贯安徽北部的省道连接。每天早晚各有一班过路公共汽车通往蚌埠市区和固镇县城，交通还算方便。

该地区全年无霜期243天，降雨量平均1650毫米，以黑土为主。地势东北高、西南洼。一般春季易早、夏秋季易涝，除北部外，收成受气候影响较大。主要种植冬小麦、水稻、玉米、花生、大豆和山芋。全村可耕地总面积1731亩，纳税耕地面积1612亩，人均耕地仅1亩左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徐村进入了较快发展时期。在农业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村里分别将土地和小型农具承包、分配到农户，实行双田经营。1963年，徐村小麦总产量约为14万公斤，亩产100公斤。1996年，全村小麦总产量己达75万公斤，亩产己达500公斤以上。近年来，村办企业虽不发达，但也有所发展。2000年，全村有集体企业1个，私营企业1家。另有个体工商户18家，养鸡专业户4家，蔬菜专业户9家，水产品养殖专业户3家，运输专业户3家，农民业余建筑队7个。按上报数字，农村经济总收入为1028万元。依据行业划分，农业收入为181万元，其中农作物种植收入136万元，其他农业收入45万元;林业收入5万元;牧业收入85万元;工业收入74万元;建筑业收入17万元;运输业收入72万元;商业收入40万元农民外出劳务收人554万元。目前村里有330户，1583人。以男18一60岁，女18一55岁做为劳动力的计算标准，全村劳动力共813人。除600余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外，不少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在农闲季节兼做工商业。按三种产业划分，以第一产业为主业人数为732人，约占90%，以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建筑业为主业的人数为25人，约占3%，以第三产业为主业的有56人，约占7%。

二、农民组织行为的表现

1.政治领域

（1）选举:非组织的“组织”行为

每次村民委员会换届正式选举的前一个半月左右，一般是当年的3月初，村党支部通过架设在各村民小组中的大喇叭召开村民大会布置选举事项。首先要做的工作是选举动员。村里的大喇叭播放县里事先统一录制好的宣传节目，内容主要是有关选举的常识，如村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及选举程序等。其次是选民登记。各村民小组对年满18周岁，符合法定条件的村民挨家挨户地进行登记，然后由村公布名单。在2000年的第4次换届选举中，周村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村民人数是1003人。再次，推举候选人。按照规定，10名及其以上的村民可以联合提出候选人名单。徐村采取的办法是由村党支部与村民小组长协商提出9个候选人，然后上报连城镇政府，经审查后公布。又次，正式选举。选举的原则是差额选举，从9名候选人中选出7人组成新一届的村民委员会。只要过半数的有选举权的村民参加投票，选举即为有效。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村民过半数的选票，方能入选。主任、副主任(周村称呼为村长、副村长)和委员分为三张选票，由选民分别无记名地秘密表决。在周村的前面几届选举中，主任与副主任、委员的选票都是差额的，但到了第3届时，主任、副主任、委员的选票均变成为等额的形式了。由于村民去公开集中选定的投票场所投票的人很少，为保证有效选举所需的投票人数，负责选举事情的村干部往往只能在各村民组组长的带领下，到各家挨门去找村民征求表决的态度。他们通常的问话是:“这次选某某为村长”或“某某为副村长”或“某某为村委员”，“你同意吗?”许多村民都会认为就是不同意他们也会当选，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同意”算了。识字的自己在选票上打个勾，不识字的则由村干部代填。最后，公布当选者名单，并由这些当选者组成新一届的村民委员会。

（2）派系

由于在许多村民看来，如果掌握了村权，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谋取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寻找到方便。因此，有不少人曾经试图通过选举的方式以期达到进入村决策层的目的。他们往往都是以某一、两个人为中心，以其亲戚、朋友、兄弟以及合作者和其它特别关系建立起来的圈子来为自己在未来的选举活动中获得影响力和号召力。虽然这些圈子的内部并没有类似于组织那样的稳固的联系，但因为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表现出相对密切的交往特点。在村里，并不

