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专题讲座

共和国六十年刑事政策的嬗变

摘要：我国刑事政策共经历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严打”和“宽严相济”四个阶段，每一个刑事政策在制定时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通过回顾新中国六十年来这四项基本刑事政策，对我国刑事政策的制定原则和发展方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关键词：刑事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严打宽严相济

新中国六十年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社会的进一步开放，我国的犯罪态势也是随之波动。因此，我国的刑事政策也在不同的时期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建国六十年的今天，对以往的刑事政策进行回顾和反思是必须的，这可以为以后我国刑事政策的制定所参考，也是我国制定更加科学的刑事政策所必要的材料。说到刑事政策，就有必要首先讲述清楚什么是刑事政策。

一、刑事政策的内涵解读

对于刑事政策的内涵，学术界众说纷纭，可以这样认为，至今几乎所有关于刑事政策的著述，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刑事政策定义。国外学者着眼于“抗制犯罪”的总策略，力求使刑事政策成为国家、社会反犯罪体系的方略，是从宏观上来研究刑事政策。同时，刑事政策并不单指某一项针对某一犯罪或犯罪人的制裁措施或具体制度，而是“对犯罪现象的反应的方法的总和”，是将控制犯罪的所有方法、

措施、制度加以整合的产物，自然具有整体性。1我国学者对刑事政策的定义，往往侧重于“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灵魂”这一基本的宗旨，力求将刑事政策定义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原则”、“策略”、“方针”等。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刑事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为了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依据我国一定时期的犯罪态势及其成因而制定的一系列行动准则”2。有学者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政权机构创制而由国家与社会多重力量加以实践，针对犯罪和相关行为以及行为人，由法律和社会诸多手段协调组成的，旨在控制犯罪，维持社会治安的策略与方案的系统”。3

笔者在基于我国目前对刑事政策概念研究的基础上，赞同刑事政策“指代表国家权力的公共机关，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围绕预防、控制和惩罚犯罪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以及时对因此而牵涉到的犯罪嫌疑人、犯罪人和被害人所采取的态度”这一概念。

新中国六十年里，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共有三大刑事政策，即“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严打”以及“宽严相济”的政策，然而确切的说，我国在1949年到1956年之间，也是有刑事政策指导的，即“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以下便对我国六十年来这四大刑事政策及历程进行详述。

二、新中国六十年刑事政策的回顾

1莫晓宇：《刑事政策定义述评》，载《理论与改革》2004年第5期，第130页。

2狄世深：《刑事政策概念新探》，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3期，第115—120页。

3武玉红：《刑事政策概念辨析》，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46—52页。

（一）“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该刑事政策在学术界讨论的并不多，应是在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中共中央的讲话指出我国刑事方面的基本政策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其基本内涵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也是基于当时我国建国初期需要巩固政权、稳定民心。主要体现为“三反五反”等运动。

由于该时段的资料有限，因此笔者不过多讨论，以下对其他三项刑事政策予以详述。

（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建国初期可概括为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1956年“肃反”斗争后，表述为“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大奖”。

1979年刑法典进一步发展、丰富了这个政策。（1）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和一般共同犯罪的主犯，以及其他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坚决予以惩处，必要时予以严惩，而对于被胁迫、被诱骗参加犯罪的，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这里的“不问”不是不进行处罚，而是应该依照刑事法律规定的对胁从者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2）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主动交待自己罪行的自首犯和在侦查、起诉、审判期间如实供述自己及同案犯罪行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抗拒从严是指抗拒司法机关追捕、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后仍然拒不交待自己的罪行的，应当从重处罚。（3）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立功是指犯罪分子归案后揭发他人犯

罪行为的情况，包括共同犯罪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所参与的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查证属实的；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其他罪犯（包括同案犯）的；在押期间阻止他人犯罪活动等行为。折罪是指根据刑法的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立大功现在可以理解为重大立功，表现为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的；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的；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受奖是指根据刑法的规定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基本精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区别对待。对犯罪现象既不能采取一律严加惩治的政策，也不能放任不理，一律予以宽大，而是要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区别对待体现在立法、司法两个方面。二是惩办与宽大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不能偏废。由于犯罪分子危害社会，触犯刑律，理应惩办，所以必须有惩办的一面。但是，只讲惩办不讲宽大，仅靠严刑峻法，采取极端的政策措施，就会孤立极少数的犯罪分子，不会收到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国家和人民反而不利。因此，惩办与宽大必须有机地结合，不可偏废。

