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半月谈

半月谈：一亿新生代农民工深度撞击“城市化中国”

（专题一组6篇）

新华网（ 2010-03-31 15:39:13 ）来源：半月谈内部

版

新生代农民工：梦想在大时代升级

■半月谈记者车晓蕙黄浩苑吴俊潘旭

在中国1.5亿进城务工的农民中，1980年后出生的约有1亿人，占60%多。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将他们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给予重点关注。

然而，他们是难以定义的一群。尽管他们仍被社会归类于“农民工”，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内心抗拒这个称呼：有人称呼自己为“新产业工人”或“新市民”，有人在竭力推广“新工人”这个称号以取代农民工的群体标签，甚至有人认为自己就是“白领”。不管怎么说，

“三高一低”的群体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已经使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形象有着截然的不同。或许，从他们想要成为的社会角色看，与其说他们是“农民工2.0”，不如说他们是“新市民1.0”。

总之，他们是“新人”，转型期中国涌现出的又一个引人注目的全新的社会群体。对他们的观照，应有全新的视角；对他们的评判，应有积极的期许。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嫌恶和排斥，那些居高临下的担忧和怜悯，都无助于我们认清这一群体肩负的历史使命，更无助于我们正确处理这一群体的有关事务。唯有在更深更广的历史坐标上，我们才能寻找到这一群体的准确定位——他们，是“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

自从改革开放将中国推入世界经济大潮以来，交织了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的“中国梦”就成了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如今，这个“中国梦”被注入一股全新的动力，那就是新生代农民工。

作为“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新生代农民工正努力提升“中国制造”的水平。在许多沿海城市，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正在迅速成为“中国制造”的主体劳动者，已经占到打工群体的80%以上，而且可以预见的是，5年之内，90后打工者又将成为中国加工制造业的主体力量。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文化水平更高、更快掌握技术，使中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跃上新台阶，为中国制造增强竞争力、向“中国创造”迈进奠定了雄厚的人力基础。

作为“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新生代农民工旺盛的消费需

求、日益增强的消费能力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前进的新动力。与省吃俭用、挣钱养家的父辈们相比，计划生育时代出生的他们较少家庭负担，得以将更多的收入用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他们不仅要在物质层面改善自己的吃穿住行，更要在精神层面追求文化生活和娱乐享受，消费风格越来越接近于城市年轻人。当前，中国经济正从外贸依赖型转向内需拉动型，新生代农民工堪称最大的内需制造者之一，他们的消费潜力绝不可小视。

作为“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中国改革深化的一股新的、强大的推动力。作为自我意识强烈的一代，“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成了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新生代农民工最多的自我评价。他们的梦想在城市，他们渴望留下来，拥有和城里人一样的户口、住房、医疗条件和职业发展空间，他们对文化认同、阶层流动、政治参与也有着更多的诉求。然而，我们的户籍制度、住房政策、社保体系、教育等许多领域，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方面的政策安排刚刚破题。面对坚硬的制度壁垒和文化之墙，新生代农民工的梦想正在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倒逼着中国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填补空白，涉向深水。

作为“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改变中国城乡面貌的决定性力量。他们的离去，使农村劳动力日渐短缺，为新农村建设提出了诸多新课题，但客观上也减轻了农村发展的负担。他们的到来，使城市获得了大批年轻移民，也深度考验着城市的管理和服务能力。可以说，他们的去留，决定着中国城乡的融合或分裂，

如若我们能够善待这一群体并逐步使他们融入城市，中国城乡的面貌将发生根本的改变。

正如同“中国梦”正处于从“国强”落实到“民富”的关键阶段一样，新生代农民工的命运也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性时刻。对于他们自身来说，群体的意识正在形成，种种生存和发展的要求从零散的呼声开始走向社会化的行动，例如不满工资收入“用脚投票”造成的局部“民工荒”。而对城市和政府来说，对他们的重视度刚刚有所提高，相关制度坚冰的打破正在酝酿之中。是把握历史的机遇，加速改革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让和谐社会建设进入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还是漠视一个庞大群体的上升愿望，制造新的阶层隔离和对立？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当然，处理有关一亿人的问题必须慎之又慎，首先要做到的是真正走入这一群体，用平等和理性的眼光，去发现、把握并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渴望。