是所有的亲戚之间甚至于兄弟之间都能当然地形成利益的一致性，除情感的成分外，经济利益的分配因素往往是导致彼此间关系亲疏的关键。因此，血缘圈子的内部的自我整合往往是圈子中心人物提升号召力的第一选择。相处原本融洽的亲戚或兄弟之间在日常的默契中很容易地达成扶持圈子中心人物的共识。同时，周村的社会土壤也深刻地渗透着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情结。调动自己的各方资源以求得到“上头”的支持，自然都属于“朝、野”两方顺理成章思考的范围。在双方看来，这应是夺取村民委员会选举胜利最切实、最可靠的保证。

2.经济领域

(l)建筑队

前文在介绍周村的概况时曾提到全村现有7支“农民业余建筑队”。建筑队，之所以称“业余”，是因为具有三个方面的理由。首先，建筑队的组成没有也不需经过政府建筑主管部门的批准，完全是农民的自由组合，形式上十分松散，自然也就不会获得什么建筑许可证之类的官方证书。其次，建筑队的负责人及技术人员大都没有经过专门培训，业务素质较差，达不到法定的技术条件，建筑施工主要是靠经验。第三，建筑队成员都是以农业为主业，建筑职业化色彩淡薄。建筑队往往以某一两个具有较熟练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人为核心依据血缘、友情的原则组建。当建筑队在揽活过程中如果人手不够，其他村民也会被接受。建筑队内部依照建筑经验的多寡和技术水平的高低进行分工，并形成一定

的地位分层，建筑队的技术骨干本身就是建筑队的负责人，以下依次为砖瓦工和小工，报酬也因分工与地位的不同而体现出较大差别。建筑队内部没有专门的会计，也不设专门的会计帐簿和报表。建筑队的组建主要依赖于负责人的建筑技术水平与声誉，工程的取得也主要是等客上门。

建筑施工通常是在业主的直接监督下进行，业主除了支付事先谈妥的工程价款外，还会出于邻里感情的考虑在施工现场准备一些烟、茶之类的招待，大方的业主甚至会宴请建筑队一次以博得好的名声。建筑队负责人对所揽工程负总责任，建筑施工所需工具由各成员根据分工之需自备。近年来，随着外出打工的青壮年越来越多，留守徐村的劳力已为数不多，有两个建筑队已处于瘫痪状态，其中部分的成员或退出或转投他队。但就整体情况而言，能够加入建筑队对于那些打不了工而又没有其他非收入来源的人仍是有较大吸引力。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可能的参与机会，这使得个别建筑队呈现出老龄化的倾向。

(2)“钱会”’

在今天的徐村村民收入结构中，外出打工的收入占主要成分，但打工者的工资往往是半年或一年领一次，平时所得的只是基本生活费，这对于那些家庭积蓄十分有限的村民来说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一旦在家的老人或小孩出现了生病需要花大钱或其他急需用钱一时借钱又借不到的情况时该怎么办? 从2001年春节时起，在一些农户中出现了具有协同的相互扶助的金融组织，徐村称谓为钱会。钱会虽然是“会”，但并没有正儿八经的书面章程或公约。参加“会”的人，多为亲族或朋友，彼此依靠的是基于感情信任基础之上的口头约定。参加钱会的家庭必须均出一定数额的现金用作公共的出借会款，并承诺在会款因出借而减少时再及时均出补足。会款由大家推举办事公道、稳妥的会首负责掌

管。为安全起见，会款存放在银行里，存折和密码也只有会首知道。

(3)“经济联合体”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改变了农村微观经济基础，确立了适应农村生产特点的、分散的家庭经济单位，农民因此而获得了发展商品经济所必须具备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这种生产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不仅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还引导着农村的产业组织的创新，即通过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引导农村生产要素在流动与开放中重新组合成有效率的产业组织。徐村的分工、分业，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副业变成主业，即各种副业生产(比如家庭养殖业、家庭手工业等)变成了独立的专业生产部门，并且这些副业也不再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附带产业，而是由同一生产过程变成了不同的生产过程，实现了生产过程的分工与专业化。二是副业生产的专业化引发农业生产结构的改组，形成了徐村各种产业的有机序列:农业—第一产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第二产业:商品服务业—第三产业。虽然目前徐村的二、三产业还不发达，但地位却是越来越重要。在分工与分业的过程中，除F家外，徐村还出现其他二十几家专业户，并在此基础上以少数专业户为核心成立了经济联合体。专业户的特点是把某一副业变成为主业，或者从事主业的某一种商品生产，采取的是专业化的生产方式，目的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徐村专业户经营的范围包括家禽与水产品养殖、蔬菜种植以及运输等。近两三年来，随着城市居民对无公害农副产品需求的日益旺盛，徐村进行“绿色”蔬菜种植的土地面积迅速扩大，不少以前种粮或抛荒的耕地已改建成塑料大棚，蔬菜产量也成十几倍地提高。围绕着蔬菜销路问题，2组的G等5家蔬菜生产专业户组成了蔬菜生产与销售的经济联合体。经济联合体以某一家相对充分掌握市场信息的农户为主体，吸收其他农户的参与，进行蔬菜的产、供、销一体化运作，并且在内部建立一定的利润分配和

