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酒宴习俗看唐宋社会变迁

从酒宴习俗看唐宋社会变迁

——以中原地区为考察中心

（发表于《农业考古》2012年第3期）

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刘朴兵

唐宋时期，北方中原地区的饮酒之风一直很盛。唐代国力强盛，社会风气豪迈雄健、自信飘逸，在这一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纵酒放达在唐朝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仅大诗人、大文学家是这样，许多一般文人也莫不如此”（[1]）。宋代虽然始终受外患威胁，但经济繁荣，市场活跃，人们普遍有一种及时行乐的思想，还有什么比饮酒能让宋人更容易逃避现实的忧患呢？因此，唐宋时期人们在岁时节令、婚丧嫁娶、亲朋聚会等许多场合都要设宴饮酒。唐宋宴饮讲究主宾酬酢和巡酒节次，注重娱乐方式和劝饮，为增添酒宴的热闹气氛，人们推出了一系列的佐饮活动，其中传杯唱觥，投骰行令，起舞抛球，游戏毕至，由此形成了熏染一代的饮酒习俗。本文拟就唐宋宴饮习俗的异同进行比较考察，以此来审视中国酒文化在唐宋时期的变迁。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宴饮礼仪的传承

（一）入席礼节

唐宋时期，宴饮的入席礼节逐渐变得较为宽松。唐初时，人们尚比较重视席上位次，《新唐书·尉迟敬德传》载：“尝侍宴庆善宫，有班其上者，敬德曰：‘尔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击道宗目几眇。”中唐以后，传统的座次观念被打破，人们已不再那么讲究入席的位置了，只是在入席之际，宾主还会相互谦让，以先坐为尊敬。唐代通俗诗人王梵志云：“尊人立莫坐”，即是说首席的尊者没有入座前，其他的人是不能先坐下的（[2]）。张鷟《游仙窟》曾描述他与十娘等人宴饮：“杯盏交横，列坐南窗之下，各自相让，俱不肯先坐。仆曰：‘十娘主人，下官是客，请主人先坐。’”不同阶层的人们也可以平等入座，《旧唐书·穆宗纪》云：“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

（二）按巡饮酒

唐宋时期，酒宴开始后，人们有按巡饮酒的习俗。按巡饮酒是分轮由尊长到卑幼一个一个地饮，一人饮尽，再饮一人，这种饮酒习俗与现代人饮酒时大家共同举杯很不相同。酒宴之上，众人都饮完一杯称为一巡，一次酒宴往往要饮酒数巡。唐代饮酒巡数较少，一般为三巡，如元稹《和乐天初授户曹喜而言志》一诗云：“归来高堂上，兄弟罗酒尊。各称千万寿，共饮三四巡。”（[3]）《旧唐书·李景伯传》载：“中宗尝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为《回波辞》。众皆为谄佞之辞，及自要荣位。次至景伯，曰：‘回波尔时酒巵，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可见，唐代的宫廷酒宴，巡酒也较少。过了三巡，就有大臣箴规了。宋代时，人们多称“巡”为“行”，与唐代相比，宋代酒宴饮酒的行数一般较多。北宋中期以前，人们饮酒多在五行左右，如司马光称：“吾记天圣中，先公为群牧判官，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多不过七行。”（[4]）又如石曼卿在一邻居家饮酒，“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5]）。北宋中期以后，饮酒行数增多，民间酒宴一般要饮酒十行，如倪思《经鉏堂杂志·筵宴三感》称：“今夫筵宴，以酒十行为率”（[6]）。宋代的宫廷酒宴饮酒多为九行，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9《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周密《梦粱录》卷3《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上寿赐宴》、周密《武林旧事》卷1《圣节》、卷8《皇后归谒家庙》等所记的宫廷酒宴饮酒都为九行。南宋时，宋高宗幸清河郡王张俊府第，酒宴上行酒达到十五行（[7]）。

巡（行）酒所到，每个人都必须饮尽自己杯中之酒，否则主人会以各种形式进行促饮，张鷟《游仙窟》中有这样的记述：“酒巡到下官，饮乃不尽。五嫂曰：‘何为不尽？’下官答曰：‘性饮不多，恐为颠沛。’……十娘曰：‘遣绿竹取琵琶弹，儿与少府公送酒。’”这是以奏乐促饮。

