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民间美术的关注始于20世纪20年代
浅谈我对中国民间美术的认识和反思
2010美术学硕士李林郁中国对民间美术的关注始于20世纪20年代，民俗学家钟敬文等在《歌谣周刊》等刊物上发表有关民间图画的文章，此后，对民间美术的研究一直限于视觉艺术的审美范畴。20世纪80年代，张道一提出“为生活造福的艺术”的论断，强调民间美术的生活形态，从此，对民间美术的研究拓展到了生活方式的艺术创造的层面。研究取向的调整也使得民间美术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发生变化，其概念得以重新界定。目前，学术界一般不沿袭民间美术的称谓，而代之以“民艺”，以增强民间美术的文化及生活内涵，强化其人文科学意义，强调以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美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视野来看待“民间美术”形态及现象。一般意义上，我们将“民间美术”或“民艺”看作是民众阶层为生活的艺术创造，它紧密依托生活本身，既包括衣、食、住、行、用的物质形态，也包括由此延展出来的工艺、风俗、制度、信仰、价值观念等精神形态。
民间美术因其与生活的不可剥夺性，决定了它是实用与审美、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与原始艺术同构，具有“复功用性”，处于艺术与生产、生活的交汇处，是在生活过程中的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这种本元文化的性质决定了民间美术的工艺造物特征。首先，民间创造体现了物以致用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受到了传统民间文化意识、民族思维方式、社会环境、科技思想、人文观念的影响，在重视实用功能的前提下及，尊重人与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即在造物过程中对自然、社会、人、物多方面的矛盾关系体现出一种理
性的协调意识和综合把握能力，追求和谐的造物精神，是科学技术与文化意识的统一。民间美术创造受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体制的制约，就地取材，量材为用，重经验，重体悟，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程式化的创作规律，将艺术创造与生活生产融为一体，将珍惜自然资源与社会财富，尊重社会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以及“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精神具体地贯彻到了造物工艺过程与审美创造过程之中。民间美术的审美观念不是完全超功利性的，而带有一定的精神功利性，具有切实的社会意义，与传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具有深刻的联系。中国民间美术造型创作与西方古典写实主义风格不同，遵循民间社会视知觉基础与习惯方式，看似夸张变形、打破时空观念，却真实地再现了自然，并揉入了心灵和情感的积极参与，也是民族文化传统与审美理想的历史积淀。在构图上追求完整、饱满、对称；在造型上追求完美性、象征性、随意性与意向性；用色对比、鲜明、响亮，气氛热烈，具有强烈的动感特征，也注重色彩的象征性与主观意蕴，更符合视觉感受与情感需求。
民间美术创作具有多样性的审美功能。它首先带给人审美的直觉享受，在愉悦身心的同时，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它还具备情感传达的功能，在生活使用过程中还加强了人们之间的情感共鸣。它也具备认知功能，将民众对自然、社会、历史、人生的集体意识以感性形象的形式传播开来，是民间文化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
民间美术的技艺传播主要以家庭作坊为核心，兼具行会，行帮及批量性工场的社会性传播模式，以父子，母女，师徒关系为重要传播
渠道。传播形式具有言传身教、物化传播（样谱）、心领神会（感悟）的特征。
民间美术传承了原始美术的本元特征及质朴的艺术形式，是母体艺术，派生出了不同社会阶层及社会形态的其他美术形式，如宫廷美术、文人美术等，同时也受到它们的影响与促进，在发展过程中，构彼此构成对应关系，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美术的整体风貌。民间美术创造集合了传统造物观念与技艺精华，作为民族传统艺术的重要代表对现代艺术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启示与参照价值。因此，民间美术的教育也应该受到相应的重视，而在中国历史上，民间美术也一直以一种技艺传承的方式延续着，主要表现为两种传承方式：母女、父子、集美、兄弟之间的家庭过家族式传承；手工作坊中师徒之间的传承。清末民初，受西风东渐影响，高扬西方科技新潮否定中国传统观念，民间美术在学校教育中未成气候。1942年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民间美术形式受到空前重视。1952年后，全国逐渐确立美术在教学体系上部分系科，均排置中国画、油画、工艺美术等课程，在教学中设有连环画、剪纸、印花、刻章等民间美术形式，但尚未开设独立的民间美术课程，同时期，一些轻工业也开设有民间手工艺美术培训班，为民间美术教育做出了贡献。198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年画连环画系，在全国率先成立系科。四川美术难见艺术学院、山东美术学院等也相应地开设了民间美术理论或实践课程，但全国绝大部分院学校还是依据教师个人的喜好而在专业课程中揉入大量民间美术素材，但仍然未独立开设课程。1978年南京艺术学
院在全国率先招收民间美术方向研究生，而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东南大学等也相继培养。1993年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成立民艺研究所，1996年东南大学成立汉声中国民间艺术研究所，2002年，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改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这些研究机构将民间美术教育与研究推向深化。成为中国目前民间美术研究前沿。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民间美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冲击，过去家族式的代代传承也随着工厂化批量生产而在逐渐地消失，比如近些年，我切身感受到的家乡的民风民俗的一些改变，我的家乡在陕西省安康市，属于西北地区，我的爷爷奶奶一辈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现在还居住在农村老家，记得小时候过春节的时候，村子里村民们都各自忙活着。老太太们用粗麻布给晚辈们做鞋垫，鞋垫上还有精美的刺绣，图案大部分都是“鸳鸯戏水”、“百年好合”、“福娃抱鱼”等等，很是喜庆，过年春联也是不可忽略的，村子里一些擅长书法的长者们会专门为每家每户写春联，而每家的妇女们还会用红纸剪成各式各样的窗花，福字等吉祥的纸花贴在窗户，门上还会贴上门神，最值得一提的是村子里还有专门做纸糊灯笼的，纸上还有手绘的图案，表达人们对新年美好的祝愿。但是这些年来，我逐渐已经感受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那些由村民们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慢慢地被工业化的产品所替代，春联不再是由村民们自己编写的，而是千篇一律地用很粗糙的印刷制品所代替，人们也不再热衷于亲自手工制作各式独特的灯笼，剪窗花，取而代之的是简易的布制灯笼，窗
花，门神也被各种各样的印刷出来的风景画所替代，年轻人们也不再穿老年人做的粗麻布鞋垫，因此一些精良的刺绣技艺也逐渐失传，这些现象不禁引起了我的思考，这种发展趋势到底是好还是坏呢？的确，或许这些现象的产生是我国经济水平提高的一种体现，城乡差异在缩小，使得农民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改善等一些正面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作为一个美术学研究生，对于存在于民间的种种美术技艺一个个地消失，我感到很心痛和无奈。
在我们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我们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民间文化也在一点一滴地被年轻一代所抛弃，而我们大部分人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且还为此而拍手称赞，当然，这一点我们也都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专业的美术工作者的我们，身上担负着国家传统美术事业的传承和发展，我们应该如何去保护逐渐消失的民间美术技艺，应该为此做些什么呢，我想这真的值得我们作以深刻的思考。那么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走出象牙塔，投身到乡间田野中去，实地地走访和调查一些危在旦夕的民间美术的情况，并做成完整的田野调查报告，向上级管理相关工作的部门或者单位如实地反映情况，为当地民间美术的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大范围的宣传当地精良的美术工艺，提高村民乃至整个地区群众对这种美术形态的认识和关注，调动起人们传承、保护和发扬民间美术的积极性，从而让我们全国不同地区，地方上的民间美术能够百花齐放，竞相斗艳，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形成繁华似锦的大好局面。民间美术作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也将能够继续担负着传承中国人大众精神与文化的历史重任。