费用以及风险承担机制，一般是根据各家提供的产品价值按比例决定，并形成朴素的书面协议。C介绍说:“俺家是这庄子最早专门搞蔬菜的。前些年是俺们两把手(指夫妻)在家生产，大孩子单为在蚌埠卖。时间一长，人混得熟了，买的人也就多了。零售不搞了，专门搞批发，不少滁县、南京的贩子都过来联系。”G的成功为村里的其他人树立了榜样，2001年同组的6家开始建起了塑料大棚。那几家菜倒是收了不少，可就是卖不掉，后来就找到了俺。”徐村类似的经济联合体也出现在其他农副产品的贩运方面，其组成最初也都是在亲族内部发生，后才逐步扩大到朋友和邻里范围。

3.文化领域

（1）红白喜事会

在村里，由于村民的宗族意识不强，而举办红白喜事又需要大量人手帮忙，因此只能借助地缘的力量，自发组织红白喜事操办组。红白喜事会作为自然形成的生活共同体，并不介入村落中的行政和经济事务，主要功能的履行范围仅限于村民婚丧嫁娶等生命礼仪活动，帮助事主过问和了结红白喜事。红白喜事会由同一村民组的成年男性构成，成员共20名左右，大都具有超越血缘纽带、超越日常利益的在生命意义上的共同归属意识，以一位有威望、办事公正、受信任而且懂得民间习俗的人物充当指挥。“指挥”是一个特定角色，负责组织婚、葬仪式的全过程，召集帮忙人手、发送通知、确定分工。徐村现有六支红白喜事操办组，各自活动的范围与村民小组基本一致。按照村内的传统规矩，红白

喜事操办组内部成员的分工基本固定，在举办红白喜事时都必须服从“指挥”的安排，即使手上再忙也要放下参加，而且这种帮忙是纯义务的。如果有成员拒绝参加，将来自己家里遇到红白喜事，就会被晾场。参加红白喜事礼仪的有族人、亲戚、庄亲和谊亲。庄亲以本生产队的成员和邻居为主，本队全部的家庭都要参加。如果本村村民中有过祖孙三代曾经一同共事或关系密切的，那么通常也在参加之列。人手帮忙不够时也可以超出生产队的范围找邻队或邻村在家的人帮忙。如果帮忙办事和参加的人越多，就越会显得主家的人缘好，名声好。至于红白喜事操办的具体过程则有较大的差别。操办红事时，由东家自己先专门上门请在家的“指挥”，然后再由“指挥”招呼操办组的各个成员。“指挥”之

下根据需要设一名“迎宾”，负责招待来宾，根据客人的身份采用适当的礼节，进行座次和入席时间的安排。办事规模较小时由“指挥”兼任“迎宾”。

(2)修族谱

通常而言，宗族是指同一姓氏祖先传衍下来，而聚居于一个地域的血缘团体。据徐村的口碑史料传载，周村及其周围的徐姓均出于一门，大约400年前由徐州附近迁转而来。有村民推算，今天的徐姓人口己发展到三、四万人，称得上当地的一个大姓。在解放前，周村的宗族组织比较完善，宗族的功能比较突出。在村落中，人们普遍认同宗族权威，通过寻求与宗族的合作以期望得到保护，宗族成为人们对外交往的象征资源。1949年以后，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尤其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和体制对宗族文化的冲击，宗族权威被来自国家的行政权威所取代，宗族活动被停止，宗祠、家谱等被作为“四旧”而扫荡，农民转化成为强大政治体系中的一个细胞，集体化的生产成为人们的生活之源，基层政权组织成为人们唯一可以而且必须依赖的权威。但随着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农民的生产、生活重新回到家庭单元化阶段，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威的不同程度的流失，传统的宗族文化权威在现存国家体系的框架之内又有所复兴。然而，现在周村的宗族虽然也是基本上按照男性血缘世系建立，但其与以前有着较大的差别，并不具有传统宗族的那种严格的内部结构特征。尽管在宗族活动时，人们会成立起一些有明确分工和一定纪律约束的临时组织，可在任务完成之后，这些组织大都自行解散。周村宗族“复兴”以来所做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2000年的修族谱，也即村民所言的“续家谱”。其源起的动机最初是出于班辈重续的考虑。修族谱的过程