两次巡酒之间，往往进行各种娱乐活动。之所以如此，宋人倪思认为：“若一杯才毕，一杯继进，须臾之间，宴告终矣。宾主皆无意味。人情不得款曲。”（[8]）其实，行酒之间进行娱乐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延长饮酒的时间，更主要的是为了侑酒助兴。唐代时，巡酒之间的娱乐活动的类型较少，多为歌舞。宋代时，宫廷饮宴行酒间的娱乐活动也多为歌舞表演。但在民间饮宴上，行酒之间的娱乐活动类型多样，丰富多彩，除歌舞之外，“或奕棋、或纵步，或款语”（[9]）。有人甚至以书法助饮，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一次米芾与苏轼两人饮酒，

“每酒一行，即申纸共作字。二小吏磨墨，几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终，纸亦书尽，更相易携去。”

（三）敬酒蘸甲

唐宋时期，巡酒完毕并不意味着饮宴就要结束了。恰恰相反，此时人们酒兴未尽，饮宴尚未进入高潮。巡酒完毕后，进入“自由”饮酒阶段。这时，人们或互相献酬敬酒，或赋诗填词、歌舞助兴，或行酒令助饮。各种佐觞活动逐渐把饮宴推向高潮，以使人们尽兴而归。

巡酒结束后，主宾之间或宾客之间都可以自由敬酒。如果某一座客向邻座或他人敬酒，要手捧杯盏，略微前伸，这就表示了敬酒的愿望，俗称此为“举杯相属”。被敬酒的人一般要予以接受。唐代人敬酒时，还有流行“蘸甲”，即敬酒时，用手指伸入杯中略蘸一下，弹出酒滴，以示敬意。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种作法极不卫生，然而当时却大为风行。唐诗中不乏有描写“蘸甲”习俗的，如刘禹锡《和乐天以镜换酒》云：“频眉厌老终难去，蘸甲须欢便到来。”（[10]）张孜《雪诗》云：“暖手调金丝，蘸甲斟琼液。”（[11]）韦庄《中酒》云：“南邻酒熟爱相招，蘸甲倾来绿满瓢。”（[12]）等等。宋代时，蘸甲习俗仍很普遍，如陈履常《洞庭春色》云：“定须笑美人，蘸甲不濡口。”（[13]）徐铉《梦游》之二云：“蘸甲递觞纤似玉，含词忍笑腻于檀。”（[14]）高登《思归》云：“流匙白云子，蘸甲黄鹅儿。”（[15]）

（四）劝人饮酒

酒宴上，主人为了显示好客之道，让客人喝足酒，往往会采取多种方式劝酒。唐代时，劝客人喝酒又称为送酒，唐人常以歌舞送酒（[16]）。宋代时，劝酒之风仍盛行不衰，甚至帝王也不例外，王巩《闻见近录》载：“一日宴射后苑，上酌巨觥以劝太宗，太宗固辞，上复劝之，太宗乃顾庭下，曰：‘金城夫人亲折此花来，乃饮。’上遂命之。”彭大翼《山堂肆考》载：“宋徽宗时蔡攸赐饮禁中，上频以巨觥劝之，攸恳辞不任杯酌，将至颠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马光也。’”（[17]）宋代不少诗人写有劝酒诗词佳句，如欧阳修《奉答原甫九月八日见过会饮之作》云：“我歌君当和，我酌君勿辞”（[18]），黄庭坚《西江月劝酒》云：“杯行到手莫留残，不到月斜人散”等（[19]）。对于不胜酒力者，饮酒是一种负担。面对劝酒，有人强饮之，有人拒绝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0载：“司马温公尝曰：‘昔与王介甫同为群牧司判官，包孝肃公为使，时号清严。一日群牧司牡丹盛开，包公置酒赏之；公举酒相劝，某素不喜酒，亦强饮，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