总而言之，民间美术任重道远，值得我们每一个美术工作者，与人民大众共同努力，将其发展推向一个全新的局面。
参考文献：［1］邵大箴《中国美术百科全书》［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12；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正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刚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的时候，新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思潮等矛盾不断冲击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改革步伐不断的加大，社会中的各阶级的社会心态也不断的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国人的心态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了。 社会心态，指的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反应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方向，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 20世纪80年代，我国面临着两大方面的矛盾对立：改革与保守，开放与封闭。实行改革开放势不可挡，但我们必须重新去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看待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就成为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阶层的经历和价值观利益观的不同，对这一时期的看法也不同，社会心态也各有不同，我们下面主要是研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当时的社会心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头条上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此思想解放的闸门打开了。从78年到80年，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而且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入，所以人们当时的社会心态就更多的反映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上。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这一时期，迷惘、悲观、怀疑、逆反等情绪瘟疫一样在青年群体中互相感染，造成青年中三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信教青年急剧增多；二是自杀青年急剧增多；三是偷渡港澳台的青年急剧增多。尽管这些现象只是滞留在少数青年的行为中，但却反映出这一时期广大青年的总体的心态特征——在深感人生缺憾的痛苦中产生的失落感、惶惑感和迷茫感。从他们的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得出经过文革的影响的他们，社会心态是厌世和消极的，产生的极度不信任感才致使他们这么做。但是与选择自杀相比，绝大一部分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在伤口上进行反思的，他们站在现实的角度上逐步形成了积极的自我意识。他们开始唾弃迷信中的误导，用自己的眼睛重新看待人生。 从思想方面来说，当时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去触及以往那些被奉为禁止的东西了。他们的心态开始逐渐变得更包容更开放，对于文艺创作和美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开始追寻人性、人道主义等方面的美。从真理思想大解放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慢慢发生改变，开始用自己的思想去看待问题，改变了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一刀切的心理。对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没有局限在那些条条框框的理论上。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心态也变得更加的开放和包容起来。开始引进外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来促进本国的经济的发展。一直以来社会上流行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与美国的经济与贸易关系取得长足的进展。据中国商务部网站提供的数据，1979年中美贸易额为24.5亿美元，2005年中美贸易总额达2116.3亿美元。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顺差为1147.7亿美元。根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对华贸易逆差激增24.5%，达2016亿美元。在中美贸易中，1979－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6年贸易逆差达395亿美元。中国方面的统计则表明，在1979－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自1993年转为顺差，1996年顺差为105亿美元。显然，中美两国关于双边贸易平衡状况的统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一、中美贸易逆差的实际规模究竟有多大? 美方统计方法高估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国把中国香港转口贸易额笼统地计算在中美贸易之中，但它实际上有很大比例应归于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香港的贸易转口；另一方面，它在计算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时，出口金额按离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按到岸价格计算，从而将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的双倍数额计入中美贸易逆差。中美双方在最近5年的官方统计数字如表1所示，它表明双方计算的贸易逆差的偏差虽有逐年减少之势，但仍然很大，美国现有的统计方法严重高估了中美贸易逆差的实际数额。 即使考虑到统计方法的差异而对中美贸易逆差进行修正(介于二者之间，但更接近于中国官方数字)，经过调整的贸易逆差数额仍然远远高于其真实值，其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贸易模式。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由于生产成本相对较低而存在明显的比较优势，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逐渐向中国转移，它一方面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发展。目前，中国的加工贸易占总贸易额的50%以上，其中大部分是由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的。加工贸易模式属于两头在外的生产与贸易方式，即原材料依赖进口、最终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并且，由于劳动成本低、对外资企业的税收等优惠措施大，大部分附加值进入了外商的口袋，中国政府和中国员工的所得非常有限。 从美国贸易逆差的地区结构看，欧盟和中东等地区所占比重呈明显上升趋势，而作为整体的东南亚地区对美逆差则呈下降趋势；美国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而把它们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由于中国劳动工资较低、对外资存在税收优惠，这种产业转移和贸易顺差的转移的大部分利益由外商及其母国获得，但在国际收支中则表现为中国顺差的上升。 