与规则大致是:周姓宗族内几位辈份高、有文化修养、为人正派、在群众中享有一定威望和号召力并热衷于周氏宗族活动和有一定的交际与活动能力的年长者最先集议，统一修谱思想，商定有关修谱事项。然后召集各房代表开会，推选修谱的人员，商定修谱的技术与费用募集标准。规定的基本原则是由别姓买来者不能上谱，同姓不同宗者不能上谱，而修谱的费用按每男性族员20元募取，分期分批交至族谱起草班子。修谱的整个过程前后历时四个月。

三、农民自组织行为的分析

1．宏观方面: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乡村社会发展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是农民自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从历史上看，乡村社会始终是在与国家的复杂关系和特定的政治空间中获得发展的，究其本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主要是一种资源的索取与被索取，、权力的控制与被控制(也有意识形态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在国家对乡村资源的依赖与需求的驱动下，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权力博弈与格局中，伴随着基层组织形式的诸种历史变迁，乡

村社会自组织的发展也经历曲折与演变。传统封建社会中，由于封建国家控制能力的有限和资源需求的常规满足状况，实行以保甲制度为基础的、以绅权和族权为纽带的自治政治。在一定程度的乡村社会自主发展空间中，乡村的自组织不仅表现在体现封建意识形态的宗族组织的发展，同时也有各种以满足乡村公共需求的多种领域的自组织的发展。与前现代化的封建时期相比，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就是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不断渗透和控制的过程，而国家对乡村社会的介入不仅限于政治领域，还深入到经济领域。解放后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权力全面渗透接管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这种国家的极度扩张湮没了社会的存在发展。虽然这种高度统一对于实现当时的国家利益是有效的，却为乡村社会和农民的自组织发展带来浩劫，它不仅侵占了社会的自组织领域，也压抑乃至消饵了自组织的动力以及必要的经济基础，此外，在无形中也以体制吸纳了自组织所需的民间精英。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从一度的高度融合走向分化，伴随着国家控制的逐渐收缩与乡村社会发展自主权的缓慢回升，乡村社会农民的自组织又开始呈现出逐渐的恢复与发展的趋向。鉴于改革在不同领域先后推进的时序性与层次性，乡村社会的自组织发展在不同领域也存在着差别。改革最早

开始也是相对最充分的就是经济领域，打破违背经济规律的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和家庭承包经营的双层体制，虽然现在看来，产权不清晰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但是家庭经营自主权的恢复极大激发了农民组织生产的积极性，劳动生产率和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提高。这一改革不仅为农民自组织发展提供了动力，也奠定了一定的资源基础。目前来看，农户家庭仍是农业生产经营的最主要组织形式。然而伴随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民的市场参与度的日渐提高，家庭经营在继续发挥其有效激励作用的同时也进发出进一步经济合作的要求，在家庭经营自主权进一步充分发挥基础上，各种不同形式的包括农民自发组织的经济合作也发展起来。并且土地资源的优化与合理配置的要求也促进着在更大土地规模基础上的经济合作自组织的深化，从而推动着农民经济自组织形态与

制度上的创新，只是目前仍未被给予明确的政策与制度合法性支持，因而也不是普遍的现象。至于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是随着经济领域的放开一并获得解放，并且随着经济基础的转变，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控制也大大减弱，曾被强制压抑的传统家族意识形态与一直存在的地方性文化小传统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的重新兴起，如家族与宗族自组织以及诸如红白喜事会等各类文化生活的服务性自组织等也在不断出现。最后，在政治领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尚且较为复杂，处在一定形式的收缩与