二、助饮方式的发展

（一）以文助饮

酒酣耳热之际，人们往往还赋诗填词，以助酒兴。饮酒赋诗，古亦有之。唐宋时期，诗词创作极盛，这一时期人们饮酒之际赋诗、填词的风习也盛极一时，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远非前代可比。唐宋时期，人们饮酒赋诗，通常是寻求一种文化意境。许多文人还特意召集诗酒之会，以酒劝客，以文会友，情调高雅，但席间有时也不免有显耀文才甚至竞争比试的色彩。唐宋时期，人们即席赋诗，通常要限定时间。赋诗的时候，点燃一只蜡烛，蜡烛上标有刻度，诗词要在蜡烛燃烧到某一刻度之前完成，否则就要罚酒。孟浩然《寒夜张明府宅宴》云：“瑞雪初盈尺，寒宵始半更。列宴邀酒伴，刻烛限诗成。”（[20]）“刻烛”是当时通行的计时方法，“刻烛限诗成”，是一种难度很大、要求很高的佐饮方式（[21]）。有时，人们还会摆出奖品，首先写出好诗的人将会夺取头奖，杜甫《崔驸马山亭宴集》云：“客醉挥金碗，诗成夺袍”（[22]），描写的就是这种情景。除了个人赋诗之外，当时酒宴上还盛行多人对诗、联诗，张鷟《游仙窟》所记十娘等人对酒唱和的场面，便是唐人席间对诗的现实写照。唐宋以后，酒宴之上赋诗、对诗、联诗等一直是文人们喜爱的消遣娱乐方式。

（二）歌舞助饮

音乐和舞蹈对宴会起着相当重要的调节作用，以歌舞助兴是唐宋时期重要的酒俗之一。唐代时，酒宴之上的歌舞可分为两类：一是自娱性的歌舞；二是他娱性的歌舞。自娱性的歌舞是酒宴上的主人或宾客表演的歌舞。唐代时，酒宴之上宾客往往亲自歌唱，以答谢主人的美意。如尉迟偓《中朝故事》卷上载，“瞻至湖南，李庚方典是郡，出迎于江次竹牌亭。置酒，瞻唱《竹枝词》送李庚。”在把盏飞觥之间，无论是主人还是客人都可以邀请对方唱歌，如《嘉话录》载，李绛为户部侍郎时，曾参加本司酒会，张正甫“把酒请侍郎唱歌”（[23]）。蒋防《霍小玉传》载：“遂举酒数巡，生起，请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强之，发声清亮，曲度精奇。”（[24]）当宴饮进入高潮时，人们还会以自我舞蹈的方式进行娱乐，连帝王都是如此，唐太宗的长孙燕王李忠出生时，太子李治宴宫僚于弘教殿，唐太宗亦参加了此宴，“太宗酒酣起舞，以属群臣，在位于是遍舞，尽日而罢”（[25]）。这种席间起舞是前代“以舞相属”习俗的继承。这种习俗在唐代又有了一些新内容，有时是专门表示对某位贵宾的尊敬，正如李白《对酒醉题屈突明府厅》所云：“山翁今已醉，舞袖为君开”（[26]）。在酒宴上，唐人还经常以歌舞为形

式互相酬酢，李白《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云：“劝尔一杯酒，拂乐裘上霜。尔为我楚舞，吾为尔楚歌。”（[27]）唐代酒宴上自娱性歌舞的盛行，体现出唐人广泛的主动参与性。他娱性的歌舞是由专业的歌舞人员表演的歌舞，主要供参加酒宴的宾客欣赏，用于调节酒宴气氛，也用于表达人们的感情，如在唐代的接风洗尘与送别饯行之类的宴饮活动中，主人经常请歌手为之唱歌，通过悠扬的歌声来表达喜悦或留恋的心情（[28]）。他娱性的歌舞在唐宋两代酒宴上都很盛行，表演者多是年青貌美、技艺高超的歌妓、舞女。宋代时，自娱性的歌舞已经从酒宴上消失，主人和宾客很少亲自参与音乐和舞蹈活动了，他们成为歌舞的专门欣赏者，而歌妓、舞女则成为歌舞的专门表演者，他娱性的歌舞在酒宴上开始一统天下。由于歌舞完全由歌妓、舞女承担，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酒宴之上歌舞就是为了娱客，而不是自娱。《宋史·王韶传》载：一次王韶宴客，“出家姬奏乐，客张绩醉挽一姬不前，将拥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本出汝曹娱客，而令失欢如此。’命酌大怀罚之,谈笑如故。”参加酒宴的宾客们虽然完全成了歌舞的被动欣赏者，但由于歌舞已完全由专业的歌妓、舞女承担，演出水平一般较高，酒宴之上往往“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29]），营造出一种如醉如痴、如梦如幻的境界。