（三）“严打”的刑事政策

“严打”作为一项刑事政策包括定罪政策、量刑政策、行刑政策三个层次。

从定罪方面看，我国刑法的罪名数在不断增多，犯罪化、具体化

是我国刑法在定罪政策上的主导取向。这首先反映到立法的层面，自从中央提出“严打”之后，立法机关就相继通过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如198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惩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等，扩大犯罪圈，对一些犯罪规定从重处罚甚至加重处罚，对某些特定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重刑以上处刑。

从量刑方面看，“严打”强调“从重从快”、“稳、准、狠”。“从重从快”的政策要求审判人员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从重处罚和从快处理的政策能够得到落实，从快甚至突破了法定的办案期限。“稳、准、狠”也是当时对司法人员在定罪、量刑等处理案件的程序上的基本要求，以落实从重从快。从行刑方面看，“严打”政策的贯彻是严格执法即依法“严打”。“严打”不是随心所欲的滥打或无原则的狠打，而是在严格执行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前提下，适当从重从快。“严打”的法律性是“严打”固有的内在属性，强调“严打”的法律性，是把“严打”与“严格执法”统一起来，在坚持刑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依照刑法规定适当从重量刑。

（四）“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宽”是指宽大、宽缓和宽容。宽严相济的“宽”具有以下两层含义：一是该轻而轻，二是该重而轻。“宽”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一是非犯罪化，是指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基于某种刑事政策的要求，不作为犯罪处理。二是非监禁化，是指某一行为虽然构成犯罪，但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判处非监禁刑或者采取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三是非司法化。非司法化

是就诉讼程序而言的，在一般情况下，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应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在某些情况下，犯罪情节较轻或者刑事自诉案件，可以经过刑事和解，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案件便得以了结4。

宽严相济的“严”，是指严格、严厉和严肃。这里的严格是指法网严密，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刑罚苛厉，从重惩处。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不徇私情。

宽严相济的“济”，具有以下三层含义：一是救济，即所谓以宽济严、以严济宽，也就是通过宽以体现严，通过严以体现宽。二是协调，即所谓宽严有度、宽严审势。宽严有度是指保持宽严之间的平衡：宽，不能宽大无边；严，不能严厉无比。宽严审势是指宽严的比例、比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当根据一定的形势及时地进行调整。陈兴良教授认为，宽严审势要做到因时而宜、因地而宜、因罪而宜。三是结合，即所谓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和严虽然是有区别的，并且不同时期、不同犯罪和不同犯罪人，应当分别采取宽严不同的刑罚：该宽则宽，该严则严。

三、我国刑事政策的应然发展趋势——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都是以一定的思想、原则和事实为根据的，都必须与相应的历史阶段相联系，也都是人们认识问题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内容逐渐丰富，其执行也逐步深化，该政策对我国刑事法治的指导作用功不可

4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1期，第21—22页。

没；尽管“严打”的刑事政策还不够完善，其功利性也屡屡为人诟病，但“严打”对国家长治久安的促进作用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视野下，对我国以往的刑事政策反思与调整的结果，是我国刑事政策的理性回归。纵观我国以往的刑事政策，认真反思，笔者认为我国刑事政策应当以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者应兼顾，这两个方面是有机的统一，不能单纯地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另外一个方面。现代刑事政策应当抛弃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的观念，树立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在一定条件下甚至由打击犯罪向人权保障倾斜，实现刑事政策价值取向上的根本转变。“刑事政策在追求打击犯罪及维护社会治安的目标时，如果淡化了人权保护，随时可能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甚至是无辜公民的人权，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决定着一个国家的人权能否得到有效保障。”5但是，当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发生冲突时，决不能以打击犯罪作为刑事政策的终极目的，为打击犯罪而侵犯人权。“实际上两者（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对立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强调打击犯罪可能会以削弱甚至牺牲人权为代价。反之亦然，在某些情况下，强调人权保护可能会影响打击犯罪。当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价值相冲突的情况下，如何选择？在一个法治社会，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将人权保护放在第一位，打击犯罪不能以牺牲人权保障为代价。”6

5程应需：《人权保护与我国刑事政策的价值选择》，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2期，第48页。

6陈兴良：《严打利弊之议》，载《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第122页。

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强调保障人权，首先要注意刑事政策干预的善意性，即在考虑刑事政策是否介入、采取何种手段介入时应基于尊重、维护社会成员的权利和自由的目的；其次强调手段配置的轻缓性；再次强调对罪犯处遇人道化；最后是刑事政策执行的文明性。在这样的双重并重的轨道上，我国的刑事政策的制定才更能科学化。