实质上难以完全放开的矛盾状态以及各种力量博弈的阶段。从形式上看，一个结果就是建立了以制度供给为主导的正式性村民委员会。其虽然是一个自治性组织，但在实际运作上则体现其非自组织特点。但其制度

形式上还是为农民政治自组织让出了一定空间，因而也激发了特定形式的农民组织，例如一些地区以政治为目的的宗族组织。

2.微观方面:农民各种需求的发展

(1)政治领域的组织行为

政治领域的自组织行为通常可由两类性质不太相同的需求动因所驱动，一种是基于人对自身权利的意识，可称为人的政治需求，另一是对于政治权力的追求。正如“人是政治性动物”的宣称，两者都有其人性的基础，同时也有具体历史的发展和体现。当前农民政治性自组织行为主要局限于村庄内部某种派系与村民集结上访的活动，这两种行为是农民政治需求以及权力欲求发展的的表现。就农民的政治需求而言，由于农民经济生活水平相对低下的局限，通常其政治权利意识与需求水平也较低，主要是基本生存权利的需求。当这一基本生存权利受到侵害或剥夺时，农民的政治组织愿望也较易被激起。对于相对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农民来说，其政治权利意识也会随着其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长，

从权力的欲求方面来看，当前乡村社会精英对于正式权力的需求更多是工具性的。虽然权力需求中也包含着对于社会尊重与服从以及自我实

现的需求，但在经济生活水平与基本生存与安全需求未能充分满足的情况下，乡村精英在追求权力时更多的受到物质性和经济性需求的驱动。这种对于权力的工具性需求的产生除了农民基于自身生活水平寻求经济利益与一定政治保护与支持的原因之外，还有一种体制的原因，即基层政权官僚体制中的权力经纪性’。乡村精英的权力竞争通常就导致了某种派系的产生与存在，即以某个精英为核心形成的一个利益共同体。从形式上看，它是权力层内部竞争的一种外化，但对于派系中的普通成员来说，加入派系并不是权威人物的命令或简单服从的结果，而也是有其特殊利益需求的，特别是受某种利益的预期的驱动。这种预期可以是主观的，也可以是权威人物的某种形式的允诺。他们的预期甚或是某

种程度的利益上的依赖为派系内部的权威与服从结构提供了基础。派系的存在与凝聚力的大小就随着这种利益预期的兑现与满足程度与状况而正向变化。如果派系中的成员在利益满足与分配上产生分歧与不满，或者其从权力之外寻找到其他的替代性资源，就会减少对权威人物的依赖，就会选择某种程度的退出，因而也不难理解

这种类型的自组织具有的相当不稳定性。通常人们会因此认为，农民的政治需求与能力低下。正如派系的形成常是农民某种利益预期的驱动的产物，对于选举，似乎在利益预期方面就显得较为缺乏。从周村来看，农民最初也是有着一定积极性的，但是由于他们的参与并不能产生某种预期的回报(人员通常已是内定好的)，因而这种驱动其政治参与的预期就逐渐消退，也就必然表现出政治消极冷漠的态度。当然，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根本因素就在于，村民与村庄之间缺乏一种较强的经济利益纽带，选举即便产生不同或预期的结果，但对于普通村民来说，意思不是很大。对于他们来说，政治总是某一小撮人的竞争游戏，与他们的直接利益并直接相关。这在缺乏集体经济基础的相对落后的村庄尤其如此，徐村即是一个代表。

(2)经济领域的自组织行为

当前经济领域的农民自组织行为中既有传统性的，也有在参与市场中体现一定创新性的，虽形式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农民经济需求的满足。前面也提到，农民的基本权利意识就是生存权利，虽然基本生存仍是农民当前的占主导地位的需要，但满足基本生存所需要的条件是在变化的，其方式途径也有所变化。从根本模式上来看，传统的依靠以小农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在基本自给自足的同时，再通过集市的交换获得一些生产生活资料与货币资本，交纳一定的租税。从当前的农民经济生活状况来看，人均占有的耕地少有增加，甚至随着总人口的增加与耕地的流失还继续减少，农业剩余少，粮食的价格低，特别是农民所要支付的生存成本在不断提高，其子女所受教育、享受的医疗以及村庄社区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皆是依据城市经济生活水平的标准。从赋税上看，不仅有国家的，还有地方的，不仅有农业税，还有各种提留杂费。