从中美经济发展水平和中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中美之间存在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按照国际贸易的正常模式，中美双方各自集中于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并通过贸易互通有无，可以极大地促进两国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美国政府通过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向中国的出口，造成了中美合理国际分工的人为扭曲；同时，由于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的加工贸易模式，使得中国尚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快速上升，事实上超过80%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是由两头在外的外资企业进行的。 因此，中美巨额贸易逆差的形成，主要由于三方面的原因：美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加工贸易模式实质上扩大了中美贸易逆差的数额，而美方的统计方法则进一步严重高估了中美贸易逆差的规模。 二、美国得自中美贸易的巨大利益 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经济规律的作用，美国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和制造业在GDP和就业方面的比重日趋下降，美国经济正进入信息化和服务化的后工业时代。在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美国通过进口廉价的日常消费用品、出口附加值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享受到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同时，美国经济和美元的霸权地位，不仅使美国能够充分享受这种利益，而且可以获取巨额的“铸币税”收益。 根据国际贸易利得理论，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美国不仅享受到了国际分工的好处，还获得了参加国际贸易后的利得分配。首先分析中美贸易中美国所获得的交换利得。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低，但资金短缺，科技相对落后。美国是经济发达国家，资本充足，科技发达，但劳动成本高。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口纺织品、服装、鞋、玩具、家用电器和旅行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主要向中国出口飞机、动力设备、机械设备、电子器件、通信设备和化工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粮食、棉花等农产品。贸易产品结构的互补性和互利性，有力地推动了两国贸易的发展。 中国向美国市场提供的价廉物美的商品，不仅可以满足美国广大消费者的需要，而且可以为美国经济带来两大利益：其一，美国可以将大量的资源转向高新技术产业，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并维持其国际领先地位；其二，这些价廉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国内经济与对外扩张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国内经济与对外扩张 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运用国家贷款筹集资金的方式来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军事工业，这种经济模式极易使日本走上战争之路。同时，为摆脱危机，日本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在全世界进行商品倾销，挤占了英美等国的市场，引起英美的抵制。倾销失败后，日本逐渐走上对外战争之路。 标签：日本；军事工业；商品倾销；贸易摩擦 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由于“现代大工业的扩张性和整体性世界形成对建立公平、合理、开放、有序的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秩序的客观要求与帝国主义的强取豪夺、殖民地瓜分以及国际无序状态之间的矛盾无法协调”，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后，各个国家为应对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只着眼于维护本国或特定经济区的利益，从而引发了国与国之间的摩擦和对立，经济上的摩擦引发了国际关系的紧张和对立，一定程度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火苗。 一、日本的国内经济 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日本经济上呈现繁荣，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1932年底时，日本的预算亏空和通货膨胀现象并存，农业出现困境，物价上涨，经济危机并未结束。财政赤字包括公共贷款（为筹集资金所发放的债券集资），在不断上升。日本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增加，工业和贸易同时在发展，商业银行运用闲置的资金来购买政府债券，日本政府提供了工业和贸易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部分工业，如交通化学工业和钢铁生产存在新问题，与军事有关的产业得到发展，与东北问题和侵华战争有关的产业得到发展，其他产业在这一阶段处于缩减状态。日本的资本仍然没有完全市场化，债务在不断增加，财政面临困难。在1932年工业和贸易开始萧条时，银行持有巨大的闲置资金，日本政府开始运用通货膨胀和自由花费政策来解决危机。日本政府推行贷款型政策，创造良好的经济形势，在世界经济危机退去时，出口贸易变得繁荣时，物价保持稳定。日本政府采取措施来解决失业问题。 日本经济也存在很大问题，尽管工业产量不断增加，但各个工业部门生产差别很大，因为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赖于军火制造业的发展。军火制造严重依赖于日本政府的支持。尽管没有反常的失业，但是在许多农业地区存在严重的贫困问题和不充分就业的征兆。尽管工人们的群体收入增加了，资本和工人的实际收入却下降了。换句话说，日本的繁荣只有一部分人受益，农业阶层没有享受到，大部分工人（除了那些特别支持的贸易，特别是军火业）也是仅仅不失业，却没有增加收入。农业阶层构成了近一半的人口，他们在国内市场的消费依然很低。如果我们将小生产者和国内的小商人统计在内，至少一半的人群处于低收入或接近失业状态。 从日本的经济状况，可见，日本当时的经济严重依赖于军火工业，这种特点
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史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算起，中国社会史研究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这七十多年的社会史研究，大体可以分作三个阶段：解放前是一个阶段，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一个阶段，80年代以后是一个阶段。1926—1928年北伐战争时期，我十六七岁，已稍稍懂事。这是一次革命高潮，在革命高潮中，处处可以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存在，马克思主义是这次革命高潮的灵魂。当时，上海出现很多小书店，争着出版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书。我是这些书的贪婪的读者。随后在思想界出现三次论争：当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当代农村社会性质的争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对前两个问题的讨论，我兴趣不大，很少接触。对社会史论战，我兴趣很高，各派的文章我读过很多。