参加硕士生政治专题讲座的体会和建议

一、体会

本学期伊始，我们法学院研一的同学们和其他院的学生一起参加学习了学校组织的研究生政治专题讲座。每个周二下午的两点钟，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聚于本部存菊堂，倾听各个学院的老师或渊博的学识或悉心的教导。通过一次次的讲座，使我的知识面大大拓宽，不仅了解到各个专业的基本状况和研究前沿，也看到了老师对我们的期待，更让我们认识到了作为一名研究生所应当具有的研究学习态度和人生理念。

我们的政治专题讲座主要分为十二个专题，它们分别是：1、共和国甲子与政治发展2、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3、改善民生为何如此重要4、空间研究、城市哲学与苏州记忆5、关于大学教学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博士生导师谈研究生教育6、当前行政诉讼中的若干热点问题探讨7、中国古代设计的区域性和流动性8、后现代高校课程的基本走向9、证券市场的功能与框架10、共享奥林匹克光荣与梦想

11、一个科学工作者视角下的创新文化与创业精神----职业生涯设计

12、研究生教育：一个学者痛苦而又快乐且不可或缺的经历。

这十二个专题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共和国甲子与政治发展、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当前行政诉讼中的若干热点问题探讨和研究生教育：一个学者痛苦而又快乐且不可或缺的经历。共和国甲子与政治发展这个专题之所以给我这么深刻的印象，主要就是它的主讲人乔耀

章老师。乔老师在研一上半学期给我们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课，他渊博的知识，独到的思考方式，新颖的教学内容以及他认真的教学态度，让我们深为感动，尤其是他拖着带病的身体给我们上课的时候，那种教书育人的申请，永远的烙印在我们的脑海中。乔老师的讲座，我们听的都很认真。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让我不禁想起我在苏州大学读大二时，一位老师给我们上的国际政治与形势的课，那位老师和该讲座的主讲人一样的风趣幽默，并且把国际形势分析的清晰明白，对于中国外交面临的形势也是讲的透彻淋漓，让我们听讲座的人陷入其中，仿佛自己身在战场，要为祖国争取一分一毫的利益和荣誉。对于当前行政诉讼中的若干热点问题探讨这个专题之所以热衷，一方面是因为我本身是学法学的，而且是学刑法的，刑法和行政法本来就是藕断丝连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主讲人是我们法学院的黄学贤老师。我在对本科的时候，对于黄老师生动幽默的讲课风格就早有耳闻，但是遗憾从来没有上过黄学贤老师的课，今日有幸一听，果然是精彩至极。黄学贤老师对于行政诉讼法的研究是很深入透彻的，他通过对行政诉讼热点问题的探讨，一方面让其他专业的同学们从基础上、感性上了解了行政诉讼的常识，另一方面，让我们学法学的同学们也是受益匪浅。黄老师的讲座引起同学们一阵阵的掌声，即使下课了，大家也都不愿意走，都想听完这精彩幽默而又让人获得基本法律知识的讲座。熊校长是最后一位给我们做讲座的老师，他的题目即研究生教育：一个学者痛苦而又快乐且不可或缺的经历很有意义。他讲述了自己的读研经历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让我们看到了他闪光点的同时发现了自己

的不足，他让我们认识到自己身上所应有的骄傲和责任，他的严厉让我们反思自己现在的生活模式，他的鼓励让我们看到光明的前景。这场讲座是一个总结性的讲座，让我们这十二场讲座的学习有了一个完满的结束，也让我们对这十二场讲座的学习有了新的认知。

二、建议

首先，学生和老师之间要加强沟通。上课时只是老师单方面的教，但是教和学必须一体，所以老师在授课的同时，应当给予每个院的学生提问的机会，以来增加学生之间的了解，第二也是不同专业学习的好机会，学校也应该开一个网络平台，可以给学生在课下向主讲老师提问的机会。

其次，有些老师的讲座比较生硬沉闷不生动。所以，在一些本来就不受学生欢迎的课里，老师应当做一些更加生动的PPT，比如播放一些历史影视材料，以增加学生听课的积极性和活跃性。

再次，我认为政治专题讲座应当增加一个专题，就是研究生健康心理专题。本科生有这样的选修课，但是研究生没有。研究生的心理健康也是要引起重视的，因为研究生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和来自社会家庭压力，所以，进行健康的心理疏导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