（三）陪酒助饮

除歌舞助兴外，在唐代的酒宴上还盛行女妓陪酒助饮。在唐代公私宴饮的许多场合都可以见到男女同席的场面。白居易《江楼宴别》云：“楼中别曲催离酌，灯下红裙间绿袍。”（[30]）许浑《闻州中有宴寄崔大夫兼简邢群评事》云：“萧管筵间列翠蛾，玉杯金液耀金波。”（[31]）吟述的都是男女同席的宴饮场面。席中之女多非良家妇女，而是年青貌美的女妓。因为女妓陪酒活动的增多，在唐代还出现了专门以陪酒为职业的“酒妓”。地方上，不少州镇乐营女子为专业性的酒妓。在两京，从事陪酒职业的女妓更多，陈继儒《北里志·序》云：“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署曹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32]）孙棨《北里志·海论三曲中事》云：“比见东洛诸妓体裁，与诸州饮妓固不侔矣。”（[33]）由于女妓陪酒之风盛行，丞相李逢吉一次甚至下达了这样的宴会通知：“某日皇城中堂前致宴，应朝贤宠嬖，并请早赴境会。”（[34]）唐代社会风气虽然比较开放，这种男女同席的女妓陪酒之风仍遭到不少人的非议，如李肇《唐国史补》卷下《饮酒四字令》载：“衣冠有男女杂履舄者，有长幼同灯烛者，外府则立将校而坐妇人，其弊如此。”沈亚之《华州新葺设厅记》云：“酒行乐作，妇女列坐，优者与诙谐摇笑，左右侍立，或衔哂坏容，不

可罪也”（[35]）。宋代时，在官方举行的酒宴上，男女同席的现象基本上已经消失。在私人举行的多数酒宴上，女妓的作用也多限于歌舞助兴。女妓入席陪酒的现象只在酒楼妓馆等色情场合较为盛行，如北宋东京的任店有“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36]）。

（四）酒令助饮

唐宋时期，最具时代特色的助饮方式乃是行酒令助饮。行酒令助饮多在巡（行）酒之后进行，它极大地调动了当时人们的饮酒情趣，唐宋酒令艺术的繁荣对唐宋饮酒之风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地作用。一般认为，酒令的起源与古代的投壶之戏有关，“酒令”一词最早指主酒吏，如《梁书·王规传》载：“湘东王时为京尹，与朝士宴集，属规为酒令。”唐代时，“酒令才开始作为一个专有名称，特指酒筵上那些决定饮者胜负的活动方式”（[37]）。因此，一些学者认为“酒令是唐朝人首先发明并付之实施的佐觞活动”（[38]），“酒令艺术至唐代始制定为法”[39]。酒令在唐代形成后，很快就成为人们宴饮助兴的主要娱乐形式，从文人到百姓无不选择适应其活动的酒令来佐饮，蔡宽夫《诗话》称“唐人饮酒，必为令以佐欢”（[40]）。唐代的酒令名目繁多，李肇《唐国史补》卷下《饮酒四字令》载：“国朝麟德中，壁州刺史邓宏庆始创

‘平’‘索’‘看’‘精’四字令，至李稍云而大备，自上及下，以为宜然。大抵有律令，有头盘、有抛打，盖工于举场，而盛于使幕。”王谠《唐语林》卷8载：“璧州刺史邓宏庆饮酒，至平索看精四字。酒令之设本骰子、卷白波、律令，自后闻以鞍马、香球，或调笑抛打时，上酒招揺之号，其后平索看精四字与律令全废，多以瞻相、下次据上酒，绝人罕通者。”现在人们能够知道的唐代酒令名目，约有20多种（[41]）。大多数唐代酒令至宋代时就已经失传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1称：“《醉乡日月》三卷，唐皇甫松子奇撰。唐人饮酒令此书详载，然今人皆不能晓也”。洪迈《容斋续笔》卷16《唐代酒令》称：“（唐代）又有旗幡令、闪擪令、抛打令。今人不复晓其法矣，唯优伶家犹用手打令以为戏云。”宋人多不解唐代酒令这一事实，说明了唐宋两代的酒令有很大地变化。唐宋两代的酒令及人们行令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唐代酒令以器具令居多，宋代酒令以文字令居多。唐代的器具令众多，如头盘（亦称投盘、骰盘）令、筹令、抛打令等，这些酒令需要借助于骰盘、筹箸、香球、花盏、酒胡子等器具方能行令。如行筹令时，需要提前制作一些长条形的筹箸，在上面刻上有关饮酒的铭