当时神州国光出版社把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文章集结起来，先后出版了几大厚册，大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骂别人为非马克思、反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20—30年代之交出现的这三次论战，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次高潮，是一次影响很大的高潮，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解放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每个人的政治任务，这是思想改造的大问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从苏联进来的，教条主义也跟着进来。在史学界，范老（文澜）的西周封建说正独步天下，郭老(沫若)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也有很多人支持。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口号的感召下，我也大胆的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注：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8月。），提出“东汉以来，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和封建社会的成立”。文化大革命后期，郭老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代替了范老的西周封建说，成为中国社会史分期的主流。当然，残酷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谈不到学术文化的，更没有什么历史、社会史分期问题了。粉碎“四人帮”后，学术再次解放。1978年，在长春召开了中国社会史分期讨论会。当时分期说的主流是郭老的春秋战国封建说，但西周封建说又东山再起，魏晋封建说也卷土重来。我在会上也作了“汉魏之际封建说”的发言（注：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改革开放以来，大气候在变化，西方科学技术涌向中国来，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也涌向中国来。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子，一向生活在闭塞圈子里，忽然门窗大开，看到外部世界，什么都是新鲜的，贪婪地吸收学习。我理解这情况大约和七十多年前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时我们那一代人的境遇一样，看见新东西贪婪地学习。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了，但方向大有改变。辩证唯物史观少了，不见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兴起了。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已不是社会结构、社会形态，而是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家庭、宗教等。内容、理论和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社会史研究已是两代了。思想理论转化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随着改革开放，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也传入中国。新思想、新理论总是有吸引力的。大家争相接受新思想理论；二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某些共产党员的贪污腐败，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感情，也就伤害了对辩证唯物史观的感情；三是教条主义伤害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宽容性和发展性，它以它的狭隘、专横代替了辩证唯物史观的宽容和发展。此三者，促使中国社会史研究离开了辩证唯物史观，离开了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研究。如果我说的这三种原因不差，就可以看出，这种转化主要是学术外的原因而非学术本身。我认为辩证唯物史观仍是研究中国社会史、认识社会实际的最先进的方法。辩证唯物史观并没有落后。这问题且待后面分解。 二、《食货》半月刊的应运而生《食货》半月刊是1934年12月创刊的，主编陶希圣。《食货》的出现是应“运”而生的。这个“运”，就是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理论之争，参加争论的人中国书读的不多，争论半天也争不出个结果。读书、搜集材料成为需要。《食货》应运而生。我现在回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战士，真正研究中国史的人很少，大都是些理论家，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论战虽然很热烈，但争来争去多半是些理论问题，很少真正涉及中国历史的实质。可以肯定，很少人读过二十四史，遇到问题临时查查《文献通考》之类的书就写文章。因此，争来争去，也没有争出个名堂。“临渊
20世纪中国三大社会思潮及转型
【摘要：作为现代性理论，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本来有其共通的思想原型，此即关于“平等”的观念。但在20世纪思想史上，这种共同的思想原型却发生了“分裂”：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它被解释为“个人自由”；在社会主义者那里，它等同于“社会正义”或“社会公平”；而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那里，它就是兼顾“自由”与“公正”。其实，任何社会思想作为社会乌托邦都可以区分出其思想的“意义”与“涵义”，就此点说，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皆可以作为建构现代民主社会政治的思想资源。未来中国社会政治的建构应当是：以自由主义作为社会秩序安排与社会实践原理，以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与终极信念作为思想导航与制约原则，并且在现实的社会行动与社会政策中，以社会民主主义作为调节原理。这样三者并进，相互补充，相互为用，不失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最好的一种思想整合思路与社会行动整合方式。】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大动荡与变迁。这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少有的观念纷争、“道术为天下裂”，并且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时代。当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人们理应跳出历史的牢笼，对思想观念在变革人类自身社会生活方面的功能与作用进行反省与认识。应当说：处于21世纪的今天，意识形态对峙与斗争的时代已经终结；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这三大曾经左右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社会思想应当达成和解，并且实现它们从意识形态到社会理论的转变。 一、现代性理论的“分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用以进行中国社会与政治变革的思想理论，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即使一些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实行创造性转化，从中国本土思想中提炼出现代性的社会改革思想的20世纪中国思想家们，其思想的灵感也都来自西方而非纯粹的本土文化。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其说是归结于西方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而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接受西方这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不如说由于中国近现代的社会改革是一种走向“现代性”的社会变革，而西方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地区与国家，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理论，为中国这
谈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时中国的边缘地位(1)