一亿新生代农民工深度撞击“城市化中国”之一

“我是一只小小鸟，我却想飞得更高！”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像第一代农民工把“进城挣票子、回村盖房子娶娘子”作为进城打工的最

终目标，学本事、长见识、改变人生命运、实现个人价值、提升社会地位，开始成为他们中很多人的新观念、新追求。他们来到城市打工，不仅谋饭碗谋生存，而且谋事业谋发展；他们不仅被用人单位选择，也主动自我选择；他们不仅艳羡城市物质生活的富足，也渴望知识文化世界的丰富；他们不安于现状和命运安排，而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打通社会阶层流动上升的路径。他们的主体世界已经发生变化，“城市化中国”却对这样的新变化、新期待客观上准备不足，应对滞后。

要“钱途”更要前途

——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空间调查

■半月谈记者周清印刘元旭傅丕毅肖春飞

新追求：“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

今年3月的一个周末，在京城一家低档的歌厅，半月谈记者邂逅

一群90后的外地打工者。外面飞雪正紧，夜已深深，这群少年却刚投入一周劳作后的扎堆狂欢，啤酒壮胆，挥舞着麦克风高歌狂吼。“我和我追逐的梦擦肩而过，永远也不能重逢”（刘德华）“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郑智化）“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成龙）……让记者颇感惊讶的是，在两三个小时的点唱中，他们唱得最多的除了情歌，便数励志类流行歌曲了，而且唱得格外起劲，个个争当“麦霸”。记者现场强烈感到，这是一群不甘于在城市边缘和底层苟且生存的“追梦人”。

其中一个名叫王鹏鹰的少年，两年前从皖北南下广州打工，每月挣1300元，包吃包住，活也不累。但生来倔强的他还是决定辞职北上，来首都闯一闯。他连连叹气：“在广州干了两年，每天重复同样的简单工种，感觉不到前途，没有奔头啊。闲下来就无聊得很，拼命上网，还是闷得发慌。我都18岁了，夜里想想大好年华就这样耗掉，真不甘心。我可以预料到，这样干个两三年后，除了能攒个两三万，别的什么也留不下、学不成，一点前途也没有。那时，人都崩溃了，要钱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说“梦想”是新生代农民工爱听的流行歌曲中的关键词，那么“前途”二字便是出现在他们与人交谈中的高频词。20岁的杜翔宇来自河南农村，剪着时髦的发型，穿着耐克运动鞋，完全看不出与城里同龄人的区别。“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我们这一代吃苦能力可能是有所下降，更注重消费和享受了；但是，如果与城市中的同龄人相

比，我们的吃苦耐劳丝毫不差。老人们总是说我们‘这山望着那山高，对工作挑三拣四’，但他们其实不知道我们想得更多。赚钱虽然重要，但前途更重要。”杜翔宇得意地对记者说，“通过参加培训班和不断充电，我现在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主要负责电脑系统安装，虽然刚开始干，工资不高，每个月只有１５００块钱，但我看重的是能够学本领，有前景。等各方面能力具备了，我打算自己创业开公司。”

乔志远从辽宁锦州高中毕业后辗转北京等多个大城市打工。酷爱玩电脑的他在找工作时并没有把工资待遇放在第一位，而是瞄准了与计算机相关的岗位，参加了自学考试。“作为年青一代的农民工，我们所承担的家庭经济负担较轻，择业时现实待遇往往不是放在首位的，而更看重发展的机会和职业的前景。”小乔在表达自己的追求时，胸有成竹。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中仅有的3位农民工之一，胡小燕坦言自己挺佩服80、90后农民工。“与我们这些上世纪７０年代出生的农民工相比，他们身上具有很多优点：眼界开阔，对新技术、新思想的接受能力强；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更加注重个人长远的成长空间。”