因此，农民的经济需求是极其强烈的，而满足这种不断增长的经济需求的途径又是十分缺乏的。在乡村内部，仍是依靠小型的集市贸易以及一些零星的家庭小手工和畜牧养殖来自我补贴。在开放与大规模流动之前和城乡壁垒尚十分森严的时期，离土不离乡的乡镇非农经济组织曾一度有所发展。但后由于各种内外的原因而衰落，徐村中就不乏一些“下岗”的乡镇企业职工。在当前能够城乡流动的背景下，村庄内部仍有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外出，为了寻求经济满足，就有一些村民就地组织其非农性的活计，如徐村的建筑队。这种经济性组织从性质上看仍是一种小农经济附属地位上的非农副业的发展，因而具有传统性。以上主要是从农民当前生存成本的提高方面阐释了农民的经济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城市化对于农民消费需求

的刺激和农民购买力水平的低下形成的矛盾也是导致农民经济需求极大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今的乡村虽然从形貌与结构上来看没有发生根本重大的改变，但是由于社会流动的增加、大众媒体的传播特别是以城市为基地的商品市场向乡村的扩张与渗透，农民的消费需求己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于多种消费品的需求增长。然而，由于农业效益的相对低下，农民靠传统粮食作物种植获得的收入微薄。从另一方面来看，小农经济的本质与结构虽然未根本改变，但家庭自主经营仍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农业剩余促进着农村商品经济(关于农村商品经济的注释)的发展。为寻求更多经济利益，特别是对于有一定经济积累的农民来说，不仅要改变传统农业种植结构，更要求走向和拓展更大的市场。他们通常在具备一定的包括经济、信息与文化技术特别是关系资源的基础上初步参与市场，而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资源的需求，凸显已有资源的有限与短缺，由此而产生对己有可利用资源的重新配置与整合的需求。农民的经济合作型组织正是通过合作而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与整合的过程与产物。以上两种情形的经济组织，在当前情况下，主要存在于两种农民群体中，一是那些由于多方面原因不能外出务工挣钱的农民，通常只有选择就地寻找和组织活计，另一就是自家有重要经济生产依托，不需也不能抽出人手外出务工的农民。对于那些绝大多数既无本地经济发展途径又相对剩余的农民来说，外出务工是满足不断增长的经济需求的必然和最便捷的选择了。近年来，周村的外出务工队伍呈现出一定的有组织特点，不仅本地有外出的需求，而且在外地务工的带来其单位及地区的需求信息，因而就出现一定的集体性流动。

(3)文化领域的组织行为

文化领域的农民组织行为主要基于两种需求，一是情感需求，另一是文化需求，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文化组织活动中满足情感需求，以满足情感需求的组织活动本身就构成一种文化;另一方面，情感需求是人的高级但基本的需求之一，所谓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也包含此意;但从需求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来看，对于文化的消费需求通常是在基本生存获得较大满足，并凭借一定的经济条件与手段才得以形成与实现的。因而也不难理解在经济发展水平尚十分落后的乡村地区，以满足后者为目的的组织明显较少，而满足基本情感社会需求的组织仍十分兴盛。周村就是这种情况，其相比经济较为发达的村庄，缺乏民间文化性组织与活动，而隶属于地方习俗传统的起到联络感情作用的。如红白喜事及修族谱等自组织活动还是较为兴盛的。周村是一个单姓村，属典型的传统村落，即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扩展开来的地缘群体，

其中“血缘关系为群体提供了无形的联带，地缘关系为群体提供了有形的联带。”而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因此，村落社会生活是充满着家族主义氛围的，通俗的话说就是，“都是乡里乡亲的”。但另一方面看，以小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相当分散，很多时候还是相互独立的，较多的