谈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边缘地位的理解 【本文摘要】在三十年代，世界各国都忙于为解脱经济危机而奔忙，但是在世界另一个角落的中国却安然无恙，这显得中国好像风景这边独好，但是中国是面临危险的，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众联教育下面给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谈到20世纪30年代，我们不能不提到经济危机，1929-1933年，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寻求危机的出路，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或者是军国主义道路，或者是进行平稳的改革，而当时的中国，却四平八稳，没有大的波动。今天众联教育就和大家一起探讨。 为什么中国在世纪经济舞台上无足轻重，却安然渡过了这场全球性的经济萧条的灾难呢？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和做为一个以白银为法币的国家，中国起初没有受到工业国家间的影响，那当时中国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中国其实在在美英等国应急措施以应付危机时，中国一如既往的坚持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外贸量在1929-1930年间保持稳定，在1930-1931年间，出现了20%的增长，并且1929年由于新的海关税则的出台，使中国的海关税收增长了一倍，此外，1930年后由于政府用黄金替代白银征收进口税，这样，就使政府从国际市场银价波动中解救出来，减少了中国的贸易逆差，并使中国以外国的投资者更有吸引力。于是就出现了相对的稳定感。 对于欧洲列强来说，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维持了各国的相对稳定，但是，在德国和日本，对于战后的国际合作体系出现了不信任的因素，也就是说国内出现了改革派，也就是说如在德国，1919年的凡尔赛公约，德国人不满，强烈要求修约，这部人叫改革派，而日本在中国发展有欣欣向荣之感时，日本觉得，应该把国家的发展和某种程度的控制中国联系在一起，这一过程出现于19世纪末，日本的几代人都认为这种控制是必要的。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国是他们潜在的敌人，另一方面，在地理和经济考虑，反映了一个缺乏自然资源和完全依赖货物的主要供应者，同时做为日本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市场他有必要控制。第三个因到是日本人认为在心理上和文化上，作为一个成功的改革者有义务也有必要来领导其邻国，特别是中国，来走向相似的道路。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因素，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国内的与国外的事务，强硬的外交政策只不过是国内政治的反映。 当此之时，中国在加大力度来维护国家的主权，在东北也是如此，于是中日在满洲的冲突就成了一场恢复并维护国家主权的农业为主的社会之间的力量的抗衡。 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吧，也就是说在30年代初的中国，形势比欧洲要好，在外国资本主义疲于应付之时，中国的经济得到发展，而政治上也保持了相对稳定，但是一场危机就要到来了。众联教育与大家一起重温历史。
15 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doc
江苏省阜宁中学2010届历史一轮复习教学案 必修一·专题五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 考点二、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 【内容标准】 简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基本史实， 概括我国在外交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的主要史实， 探讨其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教学要求】 1．简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基本史实。 2．概括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重大外交成就。 3．感受新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 4．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的主要史实。 5．探讨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6．认识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有利于世界和平，也有利于各自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考试说明】 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 1、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2、中美关系正常化； 3、中日建交； 4、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考点解读】 1、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最主要标志。) (1)背景 ①20世纪70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独立并在国际事务中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②美国坚持了20多年的孤立新中国的政策逐渐破产； ③中国综合国力上升、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国家，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根本原因） ④是中国长期坚持和平外交的结果。 (2)重返联合国的经过 ①美国“双重代表权”方案的破产。 ②联合国2758号决议：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3)意义
①这是美国孤立中国政策的破产，是中国外交事业的重大胜利. ②它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③它大大地增强了第三世界在联合国的力量. 2、中美关系正常化（70年代外交突破的关键） （1）原因：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是中美两国的共同要求 美国方面：①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根本）②孤立中国政策的失败③与苏联争霸中处于守势（直接）④陷入侵越战争的泥潭。 中国方面：①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②有利于牵制和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③有助于实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2)、经过（最敏感问题：台湾问题） ①“乒乓外交”，以民促官。（1971第31届世乒赛，日本）②基辛格秘密访华：1971年7月 ③尼克松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在上海签订《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美国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④1978年，《中美建交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⑤中美建交：1979年1月1日，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3、中日建交（最敏感问题：历史问题） （1）原因 ①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日本国内产生影响（根本）②中美关系的改善直接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改善（直接）③日本许多对华友好政党和团体的推动 （2）过程 ①田中角荣访华：1972年9月②中日建交：1972年9月，田中角荣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中日联合声明》，“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日本早于美国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③1973年，中日两国互设大使馆，互派大使。 （3）阻碍中日关系的问题 ①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②日本不承认侵略历史，篡改历史教科书③日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④慰安妇问题 4、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1）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 ①结束了长期敌对的历史，揭开了两国友好交往的新篇章。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缓和世界紧张局势。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打破了中国50年代以来的外交困境，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2）中日关系的改善的意义 ①、结束了长期敌对的历史，揭开了两国友好交往的新篇章。②、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缓和世界紧张局势。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尽管民生凋敝、战乱不止，在都市化的上海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有纸醉金迷的生活，有明争暗斗的算计，有趋炎附势的各色人物。 开丝厂的吴荪甫带乡下的父亲吴老太爷避战乱来到上海，扑朔迷离的都市景观使这个足不出户的老朽——吴老太爷深受刺激而猝死。吴府办丧事，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都来吊唁。他们聚集在客厅，打听战况、谈生意、搞社交。善于投机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找到吴荪甫和他的姐夫杜竹斋，拉拢他们联合资金结成公债大户“多头”，想要在股票交易中贱买贵卖，从中牟取暴利。杜竹斋心下犹疑，赵伯韬遂向他透露了用金钱操纵战局的计划。吴、杜决定跟着赵伯韬干一次。这次合作，小有波澜而最终告捷。 因为金融公债上混乱、投机的情形妨碍了工业的发展，实业界同仁孙吉人、王和甫推举吴荪甫联合各方面有实力的人，办一个银行，做自己的金融流通机关，并且希望将来能用大部分的资本来经营交通、矿山等几项企业。这正合吴荪甫的心意。他的野心很大，又富于冒险精神。他喜欢和同他一样有远见的人共事，而对那些半死不活的资本家却毫无怜悯地施以手段。很快地，益中信托公司就成立起来了。 这时，吴荪甫的家乡双桥镇发生变故，农民起来反抗，使他在乡下的一些产业蒙受损失。工厂里的工潮此起彼伏，也使他坐立不安。为对付工人罢工，吴荪甫起用了一个有胆量、有心计的青年职员屠维岳。他先是暗中收买领头的女工姚金凤，瓦解了工潮的组织；当事发之后，姚金凤被工人看作资本家的走狗，而工潮复起的时候，他使吴荪甫假令开除姚而提升那个把事情捅出去的女工。这样一来，姚的威信恢复，工人反而不肯接受对她的处置。接着，作为让步，吴收回成命，不开除姚，并安抚女工给予放假一天。吴荪甫依计而行，果然平息了罢工。 交易所的斗争也日渐激烈。原先吴荪甫与赵伯韬的联合转为对垒和厮拼的局面。益中信托公司，作为与赵相抗衡的力量，形成以赵伯韬为“多头”和益中公司为“空头”之间的角斗。赵伯韬盯上吴荪甫这块肥肉，想乘吴资金短缺之时吞掉他的产业。几个回合较量下来，益中亏损八万元栽了跟头而停下来。此时吴荪甫的资金日益吃紧，他开始盘剥工人的劳动和克扣工钱。新一轮的罢工到来，受到牵制的屠维岳分化瓦解工人组织的伎俩被识破，吴荪甫陷入内外交迫的困境。 赵伯韬欲向吴荪甫的银行投资控股。吴决心拼一把，他甚至把自己的丝厂和公馆都抵押出去作公债，以背水一战。他终于知道在中国发展民族工业是何等困难。个人利害的顾虑，使他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买空卖空的投机市场来。 公债的情势危急，赵伯韬操纵交易所的管理机构为难卖空方吴荪甫。几近绝望的吴荪甫把仅存的希望放在杜竹斋身上。千钧一发之际，杜竹斋倒戈转向赵伯韬一边。吴荪甫彻底破产了。
罗布泊在20世纪30年代末或40年代初就已干涸 - 湖泊科学
罗布泊在20世纪30年代末或40年代初就已干涸。这一震撼学界的研究成果被发表在《科学通报》2008年第3期上。 罗布泊诞生于第三纪末至第四纪初，距今已有百万年的历史，作为整个塔里木盆地的汇水中心，历史时期湖泊面积曾达2万平方公里，史前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近2000年来，罗布泊所在地区气候、环境变化剧烈，成为干旱区环境演变的一个典型案例，也是新疆乃至中亚地区历史、地理、环境演变的缩影。 罗布泊什么样？它是如何消失的？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一大批国内外探险家、科学家分别从地理、地质、气候、历史、考古等不同专业角度在罗布泊及其临近地区开展考察、测绘和发掘，提出了种种见解和假设，引发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学术争论。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李保国和新疆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蒋平安带领的课题组，在罗布泊地区进行了5年的科学考察和实地测量。日前，在综合野外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历史资料、航测资料、遥感影像和地形图，对近代罗布泊不同时期湖泊演化过程进行了讨论，指出1963年地形图在罗布泊“大耳朵”湖区标注地物特征不正确，并绘制出了罗布泊“大耳朵”湖盆典型断面相对高程变化图。课题组推断，罗布泊“大耳朵”湖心区域干涸时间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末或40年代初，这比目前国内其他研究人员最近得出的干涸时间还向前推移了20年。 高程测量 揭示“大耳朵”湖盆地形特征 目前凭借遥感及空间定位技术，罗布泊位置与周边洼地的相邻关系都已十分明了，但罗布泊的地形特征仍然模糊。由于罗布泊地处偏远，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对于湖泊系统基本参数之一的湖盆地形特征现在仍缺少系统的研究。 为获取罗布泊“大耳朵”地区湖盆地形特征，2004年～2006年的每年9月，课题组在罗布泊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实地高程测量工作。2004年9月和2005年9月，课题组分别采用水准仪、全站仪对研究区典型地段进行了高程测量，但测量结果重复性较差，在3～4公里范围内，重复误差能达几倍。李保国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由于研究区地处极端干旱区，天气晴朗时气温上升较快，近地面2～3米内空气密度变化剧烈，影响光线的直线传播，从而影响到测量结果的精度。 2006年，在总结前两年野外工作的基础上，课题组第3次来到罗布泊，带来了高精度的差分全球定位系统（DGPS），其测量精度可达厘米。此次考察的结果印证了那句老话——事不过三。课题组在罗布泊“大耳朵”干盐湖区选取了3条典型断面，并应用DGPS进行了实地高精度高程测量，神秘的罗布泊终于向他们撩开了面纱，真实地呈现在他们面前。 测量结果表明，罗布泊“大耳朵”湖盆深约5.2米，形态不对称，西南陡，东北缓，为一偏心的浅水湖盆，湖盆的最低处位于湖心（90.455 N，40.186 E），从湖盆外缘到湖心，高程依次降低，并没有发现湖心高岛的存在。
2019届历史冲刺试题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外交 含解析
一、选择题 1．[2018·云南月考]中苏建交一个月后，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就兄弟国家来说，我们是联合的，战略是一致的，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该材料反映了当时中国实行的外交政策是( ) A．“一边倒” B．“一大片” C．独立自主D．“另起炉灶” 答案 C 解析“一边倒”是指新中国在两极格局下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体现不出“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A项错误。“一大片”是20世纪70年代外交方针，是指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办法处理国际事务，与“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符，B项错误。由材料可知，中国在建国后虽然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坚持独立自主，不是毫无原则地倒向苏联，故C项正确。“另起炉灶”是指不承认原来旧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的外交方针，与材料不符，D项错误。 2．[2018·江苏宿迁模拟]六十多年前，周恩来访问印度时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个印度记者很感兴趣地提问：“国家有大有小，怎么才能够和平共处呢？”周恩来说：“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这则材料主要表明新中国奉行的外交原则是( ) A．“另起炉灶” B．互相尊重主权 C．“求同存异” D．互不干涉内政 答案 D 解析根据题干中周恩来的回答可知，要想两国和平共处，就应该尊重其选择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即实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故D项正确。“另起炉灶”是指新中国不承认国民政府建立