新阶梯：打工仔照样可以晋升管理层

事实上，在新生代打工大军中，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员靠奋斗和历练逐步改变了地位，踌躇满志地跻身于“技术骨干”或“中层管理

者”一族，初显城市“小白领”的体面。尽管这类人比例还很小，但起到的榜样激励效应很大，让那些初来乍到的打工仔有了奔头。

精干的打扮，锃亮的皮鞋，眼前的孙恒给人的印象自信而干练。19岁从安徽老家到北方大城市打工那天起，孙恒便将实现更好发展作为自己的追求，最终成为一家制衣企业的结构设计部门主管。如今已２９岁的孙恒感悟道：“打工不能仅仅靠吃力气饭，必须有一技之长，这才是最大的发展资本。刚来时在流水线上干操作工，工资只有１０００块钱，但我始终不甘心这样干下去。省吃俭用有了一点积蓄后，我自费到服装学校进修服装设计，并在３年后被提升为部门主管，现在每个月的工资有三四千块钱。”

的确，和第一代农民工大多靠卖体力在城里打拼不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看来，有一门技能，就等于有了金饭碗；而有了“人有我优”的现代技能，就等于给自己的跨越式发展搭好了上升阶梯。

在天津金达制衣有限公司的宿舍楼里，来自河北邯郸永年县农村的王晓霞，一边听着ＭＰ３，一边将数码照相机里的照片往笔记本里传。今年２４岁的王晓霞是天津一家企业的辅料库主管。仓库的进出货管理全部实行信息化管理，为了竞聘这一岗位，她用攒下的钱购买了笔记本电脑。她只有初中文化，特别想再攒点钱，继续进修，取得更高的文凭或有价值的职业技能证书。

天津市建工集团工会主席毕志纯说：“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文化程度高，见识多，更注重职位晋升和价值实现，更想在城里有一个体面的生活。”

新职场：时兴职业也开始眷顾新生代农民工

体面，不仅存在于企业内部的晋升上，还存在于社会各行业美誉度和尊荣度的选择中。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力和社会化分工的趋细，在加工制造业和家政、保安等传统服务业之外，一部分洋溢着现代气息的时髦职业也成了某些新生代农民工的职场新选择，不再是一些城市青年的“专利”。

当保安，曾是很多厌倦掏体力干重活的农民工的憧憬：衣着齐整，出入人前，有精神，有派头。而今，许多保安公司却苦于农民工保安流动性太大而应对无策。经父亲在北京的部队战友介绍，18岁的于海涛去年从山东临清来到一家中央级新闻单位当上保安。开始他还觉得挺新鲜、挺体面，但不到半年便发现，和他一同站岗值勤的其他省的90后农民工走马灯似的走了好几拨。于海涛对半月谈记者说：“由于人手缺，好多天都是一个人顶两个人的班，站12个小时的岗。北京冬春，下了10场雪，经常是夜里刚躺下没几个小时，便又被催起冒雪值勤。而工资又不见涨，每月还是千把块。我可能干不到今年底，也得另找更有出息的新兴职业，用双手设计属于自己的未来。虽然暂时贫穷，但年轻就是资本，就有希望。”

据介绍，同样是山东籍的一名80后农民工鲁鑫，五六年前闯北京时也是靠当小区保安起家，后来试了好几个职业，最终锁定了一家民营文化传媒公司执行统筹一职。虽然只是帮老板打下手，但每年要操