互动也多只发生在户数很少的邻里之间，那么村民之间的“乡里乡亲”的情感氛围又是如何维持的呢?事实上，即便是同一家族内部，其血缘关系与情感纽带也常常需要各种聚合与共同活动来巩固，村庄内部以及村庄之间乡民们的情感联络常常是以一些公共性的习俗活动为载体，其中最为普遍的可算是传统的婚丧嫁娶的仪式操办了。在这种习俗活动中，远近村庄的村民只要是知道都是要参加的，同一家族与村庄以及跨越村庄的村民们会聚集到一起，通过出礼和共宴，作为主家与宾客、宾客与宾客的村民之间相互联络与巩固了感情，同时也履行了某种伦理性的义务。从表面上看，参加这类活动的村民们似乎不带什么目的，或者怀着一种义务与交换的心理。事实上，这种满足农民社会情感需求的活动也已经化作农民的集体无意识，成为一种村庄文化的小传统。虽然市场经济与城市文化不断以各种方式与渠道渗透到乡村农民的社会生活中，然而这种传统却在满足农民的社会情感需求中获得其持续存在的基础(虽然其也是有着其他的物质性等因素)。而这种以满足村民社会情感需求的传统习俗活动的开展与维持需要各种现实条件，除了需要一定的资金作基础，还需要特定的人力以及权威人士、礼仪知识等的组织，于是在乡村内部自发产生了具有异地感、互助性的专事这类组织活动并不乏内在分工的非正式自组织，例如红白喜事理事会。宗族组织作为传统村落社会的一个特点在不同地区都有所表现。在传统社会时期，其发挥着重要的生产保障功能，并拥有特定经济财产基础，在这一组织形式之上产生了相应的家族主义意识形态与伦理规范。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宗族组织曾一度遭到了打击，虽其组织形式趋向瓦解，但因家庭生产

功能在当前仍有强化的趋势，这种家族主义意识的基础仍然存在。并且，农民无论从生产生活还是情感上对组织有所需求，在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现实载体仍是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农民所能发现的最具有吸引力的组织依托就是宗族了。当前，在各小家庭的一定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对于宗族谱系以情感与伦的追溯与认同又有所兴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在获得一定温饱和稳生活之余凸显出的精神与情感的需求。如周村的续家谱等活动都是以满足这需求的农民自组织行为。尽管其在不同地区以及具体过程中体现出不同的特点与变异，但其本质上和最终还是以情感需求为依饭。

四、结论

从上分析中也不难看出，乡村社会赖以机械整合的集体意识纽带其实也是以一定的利益为基础的，缺乏内在利益纽带的“集体意识”与情感的整合功能仍是相对脆弱的。特别是在现代化理性化影响与冲击下，当前的乡村社会中集体意识与情感纽带的整合功能也在逐步弱化。然而，乡村社会的分工发展仍是十分低下和缓慢的，依靠发达的分工形成内在结构上的功能相互依赖性的有机关联仍是不现实的。农民自组织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通过形成内部的互助与合作建构出一种内在的利益纽带，从而既促进了整合，又巩固加强了一定程度弱化的情感纽带。虽然从农民自组织的关系基础及性质上看，对于传统性家族或宗族关系网络的再利用仍带有很大传统性，但相比小家庭之间的日益离散性，新的协作重新建立和巩固了利益的纽带，从而也联络和加强了情感纽带。从其

内部来说，这种自组织发挥了较强的整合功能。农民自组织中也表现出由血缘推延至地缘关系的差序层次性，对于村落社会地缘关系的再组织也在较少关联性的原始关系之上构建出新的利益纽带，促使其内部有机关联格局的形成。利益纽带的强大整合功能在新型农民的经济合作类组织中体现尤其突出，除了利益纽带的整合，文化生活领域的农民自组织也通过增强农民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发挥一定的情感整合功能。在徐村中，象续族谱这类自组织活动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大家族成员之间的血缘情感纽带，而又因其同族成员散布多个村落，从规模上看，其发挥的整合功能是相当广泛的。农民自组织对村落社会的整合功能不仅体现于其在村落特定成员之间建立了新的有机的利益纽带与联络巩固了情感，同时在客观上其也体现出乡村社会的初步的社会分工的发展。根据杜的功能互赖性有机联结理论，社会结构的功能分化在客观上增强内在的有机整合，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乡村社会内部的分工也有其发展的社会基础，分工在客观上形成一种内在的功能互赖性增长的有机关联结构，因而也促进村落社会内部的功能整合。从现实状况来看，由于农民自组织发展水平的极其低下与规模的有限，其所发挥的这两大功能也多是十分微薄的。乡村社会的资源优化配置与更加有机的内在整合有赖于农民自组织的更高水平的发展，特别是新型的经济类合作性自组织，其充当着乡村与外界世界的重要纽带与桥梁，它的更高水平和规模化的发展将对乡村社会的现代化产生巨大的变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