的一切旧的屈辱的外交关系，要另行建立新的平等外交关系，是我国的外交方针，不符合题干主旨，故A项错误；题干主旨不涉及国家主权，故B项错误；“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故C项错误。 3．“这是新中国外交政策从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边倒’，转向较多地考虑国家现实利益而开始走向务实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做出这一评价的依据是( ) A．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B．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 C．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D．中美关系正常化 答案 C 解析结合所学可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日益成为国与国之间解决利益纠纷的国际准则，与题干信息“考虑国家现实利益而开始走向务实”相符，故C项正确。A、B、D三项与题意不符，排除。 4．[2018·河南周口期末]1955年，万隆会议后，有外电评论说“周恩来是万隆会议的灵魂人物和真正主角”。这主要表现在周恩来( ) A．提出了“求同存异”主张 B．消除了与会各国疑虑和分歧 C．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D．避免了会议偏离正确的轨道 答案 D 解析题干材料反映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功绩，结合所学可知，美国对万隆会议产生了很大的干扰，使会议杂音时起，出现波折和争吵。就在会议可能偏离正确轨道时，周恩来发表极具针对性和说服力的重要演讲，并广泛与各国交流意见，使会议朝着正确轨道前行，故D项正确。A项虽然是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贡献，
从20世纪60年代作为独立的学科到80
第一章管理心理学概述 管理心理学的发展有近百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工业心理学。人际关系理 论及行为科学的发展奠定了管理心理学学科形成的基础。从20世纪60年代作为独立 的学科，到80年代逐步分化，至今其重点关注的问题既有一贯的核心问题，也有一些 热点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现在，管理心理学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管理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学既有 联系，又有区别。对管理心理学的教学和实际应用，应首先掌握其基本的研究方法和 模型。 第一节管理心理学的发展 西方管理心理学家把自20世纪初以来管理心理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以泰勒 为代表的经典科学管理理论阶段（1900—1927）；以霍桑实验开始的人际关系理论以 及后来的X理论—Y理论阶段（1927—1965）；以权变态度和方法来看待人及其管理 心理与行为的现阶段（1965—现在）。 一、管理心理学的早期研究 管理心理学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心理学在工商业的应用能够有效地提高生 产效率。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提高生产效率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它 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助于缓解早期工业社会劳资关系的矛盾。在早期的工业 社会，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是资方的目标，而改善工作条件以及提高工资福利待 遇是劳方的要求。资方追求效益，劳方期待公平，满足生活和人性方面的需求。劳资 矛盾的加剧，比如，引发的大规模罢工、关闭工厂甚至流血冲突等，会使得劳资双方
两败俱伤。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特别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劳资矛盾非常突出。解决劳资矛盾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劳资双方不应为争夺少得可怜的一小块利益而喋喋不休，而应设法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提高产出和利润，提高工资和改善条件。只有这样，劳资双方的日子都好过。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助于满足军需物质生产的需要。当时交战各国的男性青壮年大量应征入伍。工厂由于缺乏熟练工人，除雇佣大量妇女外，还不得不采取加班加点、延长劳动时间等办法来增加生产。但延长劳动时间，增加了工人的疲劳度，因而还是达不到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这就引起了对疲劳的研究。如英国就专门设立了疲劳研究所。 “科学管理”之父泰勒（F. W. Taylor，1856—1915）最早采用科学方法研究工人的工作效率问题。他在美国伯利恒钢铁厂对工人实行严格管理，并用记件奖励工资激励工人努力生产。他运用“时间—动作分析”的方法进行了大量的试验，提出了“劳动定额”、“工时定额”、“工作流程图”、“计件工资制”等一系列科学管理制度和方法（Taylor，1964），工人按他设计的工具和操作方法进行劳动，工作效率成倍提高。 雨果·芒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1863—1916）被人们称之为“工业心理学之父”，首次在英国伦敦出版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名为《心理学和工业效率》（Münsterberg，1913）一书中，芒斯特伯格明确提出，他的目标在于去发现：（1）寻求如何使人们的智能与其所从事的工作最适合；（2）在什么样的心理条件下，才能从每个人的工作中获得最大和最令人满意的产出；（3）企业如何去影响工人，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最好的结果。 芒斯特伯格的著作得到莉莲·吉尔布里斯（L. M. Gilbreth，1878—1972）创新思想的补充。在1914年出版的《管理心理学》（Gilbert，1980）一书中，吉尔布里斯就想把早期的心理学概念应用到科学管理实践中去。她关心工作中人的因素。她强调，在应用科学管理原理时，必须首先看到工人，并且要了解他们的个性和需要。工人很多的不满，并不是因为工作的单调，而是因为管理人员对工人的关心不够。她首次提出“管理心理学”的概念，力图把早期心理学的概念应用到管理实践中去，但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把心理学应用到管理方面的另一位重要的早期管理心理学家是沃尔特·斯科特（W. D. Scott，1869—1955），他于1900年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写过许多关于把心理学概念应用于广告和市场销售方面的书（Scott，1908），还写了一些关于有效地选拔人才等人事管理实务方面的著作（Scott，196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兵员选拔上的需要也推动了管理心理学的发展。各交战国为了有效地使用兵员资源，需要对应征入伍的大量兵员进行甄别和选拔。这有力地推动了心理学的人员测评研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有很多心理学家被征召
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社会主义