句，及饮酒的对象、方法和饮酒量等。行令时大家轮流抽取，根据上面的字句，决定如何饮酒。中唐以后，筹令开始衰落，但筹令所使用的酒筹开始广泛应用于宴饮的各种场合，人们劝觞罚酒、请歌打令，均以筹箸为依据（[42]）。唐人也经常以花枝、草茎代筹，传巡花草行令。与唐代器具令居多不同，留传下来的宋代酒令多是文字令。宋代文字令的盛行与宋代文人群体的迅速壮大密切相关。由于宋代统治者吸取了中唐以后武人跋扈的历史教训，采用重文轻武的政策，加大科举取士的力度，每科录取常十倍于唐代，大大刺激了宋代的文化教育事业，使宋代的文人群体日益扩大，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有了较大地提高，人们进行文字游戏的技巧也比较娴熟，酒酣耳热之际宋人也为后人也留下了不少高水平的文字令。

其次，唐人行令强调胜负，宋人行令注重参与。唐人尚武任侠，争强好胜，行酒令时也往往强调胜负，唐代的头盘令本身即源于赌场，所用的器具骰盘本是赌博用具。头盘令在唐代酒筵上极为盛行，皇甫松《醉乡日月·骰子令》称：“大凡初筵，皆先用骰子，盖欲微酣，然后迤逦入酒令”（[43]）。文献中常可发现唐代酒筵上人们掷骰子相赌的情景，如王谠《唐语林》卷7载：“芦澄为李司空蔚淮南从事，因酒席谓一舞妓觧籍，公不许，……澄索彩具，蔚与赌贵兆，曰：‘彩大者，秉大柄。’澄掷之得十一，席上皆失声。公徐掷之，得堂印。”由于唐人行令强调胜负，负者要罚酒，“唐人最喜欢在酒席上罚别人喝酒，有时看着对方醉倒而大乐不止。受此风影响，人们千方百计去寻找罚酒的理由，以致于你惩我罚，毫无体止”（[44]），为公平处理因酒令而引起的纷争和更好地维持酒场秩序，唐人聚饮时常设酒纠（亦称席纠、觥使）。据唐人皇甫松《醉乡日月》记载，酒纠共设有明府、律录事、觥律事三职，各有职掌。每次聚饮，不一定三职全设。担任酒纠必须熟知酒场中的各种规矩，对违犯宴席规矩的行为要进行处罚。当时，凡在酒席上言语失序，行令输误，以及作假逃酒，都会受到酒纠的“制裁”。唐代诗人元稹有一年，“小年曾于解县连月饮酒，予常为觥录事。曾于窦少府厅中，有一人后至，频犯语令，连飞十二觥，不胜其困，逃席而去”（[45]）。唐代担任酒纠的人不仅有须眉男子，巾帼妇女也不少，尤其是一些知名的妓女，才艺超人，熟知酒事，常担任酒纠一职。与唐代相比，宋人行令更注重参与，不太计较胜负，这方面的代表是欧阳修，他发明了“九射格”酒令，“九射之格，其物九，为一大侯，而寓以八侯。熊当中，虎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兔鱼居左。而物各有筹，射中其物，则视筹所大而饮之。射者，所以为群居之乐也。而古之君子以争九射之格，以为酒祸起于争，争而为欢，不若不争而乐也。故无胜负，无赏罚。中者不为功，则无好胜之衿；不中者无所罚，则无不能之诮”（[46]）。由于

宋人行令不太强调胜负，酒席之上的纷争也大为减少，所以宋代酒纠的设置也不如唐代那么普遍。

最后，唐人行令比较豪爽，宋人行令比较文雅。唐人行令时，气氛相当热烈，人们往往大呼小叫，正如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所云：“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成卢。”（[47]）唐人行令之所以比较豪爽，除了唐人普遍开放豁达之外，与唐代的酒令形式也不无关系。由于唐代的器具令居多，行令时，人们的注意力随着骰盘、香球、花盏、酒胡子等器具的运动而转移，往往面目紧张，情绪激动。除器具令之外，唐代酒宴上还流行各种动作令。许多动作令更是节奏紧凑，行令时人们手舞袂扬，往往把酒宴闹得热火朝天。与此相反，由于宋代的酒令多为文字令，需要的是口齿清晰地吐字讲谈，而不是如狂似颠地大呼小叫。加之宋人行令不太强调胜负，酒席之上的纷争也大为减少，因此宋人行令就显得比较谦和、随意和文雅。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唐宋两代的饮酒习俗固然相似之处甚多，但在许多方面，唐代的饮酒习俗显得比较豪放，宋代的饮酒习俗则显得比较文雅。