办各种很有挑战性的项目，与各界名流打交道，他收获很大，自认为“长了见识，找到了自我”。

每天感受着日益变化而多彩的城市风景线，时装模特等相当另类的时尚职业也悄然映入新生代农民工的视野。21岁的孟宪杰毕业后离开秦皇岛老家，通过亲友介绍，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食堂上班。一次偶然从时尚杂志看到招聘时装模特的信息，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前去应聘。1米88的身材，阳光的外形，很让拍摄方满意。为了达到更合适的出镜效果，小孟决心坚持健身，还要提高文化品位，训练出高雅气质。

半月谈记者调查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范围扩大、工种日益多样的同时，择业创业的自主性、独创性意识也在普遍增强。眉清目秀的周立影在北京她叔叔开的一家网店工作了三四个年头，已能熟练自如地使用电脑进行网上客服和发单配货。她向半月谈记者透露，今年上半年自己忙着开一家少女服装网店，而老家那边总催促她回去相亲。她不想让无聊而尴尬的相亲耽误了自己创业，也不想匆匆把自己嫁了。业未立，她可以创；家未成，她只有等待。她默默观察到，北京人结婚很晚，而她才20岁，有耐心能在北京找一个真正“懂”她的另一半。

新需求：渴望通过继续教育和技能培训全面“提素”

教育和因教育获得的技能、素质，无疑是现代社会主导底层群众

向上流动最重要的机制。“大批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技能和文明素质的高低决定着他们的就业稳定性、择业的竞争力和发展空间，也关系着能否真正融入城市，实现阶层流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郭金兴博士说，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全面“提素”，既是个体发展的需要，也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支撑。

2008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占到９０％，整体素质相对薄弱。南京师范大学实施的“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调查也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脱离土地和农业束缚，转变自身定位，对接受继续教育的渴望十分强烈。

上海电视大学近30%的学生是农民工。上海打工者成立的第一个读书组织——“外来建设者读书会”负责人胡一心始终难忘的一件事是：一位名叫丁进军的江苏青年因为工作调整到上海远郊金山，依然坚持骑车4个小时赶到虹桥参加读书活动，每次读完书回到金山，已是凌晨两点多……每次讲起这个故事，胡一心都不免感叹：“新一代农民工的求知欲是何等旺盛！”

然而，从全国范围看，当前对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普遍重视不够，投入不足，体制不顺，效果不显。当前，为农民工提供稳定就业服务不是“硬指标”，又不能很快表现为政绩，往往不被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重视，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服务政策弱化，对农民工在城市创业的扶持更欠缺。

参加过几次培训，农民工乔志远摇头说，一些培训内容设置与实

践脱节，与农民工就业实际需求脱节。农民工被动接受政府提供的培训，可选择空间不大，农民工普遍感觉“用不上”，“学了也白学”。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黄晓燕博士说，企业培训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强的优势，但目前企业在农民工培训中存在缺位，积极性没调动起来。

在深圳一家4S体验店，未满20岁的陈怒与店面经理侃侃而谈，他的目光巡视着4S店中的名车，并一一指出奔驰、宝马发动机故障该如何处理。尽管汽车技术书籍很贵，陈怒还是每周省下一顿早餐钱，几元几元攒起来买书。他很希望公司能有这方面培训，但“公司只在乎挣钱，不会管你的梦想”。

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技能，新生代农民工往往难以获得良好的发展空间。南开大学博士生刘敬威在“三农”专家刘纯彬教授的指导下，通过对500余位返乡的年轻农民工走访和问卷调查发现，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年，相对较低的文化层次决定了他们在城市属于就业弱势群体，多属于“非正规就业”，从事的多是收入低、无保障、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不稳定的职业。

为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新期盼和提升文明素质的新需要，城市和政府应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范围，将农民工培训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继续加大资金投入，加大在继续教育、现代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服务供给力度，帮助他们不断提升和积累人力资本。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半月谈记者在广东代表团会议现场听到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承诺，广东每年拿出7个亿，专门用于

