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集解序翻译培训讲学
《春秋左氏传》序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春秋》是鲁国史记的名字。主要是记载事件的，把每天发生的事件连缀在日期上，再把每月发生的事件连缀在四时上，再把四时发生的事件连缀在年上。用来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管理远近发生的事情，区别不同的事情。所以史官记载当时发生的事情，一定要把当年发生的显要（重要）的事情记载下来，一年有四个时节，因此交错互举春和秋作为记载事件的名字。
《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於策，小事《周礼》里有专门负责记载历史事件的史官，掌管记载周王室、诸侯国以及四方的事情，传达四方的意志。各个诸侯国也有自己的史官记载本国的事情。大的事情写在简册上，小的事情就记载在简牍上。
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孟子》说：楚国的国史叫《梼杌》，晋国的国史叫《乘》，鲁国的国史叫《春秋》，其实他们是一回事，只不过对国史的称呼不同罢了。
韩宣子適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韩宣子出访鲁国，看见鲁国所藏的《易·象》与《鲁春秋》，说“周礼一直在鲁国延续啊，我现在才知道了周公的文德以及周能够王天下的原因了”。
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韩宣子看见的，大概就是周王室过去记载典籍礼仪制度书籍。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
周王室衰微之后，史官失去了过去的职守。在上之人不能使《春秋》的大义昭明，诸侯之间凶丧祸福不能记载于书册，各个诸侯国史书的记载也都违背了过去的典章制度。
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孔子凭借鲁国的史书、简册编成《春秋》，校勘它的真伪，记载、辨明它的礼仪制度，向上来遵从周公的遗志，使旧典更新，向下来使将来的法度明晰，令后世
有规范的行为准则。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馀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
他施行教化的目的是通过对文字的更改来达到褒贬劝诫的目的。其他地方就沿用原来的旧史，旧史文章有的富有文采有的质朴，言辞也有详有略，
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脩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
所以不必改动。所以《左传》说：“他的志向是善良的。”又说：“不是圣人谁又能修订《春秋》呢？”大概周公的志向，孔子不过是遵从然后使他昌明罢了。
左丘明受经於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
左丘明学习的《春秋》是孔子传下来的，他认为经书是不能更改的文字，所以他写作《左传》或者是在经文的开始之前就叙述事件，或者是在经文后面再叙述事件来结束经文的大义，或者是依托经书来辨别道理，
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脩之要故也。
或者是采取和经文不同的叙述来表达相同或相异的道理，随着经文的大义而书写传文。他重视体例，之前的典籍旧史，没有全数列举，这是因为这些史事并非圣人修订经书所看重的东西，因此没有必要一一列举。
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
左丘明身为国史，亲自阅览了记载的典籍，一定广泛的记载详细的言说。他的文章迂缓，他的意旨深远，想要让学者探求事物发展的起源和结果，寻求历史事件的细微末节，探究尽事件的结果。
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
传文文义宽松，使读者自己去探求他的深意；文义饱满，让读者自己去探寻满意的答案。就像江海雨泽浸润大地，冰雪自然溶解流散一样自然，这样之后才会有然后为得也。
自己的心得体会。
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脩之，以成
《春秋》的要旨或体例都是国史修订的常制，是周公留下的法度，史书旧日
就有的章法。孔子遵从并且修订了它，使它成为《春秋》通行的体例。
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
左丘明通过左传传文来显露阐述经文中那些幽微的事情，表达他的大义之类都是依据已有的先例来阐发大义，指出这些人行事的正确与否。那些称为“书”、“不书”
“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的文章，都是用来启发新旧文章，来表达大义的，这些叫做“变例”。然而也有史书不写，
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
但符合孔子大义的，孔子就据此阐发自己的大义，这些大概就是《春秋》新的大义，因此传文不称这些为“凡例”，就是要委婉的通达经文的大义。还有一些经文传没有阐述相关的大义，只是通过事情来叙述
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
那么传文也直接叙述它，这些不是春秋通行的法则。
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於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
传文的体例有三种，为经文作传的情况有五种。第一种情况是“辞微而义显”，文字在这里显现，但是大义却在那里。像“称族，尊君命”；
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
“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这类的就是。第二种情况是“用精微的语言来记录史事”，用简约的语言来说明制度，推及到其他方面来知道叙述的体例。“参”就是这种情况。
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汙”，
第三种情况是“言辞委婉，写成文章”，用委婉的言辞来表达大义，来使文意通顺。各类避讳，郑国用玉璧交换许田就是这类情况。第四种情况是“直言而不委婉”
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直接书写史事，全部显现文章的意思。楹联用朱漆染红，宫庙上的装饰桷进行了雕刻，周天子向诸侯要车，齐侯来报告对戎人的大捷，就是这类情况。第五种情况是“惩治恶行勉励善行”，求名而死，
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
欲盖弥彰。把齐豹称为“盗”，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名叛贼就是这类情况。
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推究这五种体例，来探寻经传的大义，就可以依据一类事物的知识或规律，而增长同类事物知识或规律。将这些大义附于春秋二百四十年的事情之上，王道的正法，人伦的纲纪就完备了。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有人说：《春秋》通过不同的文字来表达大义。如果如你所说，那么经文当有事情相同文字不同大义也就不存在的情况。然而先儒所传，都不是这样。
其然。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答曰：《春秋》虽然通过一个字来寄寓作者的褒贬态度，然而也需要通过几句话来成文，不同八卦的爻辞，可以交错综合成六十四卦，
也，固当依传以为断。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本来就需要通过传文来判断。古今谈论《左氏春秋》的人多了，现在可以看见的遗留下的文字就有十几家。大体上都是效法遵循前人的学说，
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於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进不能成为结合经传之文来穷尽它的变化，退不能固守左丘明的传文。对于左丘明的传文，有不能解释通的地方就隐藏不说，甚至还有肤浅的引述
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脩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於《公羊》、《谷梁》，正好混乱自己。杜预现在所以和那些通过《公羊》《谷梁》来解释《春秋》的人不同的原因，就是要专门修治左丘明的传文来解释经文。经文的体系，一定来自于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