注释：

（[1]）李肖：《唐宋饮食文化的嬗变》，首都师范大学1999年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第56页。

（[2]）郭泮溪：《中国饮酒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3]）曹寅等编：《全唐诗》卷401，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487页。

（[4]）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69《训俭示康》，四部丛刊本，69之4。（[5]）胡道静校正：《梦溪笔谈校正》卷9《人事》，上海出版公司1956年版，第350页。

（[6]）陶宗仪编：《说郛三种》7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82页。

（[7]）周密：《武林旧事》卷9《高宗幸张府节次略》，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445页。

（[8]）倪思：《经鉏堂杂志·筵宴三感》，陶宗仪编：《说郛》75，第3482页。

（[9]）倪思：《经鉏堂杂志·筵宴三感》，陶宗仪编：《说郛》75，第3482页。

（[10]）曹寅等编：《全唐诗》卷360，第4062页。

（[11]）曹寅等编：《全唐诗》卷607，第7009页。

（[12]）曹寅等编：《全唐诗》卷700，第8045页。

（[13]）查慎行编：《苏诗补注》卷34《附陈履常次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11册第682页。

（[14]）厉鹗辑撰：《宋诗纪事》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15]）厉鹗辑撰：《宋诗纪事》卷44，第1123页。

（[16]）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189页。

（[17]）彭大翼：《山堂肆考》卷192《劝酒至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77册第792页。

（[18]）欧阳修：《欧阳修集》卷9，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81页。

（[19]）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00页。

（[20]）曹寅等编：《全唐诗》卷160，第1664页。

（[21]）徐海荣主编：《中国饮食史》（卷三），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72-373页。

（[22]）曹寅等编：《全唐诗》卷224，第2399页。

（[23]）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79《张正甫》引，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34页。

（[24]）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87，第4007页；陶宗仪编：《说郛三种》112，第5161页。

（[25]）刘昫等：《旧唐书》卷86《高宗诸子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24页。（[26]）曹寅等编：《全唐诗》卷182，第1853页。

（[27]）曹寅等编：《全唐诗》卷174，第1781页。

（[28]）王赛时：《唐代饮食》，第187页。

（[29]）潘永因编：《宋稗类钞》卷2《奢汰二十四》，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

（[30]）曹寅等编：《全唐诗》卷439，第4880页。

（[31]）曹寅等编：《全唐诗》卷535，第6110页。诗文中“管”一作“鼓”。

（[32]）陶宗仪编：《说郛三种》78，第3610页。

（[33]）陶宗仪编：《说郛三种》78，第3612页。

（[34]）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73《李逢吉》引《本事诗》，第2153页。

（[35]）李昉等：《文苑英华》卷806，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261页。

（[36]）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2《酒楼》，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74页。

（[37]）王仁湘：《饮食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页。

（[38]）王赛时：《唐代饮食》，第176页。

（[39]）赵睿才：《时代精神与风俗画卷——唐诗与民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唐代以前中国就有了酒令，如徐连达先生认为：“酒令战国时已有，投壶即为酒令之一种。东汉时贾景伯著有《酒令》九篇。但此时酒令限于少数人中，且多带有儒家教化气息。到了隋唐，由于饮酒的普及，酒令趋向于人情化和多样化，使娱乐的成分大大加强，文人们且用文字备记各种酒令的内容与方法，从而使酒令广泛流行于社会之中。”因此，可以说“酒令起于周秦、行于汉魏六朝，及至隋唐而大盛”。参见徐连达：《唐朝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40]）胡仔纂集：《渔隐丛话》前集卷21《香山居士》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页；祝穆：《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15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27册第291页；彭大翼：《山堂肆考》192《为令属对》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77册第795页。

（[41]）王昆吾：《唐代酒令艺术——关于敦煌舞谱、早期文人词及其文化背景的研究》，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42]）王赛时：《唐代饮食》，第180页；赵睿才：《时代精神与风俗画卷——唐诗与民俗》，第81页。

（[43]）陶宗仪编：《说郛三种》94，第4323页。

（[44]）王赛时：《古代的敬酒与罚酒》，《四川烹饪》1994年第1期。

（[45]）元稹：《元稹集》卷10《黄明府诗并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4页。

（[46]）欧阳修：《欧阳修集》卷127《归田录》卷2附，第1444页。

（[47]）曹寅等编：《全唐诗》卷439，第4878页。诗文中“长”一作“急”。