农民工的培训。

投入有了，培训什么？以什么方式培训？应设计适合农民工特点和实际需求的学制和教学内容，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工厂、开发区、社区办学校（如民工夜校），由政府给予全额免费培训，或者发免费教育券。尤其是当前我国的农民工已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应分类提供个性化的教育和培训服务。例如，对有创业想法的农民工进行项目选择、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培训指导，对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农民工进行专业技校的系统教育。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目前我们对农民工的培训只停留在浅层，让他们学会一些简单技能，有口饭吃就行。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更注重个人发展，企业需要更有吸引力的东西才能留得住他们。“在中国，很少有人关注农民工的职业生涯设计、能力建设和心理疏导，表面的职业培训不是新生代农民工想要的，他们有向上的渴求，政府和社会也应该加强发展方面的培训，为其创造向上发展的渠道和机遇。”

一亿新生代农民工深度撞击“城市化中国”之二

近年来，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话题很热，相关改革却停滞不前，究其原因在于户籍牵涉的社会管理功能复杂、成本高昂，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户籍制度，成了当前横亘在农民工面前最坚硬的一道制度壁垒。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初步在观念上切断自己和农村的联系，为了一个身份和归宿，他们注定要向取得城市户籍、融入城市的目标不断抗争。

“我们要一个身份”

——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情结调查

■半月谈记者刘元旭王莹叶建平张涛

理想：融入现代城市

“走出相对落后的农村到城市打工，对我来说，就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有朝一日能真正扎根城市，打死也不会回去。”２１

岁的农民工刘建松说。

留着时尚发型的刘建松，２００７年从山东滨州阳信县河流镇农村来到大城市一家汽修厂打工。他说，他已习惯了城市生活，休息日要么去和朋友逛街，要么去网吧上网。“一跨出校门，便进入城市打工，不会种田，也不愿种田。”

“我10年努力打拼，就是为了能像城市人一样活着。”已经成为一家制衣企业结构设计部门主管的孙恒说，“农民工”是一个贬义词，是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一种排斥和歧视。

不做乡下人，成为城里人。这一点得到了接受采访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认同。一名女工说：“上一代农民工打工主要就是为了赚钱回家，我们则盼望在城市安家落户。上一代是与本村人攀比，我们这一代与城里人比。”

据统计，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约８５％不愿回到农村，７５％的人认同自己是“城市的产业工人”。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詹宁教授认为，相比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更高，大多在从事现代工商业活动，有一定的现代产业技能，乡土观念渐趋淡薄，没有返乡务农的意愿，也没有务农的技能。他们更加憧憬城市的生活，更渴望融入城市，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现实：被排斥在城市边缘

梦是诱人的，然而，现实是沉重的。“我们在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却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有一种强烈的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感觉。”高中未毕业便从河南农村出来打工的杜翔宇无奈地说。这种挫败感和被排斥感在怀揣“城市梦”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普遍存在。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黄晓燕博士认为，受城乡二元结构中的户籍问题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仍面临子女住房、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重重障碍，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正逐步在城市内部演变为新的二元结构。

孙恒说：“我们深切体会到打工的不易，所以特别想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如果在老家上，教育质量较差，可如果到城里来上，受户籍限制，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后，必须回原籍升学。由于各地教材不同，教学难易程度也不同，又存在一个脱节的问题。”

29岁的年轻母亲、河南信阳农民工彭伟也有同样的烦恼。她来深圳打工已有7年，有稳定的工作，但是女儿将来必须回到户口所在地考试，这就必须先回到家里去读书，因为两地的教育体制和内容都不一样，在深圳读书会耽误孩子。彭伟坦言，农村的户籍就像是一个烙印，永远在提醒她：“回到应该回到的地方去！”

让农民工头疼的子女上学问题远不止这一个。国家权威研究部门调查发现，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让收取农民工子女借读费，但很多地方并未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纳入当地义务教育体系，不少城市公立学校，尤其是一些特大城市的公立学校，仍然变相收取所谓的“捐资助