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社会主义? 世界形势 二十世纪50年代的世界形势是这样的：资本主义陷入空前的危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局部战争演化为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初一革命的边缘，因此毛主席无可辩驳的说明中国只有选择社会主义而别无选择。 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现状 中国必须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社会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在民主革命时期已经明确。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过渡到社会主义，充分考虑了具有实现的可能性。第一，我国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由于现代工业的固定资产中官僚资本占80%，国家没收这一部分庞大资本，不仅建立起了在国民经济中起领导作用的社会主义经济，而且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物质基础，因而成为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 第二，土地改革完成后，为发展生产、抵御自然灾害，广大农民具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内在要求。一般规模较小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没有大机器，主要靠协作，也可以增产。事实上，与个体农业相比，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增产一般比较明显。这也为党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三，建国初期，党和国家在合理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创造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这些措施，不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有效的利用和限制，也很自然地加深了它们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的联系，引起它们在生产关系上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国家在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这也成为党提出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总路线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有利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已经显示出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对我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朝鲜战争停战使世界的形势开始和缓。这为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毛泽东正是在科学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生着的深刻变化及发展趋势，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历史条件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世界历史深入发展的结果。一方面，落后国家跳跃性发展的可能来源于文明的相互借鉴和效仿。世界性的交往和竞争，不但使文明的成果得以普遍交流，而且也使各个民族或国家可以在科学技术、经济生产、甚至政治制度上，直接借鉴已有的文明成果，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方式。这样，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后，跳跃性发展就成为历史的一个常规和普遍的现象。避免重复和少走弯路正是后起国家能够很快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还同两极性的世界分工密切相关。两极性的世界分工也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发展的直接结果。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世界日益走向整体化，但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在整体化的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不平衡性。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对落后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从而造成了世界性的两极分化，使落后国家依附于先进国家， 使殖民地依附于宗主国。两极性的世界分工为落后国家实现跨越发展提供了必要性。由于在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落后国家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道路来富强自己，这就促使它们打破常规、另辟蹊径发展自己。这正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原因所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必然性
浅析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
浅析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 美国的高关税贸易保护政策 200402035 于金辉 关税是一个国家外贸政策和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固然不是实施外贸政策的最佳工具，却是设置贸易保障、贯彻经济政策的重要手段。恰当的运用关税手段，会对一国经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放眼美国的关税演变，大体上经历一个关税率先由低到高，后由高到低的走势。对于关税史的分期，史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的划分。①但无论哪种划分方式，都会把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作为一个完整的断限来分析，因为这一时期是美国关税史上施行高关税贸易壁垒的贸易保护阶段。本文拟以此阶段的关税保护为论题展开论述。 一 关税问题历来是美国政坛上激烈争论的重要问题，并且与地域之争等争端结合到一起而更加复杂。南北战争以前，随着南方农业集团和北方工商业集团力量的消长，关税率也上下起伏不定。但就像有的学者所说的“在美国历史上，不带保护性的关税是不存在的”，虽然有明显的起伏，但关税率基本保持在20%—30%之间。 内战的爆发，也带来了关税的飙升。1861年，共和党人执政，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里尔关税法”（Morrill Tariff Act），使美国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从最低的18.8%猛增至36.2%，一年之间几乎提高了一倍。1864年、1865年、1866年平均税率连续提高到48.3%。战争其间的这些保护主义立法的目的是筹措战争经费，然而关税却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降低，而是作为一种贸易保护的手段被沿用下来了。 战争结束后，美国工业资产阶级确立了在中央的领导权，共和党也开始了他的长期执政阶段。他吸纳了原买办商业集团、金融集团，并利用西部的广大土地团结了西部的小农场主，利用黑人牵制了南部社会的种植园主，开创了一个向工业大进军的黄金时代。到19世纪末，历届美国政府变本加厉，基本上都实行了高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没有一次国会会议不把税率提高的”。②到80年代高关税使联邦国库充裕。1889年的大选中，共和党人提出了“毫不妥协地赞同美国保护关税制度”的政纲，赢得了大企业家数百万美元的资助，本杰明·哈里森由此入主白宫，这成为美国工业将要得到比过去的立法更多保护的信号。1890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麦金利关税法”（Mckinley Tariff Act），把平均税率提高到49%创纪录的高水平。许多个别项目比平均数还要高的多，如棉纺织品的进口税率由35%提高到50%，棉线进口税率从35%提高到60%，亚麻税率从30%增加到60%。③ 1894年民主党人克里夫兰重新上台，他反对高关税，要求降低税率。但迫①一种分期将关税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1）1792——1816年的财政关税时期；（2）1816——1934年的保 护关税时期；（3）1937——1973年的双边互惠关税时期；（4）1973年至今的非关税保护时期；还有一种分发认为：（1）1789——1861年关税率上下起伏、飘忽不定的阶段；（2）1861——1934年高关税壁垒的贸易保护阶段；（3）1934年以后关税逐步走低、实行自由贸易的阶段 ②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第457页 ③吉尔伯特·C·菲特《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