学款”。

社会保障方面的限制也是制约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突出难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郭金兴博士说，虽然现在农民工也可享受养老、医疗等保险制度，但目前我国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实行省级统筹，难以互联互通。２００８年发布的《长江三角洲１６城市农民工的基本特征与生存状况》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参加养老保险的有１１．７％。

半月谈记者采访中，农民工反映遇到的“非平等市民待遇”还有很多，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不能带薪休假，女工无法享受带薪休产假，不能平等地享受所在城市的公共服务，没有资格享受城市的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房政策……

“我们的户籍制度限制了流动，城市里很多声音指向了农民工群体：应该离开城市，应该回去，不应该留在这里。”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户籍制度造成了一个排斥体系，用以维持我们劳动力的廉价，这个廉价包括工资和福利，如果没有户籍制度这个排斥体系，农民工就会融入城市。如要保持获得廉价劳动力的能力，就得保持获得廉价劳动力的社会系统。破解户籍制度之难，不是一个地方的政府或者企业能够解决的，它需要上升到国家的层面统筹解决，需要很大的勇气。”

中华全国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部处长陈国瑞说，户籍是人口登记与管理的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了有序就业与管理人口流动的

有效作用，但是它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附加了许多功能，捆绑了很多福利，像教育、医疗、社保等，户籍制度完全割裂了城乡二元结构，令农民工无法享受到许多同等待遇。

期待：享有“同城待遇”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还不到５０％，据有关专家估算，如果未来１０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社会消费额将可以从目前的１０万亿元增加到２０万亿元，年均２０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可以维持２０年。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这一提法引起两会热议。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两会表示，广东正研究农民工落户城市的“积分制”。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长黄奇帆在新闻发布会上则披露：重庆计划在两年内给300万在重庆工作10年以上的农民工解决城市户籍，另外再用10年时间以每年20万人的速度解决200万农民工子女城市户籍。

在劳务输出大省四川，成都市近年来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率先取消了迁入指标限制，以“准入条件”代替入城指标，又率先在全国建立一元化户籍登记制度，逐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在此基础上，成都不断调低进城准入标准。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眉山市市长李静告诉半月谈记者：2008年，成都再次下调准入条件，提出在成都市区租住成套私人住宅即可

入户，并实现中心城区和远郊区县之间、郊区各区县之间、城镇和农村之间的自由迁移。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建议，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可能完全放开，但在中等城市，应该积极放开户籍，小城市更是完全可以放开，县城则要“敞开城门”，让农民“自由进城”。在２８００多个县级市县区中依托县城建设一批１０万至３０万人的城市，让农民工在户籍所在地县城实现市民化。

附加在户籍管理上过多的社会管理职能，如土地征用、财政统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民政低保等，是户籍制度改革的瓶颈。李静说，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剥离附加在户籍上的社会管理职能，实现户籍人口自由迁徙，实现由条件准入制向合法固定住所入户制的跨越，使户籍管理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南开大学博士生刘敬威建议，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项目应不分城镇居民与农民工，尽快实施农民工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逐步建立城乡一体、转接方便的社会保障体系。

同时，在教育公平方面，流入地政府要将长期居住在本地区的农民工子女纳入公办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教育经费预算，并可考虑实施教育券制度。此外，取消针对农民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就业机会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有关专家也表示，现阶段的户籍制度改革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应充分考虑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能力和政府财政的最大支付能力，若在各方面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操之过急，盲目进行城市人口扩容，

将会导致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整体“休克”和新的“城市病”。

一亿新生代农民工深度撞击“城市化中国”之三

在许多大城市，不断飙升的高房价令城里人也望房兴叹，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住房梦并未因此而破灭。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拒绝入住工棚，而一步步坚实地迈向定居的梦。

工棚不是归宿

——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意愿调查

■半月谈记者潘旭肖春飞叶建平舒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